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翻译的文化篇
5.1 复习笔记
一、文化差异与表达差异
1. 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直接体现在思维、表达差异上。例如爱的表达:
(1) 英语和汉语:“用心去爱”,即“give your heart to sb. ”(爱上某人)。
(2) 西非一些语言:“用肝去爱”(love with the liver)
(3) 中美洲的一些土著语言:“用胃去爱”(love with the stomach)
2. 比喻手法一样,虽然具象不同。例:
“white as snow”,但在其他语言里,人们说“白如霜”、“白如白鹭毛”或“白如蘑菇”等等。
3. 动物形象在不同的语言里常常会有不同的文化含义。例如狗、老虎等。
4. 奈达提出应改变形式的五种情况
(1) 直译原文会使意义发生错误。例:
闪语(Semitic)“heap coals of fire on his head”的字面意义是“堆火团于他头上”,常常被人严重曲解为某种折磨人致死的刑法。其实它的意思是“使人羞愧交加”。
(2) 借用语会构成语义空白,因而可能使读者填入错误意义。
(3) 形式对应会引起严重的意义不明。
(4) 形式对应会产生不为原作者有意安排的歧义表达法。
(5) 形式对应会引起译文语法错误、语体不合。
总结:当形式对应容易使译文产生误解时,就应该改变形式。
5. 奈达的另一条重要原则:宗教相关词的翻译不可随意变换
有些重要的宗教标志,其含义虽然往往隐晦难懂,但为了保持《圣经》信息的完整统一,却不可随意变换。例:
(1) “上帝的羔羊”、“十字架”等表达法必须予以保留,同时可加注说明。
(2) 在西南太平洋岛群上的美拉尼西亚人认为猪是宠物,羊则榜上无名或为卑弃之物,乃用“上帝的小猪”(Little Pig of God)来取代“上帝的羔羊”(Lamb of God)。
(3) 不能把“Lord forbid”译成“阿弥陀佛”;把“God of Heaven”译成“观音菩萨”; “Talk of the evil and he will appear”也不适宜译成“说曹操,曹操就到”。
6. 霍克斯翻译《红楼梦》的问题:忽略了译文正确传达中国文化中某些重要特征。例:
a. “怡红公子”译成“Happy Green Boy”;
b. “怡红院”译成“House of Green Delights”(快绿院)。
c.书名《红楼梦》也按其另一个中文名字译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
霍克斯虽然深知“红”在中华文化中象征“吉祥”、“喜庆”、“富贵”乃至“爱情”等喜事,但认为“红”(red)在西方人心目中会和暴力流血产生联想,因此,他把它归化成西方人喜欢的“绿”,结果虽然极尽巧妙之能事,但按照奈达的阐释,这是不能允许的。
二、直译、归译与译语文化因素的介入
1. 不同译者在处理译语文化介入上存在着侧重直译或侧重归译的现象。原因如下:
(1) 翻译的过程,是源语文化进入译语文化的过程。
(2) 候译语文化常因为不同译者的主导性关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向侵入译文,增加译文的译语文化信息。
(3) 与译者的直译、归译翻译思想紧密相连的。
2. Robinson Crusoe诸译本进行分析比较研究
(1)不同年代的译本
a. 最早:1902年沈祖芬的《绝岛漂流记》和1905年从龛的《绝岛英雄》,今皆不见传。
b. 林纾、曾宗巩:《鲁滨孙漂流记》(1905年版,商务印书馆)
c.徐霞村:《鲁滨孙漂流记》(1934年初版,1959年重新修订,人民文学出版社)
d. 郭建中:《鲁滨孙漂流记》(1996年5月版,译林出版社)
e. 义海:《鲁滨孙漂流记》(1997年7月版,海峡文艺出版社)
f. 黄杲炘:《鲁滨孙历险记》(,1998年7月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黄杲忻认为在笛福的笔下,鲁滨孙一生之中从来都不曾“飘流”过。因此为“历险记”。
(2) 特点:a.以上译本基本涵盖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翻译活动的历程,颇具典型性。b.经历了从文言文译本到白话文译本的演变。c.在译语文化介入问题上,有因时代不同形成的差异,也有因同时期不同译者而形成的差异。
3. 林纾译《鲁滨孙漂流记》的译语文化因素的介入
(1) 始终以传统的中国文化思想观念来审视原作。例:
a. 在序言中就以儒家的“中庸之道”来观照小说中鲁滨孙父亲所描述的“守家守业、不冒险”的所谓当时英国中产阶级思想。
b. 还把鲁滨孙的行为喻为“兼义、轩、巢、燧诸氏之所为”。
(2) 在其译本中看到不少充满浓郁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译辞。
a. 在译本中多处使用“仁”这个含义较广泛的儒家道德概念。如“此岂仁者之所为”、“非仁也”、“谓之仁人”、“仁爱”、“至仁至义”。
b. 其他的涉及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表达语:如“勇而赴义,廉而知耻”“忠心”、“仗义讨之”、“竭忠相待”、“其人忠而且公”。
c. 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词语:如“宠辱无惊”、“明哲保身”、“不期竞得贤主”、“为充军边远之人”;“my army”译成“羽林之军”;“boat”译为“舢舨”。
(3) 原因:
a. 林纾是个精通国学的古文家、小说家和诗人,因而在译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b. 当时的翻译理论思想尚不成熟,且林纾本人不通外文,使他不那么受原文的束缚。
注:林纾案例和翻译李白诗歌的美国诗人庞德的情况十分相似,可为翻译史上的特例。
4.《鲁滨孙漂流记》重译本的译语文化因素的介入
(1) 通过不同译本的汉语成语典故的运用,看出他们的差异。例:
But it was enough to affect me then,who was but a young sailor,and had never known any thing of the matter.
