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渊源
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渊源
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个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在其成型的过程中，由于大规模的流动迁徒和环境的险恶，迫使他们摒弃了懦弱保守的性格和意志薄弱的成员，并以坚忍卓绝的精神和斗志开拓着自我的生存环境，从而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但是，客家文化的前身其实是中原文化，客家民系就产生于中原，客家人就是中原移民。遍布于今日粤、桂、台、闽、赣及海外的客家人，先天就带有中原文化的印痕，虽然历时久远，但他们代代相习，不断传递们，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客家文化是演变、递嬗了的中原文化，由于它较多地保存了中原文化的原生形态，所以，从文化渊源上，它和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是研究中原文化的资料来源和活化石。
没有中原地区移民的流动和南下就没有客家民系，这是客家文化形成的前提。然而，迁徙的原因主要是兵燹战乱、国破家亡，这就使得迁徙带有被迫的性质和悲怆的色彩;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流动也使他们更加看重旧有的文化基础和观念形态。中原文化中牢固的本土意识和人文精神时时振动着这些移民的灵魂，使得他们在观念上和汉文化精神始终难以分离。另一方面，完全改变了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又迫使他们改变着旧有的文化(至少是局部地改变)，必须建立一些适应新环境、新形势的新文化而对过去有所扬弃。这样，客
家文化必然具有两重性：一是有意识地对旧有文化予以保留;二是被动性地对旧文化进行改革，这成为客家文化的格调，也成为客家文化的特质。不管是对旧有文化予以保留还是进行改革，也都无法脱离中原文化这个母体来源。
一
所谓“客家”，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客”，指外来移民;二是“家”，指由中原南下，举家迁徙或落地成家的那些豪门望族。
从历史上看，客家先民多为中原地区、尤其是豫州的居民。其迁徙最早始于西晋末、东晋初。《晋书·地理志》豫州条云：“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口。又以当阳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最后一举灭掉西晋，中原震动，豪门大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场大变动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是京畿豫州一带的士族豪门。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他们纷纷迁移南下，而东晋政权为了延揽和照顾这些士族，开始在南方设立这些外来移民的居住侨郡，并以北方地名来命名这些侨郡，以照顾他们的意识和心理。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所设侨郡中规模最大的是“豫州”。由此可见从河南地区来的移民人数最多，势
力最大;为了最大限度地照顾这些贵族的利益，东晋又设立了“给客制度”，它直接演化成为“客家”这一称谓，并为客家民系的组织制度和社会结构输入了更大的活力。《南齐书·州郡志》云：“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当时，北方大姓几乎全部南移，由于受到东晋政权的保护，这些迁移的北方人并未衰微，反而日渐兴盛，这就为后来的屡屡南移提供了一定的动力源。
从整个客家人的迁徙路线来看，按照历史的划分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五次：第一次是东晋初期的“中原望族，相率南奔”。他们来自中原，大多落在江淮一带，至皖赣者为多。这次南迂，由于有着东晋政府的种种照顾政策，很快趋向于稳定，并一直保持了五个世纪。唐末社会动荡不安，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兵锋纵横南北，这些名门望族受到极大的威胁，客家先民第一次逃难后的落居地正当黄巢起义军展转往复的要冲，在这种情况下，遂开始第二次迁移，即由皖豫鄂赣等第一时期落居地，再迁至皖南及赣东南、闽西南和粤东北地区。第二次迁移后稳定了三百年。后来，金、蒙古相继占领北方，并日益南侵，客家先民不得本又一次迁移，这第三次迁移乃是一部分由第二时期旧居，分迁至广东东部和北部。经过五百余年之后，客象人又开始了第四次迁移，时在明末清初之际，满清人南下入主中原，受祸烈最为严重的部分客家人，从第二或第三次迁移旧居，分迁至粤中部和滨海
地区及川桂湘台等地，一小部迁至贵州南边及云南。客家的最后一次迁移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部分客家人又迁至粤南及海南岛，有的流寓海外。至此，经过五次迁移，客家人的居住范围已基本稳定，表现出现今所呈现的客家分布态势。
由于中原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不断颠沛流离十使得客家人最重家世谱牒，这数次迁移的始因和路线都十分详尽地记述在他们的谱牒中，不管如何迁移，他们始终都对自我的起源地难以割舍忘怀，常常“述本源流”。在现今所能觅到的客家人族谱中，总是对先世的故居极尽缅怀之情，而他们的祖籍大多在中原地区，其中以河南较多。
客家的概念和群体是历史上中原部分居民经过不断迁徙和流动形成的，是历史所造就的一种文化人文现象。然而，从中原人到客家人毕竟还有一个契合点和转折点。由于客家的概念主要是居住地点的变更，那么，这个转折点也体现在其迁移过程中的中转环节。考察客家人的迁移，可以发现，福建宁化石壁乡是客家迁徙的中转环节，是中原移民转化为客家人的里程碑。从大量族谱和方志记载来看，宁化石壁乡在客家迁徙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客家人称道和记铭之所在。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方乃至世界各地几乎都经过了宁化及其石壁。宁化西北有武夷山脉作为屏障，自外入闽又有一条较为平坦的狭长地带作为通道，而中原移民在
这里集结、休养整息之后形成了较为整体化的移民集团再向闽粤等地整股流寓，从而开始了真正的客家人时期。因此，凡流寓这里，并在这里认定共同族系的中原移民就转化为客家人及其后裔，它成为客家人的界定尺度和标准，而在历史实际上也确乎如此。
客家人的称谓形成于唐宋，《旧唐书·食货志》、《太平寰宇记》、《元封九域志》、《舆地纪胜》等书中都曾”提到“客”、“客人”、“客家人”、“客族”。记述客家人经过宁化石壁的一些重要谱牒文献，如梅县《丘氏族谱》、嘉应《刘氏族谱》、兴宁《廖氏族谱》、平远《姚氏族谱》等，记其经宁化也是在唐宋这两次迁徙时期，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实体上，客家民系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并由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客家文化。
二
客家文化是在迁移过程中，根据环境的变化需要而成型的文化，它秉承着中原文化的主核，而延伸着新环境新条件下的文化需求，从而既创造一些新文化内容，同时也恪守着中原文化传统。由于客家人在流动中始终是集团式或家族式的迁移，有着相对封闭和单一的生存空间，又由于这些客家先民本身就是中原地区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名门望族，所以，由他们所保存下来的一些中原文化，也相对较为原型和纯正。
恪守礼教，重伦理、倡道德，是中原文化的一大特点。客家先民本身就是中原地带的高知识阶层，自然极为重视这个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内容，所以特别重礼教、倡文风，古朴求真，发愤求学，勇于进龋台湾学者陈运栋先生对此总括为：“客家虽自中原南迁，然其重道德、重义气、重礼节、重理智、性刚强，仍具古风。保存汉族血统，最为纯粹。语言风俗习惯，犹是中原遗风。其守礼节、重道义、好学问、讲伦理，均表现中原民族气质……客家，就其语言与精神表现，均具中原古风”。著名学者罗香林在其《客家源流考》中指出，这种“客家精神”乃是“中原精神”的最好体现和发扬。客家人集中的嘉应地区《嘉应州志》卷八礼俗引《大清一统志》云：“民俗质实尚勤俭，重本薄末，地狭民瘠，尚气轻生。君子质木，小人悍蔽，俗称谨愿。”又引王志云：“温饱之家益敦俭素，输赋奉公，不事鞭扑。士喜读书，多舌耕，虽困穷至老，不肯辍业。”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方渐知梅州，尝渭：‘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可见州士之读书，自宋已然。”这种情况与中原古风如出一辙。
重礼教、喜读书是一种文化习惯，它的实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是中原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而客家人也把儒学奉为经典。在客家人的较大聚居点，几乎都修建有学宫和奉祀孔于的场所，岁时祭拜。对于传统学术，客家也不乏儒学鸿师。
