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起源

第一章

医学起源

医学的起源，这是一个古老而又诱人的课题。没有哪本研究医学发展史的专著不由此发足，但史料匮乏或者说简直无史可考，乃是研究者的共同感受。美丽的神话传说固然具有永久的魅力，但“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终究只是故事而已。如果我们想到人类文明曙光的出现，并不像东方破晓那样有一道天边的地平线可以突破，那么一切就不得不从动物界的本能谈起。任何试图一句话、一个观点来概括地、圆满地回答这一古老课题的努力，都注定不会成功。因为其中包含着本能行为、经验积累、理论建立等诸层次的问题。他们之间既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差异，由此构成了漫长的进化历史。

一、本能的作用

有关动物界，特别是灵长目的一些可被视为医疗本能或治伤行为的例子，似无枚举之必要，也没有人否认这种事实的存在。但把人类与动物界完全隔离开的人认为:这些本能的行为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医学。就一般动物而言，这是对的。著名的女学者珍尼·古多尔在与黑猩共同生活活的十年中观察到:受伤的黑积猩长时间在伤口上盖着一把树叶，但在伤风与脊髓灰白质炎流行时却一筹莫展。然而问题就在于找们所看到各种动物的医疗行为是在它们业已完成了自身形态的进化后，所表现出的本能性行为，并不是某一物种的早期行为。对于它们来说是成熟期的种种行为，对于人这一支来说恰恰是早期、未成熟期的行为。巴黎一带坟墓里所取出的属于19世纪的颅骨比属于12世纪的要大些，两者的比数是1484：1426；而根据测量，前者之所以大于后者，完全是由于前额部分的发展———前额部分无疑是各种理智性能的部位所在。就低于人类的动物来说，也有可以类比的情况，取前后属于同一些类群的两宗哺乳动物的头骨相比，结论是在近代的各个类型，脑量要大些，脑壳内壁所留下的脑回的痕迹要复杂些【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伴随着形态的进化，低级的本能行为当然也要向高级发展，也就是说在动物身上不能继续发展的事，在人身上则能够发展。

不难设想，人在没有达成特定尊严身份的时代，其行为更多的是受本能的支配。正如居维叶所论：本能与理智的关系是此消彼长，成反比例。伴随着大脑新皮质持续渐进的改变，人类的理智与行为也在不断地进化，最终在形态、行为、意识等方面出现了与一般动物较明显的差异。这就使得社会学家在人与其他动物间设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摆脱兽性”。【恩格斯《反社林论》】因此两者在行为方面也就不会存在真正的空白或间断。

既然承认动物中也存在着采食药物的行为，就要研究一下它们为什么会违背一般的进食习惯，选择某些被我们人类称之为药物的东西呢？解释恐怕只有一个，就是在特殊生理、病理条件下，动物对特殊的“气”、“味”产生了不同于平时的偏嗜与好恶。这种现象在当代人类中仍有所见。不仅常识告诉人们胎儿可以影响孕妇的口味，而且医生也可以根据病人对气、味的好恶来推断内脏器官的病变。这种基于本能要求的行为表现，可以说是药物进

入人类生活的最初形式。而一般医史专著在论及药物学起源的问题时，总是认为由于饥不择食，人们经常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因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情况，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逐渐认识了某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可以治病。这种貌似有理的立论实际上偷换了“食”的概念，“饥不择食”的确是客观现象，但其内涵是指可食之物，其外延包括人和动物平时喜欢吃的东西和不喜欢吃的东西。“饥不择食”仅仅是形容人或动物在饥饿时，不再挑挑拣拣而已。但上述立论已悄悄将“食”的内涵扩大到

可食物之外，外延包括进了各种有毒之物。在自然界可以普遍看到由于缺乏食物资源而使整个群体，甚至是这个种灭绝的例子，却看不到由于缺乏食物资源而致使群体误食有毒物品而灭绝的例子。

动物得到一块食物时，首先要用嗅觉加以辨别，对有特殊气味者，绝不放入口中，这种现象也能见于婴儿。大部分的中草药都有不被人喜爱的特殊气味，天南星科的植物更有强烈的麻嘴棘喉之感，只要尝一下就会使人永远记住此物不可食。人与动物在极度饥饿时都会违背平时的伦理观念，以同类充饥。正是由于生物具有这种残酷的自我保护本能，才导致了种的延续生存。就整个进化的角度看，这种残酷自私的行为是有利于种的延续与必需的。

酸物醒酒的常识人人皆知，但请注意：如果认为今人可以来自耳闻，古人亦必同样，那就错了。达尔文观察到“好多种的猿猴对茶、咖啡和各种烧酒有强烈的爱好……酒后的第二天早上，它们脾气很不好，怏怏不乐，两手支着大概是正在作痛的脑袋，再给他们喝酒时，它们掉头不顾，并且表现出厌恶神情，但对柠檬汁却很欢迎，可以喝上不少。一只美洲产的蛛猴属的猴子，在一次喝白兰地醉酒之后，对它从此不再沾唇”【达尔文《人类的由来》】。珍尼·古多尔还观察到黑猩猩在一定时期会捕食动物，并非绝对素食；许多动物要定期饮用含盐之水以补充生理需求，这些事实都说明最初的药物使用，仅仅是出于本能的需求而己。无论人或动物在肢体受伤时，都自动采取保护性措施，避免运动，不能说不是外科学固定术的最初表现形式；内脏与肢体疼痛时会不由自主地按揉，这与按摩疗法有何等密切的关系：“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署”正是养生学的起源，甚至母亲哄孩子的“哼哼调”也可以看作是音乐疗法的最初表现形式。这些行为都可以，也必然出现在人类从事工具制造和使用语言以前。

黑猩猩用树枝作成牙签为伙伴剔去牙缝中的积垢与现代牙医固然有天壤之别，似不可同日而语，但其目的是一致的，这还标志着医生的行为与作用已在动物中有所表现。因此硬要在人与动物间设下一个的点，只能使自己陷于困境。

