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城市化的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巴西城市化的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兼与中国城市化相比较

【原文出处】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延吉

【原刊期号】200602

【原刊页号】58～62

【分类号】C8

【分类名】新思路

【复印期号】200604

【作者】李瑞林/王春艳

【作者简介】李瑞林，王春艳，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摘要题】百花论坛

【正文】

1.1过度城市化与滞后城市化

巴西属于过度城市化国家，巴西的过度城市化大约始于1950年。1950-1980年的30年间，巴西的城市化水平从36.2%上升到了67.6%。而同样的城市化水平增幅，发达国家多花了20年才实现。在这一城市化增幅内，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2.5倍，而巴西只增加了60%，这说明巴西的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严重脱节。到1996年，巴西城市化水平达到78.4%，2000年为81.4%，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仅为46%。

过度城市化带来的首先是城市人口过度膨胀。1950-1970年间，城市人口以每年大约5%的速度增长，乡村的人口增长还不到2%；1970年之后，城市人口的增长有所下降，但仍然大于2%，而乡村人口却呈现出负增长。第一大城市圣保罗1950年人口为250万人，1980年达到1350万人；同期，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人口由290万人增加到1070万人。现在全国51%的人口居住在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其中9个大都市占全国人口的29%。其次是城市失业问题严重。在巴西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经济发展所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远远满足不了不断扩张的城市人口的就业需求。1998年以来，巴西的失业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三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巴西贫富差距的悬殊程度在世界上是有名的，1960年基尼系数为0.5，1995为0.6。1999年，占巴西人口1%的富人拥有国家53%的财富，而占人口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同年，全国贫困人口为5410万人，占总人口的34.9%。赤贫人口为1360万人，占总人口的8.7%。四是城市环境恶化。由于城市规划的滞后和人口的迅速膨胀，城市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圣保罗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受污染严重的城市。

与巴西不同，我国的城市化属于明显的滞后型城市化，也就是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据经济学家分析得出，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间的合理比例范围是1.4-2.5:1，但中国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比例一直小于1。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人口因素。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地矛盾突出，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二，历史因素。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通过户籍政策强制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锁定在有限的土地上，阻止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其三，中国长期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通过国家整合资源，利用工农业价格剪刀差重点扶持重工业发展，导致工业化发展水平大大高于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后，尽管放开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户口限制，并开始了由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影响，使中国滞后城市化特征仍然十分明显。

1.2城市化过程中区域差异明显

巴西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南部的沿海地区，区域城市化水平差异大。1949年，东南部的

GDP占了全国的2/3(67.5%)，其中一半就是由圣保罗生产的(36.4%)，而东北部的份额还不到14%，南部为15.2%，北部和中西部都是1.7%。1995年，东南部、东北部、南部、北部和中西部分别为57.2%、13.7%、17.4%、4.9%、6.9%。东南部尤其是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人口由落后地区和乡村地区向大都市的流动，推动了大都市的进一步发展。到了1960年，圣保罗超过了里约热内卢成为了巴西最大的城市，城市人口将近380万，相比之下，里约热内卢有330万人。虽然政府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一体化政策，但是仍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1940-1980年间，人口超过2万人的城市中，城市人口在东南部的份额由64%降低到了59%，北部由3%增加到4%，东北部由21%下降到19%，南部由12%上升到13%，中西部由零上升到5%。虽然从整体上看，东南部的城市人口比重略有下降，但是仍然占据了全部城市人口的一半以上。

中国的城市化也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较快，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城市化的区域差距很大，主要体现在东部与西部间的差距：(1)从城镇人口比重来看，西部地区的城镇人口比重偏低。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有关数据，全国共有城镇人口45844万人，占人口总数的36%，东部共有城镇人口22475万人，占城镇人口总数的44.82%，而西部仅有城镇人口8330万人，仅占城镇人口总数的29.05%，比东部低1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个百分点。(2)从城市数量来看，西部地区的城市数量偏少。城市数量的多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化水平的变化，2002年全国共有城市660座，其中东部287座，占全国城市总量的43%，而西部仅有城市126座，所占比重不到全国城市总量的1/5、东部城市数量的1/2。按每千万人口拥有的城市数量来说，全国平均为5.36个。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5.95个、5.41个和4.51个。以每万平方公里拥有的城市数量来计算，到2002年，全国平均为0.73个，东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2.3个、0.26个。西部地区的城市密度大约是全国平均的1/3，为东部的1/10。(3)从城市规模来看，西部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2003年，在全国450个大城市中(包括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东部有231座，占51.3%，而西部仅有63座，占14%。