据有关史书所记，客家人为硕儒者，在宋有长汀杨方、宁化张良裔，俱人史书儒林。明代理学大盛，客家人研究理学而有成就者更多，著名的如惠阳叶春芳、叶天佑，信丰俞溥，龙南月华，南康刘昭文，兴宁张天赋，长汀扬昱等数十人，俱名重一时。清代及近代，客家的经师及学问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名笔更层出不穷，形成了有着自身特征的学术流别。
客家人恪守礼教，自有一套与之相符的伦理道德。环境的变迁和条件的困难使他们更为重视家庭，关系和家族团体，中原文化的人文精神时时深化着家群观念。作为社会最基本单位的家庭是他们精神和生活上的直接寄托和依靠，对家庭的依赖成为他们的生存意识而渗入心理。在这种心理意识上所形成的一系列品格——忠于家庭、孝顺父母、悌友兄弟、和睦毗邻也成为客家人倡导的伦理规范。
客家人最讲“木本水源”，他们对于自己祖先的经历如数家珍，永不忘怀，并由此而尊奉家族制度。客家人尊奉并大力提倡数世同堂，早在唐、宋时，这种情况就十分明显;《资治通鉴·唐纪》记客家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问其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宋史·孝义传》记客家人陈兢“长幼七百余妇，不畜卜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每食必群坐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乡里率化，争讼稀
少”。这种家族群体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对内谋求经济的自给自足，养老抚幼，教育子弟，祭祀祖先;对外则防御外侮，以集体的力量保护家族的安全。在客家的大家族中，分工细致合理，行业完备，若一行失败，则可由它行弥补，不致空缺。大家庭内由家长主持，如家长健在，虽子孙满堂也不分家。人数增多则营造房舍，逐渐形成“围垄房屋”，这一被日本艺术大学茂木计一郎教授所称颂的“自天而降的黑色飞蝶”显示了客家人居住文化的基本特色，被称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这种具有居住功能和安全功能的房建群，也反映了客家人的浓重家族观念及其亲和力。
客家人祭祖是一件大事，至今仍然如此。正月祭祖，供品须摆至十五天才撤去。守岁之夜，全家聚集在祖先灵位前，老人给儿孙讲述祖先功绩，教谕后辈，通霄达旦。《中华旧礼俗》引客家人节日歌云：“正月是新年，烧香奉祖先”。祭祖活动既有隆重庄严的仪式，也有热闹欢快的祥和气氛。节日期闻如初二回娘家、腊八和祭灶等，仍明显体现着中原文化的风彩。
几次迁徙也使客家人处于大型或小型的流动状态。在迁移时，不管多么艰难险恶，他们往往把祖先的骸骨出土背着出走，到新住处时，再按礼重新安葬，在遇到危难时，如兄弟被迫分离，则必分抄族谱，牢记宗系，以备将来“敬宗睦族”;
它无一不是由血缘关系纽带长期缔结成路中原人文的延续。
客家人的婚礼和丧礼也充分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征。人种的蕃延和个体的死亡是人类社会中永远出现和重复的事实，是无论任何民族或部族都不可避免的，而由于生产方式、经济来源、生态环境、人文心理的不同，婚丧礼仪也千差万别。在这两则永恒主题上抽象出来的礼仪，也显示了不同文化的不同特质子对于客家人来说上无论怎样颠沛梳离，对以保证自身蕃延的婚礼和人生归宿的丧礼，都依然遵奉祖先的垂训，体现着“中原人”的行为习尚。台湾学者邓迅之先生称：“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而且历代都保存中原的传统文化，所以他们的婚姻礼俗深受古时风尚气习的影响;也就是说，客家人的婚姻观念，仍以传统的‘传宗按代’为目的”。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客家的婚姻礼仪，基本上都按照着中原古礼中的婚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徽、请期、亲迎六礼来进行。在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之前，基本上遵循着旧式婚礼和旧式程序。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使当中原地区的婚礼随时代变化也简单化和自由化之后，客家的婚礼仍然据中原古礼进行。在这方面，由于生存的内向性，他们所体现的中原文化传统甚至比中原地区还要明显，客家人的丧礼也和中原古札难分轩轾，从人弥留之际到成服、守灵、入葬和服丧，都保留着中原文化的传统习惯。这种庄严肃穆的哀礼加上客家人的细心和恰到，往往把亲属的悲哀宣泄得淋漓尽致，客
家人既恪守风习又十分懂得使用感情。
以上我们林林总总所述的一些客家文化现象，显露出明显中原文化特征。但这并不是因客家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所致，而是客家文化本身就是中原文化的一种推进形式，上述只是与中原古文化相比，在推进过程中依然恪守和保留的东西。由于诸多原因，客家文化对传统的保留甚至比中原地区的保留更正统、更纯执。不过文化本身毕竟是随着生存环境而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客家人毕竟已迁出中原而定居在与中原风物有很大差异的生活空间，必然对自身原有文化、特别是物质文化进行改造和更新。例如饮食文化，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土质生态物产的改变，要想保留中原的传统膳食结构已不可能。其它诸如居注营生、新的神祗崇拜、衣服被饰等等，也与中原同类文化发生了重大差异甚至大相径庭，这是文化发展中的必然情况和正常现象。
三
语言是显示一种类型文化特点的重要方面。客家浯言是维系客家群体的意识凭籍和精神力量，几乎成为是否客家人的界定。而客家由于源于中原，故客家语言又是中原古音的直接展现。
从民族源流而论，客家就是汉族，而且就是居住在中原的汉族大姓，由于漫长的封闭状态，他们的汉族血统似乎更为纯正。语言是居住共同体内交流思想感情、生产生活的第一
文化要素，这些清高孤傲的贵族后裔，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语言特征。所以在客家语言中保留着许多汉语古音，尤以唐宋之际为最多。陈沣《东塾集》称：“嘉应之话，多隋唐以前古音。”章太炎《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广东惠、嘉应二州，潮之大埔丰顺，其民自东晋末逾岭，宅於海摈，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
语言的传布不外有两个途径，一是自小学语的生活语言;，一是授书课读的书面语言，客家人的祖先有较高文化水准，接受的书面语言更多。这在古代被称为“雅言”。所谓雅言，是相对摒除了“俚语”的那些文明语。在现今所能得知的客家语言中，仍保留着大量的这些古代雅言，它们往往可以在古语中找到一致的对照。如客家语中，称我为吾，你为若，他为其，他的为厥，太阳为日，姐为姊，没有为无，吃为食，喝酒为饮酒，稀饭为粥，漂亮为艳，肮脏为垢腻或秽，胖为肥，散乱为阑珊，好了为好矣，这些都是古代的雅言，是古代正规的文学用语。我们只要稍稍涉猎一下古代汉语，便会发现古汉语传承至今的各方语系中，它的最佳保存者便是客家语言。诸如此类的用语在客家话中比比皆是。实际上，在真实的文化生活中，客家应用雅言所达到的口语化程度和古代相差无几。其实，在古代中原地区，也恐怕只是知识分子在写作时才用，这些雅言词汇。而有着较高知识水平的客家
先民，在迁徙过程中面对南方陌生的语言环境，为了准确一致地名物状义，往往把中原雅言有意识地推广到、固定到生活口语之中，并成为一种传统。它无形中使中原古语—脉相继地沿续下来，成为客家语言的重要内容。
客家话也是中原古音的最佳保留者。这种保留的程度比现今的中原音系更正统、更规范。例如《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大部分出自中原。既然是诗歌，尾字总要韵，但用现今时普通语音来说，却不尽然。《诗·齐风·南山》：“葛履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其中的双、庸、从应该叶韵。但由于中国语音至唐一大变，开始分韵，所以现今中原乃至大半中国，已很少保留隋唐以前古音，而在客家话中，却对中原古音多有保留，如以客家话诵读上诗，却可以琅琅上口，韵切分明。
客家语言的研究，是一个非常专门化、难度很大的课题。从总体来讲，无论是从音韵学方面或训诂学方面，方言学家都认为客家方言与中原古语，尤其是中州河南的古汉语最为相近，它保存着许多古中州音韵语汇，有浓厚的古中州风俗色彩。其实，这些说法只是泛指，客家方言中的中州古语，并非单一时代空间内的古音语汇，而涉乎自先秦至唐宋的中原古音韵语汇，它与客家先民南迁的不同时代、不同出发点及所经历的站点密切相关，之所以能保存着这些古音，则主要由于客家人的“宁卖祖宗田，毋忘祖宗言”的文化心理，
也由于客家人“多居山地”，处于封闭的生活环境。而这种语言的形成，则是客家人向客家群体归属的基本条件。客家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客家民系的总体文化之中，昭示着自己祖先、来源的一面明镜。
客家文化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客家部类文化中梳理追溯，总可以找出中原文明的某些原型或是影子。但是，从客观的文化形成而论，客家文化毕竟是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另一类文化形式，它也不能描述成派生出来的中原亚层文化。客家文化就是客家实体文化，它是在中华民族大文化背景，社会历史变化中的产物，是局部文化运动嬗变的结果。
客家文化调查报告
