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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英语课文翻译(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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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翻译(Translation of the text)

第一课超级摇滚巨星

——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他们告诉我们些什么?

摇滚乐是青少年反叛的音乐。

一—摇滚乐评论家约翰·罗克韦尔

由其崇拜的人即可知其人。

——小说家罗伯特·佩恩·沃伦

1972年6月中旬的一天,芝加哥圆形露天剧场里观众如潮,群情激昂,狂摇猛摆。台上,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正在演唱“午夜漫步人”。演唱结束时评论家唐·赫克曼在现场。他说:“贾格尔抓起一个装有半加伦水的罐子沿着舞台前沿跑动,把里面的水往前几排狂热的听众身上洒。他们蜂拥地跟随他,热切地希望能淋上几滴这洗礼的圣水。”

1973年12月下旬的一天,大约一万四千名尖声叫喊的歌迷在华盛顿市外的首都中心剧场嘈杂地涌向台前。美国的恐怖歌星艾利斯·库珀正要结束自己表演。他借助断头台假装结束自己生命来结束表演。他的“头”落人一个草篮中。“啊!”一个穿黑衣服的女孩惊呼道,“啊,太了不起了!”十四岁的迈克·玻利也在场,但他的父母并不在。“他们觉得他令人恶心,”迈克说,“他们对我说,‘你怎么能忍受那种东西?’”

1974年1月下旬的一天,在纽约州尤宁代尔的拿骚体育馆里,鲍勃·狄伦和乐队正在为音乐会上用的乐器调音。场外瓢泼大雨中,摇滚乐迷克利斯·辛格正等着入场。“这是朝圣,”克利斯说,“我应该跪着爬进去。”

你是如何看待所有这些溢美之词与英雄崇拜?当米克·贾格尔迷们把他视为至高的神父或神明时,你是赞成他们还是反对他们?你和克利斯·辛格一样对鲍勃·狄伦怀有几乎是宗教般的崇敬吗?你认为他或狄伦步入歧途了吗?你是否嫌艾利斯·库珀表演恶心而不接受他?还是你莫名其妙地被这个怪异的小丑吸引,因为他表现了你最疯狂的幻想?

这并非是些随便问问的问题。有些社会学家认为,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能说明你在想些什么,社会在想些什么。换句话说,可以说明你和社会的态度。“音乐表现其时代,”社会学家欧文·霍洛威茨说。霍洛威茨把摇滚乐的舞台视为一个辩论的论坛,一个各种思想交锋的场所。他把它看作是一个美国社会努力为自己的情感与信念进行解释与再解释的场所。他说:“重新解释是一项只有青年人才能完成的任务。是他们将创造与夸张.理性与行动,文字与声音,音乐与政治结合起来。”

作曲家兼演唱家托德·伦德格伦同意这个看法。他说:“摇滚乐与其说是一种音乐力量,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心理的表现。甚至连艾尔维斯·普雷斯利也并非真正是一种伟大的音乐力量,只不过是艾尔维斯体现出了五十年代青少年那种失落的精神状态。”当然普雷斯利震动了美国的成人世界。报纸发表社论抨击他,电视网禁止播放他的节目。但艾尔维斯也许证实了霍洛威茨和伦德格伦的看法。当他通过埃德·沙利文主持的星期日晚间娱乐节目出现在千百万观众面前时,一场“大辩论”就展开了。大多数成年观众皱眉不满,而多数年轻观众则拍手欢呼。

摇滚乐评论家们说,从艾尔维斯到艾丽斯,许多摇滚歌星帮助我们的社会阐述了其信仰与态度。鲍勃·狄伦触动了不满的神经,他唱到民权,核扩散物以及孤独,他唱到变革和老一代人的迷惑。他唱道:“这里正发生着什么事,你却不知道是什么事,是不是,琼斯先

生?”

其他人也加人到辩论中来。霍洛威茨说,甲壳虫乐队借助幽默,可能还有麻醉品的微弱之力来敦促和平与虔诚。滚石乐队,傲慢的街头斗士,则要求革命。杰斐逊飞机乐队演唱的“我们能够联合”和“志愿者(来一场革命)”则是激进青年的进一步的声明。

但是政治并不是六十年代强硬派摇滚乐所辩论的唯一主题。情感,作为任何音乐表现中常有的部分,也是一个重要题目。詹妮丝·乔普林歌唱自己的悲哀。甲壳虫乐队唱出爱与恨之间一系列感受。以后又出现了狄伦的摇滚乐队,他们把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所表现的较为传统的观念与强硬派摇滚乐的较为激进的“都市”观念融合在一起。霍洛威茨认为这一乡村音乐的成份有助于为听众表达“逃避现实”,“回到往昔”的强烈愿望。当前最能说明霍洛威茨观点的例子之一是约翰·丹佛。他最著名的歌曲“阳光照在我肩上”、“高高的落基山”和“乡间小路”把民间摇滚乐的音乐气魄与力量结合了起来,而歌词则赞美了“美好往昔”的淳朴和欢乐。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摇滚乐音乐家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反映出时代的感情和信念,我们可以借此认识并形成自己的情感与信念。

我们用什么来回报他们呢?当然是掌声与赞扬。在1972年的一次全国性民意测验中,中学里百分之十以上的男生,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女生说他们最崇拜的人是超级摇滚巨星。我们还给他们金钱以回报。一份名为《福布斯》的商业杂志说:“当今成为百万

富翁的最快捷的途径是当摇滚歌星。”

当今的英雄们一—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告诉我们,他们喜欢所得的报偿。“我暗自嘲笑这些先生们和女士们,他们从没想到过我们会成为拥有亿万财富的宠儿。”那位独特的“文化英雄”艾利斯·库柏这样唱道。

可是重大问题仍然是:为什么他成为文化英雄?他,或者当前其他任何成功的摇滚歌星,他们会让我们对他们的歌迷们有些什么了解?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有些什么了解?我们的社会现在怎样,过去怎样;将来又会怎样?

第二课年轻人的四种选择

斯坦福大学毕业班班主席吉姆·索斯怨他毕业化不久给我写了一封信,谈了他的一些疑虑。信上说:“我们这一代比其他任何一代人都更加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成人世界……而且也越来越倾向于完全否定那个世界。”

很显然他的话代表了他的许多同龄人的看法。在过去他几年中,我倾听过大学内外许多个年轻人的谈话,他们对成人世界同样感到不安。大致说来,他们的态度可以归纳如下:“这个世界一片混乱,充满了不公正,贫穷和战争。对此承担责任的应该是那些一直在掌管大事的成年人。如果他们做得不好,他们又能拿什么来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呢?我们不需要这类教导也行。”

我觉得这些结论是合情合理,至少以他们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对于成长中的一代人来说,与此相关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不完美(我们可以视此为理所当然),而是如何来对待它。尽管这个社会严酷且不合理,但它毕竟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世界。因此年青人所要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选择一种策略来对付这个世界,通常这也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我所能看到的,只有四种基本选择:

一、脱离社会

这是最古老的办法之一,任何年龄的人,在任何地方,无论用不用幻觉剂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那些觉得这个世界太残酷、大复杂,因而无法忍受的人总是选择这种策略。按其含义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是寄生性的,奉行此道的人蔑视这个社会并拒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依赖社会过寄生生活。我们中的一些人对此感到厌恶——认为这是一种不体面的生活,但对于既缺乏精力又缺少自尊的精神懦弱者来说,这可能是现有的最能忍受的选择。

二、逃避现实

这种策略也有其古老的先例。自从有了文明以来,就有许多人试图逃离文明世界,希望能找到一种比较朴素的。宣言田园风俗的,更安宁的生活。与脱离社会者不同,他们不是寄生者,他们愿意自食其力,并为集体做出点贡献,但是他们就是不喜欢文明的世界,也就是说不喜欢那充满丑恶与紧张的大城市。

这一解决方式的问题在于它已不能大规模地加以实践。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星球上高尚的野蛮人与未被法污的自然风光越来越少。除了极地地区,未开发的地方已无处可觅。少数特别富有的乡绅还能遁入田园生活,但是总的说来迁移的潮流是在向相反的方向流动,即从乡村流向城市。

三、策划革命

对无法容忍民主决策过程的单调沉闷的运作方式,或者相信只有武力才能改变基本

制度的人来说,这一策略总是很受欢迎。它吸引着每一代青年人中较为积极,较具理想主义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策略具有传奇色彩,通常以某个英勇无比,魅力超凡的人物为其象征。

这一策略由于简单,因此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既然这个社会已经坏到毫无希望的地步,那就让我们砸碎它,在它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我最好的朋友中有些是革命者,其中一些人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这些人的革命并未成功,他们还可以继续兴致勃勃地策划他们的屠杀,直到老朽。还有些人英年早逝,死在监狱里,或暴尸街头。但最不幸的是那些革命成功的人,他们活在幻想的破灭之中,看到他们建立新机构与他们所推翻的旧机构一样冷酷无情,死气沉沉。

当然,我并不是说革命都一无所成,有些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确实使事物有所改进。我要说的只是无论成败与否,干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注定要失望,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胜利的曙光也从未照耀在他们梦想的,清除了人类一切卑鄙行经的灿烂的新世界上,而是洒在一个熟悉的,平凡庸碌的地方,仍需要食品杂货和污水处理的地方。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标签下,革命的国家也得由营销,卫生工程,官僚机构的行家们去治理,而不是由那些激进的浪漫主义者们去治理。

对于决心寻求更加可行的方法改造社会,而不是通过武装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四、力图逐渐改变世界,一次改造一点

乍一看,这一途径毫无吸引力。它缺乏魅力,收效不快。它依靠的工具是恼人的、不可靠的说服与民主决策。它需要耐心,而人们往往缺乏耐心。这种方法唯一的长处是有时真起作用——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与其他可选的策略相比,它可以改善世界上一些倒行逆施的行为。

至少历史上的证据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那一代人也发现世界一团糟,几乎在所有的地方经济体制崩溃。整个国家,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失业,一场大战似乎在所难免。当时我作为大学报纸的编辑,也像今天的学生积极分子一样,强烈反对这一切。

同时,我们那一代人也逐渐发现,改造世界就像在亚平宁山区打仗,你刚占领一条山脉,另一条山脉又在你面都赫然耸现。三十年代的大问题刚刚有所控制,新的问题又取而代之:富裕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如种族平等、保持城市适于居住、对付在陌生的伪装下的战争等问题。最令人不安的是我们发现的人口爆炸问题。我们突然间明白了在我们所居住的尤如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的星球上,乘客数目大约每四十年翻一番。只要地球上的人口不停地以这种似癌细胞增长的速度增加,那么其它一切问题便根本无法解决。我们的城市将继续变得更加拥挤喧嚣,景色将变得更加混乱,空气和水变得更脏。对每个人来说,生活质量都可能会持续恶化。而如果过多的人不得不为不断减少的食物份额与生存空间进行斗争的话,那么战争的升级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吉姆·宾斯这一代人肩负着极其艰巨的任务,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过去的事实证明,可以用以前对付困难问题的同样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通过许多人的不懈努力,一点一点地,注重实效地加以解决。

第三课强制就医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他们是我的新病人,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名字,奥尔逊。请您尽快到我家来,我的女儿病得很厉害。

我到达时,一脸惊恐的母亲迎接我,她衣着整洁,怀着歉意,只问了一声,您是医生吧,便把我让进了屋。在房子的里间,她又说,请原谅,医生,我们让孩子呆在厨房里,那里很暖和,屋里有时很潮湿。

孩子穿得很严实,坐在离餐桌不远处父亲的大腿上。父亲试图站起来,但我示意他不必了。我脱了外衣开始检查。我能看得出他们都很紧张,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必须,他们不会对我讲得太多,得由我来告诉他们,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付给我三美元检查费的原因。

小孩用冷漠的,坚定的目光上下使劲地打量我,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没有动,内心显得很平静,是个出奇漂亮的小东西,从外表上看她壮得像头小母牛。但是她的脸色通红,呼吸急促,我意识到她在发高烧。她长着满头漂亮的金发,就和经常出现在广告插页或周日报纸的图片版上的图片娃娃一样漂亮可爱。

她已经发烧三天了,父亲开始说道,我们不知道她是怎么得的病,我妻子给她吃了点药,你知道,就像别人那样做的,可是一点用也没有。附近生病的人很多,所以我们认为你最好给她检查一下,看她得了什么病。

作为医生,我常常根据猜测可能出现的问题提问。她嗓子痛吗?

她父母一起回答,不,不,她说她的嗓子不疼。

你的嗓子疼吗,母亲又问了孩子一遍。小女孩的表情依旧,目光仍盯在我的脸上。

你看过了吗?

母亲说,我试过,可是看不见。

其实这个孩子所在的学校那个月发生了多起白喉病例,很显然我们都已想到了这一点,尽管谁都没有提到这件事。

我说,来,让我们先来看看嗓子吧。我以医生最友好的态度微笑着问孩子的名字,并说道,来,玛蒂尔达,张开嘴让我们看看你的嗓子。

小孩没有任何反应。

唉,来吧,我哄劝着说,只是把你的嘴张大让我看一下。你看,我说着张开了两手,我手里什么也没拿,只是张开嘴让我看一下。

多好的人啊,母亲说到,看他对你多好呀,快点,照他说的办,他不会伤害你的。

我极度厌恶此举,要是他们不用“伤害”这个词,我也许还能有点进展。但我没让自己显得慌乱,而是平静地,不慌不忙地说着话,再次接近小孩。

当我把椅子稍微靠近一点的时候,她突然间以猫一般敏捷的动作,双手本能地抓向我的眼睛,几乎够到了,实际上她把我的

眼镜打飞了,尽管没碎,还是掉在离我几尺远的厨房地板上。

小孩父母尴尬得不得了,连忙抱歉。你这个坏孩子,母亲抓着她的一只胳膊,一边摇晃,一边说道,看你干了些什么,这个好的人……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打断她的话,别对她说我是什么好人。我在这儿看她的嗓子是因为她很可能得了白喉病,可能会因此而死。可是她不在乎这个。听着,我对孩子说,我们想看看你的嗓子,你已经够大了,能明白我所说的话了。你是自己张开嘴还是让我们帮你张开呢?

她还是不动,甚至连她的表情也没变。而她的呼吸则变得越来越急促。接着一场斗争就开始了,我不得不这么做。为了保护她我得弄到她的咽喉分泌物培养。可我首先告诉孩子的父母这完全取决于他们。我解释了这种病的危险性,并说只要他们能对此负责,我就不会坚持要检查她的嗓子。

如果你不照医生的话做,那你就得上医院了,母亲严厉地告诫她。

是的,我微笑着,毕竟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任性的小家伙,对她的父母我是有些看不起。在接下来的这场斗争中,他们变得越来越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精疲力竭。出于对我的恐惧,孩子对检查的抗拒达到极度疯狂的程度。

父亲尽了全力。他个子高大,可这是他的女儿,虽然对她的行为感到羞愧,但又怕弄疼了她,所以每次在我就要成功的关键时刻,他就松开女儿,气得我真想宰了他。由于他担心孩子可能得了白喉,又让我继续,尽管他都要昏过去了,还是让我继续。而母亲则在我们身后来回走动,不停地将手举起又放下,痛苦不安。

把她放在你的大腿上,我命令道,抓住她的两个手腕。

可是他刚一这么做,孩子就大声地尖叫。不要,你弄疼我了,放开我的手,我让你放开我的手。接着她就歇斯底里地,令人恐怖地大叫起来,住手!住手!你们要杀人了!

你认为她能经受得了吗,医生?母亲问道。

你走开,丈夫对妻子说,你想让她得白喉而死吗?