关于本能的作用还要涉及人类用火与婚配关系变化两个问题。人类用火，历来被视为医学起源、人类进化、卫生保健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如果人类天性需要火，那么在使用火之前就必然因不能抵御寒冷和消化生肉野果而被淘汰。因此从生到熟的转变不过是像动物也会检食被野火烧死的飞禽走兽一样。出于省力的目的，但人一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一旦了解到熟食的美味，能够有意识地保留火种以便随时重温旧梦，而不必全赖天赐。尚需注意的是原始人类对于熟食的一切好处，诸如卫生、易消化、有利发育等一切全无所知，他们只能是根据自身嗅觉与味觉作出“熟胜于生”的判断(凡是“熟不如生”的，人们至今仍是生食)，这是本能最自然的表现。在这方面的论述中，恩格斯以为：“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从只吃植物转变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转变到人的重要的一步”;“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肉类食物引起了两种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然而实际上人类井没有从只吃植物到同时也吃肉的转变，这从人的形态(锋利的犬齿和四肢的奇数分支)和消化系统的结构(PH值为2.8的胃酸足以凝固蛋白质，再经蛋自酶消化)可以知道；也不能认为肉对脑的进步有如此关键的作用，如果是那样，岂不是狮子老虎等更具备了新皮质进化的条件了吗？再则就人类的进化过程而论，如果因熟食才促进大脑的进化，那么人就不可能有别于动物而学会用火。相反，只能认为是大脑的发达才使人学会用火。总之，人类进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生理条件所具备的潜在能力，这才是最跟本的内因。而种种行为上与动物的不同之处，都不过是这种潜在能力的外在表现，是进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关于原始人群如何调整血缘婚配的问题，由于人们头脑中有一个错误的成见，即认为凡是近亲婚配就必然出现劣质后代或遗传性疾病，所以不得不设想人类最初采用了某种形式限制血缘内婚配。而实际情况是近亲繁殖只不过为不健康基因相遇而成为显性遗传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如果父本和丹本均系健康基因，则没有这种问题。氏族内的婚配关系使原始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不自觉地遵循了优生学的法则，凡是不健康的家族就可能在艰苦的生活中被自然淘汰掉，不健康基因也因此断绝了传递的可能。这种婚配关系造成当时人类在数见上受到限制，但在人在质量上如果撇开杂交优势不谈，并没有导致直接的危害，否则，人类早就应该衰亡于近亲繁殖的阶段，而根本不可能有从族内婚向族外婚的过渡。

在人类早期，没有科学知识的指导。如果说从一般现象中观察到了某些婚配造成劣质后代，那么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也只能是增强那些健康强壮家族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因此最初的婚配转化必然是由于一些自然的因素。

原始人群对于自然条件的强烈依赖性，造成了居住的相对集中性，例如黄河流域的部落林立就为族内婚向族外婚过渡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战争与掠夺无疑也加速了氏族间的交通融合，此外动物本性在其间也应起到过一定作用。

自然界中，某此植物依靠“雌雄异熟”(一朵花的雄蕊、雌蕊不同时成熟），或花粉表面的化学结构避免自花授粉，实现杂交。提高了后代的生活里和建立起新的遗传性。这是植物界比较普遍的现象，动物界也普遍存在着选择配偶的现象，动物已有复杂的心理活动，很难一概而论，但至少外激素与气味等因素在选择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过于熟悉的气味不如一种新的气味更能激起异性的性欲，这也使得动物获得定的杂交可能。

人类的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无不是对陌生事物具有更强烈的感受性。这种被道德观念斥为“喜新厌旧”的生物学本性难道不足以在原始人类的性关系上起一定的调节作用，驱使着雄性对族外妇女产生更大的兴趣吗？至于孔子所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和道德观念调整的性关系，都是后来的事情。实际上在汉代还能看到“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汉书》】的近亲婚配记录。

在此提到动物、植物调整交配关系的途径，不过是想借以说明“自然之力”的作用，还能使人看到动物与人类行为间的关系。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本能在人类早期所起的作用。熟食转变、向族外婚过渡的问题是本能与劳动、社会发展相结合实现的，仅仅是在客观上起到了有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作用。然而种种本能的救治行为，却是主客观一致，有减轻疾病痛苦、维护机体健康之明确意识，与高度发达的当代医学的目的是相同的，行为是持续不断的，只是在方法上日见改善与创新。因此在讨论医学起源时，必须由此开始。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孙晓春 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历史上,东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早期国家产生之际,他们就已经站在不同的起点上,而且各具特色的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决定了各民族之间彼此不同的历史走向。只有合乎逻辑地解释一个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才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本文拟就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以及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于雅典模式关于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主要讨论了三种模式。即由氏族组织演变为国家的雅典模式,恩格斯说,雅典国家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 ;通过部落征服进入国家的德意志模式;由家长制家庭进入国家的罗马模式。实际上,世界各民族国家产生的道路,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恩格斯所讨论的这三种模式。但是,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我国史学界在讨论国家起源问题的时候,却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把恩格斯所说的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的例子,看作是国家形成的唯一的模式。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及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这一问题时,都把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类比于雅典人的国家,即经过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与商业三次大分工,同时,由于商品 经济的发展,在氏族内部个体家庭确立的基础上,产生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常识性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过程的描述,全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我认为,由于地理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全然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之所以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中国与希腊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极不发展,一定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决定于原初的地理环境。这里,首先应该澄清一个理论问题,斯大林曾经说过,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具有决定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其理由是,“社会的变化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 从此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便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影响极大。 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详尽地阐述了亚洲的地理环境对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中西医学差异起源的历史比较与分析