寒暑假对客家文化的调研报告 姓名：班级：2013（1）班学号：2013123668 调查时间：2014年—2015年寒假期间 调查地点：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台湾等范围内 调查方式：通过实地走访、询问、网上查找资料 调查目的：为了增强保护客家文化意识 客家，是中国汉族的一个庞大的民系共同体，形成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有关方面介绍，客家人现有总人数5500万，其中中国约4500万,在海外客家人当中，大多数居住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其中马来西亚约125万、印度尼西亚约40万、泰国约37万、越南约30万、新加坡20万、缅甸10万,其他分布在美洲、欧洲、澳洲等地对分布如此宽广的客家历史源流的研究，直到20世纪才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此前的客家源流也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叶。 客家的起源，客家先民原是中原汉人，由于战乱、饥荒和政府奖惩的原因，辗转南迁，先后扩展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湖南、台湾等省以及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世界上已有一亿以上的客家人。 客家先民自中原迁居南方，总计大迁移五次分别是： 从汉末至东晋，中原汉人南迁长江流域，这是第一次大迁移。 东晋时期，长江流域战火纷飞，汉族民众又继续向南迁移。从东晋至五代，汉人又由长江流域南迁，这是第二次大迁徙。 宋高宗南渡，金人南下，元人入主，客家人的一部分，又由闽赣分迁至粤东、粤北。这是每三次大迁徒。 明末政治腐败，又值连年灾荒，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加之文官贪敛，武官诛戳无辜，致使官逼民反，农民起义各地蜂起。清军入关，进逼京师，清兵入闽，汀州、赣州大批民众仓皇逃难，分迁至粤中及滨海地区，乃至川、桂、湘及台湾，且有一小部分迁
客家文化发展现状及发展
客家文化发展现状及发展 【摘要】客家经过五次大迁徙，在赣闽粤边区形成了独特风格的客家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天下意识、亲情意识、文教意识、忧患意识。本文就整合客家 物质文化资源、整合客家非物质文化资源、发展客家文化产业等方面进 行介绍。 【关键词】传承；创新；客家文化；世界客都 阐述客家文化，很自然涉及到客家源流。据客家学研究者认为，客家先民经过五次大迁徙，在南方人烟稀少的赣闽粤三省交界（即赣南、闽西、粤东北）的三角地区逐渐形成客家民系的诞生地。正所谓“逢山必见客，无客不居山”。由于不断迁徙，客家人形成了许多特点如团结聚居、家庭民主、妇女参加劳动、尊老爱幼、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爱国爱乡等特性，加上客家人保留和发扬中原华夏文化，便形成了独特风格的客家文化。其中梅州的客家人口最集中、文化最发达，是我国客家人最大的聚居中心和文化中心，被誉为“世界客都。” 1.客家文化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一个民族或民系的物质产生和精神生活相联系。从客民第三次南迁开始，在赣闽粤边地区，客户（绝大部分为客民）占了主要地位，由于长期共处和交流，多数南下汉人与少数原来土著居民的风俗习惯、语言、经济政治利益、文化心理已融为一体，所以客家民系约在南宋时代就初步形成，在三江流域就出现赣州、汀州、梅州等文化城市，这些城市都留下许多客家文化的历史轨迹。客家文化的表现形式有多种，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其中包括保留着浓厚中州音韵的客家方言（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富有特色的客家民居建筑，如寨堡式的圆柱形或方形夯土围屋、围龙屋、走马楼、五凤楼、穿堂屋、锁头屋、下山虎、四点金、多杠楼屋以及中西混合式等；腔调优美，抒情隽永的客家山歌；被誉为“南国牡丹”的广东汉剧；独具特色的饮誉海内外的客家风味食品，如盐炯鸡、酿豆腐、浮水鲩丸、姜酒鸡等。 2.客家文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不足 客家文化的发展现状。客家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是赣、闽、粤的资源文化。客家文化继承了包括汉民族的语言文学、治国兴家主张和思想、忠孝节俭的礼俗道德以及宗教信仰等，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伟大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以河图洛书传说为早期主要标志的河洛文化，是产生于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区域文化。而具有移民特征的客家文化，是具有浓郁中原文化底蕴并恒久保持至今的一种族群文化。这两种文化，从核心内涵上去认识，前者有其远古性，后者有其近一千年的后时代性，但二者都具有鲜明的特色或个性，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同时，这两种文化又与中原区域文明的发展直接相关，并具有深层的渊源联系。 河洛地区指洛水流域、黄河中游地区，河洛文化即根植于河洛地区的地域文化。河洛地区处于中原之腹心，因此说，河洛文化又是中原文化的源头和主流，对中华文明摇篮地中原大区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发端、统帅和辐射意义。可见，河洛文化不是～般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那么，从河洛文化的源头和主流地位去认识，至少到北宋灭亡之前，中原文化的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在各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既有传承，又有扬弃，但毋庸置疑的是，以河洛文化为主流的各阶段中原文化，都处在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传说的人文始祖黄帝、炎帝在这个地区活动。远古发掘由早期的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夏、商、周遗存，可谓星罗棋布。《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很多篇章就产生于河洛地区。秦统一后，尽管各区域文化的差异有所减弱，但中原地区的文化是延续不断、前后相接的，而且表现出更加强化、扩大和丰富的特征。儒学独尊后的汉代、政权更迭的魏晋南北朝之世、繁荣发展的唐宋时期等，无论文学、史学、宗教、科技、艺术等领域，加之后世地上地下的众多遗迹遗存，都无不彰显河洛文化、中原文化的光辉和活力。不同时期文化发展所表现出的差异性一面，正说明中原文化发展经历了不断更新的过程，既把本身文化传播、渗透出去，又吸纳、凝聚周围文化，从而使得中原文化能够长期保持其领先地位。北宋灭亡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重心的转移，中原文化的繁荣程度和影响力随之减衰。 可见，从远古到北宋，河洛文化作为根文化、主流文化的发展，构成了一个连绵不断的序列，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另一方面，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因此，河洛文化作为“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原外流人口群体中也具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和极强的传承性，并使得河洛文化传统在移民聚居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最为典型的就是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是在客家族群中一直保持下来并富有个性的文化传统。它既表现出早期河洛文化的内涵，又具有魏晋唐宋时期的中原世风。若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去认识，客家文化既表现出唐宋以前不同历史阶段中原文化的兼容性，又表现出北宋灭亡前早期中原文化的原始韵味。 所谓“客家”，本是指客居他乡的家族，即相对土著居民而言，这些家族是从
河洛文化论文