来,抓住她,我说。

接着我用左手抓住孩子的头,试图将木制的压舌板伸到她的牙齿之间。她拼命地反抗着,紧咬着牙齿!我现在也愤怒起来——是对一个孩子。我尽力克制自己的怒气,但是不行。我知道怎么让她张开嘴,露出喉咙让我检查,我努力这么做了。我终于将木压舌板伸进她最后几颗牙齿后面,前端已进入了她的口腔,就在这个时候,她张了一下嘴,没等我看清,她又闭上了嘴,并用臼齿咬住了压舌板,在我还没能将它抽出来之前,她已经将压舌板咬碎了。

你不感到羞耻吗,母亲对她喊道。在医生面前你这么做不感到羞耻吗?

给我一个光柄的汤匙,我对她母亲说,我们继续检查。孩子的嘴已经流血了,她的舌头破了,歇斯底里地狂叫着。或许我应该住手,一两个小时后再来。毫无疑问那样会好些。但是我已经看到至少有两个孩子得了这种病,由于疏忽而躺在床上死去了,我觉得我必须现在诊断,否则以后再来就不行了。但是最糟的是我也变得不理智起来,我真想一气之下把这个孩子撕成碎片而后快。折磨她令人高兴,我的脸也因此发热。

尽管这个可恶的小家伙拒绝检查的行为是如此愚蠢,可还是得给她诊断,保护她。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会这样想的。尽管违背她的想法,但别人也需保护。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可是那种想释放体能的渴望产生出一种非理智的、无法控制的愤怒与成人受辱时的感觉,这些驱使我要继续下去,必须进行到底。

在最后的这场非理智的较量中,我抓住了孩子的脖子和下巴,强行将这把不轻的银汤匙塞进她的嘴里,伸至喉部,直到她开始作呕。是的,两个扁桃体上覆盖着膜状物。她英勇地反抗以阻止我知道她的这个秘密。她隐瞒嗓子痛这件事至少有三天了,并且对她的父母撒谎以便逃脱象这样的一个结局。

现在她真的愤怒了。刚才她是在抵抗,而现在她进攻了,她试图从父亲的腿上跳下来,

扑向我,失败的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第四课安乐死

需要对安乐死制定相关法律,这个问题不能再长期回避了。

在世界上的一个较小的国家,安乐死已被其医疗机构所承认,而且每年公开实施几千例。在世界上的一个大国家,其医疗机构不允许安乐死。秘密实施安乐死的情况也不少。但几乎从未公之于众。现在哪个国家里有实施安乐死的医生被关在监狱里呢受罪?

是那个小国——荷兰。荷兰有关于安乐死的法规,因而能有效地管理安乐死。那个荷兰医生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被关进了监狱。在安乐死这个问题上,对于任何国家,而不仅仅是这个禁止死刑的大国——美国,都存在一个道德问题。现在人们又在地对安乐死展开争论。

l月份,美国医疗协会杂志上刊发了一封奇怪的信。在信中,一位匿名的医生声称其在一名20岁的癌症患者的要求下杀死了这个病人。就此引发的争论将持续很长时间,一直到秋季,那时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可能会对一项安乐死合法化的法律提案进行投票表决。这封信可能是为了引起争论而写的,内容不太可信。其作者声称他(或她)第一次见到那名癌症患者时,一只听到她说了“把这件事了结了吧,让我死吧”这句话,随后就将其杀死。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是安乐死的极端倡导者们也不会支持这样的作法。然而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医疗中导致病人死亡的可怕事件无疑在继续,这几乎成了可怕的常规。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一些医生在私下里承认他们有时是故意杀死病人,多数医生说他们知道其他医生这么做过,这真令人感到不安。但是因为医生们几乎不能公开与病人讨论安乐死问题——即使是病人恳求实施也不能——他们便只能在病人已处于垂死的昏迷状态,不能表达是否同意时,才对其实施安乐死。这样,因为病人主动要求实施安乐死不行,医生就只能自己做决定——病人在夜里非自愿地由一只注射器结束了生命。这就是秘密实施安乐死的一个代价。

如果任何形式的安乐死都是不对的,那么安乐死是应该禁止,然而的确如此吗?因为许多人都承认,利用医疗技术手段来延长病人临死前的痛苦,令人可悲,有损尊严,让人望而生畏。被动安乐死——医生不采取任何医疗措施,让病人死亡——是被广泛接受。美国大多数州的立法中有“活遗嘱”的规定,“活遗嘱”是人在神志健全状态下写下的书面文件,因而当病人立下“活遗嘱”,说他不想让人延长其生命时,医生即使不尽力挽救病人的生命也不会被起诉。主动安乐死——医生给病人打一针致命的针剂让其死去——仍在争论之中。那么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之间的区别还会持续多久呢?

正如有人因未做某事而受谴责一样,也有做了某事而不受责备的。从道德伦理书上引用一个例子,假设一个人从某个孩子的死亡中受益。一个孩子在洗澡时碰了头便失去了知觉,这个人坐下来看着他溺水而死。这个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不可原谅的。同样,假设医生停止某种治疗措施,以期病人更早地而不是更迟地死去,他没有做错什么。如果医生用足够的止痛药致使病人死亡,那他就一定是错的吗?这个医生采取了行动,而不是坐视不问,这样就应判他有罪吗?

许多面对病人临终前痛苦的医生认为,只有神经质的人才坚决地强调被动安乐死与主动安乐死的区别。他们像这样来为积极安乐死辩论:医生的一个职责是解除病人的痛苦,有时候这是医生唯一能做的事情,而积极安乐死是做这件事的唯一办法。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新奇。希波克拉底规定了医生在行医前必须宣誓,誓言明确禁止医生实施安乐死,而当时希腊大多数医生和思想家都不赞成这条禁令。

我们不妨以史为鉴。

有些人认为人的死期是由上帝规定的,任何人都不应缩短他人的自然寿命。然而如果一个病人的伦理观接受安乐死,真弄不懂为什么别人的宗教观点要干涉他的死亡呢?另一种担心是,如果安乐死合法化,允许医生在规定的一系列条件下,按照垂死病人的要求去实施安乐死,那么此法律本身就为杀人开创了先例,从而可能对社会构成威胁。这些都取决于社

会。可以说荷兰为此做好了准备。这也许不是巧合,就是荷兰的医生,他们英勇地抵制纳粹的压力。没有参与他们使安乐死声名狼藉的医疗暴行。当年荷兰医生出于对个人自由的坚定不移的尊重而拒绝和纳粹分子合作杀害健康的、渴望活下去的犹太人。今天正是这同样的精神使他们用安乐死帮助不愿活下去的垂死病人。

相反,西德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使任何形式的安乐死合法化。由于过去的阴影,反对的呼声特别强烈。一贯拥有自由意志论传统的国家,不会对自愿实施安乐死制定一些法规有所担心。而拒不讨论这个问题,则会使问题更糟。

第五课宁为黑人不做女子

雪利·奇泽姆

由于我是第一个当选为国会议员的黑人妇女,我成了一个特殊人物。国会中还有另外九个黑人议员,十名妇女议员。我是第一个同时克服了两个不利因素的人。在这两个不利因素中,作为女人比黑人更为不利。

如果我说做黑人比做女人更不利,也许不会有人对我提出疑问。为什么呢?因为“谁都知道”美国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但歧视妇女说法会使差不多所有的男人,恐怕还有大多数女人,感到莫名其妙。

多年以来,大多数美国白人看不到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当黑人最终开始以静坐示威、联合抵制、自由乘车大游行等方式起来反抗时.他们觉得无法相信。他们用受到伤害的口气问道:“谁歧视黑人,我们?我们歧视黑人?”这对于美国白人来说,是漫长

而痛苦的再教育的开始。他们——包括那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将需要许多年才能发现并消除他们确实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

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其难度要大多少呢?我相信这将是一场更为漫长的斗争。这个问题一部分在于,比起黑人来,美国妇女的头脑受到更多的灌输,因而更满足于自己作为二等公民的角色。

让我来解释一下。我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除了最近六年,干活的一直是我——做那些能决定选举成败的乏味琐事——而男人坐享其成。这几乎是从政妇女不变的命运。

目前在美国政界,这类工作大部分仍是妇女在做——大约有三百万志愿者。她们所能指望的最好希望就是有幸成为区或县的副主席,这是一种隔离但平等的职位,是给妇女多年忠

实地装信封,组织牌局的报偿。在这种职位上,她可以免费去参加州代表大会,有时是全国性会议和代表大会。在这些场合,她的任务就是应该和男性主席投一样的票。

一九六三年,我试图摆脱这一角色,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斯图维桑特选区竞选纽约州议会议员,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从竞选活动一开始,我便因身为女性而面对着毫不掩饰的敌意。

然而在四年之后,当我竞选国会议员时,我的性别才成为一个主要争端。我所在党的成员们召开了秘密会议,讨论阻挠我当选的办法。

我的竞争对手,是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詹姆士·法默。他尽力树立一个具有男子气概的黑人形象。他坐着广播车,车上满载留着非洲发式,穿着颜色花哨的非洲式宽松套衫和蓄胡子的年轻人,在附近地区巡游。电视记者们对我不屑一顾,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一项非

常重要的统计资料,而我和我的竞选管理人韦斯利·麦克唐纳·霍尔德对此却十分清楚。在我这个选区里,登记参加选取的人中男女比例是1比2.5,而且这些妇女都是有组织的——属于教师家长协会、教会社团、牌戏俱乐部以及其它社会服务团体。我到她们那儿寻求帮助。法默先生至今仍然不清楚他是怎么输的。

当一个聪明的女大学毕业生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为什么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会打字呜?”在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妇女受歧视的历史。为什么认为妇女得当秘书,而不是管理人员?当图书管理员和教师,而不是医生和律师?因为她们被认为与男人不同,低人一等。幸福的家庭主妇与心满意足的黑人都是在偏见之下产生出来的典型代表。

妇女甚至还没达到黑人正在达到的象征性的平等。最高法院里没有妇女。只有两名妇女曾担任过内阁的职位,目前连一个也没有。只有两位女大使。然而绝大多数妇女在干着工资低、侍候人、没有补偿、没有前途的工作。即使她们得到较好的职位,她们的工资也永远低于做同样工作的男子。

如果这不叫歧视,那叫什么呢?

几年前,我和政党的一个领导谈到有个很有希望的女青年可以做候选人。“为什么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树立这个女孩子的威信?”他问我,“你明明知道她只会在我们该提出由她来竞选市长的时候,退出角逐去生孩子。”

关于我,许多人也说过类似的话。还有很多人则在我每次试图再上一个新台阶的时候,都劝我应该回去教书.那才是女人的职业,把政治留给男人。我热爱教书,一旦我确信这个国家不再需要女人作出贡献时,我是乐于回到教学岗位上的。

当这个富足的国家中没有饿着肚子上床的孩子时,我可能会乐于回去教书;当每一个孩子都有好学校上时,我可能会乐于回去。当我们不再把我们的财富花费在枪炮上来杀人,当我们不必再容忍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当用于惩治在住房和雇用人员上不公的法律得到实施而不是被置之度外,那时在政治方面我可能就无事可干了。

但是直到那时——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不会是今年或明年——我们需要的仍是更多的妇女从政,因为妇女可以做出十分独特的贡献。我希望我成功的榜样会说服其他妇女从政——不只是装信封,而是要竞选公职。

妇女能够把善解人意、宽容、远见、耐心与毅力带入政府——这是我们天生的品质。或者说是因为男人的压制而不得不培养的品质。一个国家的妇女通过她们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塑造这个国家的道德、宗教和政治标准。目前,我们的国家可能在政治上比在其他任何方面更需要妇女的理想主义和决心。

第六课一个好机会

伊丽莎白·库克—林

当我到达鸦溪时,喜鹊不在家。我和他的妻子阿米莉妮谈了起来。

“我得找到喜鹊,”我说,“我有他的好消息。”我指了指我带的公事包说。“我有他写的一首诗和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大学的录取

函,他们想让他参加艺术学院为印第安人开设的课程学习。”

“你知道他正在假释吗?”

“哦,不,不太清楚,”我迟疑地说,“我一直没跟他联系,但我听说他惹了麻烦。”她朝我笑了笑说:“他走了,这附近对他不安全,你知道,他的假释监督官总是监视着他,所以有时他不来这更好些。而且我们已经分居一段时间了。我听说他在某个镇子里。”

“你是说钱柏林吗?”

“是的,我和他妹妹住在这儿,她说她在那里看到过他,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可是喜鹊不会去加利福尼亚,既使你看见他并告诉他这件事,他也不会离开这的。

“可是他以前想离开这儿,”我说,“他去过西雅图大学。”

“是的,但……哦,那是以前的事了,”她说道,好象要结束谈这件事似的。

“难道你不想让他去吗?”我问道。

她马上答道:“哦,这可不由我说了算。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我。我只想告诉你,你一定会失望的。他已经不再需要像你这样人希望他所需要的东西了。”她肯定地说。

当她发现我不喜欢她提到“像你这样的人”时,她停了一下,然后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说:“听我说,现在喜鹊终于高兴起来了。他情绪很好,很英俊、很自由、也很健壮。他和兄弟们一起坐在皮鼓前唱歌,他现在很正常。他总是说那些反对政府.反对印第安人事务委

员会的话,说那些话时他就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恼怒。我过去常因此而为他担忧,可是我现在不那样了。哦,我们还是顺其自然吧。”

* * *

我和赛利娜一起坐在咖啡馆里。她令我意外地说:“我不知道喜鹊在哪儿,我已经有四天没见到他了。”

“我这儿有他的诗,”我说,“他有个好机会,可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艺术学院去学习,但我得和他谈谈,让他填写一些表格。我知道他会感兴趣的。”

“不,他不会的,”她插了一句,“他不再有那些无用的、讨厌的梦想了。”

“别那么说,赛利娜,这对他可是一次好机会。”

“哦,你愿意怎么想都行,可是你最近和他谈过吗?你了解现在的他吗?”

“我知道他非常优秀,我知道他有这样的才能。”

“他是印第安人,这次他回来就呆在这儿了。”

“你能不能和我开车去钱柏林?”我问道。

她没说话。

“如果像你说的,他是印第安人,不管那意味着什么,如果他这次回来就呆在这里,而且如果他亲自跟我这么说,我就不管了。但是赛利娜,”我急切地说,“我必须和他谈谈。问问他想做些什么。你明白了,是吗?”

“是的,”她最后说,“他有权知道这件事。可是你会明白……”

我们离开时,她的鞋跟在咖啡馆前面的人行道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她焦虑不安地说:“那次在卡司特城举行示威活动,县政府被烧,他也因此遇上麻烦。在那之后,他被关押了一年。他现在仍在假释期,而且还要假释五年——可是他们就连指控他的证据都没有!五年啊!你能相信这些吗?如今即使杀了人也不会受到这样种的判决。”

当我们开车行驶在钱柏林的大道上时,埃尔吉正站在银行附近的拐角处。尽管没问,我和赛利娜都知道这个人,喜鹊的好朋友,肯定知道喜鹊的下落。我们停了车,埃尔吉走过来坐在车的后排座上。一辆警车向我们停车的拐角处慢慢驶来,里面的巡警目不转睛盯着我们三个人,我们装作没注意到。巡警的车沿着空旷的街道缓缓地开走了,我小心地转向埃尔吉。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赛利娜说道:“她给喜鹊带来一些文件,他有个机会到加利弗尼亚的一个写作学校学习。”

埃尔吉说:“是吗?”总是不太明确让人知道他真正在想什么。

但赛利娜可不会让他那样不表示明确的意见。“埃尔吉,”她嘲弄地说:“你知道他不会去的。”

“哦,你知道,”埃尔吉开始说,“在那次卡司特城事件之后,我和喜鹊躲了起来,最后我们去了奥古斯塔纳大学,在那儿交了一些朋友。他开始谈论自由,我决不会忘记那一切。接着他坐了牢,此后他的主要话题就是——自由。他渴望自由,但他们每时每刻地盯着你,你不可能有自由。那个变态的人,那个假释监督官,就象一只看门狗。”

“你认为他句能接受这份奖学金,去读书吗?”我满怀希望地问道。

“我不知道,也许吧。”

“他在哪?”我问道。

沉默了好一会,最后埃尔吉说:“我想你来得正好,因为喜鹊需要从这不断的监视,不断的检查中获得点宽慰。事实上,他常这么说,‘如果我必须与白人打交道,我就会不自由,对印第安人来说没有一点自由可言。’你现在应该和他谈谈。他已经变了,他现在赞成与白人完全脱离。”

“这是不是有点太激进,太不现实吗?”我问道。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是啊,”赛利娜说,“你认为他在加利弗尼亚的那个大学学习又会怎样呢?”