(4)从城市结构来看，东部城市体系较完备，西部地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比重明显偏低。大城市发展的滞后导致大、中、小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中间通道过小，导致西部城市体系内部功能传递和信息交流不通畅，严重制约着城市体系在西部发展中的作用。

1.3城市贫困问题

巴西城市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贫民窟。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贫民窟(slum)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在发展中国家，贫民窟泛指非正式的居住地，城市贫困在这些地区体现得极为明显。[6]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的界定，贫民窟是指50户以上的人家汇住一起，房屋建筑无序，占用他人或公共土地、缺乏主要卫生等服务设施的生活区。1987年，巴西全国约有25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1991年，贫民窟有3188个，2000年增加到3905个，分布遍及巴西所有的大城市，现在已发展到中等城市。圣保罗州是贫民窟最多的州，有1548个。里约热内卢市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十大著名旅游城市之一，城区人口有550万人，其中就有150多万人住在贫民窟里。4万人以上的贫民窟20多个，一个大的贫民窟占地139万平方米，有贫民15万多人，是拉美最大的贫民窟。

巴西贫民窟形成的主要原因有：首先，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大量农民没有土地。巴西的土地集中率居世界第二。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的统计，1996年占农户1%的农村土地所有者，占有土地总面积的45%。2003年巴西的土地占有结构是：面积低于10公顷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31.6%，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1.8%；而面积超过2000公顷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0.8%，但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31.6%。[3]全国大部分良田掌握在大庄园主手中，其规模最大的可以达到几万、十几万公顷。国家重视出口农业，而忽视了面向国内市场的小农，对农业的优惠政策补贴大都落在大中型农业企业主手中。农村中小农户和无地农民处境艰

难，形成大量的无地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其次，过度城市化带来的是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由于大批农民缺乏知识和技术，很难在现代工业部门中找到工作，而且城市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供不应求，失业率居高不下。高失业率导致了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近20年来，巴西城市人口增长了24%，贫民窟人口增长了118%。目前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的就有3500万人，占全国城市人口的25.4%。第三是城市规划、建房用地、基础设施、社区发展没有考虑低收入人群的要求。生活在城市贫民窟的80%的人收入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下，他们很难在城市获得建房用地和住房，又不能退回农村。第四是公共政策不够完善。如巴西的税收体制是根据各州工资标准确定税收，按税收贡献向各地返回，使地区差距拉大。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中国政府主要着眼于消除农村贫困。当时城镇地区涉及到的城市贫困只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主要是“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到了20世纪末，中国城市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作岗位急速锐减。缩减工作岗位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时间差”导致了下岗、失业问题，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此时，城市贫困人口除了传统的“三无”人员外，还包括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停产或半停产企业职工、早退休或被拖欠退休金人员、因疾病与孤寡年老伤残等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人员等。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必然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如果对各种关系处理得不好，我国的农村贫困将转移到城市，从而加重城市贫困问题。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１9７8－200０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２0００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２２%,比１9７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９78年的2９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９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１949年建国到1９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１980年的3０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８．4%上升到４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１6.2％上升到30.５%,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１9．4%。[１]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９78年比1９4９年增长了3８．１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９４9年的3０%提高到1978 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９78年的77．１%；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９４９年的３５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３01０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４9年的31．６%上升到１97８年的６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１9５0年到１97３年，世界GＤ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９％，其中中国大陆GＤP年均增长5.１％，人均增长2．９%，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 Chinese urbanization progress is circuitous. As aggressed by west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was in imbalance. After PRC was found, the government started to make a layout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But unfortunatel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0s move urban population to the village, which made Chinese urbanization be in dead state. Normally speak, from 1949 to 1978, the urbanization in China was very slow. In 30 years from 1950 to 1980, the urban population rate in the whole world raise from 28.4% to 41.3%, the r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aise from 16.2% to 30.5, but Chinese rate was only raise from 11.2% to 19.4%. 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At this period, Chinese urbanization present these features. Firstly, the government was the main body in 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ization area was limited by the planned economy. Secondly, the urbanization was lack of competence to absorb nonagricultural work force, and the market was not in commodity economy. All above made a bad result. The city and the village were likely separated.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 put government-planning assignment into practice in city, while it control rural population and limited it. This hold back the freely mobility of population.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摘要：我国城市化道路蜿蜒曲折,经历了一个连续而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段曲折历程又可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7年城市化短暂健康发展时期;②1958—1965年城市化剧烈波动时期;③1966—1978年城市缓慢发展和城市化徘徊停滞时期;④1978年至今,城市化进入持续稳定的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97年的29.62%。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城乡二元、改革开放、集约型城市化、健康发展、区域城市化 城市化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可逾越的阶段。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前进的，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