河洛文化论文 河洛文化浅析 (一) 河洛文化的地域范围，要大于我们通常说的洛阳平原。河洛地区是指黄河和洛水相交汇处的这一广大地区。 关于它的具体范围，可界定为:以洛阳为中心，西到潼关、华阴，东到郑州、开封，南到汝州、禹州，北到济源、晋南。这个地域范围，要大于我们通常说的洛阳平原(或称洛阳盆地)，但洛阳平原无疑是河洛地区的核心部位。 (二) 什么是河洛文化,就是孕育、发展、繁荣、传承于河洛地区的地域文化 关于河洛文化的定义，史学界有以下界定。 其一，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区域性文化，狭义指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伊洛地区的文化，广义指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 其二，河洛文化的概念，即中原文化的泛称，狭义指中原腹地伊、洛、河三川平原的远古文化。 其三，河洛文化是历史上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河洛文化的本质是地域文化，是产生、发展于河洛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文化现象，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各个层面。 关于河洛文化的起迄时间，学术界已有基本认定:这一区域文化时间跨度长，其上限可上溯到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其下限则一直到今天。 河洛文化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阶段，河洛文化经历了数十万年的漫长发展历程，属起始期;第二阶段是重要的发展阶段，大致从夏、商、周到秦、汉、魏、晋、南北朝，
属成长期;第三阶段是繁盛阶段，主要是隋、唐、宋时期，属成熟期;第四阶段是衰落期，也就是金、元、明、清、民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河洛文化进入复兴时期。 总而言之，河洛文化产生于夏、商，成熟于周，发达于汉、魏、唐、宋，传承延续于其后的历朝历代，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她不仅是地域性的文化，还是延续千年的帝都文化，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载体。 (三) 河洛文化树大根深，内涵极为丰富。它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深植于河洛地区的文明土壤，生长得枝叶茂盛，其文化枝干起码有十几个。 一是史前考古学文化。从这一地区发掘的遗址看，主要有石器和陶器，说明河洛地区史前经济以农业为主，并饲养猪、狗，从事渔猎和采集。劳动工具有石镰、石铲等，距今七八千年，说明河洛文化起始很早。 二是三皇五帝文化。譬如伏羲长期在河洛一带活动，受“河图”启发画了八卦。伏羲的女儿溺死于洛水，化为洛神。再如黄帝也在这一带活动，新安县的青要山即黄帝密都之所在。还有帝喾也曾生活在洛阳偃师境内。 三是河图洛书传说，就发生在河洛地区。相传伏羲氏时，有一匹龙马从黄河浮出，背负“河图”;有一只神龟从洛河浮出，背负“洛书”。伏羲依此“图”和“书”，画作八卦，就是后来《周易》一书的来源。孟津县原有一条古老的河流，当地称图河，全长约20公里，流经该县朝阳镇卦沟村，送庄乡负图村，白合乡上河图村、下河图村，至会盟镇雷河村附近注入黄河。从以上的河名、村名当中，可以看出河图洛书传说的深刻影响。 四是制度文化。河洛地区长期是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的都城所在地，古代的国家制度和都城制度，基本都在河洛地区发轫和完成。古代两次大的社会制度变革，即奴隶制的确立和封建制取代奴隶制，都与都城洛阳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广府与客家 一段不堪回首的恩怨情仇
广府与客家一段不堪回首的恩怨情仇 同为一族，同在一省，比邻而居，但语言和习俗却差异甚大，以致彼此间颇多嫌隙，互有龃龉，说的就是广东的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上个月在广东自驾旅行，我们的行程从客家文化始，中经潮汕文化区，至广府文化终，算是初步接触了广东的三大民系，也有了点皮毛认识。沙湾镇，始建于宋，一座广府文化的博物馆。从沙湾古镇看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异同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广东人≠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广东是地理概念，而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是民系概念，广东人应该是指包括上述三大民系，加之雷州、疍家以及各少数民族在内所有广东境内的居民。三街六市的沙湾，曾经的商贾凑集之地。自驾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拜访了广府文化的典型代表，位于番禺的沙湾古镇。所谓广府，即广州府，明清的行政区域之名，其称呼一直沿用至民初，方去“府”字而改称广州。广州府自明清设立以来，经贸繁荣、文教昌盛，不但是广府文化的核心地带，其政治经济状况，在广东全省也处于领先地位。而沙湾古镇距广州市中心只有三十公里，荟萃了几乎所有广府文化的精髓。沙湾的标志性建筑：何氏祖祠留耕堂。其实，从根上说，广府人和客家人同祖同宗，都是中原移民，只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本篇不谈潮汕文化）。广府人最早的根是秦朝遗民，到了唐末和宋
末的社会动荡时期，中原氏族纷纷避乱南下，经江西大余，再翻越梅岭关到达南雄珠玑巷。他们不熟悉岭南的情况，不敢贸然再南下，便在珠玑巷安顿下来并重新创业。无论土客，均重诗书育人，。若干年后，这些中原人逐渐适应了岭南的 气候和生活习惯，又顺北江来到了珠三角，首先在这片富饶的土地扎根繁衍。在广府文化中，就有贡生罗贵，带领珠玑巷97户33姓，伐竹木而结筏，南逃珠三角的故事。故，广府人多称自己是来自珠玑巷，并把珠玑巷称为“七百年前桑梓地”。留耕堂，被誉为“岭南古建筑综合艺术之宫”。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在汉民族的集体信仰崇拜和传统的岁时年节上，并无根本的不同。两者最大的差别在方言，前者说粤语，后者说客家话，各自独立，自成体系，从来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广东话。先来的广府人对后到的客家人的歧视，也首先凸显在语言上，谓客人的语言是“南蛮结舌”，而客家人则称自己 才是正统的中原古音。这就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即所谓“分声之争”。当然，对于北方的朋友，要弄清两者的区别 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沙湾，保留了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平日里，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是有些许差异：广府人喜粤剧，近代的广东音乐更一度风靡全国；而客家人则喜汉剧，逢年节必搭台唱戏。广府人饮食清淡，客家人口味浓厚。传统的广府人天天给财神爷上香，而客家人除了节日的敬亲祭祖外，相对的祭拜要少许多。客家人最重教，科举做
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中文明、不文明、非文明现象 客家文化中文明现象 客家先民来自黄河流域，其根在中原、花繁五洲。因避战乱、逃灾荒等原因，离开陕西、河南、河北、山西故土……扶老携幼、翻山越岭，辗转南迁。因离乡别井、客居他乡，故大部分客家先民扎根在南方的穷乡僻壤、边远山区，恶劣的自然环境，铸造了客家精神。 客家精神主要包括：吃苦耐劳、勇于开拓、民族意识、溯本思源、克勤克俭、精诚团结。 客家人作为汉民族一支民系，其形成和发展，经历数次大迁徙，颠沛流离，世事多艰使客家人养成坚忍卓绝，刻苦耐劳，冒险犯难，团结奋进的特性。客家人经过历代长期艰苦奋斗使民族性格得到考验和磨炼，使客家人自始至终带有一种浩然正气的民族节操，他们崇尚忠义，反抗压迫，义不帝秦，同仇敌忾，爱国爱乡，注重武术的凛然自傲之气，使他们成为“民族心理发展中的一群勇者”。客家先民是中原华胄，他们来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虽经辗转流徙，其文化气质不变，他们讲礼节，重伦理，好学问，尚教育，敦亲族，敬祖先，隆师道，客家人深重的文化气息使他们成为“优者的遗业与涵儒”。客家民系最值得称道的可贵之处在于客家妇女的地位不同一般。客家女无缠足怯弱之习，她们能躬操耕作，主持农计，她们朴素节俭，勤劳洁净，崇敬丈夫，热爱儿女，任劳任怨，牺牲自我，维护家庭，她们以坚强和聪颖，在世界妇女中占有重要地位。客家妇女的特性充分体现出客家精神的精髓所在。 客家山歌是我国著名的民歌之一，是客家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世代相传的优秀传统文化，现已列为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客家山歌的内容丰富多彩，语言表达质朴、通俗易懂，形象生动、优美，从古至今牵魂动魄，歌声不绝，其唱腔艺术和表现风格具有鲜明的客家地域特色，可以说客家山歌是广大客家人民智慧的结晶和艺术审美情趣的具体体现，是客家文化的一大瑰宝，它作为客家人的口头文学，代代传承，所展示的文学价值、魅力和作用，是其它艺术种类所不能代替的。 客家文化中的不文明现象 旧时客家地区的人们，迷信鬼神信风水。城乡村各地普通建神庙，甚至有些地方的神庙比学堂还多，乡村里到处都有什么公王、沙官、井头伯公、树头伯公等。信奉风水术的人越来越多，每逢婚丧喜事，大小建筑，都要请风水先生勘察地利，择良辰吉日，自古至今长盛不衰。客家地区的人们，常为了求一个好屋址或墓穴，不惜长期供养风水师，以丰美酒食招待。这为风水先生招摇撞骗创造了适宜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些不懂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的风水先生，靠背诵几句“地理口诀”欺骗那些真诚的希望得到适宜修养生息之地的人们，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客家文化非文明现象 客家菜口味偏重：肥、咸、香，不喜辣，分量足。点心类则喜欢以“粄”命名，大多用糯米、粳米制成，较少用面。 客家方言，又称客家话、客家语等，是汉藏语系汉语族内的一种声调语言，
