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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鸦 片 战 争 对 中 国 的 影 响

论 鸦 片 战 争 对 中 国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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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

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无产阶级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联合战线。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

《天津条约》。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如此顺利而不加条件反对的签订条约,让英法侵略者的贪欲无限的膨胀,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合发动大沽战役,这场突如其来的没来由的战役,让清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还击,马克思在论述这场战役是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发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 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让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由一个落后封闭但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必须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此时,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转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早期,清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英皇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建立相对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是,当时执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理由倒也简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朝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

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让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罂粟为例: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

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3万担,烟田2303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粮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地区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埠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也同时大增,“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友10%增长至16%;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片,尤其是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圆明园的断壁残垣却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振兴中华,勿忘国耻。历史证明,我们要救民族之危亡,就必拒寇于国门之外,要救文明之衰微,就必须打开国门发展自己。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记住落后就要挨打,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著:《新的对华战争》。

【4】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5】《熙朝纪政》卷六,《纪英夷入贡》附《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

【6】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7】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8】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8-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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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这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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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信仰的力量——读《精神一变天地宽》有感

信仰的力量——读《精神一变天地宽》有感 读刘亚洲上将的《精神一变天地宽》一书,感觉大有收获,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多次谈到信仰这个问题。他说:“今天,很多人信仰破灭了,信仰一旦崩溃,比不曾有过信仰更加糟糕,就像文明一旦崩溃,比不曾有过文明还要糟糕一样。当前,精神危机是最根本的危机。无精神是无道德的体现,无道德是无信仰的体现,道德的源头是信仰。精神的构建在今天比物质的构建要重要百倍。没有精神的中国是不会过上好日子的。” 信仰是不忘初心的力量。刘亚洲上将说: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以至于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可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发生了。就在甲午战争发生四十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个壮举令世界震惊,也令中国人自己震惊。这就是1934年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红军是党领导的队伍,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力量,这就是

红军心中最朴素直白但无比强大的信仰,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一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是一座抵御诱惑的精神堡垒,更是一种护佑我们到达彼岸的精神力量。信仰是时代的召唤和一生的抉择,选择了一种信仰,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命运,既然我们选择了为党工作,就应该忠诚、担当、干净,补足精神之“钙”,在五颜六色的诱惑和复杂艰辛的斗争中坚定自己的信仰、坚守自己的信仰,让信仰的力量战无不胜! 信仰是坚持方向的力量。在谈到国防大学的未来时,刘亚洲上将首先谈到的是方向,毛主席亲自为国防大学制定的校训,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与我们的党校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党校肩负着培养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使命,是大规模培训干部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大熔炉,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前沿和窗口。 只有坚持从严治校、从严施教、从严管理,才能真正落实党校姓党原则,才能使党校成为不正之风的“净化器”,推动形成良好的教风学风校风,提升党校的形象和声誉,保证党校坚定的政治方向。我们党校人只有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摆在首位,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保持政治定力,才能始终以正确的思想引导党的干部,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信仰是开阔眼界的力量。刘亚洲在文中重点提到开阔眼界、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宽容;我们既要有视力,更要有眼光;我们既要有做好本职工作的决心,更要有放眼未来的胸怀”,“人的头脑就像降落伞,只有打开才能起作用。有思想是痛苦的,有思想也是快乐的;创造思想是痛苦的,创造

中日甲午战争

原标题:刘亚洲上将谈甲午战争:制度·战略·信仰·国运 本报“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报道自3月3日连续刊发以来,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在本系列报道结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报特刊登此文作为本系列报道的收官之作,以飨读者。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习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

甲午殇思

甲午殇思 本报“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报道自3月3日连续刊发以来,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在本系列报道结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报特刊登此文作为本系列报道的收官之作,以飨读者。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习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国民

重生观后感1000字四篇

重生观后感1000字四篇 重生观后感1000字四篇 重生观后感1 由国防大学和陕西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首部全面讲述中国共产党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年奋斗历程的纪录片《重生》,将于7月1日播出。昨日,该片在北京举行了首播发布会,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梁桂,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出席发布会。 刘亚洲说,相比于此前拍摄的同类题材的影视作品,《重生》拍出了新意,既有思想的高度,又有情感的厚度;既穿越了历史,又超越了历史,在建党九十五周年之际播出意义非凡,对于我们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寻找信仰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省委宣传部是纪录片《重生》的见证者、推动者。梁桂说,《重生》从一开始就与陕西有着不解之缘,延安时期是这部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表示,党在延安时期的伟大实践,淬炼出的伟大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竭的动力源泉。《重生》独特的使命就是要通过讲述党的历史、延安的奋斗、人民的勇气,把延安精神的旗帜鲜明地树起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光照人们心中的信仰之路。据了解,该片共5集,选择了故事化讲述,而非道理式论述,实现了政治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在拍

摄手法上大量使用情景再现,在中方创作团队的基础上,还选择了好莱坞影视制作团队,其中就包括美剧《纸牌屋》第三季的摄影指导Mar-tinHaraldAhlgren,参演的演员也多是85后,以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该片7月1日除了在央视10套播出外,还将在包括陕西卫视在内19个省份的卫视节目中同步播出,同时在遍布全球、覆盖海外5亿家庭用户的互联网电视端同步 重生观后感2 由国防大学和中共陕西省委联合出品、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制的5集纪录片《重生》,17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图为发布会现场放映纪录片。 6月17日电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由国防大学和中共陕西省委联合出品、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制的5集纪录片《重生》,17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主创者介绍,纪录片分为五集,每集长约50分钟,分别从“使命”“火种”“抉择”“淬炼”“缔造”五方面,以情景再现的形式,勾勒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国际国内局势的风云变幻,还原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决策、重要事件。 主创者还说,纪录片从“南湖红船到八一枪声”、“井冈号角到长征壮歌”、“抗日烽火到建国大业”等多个维度,再现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凭借信念和精神的力量,获得重生的艰难历程,生动展现了中国社会剧烈变革,思想精神狂飙突进、革命救亡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 “该片超越了历史,揭示了中国前途命运的出路和抉择。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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