中西医学差异起源的历史比较与分析 摘要：近百年来，自从西方医学在传教士的帮助下进入中国，由于中西医学之间理论和技术的差异，引起了科学界、医学界、哲学界、政治界的纷争和较量，中医药因此而数次陷入生存与发展的困境。在人类的发展需要多种文化、多种学科支撑的今天，这种简单的存废讨论似乎有些太过极端。面对中西医学的矛盾和差异，应该从源头加以消解，剖析其中西医差异形成的历史脉络，比较和分析地域及人文环境因素和思维与语言环境因素在其中发生的重要影响，从而从根源上认识差异，消除差异，实现中西医学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中医；西医；起源；差异 近代以来．随着西医和西方科学大规模地传人中国．面对这种与自身传统知识体系迥异的新的知识体系的挑战，许多中医理论与实践工作者仍然试图像以前吸收印度医学和阿拉伯医学那样将西医和中国传统医学进行融会贯通。于是，“改良中医”、“中医科学化”、“创立新中医”等主张纷纷提出，形成了近代中西医融通的三次高潮：“衷中参西的中西汇通”、“中西医结合的病证结合”、“中医药现代化的新中医学”。遗憾的是，这些主张或者策略并没有得到医学界(特别是西医学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赞同，甚至有些人以“中医不科学”为由数次提出了“废止中医药”的口号，使中医药陷入生存的困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态“坚决反对废除中医”，并称“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则称，“取消中医”是“对科学的肆意否定”，甚至国家重要领导人也不得不在不同场合为中医药正言。其实，面对生存危机，中医药界在奋起辩护的同时，更应该意识到这一切争论都是中西医固有的理论和学说差异而导致的，化解危机的途径应是加强沟通和理解，这需要全面、深人地研究中西医差异的根源，用发生学的观点和方法，按照其学说发生和发展演化规律进行比较与分析，从而从根源上认识其差异，从根源上消除其差异，从而探究创建具有中国特色医学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中西医学差异的演化阶段分析 中医和西医分别诞生于几千年前的古中国和古希腊，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其差异之大融和统一之难成为人类文化和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近百年来，这两种医学知识体系的矛盾聚焦于中国，其间争鸣和交融引发的冲击波一浪高过一浪，并日益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考察中陌医差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存在三个非常清晰的阶段： (一)差异萌发阶段的中西医学 公元5世纪之前的1000多年(在中国是从春秋战国到南北朝的北魏，在欧洲是从古希腊到西罗马帝国灭亡)是中西医学差异的萌发阶段。这个时期东西方都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些文明所达到的水平和对后世的影响，从整体上说，两者很难分出高低。就医学而言，早期中西医学具有共同特征，如被动性、非理论性、经验性、无地域性等，其救护本能与医疗行为、求食活动与医药知识、巫术活动与医学渊源、朴素原始的解剖知识、医事活动等都以临床实践和对人的整体认识观为基础，强调机体对疾病的自然抗御，忽略实验研究等，都是从人类求生的本能荒漠中走过来的，两者有众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此期间。东西半球北纬45。附近的黄河流域与爱琴海区域，分别产生了两部划时代的医学巨著：中国有以黄帝名义著述的《黄帝内经》和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古希腊有希波克拉底的《希波克拉底文集》和盖伦的17卷本解剖学巨著《人体各部位的作用》。将其进行比较，两者较相似，但更应注重它们之间隐而不显的差异．例如中国医学将阴阳、五行、元气等学说转化为医学理论，古希腊医学将原子论、元素论等转化为医学理论：中国医学以元气论来研究人的整体性．古希腊医学以原子论来研究人的整体性；中医注重功能性病变，发展了辩证论治，古希腊医学注重结构性病变，发展以解剖为基础认识疾病。也许这两个医学体系在建立时期所萌

“中国精准医疗”计划靠谱吗.doc

“中国精准医疗”计划靠谱吗- “中国精准医疗”计划目前还处于务虚阶段。 “600亿‘中国精准医疗’计划消息不实。”近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向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生物医药处张兆丰处长求证得知。 根据学界观点，所谓“精准医疗”，是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快速进步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科学的交叉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概念与医疗模式。其本质是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等组学技术和医学前沿技术，精确找到疾病原因和治疗靶点，最终实现个性化精准诊疗的目的。 消息虽不实，但我国未来是否会制定适合国情的“精准医疗”计划还有待观望。 “国家层面正在讨论我国的精准医疗该怎么开展，但还处于务虚的阶段。” 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程京告诉记者，目前需要弄清楚美国推出这一重大计划却只投入区区2.15亿美元的动因，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思考，不能盲目跟从。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近日发布的2015年统计年报显示，过去十年，我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明显上升趋势，每分钟就有6.4个癌症病例出现，其中超过60%-80%的患者在发现时已是中晚期。 4月10日，国家卫计委公布首批肿瘤基因测序临床应用试点单位。在业内人士看来，这表明政府推动精准医疗发展的决心。 据了解，目前国内对于精准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建立在大数据和全面医学基础上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例如，建立健康人体和疾病群体的数据库，通过大数据的集成分析，

得出致病因素。第二是关于物理学、信息科学、医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实用技术的研究。 “产学研一体化对于疾病防控意义重大。”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同仁医院院长韩德民表示。 程京也认为，现在国家推行围绕“精准医疗”的一系列计划，发展相关产业至关重要。美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催生了巨大的工业。如果将来我们的“精准医疗”就是简单地购买国外仪器和试剂来照做，那么当人家的工业再上一个台阶时，我们将一无所获。 从工业角度来说，制造测序仪就很务实。程京介绍，作为首批肿瘤基因测序临床应用试点单位，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已经装就四台解决样品制备的全自动设备，年内将正式发布。 对此，政府层面也在谋划。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司长秦怀金在4月21日的“精准医学论坛”上指出，中国特色的“精准医疗”研究和计划，目标和任务是要解决中国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同时要推动整个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中国不会也不能缺席影响全人类的重大医学变革。

