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
奥古斯丁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符号”理论，提出了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开创了西方翻译理论的语言学传统。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普通语言学理论，标志这现代语言学的诞生，也为当代翻译研究的各种语言学方法奠定了基础。虽然出现了各种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方法，却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以语言为核心，从语言的结构特征出发研究翻译的对等问题。一般认为，西方语言学派开始对翻译进行”科学“研究的标志是美国著名学者尤金.奈达Eugene Nida于1947年发表的《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Bible Translation: An Analysis of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boriginal Languages)。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主要集中于英美，代表人物有奈达、卡特福德(J.C.Catford)、纽马克(Peter Newmark)、哈蒂姆(Hatim)等。
罗曼.雅科布逊Roman Jakobson
原籍俄国，后移居捷克；二战时迁至美国，加入美籍。作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之中。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以及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做出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自１９５９年发表后，此文一直被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 雅科布逊的论述主要有五点：（１）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所谓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内用一些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即通常的“改变说法”(rewording)。所谓语际翻译，是指在两种语言之间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即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所谓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旗语或手势变成言语表达。（２）对于词义的理解取决于翻译。他认为，在语言学习和语言理解过程中，翻译起着决定性作用。（３）准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对称。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对等信息。（４）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如果语言中出现词汇不足，可通过借词、造词或释义等方法对语言进行处理。（５）语法范畴是翻译中最复杂的问题。这对于存在时态、性、数等语法形式变化的语言，尤其复杂。
尤金.奈达Eugene Nida
语言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著述极丰富，其理论对西方当代翻译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提出了“翻译的科学”这一概念。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把信息论应用于翻译研究，

认为翻译即交际，创立了翻译研究的交际学派。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并进而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提出“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就翻译过程提出“分析”、“转换”、“重组”和“检验”的四步模式。功能对等理论由美国人尤金·A·奈达（Eugene Nida）提出，奈达师从几位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大师，本身也是有重要地位的语言学家，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但这位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偏偏远离学术重镇，默默地在美国圣经协会供职半个多世纪。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活动都围绕《圣经》翻译展开。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奈达从实际出发，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最终成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 奈达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说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 , P65) 。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 , P67) 。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
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
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 as 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如雪”。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 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如蘑菇”,“白如

白鹭毛”(郭建中,2000 ,P63) 。再如,英语成语“spring uplike 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为“蘑菇”, 但译为汉语多为“雨后春笋”,而不是“雨后蘑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成语和理解的意象是“雨后春笋”。
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郭建中,2000 , P67) ,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例如:“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a cold.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刘宓庆,1998 ,P122)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因此,如按照英汉两种语言字面上的对等来翻译,原句译为“他靠传染来思维,象感冒一样获得思想”,这样,原文的真正意义就无法清楚地表达。事实上,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英文对等的句型来表达同样的内涵。于是,译者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即用目的语中相应的词汇直接说明、解释原文的内涵,以使译文读者更易接受译作。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文化差异的处理是与从语义到文体将源语再现于目的语紧密相联的。只有当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精神时,译作才能被称作是优秀的作品。
纽马克Peter Newmark
主要从事德英互译理论和实践的教学。提出“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概念；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产生的效果力求接近原文文本，后者则在目标语结构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再现原文意义和语境。提出将“直译”和“逐行翻译”这两类翻译方法互为参照。同逐行翻译相比，语义翻译更重视目的语的语法结构；和直译相比，语义翻译更尊重语言的使用场合。交际翻译并非处处适用，在有些问题和场合当中，语义翻译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阐释学派翻译理论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关于理解、解释及其方法论的学科，它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Hermes)是负责解释、翻译神旨、传达神谕的使者。古希腊时期的阐释学主要用于逻辑学和辩论术以及一些宗教、文学经典著作的解释，其目的不外乎消除文本的歧义和误解。到了中世纪，阐释学成为《圣经》研究的一个分支，通过对宗教典籍的注释、说明向人们澄清上帝的意图。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阐释学的研究领域不再拘泥于宗教经典，而是扩大到对整个古代文化经典的阐释。这一时期可以被看作古典阐

