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民交叉案件有关司法解释的理解

对刑民交叉案件有关司法解释的理解

——兼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

傅贤国

2012-05-18 08:52:43 来源：《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3期关键词:刑民交叉案件；司法解释；处理模式；辨析

内容提要:由于立法规定不明晰，实务界和理论界对刑民交叉案件究竟该适用什么样的处理模式，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但是这些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对刑民交叉案件有关司法解释的正确理解，不仅有利于化解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也有利于建构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便于实务的统一适用。

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应力求正确、合理的适用法律，既不放纵犯罪，维护执法的严肃性，又合理分担诉讼成本和当事人的诉讼负担，达到案件裁判公平公正与诉讼过程合理高效的双赢结果。对此，我国先后出台了四个规范性文件：《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1985年）；《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1997年）（以下简称1997年《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1998年）（以下简称1998年《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也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处置作了部分规定。其中，尤以1997年《规定》和1998年《规定》对此类案件的规定具有代表性，但司法实践中对于刑民交叉案件适用法律方面仍存在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文章

重点分析了1997年《规定》和1998年《规定》的不足，并将不足之处作了归纳。由于民、刑案件证明标准的不同，可能对同一事实的不同判断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如何才能更好地确立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标准并赋予涉案当事人的救济权，避免矛盾判决，减轻案件裁判结果对公众的震荡，进而提升司法的公断力，是文章重点关注和力图解决的问题。

一、1997年《规定》和1998年《规定》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解

（一）1997年《规定》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解

1997年《规定》第3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发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出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对于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对存单纠纷案件有关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依法及时进行认定和处理。”该款规定主要体现了“先刑后民”的处理模式，同时明确了民事诉讼裁定中止审理的具体要求，但问题也是显然的。首先，在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之后是否应中止案件的审理？1997年《规定》并未涉及。其次，犯罪线索与经济纠纷案件没有关系时经济纠纷案件可以继续审理，如果犯罪线索与经济纠纷案件有关系时应如何处理？1997年《规定》未加考虑。再次，案件当事人仅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时才有可能中止审理，规定的范围有限。毕竟，在存单纠纷案件中，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犯罪的种类不限于上述规定的几种情况，还包括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发放贷款罪、贪污罪等等，对当事人涉嫌这些罪名时相关的经济纠纷案件是否也应该中止审理？［1}1997年《规定》未作规定。最

后，该款规定对“先刑后民”的适用作出了限定，即“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从而纠正了以往明显的“重刑轻民”倾向。这一规定实际上要求法院在审理刑民交叉的存单纠纷案件时，部分案件应实行“先刑后民”，中止民事案件审理并移交侦查机关；部分案件则应实行“刑民并行”。存在的问题为：如何理解“存单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中“确须”的含义？如果对此语焉不详，实有可能导致法院、法官在判断是否中止审理时犯难。由于实务中此标准至今尚未明确统一，导致对同一类型的案件往往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

（二）1998年《规定》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解

1998年《规定》在总结原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对刑民交叉问题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规定，并正式提出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可以分开审理的基本模式，可操作性较强。其中第1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此条规定正确区分了民事与刑事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规定了法律事实不同的刑民交叉案件应当分别审理，解决了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当出现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交叉时，应当一概将经济纠纷予以移送的问题。第10条强调：“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该条规定了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刑民交叉案件应当在通过移送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同时，继续民事诉讼。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此处规定了出现人民法院将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案件误当民事经济纠

纷案件受理后的处理方式，就是驳回民事起诉，启动刑事诉讼。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该条规定有不够清晰之处。首先，“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是否等同于裁定驳回起诉？没有具体规定。其次，该条只规定了“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和“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两种情况，没有对“既确属经济纠纷案件又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况作出规定。再次，如果人民法院将有关材料移送给公安或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是否必须立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显然侵犯了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立案管辖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否立案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自行决定，即使管辖有误，也只能通过立案监督程序予以处理，而不应由法院决定是否应当立案。此时，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不立案而法院已经裁定驳回起诉，则将使法院陷入尴尬境地，同时当事人的权益保护将难以实现。对此，有人认为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较恰当。其基本理由是，一旦经过刑事侦查甚至审判，并不存在犯罪或不需要追究犯罪的，被害者的权利救济还有机可循。{2}反对者则认为，既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就没有必要将不是经济纠纷的案件裁定中止审理，直接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妥。{3}从节约司法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来看，笔者赞同将该条规定修改为裁定中止审理，待刑事诉讼程序结束之后，再恢复民事诉讼程序。第12条规定将审查和确定某一案件是否涉及犯罪嫌疑的权力交给人民法院非常不妥。由于缺乏明确规定，法院对是否“确属经济犯罪嫌疑”的审查权的行使有肆意之虞。至于该如何完善，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综上，该规定第十至十二条部分内容明确体现了“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

但同时也赋予法院主动审查权，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处理。而法院主动审查权的取得和行使，是否有所不当或者应当如何完善，成为了另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言及此，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被广泛引用作为刑民交叉案件处理依据的《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五款的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对于该款规定，学者认为其应“是指另一案的审理结果对本案有预决性，必须待另一案确定后，本案才能审理。另一案可能是刑事案件也可能是行政案件，还可以是其它民事、海事或海商案件。中止诉讼可以避免重复劳动或在相同问题上出现矛盾判决。”{4}虽然这种观点仍没有解决何为“必须待另一案确定后”，但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导致民事案件诉讼中止而先行审理的案件可以是所有性质的案件，而不是仅限于刑事案件，其目的在于避免重复劳动和矛盾判决[1]，所以《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五款不能作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依据，更不能作为“先刑后民”的法律渊源。由此可见，现有全部关于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的规定都是通过司法解释进行的，同时这些司法解释也只是涉及某一类案件的审理，而不是概括所有当事人涉嫌犯罪时民事案件的处理模式。

