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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1大学英语课文翻译

UNIT1 TEXT A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是在40几岁开始迷恋上绘画的,当时他正身处逆境。1915年,作为海军大臣,他深深地卷入了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原本那次战役是能够缩短一场血腥的世界大战的,但它却失败了,人员伤亡惨重,为此丘吉尔作为公务员和个人都付出了代价:他被免去了海军部的职务,失去了显赫的政治地位。

“我本以为他会因忧伤而死的。”他的妻子克莱门泰因说。被这一不幸压垮的他同家人一起退隐到萨里郡的一个乡间居处---耘锄农场。在那儿,正如丘吉尔日后所回忆的,“绘画女神拯救了我!”

一天他正在花园里漫步,正巧碰上他的弟妹在用水彩画素描。他观看了她几分钟,然后借过她的画笔,试了一下身手----于是缪斯女神施展了她的魔法。自那天以后,温斯顿便爱上了绘画。

任何能让沉浸在忧思中的温斯顿分心的事情都让克莱门泰因高兴。于是,她赶紧去买来她所能找到的各种颜料和画具。水彩颜料、油画颜料、纸张、帆布画布---很快耘锄农场里便堆满了一个绘画者可能想要或需要的各样东西。

画油画最终成了温斯顿的一大爱好---但是最初几步却出奇地艰难。他凝视着他的第一块空白画布,异乎寻常地紧张。他日后回忆道:“我迟疑不决地选了一管蓝色颜料,然后小心翼翼地在雪白的底子上的画上蚕豆般大小的一笔。就在这时,我听到车道上传来一辆汽车的声音,于是惊恐地丢下我的画笔。当我看清是谁从汽车里走出来时,更是惊慌失措。来者正是住在附近的著名画家约翰·莱佛利爵士的妻子。

“‘在画画呢!’她大声说道。‘多么有趣。可你还在等什么呢? 把画笔给我---大的那支。’她猛地用笔蘸起颜料,还没等我缓过神来,她已经挥笔泼墨在惊恐不已的画布上画下了有力的几道蓝色。谁都看得出画布无法回击。我不再迟疑。我抓起那支最大的画笔,迅猛异常地向我可怜的牺牲品扑了过去。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曾害怕过画布。”

后来教丘吉尔画画的莱佛利曾经说起过他这位不同寻常的学生的艺术才能:“如果他当初选择的是绘画而不是政治,他定会成为一位驾驭画笔的大师。”

在绘画中,丘吉尔发现了一个将陪他走过大半人生的伴侣。1921年,他的母亲去世,两个月后,他又失去了他和克莱门泰因的3岁爱女玛丽戈尔德。那时,绘画是他的慰藉。悲痛欲绝的温斯顿住到了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并在他的绘画中寻得安慰。他写信给克莱门泰因:“我外出画了一条在午后阳光下的美丽的河流,背景是红色和金黄色的山峦。爱怜的思绪油然而生……啊,我一直感受

到失去玛丽戈尔德的痛楚。”

生命、爱和希望慢慢地复苏了。1922年9月,克莱门泰因和温斯顿的另一个孩子出生了:那就是我。同年,温斯顿买下了查特威尔,这是他将在以后40年里画出其所有不同风貌的他所钟爱的家。

20世纪20年代中期,我父亲在伦敦举行的一次享有盛名的业余画展中赢得了一等奖,当时他一定颇为得意。参赛作品不署名,所以一些评委坚持认为温斯顿的画 ---有关查特威尔的第一批画作中的一幅---是一位专业画家而不是一位业余画家的作品,所以应该取消其参赛资格。但最后,他们同意信赖那位艺术家的诚实,而在得知那幅画为丘吉尔所作时他们都很高兴。

史学家们一直把1929年温斯顿再次被免职后的10年称为他无所作为的十年。也许政治上那些年(他)的确毫无作为,因为他一个人大声疾呼,想要唤醒英国人认识到来自希特勒的威胁,然而响应者寥寥无几。但在艺术上,那些年却硕果累累:现存的500多幅丘吉尔的油画中,约有一半作于1930年至1939年之间。

绘画始终是丘吉尔的一种乐趣,直到他生命的结束。“画家是幸福的,”他在他的《作为一种消遣的绘画》一书中写道,“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线与色彩,宁静与希望,将终日伴随着他们。”对我的父亲来说也是这样。