第三章医学伦理的历史发展

第三章医学伦理的历史发展 [案例3-1] 长桑君收扁鹊为徒，是经过“出入十余年”的观察，发现“扁鹊非常人”，“非常人”是指有道德修养和聪明才智的人，也就是说扁鹊具备学医的条件，长桑君才收他为学生，并把全部秘方传授给他。公乘阳庆为西汉名医，轻易不收授学徒，但当他看到淳于意酷爱医学，对待老师又很恭敬，便破例收他为学徒。金代名医李杲，为将医术传授于后人，遍访亲朋好友，寻求品学兼优的学生。有人讲罗天益“性行敦朴，尝恨所业未精，有志于学”。当他第一次与罗天益见面时，劈头就问:“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直到罗天益回答说：“亦传道耳”，他才收罗天益为徒弟。（李艳.中国古代医德教育对现代医学生医德教育的启示[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28(5):52-53） [案例3-2] 北宋名医唐慎微，医术十分高明，治病有“百无一失之誉”。病家有请，不分贵贱，立即前往，且往往“不取一钱”，只须告诉一两条民间验方而已，或为其在经史子会议集中抄录有关方面的内容即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唐慎微治愈了大批病人，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医药素材，终于编撰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全书总结了北宋以前的本草成就，至今还是研究古代药物学的主要参考文献。 讨论： 1．古代名医收徒给我们什么启示？ 2．北宋名医唐慎微有哪些可贵的医德品质？ 医学从来就不单纯是一门自然科学知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随着人类医学活动的发展，医学伦理也在丰富和发展。研究医学伦理的历史发展，不仅可以使我们继承和发扬优良医德传统，而且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今之医学，保障医学的健康发展。 第一节古代医学伦理 古代医学伦理，是指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的医学伦理。这一时期的医学处于经验医学阶段发展阶段。 一、古代医学伦理概况 （一）中国古代医学伦理概况 1．古代医学伦理的萌芽时期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过着茹毛饮血、构木为巢的生活，经常受到毒蛇猛兽的侵袭和因采食野生植物而中毒的威胁。人们在与大自然斗争中，逐步掌握了原始的治疗伤病的方法与经验。如烤火以抗风湿，按压以治疼痛，裹敷以救外伤，草药以疗内疾等。当时人们的医疗活动大都是从自身尝试开始，对各种药物进行人体试验，这种为积累治病知识而自我献身的精神，是古代医学界的优良道德品质。“神农尝百草”就是这种以自体作试验的原始典范。人们行医

关于医学的起源

关于医学的起源 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过去的医史学家们对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诸如医源于神、医源于圣、医源于巫、医源于动物本能、医源于人类之爱、医源于劳动等等，都各有所据，又各有所偏。医学的起源，不可能是单一因素作用所能解释圆满的，我们认为只能是诸种因素综合参与不断发展的结果。 一、本能与医学 医学源于动物本能，西方一些著名医学史家大都持这一看法。中国学者在千年前已有这一论述。 由于无意识的动物本能过渡到有意识的人类原如医疗经验的积累，才能有真正的医学起源。可以说医学源于本能，又高出本能，不把本能的医疗保护行为转化为自觉的经验积累，便不会有医学产生。 二、实践与医学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医史学界，提出了“劳动创造医学”的论点，成为当时普遍认同的观点。 劳动在人类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巨大作用，正是由于劳动，人们才逐步获得了可用于治疗的砭石、骨针等，认识到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性能，才获得更多的医疗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劳动创造了医学。 三、医源于圣人的创造 医源于圣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广阔的市场。 我国古代传说中关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及黄帝等圣人创造医学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上古不同氏族集团群体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对医药经验的积累和贡献，神农、黄帝等不过是这些氏族群体的代名词,表示着医学发展有不同阶段。 医源于圣包含的另一个内容，是肯定医药领域中一些杰出人物在医学发展中起着较大的作用，在医药经验积累过程中，不仅各个氏族集团是不平衡的，一个氏族集团内部不同的人所起的作用也各有不同。一些比较留心医药而又具有创造才能的人，他们善于总结经验，能探寻出更有效的药物和更好的治疗措施，因而在推动医药发展中起着更突出的作用，却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四、思维、巫术与医学 巫主要是充当人与鬼神交通媒介的，是原始的宗教，是神学，在本质上是与作为科学的医学尖锐冲突的。医学越发展，医与巫之间的斗争就越尖锐，巫术就更成为医学发展的桎梏。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医学家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作为六不治的一种，《黄帝内经·素问》中所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都是医学摆脱巫术，确立自身价值的标志。 医学现状 医学是人类在生活与生产活动中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是维护人类健康生存和繁衍生息的重要学科。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导读：本文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问题至今未得解决。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下面就此问题谈几点具体意见。 认清中国古代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形式 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首先要把我们祖先刚进入国家状态时的政治组织的形式弄清楚，这就是所谓“早期国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在广泛谈论着“早期国家”问题。国内学者使用“早期国家”的概念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开始的，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区别古希腊罗马那种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国家形式，具体是指我国夏商周时期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互为用的早期国家形式。这无疑是对的。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已论及这种国家形式了，只不过他没有使用“早期国家”这个词而已。 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这种国家形式，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被提到的。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般习惯于按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古希腊罗马及日耳曼国家

形成的标志来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及形成问题。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阐述的有关国家的基本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拿古中国同古希腊罗马相比附，以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也一定要具备“公共权力”与“地域组织”两个条件，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几个国家都明显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这就与我国进入国家状态后氏族制度仍被长期保留的实际不相合。而在近年的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去考虑我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诸问题。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外学者对于“早期国家”的概念虽然还存在着差异，但在将中国划归早期国家而将古希腊罗马归入非早期国家或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出现的国家这一点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前苏联学者a·m·哈赞罗夫为国际学术界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一书所写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就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因而，从国际学术界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也应当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 回想过去，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时，并未分清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是两种国家形式。一些学者机械搬用恩格斯有关古希腊罗马国家形成的标志的论述，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也必须具备“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这两个条件，如此就不免