二、对两《规定》所确定的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的分析

由上观之，1997年《规定》和1998年《规定》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处理模式，有“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先民后刑”之分。其中，作为刑民交叉案件基本处理模式的“先刑后民”长期以来被司法实践不加区分地适用，即在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的适用上，奉行刑事优先的程序标准，刑事裁判对后续的民事审理具有约束力。实际上，这是对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误解。为此，我们

有必要对相关司法解释所确定的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予以认真的分析和把握。

（一）对“先民后刑”处理模式的分析

“先民后刑”处理模式主要适用于决定民事判决结果的重要事实，无须刑事审判认定与查明的案件。如，在储户存款被信贷员侵吞案件中，如果不先确定储户与信用社的存储关系是否成立，就不能确定信贷员是侵吞信用社财产还是侵吞储户的财产。如果采取先刑后民的审理方法，会在实质上剥夺利害关系人的法定诉权。假如刑事判决认定信代员构成诈骗罪，则意味着信代员骗取了储户的存款，意味着储户与信用社之间不形成存储关系，由于储户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参与刑事诉讼，则储户之诉权和实体利益均可能受损。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司法解释对“先民后刑”作出强制适用的规定，即使民事审理的结果有助于刑事审判查明事实{5}，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类做法大加宣扬{6}，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也很少见先解决民事部分，再以此为据解决刑事部分的。因此，下文的分析将主要围绕“先刑后民”和“刑民并行”处理模式进行。

（二）对“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分析

1997年《规定》和1998年《规定》对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先后顺序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两《规定》虽然在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上有所区别，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确立了“先刑后民”是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处理模式。{7}近年来，由于实践中广泛适用“先刑后民”而导致被害人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救济的案件逐渐增多，“先刑后民”的价值合理性招致诸多批评。一个主要的批评意见是，“先刑后民”剥夺了当事人的选择权，体现了公权张扬、私权压抑，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8}对于这种批评意见，有学者

指出，所谓公权优先或私权优先，都是在公权与私权直接冲突的情形下进行价值选择的一种准则，在“先刑后民”中，并没有出现公权与私权直接冲突的情形，很难用公权优先或私权优先来证成或证伪“先刑后民”。因此，采用“先刑后民”最根本的目的并非旨在彰显公权优先的价值理念，而是重在刑、民程序冲突时的理性选择。{9}正是在此意义上，“先刑后民”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先刑后民”并不是由法律所确立的一项司法原则，而是学者及部分实践部门通过对前述几大司法解释进行片面解读之后，从中归纳出来并将之视为一项司法原则适用于各个司法领域。{10}实际上，在现行法律规范内并没有关于“先刑后民”的明确规定，而在前述有关司法解释中，“先刑后民”也只是协调刑民交叉案件的方法之一，并未被赋予一般原则的地位。在刑民交叉情况下，还有“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的处理方式，三者平行列于同一位阶。作为一种司法处理模式的“先刑后民”，一旦被上升到原则的高度，将不可避免的被无限放大适用，不仅不利于案件真相的查明，也不利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权。{11}同时，就法律原则的形成而言，两大法系的做法有所不同：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司法判决确定或发现法律条文背后的法律原则，大陆法系国家则通过严谨的法典规定法律原则，法律原则和法律的其他内容一样，都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将“先刑后民”作为刑民交叉案件一般原则的做法是对我国处理类似案件法律规定的误解，有以偏概全之嫌。{12}我们有理由对“先刑后民”的效力及其适用的普遍性提出怀疑。

先刑后民的最大硬伤，是预断了被害人提起的所有诉讼请求都需要以解决犯罪问题为前提。而绝对适用“先刑后民”将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些难题：第一，由于《刑事诉讼法》未确立缺席审判制度，倘若犯罪嫌疑人一直不能被抓获或长期逃窜，民事诉讼是否就无限期的中止？第二，在一些民事诉讼中，实际上并没有经济犯罪，但被告通过不正当手段人为地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象，利用“先刑后民”的规定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从而逃避民事责任，原告的合法权益如何

得到保障？诸如此类。为此，可以考虑确立“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若干例外来解决“先刑后民”处理模式面临的难题：其一，在刑事案件不能短时间内结束时，虽然刑事案件侦查结果可能会影响民事责任的最终承担，也可以根据民事案件的优势证据规则认定事实，做出判决。其二，当民事案件的继续审理有利于防止某些机关或企业恶意利用“先刑后民”，尤其在民事案件的审理基本结束，只剩下合议庭合议和民事判决的制作与宣判时，更不宜中止民事诉讼程序，这样可以避免完全浪费业已进行的民事审判工作，也有利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13}

（三）对“刑民并行”处理模式的分析

根据1997年《规定》和1998年《规定》的相关内容，如果民事案件与刑事犯罪嫌疑涉及的不是同一法律事实，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牵连关系的，分别审理，不存在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先后的问题，即民事案件的审理不以刑事案件的审理为依据的则适用“刑民并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系列司法解释、批复与判例，如《关于单位负责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厚单位应否承担返还其预收贷款的责任问题的批复》、《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均对特定情形下“刑民并行”处理模式的适用持肯定态度。典型如同一行为主体实施了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法律事实牵连导致的刑民交叉案件，类似案件分别立案、审理，实践中和理论上并无争议。{14}