这是对人类社会进程的一个巨大促进。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的城市化发展进程。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我国经历了十一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时期政府从国家层面上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或间接地都对我国城市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或根本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宏观调控下，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才取得了今天较为显著的成就，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化道路先后经历了单一化、多样化和协调化的发展历程，城市化道路的数度调整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三、我国的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3.1 城市化的连续性和不稳定性 我国城市化道路蜿蜒曲折,经历了一个连续而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段曲折历程又可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7年城市化短暂健康发展时期;②1958—1965年城市化剧烈波动时期;③1966—1978年城市缓慢发展和城市化徘徊停滞时期;④1978年至今,城市化进入持续稳定的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

我国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和发展战略

我国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和发展战略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12年11月13日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始终以两倍于世界同期平均速度的步伐高速发展。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城市化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是否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明晰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迈进。 我国当前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背景链接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这必将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非均衡道路；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道路；是以抑制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来支持城市发展，导致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非协调道路；是片面追求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而以生态环境损失为代价的非持续道路；是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而不是投入少、产值高，依靠科技拉动经济增长的非集约道路。 传统的城市化存在着诸多弊端，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必须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关于《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 该报告是由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担任主编，组织多名专家历时1年完成的研究成果。这是继2009年之后专门研究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第四部年度报告。 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的非同步 投资与消费失衡：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数，尤其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达到95%以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达到了8.7个百分点；而同期的消费贡献率只有45.4%，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点数只有4.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40.6%，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也出现了负值。在我国城市化发展中，一直存在着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发展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正常水平为30∶70，正常的下限是35∶65，但是我国的投资消费比接近1∶1。可见，我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是我们重建设、轻消费、居民收入水平低下、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原因。 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如果按照三大产业投资水平来看，第二产业投资一直保持较高水平，长期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倾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始终没有取得突破，2010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只有43.1%，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4%。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我国主要以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为主；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以及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不高，发育仍不足。此外，我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与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

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孔德余 并不认同所谓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已经基本饱和，未来将转向改善性需求的观点。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还不到50%，也就是说，中国与美国大致面积相等的国土面积，还养育着相当于美国20倍左右的农民，说明中国农民的人均可利用耕地面积可能达不到美国农民的1/20，那么中国要真正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还很漫长。 未来持续漫长的城市化，就是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那么，未来城市化的路径到底是让现在的大城市无限扩大，还是发展中小城市？如果说让大城市无限扩大，依据中国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未来上3000万、5000万甚至更多人口的城市在中国会有很多。而就现状来看，大城市最大的优势是商业设施、商务设施、就业条件、政府服务、教育、医疗的优势集中；但超大的、在全世界没有先例的城市规模，也会面临全世界的城市都未出现过的严峻问题，比如交通问题、空气质量问题等。一个超级大的城市，仅仅一个超级大的交通压力完全可以让整个城市瘫痪，而交通压力的出现，同时就导致一个大城的整体效率大大降低。如果继续放纵各种优势向大城市集中，让人口也继续向大城市集中，很显然，终究有一天那些超级大城市的问题将无法解决，到那时，再来发展中小城市恐怕将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也可以说，中国的城