中国医学史重点50505

中国医学史重点 1.最早的医疗工具——砭石 2.导引是中国古代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相结合的一种养生术。 3.浙八味：白术，白芍，浙贝母，杭白菊，玄参，麦冬，温郁金，延胡索。 4.医学起源论：医源于动物本能（混淆了动物本能的救助行为与人类早期经验医学之间的 界限），医源于圣人（出于崇拜部落英雄，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贡献做出了无限夸大），医源于巫（否认了医与巫之间的本质区别） 5.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6.早期医疗卫生的逐步积累和提高主要表现在： ①随着人们对疾病知识的进一步提高，对不少疾病已经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出现了“六 气致病”学说，预示着早期医学已经开始摆脱鬼神迷信致病说。 ②春秋时期，在精气神、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医药学理论 开始萌芽。 ③药物和知识的逐步积累，药物品种，数量增多，出现了酒剂、汤液，是医药学史上的 重要发明。 ④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人们开始讲究卫生，积极预防疾病，早期的预防思 想出现。 ⑤随着医药卫生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逐渐扩大，宫廷医学出现了早期的分科，医事管理 制度初步建立。 7.商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 成系统的文字符号。 8.王懿荣在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对人体部位的认识一般按照体表部位认识。甲骨文中的 “疾年”“降疾”“雨疾”是目前有关流行病和多发病的最早记录。记载的“疾小臣”一职是商代宫廷负责医疗的低级官员。 9.《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本诗歌总集，在西汉被称为儒家经典，出现肺结核记录。 出现最早的阴阳概念。 10.《山海经》是先秦的一部古籍，记载38种疾病名称，记药126种。药可分治疗类，预 防类和治疗、预防双重作用的药物。 11.《周礼》原名《周官》，汉代刘歆整理后改今名。记载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医学 分科的出现，是医学进步的标志，也是我国最早关于医学分科的记载。记载“酒正”官职。 12.《礼记》叙述了先秦社会的礼仪制度，有关于瘖、聋、侏儒的记载。 13.《左传》记载了骨折、远视、发秃、瘈咬伤、佝偻等。 14.六气：阴、阳、风、雨、晦、明。 15.五味：醋、酒、饴、姜、盐。 16.五食：麻、黍、稷、麦、豆。 17.五药：草、木、虫、石、谷。 18.气最初的含义是指天空中的云气、呼吸之气即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大气。 19.《管子》最早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精气学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 20.阴阳是宇宙中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 21.阴阳的基本内容包括：阴阳交感，阴阳对立制约，阴阳互根互用，阴阳消长平衡，阴阳 互相转化。 22.《尚书》中《甘誓》《洪范》两篇是最早出现“五行”字样的历史文献。 23.我国最晚在夏代已经掌握了人工酿酒技术。仪狄造酒、杜康造酒。

中国精准医疗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机遇前景分析

中国精准医疗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机遇前景分析 我国精准医疗尚处于入门阶段。精准医疗是个系统工程，大数据是基础，基因测序是工具之一，只有软硬件有机结合，才可能实现技术上的精准医疗。 分子诊断产业的发展瓶颈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政策。不同发展阶段的分子诊断技术都有其特定的应用场景，随着NGS成本的下降，商业模式的丰富，传统的分子诊断方法将受到挑战。政策对创新产品的鼓励将加速整体产业的发展。 基因测序产业的竞争要素是技术、服务和渠道，门槛是数据库，落脚点在教育。1）上游测序技术上，Illumina的X10已接近于顶峰，而仪器设备的未来是赠送模式，服务将产生最大附加值，门槛在数据库，这就要依赖于渠道，而教育将是一个爆发的节点。2）中游测序服务：本身壁垒较低，未来会出现超大规模的第三方检测工厂，实现规模效应。科技服务仅约10亿元的外包市场，企业未来转型的出口是健康、医院、独检。临床测序的两个主体中第三方医学检验所市场化程度高，未来发展空间较大。3）中游数据解读：中国企业的优势所在，但门槛在数据库。未来市场格局将分为自行解读和外包解读两大阵营，因此外包解读将催化产业不断涌现出各种创新服务模式。至于数据库的建设，更看好通过市场化的竞争，由企业投资整合资源来积累数据的途径。解读服务发展的催化剂在需求，落脚点在教育，只有医生和患者认识的基因越多，了解疾病机理的欲望就越强，数据挖掘的需求就越大。4）下游临床应用：人人基因组与疾病筛查是必然趋势。NIPT的进入壁垒在于测序成本和客户体验、产科医院渠道；肿瘤诊断作为第二大应用，个性化用药和早诊是必然发展方向，循环肿瘤细胞（CTC）和血液循环肿瘤细胞DNA(ctDNA）进行肿瘤的早筛，检出率低、假阴性高，技术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他已经应用的领域主要包括：耳聋基因的筛查、罕见病筛查、地中海贫血、靶向药物伴随诊断。而2C端的应用，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市场教育和科普过程，并且受限于伦理和法律。 精准医疗产业调研方案设计 精准医疗，广义而言是通过先进的检测手段，进行精准诊断，同时研究疾病形成机理，进而开发相应药物，实现精准施药，以最小资源投入获取最大健康保障，从而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所以，精准医疗贯穿于诊断、治疗、用药等医疗的整个流程，涉及基因测序技术、3D打印技术、造影技术、器官移植技术等各种高新医疗技术，此次调研将聚焦以精准诊断为出发点和主线，浅析精准医疗的现状，设计调研模块如下，主要包括疾病筛查与诊断、数据解读、个性化治疗与用药三个环节。 核心问题： 在上一期基因测序调研报告中我们针对基因测序产业上中下游的现状和机遇设计了核心问题，此次调研在原有问题上做了补充和延伸：1）我国精准医疗产业发展现状及机会；2）分子诊断及基因测序产业格局和发展趋势；3）基因测序产业中下游，测序服务、数据解读、临床应用的发展动态和趋势。