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的“先刑后民”，在提高效率、节约成本方面有优势，但有时也会阻断或者阻挠民事权利司法救济的正当渠道，

不利于对受害人民事权利的保护，延后或阻碍民事诉讼的进行。只有当查清刑事责任是解决民事争议的先导时，才应遵守“先刑后民”；而只有正确分清民事部分的权利义务关系后才能查清涉嫌刑事犯罪部分的事实的，适用“先民后刑”；民事案件的审理不以刑事案件的审理为依据的，则适用“刑民并行”。

三、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的具体适用

根据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刑民交叉案件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是不同的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交叉案件。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如同一行为主体实施了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法律事实牵连。又如不同行为主体对同一标的物分别实施了犯罪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侵犯了不同的法律关系，但诉讼标的物牵连。二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此类交叉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这是刑民交叉案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根据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先后关系，这类刑民交叉案件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发现侵害被害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依法通知被害人参与诉讼，刑民诉讼在一个程序中合并解决，亦即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二是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诉讼审结后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15}相应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应当从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划分出发具体分析。

第一，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交叉案件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应不分先后、分别处理。适用“刑民并行”，其特征是刑事的审理与民事的审理互不影响。

民事部分的审理不依赖于刑事判决的确认，依据民事证据能够就民事责任的承担作出处理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可以分开进行。此处的法律事实主要是指法律行为，其包括三个要素：主体、内容和客体。只要两个或几个法律行为的三个构成要素不完全相同，就应属于不同的法律行为。不同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结果（除了执行阶段）互不干涉，应当各自进行，以保证实现各自的诉讼目的。

第二，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发现侵害被害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应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由于现行司法解释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不予支持，被害人及其家属可以在刑事审理结束之后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第三，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发现有犯罪嫌疑，或者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由人民法院确定该案是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还是普通经济纠纷案件，对于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由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有明显犯罪嫌疑的案件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处理。即对于该类案件，主要实行“先刑后民”处理模式，即民事诉讼暂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或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

第四，民事诉讼审结后才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民事诉讼非经审判监督程序的撤销依然有效，刑事诉讼另行单独开始。

第五，案件当事人因同一法律事实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首先应区分是否属同一法律关系，如是，应本着“先刑后民”的处理模式，将经济纠纷案件裁定中止审理，等待刑事诉讼的结论再恢复民事诉讼；如否，应当刑民诉讼并行处理，

不适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模式。

第六，刑民交叉案件如果难以明确排除刑事上认定的法律事实与民事法律事实不是同一法律事实，一般应当按照“先刑后民”的模式处理。因为刑事案件认定的法律事实的范围与民事案件的认定的法律事实的范围可能不同，二者可能属同一法律事实，也可能不属同一法律事实。而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的认定不仅可能对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和当事人双方责任的分担产生影响，也可能因涉案赃款的返还而影响到民事部分诉讼标的之数额。在此种情况下，刑事案件的审理不仅直接决定着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也影响到经济纠纷中的法律事实的认定，影响到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当事人双方责任的分担。

注释:

【注释】

[1]对此，有学者持相反见解，认为“先刑后民”原则在避免裁决矛盾方面是没有价值的。参见石春玲，先刑事后民事原则之评价与修正[J]．现代法学，2008(2).

【参考文献】

{1}赵嵬．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原则—相关司法解释辨析[J]．法律适用，2000,(11):15-16.30. {2}赵嵬．刑民交叉的存单纠纷案件之定性与审理[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1):85- 95. {3}刘峰．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法律渊源和审理原则[DB/OL]. http://www. liuhule. com/column. asp? id＝311&catid＝5,2008-12-15. {4}常怡．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89. {5}宋鱼水．有关“先刑后民”思想的灵活运用及其意义[J]．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学

院学报，2004,(2):23-26. {6}陈伟．先民后刑宽严相济繁峙刑事审判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EB/OL]. http://www. court. gov. cn/news/bulletin/region/200809170006. htm,2009-6-21. {7}江伟，范跃如．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J]．法商研究，2005,(4)..31-36. {8}陈兴良等．关于“先刑后民”司法原则的反思[J]．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16-19. {9}万毅．“先刑后民”原则的实践困境及其理论破解[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2):19-27. {10}胡建生：“先刑后民”不宜作为一项原则来强调[J]．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13-16. {11}王建平．“先刑后民”不是绝对的[J]．政治与法律，2003,(5):157- 159. {12}于改之，吴玉萍．刑、民冲突时的法律适用[J]．法律适用，2005,(10):62-64. {13}何帆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209. {14}江伟，范跃如．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J]．法商研究，2005,(4):31-36. {15}刘峰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法律渊源和审理原则[EB/OL]. http://www. liuhule. com/column. asp? id＝311&catid＝5,2008-12-15.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学院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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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3年6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81次会议、2013年6月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6月1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年6月17日 法释〔2013〕15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581次会议、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 为依法惩治有关环境污染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 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五）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 为的； （六）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七）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八）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九）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十一）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十二）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三）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四）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第二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四百零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至第十三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第三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对一起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分析