“但是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去学习,去写作的机会。我想他在那里会获得一种令他满意的隔离。”

过了一会,埃尔吉说:“对,我想你是对的。”不一会他从车的后排座上起身下了车,并说道:“我得走到那座桥,到那大约有三个街区那么远。你们不要过桥就会看到在左侧有一座很旧的白色二层楼房,喜鹊的哥哥刚从内布拉斯加州感化院回来。和他的妻子住在那里,喜鹊就在那儿。”

终于找到他了!现在我真的可以和他谈谈,让他自己做出决定了。

“还有点儿事,”埃尔吉说,“喜鹊本不应该在那儿.因为他的假释条件之一就规定他必须远离朋友、亲属、犯过罪的等任何人。天啊,那可是他的哥哥。你们等到日落时分再过来。先把车子停在那个街区附近的停车场,然后从那步行过来,从房子的后门进去,你就可以和喜鹊谈这些事了。”

赛利娜不停地说,她告诉我,喜鹊在流浪了几个月后回到了鸦溪,他的亲属是如何来到他妹妹的住所,欢迎他归来。“他们过来听他和他兄弟们唱歌,他们在屋子里坐在椅子上,与他一起谈笑、唱歌。”

我们接近那所老房子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停了几辆车,赛利娜压低声音说:“可能他们在开晚会。”

可是笼罩在那里的寂静使我的心充满不安。当我们从敞开的后门走进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厨房里站着一些人。我小心地问:“怎么了?”

没有人说话,只有埃尔吉走过来,他那布满血丝的双眼充满了悲伤与痛苦。他在我们面前站了一会,然后示意我进起居室。房间里静悄悄地坐满了人,最后埃尔吉平静地说:“他们枪杀了他。”

“他们逮捕了他,因为他违反了假释规定,他们把他关进监狱……他们枪杀了他。”

“可是为什么?”我大喊道,“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

“他们说他们认为他是在反抗,他们害怕他。”

“害怕?”我不相信地问道,“可是……可……他有武器吗?”

“没有,”埃尔吉说,他坐下来,把胳膊放在膝上,头深深地低着,“没有,他没有武器。”

我双手紧紧地攥着诗稿,两个姆指交替地按压着那个纸袋光滑的表面。

第七课布里尔小姐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湛蓝的天空金光灿灿,大片大片的阳光像白葡萄酒倾洒在公园上。尽管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布里尔小姐还是很高兴自己决定围上了狐皮围巾。空气中一丝风也没有,但你张开嘴,会感觉有一丝凉意,就象你啜饮一杯冰水之前的那种感觉。不时有一片落叶不知从什么地方悠然飘下。布里尔小姐伸手抚摸围在脖子上的狐皮围巾。可爱的小东西!重新抚摸到它真是太好了。那天下午她把它从盒子里拿出来,抖掉樟脑末,好好地刷了一遍,把那没有活力的小眼睛擦得有了生气。“我怎么了?”忧伤的小眼睛问道。啊,看到它们从红色的绒垫上再次眨巴眨巴地盯着她,别提有多高兴了!……可是它的鼻子,那是用某种黑色合成材料做的,看上去一点也不结实。准是不知东西给碰了一下。不要紧,到时候,到绝对必要的时候,用点黑色火漆一粘就性了。……小淘气!是的,她真的觉得它是个小淘气,小淘气就在她的左耳边咬住自己的尾巴。她很想把它取下来放在膝头抚摸抚摸,可她感到手和胳膊稍微有些刺痛,她以为这是走路累的缘故。当她呼吸时,心里似乎有一丝淡淡的忧郁—一不,确切地说不是忧郁——不过是一种缠绵的感情罢了。

今天下午公园里人不少,比上周人多多了。而且,乐队的声音似乎也更响亮,更欢快。那是因为一年里的社交季节到了。尽管乐队一年四季每个周日都演奏,但不逢社交季节总是不一样。平时好像只演奏给家里人听,没有外人在场,怎么演奏都无所谓。指

挥不也换上一件新上衣吗?她肯定这件上衣是新的。只见乐队指挥颠着脚,拍动双臂,仿佛一只正要引颈长啼的公鸡。乐队队员们坐在绿色乐台上,眼睛瞪着乐谱,鼓着腮帮子使劲吹。这时传来了一小段“长笛”独奏,——十分动听!恰似一串晶莹的水珠。她心想准会重奏一遍,果然,有吹奏一遍了。她抬起头笑了。

她有一个“专座”,旁边只有两个人:一个忠厚的老头儿和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太太。老头身穿丝绒上衣,双手紧握一根粗实的雕花手杖;老太太则笔直地坐着,绣花围裙上放着一团毛活。他们没有说话,真让人失望。因为布里尔小姐总是想听别人交谈,她擅长于不动声色地侧耳偷听别人谈话,擅长利用别人在她周围谈话的那一小会儿,来了解人家的生活。

她斜眼瞥了一下这对老人。可能他们很快就会离开。上周日也不象平时那么有意思,那天碰上一对英国夫妇,男的头戴一顶难看的巴拿马草帽,女的穿了双带扣长筒靴。那女的一直唠唠叨叨,说她如何如何应该戴眼镜,她知道自己需要戴眼镜。但又配买眼镜没有用,眼镜肯定会打碎,肯定戴不住。而男的是那样耐心,他提了各种建议,金丝框的,镜腿弯过耳朵的,还有鼻架上带有小垫的。不行,哪一种也不能使她满意。“它们总会从鼻子上滑下来的!”布里尔小姐真想上去抓住她使劲摇她几下。

那两个老人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宛如一对雕像。不要紧,总有人群可看。花坛前,乐台前,人们成双成对,或成群结队地来回漫步,停下来交谈,打招呼,从那个老乞丐手里买上一把花,那个老乞丐的花盘安在栏杆上。孩子们在人群中奔跑,扑打着,嬉笑着。小男孩下巴底下戴着绸子做的白色大领结,小女孩就像法国玩具娃娃,穿着丝绒和带花边的衣服,花枝招展。有时一个刚刚学步的小东西突然从树下摇摇晃晃地走出来,突然停住脚步,瞪大眼睛四下张望,突然间“扑通”跌坐在地下,引得年轻的母亲抬着脚,像只小母鸡似的,风风火火地大声呵斥着赶来营救。另外一些人坐在长凳上或绿色的椅子上。一个周日,又一个周日,几乎总是这些人。而且布里尔小姐经常注意到他们几乎都有点怪。他们古怪,沉默,差不多都上了年纪。看他们睁大眼睛看的样子,好像是刚从黑暗的小房间里出来的,甚至是刚从橱柜里出来似的!

乐坛后面,是一片挺拔的树木,树上低垂着枯黄的叶子。透过树丛,可以看见一线海水。蓝天上漂浮着闪着金光的白云。

乐队高声吹奏:嗒嗒嗒——嘀嘀嗒!嘀嘀嗒!嗒嘀嘀——嗒嗒嗒!

两个穿红衣服的年轻姑娘走过来,两个穿蓝军装的年轻士兵迎了上去。他们嘻嘻哈哈地分成两对,手挽着手走了。两个农村妇女,头上戴着古里古怪的草帽,牵着漂亮的栗色毛驴,一本正经地缓缓走过去。有一个冷若冰霜、面无血色的修女匆匆而过。有一位美貌的女人姗姗走过,信手把一束紫萝兰花丢到地上。有个小男孩跑上去,拣起来给她,不料她拿到手里,又一把扔掉了,仿佛花中有毒似的。天啊!布里尔小姐真不知该不该欣赏这一手。这时,就在她面前,一个戴貂皮小帽的女人和一个身穿灰衣的绅士迎面相遇。男的身材颀长,举止矜持,一副尊贵派头。女人戴的貂皮帽子还是当初她满头金发时买的呢。而如今,她的头发、

面皮、就连眼睛全变得和那寒酸的貂皮一个颜色啦。她手上戴着洗了又洗的手套,正在涂抹口红,一只手已变得又黄又瘦又干瘪了。哎呀,她看到他非常高兴,高兴极啦!她预感到今天下午会碰到他的。她向他述说起自己这一向都在什么地方——在这儿,在那儿,在海边,到处都去。天气多好,是不是?他要不要?……可是他只摇摇头,点上一枝烟,缓缓地朝她脸上喷了一大口,也不管她还在说着笑着,随手把火柴一掷,径自走了。貂皮帽子女人只剩下孤身一人,但她却笑得更加妩媚多姿了。连乐队似乎也体察到她的心情,乐声变得更为轻柔温存,鼓声反复击出“畜生!畜生!”的拍节。她下一步将怎么办呢?会发生什么事呢?布里尔小姐正自诧异,只见那女人转过身去,仿佛看到那边有位更为风流潇洒的人物,举手打个招呼,便踏着细碎的脚步走了。乐队换了个曲子,演奏得格外轻快热烈。和布里尔小姐合坐一条长凳的老两口站起身来,大步离去。一个蓄着长胡子的老头,样子别提有多可笑,这时正合着音乐的拍子,瞒姗走过。不料险些被并排走过来的四个姑娘撞倒在地。

啊,这真是妙不可言1 她多么喜欢看呀!她多么喜欢坐在这里,静观眼前这一切呀!就像是一出戏。简直就像一出戏。谁能说远处的天空不是画出来的布景呢?但她一时还没

弄清楚是什么使这一切如此令人神往。后来,有一条棕色的小狗一本正经地跑来,又缓缓地跑开,活像一个“戏台上”的狗,一个吃了蒙药的狗。这时布里尔小姐才领悟出个中奥妙。原来大家全在舞台上。他们不仅是观众,不仅是看戏的,也都是演戏的。就连她也扮演了其中一个角色,每个星期日都来参加演出。假如她不在,准会有人注意到的,她毕竟也是戏里的一部分呀。真奇怪,她以前怎么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呢?她每个星期日必定要准时出门,这件事现在得到了解释:那是怕上场迟到呀。她对她的英国学生讲述自己如何度过星期日下午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好意思的感觉。这也得到了解释。怪不得呢!布里尔小姐差点笑出声来。原来她是在舞台上演戏。她又想到了那位缠绵病榻的老绅士。他在花园里小睡时,她每周有四个下午来读报给他听。她对那躺在布枕头上弱不禁风的头、塌陷下去的双眼、微微张开的嘴和高高的鼻梁,都早已习以为常啦。即使他断了气,几周之内她既不会察觉,也不会放在心上的。但是他有一天突然得知给他读报的竟是位女演员!“女演员!”他拾起衰老的头,昏花的老眼中闪动着两点微弱的光。“女演员——你?”布里尔小姐把报纸抚平,仿佛那是她的台词,然后轻轻说道:“是的,我当演员已经很久啦!”

乐队休息了一会儿,这时又吹奏起来。演奏的音乐暖融融的,充满阳光,但又微微有些寒意——有某一种情绪,是什么呢?—

—不是哀愁——不,不是哀愁——是一种使你想要放声歌唱的东西。曲调向上升着,升着,光芒四射。布里尔小姐觉得再过片刻,他们大家,所有在场的人都会引吭歌唱。聚在一起欢笑热闹的年轻人会率先领唱,继而成年男人坚定勇敢的声音会加入进来。然后,还有她,还有她,以及坐在长椅上其他人,也会以伴唱的形式参加,那歌声低沉幽抑,优美动听,感人肺腑。布里尔小姐泪水盈眶,含笑注视着眼前的人们。她暗自思忖,是呀,我们懂了,我们懂了,但究竟他们懂了什么,她不知道。

就在这时,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走了过来,坐在老两口刚才坐过的地方。他们衣着入时,正在热恋中。这一对男女主角自然是刚从他父亲的游艇上来的。布里尔小姐心中唱

着无声的歌,脸上挂着颤巍巍的笑容,准备好侧耳倾听。

“不,现在不行,”姑娘说。“在这儿不行。我不能那样。”

“为什么不行?是因为那边的那个呆老婆子吗?”小伙子问道。“她干什么要到这儿来呢?谁要她来的?这么个老丑八怪,还不老实呆在家里。”

“她那条皮围巾才叫怪呢,”姑娘格格笑道。“简直就像一条油煎鳕鱼。”

“唉,滚开吧!”小伙子没好气地低声说。接下去又说:“告诉我,我的小宝贝——”

“不,在这儿不行。”姑娘说。“还不到时候。”

平日回家时,她总要在面包房买一块蜂蜜饼。这是她星期天的一种享受。有时买的饼里有杏仁,有时没有。有没有可大不一样。碰上一粒杏仁好比是往家里捎回来一件小小的礼物,一件意外的礼物,因为不是每块饼里边都有嘛。每逢赶上有杏仁,那一个星期天她就兴致满怀,划起火柴烧起开水来,手脚都利索一些。

可是今天她走过面包房,没有进去。她慢腾腾地爬上楼梯,走进黑洞洞的小屋,走进她那间壁橱一般的小屋子,然后一屁股坐在红色的绒垫上,坐了好久好久。装皮围巾的盒子仍

在床上摆着。她迅速地解开围巾的扣子,看也不看,就放进盒子里。不过在盖上盒盖儿的时候,她感到仿佛听见哭泣的声音。

第八课生命中的一课

梅奥·安吉罗

差不会有一年时间,我把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店铺、学校和教堂,像一块陈饼干,肮脏而不能吃了。这时我遇到了,或者说是认识了扔给我第一根救生索的那位夫人。

伯萨·弗劳尔斯太太是普坦斯黑人居住区出类拔掉的人。她动作优雅,在最冷的天气中也显得温暖宜人;而在阿肯色州的夏天,她好像有阵阵微风围绕着自己,清新凉爽。

她的皮肤黝黑发亮,要是被什么东西刮破了,就会像李子皮一样剥落下来。不过从来没有人会想到要走近弗劳尔斯太太,去弄皱她的衣服,更不用说去碰她的皮肤了。她不赞成亲密的行为,并且她还戴着手套。

她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个贵妇型妇女之一。在我的一生中她一直是我衡量人的标准。她对我很有吸引力,因为她像我从来没有亲自遇到过的人。像英国小说里的女子,她们在沼泽地(不管是什么地方)上散步,她们忠实的小狗与主人保持一定距离以示对主人的尊敬。像坐

在炉火熊熊的壁炉前女人,不停地从放满茶点蛋糕和松脆饼的银托盘中端茶来喝。像在石南丛生的荒地上行走的女士,阅读着摩洛哥山羊皮装订的书籍,并且有用连字符隔开的两个姓氏。有一点是不会错的,那就是她以自己本来面目使我为自己是个黑人而骄傲。

一个夏日的午后,她到我们店里来买食品,那天下午生的事,在我的记忆里仍像鲜奶一样新鲜。换成其他身体状况和年龄与她一样的黑人妇女,奶奶会要她自己提着纸袋回家。可是奶奶对她说:“弗劳尔斯大姐,我让贝利把这些东西送到你家里去。”

“谢谢你,亨德森太太,不过我想让玛格丽特送去。”她说我的名字时听起来很美。“反正我一直想和她谈谈。”她们互相交换了一眼色,其含义只有她们同龄人才懂。

石头路旁有一条小路,弗劳尔斯太太摆动着胳膊走在前面,躲过石头,挑着路走。

“我听说你在学校功课很好,玛格丽特,可是那只是笔头作业。老师说他们很难让你在课堂上发言。”她对我说话时没有回头。我们走过了左边三角形的农场,道路宽了起来,能容纳我们并排走了。但我仍落在后面,想着那些不曾问出口,又无法回答的问题。