UNIT1 TEXT B
穷人的小修女 肖尼思·L·伍德瓦德

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和一颗爱心,德肋撒嬷嬷为印度和全世界垂死和绝望的人们鞠躬尽瘁。

当她上周在加尔各答去世时---刚刚过了87岁生日没有几天---她被全世界的人们称为德肋撒嬷嬷。在过去两年里,瘦削而背驼的她因多种疾病而一直住在医院里。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作完祈祷之后,她诉说她的背痛。“我无法呼吸。”她告诉被叫到她身边来的一位医生。过了不一会儿,她就去世了。之后不久,她的修女们敲响了一只巨大的金属钟,外面,约有4,000人聚集在雨中---其中有许多她曾长期救助过的街头流浪者。病房内,德肋撒嬷嬷的遗体被洗净,穿好衣服,被安置在一张冰床上。修女们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去触摸她赤裸的脚,这是印度一种传统的表示敬意的动作。

被众人尊为活圣人的德肋撒嬷嬷也许是世界上最受人崇敬的女性。当她出现在约翰·保罗二世的身边时,是教皇站在了这位瘦小的修女的阴影之中。虽然她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但她的简朴和对垂死者、被遗弃者、流浪者的真切关怀却超越了宗教和国籍的界限。“从血统和原籍讲,我是阿尔巴尼亚人,”她曾这样谈到自己, “我的公民身份是印度人。我是一名天主教修女。就我的神职而言,

我属于全世界。”

当德肋撒修女第一次来到印度时,她教加尔各答贫民窟里的孩子们读书,那些孩子的父母因为太穷而无法送他们上学。孩子们叫她德肋撒嬷嬷,而她也的确成了妈妈。一天,她日后回忆道,她发现有一个“几乎被老鼠吃掉的”女人躺在街上。她坐到她身边,轻抚着她的头,直到那女人死去。随着这番经历,一个新的使命 ---也是一个新的宗教团体---诞生了。她认定她的目标将是照料那些在她所移居的城市街头与贫民窟中比比皆是的“没人要、没人爱也没人照顾的”人们。为了这个目标,她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小批修女。

德肋撒嬷嬷的第一家看护所开在一家曾为前来朝圣印度教的死亡女神卡莉神殿的人们提供食宿的旧招待所里。她和她的修女们将它改建成一个收容所。在那儿,那些被他们发现遗弃在加尔各答街头的身处绝境的人们得以平静地死去。

看护所的邻居们很讨厌那些呻吟声和臭味,他们向政府当局提出了抗议。但是,当一名警察局长赶来关闭看护所时,那恐怖凄惨的景象使他深感震惊,他说只有当邻居们说服他们的妻子和姐妹来接管修女们发起的工作时,他才会阻止德肋撒嬷嬷。没有人站出来。

为临终的人们建立收容所是德肋撒嬷嬷的标志性贡献。 贫穷是她选择的生活方式。 当教皇保罗六世把他在1964年访问加尔各答期间用过的一辆昂贵的汽车送给她时, 她未曾跨入车内就把它卖了, 用这笔钱在西孟加拉邦建立了一个看护所。

今天,德肋撒嬷嬷的修道会已有4 500多名修女和遍布126个国家的550个中心。他们所关注的范围也已经扩展到收容爱滋病患者、吸毒成瘾者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德肋撒嬷嬷的领导下,修女们曾为埃塞俄比亚的饥民提供食品,为切尔诺贝利的辐射受害者治病,并向美国一次地震后无家可归的家庭提供援助。

这中间, 没有一件事是仅仅通过祈祷完成的。德肋撒嬷嬷有着铁一般坚强的决心,她为赢得人们对其看护所的支持所作的不懈努力几乎令人无法抗拒。教会当局和政府当局屈服于她的论辩;想要参与其工作的国家元首们拜访她甚至恳请她在他们的国家设立看护所。她接受名望只是以此为代价来扩大其神职活动的范围。

随着她的声名远扬,她的荣誉也与日俱增。其中最重要的是“莲花主”勋章或称“印度的宝石”奖---该国最高的平民奖---以及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应她的要求,诺贝尔委员会取消了通常为获奖者举行的盛大宴会,把钱捐给了穷人们。