大中小【访问量】 对一起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分析 南风艳 【学科分类】民法总则 【写作年份】2002年 【正文】 对一起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分析 作者：南风艳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2000级研究生） 案情 王某是某物业公司A小区物业管理处经理，负责A小区的物业管理。2000年8月5日，王某与开发A小区的某房地产公司经理张某商谈，自称A小区物业管理处可以对A小区供水进行配套工程施工。张某信以为真。2000年8月10日，王某以某物业公司A小区物业管理处的名义与张某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由A小区物业管理处对A小区40户别墅区供水进行配套工程施工，工程造价25万元，张某需在5日内向A小区物业管理处支付款项，物业管理处收款入账后十日内开始施工。协议签订后，张某于2000年8月18日前分三次将25万元付给了王某，王某收到款后，入到其私人账户上。经张某一再索要收据，2000年9月4日，王某趁财务人员不在，拿来盖有某物业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空白的内部收据本（该收据是某物业公司专门为收取装修保证金和装修垃圾清运费的专用收据），将第一联撕下，写明收到自来水工程款25万元整，收款人王某，将其交给张某，后将该收据本放回原处。经张某多次催促王某施工，王某均以各种理由拖延，2000年10月16日，王某携款潜逃。张某见王某携款潜逃，遂于2000年11月3日将某物业公司告上法庭，请求某物业公司返还该笔工程款。某物业公司发现王某潜逃后，立即向公安局报案，公安局于2000年11月8日以合同诈骗嫌疑对王某立案侦查。 另查明，某物业公司的业务范围不包括承揽建设工程，也未持有相应的资质证书。A小区物业管理处也无任何承揽建设工程的职能。 审理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张某与被告某物业公司的分支机构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自觉履行合同义务。因被告的A小区物业管理处是被告的分支机构，且被告为原告开具了收据，并加盖了财务印章，依法应由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关于王某诈骗问题，因该案中被告的管理人员是否够成犯罪，不影响原被告之间的民事关系即合同关系。因此，判决被告某物业公司返还原告工程款。 一审判决后，被告某物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在二审期间，公安机关函告法院，认为王某有经济犯罪嫌疑。 分歧 对本案的处理，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经审理认为，张某与某物业公司之间并非是合同纠纷，王某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应属于刑法调整的范畴，而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所以不符合民诉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应当从程序上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1998年4月2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于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1998年《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

2016.2.1两高司法解释

2016.2.1两高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经两院通过已公布，自2015年12月16日起施行。这里着重讲一下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 首先是《解释》出台的背景 安全生产工作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当前，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呈现总体稳定、持续好转的态势，但形势依然严峻，造成群死群伤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仍然时有发生。其中，2015年8月12日发生的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化学品仓库爆炸事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大批房屋损毁和巨额经济损失，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涉及行业领域广泛，行为方式复杂多样，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对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该如何定罪量刑？对于身居幕后的“隐名持股人”该如何追责？对于事故背后的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该如何处理？如何预防犯罪分子短期内再次重操旧业？ 针对这些问题，200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依法惩治矿山生产安全犯罪，保障矿山生产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对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的审判原则、法律适用标准、刑事政策把握以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措施的规范应用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施行效果良好。 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共同研究，认为现阶段有必要对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制定司法解释，经共同深入调研，广泛听取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意见，制定了《解释》。 第二部分是《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17条，明确七大关键问题，规定对六种情形从重处罚，对隐名持股人可认定为犯罪主体。 七大关键问题

抵押权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

规则详解 1.抵押人用假房产证抵押诈骗贷款，房管局应予赔偿 ——房管部门在履行抵押登记职责时，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 标签：抵押⊙刑民交叉⊙骗取贷款⊙国家赔偿 案情简介：1995年，实业公司向银行抵押贷款700万元。后经查实，用于抵押贷款的房产证系伪造。2000年，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颜某因诈骗银行贷款被判处无期徒刑。对于未追缴损失450万余元，银行诉请房管局赔偿。 法院认为：房管局作为负责办理房产抵押登记的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房产抵押登记过程中，对当事人申请应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对于抵押房产及其权属证书真伪有条件加以核对与识别。然而房管局在本案中违反职业规范，未尽必要注意义务，为持有假房产证实施诈骗的实业公司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并明示银行可办贷款。银行基于对房产登记机关所办抵押登记行为之信赖，为实业公司发放贷款，致使银行遭受损失。虽然实业公司系直接责任人，但房管局的违法行为客观上为实业公司骗贷提供了条件，其违法出具他项权利证明的行为与银行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和因果关系。根据《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规定，房管局对其违法办理抵押登记酿成银行财产损失后果，在实业公司无法偿还贷款情况下，应承担相应的过失赔偿责任。银行办理抵押贷款过程中，未按项目调查、项目评估程序规定的要求认真审查实业公司资信情况和履约能力，所发放贷款额度亦不符合与抵押物市值比例的规定，对于造成财产损失亦有一定过错责任，故判决房管局赔偿银行损失的55%共计247万余元。 实务要点：房管部门在履行抵押登记职责时，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致使行政管理相对人遭受财产损失的，应根据《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2）行终字第6号“某银行与某房管局行政诉讼案”，见《中国银行江西分行诉南昌市房管局违法办理抵押登记案》（审判长赵大光，代理审判员马永欣、甘雯），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04：285）。 2.借款抵押构成诈骗犯罪，不必然影响抵押合同效力