市化绝不应该把超级大城市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中小城市，最大的优势就是交通优势和空气质量的优势；但是，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大城市的优势，却恰恰成了中小城市的劣势，因此，中小城市目前因为政府服务水平、商业商务配套、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落后于大城市，而失去竞争力。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出现大城市的人口聚集能力持续增强，中小城市的聚集能力还在不断减弱的态势。如果中小城市从抓政府服务的提升开始入手，并将商业、商务功能，医疗、教育水平都提升到与大城市的水平基本一致，再根据城市发展规模匹配相适应的产业规模来解决好就业问题，中国中小城市还会继续像现在一样不能与大城市竞争？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方向还会是大城市？ 中国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法回避对中小城市的依赖，尽早解决好中小城市发展中的服务水平，提升商业、商务、教育、医疗等功能，促进中小城市的就业能力，才是出路。同时也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中小城市的发展，也会成为商业、医疗、教育、以及与城市规模和满足就业相匹配的产业经济将具有巨大的成长潜力。 2015年9月11日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年份|总人口(万人)|城镇总人口(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1949|54167| 5765|10．6 1950|55196| 6169|11．2 1951|56300| 6632|11．8 1952|57482| 7163|12．5 1953|58796| 7826|13．3 1954|60266| 8249|13．7 1955|61465| 8285|13．5 1956|62828| 9185|14．6 1957|64653| 9949|15．4 1958|65994|10721|16．2 1959|67207|12371|18．4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主讲人：李津逵 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一方面人们尽情的享受着城市化所带来的文明与舒适，另一方面人们也感到了城市发展过快所带来的切肤之痛。作为世界人口最大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学者把中国城市化列为21世纪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两大因素之一。那么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中国人民的福音呢还是全世界的祸水？确实有学者提出了这么严肃的问题。那么面对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引发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怎样才能使人口数量、结构分布与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主任研究员李津逵先生。李先生您好！ 李津逵：您好！ 王鲁湘：欢迎您作客《世纪大讲堂》！ 李津逵：谢谢。 王鲁湘：我看了一下李先生的简历，突然发现我们两个之间惊人的相似。我们两个人年龄相仿，李先生比我略微大几个月。我们都是从城市里头在那个时候下乡做知青，然后在知青里面过着一种很艰难生活。所以的话我们这一代人又后来由于1977年恢复高考给了我们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两个同时在那一年参加了那一次决定历史命运决定个人命运的那一次高考，我们都成了大学生，这样的话我们又回到了城市，并且最后在城市里面工作，在城市里面生活，在城市里面安家成了一个城里人。所以对于城市化我们是有双重理解的，因为我们曾经在农村里面干过。那么您的经历使您对城市有一个什么样的向往？ 李津逵：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是在东城区的一个招待所里面开，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在干活的时候，我要能在那个招待所里当一个服务员该多好？ 王鲁湘：对。 李津逵：就想这个事。 王鲁湘：对，当时我们知青所有的梦就是回城，想尽一切办法包括不择手段就是要回城。为什么要回城？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社会里面，城市比农村具有太多太多的优越性了。所以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变成一个城里人，然后到城里面生活。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突然以我们预料不到这样一种发展的速度突飞猛进发展起了，那么您也见证了这样一个过程。您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中国的城市化的发展在这30年中间有阶段性的区分吗？比如说什么时候是一个阶段，什么时候是一个阶段。 李津逵：我感觉是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大量的这种三来一补的工业在沿海地区落户之后，创造了城市中间巨大的就业岗位，这个时候农村中间大量的青年走向城市，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飞跃。 王鲁湘：我们产生了城市化要求的一个推动力。 李津逵：对。 王鲁湘：社会的一个推动力。 李津逵：就是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是向往城市生活，但是他走不进城市。 王鲁湘：走不进。 李津逵：比如说明清的时候有那个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因为城市里面没有就业岗位，农村又没有余粮供养城市，农村的这个耕织结构又非常的顽固，这种情况下一直就没有突破。但是当我们中国加入了全球的经济分工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这一天到来了。 王鲁湘：对，这是一个历史机遇。您是学工科的。