我对广东历史与文化的了解
我对广东历史与文化的了解 经过差不多一个学期的学习，我对广东历史有了更深更多的认识。对于外省人以前说广东是“南蛮”地区，我给予坚决的否定。因为广东历史渊源久远，文化显著。相传古为百越（粤）之地，故简称粤。秦始皇一统中国，于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设置南海郡，治所在番禺（今广州）。汉属交州。三国属孙吴。唐代在今广东、广西建置岭南道。宋淳化四年（993年）更名广南道。元代设广东道。明代设广东道宣慰使司，后改为广东布政使司。清代设广东省，相沿至今。历经五千多年的历史的洗礼，我们广东也有着自己深厚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富含文化底蕴的文化大省，并非“南蛮”啊！ 广东地处偏远的南方，地形多为山地，易守难攻。中原势力是难以控制，致使广东形成“山高皇帝远，自立为王”的形势。赵佗于公元前206年建南越国，自命为南越武王，成为广东的第一个皇帝。而仅接其后的人数不胜数，其中包括唐朝末年的清海、靖海两军节度使刘岩，明朝大学士苏观生拥立唐王朱聿钅粤，明朝桂王朱由榔等，可见广东可是一片宝地。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地理优势，才造就了广东的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广府文化”、“福佬文化（包含潮汕文化）”、“客家文化”……而这些文化一直影响着我们广东人，从而造就了今天的多元化的广东。 从文化方面看，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是广东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广府文化带。广东有一个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就是每条江都代表一个文化体系，像西江代表广府文化，东江代表客家文化，北江代表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的混合文化，南江代表的则是广东文化的祖宗百越文化。 “广府文化”事实上我们对“广府文化”的了解还不是那么的详细，这不是因为我们对“广府文化”的研究不够深入，而是“广府文化”与“广东文化”的分界线
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河洛文化之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河洛文化之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作为地域文化，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是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文化。区别在于地域范围、文化内涵、存在时间都表现出各自的不同。因为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存在时间在北宋以前部分重叠、地域范围也有重合之处，导致其文化内涵有相似之处，因此河洛文化在某个时段是中原文化的核心。 众所周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人文现象经历了长期的历史积淀之后而形成的，是一个地区所独有的，因而文化有地域的差异；文化还渗透在一个地域社会群体的行为系统之中，并支配着社会群体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所以不同的地域文化有精神内涵的差异。弄清了文化的基本特征之后，对于我们分析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的区别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的区别首先在地域范围上。作为地域文化，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地域范围，不同地域范围内所产生的文化因地域范围的大小不同而有所差异。所以，对这两种文化的理解的前提，就是要首先弄清中原地区与河洛地区的地域范围的区别，只有弄清了两种文化的地域范围，才能够真正地了解两种文化因地域范围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内涵的差异。据了解河洛地区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线，西抵潼关、华阴，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济源、焦作、沁阳一线为界。这属于两种文化在地域范围的区别，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大多数人认可。而且，河洛地区的地理概念从司马迁以后就基本形成定论的。 其次，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因为存在时间的部分相同，也使我们能够总结出两者的相同之处。如果从先秦时期算起，中间经历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王朝，到北宋时期，两种文化的发展发展所经过的时间也是一致的。这种时间的一致性，使两种文化在同一地域必然会产生彼此联系和相互一致性。再加上上述地域范围的重叠，两种地域文化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部分学者认为河洛文化就是中原文化的重要原因。究其实，两种文化之间因为部分时段和地域的相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其共性多于差异性，从而导致人们的这种认识。 其三，从文化发展的内涵来看，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中的精华和典型代表。学者在论及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的内涵时都提到了两种地域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即因所处的天下之中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各种文化交融、汇合的中心。河洛文化也有自己的特点，与周围的诸文化各不相同，而是吸收各文化的长处，萃取百家之长，而最后形成统一的文化体系并形成中心，表现出自己明显的正统性和稳定性，而且反过来又向四周辐射发展，最后融合于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复合之中。这就是说河洛文化是吸取百家之长而形成的，反过来又影响到周边地区的文化。 中国河洛文化研究院致力于研究河洛文化及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再度复兴的历史机遇。这既有社会客观条件的良好环境，也有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品格的因素使然。所以两种文化在我国文化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性。还有就是河洛文化的每一个文化摆件也都体现了河洛文化的历史意义。
关于赣南客家文化研究和利用的几个问题
关于赣南客家文化研究和利用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 客家是历史上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中原汉民渐次南下进入赣闽粤三角区，与当地畲瑶等土著居民发生融合而形成的一个独特而稳定的汉族支系。他们具有独特的客家方言系统，独特的文化民俗和情感心态。客家人分布于世界的许多地区和国家，据估计，现在全球约有客家人口五千万以上。赣南、粤东、闽西是客人的大本营。赣南又是客家人的最大聚居地，这里的18个县市，除章贡区和信丰嘉定镇以及其它少数居民点的世居居民外，其余均属客方言区。全区客家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亦即700万以上。 目前学术界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和地域虽意见不一，但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却是公认的。正史中的历代移民资料和客家人谱牒中的姓氏源流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点：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了一个从赣南到闽西到粤东再到世界各地的过程。从地理上和史实上看，赣南是客家大本营地区接受北来汉族移民的第一站；很多客家姓氏源流资料也昭示，他们的祖先在赣南繁衍生息了若干代，后来才进一步往闽西、粤东迁移的。学界一般认为，与客家民系形成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历史上的北方汉人南迁是从唐代安史之乱开始的。也就是说，安史之乱，特别是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北方地区长期战乱，而赣闽粤三角区相对安宁，于是大批避乱汉民迁居于此，成为第—批“客家先民”。