全科医学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背景

全科医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 （一）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严重威胁国民健康且发展态势严峻 自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严重威胁各国国民健康的最主要问题。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预防慢性病——一项重要的投资》中是这样定义慢性病的：病因起始于生命早期，可以预防，一旦患病，需要长期系统治疗。在此报告中同时指出，2005年全球死亡人数大约为5800万，其中3500万死于慢性病，并且在未来十年中，发病人数将以17%的速度增加。慢性病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尤为关注的是，五分之四的慢性病患病者分布在中低收入的国家。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慢性病问题也日益严重，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1991～2000年中国慢性病死亡占总死亡的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已经由1991年的73.8%上升到2000年的80.9%，死亡数将近600万，在近600万的慢性病死亡者中，其中死于心血管疾病250万、肿瘤140余万、慢性阻塞性肺部疾患128万、糖尿病直接死亡9万，分别占总死亡人数的34.0%、19.3%、17.6%和1.2%。 慢性病多为终身性疾病，并常伴有严重并发症及残疾，使存活者的生命质量大大降低，给个人、家庭及社会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2003年我国居民因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高血压及糖尿病等五种慢性病就诊高达6.51亿人次，占门诊总人次数的14.5%，其中仅心脏病就相当于所有传染病门诊人次数的2.8倍；我国每年用于癌症患者的医疗费用近千亿元，虽然花费高昂，但中晚期癌症的治疗效果尚不满意，其不良预后不仅给患者家人和亲友带来巨大的痛苦，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据科学推算，2003年我国仅缺血性脑卒中一项的直接住院负担即达107.53亿元，脑卒中的总费用负担为198.87亿元，占国家医疗总费用的3.79%，占国家卫生总费用的3.02%。据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报道，罹患常见慢性病住一次院，一般要花掉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一半以上，至少要花掉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的1.5倍，由此造成许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若用失能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s）来评价各种疾病对我国人群健康寿命的影响时可以发现，目前，居民损失的健康寿命年数（即过早死亡年数）的70%是由慢性病造成的。2001年，中国前十位主要死因中，心脑血管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患及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居DALYs的前三位（表1.1）。 表1.1 2001年中国前十位死因与DALYs

中国医学之中国古代医学常识

2019云南玉溪三支一扶考试内容—公基：中国医学之中国古代 医学常识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中医、中国画、京剧三颗璀璨的明珠并称为中国三大国粹。本文主要针对事业单位考试中涉及到的中医知识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帮助考生在事业单位的复习中能够事半功倍。 中国古代十大名医及其著作 1.医祖——扁鹊 扁鹊：春秋战国时期名医。由于他的医术高超，被认为是神医，所以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的黄帝时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被尊为医祖。其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名闻天下。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相传有名的中医典籍《难经》为扁鹊所著。 2.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3.外科鼻祖——华佗 华佗：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发明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广播体操——五禽戏(虎鹿熊猿鸟)，精于手术，发明麻沸散。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主要著作《青囊经》已佚。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被后人多用神医华佗称呼他，又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有杰出医术的医师。 4.针灸鼻祖——皇甫谧 皇甫谧：三国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其著作《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并被誉为“针灸鼻祖”。 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总称。针法是指把针具(通常指毫针)按照一定的角度刺入穴位，运用捻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来对人体特定部位进行刺激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灸法是以预制的灸炷或灸草在体表一定的穴位上烧灼、熏熨，利用热的刺激来预防和治疗疾病。通常以艾草最为常用，故而称为艾灸。 5. 道家医生——葛洪 葛洪：自号抱朴子，东晋著名医药学家，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

精准医疗面临的挑战及发展建议

一、中国精准医疗发展历程回顾 中国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关注精准医学，2006年首先提出了精准外科的概念，得到了国内、国际的医学界认可后被引用到肿瘤放疗、妇科等医学领域。其目标是通过合理资源调配、全流程的成本调控，获得效益与耗费之比的最大化。精准医疗相比传统经验医学有了长足进步，可以通过将精密仪器、生命科学等先进的现代技术与我国优秀的传统经验整合在一起，大大减小临床实践的不确定性，从而在手术中实现“该切的片甲不留，该留的毫厘无损”，在保证精准的同时尽可能将损伤控制到最低。 图表精准医疗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产研智库 二、中国精准医疗发展现状分析 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芯片诊断、免疫细胞治疗等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2015年取消。在此之前，国家卫计委、科技部等多次出台政策，并组织生物医药等领域专家对精准医疗、基因测序等开展研究。在政策利好推动下，精准医疗有希望进入发展快轨。 多项政策支持 政府高层相当重视精准医学，批示国家卫计委和科技部组织专家论证，精准医学也迎来了多项政策支持。 2015年3月，第一批肿瘤诊断与治疗项目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临床试点单位名单发布。同月，科技部召开国家首次精准医学战略专家会议，计划在2030年前，在精准医疗领域投入6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付200亿元，企业和地方财政配套400亿元。