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进程即中国农村转化成城市的过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的困扰，导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不均衡。自50 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以后，中国明显加快。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 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摘要：中国城市化进程特征措施 1 中国城市化概述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 年代中期以 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2. 城市化的含义及标志含义 城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村人口，人口向城镇集聚，农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城镇数量增加的过程。 城市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城市化的过程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开始的。一般分为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 城市化三大标志 （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二）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上升（最主要标志）； （三）城市用地规模扩大。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其中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城市兴起和成长的前提，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又促进了城市化。 3. 中国城市化 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我国人口总量低速平稳增长，人口生育继续稳定在低水平，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保持稳定。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摘要：我国城市化道路蜿蜒曲折,经历了一个连续而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段曲折历程又可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7年城市化短暂健康发展时期;②1958—1965年城市化剧烈波动时期;③1966—1978年城市缓慢发展和城市化徘徊停滞时期;④1978年至今,城市化进入持续稳定的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97年的29.62%。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城乡二元、改革开放、集约型城市化、健康发展、区域城市化 城市化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可逾越的阶段。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前进的，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1978 年到 2008 年的 30 年，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重大进展的 30 年，是我国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我国走向经济大国的必经之路，不仅加大了城乡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农村地域发展，平衡了城乡发展的节奏，拉动了国内消费，也带动了城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但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城市人口拥挤、交通问题、住房紧张、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公共安全管理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健康化、有序化、科学化。 关键词：城市化问题对策 一、城市化概述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都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社会才能有更大的创新和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可谓“追梦改革万里春，农民潮涌作工人。荒滩野岭高楼起，立体网联城市群。”但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也给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因此，单纯、刻意、过激地进行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的国情及稳健发展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总结出来并找出相应的对策，正确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善同指出：在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时，应当优先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整体竞争力。 2.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先区域布局。 3.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利用。 4.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李研究员提出的标准将对我们找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提供坐标，指明方向。 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1.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 普遍意义上的城市化主要就是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虽然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区域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拥挤的问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我国大部分城市还不具有良好接纳包容这么多农村人口的条件，这就使得原本就不算发达的城市，无法解决这部分迁移人口的生活、工作、学习、住房等各种问题，也给原本基础设施条件差、住房条件差的城市无形中增加了更多的压力，也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工商业集中，人口密度大，人工设备密度高，活动强度大，人多车多，导致交通拥挤。城市地域不断向四周蔓延，城市功能混杂，建筑密集，

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据国家建设部《2003年城市建设统计公报》显示，至2003年末，我国设有城市660个，城市人口近3.38亿，城市面积39.9万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为33%左右。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998年为55%。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长期处于落后的状况，是因为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时而又不断反复的艰难道路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 近代史之前的中国城市化，因为它对中国今天城市化的发展不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启示作用，因此本文不予涉及。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100年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具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它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平衡。东南部城市化进程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则远不如 东南沿海，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 城市工业化特征差距悬殊。比如东南沿海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 等城市不仅在城市规模上迅速扩张，而且其工业化进程也较迅速。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甚至不处在工业化进程之列。东南沿海城市的建筑、通讯、工厂、商业、交通已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了相当程度的联系。譬如上海外滩一条街的高楼大厦，青岛的洋楼区。而其他不发达地区城市则不具备这些工业化的明显特征。 城市的商业化功能不显著。有一种说法，西方资本主义的每个城市都是以市 场为中心的，而中国城市是以官府、衙门为中心的，象北京，紫禁城是它的中心。而市场则散布在四周，比如菜市口、花市、瓷器口都在边上而不在中心。这一阶段的城市中心是属于官府，城市的政治、军事的特征和意义更为显著和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形态上商业化的功能不占主导地位。 城市文化畸形发展。由于列强的入侵，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已经受到了西方 文化较大的影响。同时，由于长期的封建文化的熏陶，中华民族的一些风俗、传统习惯、戏剧、本土文化也占有一定的空间，这二种不同的文化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共存，相互影响但又并行发展着，实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奇特现象。例如：这一阶段的上海已经与传统的中国城市距离很远，西方的文化随处可见，并且占主流地位，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顽强地在这个城市中生存着。如沪剧、越剧这些地方剧种也拥有大量的观众，这种文化畸形发展的现象令人十分费解，不过，人们认为这个现象与上海日后形成的海派文化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时期大约是1949年~1980年左右，这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走得非常艰难，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处在一种“反城市化”的状态。例如：对农村与城市在户口的管理上实行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模式，限制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甚至出现过大规模地把城市的人口向农村转移的现象，这些做法在客观上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处于停滞、缓慢，有时甚至是倒退的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武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 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 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论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意义