“过来和我并排走,玛格丽特。”即使我想拒绝也不可能,她把我的名字说得那么好听。更确切地说,她把每一个字都说得那么清楚,以至于我确信一个不懂英语的外国人也能听懂她的话。

“没有人要强迫你说话——可能也没有人能做得到。”可是你得记住,语言是人与人进行交流的方式,而且语言本身人和低等

动物区分开来。”这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概念,我需要时间来考虑一下。

“你奶奶说你看了很多书。一有机会就看,这很好,但还不够。文字的意思不仅是写在纸上的那些,还需要人的声音给它们注入各种细微的意义差别。

我记住了有关人的声音给文字注人各种细微意义差别的那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那么正确,那么富有诗意。

她说她要借给我一些书。我不仅要看那些书,而且还必须朗读。她建议我应尽量用不同的方式朗读同一句话。

“如果你没好好看就把书还给我.我是不会原谅你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我真的没好好看弗劳斯太太的书就还给她,我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惩罚。死都显得太仁慈,太简单了。

她家房子的气味使我很惊讶。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把弗劳尔斯太太与食物,吃饭以及其他普通人的普通经历联系起。她家房子外面肯定也有一个厕所,可我的大脑中毫无印象。

她一打开门,香草的芳香就扑面而来。

“今天上午我做了茶点,你看,我已安排好了请你来吃点心,喝柠檬水的,这样我们俩可以聊聊。柠檬水在冰柜里。”

这就是说,弗劳尔斯太太时也有冰,而我们这个城镇里,大多数家庭只在夏天的星期六下午才买冰。整个夏天也就买几次,放在木头做的冰淇淋机里做冰淇淋。

“坐吧,玛格丽特,坐到那边桌子旁。”她端来一个大浅盘,上面盖着茶盘盖布。尽管她提到她已经好久没尝试烤甜点了,可我敢肯定,像关于她其他的事情一样,她做的点心也会香甜可口的。

我吃点心的时候,她开始了我们后来所说的“我生活的一课”。她对我说永远不要容忍无知,但应理解文盲。有些人没有能够上学,却比大学教授得到更多的教育,甚至比他们更聪明。她鼓励我要仔细倾听乡下人称为天生智慧的格言,她说哪些朴实的话语表达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智慧。

我吃完点心后,她把桌子擦干净.从书柜里拿出来一本厚厚的小书,是《双城记》,我读过,觉得这本书作为浪漫主义小说很符合我心目中的标准。她打开书的第一页,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诗的韵律。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的时代……”她的声音轻柔地滑动着,随着词句抑扬顿挫。她几乎是在唱。我相看看她读的那几页书,是不是和我过去读过的一样?还是像赞美诗集那样,书页上是一行行的音符和音乐?她的声音开始缓缓降低。从听过许许多多传教士布道的经验中,我知道她快要结束朗读了,可我却没真正听进去,一个字也没听懂。

“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我这才想到她期待我作出回答。我的嘴里还留有香草的甜味,耳中回响着她奇迹般的朗读。我不能不说点什么。

我说:“是的,夫人。”这是我至少应该做的,也是我最多能做到的。

“还有一件事。你把这本诗集拿去,要背下来一首,下次你来我这儿的时候,我要你背诵。”

在经历了那些复杂的成年生活后,我曾经常常试图探求为什么当年她给我的礼物是那么容易使我陶醉。那些书中的内容已从记忆中消失了,但其中的情感与魅力仍在。得到允许,不,是得到邀请,进人陌生人的私人生活中去,分享他们的欢乐与忧虑,这意味着得到机会用南方的苦艾去换得和贝奥武甫共饮蜜酒或和奥立弗·特威斯特一起喝上一杯加奶的热茶。当我大声说:“我现在做的是比我做过的要好得多的事情……”,眼里充满爱的泪水,心中涌起忘我的感觉。

在第一次去她家的那天,我跑下山,跑到了路上(路上很少有汽车),而且我还竟然知道在回到店里之前停住不跑了,

有人喜欢我,这有多么重要啊!我不是作为亨德森太太的孙女或贝利的姐姐受到尊重,而就是作为我自己,玛格丽特·约翰逊。

人们童年时的逻辑永远不需求得到证实,(一切结论都是确实的)。我并没有怀疑弗劳尔斯太太为什么单单选中了我来表示关心,也没有想过奶奶曾请她开导我一下。我所关心的只是她为我做了茶点,给我朗读她最喜爱的书。这就足以证明她喜欢我。

奶奶和贝利分店里等着找。贝利说:“哦,她给你什么啦?”他已经看到了那些书,但我把装着给他的点心的纸袋夹胳膊下,用诗集挡住。

奶奶说:“小姐,我知道你表现得象个小淑女。看到安居乐业的人喜欢你们,我也心满意足了。我尽了最大的努厂,上帝知道,可这年月啊……”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进去吧,把衣服换了。”

第九课电视带来的烦恼

一位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就电视

对美国文化的负面影响提出警告

罗伯律·麦克尼尔

要摆脱电视的影响很难。如果你符合统计的平均数字,那么到20岁时,你至少已看过2万小时的电视了。20岁之后,你每生活10年,看电视的时间就增加I万小时。美国人只有两件事花的时间比看电视的时间长,那就是工作与睡眠。

稍稍计算一下,即使只用这些时间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做多少事。听说一个大学生一般学习5千小时即可获得学士学位。在1万小时内你能学到足够的知识而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或工程师,你能流利掌握几门外语。如果你感兴趣,你可能在读希腊原文的荷马史诗或俄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如果你对此不感兴趣,那你可能已徒步环游了世界并就此写出了游记。

电视的问题在于它鼓励人们不去集中注重力、生活中几乎任何有趣的、有价值的事都需要一定的建设性的,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中最迟钝、最没有天资的人所能做出的事,使那些从来都不专心致志做事的人看来简直就是奇迹。但电视却鼓励我们不做任何努力。它向我们兜售马上即得的满足,它给我们提供娱乐,使我们不干正事,只想娱乐,让时间在无痛苦中消磨掉。

电视节目的多种多样是一种麻醉剂而不是促进思考的因素。那连续的,不断变化的画面迫使我们跟着它转。观众被领着进行无限期的游览:30分钟看博物馆,30分钟看大教堂,

30分钟喝饮料,然后又回到车上,到下一个参观点。但是电视的时间是按分秒来计算的,而且所选的欣赏内容多是车祸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总之,许多电视节目剥夺了人类才能中最可贵的一面。即能够主动地集中自己的注意力,而不只是被动地放弃。

吸引并保持人们的注意力是大多数电视节目安排的首要目的,它加强了电视作为有利可图的广告媒体的作用。节目制作人整日担心抓不住人们的注意力——不管什么人的注意力。避免这种情况最可靠的办法是保持使所有的节目简短明了,不要让任何人的注意力分散,通过节目的多样化、新奇性、动作和运动不断地提供刺激。很简单,电视节目的制作原则是迎合观众的注意力跨度短这一特点。

这只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但人们逐渐地把它视为电视这一媒体本身特定的、固有的性质。是必须履行的职责,正像萨尔诺夫总监,或另一位令人敬畏的电视创始人,给我们留下的不可改变的原则,告诫电视上出现的一切节目均只要求抓住观众片刻的注意力。

要是运用得恰当,这也是可以的。谁能反对这样的一种媒体呢——它如此出色地将令人忘却现实的娱乐包装成了一个向大众推销产品的营销工具。但是我看到了它的价值观现在已遍及这个国家和人们生活的全部。认为速成思想和快餐食品一样是影响高速活动着的、急躁的公众的方式,这已成了时髦的看法。

在新闻方面,我认为这种作法导致了不能很好地进行交流。我对每晚的电视新闻节目有多少真正是可以吸收和可以理解感到怀疑。其中有许多被贴切地形容为“机关枪发射碎片”。我认为这样的制作技术是与联贯性背道而驰,最终会使节目变得枯燥无味,无足轻重(除非伴以恐怖画面)。因为几乎任何事情,如果你对它差个多一人所知,那么它就会枯燥无味,无足轻重。

我认为,电视计目迎合观众注意力跨度短的做法不但不能很好地进行交流,而且还会降低文化水平。想一想电视所要培养的那些极随意的看法吧:复杂性必须避免,视觉刺激可代替思考,语言的精确性已是不合时宜的要求。这可能有些过时,但我所受的教育告诉我,思想是按准确的语法规则组织起来的话言。

在美国存在着读写能力的危机。据一项研究估计,大约有二千万美国成年人是‘技能文盲”,凭他们的读写能力无法回答招聘广告,读不懂药瓶上的使用说明。

读写能力可能算不上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但是我们极有学问的制宪元勋们并不觉得它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达不到的。从统计数字上看,我们不仅没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人人能读写,而且离达到这个目标却是越来越远。尽管我不会天真到认为电视是造成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但却相信它起了一定作用,是一个影响因素。

美国的一切—一社会结构、家庭组织形式、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简单。然而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传播媒介,全国联系的主要形式,却对人类问题推销干脆利落的解决方式,而这些问题通常没有干脆利落的解决方式。在我的心目中,这一切的象征就是那30秒一个的商业广告。一位热切的家庭主妇因选对了牙膏而感到高兴的那个小小的戏剧性场面。电视已使这极其成功的艺术形式成为我们文化的中心部分了。

在以前的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多的人把自己那么多闲暇时间用在一件玩具上,用在一项大众娱乐活动上?什么时候有过整个国家黑白不分完全听任一个媒体的摆布?

几年前,耶鲁大学的法学教授小查尔斯·L·布莱克写道:“……强迫人们接受毫无价值的东西并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被灌输毫无价值的东西。我担心我们还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这一现象对我们的影响——影响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努力的程度以及我们处理复杂情况的欲望。即使我的观点不对,那么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考虑如何抵制这些影响,也不会有任何害处。我希望你们能和我一起这样做。

第十课第十个人

格雷姆·格林

那天下午三点(闹钟时间),一位军官走进牢房,这是几周来他们看到的第一位军官。这位军官很年轻,甚至他的小胡子的形状也说明他不够老练,他左面的胡子刮得太多了。他局促不安,如同一个第一次上台领奖的小男生。他说话很突然,以显示出他所不具备的力量。他说:“昨晚城里发生了谋杀事件,指挥官的副官和一位军士及一位骑自行车的姑娘被杀害了。”他接着说:“我们不管那个姑娘,我们允许法国男人杀害法国女人。”很明显,他事先已经仔细地考虑厂过所要说的话,可是冷嘲做过了头。他的说话方式就像个业余演员,整个场面就像看手势猜字谜游戏那样虚假。他说:“你们知道自己来这里干什么,过得舒服。有足够的口粮,可我们的军人在工作、在打仗。好吧,现在你们得交食宿费了。不要怪我们,要怪就怪你们的那些杀手。我的命令是,这个集中营每十人中有一个要被枪毙,你们有多少人?”他厉声喊道,“报数。”他们敢怒不敢言,服从了,“……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他们知道不用报数他也知道他们的人数。这是他表演时不能省略的一句话。那位军官说:“那就是三个人,我们并不在乎是哪三个人,你们可以自己决定。葬礼从明天早上七点钟开始。”

看手势猜字谜游戏结束了,他们能听出来他的鞋踩在沥青里面上发出刺耳的声音渐渐远去。查维尔忽然很想知道他打的手势是什么字——“夜晚”、“女孩”、“旁边”、还是“三十”,不,是“人质”。

他们沉默了好一阵子,接着一个叫克拉夫的阿尔萨斯人说:“那么,我们得自愿吗?”

“废话,”一个职员说到,他是一个年龄较大的,瘦瘦的,戴着夹鼻眼镜的人。“没有人会自愿,我们必须抽签。”他又补充道,“除非大家认为我们应该按年龄来决定,最老的先去死。”

“不,不行,”另一个人说,“那不公平。”

“这是自然规律。”

“这是什么自然规律,”另外又有一个人说,“我有个孩子,她五岁就死了……”

“我们必须抽签,”市长坚定地说。“这是唯一公平的办法。他坐在那儿,手捂在肚子上遮住他的怀表,可是牢房里的人都能听到表发出的低沉的滴嗒声。他又说:“未婚的人抽签,已婚的人不用抽,因为他们有家庭负担……”

“哈,哈,”皮埃尔说,“我看透了,为什么已婚的人可以逃避?因为他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当然也是已婚的人吧?”

“我妻子死了,”市长说,“我现在没结婚,你呢?”。

“结婚了,”皮埃尔说。

市长开始解他的怀表,看到对方安全了,他似乎更加确信了这一想法:作为拥有表的人,他必定是下一个受死的人,他环视了一下所有的人,选中了查维尔,可能因为他是唯一穿着马甲的人,适合佩带怀表。他说:“查维尔先生,我想让你替我保存这只表,万一我……”

“你最好选别人,”查维尔说,“我还没结婚。”

那个年纪较大的职员又说话了,他说:“我结婚了,我有权说话,我们这种方式不对,每个人都得抽签,这并不是我们最后一次抽签,你们自己没想一下,如果我们中有特权阶层,由于种种原因能活到最后的人,那么这个牢房里情况会怎么样。你们剩下的人很快就会恨我们。你们不必担心……”

“他说得对。”皮埃尔说。

市长重新带上了他的怀表。“按你们的办法做吧,”他说:“可是如果征税也像这样的话……”他做了一个失望的姿势。

“我们怎么抽签呢?”克拉夫问。

查维尔说:“最快的办法是从一只鞋里抽有记号的纸条……”

克拉大轻蔑他说:“为什么用最快的办法,这是我们中的一些人最后一次赌博了,我们不妨尽兴一下,我说用抛硬币决定。”

“这不行,”那个职员说,“抛硬币不是一个公平合理的方法,”

“唯一的办法就是抽签。”市长说。

那个职员牺牲了一封家信,来做抽签用的签。他最后一次迅速地看了遍信,然后将它撕成三十个小条。他用铅笔在三个纸条上画了叉号,然后将所有的纸条都折叠起来。“克拉夫

的鞋最大。”他说。他们在地上把签洗了洗,然后把它们装进鞋里。

“我们按名字的字母排序抽签。”市长说。

“从Z开始,”查维尔说。这时他的安全感开始动摇了。他非常想喝水,不停地用手摸着发干的嘴唇。

“按你说的办,”一个卡车司机说。“有谁排在瓦赞前面吗?来吧。”他把手伸进那只鞋里,在里面小心地掏,就像是要掏到他心里想要的那一张纸条。他掏出一张,打开,惊讶地盯着它。他说了声:“就是这张。”就坐下来,摸出一支烟,可是当他把烟放到嘴上时,却忘记了点燃。

查维尔心里非常高兴,又有些惭愧。他似乎已经得救了——二十九个人去抽剩下的那两张做标记的纸签,抽中死签的可能性突然变得对他有利,从十比一变成了十四比一。那个蔬菜水果商抽了一张,漫不经心地说他安全了,没有丝毫的喜悦。实

际上,在第一个人抽中死签后,任何喜悦的表现都是一种忌讳,谁也不能因生命得到解脱来嘲弄被判死刑的人。

查维尔胸中充满了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那还不能称之为恐惧,就像是一种压迫感:当第六个人抽了一张空白浅时.他发觉自己在打呵欠。当第十个,一个叫让维埃的人抽完时,一种怨恨的感觉不断地折磨着他。现在抽中死签的可能性又与刚开始时一样了,有些人抽自己手指头碰到的第一个纸了。另一些人似乎怀疑是命运在试图强迫他们抽某一特定的纸条,因此当他们刚把一个纸条从鞋里抽出一点,又扔回去,再选另一张。时间过得令人难以置信地缓慢。叫瓦赞的那个人背靠着墙坐着,嘴上叼着未点燃的烟,丝毫没注意他人。

