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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英语阅读课文参考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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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贝克汉姆

马尔科姆·贝斯

当2004年欧锦赛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对葡萄牙的比赛刚进行到27分钟时,英格兰队球员韦恩·鲁尼就因伤下场。虽然对他而言,欧锦赛已结束,但比赛实在太激烈了。此次欧锦赛鲁尼射入四球,给全队带来了希望,连贝克汉姆也望尘莫及。毫无疑问,18岁的鲁尼成了球队的头号射手,世界各地的足球专家——从伯明翰到曼谷——认为金童鲁尼将替代贝克汉姆。但是,当谈到如何将足球偶像变为金钱时,对鲁尼的大肆渲染便消声蹑迹了。一位评论员宣称,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鲁尼是一位优秀的球员。但鲁尼有“卖点”吗?

在贝克汉姆时代,成为足球偶像仅有足球天赋是远远不够的。一位球员能否帮助俱乐部卖出他的球衣、剃须膏以及任何与足球沾边的商品已成为俱乐部能否成为足球豪门的关键。在食物链的顶部是长相俊朗又有居家男人形象、明星相十足的贝克汉姆,他可以身着马来纱笼,卖出任何商品,从美国的吉列剃须刀到日本的明治制果巧克力。

但是,好日子总有到头之时,贝克汉姆时代也不例外。29岁的贝克汉姆已进入其职业生涯的暮年。足球产业正考虑如何填补贝克汉姆因影响力下降和日后退役留下的空白。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俱乐部老板和市场营销经理的脑海,这些足球产业的巨鳄们2004年12月在阿联酋迪拜举办的年度足球贸易展览会上就透露过他们的担忧。纽卡斯尔联队主席弗雷迪·谢泼德坦率地指出,2003年贝克汉姆转会皇家马德里后,曼联就因此失去了一些“星光”。目前,整个足球界都在担心“星光”将完全褪去。

眼下尚无明确人选能替代贝克汉姆代言“Gucci”品牌男鞋。在足球场外,19岁的鲁尼乏善可陈,这位长相酷似怪物史莱格的利物浦人只在当地球迷中拥有一些粉丝,而且缺乏明星相。皇家马德里的迈克尔·欧文也是如此,尽管他很受女球迷的拥戴。其他球星——如曼联的葡萄牙人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意大利罗马俱乐部球星佛朗切斯科·托蒂、摩纳哥俱乐部的阿根廷人哈维尔·萨维奥拉、阿森纳俱乐部的法国人蒂埃里·亨利——都具有潜质,但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被一个因素所限制。“他们缺乏英语语言特点,”莱斯特大学体育经济学讲师、

《足球的未来》一书作者多米尼克·马尔科姆如是说。任何足球运动员若希望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曼谷都有自己的粉丝,那么会不会说英语就变得举足轻重。一般认为,下一个贝克汉姆将会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就像绝大多数国际流行偶像来自英美一样。

由于缺少这样一位明星,欧洲足球豪门的掌门人及赞助商不得不考虑如何满足区域性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的需求,而亚洲已被看作是一座能够将欧洲病入膏肓的球队带出赤字危机的商业金矿。1998年英格兰俱乐部水晶宫队与中国球员范志毅和孙继海签约后,该俱乐部的产品在中国市场销售一空,并很快形成品牌认可。去年托特纳姆热刺队与日本前锋户田和幸签约后也收到了相似的效果,类似的还有意大利帕尔玛俱乐部与日本球员中田英寿签约,目前中田英寿效力于佛罗伦萨队。马尔科姆说:“由于亚洲球员能够带来商业利益,才使我们有可能与他们签约,这使足球俱乐部可以像一个商业品牌进入市场。”想想看:当中国球星李铁所在的埃弗顿队与孙继海效力的曼城队交锋时,估计有3亿中国人观看这场比赛(而在英国只有区区不足1百万人观看——前提是默多克的天空电视台转播这场比赛)。