释学时期。翻译和阐释学的密切关系：语言室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理解的进行方法就是解释，翻译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周旋，因此可以看作阐释学最有代表型的范例。1813年，施莱尔马赫宣读了论文《论翻译的方法》。文化以阐释学的角度论述了翻译与理解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探讨了翻译的原则和途径，指出翻译可以采取两种途径：译者不打扰原作者，带读者靠近作者，或者尽量不打扰读者，使作者靠近读者。论文对笔译与口译活动、文学翻译与机械翻译都加以区分并进行阐述。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1975年的《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被视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领域里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以海德格尔的阐释思想为基础，提出“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赋予翻译以更宽泛的含义，将翻译的过程看作阐释的运作(the hermeneutic motion)，并把翻译分为四个步骤，即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restitution)。
功能学派翻译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德国译学界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以纽伯特(A. Neubert)、卡德(O. Kade)维代表的莱比锡派(the Leipzig School)和以威尔斯(W. Wilss)为代表的萨尔派(Saarbrücken School)。前者立足于转换生成语法，在翻译中严格区分不变的认知因素与可变的语用因素；后者是奈达学说的追随者，主张建立翻译科学。功能派翻译理论在这时兴起，针对翻译语言学派中的薄弱环节，广泛借鉴交际理论、行动理论、信息论、语篇语言学和接受美学的思想，将研究的视线从源语文本转向目标文本。目的论影响深远，功能学派因此有时也被称为目的学派。
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
最早可以追溯到凯瑟琳娜.莱斯于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在这本书中，莱斯把功能范畴引入翻译批评，将语言功能、语篇类型和翻译策略相联系，发展了以源文与译文功能关系为基础的翻译批评模式，从而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她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在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方面都与原文对等，并把这样的翻译称为综合性交际翻译(integ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然而在实践中，她又意识到等值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有时并非是人们所期望的，因此应该优先考虑译本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
汉斯.佛米尔Hans Vermeer
试图弥合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断裂，提出目的论(skopos theory)将翻译研究从原文中心论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在于来世莱斯合著的《普通翻译理论原则》（1984）中对该理论的框架进行阐述。“Skopos”一词来自希腊语，指

行为的目标、功能或意图。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和有结果的行为，这一行为必须经过协商来完成；翻译必须遵循以系列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即使说译文取决于翻译的目的。此外，翻译还应遵行“语内连贯法则”(the intratextual coherence rule)和“语际连贯法则”(the intertextual coherence rule)，前者指译文必须内部连贯，在译入语接受者看来是可以理解的，后者指译文与原文之间也应该有连贯性，有时称作“忠实法则”(the fidelity rule)。这些法则呈等级排列，这样，原文的中心地位就备瓦解，“对等”不再是评判翻译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译本实现预期目标的充分性(adequacy)。在实践中，翻译目标和要求的下达通过翻译委任(commission)来实现。
佛米尔指出翻译委任应该包括翻译目标和目标得以实现的条件，而且客户和译者之间应该对此进行明确协商，译者作为拥有发言权的专家，应该由他来决定是否、何时、怎样完成翻译任务。只认为译者应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决定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单并不排除“语码转换式”的对等翻译也是合理目的的可能性。
克里斯汀娜.诺德Christiane Nord
首次用英语全面系统地介绍功能学派的各种学术思想，并针对其不足提出自己的观点。在《翻译中的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1991）一书中，她阐述了翻译中的文本分析所须考虑的内外因素，以及如何在原文功能的基础上制定切合翻译目的的翻译策略，并将翻译分为工具性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和文献型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前者指翻译作为译入语文化新的交际行为中的独立信息传递工具，后者指翻译作为原文作者和原文接受者在源语文化交际中的文献。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
“文化学派”在中国翻译界普遍使用，西方译学界使用另外一些名称，譬如“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学派，或简称“描述学派”；”目标语中心研究”，“操纵学派”。核心研究范式是“描写/系统/操纵范式”。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文学作为译语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并采用描述性的研究范式。
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mles
原籍美国，长期任教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学系，从事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研究。1972年发表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讨论了”translatology”（翻译学）、”the theory of translating” 或“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翻译理论）、“science of translation”或 “translation science”（翻译科学）等属于，并指出其各自局限，最后认为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是所有属于中最适合作为学科