抽中死签的可能性缩小到八比一,这时轮到那个年纪较大的职员抽签了,他名叫勒诺特尔。他抽中了第二个死签。他清了清嗓子,戴上夹鼻眼镜,好像要确信没有看错。“嗳,瓦

赞先生,”他带着淡淡的.犹豫不决的微笑说:“我能加入你的行列吗?”尽管这令人困惑的抽到死签的可能性成了十五比一,对他极为有利,这次查维尔一点也没感到高兴。他被普通

人的勇气吓着了。他真希望这件事尽快结束,这好像是玩牌玩得时间太长了,他只希望有人能站出来结束这场游戏。勒诺特尔靠墙挨差瓦赞坐下来,他把自己抽的那张纸条翻过来,背面有一小块字迹。

“是你妻子写的信吗?”瓦赞问道。

“是我女儿写的,”勒诺特尔说、接着他说了声“请原谅”便走到自己的铺盖卷那儿,从里面取出一迭信纸,然后他挨着瓦赞坐下来,便开始仔细地,不慌不忙他.笔划细而清楚地写起来。这时抽中死签的可能性又回到十比一。

在那之后,抽中死签的可能性好像是带着一种可怕的必然性向查维尔逼近:九比一,八比一,它们好像用手指着他。剩下的人抽得更快更漫不经心,在查维尔看来,他们似乎带着某种内部信息——他们知道他是抽第三个死签的人。轮到查维尔抽签时,只剩下三个纸条了,这对于查维尔来说好像是天大的不公平,给他剩下的选择太少了。他从鞋里抽出一个签,十分肯定地感觉到这个签是同伴的意志强加给他的,带有铅笔的叉。于是他又把这个签扔了回去,抓了另一个。

“你偷看,律师。”剩下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大叫道,但是另外的那个人制止了他。

“他没有偷看,他加抽了带叉的那个了。”

“不,”查维尔说,“不。”他把那纸条扔到地上,叫喊着:“我从没有同意抽签,你们不能让我替别人去死……”

虽然他们都惊奇地看着他,可并没有敌意。他是一位绅十,他们井没有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他:他属于一个他们不能理解的阶层,一开始他们甚至没有把他的行为与胆小联系起来。

“听着,”查维尔哀求着他们,他举着那张纸条,他们都带着那种同情的好奇心看着他。“谁拿这个签我就给他十万法郎。”

他迈着小步子,急促地从每个人身边走过,把那张纸条给每个人看,就像一个拍卖会的服务员一样。“十万法郎,”他哀求着。他们带着那种震惊的同情心看着他:他是他们中唯一的有钱人,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情况。他们无法比较,也无法想象这就是他的那个阶层的特点,这就像一个旅游者在某个外国港口下船去吃午餐时,从一个偶然与他同桌的狡猾的商人身上,总结出一国国民的品质。

第十一论失眠

J·B·普里斯特利

人真是有着一大堆矛盾!不错,幽默能帮我们解嘲,没有它我们真会烦死了。对于我来说,最能说明事物对立性的莫过于睡觉。比如说,如果我想写一篇文章,而且墨水、钢笔和几张白纸已经摆在面前。你看好啦,我还没写多少准会感到很想睡觉,也不管是一天中的什么时

刻。我盯着似乎在责备我的白纸,直到视线和声音变得模糊不清,这时惟有凭着意志力我才得以继续。即使是继续着,我也是三心二意,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之中。但是,如果让我在晚上躺在被子里,我就变得什么事都能做,就是睡不着觉。那时每隔一个小时,我就能“写几十页的文章。吸引人的题目,以及各种新奇的想法纷沓而来,而且每个都具备恰到好处的比喻和到位的表达。如果有笔、墨水和白纸,没有什么能阻碍我写出六本不朽的名著。

如果我们的思维和想象真能成为未来人可以清楚地看见的东西,就像我们的书和图片一样,那么在那里我就会比现在有名得多。让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地躺上一两个小时,我就能志得意满地解决人类的所有困惑。当我有兴致时,我能谱写出宏伟的交响曲,画出壮丽的图画。我能同时成为莎士比亚、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然而这此并不能让我满意,因为我做不到的一件事就是入睡。

躺在床上,五官就该休息了。在我认识人中,这时大都能毫不困难地忘却凡间琐事而入睡。但我可不一样,睡眠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忸怩作态的情妇,爱反复无常地挑逗我,以让我不停地向她求爱——“惟恐得来太易,身价变轻。”我过去常怀着惊奇的心情去读吹捧克伦威尔、拿破仑等人的文章,他们这些好战分子,破坏世界和平的要人,凭着他们钢铁般的意志,竟能够躺下去就立刻进人熟睡状态,而且能在规定时间起来,又精神抖擞。记住这些神话,我决定照着去做。上床后,我就咬紧牙关,似乎在黑暗中较劲,命令睡眠立刻出现。但是老天!越是精力集中,越是让我更加清醒,我就会无眠地度过备受折磨的几个小时。我忽视了必须要有钢铁意志的前提,也忘记了我的意志力几乎不具备这种特殊的钢铁品质。但是要与这些钢铁意志的人住在一起。一定极不舒服。谁打算和他们争辩呢?这比用大锤砸铁砧还要糟糕。我得承认,我总是对那些自吹一上床就能睡着的人感到怀疑—一对那些“头一碰到枕头就能睡着”的家伙感到怀疑。对于我来说,这种做法有点无情,有点冷漠,而且几乎是有点迟钝。我怀疑他们对高品味事物的鉴赏力。抛开钢铁意志暂且不谈,那人一定缺少同情心和思想深度。这样才能在抛开衣服的同时,抛开他清醒的感觉与思想,完全忘记那些记忆与幻想。那些记忆与幻想本应

“有时突然跃出。

从十年前深藏的地方。”

和这样一个人同住将会对人的本质失去信心。因为就算是度过了很有意义的一天,也不能和他们交流思想,没有夜半的谈心,没有回顾白天喜乐得失的机会。他们倒下,立刻就傻乎乎地睡着了,留下你自己在那儿胡思乱想,而且他们大都打呼噜,真是讨厌!

人为催眠的方法不胜枚举,只是都一样无效。在《拉沃歌罗》(或者是《吉普赛绅士》)中有一个虚构的人物,一个患了失眠症的人,他发现华兹华斯的一本诗集是最可靠的安眠药。但那是博罗搞的恶作剧。过去比较有名的数跳圈羊的方法对我从未生过效。我放着想象中的羊,直到它们非得变成白色的熊或蓝色的猪。我倒要看看有哪个有理智的人能一边放天蓝色的小猪一边大睡。

不久前,和一个老朋友谈到这个问题,她教给我一个对她从未失效过的治失眠的方法,就是想象自己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做一些琐事,直到她心里这种单调的事感到厌烦,睡眠自然就会来临。她最喜欢的方式是想象一幅在墙上挂歪了的画,然后想象着去把它挂正。这个我也试过—一尽管我没有把画扶正的习惯——但是没有作用。我想象挂在墙上的画倒是没有问题,然后我熟练地去扶正它。这会使我想到通常见到的画,然后我想起一个艺术展,那是和我的朋友T一起去的。我记得他说过什么话,然后我又说了什么话,然后我开始想T这一段时间会怎么样了,他的儿子是否还在念书。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我不知不觉地想到奶酪或是唯灵论,或者落基山脉——就是睡不着!在《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里地母描述的地狱边缘的某处,那个模糊的充满着“梦幻和人们轻松想象”

的地带里有一幅挂歪的画,那可怕的影像落在恐怖的墙上。让它留在那儿吧,因为我已经用不上了。

但是我仍没放弃寻找一种有效催眠的希望。还有一线希望,因为重读(不是第一次,天啊!也别是最后一次)兰姆的信笺,读到她给骚塞的便条时,我发现了下面一段:“可我的办公室有一个人,一个叫H的先生。他从早到晚地闲扯,从没离开过肉体和物质这些事情……当我晚上睡不着时,我想象与H先生谈话,就一个话题一直闲聊,直到我大笑起来或是睡着为止。我发现这方法实在有效……”这方法会很不错,我们身边都有一个H先生,他们的谈话缺乏情趣和想像力,就像一剂鸦片酊一样会对我们起作用。就在今天晚上,我不会想象什么没劲的跳圈养和扶正的画,也不会去招来那个压倒一切的烦人的巨大鬼影。

第十二课我为什么写作

乔治·奥威尔

我从很小的时候,大概是五、六岁时,就知道自己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作家。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想打消这个念头,但是我这样做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我是在违反天性,而且我早晚得定下心来写书。

我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老二,我和另外两个各相差五岁。我在八岁之前几乎没见过父亲。由于这一点,以及其它原因,我感到有些孤独,不久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这使我在校是一直不受欢迎。我和别的孤僻的孩子一样,爱编故事,爱和假想的人物对话。我想从一开始我的文学抱负就掺杂着被孤立和被低估的感觉。我知道我有驾驭文字的能力,有面对不乐观情况的能力,我感到这给我创造了一个个人的世界,在那里可以补偿我在日常生活中的失败。

……在很小的时候,我常想象自己是罗宾汉,想象自己是惊险传奇故事中的主人公,但是不久我的‘故事’就不再是粗制滥造

的自我陶醉式的作品了,而是越来越多地描述我在做的和我看见的事情。有时在那么几分钟,这样的话会闪过脑海:“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缕金黄的日光,透过纱帘,斜射在桌面上。桌子上有一盒火柴,半开着.放在墨水瓶旁边。他的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到窗户旁边。一只龟甲色的猫正沿着街道追逐一片落叶,”等等,等等。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我二十五岁,这段时间我没有从事文学创作。虽然我不得不寻找合适的词语,而且确实在寻找,但似乎这种下工夫去描述是违背我的意愿的,是一种外界的强制。我想这“故事”一定反映了我不同年龄阶段崇拜的不同作家的风格。但是据我回想,其一直没变的特点是那种过分细腻的描述。

当我大约十六岁时,我突然发现了词语本身包含的乐趣,即词的发音及词的结合。《失乐园》中的诗句——一

“他身负困难和辛劳向前进:

身负困难和辛劳的他。”

现在这诗对于我来说也许不那么精彩了,可当时却使我心灵震颤。而这里的“他”拼写成“hee”则给了我另一种乐趣。对于什么地方有描述的必要,我已经成竹在胸。如果说我想写书,我很清楚我想写什么样的书。我想写鸿篇巨制的自然主义小说,有着悲惨的结局,充满细腻的描写和惊人的比喻,也充满词藻华丽的段落,在这个段落里,用哪个词一部分取决于它的声音是否动听。实际上,我的第一本完整的小说——《缅甸岁月》就属于这种类型。写它时我三十岁,但很早以前我就开始构思了。

我写了这么多的背景资料,因为我认为如果不对一个作家的早期发展有个了解,就无法评价他的写作动机。他的选材取决于他生活的年代——至少在我们这样动乱变革的年代里是这样的——但是在他动笔之前,已经有一种情感倾向是他无法摆脱的。无可置疑,他有责任规范自己的气质,使之不会沉溺于某种幼稚的阶段,或是产生反常的心态;但是如果他从早期的影响中完全摆脱出来,他就会扼杀写作的冲动。先不说写作是为了养家糊口,我认为写作有四个主要动机,至少对于写散文和小说的情况是这样的。这四种动机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作家身上,对于任何一个作家,它们比例会不时地随着他所处的环境不同而有所变化。它们是:(1)纯粹的自我主义。想显得聪明,想被谈论,想死后被人纪念,想报复那些在你小时候嘲弄你的大人们,等等,等等。不承认这是一个动机,而且是一个强烈的动机,就是自欺欺人。

(2)追求美感。感受外部世界的美,或另一方面,体会词语及其巧妙组合的美。喜爱词语声音相互影响,喜爱好文章的紧凑结构,或是好故事的明快节奏。希望与人分享自认为很有价值,不应错失的经历。

(3)历史责任感。想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发现真实情况,储存下来,以飨后人。

(4)政治目的———一这里的“政治”一词是其最广泛的含义。想推动世界向某个方向前进,想改变人们对他们为之奋斗的社会的看法。我还是说,没有一本书能真正脱离政治倾向。那种认为艺术应与政治脱钩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可以看出这些不同的动机一定会相互抵触。而且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而有所变化。从天性上说——这里的天性指的是你刚成年时达到的状态——就我而言,前三种动机在重要性上超过了第四种。在和平年代,我本可以写些辞藻华丽或纯粹描写的作品,本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在政治上的倾向。结果我被迫成为一个写小册子的人。先是花了五年时间做我不适合做的事(在缅甸的印度皇家警署),后来尝到了贫穷和失败的滋味。这使我对于官方原本就有仇恨变本加厉,使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在缅甸的工作使我增加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理解,但是这种经历还没足以让我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后来出了希特勒,西班牙内战之类的事。到1935年底,我还没决定下来何去何从。

西班牙内战,以及1936——1937年间的其他事件扭转了局面,此后我明白了自己的立场。从1936年起,我写的严肃作品中的每句话,都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一个我们这样的时期,谁要说可以不写这种主题的作品,在我看来简直是胡说八道。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作幌子写这类作品。只不过有个站在哪边和信奉哪种态度的问题罢了,一个人越是意识到他的政治倾向,他就越有机会在把作品政治化的同时,不偏废审美和心智的追求。

在过去十年里,我最想办到的事就是把政治作品变为艺术,我的出发点是一种派性意识,一种不公正感觉。当我坐下来写书时,我不是对自己说,我打算写一本艺术作品,我写它是因为我想揭露一些谎言,我想让人对某些事实加以关注,我的初衷是想赢得读者。但是如果不能从中得到审美体验的话,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甚至是长篇的报刊文章我也不写。读我作品的有心人会发现就算是在十足的宣传作品里,我也会写一些真正的政客认为是毫不相干的内容。我不能也不想完全抛弃小时候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还活得好好的,我就会一直讲究文章的风格,一直热爱山川美景,一直对实在的物体和无用的琐碎传闻感兴趣。抑制这种本能毫无裨益。我要做的是把我根深蒂固的喜恶与这个时代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政治活动协调起来。

这并非易事。这会产生构思和语言的问题,并以新的方式提出了真实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这样又一次以各种形态出现了。而语音的问题更微妙,要花很长时间去研讨。我只想说,后来我就尽量写些不那么工于描摹而是更准确表达的作品。我发现一旦你使自己的某种风格臻于完善时,你总是已经超越了这一风格。《动物庄园》一书便是我在写作时有意识有计划地把政治目的和审美情趣融合为一体的尝试。我已经七年没写小说了,但我希望不久后会写一部,失败

是必然的,每出一本书都是一个失败,但我清楚地知道了我想写什么样的书。

……写作是个可怕的、耗人的挣扎过程。像某种病痛持续了很长一阵。如果一个人不是受了难以抵制、莫名其妙的某个恶魔的驱使,绝不会从事这种工作。说下定这恶魔只不过是使婴儿嚎啕以博得注意的一样的本能。还有一点,人要不断努力消除自己的个性,才能写出可读的作品。优秀的文章犹如一扇透明的玻璃窗。我不能确切说出我的哪个动机更强烈,但我知道哪个更值得遵从。回首我的作品,我发现那些缺乏政治观点的作品都是没有生命力

的,通常都会变成华而不实的篇章.充满了描述性的形容词和一些空话。

第十三课论工作

伯特兰·罗素

工作到底是幸福之源,还是痛苦之渊?这个问题或许很难回答。可以肯定的是很多工作是乏味的,而且过量的工作总是非常痛苦的。然而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工作不是过多,即使是做最无聊的工作,也比无所事事好过得多。工作能给人带来愉悦的程度各不相同,从仅能解闷到带来极大的乐趣,因工作的性质和工作者的能力而异。大多数人必须做的大部分工作本身并没什么意思,但是就算是这样的工作也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它填满了