夏正芳企业破产涉刑民交叉问题研究——以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

夏正芳：企业破产涉刑民交叉问题研究——以涉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为例 企业破产涉刑民交叉问题研究 ——以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二庭庭长夏正芳在中国破产法论坛-破产与金融问题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2016年11月5日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法律界同行：上午好！有幸向大家汇报一下企业破产中涉刑民交织相关问题。提起刑民交织，我个人最大的体会，这是一个说不清理还乱的话题，而在破产审判中，刑民交织带来的问题又更复杂一些，争议也更大。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将企业破产与涉众型经济犯罪程序衔接问题作为试点工作确定由我省南京中院进行探索。我们也关注到，我们的近邻、浙江高院在2013年就出台了破产审判中处理涉集资类犯罪刑民交织的规范性意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关于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处 理涉集资类犯罪刑民交叉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给我们很大启发。借此机会结合江苏实践汇报一下我们的看法，以涉众型”非吸”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下同）为例。破产中的刑民交织，问题同样集中在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一、关于程序方面的问题我们首先面临的程序问题是破产与刑 事诉讼这两个程序能否并存。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如果我记

忆没错的话，我们破产法界的泰斗、尊敬的王欣新老师认为，当刑民交织时，原则上以破产程序为平台，进行交叉的协同处理，而不是拒不受理。但也有观点认为，涉刑破产案件应当不予受理或驳回破产申请；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进入破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涉刑民事案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刑民涉及的是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事实时，奉行的原则是刑事优先。虽然这一原则从价值论角度分析，与私权自治、诉权保护、程序效率等现代法治理念相左，学界对“先刑后民”也提出了反思与批判，但我们认为，就包括”非吸”在内的涉众型犯罪而言，“先刑后民”在当前仍有其现实合理性，因为先刑可以“遮断”民事裁判和执行，避免单独清偿可能导致的受偿率不平等，也避免了民、刑裁判不一时可能带来的执行回转难。但在贯彻先刑后民时，仍应区分两种不同情形：一是，对于单纯从事”非吸”的平台企业，由于没有其他经营等债务，资产负债清理，与刑事裁决的执行（抑或是行政清盘）所涉及的事实完全相同，刑事在先当无问题。二是，对于企业既涉嫌”非吸”，又存在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破产程序仍应启动。这样做的理由在于，企业正常经营形成的债权资产，并不为刑事程序所包含，只能通过民事渠道解决，并且债务企业及时进入破产，也有助于资产价值的保全，有助于债权的及时审查确认和清偿，确保有效率的正义实现。相反，如果待刑事程序终结再启动破产，将使企业

刑民交叉案件 程序与实体处理规则

刑民交叉案件程序与实体处理规则 刑民交叉案件无论对于刑事司法还是民事司法来说，都是相当疑难的一类案件。这种疑难性表现为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相互交织，因而容易发生错误判断，即将民事性质的案件错误认定为刑事犯罪，或者相反，将刑事犯罪错误认定为民事行为（包括合法的民事行为和民事不法行为），其结果是导致罪与非罪界限的混淆。因此，正确区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处理具有重要意义。以下，笔者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处理进行分析： 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 刑民交叉案件涉及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从诉讼法的角度来说，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主要是指案件的管辖问题。 1.先刑后民原则的反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联合发出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发现有经济犯罪，应按照197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这

个规定确立了所谓先刑后民原则，对于解决刑民交叉案件的管辖问题具有指导意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对此的反向适用，这就是对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公安机关或者其他侦查机关以涉嫌犯罪为由，要求人民法院移送，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应当说，这种做法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如果滥用先刑后民原则，就会为侦查机关，主要是指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提供便利。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先刑后民原则被滥用的乱象确实存在。这些司法乱象的发生，除了司法机关的地方保护主义观念以外，还与当事人对司法权的恶意利用有着重大关系。对于那些本来应当通过民事程序解决的经济纠纷，当事人放弃民事诉权，而要求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以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些都是法治社会不可接受的。因此，对于先刑后民原则应当严格限制适用，不可滥用。 2.刑民并列原则的补充。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将先刑后民原则绝对化。笔者认为，只有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竞合的案件中，才能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如果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牵连关系的，则不能适用先刑后民原则，而是刑民并立，各自进行审理。对此，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这一司法解释明确了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须区分同一法律关系和不同法律关系这两

诈骗类案件中刑民交叉问题的调研报告

诈骗类案件中刑民交叉问题的调研报告 江伟林辛建孙燕 2012-09-13 09:44:24 来源：《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 诈骗类犯罪[1]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犯罪，其与盗窃罪、抢劫罪一起，构成了最为普遍的侵犯财产型案件。尽管数量上诈骗犯罪要少于盗窃、抢劫犯罪，但是相对于盗窃罪、抢劫罪这两种手段简单的传统犯罪而言，诈骗犯罪具有手段隐蔽、犯罪对象多样化、犯罪数额大的特点。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以下简称“我庭”）处理的案件中，诈骗犯罪也是出现疑难问题频率最高的犯罪类型。 近年来，我庭在审理诈骗类案件时，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处理涉及刑事、民事法律关系的交叉。这些刑民交叉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对行为性质的认定上，也存在于案件审理的诉讼程序中，还存在于赃款、赃物追缴、发还等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我们虽然进行过个案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尚未系统地进行过研究和总结，因此，本调研希望能够对诈骗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遇到的此类问题进行分析，并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诈骗类案件的审理质量。 一、诈骗类案件的审理现状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诈骗类案件的审理现状 2005年至2007年我庭审理的所有刑事案件数分别为916、1017、1030件，其中诈骗类案件数量分别为138、148、174件，分别占当年案件总数的比例为