从这时开始至两宋，一批批的汉民迁来赣闽粤三角区，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并与畲瑶等土著居民发生血缘上和经济文化上的交融，最终形成为客家民系。从地名普查和田野调查的资料来看，赣南唐宋以来世居的姓氏远远超过闽西和粤东，而且这里保存的客家文化古朴而内容深厚，足以说明赣南是客家民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明末清初，赣南由于受满族铁蹄的蹂躏，又继之以凶疫，人口锐减。而此时闽西和粤东由于人口膨胀，加之清初为对付郑成功反清起义，颁布“迁海令”，封锁了沿海地区，通令沿海居民向内地挤压，造成了“闽西人稠地窄，米谷不敷”，粤东“地窄人稠”的局面，人口与土地的再分配形成尖锐的矛盾，于是一部分客民只好携家出走，另谋生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回迁至赣南，与世居赣南的客家交错杂居在一起，从而最终奠定了赣南居民的现代格局。从赣南各县市姓氏源流资料来看，河东片唐宋以来世居姓氏较多，尤以宁都、石城为著，河西片明末清初回迁姓氏居多，有的县竟占百分之六、七十。而且，闽粤客家回迁入赣后，又不仅仅局限于赣南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赣南后，再循着北上进至赣中之吉安、赣西之安福、宜春、萍乡、万载及湘之醴陵、浏阳、平江、再北至赣之铜鼓修水等县，大大扩展了客家人的分布区域。因而，赣南在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期中同样起着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认识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客家人的历史和现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赣南客家文化的特色和丰富内涵，从而更好地利用这一文化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 二、关于赣南客家文化的特色和内容 什么叫客家文化?概括地说，客家文化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融合了畲、瑶等土著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多元文化。她具有质朴无华的风格，务实避虚的精神和反本
客家文化
作业题目 1、根据你姓氏祠堂的堂号和堂联，在三种客家源流说中， 你认为那种更准确，试分析之。 廖氏堂号：武威 廖氏堂联：万石家声远，三洲世泽长 客家源流说的 第一种观点是：客家先民是中原汉人的血统和文化最纯正的承载者；第二种观点是：客家先民是以南方土著为主，融合中原南迁的汉人而形成； 第三种观点为：客家先民是以中原汉族为主，兼融当地土著而形成。 我认为客家源流说中第三种比较准确，原因有下： 据有关古籍记载，廖氏起源于夏朝。相传中国最早的皇帝黄帝有25个子孙，其中一个叫昌意，昌意之子叫颛顼。这个颛顼便是“三皇五帝”中第一个称帝的帝王。 颛顼的子孙中有一个叫叔安，他被封侯为夏朝一个诸侯国的君王，这个小国的地名叫蓼国，叔安作为国的君王，后来，史书便以廖叔安相称，叔安的后代也从此以国为姓，这就是古代廖氏家族的最早起源。 廖氏族起源后，始聚居于古廖国，经历了夏、商、周三朝千多年的繁衍生存，饱受战火及风雨沧桑，已成为一支规模较大的家族。至春秋战国时间，诸侯混战，许多诸侯国相继被兼并，古廖国终于被相邻的大国楚国于公元前662年兼并入楚国。 从此，有一些廖氏族人开始迁移故土，向东、南方向发展，如古籍记载廖叔安第47世孙廖惠就是在这时从中原迁往山东甄城的。汉朝至三国时期，廖氏族人已开始分布在山东、甘肃、陕西、安徽、江苏、河北、湖南等地。自公元304年起，即晋王朝至南北朝时期。由于晋王朝内部争权夺利，皇族司马家族八王争霸，互相残杀，引起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逞机起兵叛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85年之久的分裂混乱时期，史称为“五胡乱华”。（即匈奴、羯、姜、鲜、卑五个少数民族起兵反叛中央朝廷的叛乱），从此引起了中原广大百姓悲欢离合的大规模迁移过程，生活在中原故土的廖氏家族也不例外。其中有著名的在洛阳任晋王朝京城镇国大将军廖子璋（子璋系叔安公之68世孙）之子廖从宪携众从洛阳迁居浙江永嘉郡松阳县顺又乡。 子璋的后裔很有作为，官任江南扬洲太守，兴旺发达，后来其子孙遍及南方各省，子璋成为南方各省廖氏的主要始祖。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子璋的玄孙廖诚希继任扬洲太守，因五胡乱兵逼近长江北岸，于384年迁往江西宁都。江西宁都廖氏支系发达，后成为廖氏向湖南、福建及两广发展的主要发源地。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平定了北方游牧民族叛乱，终于结束了“五胡乱华”，建立了隋王朝。期间，廖诚希的第6代子孙延邦、延龄、延春三兄弟曾为隋朝立下汗马功劳，显赫一代，威震四方，官任清河郡、太原郡、威武郡大守，创造了著名的廖氏三郡太守之美称。后来，廖诚希的子孙为了纪念前辈的这一显赫业绩，便以“威武堂”这一称号作为廖氏祠堂的称号。 2、什么是客家精神？她是怎样形成的？作为客家后裔该 怎样继承和弘扬她？
论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5-12-20 [作者简介]薛瑞泽(1962) ),男,河南省灵宝市人,河南科技大学河洛文化研究所、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 士,5河南科技大学学报6主编。 2006年3月第22卷 第3期 学习论坛TR I BUNE O F STUDY M ar 12006V o l 122 N o 13 论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薛瑞泽 (河南科技大学河洛文化研究所,河南洛阳471003) [摘 要]作为地域文化,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是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文化。其区别从地域范围、文化内涵、存在时间都表现出各自的不同。因为两种文化存在的时间在北宋以前部分重叠,地域范围也有重合之处,导致其文化内涵有相似之处,河洛文化在某个时段是中原文化的核心。 [关键词]中原文化;河洛文化;地域范围;内涵 [中图分类号]G 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06)03-0052-03 近年来,河南乃至全国学术界研究和宣传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的学者颇多,两种文化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是否是一种文化的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或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学术界虽然有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做过回答,但是,并未完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近年所从事的研究,笔者认为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是两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文化。 众所周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人文现象经历了长期的历史积淀之后而形成的,是一个地区所独有的,因而文化有地域的差异;文化还渗透在一个地域社会群体的行为系统之中,并支配着社会群体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不同的地域文化有精神内涵的差异。弄清文化的基本特征,对于我们分析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区别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区别首先在地域范围上。作为地域文化,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地域范围,不同地域范围内所产生的文化因地域范围的大小不同而有所差异。所以,对这两种文化理解的前提,就是要首先弄清河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地域范围的区别,只有弄清了两种文化的地域范围,才能够真正地了解两种文化因地域范围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内涵的差异。 大凡学术界或者普通的文化传媒,对于中原文化的 地域范围并没有人做过论证,那么,中原地区的地理范围到底有多大,为了弄清这一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引用学术界相对权威的/中原0概念的解释。/中原0一词5辞海6中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指平原之地;其二/谓中国也,别于边疆而言0,/古称河南及其附近之地为中原,至东晋南宋亦有统指黄河下游为中原者0[1] 。