论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意义 (一) 加快城市化进程，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城镇化实质是化农民为市 民，只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最终在非农产业获得稳定的就业，留在农村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业化、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生产活动中获得更高的收入，进而在增加收入的基础上扩大农村的消费需求。 (二) 加快城市化进程，对控制人口起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而城 镇化是一个人口增长自动得到控制的社会经济过程。城市市民收入虽然高，但是城市生育、抚养、教育子女的成本比农村要高的多。城市中这种抚养子女的高消费成本和生育的高机会成本的约束，使人口增长得到控制。从而对减轻社会就业压力具有明显的意义。 (三) 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是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工业，特别 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与世界经济交往中用便宜劳动力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换取自己因土地资源稀缺而不能充分生产的产品，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速城市化进程，使更多的农村居民转换为城市居民，将极大提高消费货币化程度并改善原有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结构，增加对包括耐用消费品在内的工业消费品的需求量，从而为城镇市场中已趋于饱和的消费品开辟出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市场，进而使目前因需求不足而聚集起来的巨大工业生产能量得以释放，并为延缓某些产业部门的衰退期和促进新兴产业部门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此外，加速城市化进程还将引发大规模的交通网络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及居民住宅建设，从而极大地促进建筑工业和道路修建工业的发展。 (四) 城市化进程中，为城市与农村的思想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用城市文明引导农村文明，改 造农村文明，是促进农村社会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推动了城市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促进了城市居民对自身以外文化的接受能力，以及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本身的认同与接受。 (五) 推进城市化进程，有利于改变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推动中国的城 市化进程有利于降更多的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增加城市居民的数量和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推动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六) 推进城市化有利于增加内需，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消费乃拉动经济增长的“三 驾马车”之一，推动城市化进程将增加增加中国城市居民的数量，并且扩展中国城市区域的范围，进而增加居民收入，使居民购买力增强，拥有更强的购买力。所有这些都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内需，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巴西历史发展

古代巴西为印第安人居住地。 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卡布拉尔抵达巴西。他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圣十字架”，并宣布归葡萄牙所有。由于葡殖民者的掠夺是从砍伐巴西红木开始的，“红木”（Brasil）一词逐渐代替了“圣十字架”，成为巴西国名，并沿用至今，其中文音译为“巴西”。 16世纪30年代葡派远征队在巴建立殖民地。1549年任命总督。其后整个殖民地在葡萄牙统治下，顺着大西洋沿岸结成一体。1555年法国入侵，占领了相当于今天的里约热内卢的地方，打算在南美设立一个法属殖民地的据点。然而由于法国人无法自欧洲吸引殖民者前来，所以终于在1565年被葡萄牙人逐出里约。两年之后，葡萄牙人创建了里约城。葡萄牙人在巴西殖民地的上统治权直到1630年，才再度又面临挑战。 1807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葡王室迁往巴西。1820年葡王室迁回里斯本，王子佩德罗留巴任摄政王。1822年9月7日宣布完全脱离葡萄牙独立，建立巴西帝国。接着加冕称帝，称佩德罗一世。1824年巴西颁布宪法。1825年，葡萄牙承认巴西独立。 帝国时期（1822～1889）巴西帝国成立后，布拉干萨王朝的体制和葡萄牙贵族势力原封未动，大庄园制和奴隶制依然存在，巴西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依附于英国。佩德罗一世实行专制统治，1823年强行解散议会，接着又用武力镇压了东北部伯南布哥等省的共和派起义。1889年11月15日丰塞卡将军发动政变，推翻帝制，成立巴西合众国。新政府打着“秩序和进步”的口号，并以总统制为基础来加强巴西的近代化，除了生产全世界四分之三产量的咖啡之外，在经济上也缔造了佳绩。后来在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恐慌下，“咖啡经济”受到了沉痛的打击，随之而来的政变、独裁统治和君主立宪等体制使得政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1964年巴军人政变上台，1967年改国名为巴西联邦共和国。1985年3月军政府还政于民。1989年11月15日，巴举行了近30年来第一次全民直接选举，费尔南多·科洛尔当选总统。1992年12月29日，科洛尔总统因涉嫌受贿被迫宣布辞职，副总统伊塔马尔·佛朗哥即日接任总统。1994年10月3日，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在全国大选中获胜，1995年1月1日就任巴西第38任总统。1998年10月4日，卡多佐再次当选。1999年1月1日，卡多佐就任巴第39任总统，任期至2002年12月31日。 2002年10月，以劳工党为首的左翼政党联盟候选人卢拉赢得大选，成为巴历史上首位直选左翼总统。2006年10月，卢拉战胜社会民主党候选人阿尔克敏，获得连任。2010年10月迪尔玛·罗塞芙作为劳工党候选人赢得大选。