【徐译】我这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水手,对于海上的事完全没有知识。
【郭译】对我这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来说,……因为我对航海的事一无所知。
【义译】我不过是个第一次出海的水手,对海上的事情一无所知。
【黄译】对于当时我这样一个毫无航海知识的年轻生手,这景象已足以叫我胆战心惊了。
【评析】徐的“初出茅庐”是《三国演义》里的故事,比喻初次出来做事,缺乏经验,还很幼稚。徐译在此添加的译入语文化成分是过于追求归化的一种表现。
(2) 统观其全书,徐译的归化处理也较明显。实际上这种译语文化对译文的侵袭常常是根深蒂固的,即使90年代出版的郭译、义译、黄译,也不能免。
5. 同一时期重译本异化与归化着重点的差异
(1) 历时角度:文学名著的重译的总体方向是从倾向归化向异化发展
(2) 同一时期的重译本也会有所侧重。
原因:不同译者的翻译理念、翻译方法、学术修养和文学审美情趣存在着差异。
(3) 比较郭译、义译和黄译(三人译本的出版时间相差仅二、三年)
a. 在涉及文化词语的处理上,郭译仍偏向于采用归化法,即趋于使用译语特有表达方式。
b. 针对《鲁滨孙漂流记》的重译问题,郭提到应“使语言更现代化,更通俗易懂”。
郭建中认为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取决于三大因素:作者的意图、原作的性质和译文读者。
6. 结论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对原文文本文化的诠释上走的是从归化译语到回归源语表达的演化过程。
a. 林译:归化的色彩最为明显;徐译起至黄译:在尽量避免译语文化介入上前进了一大步。
b. 重译本:郭译也表现出较多的归化特色;黄译和义译在异化方面做得更深入一些。
不同的译文受他们的指导思想及当时翻译状态下的创作思维所制约。意识到这些问题,有利于今后的重译者更自觉地开展这项工作。
(2) 翻译活动的本质决定了它就是一种归化的行为,因为从一开始它就以译语取代源语。
(3) 当异化的表达语为译语文化接受、同化后,这些文化便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这样,掺和了异质文化的本土文化的异质容忍度就会越来越大。
(4) 异化是手段,归化是目的。
(5) 重译本的翻译策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文化的日趋接触、弥合,在文化观念上会更自觉地取向异化翻译。而异化译文将随着译语读者的取舍而溶入到译语文化中去,最终成为译语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归化与异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英汉亲属词称谓的文化差异性及汉译处理
1. 原因:中西文化中称谓体系的不对应,并且英语部分亲属词具有模糊性。
(1) 不同语言、不同历史文化的必然结果。
中国人:注重家族宗法观念、尊卑长幼之分,形成一套较为完整、具体的称谓体系。
英、美民族;家族称谓体系较为简单、笼统。
(2) 表现:中文为描述类型,英文为分类类型
“汉语亲属称谓为每条(血缘)纽带上的各个亲属分别设称呼语,英语亲属称谓则以同一个称呼语把一些亲属分为一类。”
2. 英文亲属词的模糊性
(1) 英美民族的人士:兄或弟都是“brother”,姐或妹就是“sister”
中国传统文化里:同胞兄弟尚且细分为“伯、仲、叔、季”
(2) 其他一些较为典型的“多义模糊词”
“uncle”(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
“aunt”(伯母、婶娘、舅妈、姑妈、姨妈)
“brother—in-law”(姐夫、妹夫、内兄、内弟、大伯、小叔)
“sister—in—law”(兄嫂、弟媳、姑、姨)
(3) Uncle Tom’s Cabin书名的译法的争论与正名
a. 早期译者译成《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一译名流传较广。
b. 正确译名应为《汤姆大伯的小屋》
原因:1)原作内容看来,称汤姆为“uncle”的人主要是他第一个主人谢尔贝的儿子乔治,而汤姆较谢尔贝大八岁,所以乔治应叫他“大伯”才对;2)汤姆在庄园上的黑奴中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