当然也有评论家批评说这些俱乐部是在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建立国际品牌。许多转会到欧洲的亚洲球员在球场上表现平平,比如,户田和幸仅打了四场比赛就被退回了日本俱乐部。这使得亚足联主席默罕默德·本·哈曼今年早些时候指责欧洲俱乐部为了商业利益像剥削“奴隶”一样剥削亚洲球员,哈曼要求欧洲俱乐部应根据球员的技术水平来决定是否与亚洲球员签约。不过也有一些俱乐部在不断提升自己声望的同时尽一切力量帮助亚洲球员提高球技。英超斯托克港足球俱乐部每年到中国举办展览并为当地球员提供训练奖学金。“与球员签约必须根据球员的天赋,”一位前英格兰豪门俱乐部行政管理人员说,“如果该球员具有市场价值,那是额外收获,而不是签约的理由。如果仅为球员的市场价值与其签约,那就开始威胁竞技体育的原则了。”

此话也许不错,但近年来随着卫星电视把足球从比赛场地里的游戏变为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这些原则已很少被人提及,因为在这个产业中,品牌的价值远远超过了球技。随着足球产业进入了新纪元,俱乐部都在拼命寻找会下金蛋的鹅,再也没有哪家俱乐部或赞助商顾得上去听这些关于原则的老话了。有些俱乐部还

在寻找这样一只会下金蛋的鹅。也许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队出生在加纳的15岁佛莱迪·阿杜正是他们寻找的对象,阿杜得到了从耐克到坎贝尔汤料的赞助,关键是上个赛季只要阿杜出场,上座率就会高出平均上座率50%。马尔科姆认为:“能够与贝克汉姆一决高低的人最有可能的是出自美国队,前提是美国队最终赢得世界杯。”

但是其他人却认为,这种情况不再会出现。因此,当贝克汉姆最终慢慢湮没在历史书里时,利兹大学商学院体育管理与财务教授比尔·杰拉德说,“这就是‘国王驾崩,国王万岁!’的典型。”新国王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王国。

《幸福终点站》影评

(节选)

A. O. 司各特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新片《幸福终点站》今天在全国影院上线。“航空终点站”的字面意思是旅客从甲地前往乙地的通道,人们只愿意在那儿花尽可能少的时间。然而,“航空终点站”除了普通字面意思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涵。

英语“terminal”的拉丁词根是“termini”,原意是古罗马时期的土著神,其神殿被用来当做界碑,暗示两极世界的交界。现代医学更将该词与死亡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无限期地困在穷途末路,毫无逃生的可能,会给人一种生不如死、永久禁锢的无力感。

人们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使得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新电影更引人注目,他将典型的现代噩梦——即被中断的航程——转变成人间天堂。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不断在他的影片中展示飞行会有多浪漫。《第三类接触》(1977)片尾闪烁的飞船光、《E.T.外星人》(1982)中翱翔的自行车和《太阳帝国》(1987)都体现了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对飞行的兴趣。《幸福终点站》继续呈现了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对空中航行的痴迷,这部电影讲的是被困航站楼后发生的浪漫故事,与他原来对飞行的诠释形成直接对比。

影片以维克多·那维斯基(汤姆·汉克斯饰)从虚构的东欧共和国克拉考次亚飞往纽约开始。维克多降落在肯尼迪国际机场时,恰逢国内军事政变废除政权让他失去原来的祖国。一系列复杂(有点虚构)的官僚制度使他滞留在机场近一年时间。他既不能回国也不能乘计程车去曼哈顿。维克多做事中规中矩,机场方面也找不到拘禁他的理由,他完全被禁足在机场航站楼内,但同时他又是完全自由的。(该片根据一位伊朗游客的真实经历改编,沙哈国王政权垮台后,他在巴黎机场滞留了更长时间。)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以及编剧沙查·盖华斯和杰夫·纳森强调的是自由而不是限制。他们把重点聚焦在维克多处境的幽默上,而不是处境的严峻上。这听起来就像惊悚片最后转变成充满友善和欢乐的童话故事。致使维克多无法回国的种种原因通过机场电视里的新闻一笔带过。孤寂、落魄的真实震撼融化在机场航站楼的空气中。

即使是最欢快的童话里也会出现个坏人。《幸福终点站》中的坏人是充满野心、毫无幽默感的国土安全局官员弗兰克·迪克森(史丹利·杜奇饰),他噘嘴唇、细眼睛,有个巨大的晋升机会。迪克森眼中的维克多不是个生活窘迫的人,而是他晋升过程中的障碍。没能把维克多恐吓走,迪克森就跟维克多较上了劲。在充满喜剧色彩的《幸福终点站》里,迪克森的报