一天里的好几个小时,人们就不必去想这几个小时应该做点什么了。大多数人在可以根据个人意愿自由安排个人时间时,就会想不出什么事足够有趣,值得一做。不管他们决定做些什么,他们都总会想着做别的事可能会更有趣一些。只有达到高度的文明人们才能有意义地安排业余时间。现在,极少数的人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何况选择的过程本身就很乏味。因而若没有远见卓识,有人告诉自己每天的每个时刻做些什么还是件很令人愉快的事,只要那种安排不太难以接受就行。大多数无所事事的阔佬免受干单调乏味工作之苦,却要以忍受难以言表的无聊作为代价。有时他们会到非洲打猎或环游世界,以此来解闷。但是这样的刺激数量有限,青春一去不返以后,更是如此。于是,聪明一些的富翁工作非常努力,简直好像自己是个穷人,而多半的富婆就一直忙于做自以为惊天动地的琐碎事情。

因而工作还是令人向往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它能预防无聊感出现。比起终日无所事事而造成的无聊感来,人们为了谋生而做乏味工作时的无聊感,简直不算什么。与这一好处有关的还有另外一个优点,也就是工作的人会度过格外美妙的假日。如果一个人不是拼命工作到大伤了元气的话,他就会在业余时间找到很多的乐趣,这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比不了的。

大多数有偿的工作和一些无偿的工作具备的第二个优点是,它们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和施展抱负的机会。绝大多数工作成功与否是用工资衡量的。这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在没有考虑到最佳工作的时候,就会自然采用这种衡量手段。人们非常希望加薪,这一方面说明他们想通过高工资获得更多的舒适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想获得成功,只要工作能让人树立名声,在全世界也好,在自己的社交圈里也好,不管它有多么无聊。都

是可以忍受的。归根结底,幸福的必要因素之一便是坚守一个目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主要是在工作时要始终如一地坚守一个目标。从这点来看,那些家务缠身的妇女要比男人不幸得多,比那些在外工作的妇女也要不幸。这些家庭妇女得不到工资,不具备提高自己水平的手段,她们的丈夫还认为她们做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丈夫们几乎看不到她们所做的事),而且丈夫并不是用家务来衡量她,而是用一些别的品质来衡量。当然对那些家里足够富裕,把

房子、花园收拾得很漂亮,令她们的邻居嫉妒的妇女来说,情况不是如此,但是这样的妇女相当少。大多数的家务能带给她们的满足感根本比不上其它的工作带给男人和职业妇女的满足感。

多数工作能消磨时间,而且给人们实现抱负提供某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机会,这种满足感足以让一个做无聊工作的人比一个无事可做的人快乐。但是如果是一项有趣的工作,它能给人更高层次的满足感而不只是解闷了。有某种乐趣的工作可以排成一个等级表。我将从那些一般有趣的说起,以那些值得伟大人物投入全部精力的工作结束。

两大因素使工作有了乐趣:首先,是它能应用技能;其次是它富有建设性。

每个拥有绝技的人都愿意表演这种绝技、直到它变得不再稀奇,或是直到他本人再无法提高。这种表现欲是小时候就有的:能倒立的小男孩就不愿意正立着。许多工作能给人的乐趣就像从技能比赛中获得的乐趣一样,律师或政客的工作一定和打桥牌一样地有趣,或许更有趣。在这种工作中,不仅有技能的应用,更有将遇良才,更胜一等的乐趣。即便是不存在竞争性的因素,单是这种高难技巧的表演就能令自己心情舒畅。一个能在飞机上表演特技

的人会发现这事非常有趣,甚至愿为此冒生命危险。我想象着如果一个外科医生十分能干,不管他的工作环境多么令人痛苦,他总能因为手术做得极其精确而获得满足感,从许多微不足道的工作中也能获得同样的乐趣,只是没有这样强烈罢了。所有的技巧性工

作都能使人高兴,只要是这种技巧富于变化或能够无限制地提高,如果不是具备这些条件,结果人们能达到极限水平,那时,这工作就失去乐趣了。一个三公里赛的运动员如果过了可以打破以前纪录的年龄,他就不再对这个职业感兴趣了。幸运的是,有相当数量的工作在新的环境中需要新的技能。这样人们可以不断进步,可以对付到他们中年的时候。一些需要技巧的工作,譬如说政界,人们好像是在60到70岁之间的时候才达到事业顶峰。原因是这些职业必须要从别人那儿获得广博的经验。因此,成功的政治家在70岁时会感到更快乐,而同年龄的其它人可能不是如此。在这方面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那些大企业的大老板。

然而,最佳工作还有另一个要素,它比应用技能更能给人带来快乐,这就是建设性要素。某些工作(绝不是多数工作)在工作结束以后会象纪念碑一样存留下去。我们可以通过下列标准区分建设与破坏。在建设中,事物的最初状态是相当杂乱无章的,而最后状态是有目的性的;在破坏中,情况刚好相反,事物的最初状态是有目的性的,而最后状态是杂乱无章的。也就是说,破坏者的目的是造成一种没有目的性的状态。这个标准适用于最初级也是最明

显的例子中,也就是修建或破坏建筑物的例子中。在修建建筑物时,实行事先拟好的计划。而在破坏建筑物时,没人准确地知道在拆毁以后那些残砖碎瓦将摆成怎样的形状。当然破坏常是下一步建设的必要准备,在那种条件下,它是整个建设中的一部分。但是通常有人从事的活动目的就是破坏,根本没考虑过下一步有什么建设。这样的人通常会隐藏这一点,让人相信他只是扫清道路,以图重建,但是只要问问他下一步的建设是什么样的,就完全可以揭

穿他的面具。如果那是面具的话,谈到这个问题,他会支支吾吾,没有热情,而对于之前的破坏,他会说得十分明确也很有热情。不少革命尚武分子及另外一些暴力信徒就是如此,他们受了仇恨的驱使,而通常他们自己并不知道;破坏他们所忿恨的东西是他们的真正目的。而他们对于下一步的计划非常不感兴趣。我无法否认在破坏性的工作中和在建设性的工作种一样有乐趣。那是一种狂暴的快乐,可能有时会更强烈,但是却不能尽兴,因为破坏者无法

从其结果中寻找到任何的满足感。你杀死了你的敌人,他死后你就没事了,你从胜利中获得的满足感迅速消失了,而另一方面,建设性的工作.一想起来就会使人愉快。而且永远也不会彻底地结束,总还有要做的事。最令人尽兴的就是那些可以让人持续不断地成功而绝不会陷入绝境的目标。在这方面,可以发现建设比破坏更能给人带来快乐。再准确点说,可能就是那些满足于建设的人比那些爱破坏的人更满足。因为一旦你充满仇恨,你就很难像别人一样从建设中得到乐趣。

第十四课我有话要说

约翰·F·克里

经历了一场我们并不真心想打的战争,我们重归故园,现在我想告诉你们退伍老兵在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及其感受如何。

一个多星期前我们在底特律市进行了一项调查。一百五十多名光荣退役的老兵,其中许多人被授予过各种勋章,都为在印度支那犯下的战争罪行作了证实一—这并不是个案,而是在各级军官完全知晓的情况下每天都在发生的罪行。

进行这项调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退伍军人能说出心里话或消除心中的负罪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美国在印度支那实行的政策近乎种族灭绝政策,对于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应负责任的不仅有士兵,而且还有每一个允许这种兽行和失去人性继续下去的每一个美国人。这样做还为了表明,无论威廉·凯利有多大的罪过,对他提出起诉是无济于事的,你还要对怂恿这种罪行的人提出起诉。这样做也为了表明,不是有一个迈莱,而是有无数个迈莱,而且迈莱式的大屠杀每天都在进行着。这些退伍军人的证词几乎被实行了彻底的新闻封锁。

但对我们这些参加过战争的人来说,这种新闻封锁不是什么新鲜事。我还记得自己去了西贡,想和统帅海军部队的海军上将谈谈,告诉他我们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我记得去找一个全国性杂志的撰稿人,告诉他在越南发生的一切应当让美国人民知道。他同意我的观点,但对我说这样的文章就别指望有人会从他的桌上拿走,因为若哪家杂志愿意登载,军方就会取消它报导战争的权利。而如果不对这场战争进行报导.杂志就卖不出去.如果不卖杂志,美国人就会因一无所知而以为天下太平了,因为美国人就是那样的。

但在美国,新闻界并不是唯一对这种麻木不仁听之任之的部门。我去找过总部设在纽约的一家大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要求他资助我们以便能把证词是送给国会议员,使他们人手一册,从而敦促召开我们要求的公开意见听取会,他严肃地对我说:“我想你们不能把战争罪行当作商品——你知道,那样就成了销售。”然后他紧接着对副总经理说:“见鬼,我们在二战时就这么干的.有什么新鲜的?”

众所周知,在美国,这种消磨知觉的做法早已出现,但是对士兵们采取的方式更恶劣。在新兵训练营中,每个十兵都能看到挂在营房里的一张招贴画,画着被捆绑在十字架上的越南人,下面写着:“杀死越南佬。”这种含意逐渐深入其心,在训练过程中要做

四拍一节的健身操,到第四拍时人人都跳起来并高喊:“杀!”在彭德尔顿营地受训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们在开赴越南之前,受到极为特殊的招待:中士手拿一只活兔子,扒下皮来.将兔子撕开,扯出内脏扔向集合的士兵们,并说:“在越南就是这么干的。如果你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就去杀死那么人吧。”

就这样我们在国内突然面临一个可憎的局面,这儿不再存在义愤填膺的感觉;即便有,也是那些被过去遭受的侮辱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人有。这个国家似乎是在俯首贴耳地接受老挝这样严重的问题,正如我们曾把巴基斯坦七十万人丧生的所谓的历史上最大的灾难轻易勾消了一样。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破上最大的灾难之中,因为在远方每天仍有人在死去。而且我指的不光是美国青年。

在国内,人们确实对此漠不关心。反正你可以不看电视新闻,而去看迪克·凡·戴克的节目。我们还未实行食物定量配给。人们仍可将嫖妓的费用记在信用卡上;那么,在无法挽回的局面下用一些人的生命来挽回美国的面子,又能怎么样呢?要美国人民看出地面部队与直升飞机部队之间没有差别不应当是件难事,然而我们接受了政府告诉我们的差别。在老挝没有地面部队,因此通过遥控屠杀老挝人是可以的。可直升飞机上的人也会死,和地面部队的士兵一样装进尸体袋,而他们也一样对越南农村和老挝人民造成破坏。美国人居然愿意接受这样伪善的说法,真令人无法相信。

但是美国没有意识到这几百万的战斗人员,他们受过战争的洗礼,他们曾有机会为历史上最大的无谓之举去牺牲,而他们也成了美国自己制造的可怕力量。我们重返家园,充满了愤怒和被出卖的感觉,而却无人知晓。对于政策这个问题,我们大家有同样感到愤怒的地方——我们的愤怒更强烈些,因为用以检验这些政策的东西是我们的生命。

但使我们愤怒的还有那些声明,例如副总统阿格纽一九七O年在西点军校讲话时所作的声明。他谈到某些人何其美化那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可耻人物,而优秀分子为了保卫自由牺牲在亚洲的稻田里,可这种自由却被那些可耻人物滥用了。让我们支持在越南战斗的青年吧。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在越南战斗过的青年,应当得到美国支持的人们来说,阿格纽的讲话是种可怕的歪曲,我们从中得到的只能是极度的反感。

这是一种歪曲,因为我们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美国的“优秀分子”;因为他称之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那些人却在以国内无人敢用的方式支持着我们;因为我知道那些牺牲的人如能回来,许多是会加人他们的行列的;因为我们许多人确实回来了,并要求立即从越南撤军。也是因为许多“优秀分子”缺臂断腿、四肢瘫痪地回来,结果是躺在腐臭冲天的医院里,那里还飘扬着阿格纽先生非常珍视的那面旗帜。

当我们对自己应召到亚洲后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悔恨时,不可能自认为是“优秀分子”。如果为了企图证明任何一个美国人的牺牲都是必要的,不管是在越南、柬埔寨、老挝或印度支那的某个地方,或世界上的某个地方,甚至说就是在美国,把那样的牺牲说成与保卫自由有关,那就是在玩弄虚伪的把戏,与那些分裂国家的罪恶一样。

使我们愤怒的不只是简单的政策问题。我们愤怒的是,我们到了越南后,发现对我们说的有关越南的一切全是假的。我们发现,因为得不到我们所谓的盟国的支援,美国士兵经常死在稻田里。我们亲眼看到你们纳税人的钱被一个腐败的独裁政权所挥霍。我们看到关于谁在那面旗帜下享有自由这一点上,阿格纽的看法片面的,因为伤亡人员中黑人所占地比例最高。

我们看到美国的炸弹和搜索歼灭行动,与越共恐怖分子对越南造成同样的破坏,而我们却听任美国把一切归咎于越共。我们眼睁睁地看到毁灭村庄,却硬说成是拯救它们。看着美国在无动于衷地接受迈莱事件,同时拒绝放弃美国士兵施舍口香糖和巧克力的形象,我们看到了美国道德感的沦丧。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为了维护自尊,无关紧要的战斗升级为战争中的最重要的抵抗,因为我们既不能打败仗,又不能退却。而为了证明这一点死多少美国人都没有关系。而现在有人告诉我们,为了能实行那骄横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使越南人越南化的做法,我们必须静观不语。

退伍军人不只是愤怒。全国今天每十个失业者中就有一个是越战退伍兵。也就是说有百分之二十二点五的退伍兵失业,其中百分之三十三是黑人。有的退伍军人不得不起诉退伍军人管理局才能获得假肢。住进医院的人中有百分之五十七想到过自杀,百分之二十七的人企图自杀过。在越南的士兵中百分之六十八的人吸毒,这些吸毒成瘾的人回国后就几乎没人管了。

我们将对此采取行动。现在我们已有七千人,而且越来越多的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成员将在四月十九日向华盛顿进军——穿着制服,戴着勋章。我们将在阿灵顿向阵亡将士致敬,然后和其它战争的退伍军人,和阵亡者的家属、战俘的家属以及一切愿意加人我们行列的人一起,向国会进军。我们将在那儿停驻,要求满足我们的请求。但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不规定从越南撤军的日期,我们就绝不离开。

我们还将把自己的军功章交还给国会,要求美国的司法部门就宣布越战违反宪法的马萨诸塞法案作出裁决,我们请求开展和平运动的一切部门支持我们,因为我们认为现在不是按兵不动的时候。战争就是我们力图要向美国人民说明一切的核心,越南的问题不仅仅是战争和外交的问题,它是美国理想主义的根本问题,我们正是对此有所疑问。

我有一位朋友是美国印第安人、退伍军人及埃尔卡特拉兹印第安部落联盟的成员。他把这个问题谈得再简单调了不过了。他告诉我,当他小时候在印第安看电视时,看到牛仔们在一次埋伏中杀死了印第安人,他是怎样地欢呼雀跃。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在越南醒悟了过来,发现自己对越南人的所作所为与别人对自己民族的所作所为毫无二致,而在美国的熏陶下他认为应当为之欢呼鼓掌。我想那道出了一切。老兵们已经被无情地利用了,

但现在他们要采取行动了。他将把自己军装所象征的一切美好东西、代表家园的苹果饼与母爱及为国效力时所得的勋章统统带去放在美国人民面前,向他们讲述事实的真相。

第十五课化妆品工业

奥尔德斯·赫胥黎

在美国,如果说有一个产业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那就一定是化妆品工业。美国妇女在她们的脸上和身体上花的钱和大萧条前一样多——大约是每周三百万英磅。这些数字和资料是“官方”提供的,姑且可以认为是真实的。看到这些资料,我感到惊讶的是,花销竟能这样少。美国杂志上充斥着数量惊人的美容用品广告,通过这一点,我猜想美容业一定高居美国产业的群雄之首——可以与贩造私酒业、诈骗业、电影业及汽车业相提并论或仅次于它们。但每年一亿五千六百万英磅的花销已经很可观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比印度的年收人的两倍还要多。