5辞源6在解释作为地域名的/中原0时,也说:/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0[2] 两部权威的辞书对中原文化地域的解释,在中国古代史籍中也得到印证。汉景帝时期所发生的七国之乱,主父偃评价说:/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0,是因为/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0[3] 。这里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陆游的5示儿6诗中所说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0,这里说的/中原0显然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我们所论及的中原地区主要是以此种解释为主。这样看来,在中国历史上,关于中原地区的地理范围也大小有别,并随着中心地区影响的变化或扩大或缩小。这就说明中原地区的地理范围包括了今天河南省和周边一些省份的一部分,甚至扩展到黄河中下游地区。这就是说,中原地区的大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河洛文化的地域范围近年来学术界论述的比较多,据笔者研究,河洛地区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 # 52#
黄帝时代与河洛文化
黄帝时代与河洛文化 摘要：黄帝及其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但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原因，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本文结合考古资料指明历史文献记载的可信性，点明黄帝及其时代的实质和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年代，并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通过对黄帝活动范围、文化创造的排比指出黄帝时代是河洛文化的根基和源头。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頊；《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頊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頊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頊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頊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頊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客家围屋民居建筑文化研究
目录 摘要 (1) 引言 (2) 1.客家围屋的平面布局 (2) 2.客家围屋的空间形态 (4) 3.客家围屋的建造特点 (6) 4.其他 (7) 5.总结 (7) 6.附录：参考文献 (8) 摘要 围屋又称围龙屋、五凤楼或府第楼，是客家人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为了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满足生活需要而形成的一种建筑形式。客家围屋不仅是客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而且蕴含着丰富文化积淀和客家人勤奋进取的精神，体现了客家人别具一格的文化成就，寄托着客家人深厚的情感，是客家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它是客家传统建筑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建筑类型，是客家文化和民族心态，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的综合反映，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客家围屋作为客家传统文化的载体，其房屋选址、平面布局、空间形态、建造特点、建筑材料、建筑结构等都无不体现着客家人的思想价值观。围屋不仅是文化载体，同时也是客家文化的表层结构和具体表现。 本文将从客家围屋的平面布局、空间形态、建造特点及其他四个方面展开探讨，对客家围屋进行研究。 关键词：客家围屋五凤楼围龙屋府第楼
引言 围屋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博大的内涵奇特构图，深邃的文化艺术气质，作为一种巧夺天工的人文景观，显示着它的建筑魅力。 自古以来，客家人为营造既能满足生理需要，又能满足心理需要的居室倾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客家围屋不仅展示着客家传统文化的横断面，反映着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与特征，同时还凝聚着客家及其先民的智慧和进取精神，体现了客家传统文化的成就。 对于围屋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认识和了解客家的历史文化成就及其对缔结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对今后的城乡规划与民居建设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在客家围屋的建筑元素中，有许多独有的东西。相较其他民居，客家围屋有着其他民居已经失落了的精髓气质。 对于客家围屋的研究，是一种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下文将从客家围屋的平面布局、空间形态、建造特点及其他四个方面展开探讨，对客家围屋进行研究。 1.客家围屋的平面布局 1.1基本平面布局 围屋的基本平面布局是:中轴线上有由敞厅堂、敞廊和天井构成的三一体的厅井空间，至少有上下两堂，左右有平衡对称的厢房。无论是中轴或横屋，均以“四架三间”为基本构成图，横屋以二、四、六对称双数排。大门前有禾坪和半圆形水池，而且前低后高、中轴高两横低。典型平面如下图所示：
河洛文化教学内容
(一) 河洛文化的地域范围，要大于我们通常说的洛阳平原。河洛地区是指黄河和洛水相交汇处的这一广大地区。 关于它的具体范围，可界定为：以洛阳为中心，西到潼关、华阴，东到郑州、开封，南到汝州、禹州，北到济源、晋南。这个地域范围，要大于我们通常说的洛阳平原(或称洛阳盆地)，但洛阳平原无疑是河洛地区的核心部位。 （二） 什么是河洛文化？就是孕育、发展、繁荣、传承于河洛地区的地域文化 徐金星说，关于河洛文化的定义，史学界有以下界定。 其一，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区域性文化，狭义指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伊洛地区的文化，广义指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 其二，河洛文化的概念，即中原文化的泛称，狭义指中原腹地伊、洛、河三川平原的远古文化。 其三，河洛文化是历史上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河洛文化的本质是地域文化，是产生、发展于河洛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文化现象，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各个层面。 关于河洛文化的起迄时间，学术界已有基本认定：这一区域文化时间跨度长，其上限可上溯到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其下限则一直到今天。 河洛文化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阶段，河洛文化经历了数十万年的漫长发展历程，属起始期；第二阶段是重要的发展阶段，大致从夏、商、周到秦、汉、魏、晋、南北朝，属成长期；第三阶段是繁盛阶段，主要是隋、唐、宋时期，属成熟期；第四阶段是衰落期，也就是金、元、明、清、民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河洛文化进入复兴时期。 总而言之，河洛文化产生于夏、商，成熟于周，发达于汉、魏、唐、宋，传承延续于其后的历朝历代，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她不仅是地域性的文化，还是延续千年的帝都文化，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载体。 (三) 河洛文化树大根深，内涵极为丰富。它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深植于河洛地区的文明土壤，生长得枝叶茂盛，其文化枝干起码有十几个。 一是史前考古学文化。从这一地区发掘的遗址看，主要有石器和陶器，说明河洛地区史前经济以农业为主，并饲养猪、狗，从事渔猎和采集。劳动工具有石镰、石铲等，距今七八千年，说明河洛文化起始很早。 二是三皇五帝文化。譬如伏羲长期在河洛一带活动，受“河图”启发画了八卦。伏羲的女儿溺死于洛水，化为洛神。再如黄帝也在这一带活动，新安县的青要山即黄帝密都之所在。