复心异常坚定。

不久,维克多就融入了一群随和的、来自于不同种族的机场非正式员工群体中。他们是来自印度的清洁工古芭塔(库玛·帕拉那饰)、行李运送工乔(驰·麦布莱德饰)还有一个是有着甜美笑容的餐厅服务员安锐克(蒂亚戈·露娜饰)。

影片开始的轻松气氛似乎有点过了,有些情节还没什么意思,制片人似乎对影片中角色仅仅是单纯善良不是很满意。

凯瑟琳·泽塔琼斯延续了她可爱、精神饱满的风格,然而影片用她来做女主角更多是因为她的美丽,而不是幽默感,美丽是她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对影片的最大贡献。她这方面的特质也体现在罗伯·马歇尔的《芝加哥》、乔·罗思《美国甜心》中。其他导演,包括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在内,似乎对如此美丽的女人扮演搞笑角色的想法不太舒服。至于史丹利·杜奇是扮演具有权威官员角色的不二人选,但他在这部影片中的表现平平。如果不是杜奇这个演技派演员来演的话,迪克森的冷漠、恶毒或许会有意思些。

迪克森和艾美利亚(泽塔琼斯饰)两个角色起支撑情节的作用。整个故事甜蜜、幽默,但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将氛围控制得当。这部电影恰如其分地让我感受到了它的柔和与感性。这一部分得归功于汤姆·汉克斯。他的演技无需证明,表演恰到好处,只有在回放时才能发现细微差别。

虽然开始维克多看起来是个带着滑稽口音的十足傻瓜,但是他的眼袋和意志力注定故事不是那么简单。后来,我们了解到维克多是个娴熟的木匠,一个热爱他父亲的儿子。但当我们了解这些之前,或者说在他的英语好到能告诉我们之前,我们了解到他灵活、倔强,也很慷慨。维克多和汤姆·汉克斯在《荒岛余生》中扮演的恰克·罗兰有共同点。但是也有不同点。维克多在影片一开始就是个斯多葛主义者,而恰克在荒岛上生活了四年后才变成斯多葛主义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克多与恰克的经历刚好相反。恰克是被现代消费社会抛弃后才学会利用有限的资源生存,而维克多从一个物质财富相对缺乏的环境,渐渐适应了超现实、物质无限丰富的环境。

我猜维克多的祖国应该是东欧的一个欠发达国家。来自该地区的人们也许会指出《幸福终点站》描绘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美好幻境,但现实并没有那么仁慈。这么说有道理,但另外一种说法是,这部电影将人际关系疏远的商业环境变成了有着乌托邦可能性的地方,同样,《E.T.外星人》将单调乏味、蔓草丛生的郊区变成了迷人之地。这些电影的魅力来自于电影人物的欲望和不真实性,这些都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思想的真实表露。

《幸福终点站》的魔力有点强迫性,也许是因为需求比较迫切。曾经代表着自由、快捷的航空旅行,现在经常会和沮丧无力、焦躁不安、恐怖联系在一起。有了约翰·威廉姆斯的音乐,贾努兹的摄影,阿历·麦道威尔的布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让观众忘记了现实航空终点站的种种不是,看到的是轻松的优雅与乐观。《幸福终点站》尽情发挥人类想象力的极限,将可怕的现代社会变成有着电梯和饭店的友好的人造花园。

中国的宗教与文化

早期中国宗教还得追溯到神话史前时期。通常中国文化的起源是从公元前3000年前的夏朝说起。关于这个朝代没有历史考证,流传下来的都来自神话传

说。在一般被称为商朝的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前1122年,才能找到发展文化和宗教的记录。商朝的宗教以甲骨文占卜、祖先膜拜为特征。那个时期,人们相信燃烧牛骨或乌龟壳产生的碎片是神的暗示,昭示内容多样,例如疾病、天气或狩猎。

神祗信仰和祖先崇拜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代代延续下来,形成了所谓民间宗教的根基。事实上,民间宗教是早期宗教和三大教派佛教、儒教、道教一些元素的杂糅。民间宗教的核心是在家中或庙宇的祭坛上对神祗和祖先进行膜拜。民间宗教中神祗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天庭的最高统治者玉帝,还有代表仁慈、守护妇女和儿童的女神观音。