中国城市化问题与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中国城市化问题与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摘要：小城镇的道路并非是适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选择，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化问题；城市化战略 城市化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而且城市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解决农村劳动力出路的有效办法。至2000年底，我国共有城市668座，城市人口4.56亿，城市化率达到了36.9%。根据世界多数国家城市化发展规律，中国已经进入了从30%到70% 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亦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实践证明：积极发展小城镇并非是适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选择，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应将重点放在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上，放在提高城市质量和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上来。因此，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提高、完善大城市与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相结合，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促进建制镇适当集中，有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新选择。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分析 中国城市化进程始于建国，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步伐非常缓慢。1949～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发动和包办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广大农村和众多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的进程之外，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不能进入城市化的进程，这就使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仅从建国初的10.6%、136个建制市增加到1978年底的17.9%、193个建制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以市场导向的改革进程中新出现的由民间力量或社区组织发动并得到政府认可或支持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这期间城乡之间的壁垒被逐渐打破，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在城乡之间跨地区流动。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和农业的束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初步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城市为骨干，小城市为纽带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尽管如此，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城市化水平与世界水准仍有较大的差距。可见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于由初期起步阶段向中期加速发展阶段转换的时期，伴随着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的发展也必将与世界性潮流接轨，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因此分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道路新战略显得至关重要。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的迈进。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1. 城市化水平较低 按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到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06%，这个指标，不仅低于世界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也与自身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现状 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复杂过程。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极为迅速，城镇人口比重已由1978年的18.6％提升到2005年的43.3％，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50％左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我国城市化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据世界发展报告统计资料，2000年，全世界城市化水平已达47％，中等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一般都在50％以上，高收入国家为79％。我国城市化水平与世界水平相差甚远。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全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差距过大 我国城市分布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带，东中西三大地带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从城市数量看，2000年全国667个城市中，东、中、西部分别为300个、247个和120个，分别占全国总数的44.98％、37.03％和17.99％。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比中、西部地区明显要快。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宁沪杭、京津唐等大城市群区域，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集聚了中国大量的财富、劳动力与高新技术，使沿海许多城市经济繁荣，市场活跃，生活水平提高，环境逐步改善，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部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2、生态环境恶化，资源问题严重 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工业企业及人口，但由于工业的粗放型发展和人口的高度聚集，污染物的排放量激增，造成了大气污染、垃圾满城、水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短缺、噪音不绝和光磁污染等各种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城市的生态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从水资源来看，随着城市大生产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大量增加，加之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了江河表面水的丰盈，超量和无度的

【整理】巴西简史

【整理】巴西简史 【概述】1889年11月15日丰塞卡（Manuel Deodoro da Fonseca 1827～1892.8.23）联合共和党人发动废除帝制的武装政变，推翻了佩德罗二世的统治后任临时政府总统。 1891年2月24日通过第一部联邦共和国宪法，定国名为巴西合众国。 1891年2月26日制宪会议选M.D.da丰塞卡为第一任总统。 丰塞卡主张集权，倾向独裁，反对议会限制和监督其权力，并利用职权行私营利。 同年11月3 日，违反宪法规定解散议会，宣布戒严，激起铁路工人罢工和陆海军骚动。 11月23日丰塞卡被迫辞职。副总统，陆军元帅弗罗里亚诺·佩

绍托（Floriano Vieira de Araújo Peixoto，1839年4月30日—1895年6月29日）任代理总统。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巴西接纳了超过500万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移民。这一时期，巴西开始工业化?殖民程度加深。 20世纪初，美国经济势力加紧侵入。 1902年和1918年保利斯塔共和党(PRP)人弗朗西斯科·德保拉·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Francisco de Paula Rodrigues Alves)两次当选巴西总统。執政期間，對里約熱內盧進行大量的改建和美化，使城市公共衛生徹底改觀。 1919年1月16日阿尔维斯去世后由副总统德尔芬·莫雷拉（Delfim Moreira）继任。

1922年7月，首都里约热内卢的卫戍部队就举行了起义。 1922年11月15日--1926年11月15日在贝纳德斯的独裁统治下，巴西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加上英美垄断资本不断对巴西进行渗透，使得巴西国内危机不断加深。当时的巴西，工人罢工和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到处蔓延，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青年军官也在军队里策划着起义。 1924年7月，圣保罗的6000多名驻军在伊西多罗·洛佩斯领导下，发动了巴西历史上著名的圣保罗起义，并提出了“建立人民政府”的口号。为了镇压起义，贝纳德斯调动了3万军队。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起义者最后撤离了圣保罗市，转移到内地继续进行斗争。起义的烽火也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许多地区与城市纷纷举起了起义的大旗。 1924年10月29日，驻守在巴西圣安热卢市的卫戍部队在普列斯特斯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起义部队吸引了不少倾向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大学生参加，很快就扩展到15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