15％、14．6％、16．9％。月年来，诈骗类案件数量增长了26％，而我庭所有刑事案件数量增长为14％，诈骗类案件数量的增幅远远高于所有刑事案件的增长幅度，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和日益复杂，可以预测这种趋势在未来几年内仍将持续。 另外，诈骗类案件的案值非常巨大，牵涉的受害人等社会因素众多，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从我庭近3年的数据看，诈骗类案件案值的平均数都超过了5 亿元。部分案件如集资诈骗、车贷诈骗等受害人、利益相关人动辄上千人，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大量的涉诉信访。如此重要的社会影响因素也是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些诈骗类案件的客观原因。 （二）诈骗类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刑民交叉问题 近年来，在审判实践中，通过大量的诈骗类案件的审理工作，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诈骗类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出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现象。这些交叉和牵连使得刑事法官们在选择程序、认定犯罪甚至处理赃款、物时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对这种现实问题我们缺乏统一的认识和处理方法，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如何区分诈骗类犯罪行为和民事欺诈等非罪行为；二是在刑事、民事就同一事实进行处理时，如何在程序上避免刑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是在案件的具体问题处理上，例如赃款、物的处理时面临的“善意取得”问题等，如何与民事法律规定协调一致，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民事权利。第一个方面实属实体性的刑法适用问题，由于学界对此有较多的讨论，也限于篇幅，对此问题本文暂不涉及，而着重讨论后两个程序性问题。

涉不动产交易类刑民交叉案件浅析

现实生活的情境下无不交织着刑事民事法规，司法实务中，刑民案件的相互交叉更是不可忽视。笔者曾就民间借贷纠纷与非法集资犯罪类刑民交叉案件做过探讨，发现基于法律关系的竞合、法律适用的争议以及裁判分歧等因素，导致多重复杂的刑民交叉案件性质模糊，争议及矛盾难以一时消弥。 近年来，不动产交易热浪不退，“限购令”的颁布更是衍生出“借名买房”潮。房价飙升加之交易盛行，民事纠纷交叉违法犯罪随之出现。如何理顺违法犯罪与民事法律关系、如何界定罪与非罪？本文假以不动产交易为观察切入点，探讨合同纠纷与财产性犯罪的竞合问题。 一、观点与分类 国内学者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类型划分的观点大致如下：（1）通过区分同一法律事实或非同一法律事实之间是否存在牵连关系进行区分；（2）以涉案事实涉及的不同法律关系，分为竞合型、牵连型、疑难型；（3）以结合行为、法律判断及案件结果的不同，分为过渡型、竞合型、牵连型。 学者的观点反映评价刑民交叉案件亦离不开最根本的法律关系，刑民法律关系的交叉发生于刑民法律事实出现竞合或牵连之后。回归不动产交易类刑民交叉案件，法律竞合或牵连后的法律关系成为着手点。 通过检索该类刑民交叉案件不难发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民事欺诈、善意第三人、合同诈骗罪、盗窃罪、侵占罪……反复出现在案件事实或是法律认定中。而这些从单一事实或多重事实中经梳理提炼的关键词，恰可将不动产交易刑民交叉典型案例分为以下三种模型：欺诈型、侵占型、偷盗型。

二、比较与辨析 不同人基于不同出发点，对同一法律事实的主观评判难免存在差异。笔者通过假设的方式，将三种模型限定于基础类现象，第三人与行为人之间事先恶意串通、共谋等散发性案例则另当别论。 1 . 欺诈型 以常见的“一房二卖”为例，权利人出于利益的驱使，利用信息不对称先后或者同时将同一特定的不动产出卖给两个不同的买受人。该类权利人为不动产真正产权人。 根据《物权法》第14、15条规定，不动产买卖合同于合同成立时生效，物权变动则以登记为对抗原则。在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之前，买受人1、2均非不动产所有权人，在法律上均系平等债权人，仅对出卖人享有债权请求权。此时，认定出卖人“一房二卖”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关键在于出卖人的主观故意。对于出卖人订立合同后的履约情况、二次出售时的信息披露以及二次出售后履约能力等均系应综合考量评定其主观故意的重要因素。从民事责任来看，如出卖人主观目的仅为获取更高利益，不存在非法占为买受人购房款，则纠纷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从刑事责任来看，如出卖人系以非法占有买受人购房款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

刑民交叉关系及其处理原则.

刑民交叉关系及其处理原则 虽然刑法与民法的分离伴随着公私法分化的历史即已经产生,但是刑事不法与民事不法的界限却并未如刑法和民法一般“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楚河汉界”。面对刑法理论上存在的诸多疑惑以及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个个案件,我们不禁迷惑重重：是刑事不法,还是民事不法?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总的来说是实务界的一个难点。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司法制度的构建,刑事政策的选择,还是具体问题的解决,都回避不了民、刑关系交叉缠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现实生活中的刑民交叉案件,其实是一系列问题的排列组合,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答,体验民刑关系的界分与融合,并从中归纳出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与思路。本文抱着一种“问题意识”,尝试着探讨、梳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具体思路。全文由引言、四章正文及结语构成。在引言中,交待了问题的提出、研究的意义和研究的方法。包括：是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引发了本文欲对民法和刑法作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意义是什么。第一章阐述刑民交叉案件的研究现状及其产生原因。刑民交叉缘起于司法实践,又首先从程序协调过程中的冲突开始,但刑民交叉不仅仅在程序上存在问题,在实体上也存在问题,甚至在具体实践的观念层面上同样存在问题。第二章给刑民交叉下定义并进行分类。本文以司法实践中的刑民交叉案件为研究对象,将其区分为刑民竞合交叉、刑民疑难交叉和刑民牵连交叉三大类。对刑民民疑难交叉又细分为由于界限模糊和价值判断上的不同所导致的刑民交叉问题的产生。这种类型划分乃是从处理机制的角度对民刑交叉案件的划分,这有利于我们从处理机制的角度来分析民刑交叉案件。第三章研究刑民交叉的理论问题与解决进路。本文运用综合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民法与刑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体系化梳理和论证,希望通过此种研究发现民法与刑法在不同层面上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本文以民法与刑法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为基点出发,比如二者的价值关涉,地位关涉等,来研究两者的共通性及特殊性问题。最后,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原则。本文结合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学说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件,分别对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的处理机制予以研究。试图通过在理论上对案件类型的分析,建立一种相对系统化的处理机制。 同主题文章 【关键词相关文档搜索】：刑法学; 刑民交叉; 关联性; 特殊性; 处理原则【作者相关信息搜索】：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游伟;喻景;