在周朝,一个结构脉络更加明显的宗教诞生了。这与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的传教有关。孔子致力于建立一个社会政治道德体系,其理论根基为人性本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的命运和社会关系的理论。他相信天道之学,祈祷时上天会给予暗示。他强调五种关系——父子、君臣、夫妻、兄弟、朋友——具体表现在礼(正确的礼仪)、和(和谐)上。这些关系根植于对家庭的敬重中,其中对祖先崇拜占首要位置,将他们当做神一般来敬仰,从当时的国家祭祀中就可以窥见一斑。经典儒家教义可分为两部分:四书和五经。四书包括《论语》(孔子与他学生的对话)、《孟子》、《大学》、《中庸》。而五经年代更早,由孔子发扬光大,五经分别是《易》、《书》、《诗》、《礼》、《春秋》。

儒家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派生了许多派系,每个派系都产生了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是孟子(公元前371年—公元前289年)和荀子(大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孟子和荀子的思想精髓与孔子恰恰相反,他们对人性有不同的见解。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好的,环境使他们变坏。因此,孟子强调通过教育,可以将人内心深处的善发掘出来。相反,荀子对人本性的看法比较悲观,他认为人性本恶,只有通过训练才能将人引到善途上来。

粗暴的秦朝统治对儒教摧残很大,统治者打压儒家思想,焚毁儒家书籍。幸运的是,汉朝的统治者接受了儒家思想,儒教在汉朝得以发扬光大。在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和宋朝(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儒教被纳为公共考试项目。公元前631年,儒家经典成为有志者报考官职的唯一考试项目,因此儒教也被称为“学问之人准则”。

与道教、佛教相呼应,新儒教作为一场独特的运动在宋朝萌生,衍生了两支新儒教派系:以朱熹(公元1130年—公元1200年)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公元1139年—公元1193年)为代表的心学,以及后来的王明阳(公元1472年—公元1529年)。朱熹试图用形而上来解释万物的本质和人的道德规范。他认为万物之本是太极,人们只有通过遏制欲望来净化自己的“气”,才能与太极统一。与朱熹对万物二元论阐释相对应,陆九渊用一元论来阐释宇宙。宇宙和心是合二为一的,因此,了解了人的内心就能了解宇宙。王明阳对这一理论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人通过良知修养能不断使自己完美,这就与儒教最原始的“仁”相通了。

同样,道教历史也源远流长,与孔子相对应的圣人是老子,其教义集中在《道德经》中。这部著作有好几种翻译本,从而产生了好几个派别,其中一些影响深远。道家思想主要有两股:修炼长生不老术的宗教道教和阐释人状态的哲学道教。

公元前1世纪大乘佛教由境外流传至中国。安世高是重要的早期佛教传播者,他创立了以冥想为特点的禅定教派。另外一个早期教派是禅若教派,建立在对心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公元5世纪到8世纪,佛教各个教派在中国繁荣发展。公元9世纪中期对佛教的大规模破坏导致了它的衰败,到了宋朝只有禅宗和净土宗保持了其重要地位。

现在这些宗教都有了深远变化,更加强调不可知论。传统宗教在中国国内以及海外家庭依然延续着。最近,对宗教限制的放松给予宗教活动全新发展机会。许多道观、寺庙、清真寺和基督教堂重新开启。可以从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看出,中国对待西方的态度更加开放。政府也在积极鼓励对传统宗教价值的再发掘。

欧盟与北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对跨大西洋交易的影响

里欧内尔·拉罗彻博士

随着电子通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特别是跨大西洋(欧盟与北美之间)贸易。欧洲与北美之间贸易协商与展开得以顺利进行。欧盟和北美各国历史和宗教同根同源。对北美人和欧洲人而

言,他们之间进行贸易往来比跟其它贸易区,比如说远东地区,进行贸易往来更为容易。因此,北美与欧盟成员国居民互在对方各国旅游所经历的文化冲击远少于他们在远东地区所受到的文化冲击。然而,不幸的是,北美与欧盟间明显的相似之处也掩盖了他们间的巨大文化差异。进行跨大西洋交易时,双方商人会高估对对方的熟悉程度。及早考虑到双方间的文化差异,将大大提高生意成功率。