2015年4月15日，卫计委和科技部组织生物医药等领域专家，同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共同研讨精准医学研究计划。 2015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其中指出，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包括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芯片诊断、免疫细胞治疗等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国家政策的支持将对基因测序、细胞治疗、干细胞等精准医疗相关领域构成利好。预计2015-2020年全球精准医疗市场规模增速达15%，是医药行业增速的3-4倍；2013年基因测序市场规模约45亿美元，2013年-2018年复合增长率为21.2%，而中国和印度市场2012-2017年复合增长率为20%-25%。 肿瘤检测市场先行 短期来看，个性化医疗相关技术和产品对相关公司的收入贡献有限，但随着市场的不断拓展，未来将对相关公司带来可观的增量。 目前国家卫计委允许怀12周以上的高危产妇利用基因测序技术进行无创产前筛查。以这一项检查为例，我国每年新生儿数量约1600万，按10%的市场渗透率，3500元/人次计算，市场空间约56亿元/年。随着技术的发展，成本继续下行将进一步打开市场空间。假设成本下行至1500元/人次，渗透率至50%，则市场空间有望上行至120亿元/年。 考虑到每年三四百万的癌症发病人数，基因测序的应用空间巨大。中国癌症发病率正“大幅”上升，2014年中国约有220万人死于癌症，但很多病例本是可预防的。对这类恶性疾病的治疗，一方面是加大治疗药物的研发突破，另一方面应从精准治疗角度进行治疗技术的突破。当前的肿瘤治疗正逐渐从宏观层面对“症”用药向更微观的对基因用药转变，实现“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精准治疗成为肿瘤治疗的一个趋势。 三、实现精准医疗面临的挑战 2015年，“精准医疗”随着奥巴马的宣言一跃成为年度热词。那么，精准医疗的实现目前还面临哪些关键环节的挑战呢？ 临床及生物信息整合 精准医学的基本思想应是将临床信息、患者表型与基因蛋白谱进行整合，从而为患者量身制定精准诊断、预后及治疗策略。基于大规模组学数据和临床医学信息的整合需求，临床信息和信息学是精准医学发展的重中之重。

中国古代医学文化

中国古代医学文化 中国古代医学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也就是中国医院文化的源头,她几千年形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浩瀚的医学典籍,丰富的临床经验,独特的医疗技术,至今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为今天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着丰富的营养。概括起来,中国古代传统医学文化有6个方面的特征: 勇于求索的精神 我国古代医学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与疾病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宝贵财富,一代代圣哲先贤与仁人志士怀着济世救民的社会责任,上下求索,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正就是这种"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推动着历史的进步,造就了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医学文化。 1、先秦时期传说中华民族的先祖燧人伏義氏见其民吃生的食物而导致疾病,便钻木取火,烧烤食物,使人不生病,伏義氏还发现了药物发明了用石针针灸的方法为百姓治病。《路史?后纪>载:“伏羲氏尝草制砭,以治民病,而人滋信”。传说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神农氏为解除人民的病苦寻找药物,曾一曰尝七十毒,表现了祖先为民的伟大献身精神。〈通鉴外纪>载:"古者民有疾病, 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曰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我国最早的医院 典籍之一〈神农本草经〉便就是以神农氏的名义所作。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轩辕氏可以说就是我国古代医学研究的带头人, 根据她与她的臣子雷公、岐伯等人研究医学的记载,形成的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奠定了我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

2、秦汉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瘟疫流行,为解除老百姓疫病之苦,救民于水火,许多医学家淡泊功利,精研医术,行走民间。"建安三神医”董奉、华佗、张仲景就是杰出的代表人物。董奉隐居深山,为百姓瞧病分文不取,病人好后只要栽种一棵杏树,日久成林,被传为"杏林佳话"。华佗多次拒绝做官, 一生行走民间为老百姓瞧病,首创我国古代全麻手术,成为我国古代医学的"外科鼻祖"。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末年,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起义的烽火更就是此起彼伏,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 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3次,灵帝时大疫5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 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10年,有2/3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7/10。张仲景从小面对瘟疫的肆虐,内心十分悲愤。她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 张仲景痛下决心,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立志做个能解救人民疾苦的好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 自序)。她10岁左右时拜当时的名医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一生不仅"勤求古训”,仔细研读〈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

中国古代医学十大家

一、华佗（约145－208） 东汉末医学家，字元化，一名旉，汉族，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华佗与董奉、张仲景（张机）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华佗是三国著名医学家，少时曾在外游学，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外科尤为擅长，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 华佗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对此，《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有一段内容相仿的评述，说他善于养生（“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用药精当（“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针灸简捷（“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手术神奇（“刳剖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滴洗”）。所留医案，《三国志》中有十六则，《华佗别传》中五则，其他文献中五则，共二十六则，在先秦和两汉医家中是较多的。从其治疗范围看，内科病有热性病、内脏病、精神病、肥胖病、寄生虫病，属于外、儿、妇科的疾病有外伤、肠痈、肿瘤、骨折、针误、忌乳、死胎、小儿泻痢等等。

名言：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 二、李时珍 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汉族，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3年）。 李时珍着重药物研究，重视临床实践。所著《本草纲目》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被称作“东方医学的巨典”，他还著有《濒湖脉学》、《奇怪八脉考》、《脉决考证》等流传于世。 名言：饮食者 , 人之命脉。少饮则和气行血；痛饮则伤神耗血。 三、孙思邈 世称孙真人，后世尊之为药王，大约生于公元542年，卒于公元682年，终年140岁左右 , 唐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 孙思邈积一生医学经验，对中医学的生理、病理、珍断、治疗、药物、方剂等基础理论以及临床均有精辟的论述。著成《备急千金要