名称的，现已成为整个翻译研究学科的名称，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翻译研究学术术语的统一。他确定翻译学是一门实证学科，认为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纯翻译研究有两个主要研究目标：1）描述我们经验世界中出现的与翻译和翻译作品有关的现象，“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DTS或翻译描述translation description, TD”2）建立普遍原则，以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理论翻译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ThTS或翻译理论translation theory, TTh”
解构学派翻译理论
解构主义思潮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法国兴起的一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全开放式的批判理论，它以解释哲学作为哲学基础，主张多元性地看问题，旨在打破结构的封闭性，颠覆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传统。解构学派翻译理论强调消除传统的翻译忠实观，突出译者的中心地位。比较著名的学者有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西蒙Sherry Simon等。
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20世纪20年代德国翻译理论家。在“译者的任务”的序言中，本雅明从根本上质疑传统的翻译思想，认为译文和原文本无“忠实”可言，译作不是去复制或传递原作的意译，而是与原作的一种和谐，是对原作语言的补充。这种观点消解了传统译论中译作和原作的二元对立关系，将译作从次等、屈从的处境中解放出来
雅克.德里达
阿尔及利亚出生，长期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解构主义之父”。翻译提供了差异的场所，从而引起人们的警觉，认为这是一切哲学关心的中心问题。以延异différance、播撒dissemination、印迹trace、去中心化decentering等术语勾勒了解构主义的语言观和翻译观。
延异：表现存在于意义之间的某种原始差异；与差异(difference)发音相同，既指空间的差异或区分，又指时间的延期或推迟；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
播撒：每一次阅读都是对种子播撒后“印迹”的追寻，每一个意义的产生都是延异的结果。
印迹：意味着一个不在场物表现出来的符号，是它在自己曾经在场过的地方留下的符号。
对原文的每一次阅读和翻译都以为这对原文的重构，译作和原作是延续和创生的关系，通过播撒、印迹、错位、偏离，原文语言借助译文不断得到生机，原文的生命得以生生不息。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西方女性主义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分化成两派：英美女性主义Anglo-American Feminism和法国新女性主义French New Feminism。前者更注重文学批评，特别是对经典文本的颠覆；后者将视线投射在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分析等理论方面。法国新女性主义批评借鉴解构主义理论，将妇女问

题的症结归结于语言。根据德里达的二元对立逻辑批判，新女性主义质疑了西方传统中将男女割裂、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或菲勒斯phallogocentrism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女性被“她者”化，或边缘化。这种封闭的话语体系巩固着男性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反过来进一步制造并维护男性的话语。新女性主义者认为用这种话语书写的女性文学不可能是真正的女性文学，女性必须用自己的语言，即一种基于女性的主体意识得以凸显。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保持女性特有价值的同时，反对以所谓平等的借口将女性变为男性。这就避免了中国新的体系陷入新的二元对立的逻辑之中。从翻译研究理论发展的大背景以及翻译与性别内在的联系来看，女性主义触发翻译研究的反思是必然的。17世纪法国修辞学家梅内Ménage有一句名言“Les belles infidèles”，即翻译像女人一样，漂亮的翻译不忠实，道破了潜藏在西方译论中的双重歧视，也反映了文学等级系统中与社会等级体系中翻译与女人劣等的地位。与传统译论对“一致性”的诉求相反，女性主义翻译致力于“差异的凸显”。“差异”有两曾含义：一是指不拘泥于与原作的一致；二是强调女性话语与男性话语的差异。这样的思想一方面抛弃了传统的以原作为中心的翻译理念，肯定了影响翻译行为的各种因素；另一方面借翻译的灵帝，构建女性话语的壁垒
具体策略：补充supplementing、加注与前言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ghjacking。补充是指译者对两种语言的差异之处予以平衡的做法，是译者的创造性行为；前言与加注指女性译者对翻译过程的描述，以突出女性译者的差异性翻译。在前言中，女性译者会阐述其对原作意图的理解及其翻译的策略，而“劫持”指女性主义译者对原作的挪用，赋予不具女性主义色彩的文本以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雪莉.西蒙 Sherry Simon
执教于加拿大Concordia University，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文学研究。《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身份和传播的政治》(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1996)是她的重要译学理论专著之一，也是西方第一本全面论述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问题的学术性专著。主要探讨作为政治与文学运动的女性主义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认为翻译不是简单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无限的文本链与话语链中的意义的不断续的延伸。这样，翻译就如同彰显了译者主体性的写作行为，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改写行为。女性主义者在语言与翻译中寻找性别的后天建构过程，通过大胆的重读和改写等实践重新书写女性的历史。
后殖民翻译理论
后

殖民主义最早出现于“二战”后历史学家对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的称呼上，即后殖民国家post-colonial state。因此，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后殖民主义”一词表面上关注的似乎只是殖民者或帝国主义离去之后的民族文化。20世纪60年代末，文学评论家开始使用后殖民主义讨论殖民主义对文学的各种文化影响，研究范围局限于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或所谓的新文学New Literature。这一派不仅抛弃了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也批判了人文学派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完全是一项国际性的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