但是也有人批评德肋撒嬷嬷。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们对于她坚决反对堕胎和节育提出了抗议。有

些医学权威说她的工作使一些国家的政府忽视了它们对社会最贫穷成员应尽的责任。连天主教会有时也对她独立的行事方式感到不安。但是对于千百万称她为妈妈的印度人来说,对于千百万深深崇敬她的无数善行的人们来说,德肋撒嬷嬷点亮了一条通往圣洁的道路,并邀请他人跟随。

UNIT1 TEXT C
威尔士王妃黛安娜 (1961--1997)

威尔士王妃黛安娜·斯宾塞女士上周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其时,她和同伴多迪·阿尔费德在巴黎受到一些摄影师的快速追逐,就在他们试图逃避这些摄影师时,车祸发生了。

黛安娜在她广受公众注目的17年期间,从英国王储清纯可爱的未婚妻“羞涩的黛”,逐渐成为全世界上镜头最多的女性“黛王妃”。最终,由于她对多项人道主义事业的关怀,由于她以自己的方式让世人懂得了王室成员也有人性而受到千千万万人的爱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女王”。

黛安娜是斯宾塞伯爵及其第一位夫人的幼女。在她父母苦恼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时,她还是个孩子。她在英国和瑞士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在伦敦的一所幼儿园接受了一份非全日性工作。1984年2月,她与家族世交威尔士王子查尔斯宣布订婚,于是媒体和公众立即爱上了她的美貌、她的优雅风度和娇羞迷人的举止。

随着她不断变化的发型和愈益昂贵的衣著,“黛王妃”迅速成为一种时尚的象征。出版商们出大钱购买王妃的照片,而那些无孔不入的摄影师们则到处跟踪她,使媒体上充满了有关她私生活的照片。

王妃常被人批评为浅薄的沽名钓誉者,但她却利用自己的名声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许多人道主义事业上。她对医院、诊所和收容所的礼节性访问无一不充满了温暖的关怀,她花费许多时间同生病的孩子在一起玩耍,握着艾滋病患者的手,倾听穷人们的悲惨遭遇。英国公众看惯了英国王室的拘谨和古板,对王妃的这些举动欣喜不已。

然而,危机却悄悄地孳长。黛安娜与查尔斯的婚姻遇上了麻烦。王妃还要对付许多个人的烦恼,其中包括抑郁症和饮食紊乱。黛安娜不习惯经常受到公众注目;她与王室之间的冲突也在不断增多,因为王室成员认为,她的行为举止不完全符合王妃的身份。使他们感到尴尬的是,王子与王妃的婚姻破裂成为媒体的重大新闻,新闻报道说,查尔斯和黛安娜都怒气冲冲地恶言相向。这对夫妇于1993年正式分居,1996年离婚。

然而,对全世界千百万个黛安娜的仰慕者来说,她的魅力并未因为这场糟糕的分居和离异而有所消减。恰恰相反,关于她的不幸婚姻和许多个人烦恼的传闻却拉近了她与公众的

距离。虽然黛安娜不再拥有王妃殿下的头衔,但她仍然是一位未来国王的母亲。她置广泛的批评于不顾,继续支持她所信仰的各种事业。 1997年1月,当她在安哥拉旅行时宣称,她去那个国家旅行是为了支持红十字会发起的在世界反对使用地雷的运动时,她使英国政府颇感吃惊。她的支持与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官方政策发生了抵触,因而英国政府的要员在报刊上愤怒地攻击了王妃。然而当一位大臣暗示说,黛安娜缺乏理解地雷问题的智力时,媒体和国际公众都纷纷出面声援黛安娜,表达了对他们“心目中的女王”的势不可挡的支持。

黛安娜在一场毫无意义的车祸中突然丧生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人们对这位“人民的王妃”倾注了无限的哀伤,促使英国王室打破传统,安排了一场向全世界电视直播的丧礼,同时政府还制定了建造永久性纪念馆的计划。甚至当年曾经批评过她的人也承认,由于黛安娜富于感情的人性精神和给死气沉沉的君主政体带进一股清新空气的才能,她将作为20世纪最受爱戴的人物之一为人们所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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