还有帝喾也曾生活在洛阳偃师境内。 三是河图洛书传说，就发生在河洛地区。相传伏羲氏时，有一匹龙马从黄河浮出，背负“河图”；有一只神龟从洛河浮出，背负“洛书”。伏羲依此“图”和“书”，画作八卦，就是后来《周易》一书的来源。孟津县原有一条古老的河流，当地称图河，全长约20公里，流经该县朝阳镇卦沟村，送庄乡负图村，白合乡上河图村、下河图村，至会盟镇雷河村附近注入黄河。从以上的河名、村名当中，可以看出河图洛书传说的深刻影响。 四是制度文化。河洛地区长期是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的都城所在地，古代的国家制度和都城制度，基本都在河洛地区发轫和完成。古代两次大的社会制度变革，即奴隶制的确立和封建制取代奴隶制，都与都城洛阳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五是五大学说流派的建立，河洛地区是平台和发源地。 六是史官文化及史学的建立，河洛地区也是平台和载体。司马迁在洛阳受命写《史记》，班氏兄妹在洛阳著《汉书》，陈寿在洛阳撰《三国志》，司马光在洛阳完成《资治通鉴》。 七是文学艺术的发展，河洛地区是发祥地。《尚书》开中国散文作品之先河；《诗经》是第一部诗歌总集；西汉时洛阳人虞初著《周说》，被誉为小说的开山之作；汉代词赋、建安文学、汉魏文章、唐诗宋词，都成就了河洛文学的辉煌。 八是科学技术发明荟萃河洛地区。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是迄今最早的一批青铜器；夏代杜康在洛阳发明酿酒；东汉张衡创制了浑天仪、地动仪；东汉蔡伦创制了“蔡侯纸”；魏晋发明家马均发明了龙骨水车、水转百戏。
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 客家，是中国汉族的一个庞大的民系共同体，其形成历史悠久，人数众多，包括了粤东、粤北、粤中的绝大部分地区。全国纯客县、非纯客县合计287个，国内外总人数约合6376.8万人次。 客家人：客家人原属古中原汉人，中间经历了六次的大迁徙和一系列的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客家人。相对于客家人的起源，我们更应该关注并且称颂的是生生不息的客家 精神。客家人以其“团结、勤劳、好客”的精神文 明于世。由于客家人身上的这股精神，有人赞美客 家人是“牛乳上的乳酪”；甚至于有的学者认为 “客家人的精神就是亚细亚精神”。客家先民自身 团结的精神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 使他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不被迁徙地的土著同 化。广东梅州的多层围垅屋，永定的土楼客家建筑， 就是客家人团结奋进的象征；勤劳节俭是客家世代 相传的优良品德。在客家妇女身上，则更鲜明地体 现出超乎寻常的刻苦耐劳、勤俭朴素的精神。头戴 凉帽，身穿大襟衫，背着小孩，手扶犁耙，赤足走进田野，是传统的客家妇女形象，因此客家妇女堪称为中国劳动妇女的典范；而说到好客，这就是客家人典型的特点了。客家人热情好客，他们非常注重礼节，不论是正式宴请还是吃个便饭，都有一定的礼节，如按辈分入席。平时，如逢客人到来，主人会很有礼貌地打招呼，并请客人进屋坐，同时必以茶相待，这就是客家人。这就是客家人的文化精神。 围龙屋：围龙屋作为风格独具、古朴典雅的客 家民居建筑，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之为最具中国民 居特色的建筑物之一。围龙屋的整体布局是一 个大园型，在整体造型上，围龙屋就是一个 太极图.围龙屋前半部为半月形池塘，后半部 为半月形的房舍建筑。围龙屋反映了客家人 “族聚而居”的民族文化象征，反映了客家 人在特殊环境下的生活方式以及习惯，是客 家民情风俗的一 个缩影，可谓是客 家特有的客家建筑艺术奇观。围龙屋体现了深厚的客家文化 内涵，通过这围龙屋，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客家文化。第一、 反映了客家人团结互助、敬老尊贤、文明礼貌、知书达理的 传统美德。第二、客家围龙屋的风格是原始住宅风格的传承。 第三、围龙屋的建筑特色也是古代阴阳思想的投射。第四、 体现了客家传统的宗族观念。 客家山歌：客家山歌，被称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 自唐代始，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主要流传于梅州、河源、惠州、赣州、汀州、韶关、清远、广州、深圳、中山、海南、广西以及国内外客家人集居地，客家山歌的内容朴实无华，结构清晰明了，语言丰富，文学艺术性强，善于表达
河洛文化的南迁与影响
河洛文化的南迁与影响 海峡之声网2010-03-30 21:06:41 ----------------------------------------------------------- 所谓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笔者认为河洛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河洛文化就是指古代黄河和洛水交汇地区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是一种地域文化。广义的河洛文化还应包括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河北和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部地区的文化，是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夏朝以后)。 关于河洛地区的具体范围，朱绍侯先生曾在《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一文中指出：“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在同一篇文章中，朱先生又指出：“作为河洛文化圈，实际要超过河洛区域范围，即应该涵盖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区。”河洛文化作为一种主体文化，以其包容性和开放性一直主导了中华民族的整个文化历史，影响了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河洛文化具有自身的区域特点,专家们将其总结为: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性、传承性、厚重性以及广泛的传播性。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河洛文化与众多区域性文化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起,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脉，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河洛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 众所周知，中国史前文化的共识是文化起源“多元论”或“满天星斗”说。但是在中华大地上，人类社会出现“突变”，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出现“国家”—夏朝，却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这一点乃是考古界、史学界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 在三代之前，这里是黄帝、炎帝活动的主要地区。诞生于河洛大地的河洛文化，它从夏朝开始作为一种主体文化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夏王朝在这里定都600余年，形成了最早的统一王朝，进而形成了夏文化；商王朝在这里定都500余年，在吸收继承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繁荣的商文化；周王朝在这里定都800余年，孔子曾说过，“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是说，西周总结继承夏礼、殷礼，继承发扬夏商文化，形成了一套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和级别严格的等级制，继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周文化。夏、商、周三代在这里建都共有2000多年的历史。河洛地区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区，故河洛地区又称为“天下之中”、“中原”、，以至我们的国家称为“中国”。而华，《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中国又称为“华夏”，而且黄河文明处于中华文明的核心地位。总之，“中原”、“中国”、“华夏”之名，皆与地处“天下之中”的河洛文化有重要的因果关系。 秦、西汉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转向关中地区，秦朝建都咸阳，西汉建都长安。咸阳、长安皆在黄河的上游地区。但是秦文化是在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河洛文化的基因依旧存在；西汉政权是有楚人建立的，其楚文化的主导性是无可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