历史的分量和重量因大西洋的阻隔而有差异。北美的历史较短:美国于1776年建国,加拿大于1867年建国,而大多数欧洲国家历史久远得多。这些差异造成了他们在介绍公司和项目时背景资料的多寡。在北美,三五年前的案子也许跟现在就脱钩了,项目背景介绍也只限于最新发展状况。相比之下,欧洲人更喜欢追溯历史,无论公司或项目起源于何时,通常先只停留在概念阶段。这就会造成双方会面做演示时的沟通障碍:北美人认为欧洲人的演示无趣乏味,背景信息冗余(用北美的标准看),欧洲人认为北美人的演示缺乏关键背景信息,弄得演示难以理解。

英语是北美贸易的官方语言。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不包括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魁北克,人们既讲英语也讲法语,只讲英语会造成一些麻烦。在欧盟,英文是贸易通用语言,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讲英语。此外,讲英语的能力也因年龄层次不同而异。英语成为贸易通用语言也是最近的事。因此,你会发现,除了大不列颠群岛,年轻一代讲英语、理解英语的能力比他们的长辈强,这种差异会制造些紧张气氛,特别是当人们来自等级观念较严的国家(例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有时,好的提案有可能被拒绝,就是因为年长的决策者没有理解提案,但他们又不愿向年轻的同事承认这点。

美国和加拿大人认为土地、能源和资源(例如水、矿产、木材等)无穷无尽。如果自己所在地资源不够了,可以去其它地方(多数是西部),总会找到。在北美,能源、土地和资源被认为取之不尽;永远短缺的只有时间,这是共识。相比之下,欧洲人认为空间、能源和资源是有限的,应当尽可能节约,经历过二战的人这种思想更为强烈。这造成欧盟和北美之间贸易活动的重大不同:汽车和设备的尺寸(从电冰箱到办公设备)、照明、纸张白度(比如北美的文件单面印,行间距大)都是非常普遍的例子。同样,北美企业喜欢征用大面积土地,建新的、面积巨大的办公楼,而不是修葺已有建筑。

大西洋两边的人们会过分简单地认为,他们有相同的文化根源。例如,许多欧洲人认为,除了魁北克外,北美是个整体,各个地区之间差别很小。同样,许多北美人认为欧洲就是大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大陆组成。欧洲本身是多元化的,从文化角度而言,英国在许多方面更接近美国和加拿大的英语区,而不是意大利或法国。同样,北美也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加拿大的英语区和美国对很多社会问题有不同的价值观(例如枪支、健康和教育)。美国内部东北部、南部、中西部、西南部各州也有很大差别。

意识到北美和欧洲之间的文化差异非常重要,与任何一方进行贸易往来时应当牢记这点。同样也要谨记:即使北美、欧盟内部也不是个文化整体:每个贸易区之间都有很大差别,不能概而论之。此外,欧洲和北美国家的差异取决于大西洋两岸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瑞典人比美国人更能忍受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而法国人比美国人更需要组织纪律。

祝绿党25岁生日快乐!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克劳斯?克里斯汀?玛尔璨

今天是德国的绿党——世界最强大的绿党25岁的生日。去年,绿党已经举行了一些非正式的纪念其25周年的活动,但现在这一刻,我们仍旧应该举起酒杯,祝这个从和平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小团体一步步发展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治团体的绿党生日快乐。绿党早期很多的成员都是有名的68年一代,他们也是一群梦想改变世界的左翼激进分子。绿党的其他成员则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伴随着后二战时代记忆和经历的浪潮,他们来到充满悔恨的德国。这一浪潮至今仍很有影响力,并持续影响着绿党和其他政党的政策。

这些年轻的在政治上特立独行的人走过了其青葱岁月,在现实的民主过程残酷的洗礼下,逐渐变得经验丰富,很多还成为了很优秀的政治家。如今,绿党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政联盟,协助其管理政府。也许最能总结出绿党最大成就的事情发生在15年前,1990年8月9日,在西德东德统一的筹备期,杰出的绿党成员和前新教牧师安梯?福尔默(Antje V ollmer)为德国议会做了一场布道般的演讲。安梯说道“欧洲世界对德国不再恐惧,那是因为我们绿党在1968年出现

了,是因为我们打破了德国宣扬法纪的状态,因为我们,这崭新的一代,使德国变成了文明社会。”

是谁让德国变成了文明社会?