我不知道欧洲方面的数字。但无疑要少得多。欧洲很穷,而保养一张脸简直和养一辆劳斯莱斯车花的钱一样多。大多数欧洲妇女常只是洗洗脸,然后听天由命。可能香皂会大做广告;可能香皂能让欧洲妇女变得和各招贴栏上那些秀丽迷人的女郎一样,笑起来艳若桃李,美若珠玑。反过来说,也可能不会有这种效果。不管怎样,昂贵一些的美容项目对于欧洲妇女来说还是像大马力汽车和电冰箱一样承受不起。但就算是在欧洲,花在美容上的钱也比以前多得多。总的来说,没美国那么多,但也不少。而各地无疑都在此方面增加了大笔开销。

这一事实是很重要的。其原因何在?我认为,部分是因为普遍的繁荣景象。富人们总是追求仪表。财富的扩散——也不过一部分而已——现在让那些比父辈好过些的穷人们也上行下效了。

但很显然,这不是全部原因。现代人追求美,不完全按经济情况选择相应的化妆品。如果不是这样的活,美容业也会跟别的产业一样在经济危机中受到强烈冲击了。而我们都知道,美容业并未遭受这样的冲击。女人们在别的方面紧缩开支,在脸上可不是这样。因而对美的追求受的影响一定是经济范畴之外的。受什么变化的影响呢?我猜是受妇女地位变化的影响;受我们对“不过是凡身”这一观点的态度变化的影响。

显然,女人比过去自由得多了。不仅自由到可以做迄今为止仅限于男人的,通常不值得羡慕的工作,还可以享用打扮迷人的女性特权。就算她们和祖母辈的人一样守妇道,也可以打扮得不那么贞淑。英国的主妇,不久以前还是神色严厉,外表恐怖,现在却设法获得祖先们描述荡妇的那样一张脸并一直保持下去。她们常常可以达到目的。但我们不感到震惊——反正不会在道德感上感到震惊。在审美感上是有些震惊——没错;有时如此。但在道德感上没有。我们承认,主妇们注重仪表打扮,还是很正派的。这种让步是基于另一种对凡身(这里的凡身是摩尼教戒律中的含义)的让步。我们现在认为凡身有自己的权利。不仅有权利,还有义务,的确是义务。比如说,它有尽力使自己具有力与美的义务。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不再烦扰我们了。我们要求像对待灵魂一样为凡身正名。因此,大发其财的有护肤品厂商,美容专家,橡胶减肥腰带经销商,按摩器经销商,洗发水专利人,保持腹部线条的指导书作者等等。

现代人对美的追求有何实际效果?锻炼与按摩,保健器和护肤品,这些会带来什么?女人们比以前漂亮了吗?这些让她们花了大量精力、时间、金钱去追求美丽的过程给她们带来成果了吗?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事实是她们自己也感到很矛盾。这场美容运动似乎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又似乎是惨遭失败。关键在于你怎么看待其结果。

它的成功在于女人们比过去更能留驻青春容颜。“老女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完全可以确信,几年以后,“老女人”就会灭绝。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脊背弯曲,两颊塌陷,这种外表被认为是中世纪的老古董了。将来的老太婆有着卷曲的金发,红润的嘴唇,

苗条的身材,而且手脚很利索。在将来的画展上,《艺术家母亲肖像》就会与《艺术家女儿肖像》难以区分。这种令人羡慕的完美成果一方面是靠护朕品、石腊注射,外科整容、泥浴和彩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身体素质提高了,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向合理化。丑陋是疾病的外在表现,而美丽是健康的表现。现在追求美的运动也是追求健康的运动。这是值得赞赏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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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救赎 ----兰斯顿.休斯 在我快13岁那年,我的灵魂得到了拯救,然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赎。事情是这样的。那时我的阿姨里德所在的教堂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宗教复兴晚会。数个星期以来每个夜晚,人们在那里讲道,唱诵,祈祷。连一些罪孽深重的人都获得了耶稣的救赎,教堂的成员一下子增多了。就在复兴晚会结束之前,他们为孩子们举行了一次特殊的集会——把小羊羔带回羊圈。里德阿姨数日之前就开始和我提这件事。那天晚上,我和其他还没有得到主宽恕的小忏悔者们被送去坐在教堂前排,那是为祷告的人安排的座椅。 我的阿姨告诉我说:“当你看到耶稣的时候,你看见一道光,然后感觉心里似乎有什么发生。从此以后耶稣就进入了你的生命,他将与你同在。你能够看见、听到、感受到他和你的灵魂融为一体。”我相信里德阿姨说的,许多老人都这么说,似乎她们都应该知道。尽管教堂里面拥挤而闷热,我依然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耶稣的到来。 布道师祷告,富有节奏,非常精彩。呻吟、喊叫、寂寞的呼喊,还有地狱中令人恐怖的画面。然后他唱了一首赞美诗。诗中描述了99只羊都安逸的待在圈里,唯有一个被冷落在外的情形。唱完后他说道:“难道你不来吗?不来到耶稣身旁吗?小羊羔们,难道你们不来吗?”他向坐在祷告席上的小忏悔者们打开了双臂,小女孩们开始哭了,她们中有一些很快跳了起来,跑了过去。我们大多数仍然坐在那里。 许多长辈过来跪在我们的身边开始祷告。老妇人的脸像煤炭一样黑,头上扎着辫子,老爷爷的手因长年的工作而粗糙皲裂。他们吟唱着“点燃微弱的灯,让可怜的灵魂得到救赎”的诗歌。整个教堂里到处都是祈祷者的歌声。 最后其他所有小忏悔者们都去了圣坛上,得到了救赎,除了一个男孩和依然静静地坐着等侯的我。那个男孩是一个守夜人的儿子,名字叫威斯特里。在我们的周围尽是祈祷的修女执事。教堂里异常闷热,天色也越来越暗了。最后威斯特里小声对我说:“去他妈的上帝。我再也坐不住了,我们站起来吧,就可以得到救赎了。”于是他就站了起来,也因此得到了救赎。 祈祷席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里德阿姨走过来,开始跪在我的旁边,小声哭泣。祷告者的诵诗充满了整个教堂。所有人都在为我一个人祈祷,时而呻吟时而呼号。我依然很平静的等待耶稣,等待等待——可是他没有来。我希望可以看见他,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希望有些事发生,可什么都没有变化。 我听见大主教说:“为什么你不来呢?我亲爱的孩子,为什么你不来到耶稣身边?他正等着你。他需要你。为什么你不来呢?里德修女,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休斯顿。“我的阿姨啜泣着说。”休斯顿,你为什么不过来,得到救赎呢哦上帝的小羊羔啊,你为什么不过来呢?“现在天真的黑了。我开始惭愧,是自己把他们托得这么晚。我开始想上帝会怎么认为威斯特里。他当然也没有看见主,但现在正骄傲地坐在圣坛上,晃着灯笼裤的褪,露齿嘲笑我。周围围着一群跪着祈祷的老女人。上帝并没有因为他亵渎神灵或在教堂里撒谎而惩罚他。所以我决定也许为了省去更多的麻烦,我最好也撒谎,说耶稣已经来了,然后站起来,得到救赎。 于是我站了起来。 整个屋子突然成了欢呼的海洋,当她们看见我站起来时。欢呼声一阵接着一阵。女人们跳了起来。我的阿姨拥抱了我,大主教拉起我的手,把我牵到了主席台上。 当一切渐渐平息的时候,教堂安静了下来,只听见几声愉悦的阿门。所有的小羊羔们都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教堂里充满了欢悦的吟唱。 但那天晚上我却哭了。那是我一生倒数第二次哭泣,因为我已经是个12岁的大男孩了。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哭泣不已。担心里德阿姨会听到,我把头埋在被子下面。她还是醒了,告诉我的叔叔说:“我哭是因为神圣的上帝进入了我的生命,因为我看见了耶稣。但是我哭的真正原因是我羞于告诉她我撒谎了,我骗了教堂里所有人。我没有看见耶稣,我也不再相信有一个耶稣,因为他没有来拯救我。 第二课名字游戏 约翰·史密斯正朝我走过来。虽然他只是我的一个很平常的熟人,但按照美国人的问候习惯,我得说出那么几个字来(如:“你好!”或“早上好!”之类的话。)向他表示我的好意。然而,我该怎么叫他呢?叫他约翰?或是史密斯?或者史密斯医生?像这样的问题在平常,是不用思考的事情。 对于在美国土生土长讲美语的人来说,我们长大后,学会语法规则的同时也学会了称呼别人的规则。乍一想,我们会认为仔细去考察我们称呼的方式是一件不值得做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些称呼的方式揭示了我们对同一个语言社区的人们的主观看法。 首先,我们会用讲话者的年龄关系去判断使用的称呼是否合适。如果我们招呼的是个孩子,那么我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忽略那些无意之中学来的规则,而简单地直呼其名(FN)。然而,孩子却要用“头衔+姓氏”的方式来招呼大人。

高级英语下lesson13课文翻译

Lesson Thirteen Work 工作 究竟工作是幸福还是痛苦的源泉,这可能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Whether work should be placed among the causes of happiness or among the causes of unhappiness may perhaps be regarded as a doubtful question. 毫无疑问有许多工作是非常令人厌烦的,而且过多的工作总是十分痛苦的事。 There is certainly much work which is exceedingly irksome, and an excess of work is always very painful. 然而我认为,只要不过量,对多数人来说即使是最枯燥的工作也比终日无所事事要好些。 I think, however, that, provided work is not excessive in amount, even the dullest work is to most people less painful than idleness. 工作给人的愉快的程度多种多样,从仅仅是消烦解闷到产生巨大的快乐,这会随工作的性质和工 作者的能力而异。 There are in work all grades, from mere relief of tedium up to the profoundest delights,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work and the abilities of the worker. 大多数人不得不从事的工作本身大都无乐趣可言,但即使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一些很大的好处。Most of the work that most people have to do is not in itself interesting, but even such work has certain great advantages. 首先,工作可将一天的许多时间占满,人们不必再费神来决定应干些什么,大多数人在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愿望打发时间时,常常会不知所措,想不起有什么令人愉快的事值得去做。 To begin with, it fills a good many hours of the day without the need of deciding what one shall do. Most people, when they are left free to fill their own tim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hoice, are at a loss to think of anything sufficiently pleasant to be worth doing. 而他们的决定又总是受到干扰,觉得干别的什么事也许会更令人愉快。 And whatever they decide on, they are troubled by the feeling that something else would have been pleasanter. 能够有意义地利用闲暇时间是文明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结果,而目前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一层次。To be able to fill leisure intelligently is the last product of civilization, and at present very few people have reached this level. 何况作出选择本身就是件令人厌烦的事。 Moreover the exercise of choice is in itself tiresome. 除了那些具有非凡主动性的人,其他的人肯定有人乐于被告诉一天中的每时每刻该做什么, 当然命令他们做的事不能太令人厌烦。 Except to people with unusual initiative it is positively agreeable to be told what to do at each hour of the day, provided the orders are not too unpleasant. 多数无所事事的阔佬免遭从事单调乏味工作之苦,但代价是莫名其妙的无聊。 Most of the idle rich suffer unspeakable boredom as the price of their freedom from drudgery. 有时他们去非洲猎取巨兽或环绕世界飞行来解闷,但这类刺激的数量有限,尤其到了中年以后更 是如此。 At times they may find relief by hunting big game in Africa, or by flying round the world, but the number of such sensations is limited, especially after youth is past. 因此较为明智的阔佬们工作起来几乎像穷人一样卖力,而有钱的女人则大多忙于她们自以为

高级英语上册第五课翻译范文

关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讲话 二十二日星期天早晨,我一醒来便接到了希特勒入侵苏联的消息。这就使原先意料中的事变成了无可怀疑的事实。我完全清楚我们对此应该承担何种义务,采取何种政策。我也完全清楚该如何就此事发表声明。尚待完成的只不过是将这一切形成文字而已。于是,我吩咐有关部门立即发表通告,我将于当晚九点钟发表广播讲话。不一会儿,匆匆从伦敦赶到的迪尔将军走进我的卧室,为我带来了详细情报。德国人已大规模入侵苏联,苏联空军部队有很大一部分飞机都没来得及起飞便遭到德军的突袭。德军目前似乎正以凌厉的攻势极为迅猛地向前推进。这位皇家军队总参谋长报告完毕后又补了一句,“我估计他们将会大批地被包围。” 一整天我都在写讲稿,根本没有时间去找战时内阁进行磋商,也没有必要这样做。我知道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艾登先生、比弗布鲁克勋爵,还有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他是十号离开莫斯科回国的——那天也同我在一 起。 那个周末值班的是我的私人秘书科维尔先生。由他执笔记述的下面这段关于那个星期天里切克 尔斯首相官邸发生的情况的文字,也许值得一提: “六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晚饭前我来到切克尔斯首相官邸。怀南特夫妇、艾登夫妇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等几位均在那儿。晚饭席上,邱吉尔先生说,德国人人侵苏联已是必然无疑的了。他认为希特勒是想指望博取英美两国的资本家和右冀势力的同情和支持。不过,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我们英国将会全力以赴援助苏联。维南特表示美国也会采取同样的态度。 晚饭后,当我同邱吉尔先生在槌球场上散步时,他又一次谈到了这一话题。我当时问他,对于他这个头号反共大将来说,这种态度是否意味着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绝非如此。我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即消灭希特勒。这使我的生活单纯多了。假使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会在下议院替魔 鬼说几句好话的。’ 次日清晨四点钟,我被电话铃惊醒,原来是外交部来的电话,内容是报告德国已开始进攻俄国的消息。首相一向吩咐,只有当英国遭到入侵时才可以叫醒他。因此,我等到八点钟才向他报告这一消息。他听完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通知英国广播电台,我今晚九点要发表广播讲话。’他从上午十一点开始撰写讲稿,中间除与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克兰伯恩勋爵和比弗布鲁克勋爵共进午餐外,这一天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写讲稿上了……讲稿直到九点差二十分才写好。” 在这次广播讲话中,我说道: “纳粹政体与共产主义的最糟糕之处毫无两样。除了贪欲和种族统治外,它没有任何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它在残酷压迫和疯狂侵略过程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我比任何人都更坚定而始终如一地反对共产主义。过去对共产主义所作的批评我仍然一句也不想收回。但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已经将那一切冲得烟消云散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种种罪恶、蠢行和悲剧全都从眼前乍然消失。此刻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国的士兵昂然挺立于自己的国土,英勇地捍卫着他们祖祖辈辈自古以来一直辛勤耕耘着的土地。我看到他们正在守卫着自己的家园,在那里母亲和妻子正在向上帝祈祷——是啊,任何人都总有祈祷的时候——祈求上帝保佑她们的亲人的平安,并保佑她们的壮劳力、她们的勇士和保护者凯旋归来。我看见成千上万的俄国村庄,那儿的人们虽然要靠在土地上辛勤耕作才能勉强维持生计,却依然能够享受到天伦之乐,那儿的姑娘在欢笑,儿童在嬉戏。我看到这一切正面临着凶暴的袭击,正杀气腾腾地扑向他们的是纳粹的战争机器同它的那些全副武装、刀剑当当有声、皮靴咚咚作响的普鲁士军官以及它的那些奸诈无比、刚刚帮它征服并奴役了十多个国家的帮凶爪牙。我还看到那些呆头呆脑、训练有素、既驯服听话又凶残野蛮的德国士兵像一群蝗虫般地向前蠕动着。我看见天空中那些屡遭英军痛击、余悸未消的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此时正庆幸终于找到他们以为是无力反抗、可手到即擒的猎物。“在