最高院民刑交叉案件的4个重要疑难问题的司法观点

一、先刑后民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在审理民刑交叉案件时，长期以来，存在着先刑后民的认识和做法，甚至有观点认为，先刑后民系处理民刑交叉案件在受理、审理案件方面的一项基本原则。该观点认为，只要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应该视民商事纠纷案件与刑事犯罪嫌疑案件是否因不同法律事实产生，而将民商事纠纷案件全案移送或者部分移送。部分移送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应该中止审理，等待刑事判决结果作出后再恢复审理。如果刑事案件已经受理，则民商事案件不应受理，已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近年来，对于先刑后民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质疑，出现了分别审理和区别处理两种观点。 分别审理观点认为，民商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性质、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等均不同，应分别审理，同时进行。 区别处理观点认为，对先刑后民问题的探讨，实质涉及如何平衡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与国家利益问题。 应该明确，对二者的保护应是平等的，只不过是各自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同而已，不存在权利保护的优劣和先后，只要依据相应的证据规则和归责原则，可以认定因不同法律事实而引发的两类案件的责任人应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两类案件就应该分别进行审理，当事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因权利得到充分救济不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除外。 当然，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一案的审理必须依据另案审理结果的情形，但其既包括民事案件的审理需依据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的情

形，也包括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依据民事判决结果的情形，因此，不能绝对地说先刑后民，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先民后刑的情况。 例如，在审理侵害商业秘密刑事案件时，需先通过对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确定权利主体后，才能进行刑事案件的审理，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在民商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重要的是通过证据认定，依据相关事实和法律进行审理，因此，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并非一定要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 只有在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规定，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下，民事案件才应中止审理。为保护当事人的民事诉权和实体权益，不应随便中止审理，应慎用驳回起诉。 先刑后民应区别情形适用，不应绝对化和扩大化。先刑后民并非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而只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在先刑后民情形下，还应注意解决因刑事案件久拖不决，民商事纠纷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的问题。 二、刑事上构成诈骗罪，行为人签订的民商事合同是否有效 对该问题的争议观点有三： （1）刑事上构成诈骗罪，行为人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且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 （2）刑事上构成诈骗罪，在民事上，应认定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

从一起商业秘密案件看“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

从一起商业秘密案件看“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涉及刑民交叉的商业秘密案件，该案是从２０１９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精选的典型案件之一，其中归纳出的刑民交叉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对于同类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具有指导意义。 一、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现状 “刑民交叉案件”是指案件性质既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又涉及民事法律关系，相互间存在交叉、牵连、影响的案件［１］。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问题最早出现并主要集中在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交叉的案件中，例如１９８５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以及１９８７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虽然这两个《通知》中均未出现“先刑后民”的表述，但“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中发现经济犯罪应当（全案）移送”的规定，最早确立了此类案件“先刑后民”的做法。 上述两个《通知》虽然于２０１３年废止，但１９９８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经济纠纷涉及经济犯罪规定》）对此问题作了更加统领和细致的规定，该《经济纠纷涉及经济犯罪规定》之后也被称为“民

刑交叉规定”［２］，此后“先刑后民”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适用范围也藉由定义模糊的“经济犯罪”概念下而逐渐扩大，似乎成为了所有刑事民事交叉案件的适用规则，甚至也有人将其“原则化”为“先刑后民原则”，加上有的司法机关不顾实际情况机械适用，已经使得此类问题引发关注甚至争议。 近年来出现的大量民商事诉讼中，其中虽涉及刑事法律关系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犯罪。譬如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的差别仅在于后果（数额和情节）是否严重，至于权利基础、侵害行为以及因果关系都是一致的。尤其是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由于商业秘密本身缺乏清晰的权利外观，权利归属不确定，实践中比较混乱，办案机关处理不当将出现刑民判决冲突甚至矛盾的局面，也曾出现过刑事判决认定有罪，但之后的民事诉讼中认定涉案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的情况。［３］因此，商业秘密案件中公安机关机械采取“先刑后民”做法也被诟病。 本案是一起涉及刑民交叉的商业秘密案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从２０１９年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精选的典型案件之一，其中归纳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对于同类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具有指导意义。［４］ 二、案情简介及裁判观点 原告浙江宁波某股份公司系上市公司，被告宁波某纺织机械有限公司部分员工曾系原告离职员工，２０１６年３月双方曾签署《采购