关于绿党,有一点要知道的是,绿党从来不缺乏自信。这个由前毛泽东主义爱好者组成的友好小团体竟敢有胆量宣称自己是国家的治愈者,着实让执政的保守党中即使是最有才的演说家都目瞠口呆。

绿党不仅想为其成员构建政治事业,同时还想德国变成一个更适合人民居住的共和国,不管这些想法是多么异想天开,但也不是没有吸引力。但现实却截然相反。68人和绿党并没有使德国变成文明社会,而是德国让68人和绿党变得文明了。是得势的左翼活动故意抹黑了二战后的康拉德·阿登纳政府。其实,正是阿登纳的政党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才为像68人这样的反对党创造了条件。25年来,绿党成功进入了政治圈的中心。他们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环保政党,还收敛了早期的理想主义,以适应政治的现实。绿党现在最受认可的公众人物,约瑟夫?费舍尔(Joseph Fischer) 年轻时也参加了所谓的“革命”,在示威游行中投掷石块,很具煽动性。现在,他是德国的外交部长,同时也是国家的——甚至可能是整个欧洲——最受喜爱的政治家。向日葵所代表的环保精神装饰着绿党,他们的演讲台和文字,但绿党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得益于其欢欣鼓舞所宣扬的环保精神。不论因为什么,绿党,确实进入了政治圈的中心。

1990年,随着西德东德统一的临近,福尔默又代表绿党做了一次自吹自擂的声明,她宣称“现在,没有任何政党在德国的势力大于绿党。”当时,演讲只是出于演讲需要。但现在,经过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七年的联合执政,这句声明已经几乎变成了事实。尽管绿党和社会民主党也有其政治的谷底——特别是今年面临着要通过民众急需的健康、医疗和事业改革的法案——绿党的力量仍旧很强。

绿党的起源?

绿党并不是为了打造文明国家而在慌慌张张中建立的。绿党人也从不这么认为。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改变,而不是优化政治系统。绿党的创立确实让一群德国人变的文明了,它改变了一群纪律松散的心存妄想的反叛者,其中

很多还是资本家,或甚至是纳粹和其家人的后代,但很多人都变了立场。对于很多这些激进分子来说,绿党来的太晚了,绿党建立前,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参与恐怖组织红军派,红军派建立于1960年代末期,致力于通过暴力消除阶级差距。在红军派势力最强的70年代,它是欧洲最让人闻风丧胆的恐怖组织,数十人的死亡都是出自其手。红军派1998年解散,也就是绿党初次得到联邦权利的时候。这并不是巧合。

这种巧合,并不是因为绿党和红军派有相似之处。这两党当然有巨大的差异,在政治上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两党的很多成员都源于相同的理想主义精神。1998年,两党的区别非常不同:两党的政治地位有着完全不同的现实情况。

理想主义的覆灭

多年来,为了政治进程,绿党牺牲了几乎所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批评家坚称绿党已经为了权利完全出卖了保护环境的灵魂,也失去了理想主义。对此,只有一个真实的辩解:幸亏绿党失去了这些。自1980年代,绿党就充满了愚蠢的行为。另外,绿党还想让德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高汽油价格到每升5马克,并使麻醉品和其他毒品合法化。多年来,媒体对绿党大肆攻击,取笑他们热爱自然的方式,并让他们快点儿成熟起来。现在,绿党已经成熟了。那些曾经爱好和平的人支持了海外的武装军事行动——科索沃和阿富汗战争就是再明确不过的例子。绿党还间接支持了反恐战争,为德国在非洲之角索马里的巡逻开了绿灯。绿党甚至还愿向核能源妥协,推迟拆除德国最后的反应堆的期限。

绿党最难的决定莫过于周旋于世界争端之中。巴尔干半岛战争(1991-1995)和科索沃战争(1996-1999)以及这两场战争导致的平民屠杀都证明了人们是不会用向日葵迎接战争罪犯的。周旋于这些决定,让绿党走向成熟,让其处理危机的能力比其反对党更诚实和明智。

费舍尔,行动的摩西

确实,从绿党早期的活动看,他们保留的原有的政治思想很少,除了基本的反对使用核能源和支持政党内男女人数平等的思想没有变。

但是绿党的成功能继续吗,还是只是一代的昙花一现?这是很多人都争论不

休的话题。当然,绿党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坚持作拥有高道德水平的政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政党能更好地了解与媒体相处的方式。同时,也没有任何一名政党领导人比约瑟夫?费舍尔,这位行动的摩西,行动的引领者,做的更好。找到费舍尔的接替人将会是未来绿党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