医学起源

第一章 医学起源 医学的起源，这是一个古老而又诱人的课题。没有哪本研究医学发展史的专著不由此发足，但史料匮乏或者说简直无史可考，乃是研究者的共同感受。美丽的神话传说固然具有永久的魅力，但“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终究只是故事而已。如果我们想到人类文明曙光的出现，并不像东方破晓那样有一道天边的地平线可以突破，那么一切就不得不从动物界的本能谈起。任何试图一句话、一个观点来概括地、圆满地回答这一古老课题的努力，都注定不会成功。因为其中包含着本能行为、经验积累、理论建立等诸层次的问题。他们之间既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差异，由此构成了漫长的进化历史。 一、本能的作用 有关动物界，特别是灵长目的一些可被视为医疗本能或治伤行为的例子，似无枚举之必要，也没有人否认这种事实的存在。但把人类与动物界完全隔离开的人认为:这些本能的行为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医学。就一般动物而言，这是对的。著名的女学者珍尼·古多尔在与黑猩共同生活活的十年中观察到:受伤的黑积猩长时间在伤口上盖着一把树叶，但在伤风与脊髓灰白质炎流行时却一筹莫展。然而问题就在于找们所看到各种动物的医疗行为是在它们业已完成了自身形态的进化后，所表现出的本能性行为，并不是某一物种的早期行为。对于它们来说是成熟期的种种行为，对于人这一支来说恰恰是早期、未成熟期的行为。巴黎一带坟墓里所取出的属于19世纪的颅骨比属于12世纪的要大些，两者的比数是1484：1426；而根据测量，前者之所以大于后者，完全是由于前额部分的发展———前额部分无疑是各种理智性能的部位所在。就低于人类的动物来说，也有可以类比的情况，取前后属于同一些类群的两宗哺乳动物的头骨相比，结论是在近代的各个类型，脑量要大些，脑壳内壁所留下的脑回的痕迹要复杂些【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伴随着形态的进化，低级的本能行为当然也要向高级发展，也就是说在动物身上不能继续发展的事，在人身上则能够发展。 不难设想，人在没有达成特定尊严身份的时代，其行为更多的是受本能的支配。正如居维叶所论：本能与理智的关系是此消彼长，成反比例。伴随着大脑新皮质持续渐进的改变，人类的理智与行为也在不断地进化，最终在形态、行为、意识等方面出现了与一般动物较明显的差异。这就使得社会学家在人与其他动物间设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摆脱兽性”。【恩格斯《反社林论》】因此两者在行为方面也就不会存在真正的空白或间断。 既然承认动物中也存在着采食药物的行为，就要研究一下它们为什么会违背一般的进食习惯，选择某些被我们人类称之为药物的东西呢？解释恐怕只有一个，就是在特殊生理、病理条件下，动物对特殊的“气”、“味”产生了不同于平时的偏嗜与好恶。这种现象在当代人类中仍有所见。不仅常识告诉人们胎儿可以影响孕妇的口味，而且医生也可以根据病人对气、味的好恶来推断内脏器官的病变。这种基于本能要求的行为表现，可以说是药物进 入人类生活的最初形式。而一般医史专著在论及药物学起源的问题时，总是认为由于饥不择食，人们经常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因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情况，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逐渐认识了某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可以治病。这种貌似有理的立论实际上偷换了“食”的概念，“饥不择食”的确是客观现象，但其内涵是指可食之物，其外延包括人和动物平时喜欢吃的东西和不喜欢吃的东西。“饥不择食”仅仅是形容人或动物在饥饿时，不再挑挑拣拣而已。但上述立论已悄悄将“食”的内涵扩大到

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历史途径

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历史途径、主要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一）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历史途径 指导法的起源是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随着人们日常交往的渐趋频繁，尤其是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而出现的。尽管某些简单的调整民事经济关系的伦理习惯或行为规范可能起源较早，但相对系统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国家法的产生，则只能出现在相对复杂的政治组织或国家产生之后。 在原始公有制为基础的氏族社会，聚落组织与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并不需要借助法律制度等国家机器调整规范，社会长期处于“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①]，“无制令而民从”[②]的状态。当时，维持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主要依靠氏族内部的原始民主精神和初民们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与伦理道德规范，并以群体组织规则、氏族首领威信及社会舆论监督等为保障。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③]。在一些极端场合，有时也以

决斗、复仇或战争等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与争端。但这完全是在民主、平等的名义下进行的，丝毫不具有征服、奴役或压迫性质。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自公元前5000年左右起，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已能创造出维持简单再生产之类的最低消费需要之外的剩余产品，并且迅速转化为社会财富，逐渐被某些氏族首领据为己有。最晚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社会劳动分工日渐扩大，脱离生产领域的商人阶层和从事精神生产的宗教神职人员以及从事脑力劳动的管理人员相继出现，私有制、贫富分化及社会分层日趋显著。少数垄断社会资源的上层人物，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利益，调整和解决矛盾冲突，开始建立国家机器，法的起源也就应运而生。 有人认为，法起源于天道与神意。如《魏书》卷一百一十一《刑罚志》称：“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祗之意”，“是以明法令，立刑赏”。《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亦称：“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 也有人认为，法起源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如《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还有人认为，法起源于“理”，亦即宇宙绝对精神。如朱熹指出：“法者，天下之理”[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⑤]；“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⑥]。 就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具体途径而言，历史上有刑“始于兵”[⑦]的说法。这种说法表明，中国古代的刑最初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战争中产生的军法。“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

中国版精准医疗计划将启动 为医学发展带来一场变革

中国版精准医疗计划将启动为医学发展带来一场变革 12 月1 日据国家卫计委消息，目前我国正在制定精准医疗战略规划，这一规划或将被纳入到十三五重大科技专项。专家表示，精准医疗将改变现有 的诊断、治疗模式，为医学发展带来一场变革。 自美国提出精准医疗计划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外纷纷将目光投向 了精准医疗。精准医疗是应用现代遗传技术、分子影像技术、生物信息技术， 结合患者生活环境和临床数据，实现精准的疾病分类和诊断，制定具有个性化 的预防、治疗方案。 目前，中国版的精准医疗计划将启动。该计划显示，国内将研发一批国 产新型防治药物和医疗器械，形成一批国内定制、国际认可的疾病诊疗指南、 临床路径和干预措施，显著提升重大疾病防治水平，针对肿瘤、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罕见病分别制定8 种至10 种精准治疗方案，并在全国推广。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高层相当重视精准医学发展，批示国家卫计委和科 技部组织专家论证，精准医学也迎来了多项政策支持。2015 年3 月份，第一批肿瘤诊断与治疗项目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临床试点单位名单发布。同月，科技 部召开国家首次精准医学战略专家会议，计划在2030 年前，在精准医疗领域投入600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付200 亿元，企业和地方财政配套400 亿元。5 月10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其中指出，取 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包括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芯片诊断、 免疫细胞治疗等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近期，精准医疗概念股表现也较为出色，其中作为精准医疗基础和重要 实现途径的基因测序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投资机遇，11 月份以来，相关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