自考高级英语上册11课课文翻译

Lesson Eleven On Getting off to Sleep谈睡眠 人真是充满矛盾啊! 毫无疑问,幽默是惟一帮助我们摆脱矛盾的办法,要是没有它,我们就会死于烦恼。 What a bundle of contradictions is a man! Surety, humour is the saving grace of us, for without it we should die of vexation.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睡眠更能说明事物间的矛盾。 With me, nothing illustrates the contrariness of things better than the matter of sleep. 比如,我打算写一篇文章,面前放好了笔、墨和几张白纸,准保没写几个字我就会困得要命,无论当时是几点都会那样。 If, for example, my intention is to write an essay, and 1 have before me ink and pens and several sheets of virgin paper, you may depend upon it that before I have gone very far I feel an overpowering desire for sleep, no matter what time of the day it is. 我瞪着那似乎在谴责我的白纸,直到眼前一片模糊,声音也难以辨清,只有靠意志力才能勉强坚持。 I stare at the reproachfully blank paper until sights and sounds become dim and confused, and it is only by an effort of will that I can continue at all. 即使这时,我也会迷迷糊糊地像在做梦一样继续坚持工作。 Even then, I proceed half-heartedly, in a kind of dream. 但是当深夜躺在床上,我什么事都能干,只有睡觉无法做到。 But let me be between the sheets at a late hour, and I can do any-thing but sleep. 随着时钟一遍一遍的报时,我可以完成大量的文章。 Between chime and chime of the clock I can write essays by the score. 极有吸引力的主题和崇高的思想纷纷出现在脑海,随之而来的还有恰如其分的意象和措辞。Fascinating subjects and noble ideas come pell-mell, each with its appropriate imagery and expression. 除了笔、墨和纸,什么也不能阻止我写出半打不朽的杰作。 Nothing stands between me and half-a-dozen imperishable masterpieces but pens, ink, and paper. 如果,我们的思想和主观意象对于来世的人来说真的就像我们的书本和图片一样是有形的、摸得着的,那么我在来世会比在今生获得更高的声誉。 If it be true that our thoughts and mental images are perfectly tangible things, like our books and pictures,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next world, then I am making for myself a better reputation there than I am in this place. 只要我躺在床上有一两个小时睡不着觉,我就能令自己满意地解决人类一切的疑虑。 Give me a restless hour or two in bed and I can solve, to my own satisfaction, all the doubts of humanity. 如果我有兴致的话,我可以谱写出宏伟的交响乐,描绘出壮丽的画卷。 When I am in the humour I can compose grand symphonies, and paint magnificent pictures. 我就是莎士比亚、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但这一切仍无法令我满意,因为我还是无法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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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One 1.This picture brings back many pleasant memories of her Spanish holiday. 2.News and weather forecasts reports are staples of radio programmes. 3.By mere accident Tom met in a bar his long-lost brother who was thought to have been killed in action during the war. 4.Bill intuited something criminal in their plan. 5.They think that obsessive tidiness in factory is a bad sign . 6.Yesterday his mother sold several years’ worth of paper and magazines. 7.His heartening speech impelled us to (work with) greater efforts. 8.Those who enjoy pulling off a miracle often fail. 9.As language students we should have a sense of nuances of plain words and expressions. 10.The rude behavior of Mrs. Taylor’s ado pted son is driving her into a nervous breakdown. 11.I like to see films in general, and American Western and horrors in particular. 12.In some sense Mary saw in her aunt a surrogate of her mother. 13.My father never equivocated, and he always gave some brief but poignant opinions. 14.Though he disabled, he never tries of helping people. 15.In any country, those who are remiss in their duty must be severely punished. 16.Awareness of the fact that the child was in danger impelled the policeman to action. Lesson 2 1. A. The chances are that they will be held up by traffic on their way to the airport. B. the plane takes off at 6:35. 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y couldn’t make it. 2.Another popular notion which is in fact a misconception is that expensive clothes invariably raise one’s status. 3.Can you imagine what kind of life a man has lived who aspires to excellence and abhors mediocrity? 4. A copy of our latest product catalogue will be sent free of charge if you will fill up the form on the reverse of this card and post it. 5.It will be an absurdity, if not a catastrophe. If half of the population of this city abandons their posts and goes in for business. 6.Because they want their kids to be somebodies, some well-intentioned parents exercise enormous pressures on their children and the results all too often prove the reverse. 7.The revered professor predicted that these brilliant young people would surely make their way in the scientific-technical realm in a few years. 8.Many writers have quitted writing stories because, as they say there is no market for them. Yet Lessing sticks and she would go on even if there really wasn’t any home for them but a private drawer. 9.Satire under his pen is only a means to an end, a form to expose social evils. 10.It seemed no body at the party, not even the reporters, made special note of the general’s absence which might have aroused the suspicion of his rivals.

自考英语本科高级英语上下册课后短文翻译

1 Rock music began in America in the late 1950’s . It was not only a new musical form , but a forum for the American youth to express their ideas of the world and life . In this forum , the stars sang out the attitudes of the youth towards civil rights , war and peace ,the disaffection of their society , and a range of emotions between love and hate . Allin all , in this forum , the American youth redefined the beliefs and feelings of their society .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arly rock music were Elvis Presley , singer and poet Bob Dylan , the Bealtles , the rolling Stones and so on . They were the culture heroes whom the young people worshipped . 2 The American young people in 1960’s were a generation of rebellion . They found that the affluent American society was filled with poverty , injustice and gypocrisy . They didn’t trust the adult world that didn’t belong to them and refused to take their beliefs and values . Many young people took active part in the struggle which protested against poverty ,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Vietnam War . Some young people even tried to overthrow this world by armed revolution. Many other young took passive ways to show their disaffections . They took drugs , refused to take any responsibilities and lived a parasitic way of life . Or they escaped to the frontiers and lived a primitive way of life . 3 Mathilda had been ill for three days . Her mother had given her some medicine, but it did n’t do any good . So they had to ask the doctor to come . There had been a number of cases of diphtheria in Mathilda’s school and two of them had been dead . When the doctor arrived at Olson’s home , he wanted to examine Mthilda’s throat first . But no mat ter how he coaxed ,,She wouldn’t open her mouth . So the doctor had to get the tongue depressor into her mouth . But Mathilda reduced it to splinters . In order to protect Mathilda herself and other children , the doctor had to make sure

高级英语下lesson 13课文翻译

Lesson Thirteen Work工作 究竟工作是幸福还是痛苦的源泉,这可能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Whether work should be placed among the causes of happiness or among the causes of unhappiness may perhaps be regarded as a doubtful question. 毫无疑问有许多工作是非常令人厌烦的,而且过多的工作总是十分痛苦的事。 There is certainly much work which is exceedingly irksome, and an excess of work is always very painful. 然而我认为,只要不过量,对多数人来说即使是最枯燥的工作也比终日无所事事要好些。 I think, however, that, provided work is not excessive in amount, even the dullest work is to most people less painful than idleness. 工作给人的愉快的程度多种多样,从仅仅是消烦解闷到产生巨大的快乐,这会随工作的性质和工作者的能力而异。 There are in work all grades, from mere relief of tedium up to the profoundest delights,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work and the abilities of the worker. 大多数人不得不从事的工作本身大都无乐趣可言,但即使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一些很大的好处。 Most of the work that most people have to do is not in itself interesting, but even such work has certain great advantages. 首先,工作可将一天的许多时间占满,人们不必再费神来决定应干些什么,大多数人在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愿望打发时间时,常常会不知所措,想不起有什么令人愉快的事值得去做。To begin with, it fills a good many hours of the day without the need of deciding what one shall do. Most people, when they are left free to fill their own tim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hoice, are at a loss to think of anything sufficiently pleasant to be worth doing. 而他们的决定又总是受到干扰,觉得干别的什么事也许会更令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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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Pub Talk and the King’s English 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只有闲谈最宜于增进友谊,而且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动物之间的信息交流,不论其方式何等复杂,也是称不上交谈的。 闲谈的引人人胜之处就在于它没有一个事先定好的话题。它时而迂回流淌,时而奔腾起伏,时而火花四射,时而热情洋溢,话题最终会扯到什么地方去谁也拿不准。要是有人觉得“有些话要说”,那定会大煞风景,使闲聊无趣。闲聊不是为了进行争论。闲聊中常常会有争论,不过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服对方。闲聊之中是不存在什么输赢胜负的。事实上,真正善于闲聊的人往往是随时准备让步的。也许他们偶然间会觉得该把自己最得意的奇闻轶事选出一件插进来讲一讲,但一转眼大家已谈到别处去了,插话的机会随之而失,他们也就听之任之。 或许是由于我从小混迹于英国小酒馆的缘故吧,我觉得酒瞎里的闲聊别有韵味。酒馆里的朋友对别人的生活毫无了解,他们只是临时凑到一起来的,彼此并无深交。他们之中也许有人面临婚因破裂,或恋爱失败,或碰到别的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但别人根本不管这些。他们就像大仲马笔下的三个火枪手一样,虽然日夕相处,却从不过问彼此的私事,也不去揣摸别人内心的秘密。 有一天晚上的情形正是这样。人们正漫无边际地东扯西拉,从最普通的凡人俗事谈到有关木星的科学趣闻。谈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中心话题,事实上也不需要有一个中心话题。可突然间大伙儿的话题都集中到了一处,中心话题奇迹般地出现了。我记不起她那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她显然不是预先想好把那句话带到酒馆里来说的,那也不是什么非说不可的要紧话——我只知道她那句话是随着大伙儿的话题十分自然地脱口而出的。 “几天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标准英语’这个词语是带贬义的批评用语,指的是人们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的英语。” 此语一出,谈话立即热烈起来。有人赞成,也有人怒斥,还有人则不以为然。最后,当然少不了要像处理所有这种场合下的意见分歧一样,由大家说定次日一早去查证一下。于是,问题便解决了。不过,酒馆闲聊并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大伙儿仍旧可以糊里糊涂地继续闲扯下去。 告诉她“标准英语”应作那种解释的原来是个澳大利亚人。得悉此情,有些人便说起刻薄话来了,说什么囚犯的子孙这样说倒也不足为怪。这样,在五分钟内,大家便像到澳大利亚游览了一趟。在那样的社会里,“标准英语”自然是不受欢迎的。每当上流社会想给“规范英语”制订一些条条框框时,总会遭到下层人民的抵制。 看看撒克逊农民与征服他们的诺曼底统治者之间的语言隔阂吧。于是话题又从19世纪的澳大利亚囚犯转到12世纪的英国农民。谁对谁错,并没有关系。闲聊依旧热火朝天。 有人举出了一个人所共知,但仍值得提出来发人深思的例子。我们谈到饭桌上的肉食时用法语词,而谈到提供这些肉食的牲畜时则用盎格鲁一撒克逊词。猪圈里的活猪叫pig,饭桌上吃的猪肉便成了pork(来自法语pore);地里放牧着的牛叫cattle,席上吃的牛肉则叫beef(来自法语boeuf);Chicken用作肉食时变成poultry(来自法语poulet);calf加工成肉则变成veal(来自法语vcau)。即便我们的菜单没有为了装洋耍派头而写成法语,我们所用的英语仍然是诺曼底式的英语。这一切向我们昭示了诺曼底人征服之后英国文化上所存在的深刻的阶级裂痕。 撒克逊农民种地养畜,自己出产的肉自己却吃不起,全都送上了诺曼底人的餐桌。农民们只能吃到在地里乱窜的兔子。兔子肉因为便宜,诺曼底贵族自然不屑去吃它。因此,活兔子和吃的兔子肉共用rabbit 这个词表示,而没有换成由法语lapin转化而来的某个词。 当我们今天听着有关双语教育问题的争论时,我们应该设身处地替当时的撒克逊农民想一想,新的统治阶级把法语用来对抗撒克逊农民自己的语言,从而在农民周围筑起一道文化障碍。当英国人在像觉醒者赫里沃德这样的撒克逊领袖领导下起来造反时,他们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化上的屈辱。“标准英语”——如果那时候有这个名词的话——已经变成法语。而九百年后我们在美国这儿仍然继承了这种影响。 那晚闲聊过后,第二天一早便有人去查阅了资料。这个名词在16世纪已有人使用过。纳什作于1593年的《截获信函奇闻》中就有过“标准英语”(Queen’s English)的提法。1602年德克写到某人时有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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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One 1. This picture brings back many pleasant memories of her Spanish holiday. 2. News and weather forecasts reports are staples of radio programmes. 3. By mere accident Tom met in a bar his long-lost brother who was thought to have been killed in action during the war. 4. Bill intuited something criminal in their plan. 5. They think that obsessive tidiness in factory is a bad sign . 6. Yesterday his mother sold several years’ worth of paper and magazines. 7. His heartening speech impelled us to (work with) greater efforts. 8. Those who enjoy pulling off a miracle often fail. 9. As language students we should have a sense of nuances of plain words and expressions. 10. The rude behavior of Mrs. Taylor’s adopted son is driving her into a nervous breakdown. 11. I like to see films in general, and American Western and horrors in particular. 12. In some sense Mary saw in her aunt a surrogate of her mother. 13. My father never equivocated, and he always gave some brief but poignant opinions. 14. Though he disabled, he never tries of helping people. 15. In any country, those who are remiss in their duty must be severely punished. 16. Awareness of the fact that the child was in danger impelled the policeman to action. Lesson 2 1. A. The chances are that they will be held up by traffic on their way to the airport. B. the plane takes off at 6:35. 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y couldn’t make it. 2. Another popular notion which is in fact a misconception is that expensive clothes invariably raise one’s status. 3. Can you imagine what kind of life a man has lived who aspires to excellence and abhors mediocrity 4. A copy of our latest product catalogue will be sent free of charge if you will fill up the form on the reverse of this card and post it. 5. It will be an absurdity, if not a catastrophe. If half of the population of this city abandons their posts and goes in for business. 6. Because they want their kids to be somebodies, some well-intentioned parents exercise enormous pressures on their children and the results all too often prove the reverse. 7. The revered professor predicted that these brilliant young people would surely make their way in the scientific-technical realm in a few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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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的四种选择 Lesson 2: Four Choices for Young People 在毕业前不久,斯坦福大学四年级主席吉姆?宾司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他的一些不安。 Shortly before his graduation, Jim Binns, president of the senior clas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wrote me about some of his misgivings. 他写道:“与其他任何一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在看待成人世界时抱有更大的疑虑 ,, 同时越 来越倾向于全盘否定成人世界。” “More than any other generation, ” he said, “ our generation views the adult world with great skepticism, there is also an increased tendency to reject completely that world. ”很 明显,他的话代表了许多同龄人的看法。 Apparently he speaks for a lot of his contemporaries.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倾听过许多年轻人的谈话,他们有的还在大学读书,有的已经毕业,他 们对于成人的世界同样感到不安。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I have listened to scores of young people, in college and out, who were just as nervous about the grown world. 大致来说,他们的态度可归纳如下:“这个世界乱糟糟的,到处充满了不平等、贫困和战争。 对此该负责的大概应是那些管理这个世界的成年人吧。如果他们不能做得比这些更好,他们又能拿 什么来教育我们呢?这样的教导,我们根本不需要。” Roughly, their attitude might be summed up about like this:“ The world is in pretty much of a mess, full of injustice, poverty, and war. The people responsible are, presumably, the adults who have been running thing. If they can’ t do better than that, what have they got to teach our generation? That kind of lesson we can do without. ” 我觉得这些结论合情合理,至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There conclusions strike me as reasonable, at least from their point of view. 对成长中的一代人来说,相关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社会是否完美(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是这 样),而是应该如何去应付它。 The relevant question for the arriving generation is not whether our society is imperfect (we can take that for granted), but how to deal with it. 尽管这个社会严酷而不合情理,但它毕竟是我们惟一拥有的世界。 For all its harshness and irrationality, it is the only world we’ ve got. 因此,选择一个办法去应付这个社会是刚刚步入成年的年轻人必须作出的第一个决定,这通 常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Choosing a strategy to cope with it, then, is the first decision young adults have to make, and usually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of their lifetime. 根据我的发现,他们的基本选择只有四种: So far as I have been able to discover, there are only four basic alternatives: 1)脱离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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