无论发生什么,费舍尔领导的活动之一,将永远铭刻在德国人和绿党人的记忆中。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官员以萨达姆?侯赛因囤积大型杀伤性武器为理由,到各国游说,寻求支持以驱逐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当美国国防部长为费舍尔做展示时,费舍尔看着美方的证据,只是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拉姆斯菲尔德先生,我不相信。”这一简短的回复可能是绿党的关键性时刻,不仅是对于绿党本身,也是对于一个统一的德国。简简单单四个字,费舍尔概括了整个国家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他的回答不仅优雅,而且是不加修饰的平民化。

全球化的萌芽

克莱格·A·洛卡德

“全球化”指的是通过贸易、投资、旅游、文化和其他形式的联系促进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许多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兴盛密不可分。事实上,不同国家的人们跨越万里,世界各国的广泛交流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早在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萌芽就在东半球萌生,特别是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沿岸。这是当时世界上交流最活跃、最广泛的地区。

要理解全球化如何萌芽于公元1000年至公元1500年间,就要将焦点集中在亚洲相距遥远的民族间的交流,特别是远距离贸易。世界历史上,跨地区交易是促进其他交流形式,包括宗教、文化和科技繁荣的主要势力。许多世纪以来,横跨大陆交流最伟大成就是横穿中亚的丝绸之路。海洋贸易也同时繁荣了起来;印度洋成为现代化之前,大规模海上交易网络的枢纽。伊斯兰商人统治着整个网络,将他们的宗教远播重洋。伊斯兰教的传播建立了横跨整个东半球的文化区。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这样的贸易点成为活跃的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全球化中心。中国航船后来顺着海洋贸易网络,展开了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海洋探索,起到了亚、非、

欧海洋贸易的关键作用,确保了亚洲文化的活力。这个时期穿越亚洲的交流,包括伊斯兰教的传播,意义重大,可以说是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

贸易和跨地区接触

现代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世界各国间贸易的扩展。这个现象的根源历史久远。对陆地和海洋运输资源的需求,促成了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进而促成了长距离运输渠道的演变。相应的,贸易和扩张增进了不同文化和社会形态日益增长的接触,扩大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力,其中佛教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500年间通过陆地和海洋贸易传播到中亚、中国、日本和东南亚。

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000年,交流和长距离贸易最重要的典范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从中亚一直延伸到西南亚,将中国与印度、西亚和地中海联系在了一起。货物、人员和思想通过绵延数千里的丝绸之路在中国、印度和欧洲间传播。中国的丝绸、瓷器和竹子跨越沙漠、群山和草地到达巴格达和东地中海的港口,再海运至罗马。

公元1000年至1500年间,建立在印度洋上的海运系统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作用最后还超越了陆地贸易。东南亚和中东之间的海洋路线得到大大拓展。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商人将生意做到西非沿海,许多亚洲人和非洲人享受了一段利润丰厚、相对自由的海上交易时期。

丝绸之路和蒙古帝国

公元1250年至1350年间,蒙古人建立、统治了世界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这个帝国从朝鲜一直延伸到越南,将世界上众多人口收于麾下。通过野蛮侵略,蒙古人征服了西伯利亚、朝鲜、俄罗斯、东欧大部、阿富汗、波斯、土耳其和中东的部分阿拉伯区。由于西欧太过遥远,加之并不发达,没有任何征服的价值,才幸免于外族侵犯。公元1279年,比西欧更加强大、更有诱惑力的中国被纳入了蒙古国的版图。

不能小觑蒙古人统治时期对世界史的影响,以及其在建立早期全球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20世纪,全球化的浪潮促使西方科技传播到世界其它地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蒙古国的统治者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平衡家,在其统治下,通过重开并保护丝绸之路,他们允许从较为发达的东亚将科技传输到较为落后的西欧,虽然这个时期非常短暂。蒙古统治时期,中国的发明,例如火药、印刷、鼓风炉、

丝绸织布机、纸币和扑克牌都传播到了欧洲,还有一些医学发现和诸如橙子、柠檬等本土水果也传播到了欧洲。蒙古帝国为更广泛的全球交流奠定了基础,敞开了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大门。中国信奉聂斯脱利教的一位修士是最早访问罗马、英国和法国的东亚人。此外,一些中国人在波斯、伊拉克和俄罗斯定居下来,从欧亚大陆的一端到达另一端比以前来的容易使中国人的迁徙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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