从两起交通事故看“刑民交叉”问题及处理方法

从两起交通事故看“刑民交叉”问题及处理方法 乡宁县人民法院吴东红 近期，乡宁县人民法院审理几起交通事故伤亡起诉肇事方要求赔偿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民事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当时均提出“先刑后民”的问题。案例一：本案中原告诉称：被告李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且醉酒后驾驶二轮摩托车（该车载乘文某、党某、朱某三人）碰撞道路东侧外水泥挡墙、行道树桩、水泥沟盖板等处，致使党某、朱某二人现场死亡，李某、文某二人受重伤以及摩托车受损的重大交通事故。此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李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故原告起诉被告李某及某保险公司，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等损失30余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案例二：死者闫某某受雇用于被告王某某修建房屋。2012年8月3日因第三人郭某某驾驶三轮车发生事故致闫某当场死亡。交警部门认定，此案郭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但是，因郭某某已被弄事拘留，家属没有赔偿能力。死者父母诉至本院，要求雇主王某某赔偿二十万元。 本院在审理该两案中发现，根据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李某及第三人郭某某的行为已涉嫌交通肇事罪。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交警部门调取了交通事故的处理卷，发现公安机关已对该两案作出立案决定书，对李某及第三人郭某某涉嫌交通肇事罪进行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李某被取保候审；第三人郭某某已被批准逮捕书，此两案尚在侦查阶段。在审理中存在的争议是：刑事案件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尚无定论，能否将民事赔偿请求单独作为民事案件先行审理？即“刑民交叉”问题。关于“刑民交叉”的问题，历来是学术界及审判实践中争议的难点。据笔者调研，关于“刑民交叉”,在学理包括三类：第一类，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即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此类案件因有牵连的一个或几个法律事实引起民事和刑事两种责任，且两种责任同时并存。此类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不受“先刑后民”原则的限制，当事人有选择的权利。第二类，因同一法律事实涉及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及差异性，决定了对同一法律事实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造成了公、检、法三部门对案件性质的认识存在分歧，有的认为是刑事案件，有的则认为是民事案件，由此形成了刑民交叉案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即疑难型刑民交叉案件。此类案件应以“先刑后民”为原则，以“先民后刑”及“民刑合一”为补充。第三类，因同一法律

烟草两高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9年12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1次会议、2010年2月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3月26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O一O年三月二日 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法惩治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这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生产、销售伪劣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未经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

销售明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销售金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卷烟、雪茄烟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卷烟、雪茄烟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定罪处罚。 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伪劣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定罪起点数额标准的三倍以上的，或者销售金额未达到五万元，但与未销售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均达到同一法定刑幅度的，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

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的重新构建

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的重新构建 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出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 因现行法律规定不够完善,刑民交叉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处理亦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其主要表现为:刑民交叉案件诉讼程序选择的判断标准不统一、不准确,导致实践中刑民诉讼程序适用的混乱;刑民交叉案件中程序衔接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和协调,使民事诉讼长期受制于刑事案件,使权利人受损的利益无法获得及时法律救济;刑民交叉案件因举证责任分配、事实证明标准及裁决依据不统一,使刑民交叉案件在实体处理上存在冲突等。因而,如何协调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选择、程序衔接、实体衔接等一系列问题,是值得司法实践进行探索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刑民交叉案件处理原则应以“刑民并行”为主,“先刑后民”、“先民后刑”为辅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强调“先刑后民”,并将其作为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一项基本原则。但从现有的法律规定及司法理念看,“先刑后民”并非是一项司法原则。

所谓司法原则,应当是在某项法律制度或某类司法活动中贯穿始终,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而“先刑后民”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实践中,并不能达到这样的普遍性的适用标准。① 所谓“先刑后民”,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时,应当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或者由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问题,在此之前,法院不应单独就其中的民事责任予以审理判决。其本质是在公权与私权发生交叉时,优先选择公权。“先刑后民”这一提法,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院针对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时的法律适用问题,单独发布或会同有关司法机关联合发布的若干规性文件中产生的。 第一个规性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发现有经济犯罪,应按照197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围的通知》,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因通知强调“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移送,并未明确“经济纠纷

借贷刑民交叉问题的分析与处理

刑民交叉民间借贷案件分析与处置 2015-11-25 企业家辩护智库 刑民交叉民间借贷案件分析与处置 本文所论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的借贷款行为，不包括上述主体和依法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借贷款行为。 本文主要依据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以下简称“法释〔2015〕18号”）及现行有效的相关司法解释，结合司法实务，剖析典型、常见的民事与刑事法律关系交叉并存的民间借贷纠纷法律问题，为处置刑民交叉民间借贷案件提供法律实务参考。 一，刑民交叉民间借贷纠纷常见法律问题 第一，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时，民间借贷民事纠纷如何处理。根据相关刑事司法解释，非法集资犯罪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企业债券等犯罪。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这些犯罪时，法院在民事审判中对这类案件如何处理？出借人应当通过哪种法律途径索回借款？ 第二，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时，民间借贷合同是否有效。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的情况除了非法集资犯罪外，还有借贷行为涉嫌诈骗犯罪、合同诈骗犯罪、高利转贷犯罪、强迫交易犯罪等，当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最终被认定构成犯罪时，民间借贷合同是否还有效？ 第三，民间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时出借人是否可以向保证人主张还款或利用质押、抵押担保物权实现债权。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时，为借款担保的保证人是否还需要向出借人承担责任？出借人是否可以利用质押物、抵押物通过担保物权实现借款债权？ 二，司法实务中法院对刑民交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处理方式 第一，不予受理或者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以下简称“法释［1998］7号”）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14年3月25日发布实施）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

两高司法解释

两高司法解释标准化管理处编码[BBX968T-XBB8968-NNJ668-MM9N]

两高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3年6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81次会议、2013年6月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6月1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年6月17日 法释〔2013〕15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581次会议、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 为依法惩治有关环境污染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五）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六）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七）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八）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九）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十一）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十二）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三）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四）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第二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四百零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至第十三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第三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