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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翻译规范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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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翻译规范研究述评

摘要: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国外翻译规范研究大体上可分为3 个方面: 传统语言学、篇章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学派。前两种规范研究是规定性的, 注重制定一定的语言学规范和文本类型样板; 从翻译研究角度进行的规范研究是描述性的,旨在通过析出和描述规范来揭示翻译的本质和规律。传统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的翻译规范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 因而现阶段已经式微; 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意义显着,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关键词: 翻译规范; 传统语言学; 篇章语言学; 翻译研究学派

Abstract : Since 1950s foreign studies of translation norms have been conducted mainly from three approaches :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textlinguistics ,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Highly prescriptive , the first two approach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formulating linguistic norms orgenre profiles for translators , whereas the third approach , which is largely descriptive , aims at revealing the nature and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by analyzing and describing translation norm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first two approach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ird. Key words : translation norms ;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 text linguistics ; translation studies 什么是规范(norm) ? 如何看待规范? 目前翻译理论领域中的“规范”尚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 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3 种: (1) 巴切(Bartsch , 1987)认为“规范是正确性观念的社会现实”; (2) 图瑞(Toury , 1980) 把“规范”定义为“对翻译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 即某一译语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和观念, 如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什么是适当的, 什么是不适当的, 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正确的适当的翻译行为原则”; ( 3) 赫曼斯(Hermans , 1996) 认为“规范是心理和社会实体, 是人们互动交际中重要的构成因素, 属于社会化进程中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 规范涵盖常规与法令之间的全部领域。”本文综合以上3 种定义, 采取“规范”一词的广义定义, 把法令、规则和常规统统纳入到“规范”的范畴之内。

第一个把“规范” (norm) 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的是吉瑞·列维(Jiri Levy) , 他于1963 年把“规范”与翻译联系起来进行研究。(Toury , 1999) 然而,对翻译规范的研究此前早已开始, 只不过人们当时并未使用“规范”一词, 而使用的是“规则”(rule) 。综观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国外翻译规范研究, 大致可分为3 个方面: (1) 从传统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规范; (2) 从篇章语言学角度研究规范;(3) 从翻译研究角度探讨规范。

1. 从传统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规范

20 世纪后半叶, 随着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 对翻译较有系统的研究开始了。翻译研究被认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言学派典型的代表人物卡特福德(Catford , 1965) 把翻译界定为: 用一种语言(译语) 中相等值的文本材料来替代另一种语言(原语) 。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归因于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翻译的任务是找出两种语言在内容、风格、效果等方面完全一致之处。语言学派对具体的语言现象做比较深入的研究, 这些研究都建立在对两种语言中被视为正确的语言单位和语法结构的对比分析的基础之上。他们往往从原语中的具体结构和现象出发, 找出相对应的翻译方法, 用来指导译者。在这方面很有影响的有: 前苏联译论者创立的翻译转换法、法国人维纳(Vinay) 和达尔贝勒纳(Darbelnet) 1958 年提出的7 种翻译方法, 以及英国人纽马克(Newmark , 1988) 总结的翻译的十多个步骤, 等等。

在西方翻译理论界, 最早且较为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研究应属于语言学范围的, 是前苏联的费道罗夫。他早在1953 年就明确指出翻译的过程是使用语言的过程, 因此在翻译中, 语言问题应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费达罗夫之后, 前苏联译论界开始注重语言比较研究, 列茨克尔等一批译论者总结出一整套翻译转换法———操作规范, 包括词汇转换法、语法转换法和修辞转换法。法国人维纳和达尔贝勒纳受费道罗夫影响, 在1958 年出版了着作《法英比较修辞》。他们认为必须把翻译列入语言学的范围, 提出“翻译是一个真正的学科, 具有自身特殊的技巧和问题,”值得在语言学分析手段的启示下进行系统研究。他们列举了7 种翻

译方法: 意译法、借词译法、直译、换位译法、调整译法、等值译法和归化法。(许钧、袁筱一, 1998)纽马克在他的《翻译教程》(1988) 一书中提出了十多种翻译步骤, 如直译、借词译法( trans2ference) 、文化等值(cultural equivalent) 等等。他所谓的“翻译步骤”实际上是翻译句子或更小的语言单位的方法。

这些语言学派的学者一方面关注原语和目标语的语言规范, 也即如何按照特定的规则和规范来产生正确的译本, 另一方面, 他们又进行语言比较研究, 发现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总结了一套翻译规则让译者去遵守。这种研究是规定性的, 而不是描述性的。此种研究存在缺陷, 因为它侧重研究语言差异问题, 忽略了翻译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关联。翻译不单单是语法形式的翻译,而且具有特定的交际功能。按照语言系统的规则选择的目标语形式可能是正确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译本一定能实现它在译语文化或语境下的交际功能。

这种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规范的局限性, 促使翻译规范的篇章语言学研究应运而生。

2. 从篇章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规范

20 世纪70 年代, 伴随着篇章语言学的兴起,翻译研究得到了发展。篇章语言学将文本界定为交际的基本范围和研究的主要目标。对翻译来说, 这意味着文本被视为翻译的基本单位, 翻译不再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 而是重新建构文本。所以翻译的重心转向了产生文本。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字句结构上, 而且还反映在超越句子的规律上。

规范研究的篇章语言学派代表人物首推德国人诺伊贝特(Neubert) , 他把翻译定义为“原语文本导致的译语文本的生产”。(Schaffner , 1999) 他认为, 翻译的基本单位是文本, 译者首先应把握整个文本的宏大陈述, 然后将文本划分为较小的单个的可转换的语义单位。他主张文本层次上的对等。为了达到文本对等, 译本必须做到“真正的连贯”。他强调,“真正的连贯”是翻译较大篇幅的文本应遵循的规范。(Gentzler , 1993)不少译论者把文本按不同的规律分成不同的类型。赖斯(Reiss) 将文本划分为3 种类型: 信息文本(着重于内容和信息) 、形式文本(着重于语言形式) 和呼吁文本(着重于对读者发出呼吁) 。翻译主要是受原文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某种功能的制约。纽马克(1988) 则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 将文本分为表达功能( expressive function) 、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 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 ,其文本类型的划分法与赖斯颇为相似。在此基础之上, 译论者们企图通过对原语和目的语系统的比较和描述建立文本类型的样板( prototype 或genreprofile) 。不同文本类型样板要求不同的翻译方法与之相适应。例如, 纽马克主张, 在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中, 作者独特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应视为同等重要, 翻译方法应以语义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为主; 翻译以信息功能为主的文本和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 宜主要采用交际翻译( communicativetranslation) 的方法。

这些样板是根据目标语规范重建而成的原语文本模式。翻译规范在这里主要体现在如何按照目标语规范来产生某一文本类型的样板, 它也涉及到某种特定文本对另一种特定文本的替代。文本类型样板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的作用我们认为是有限的。一方面, 并非所有的类型都是高度规约化的,将文本简单地划分成若干类型就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另一方面, 许多文本都包含不变和可变因素。

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 而面对诸多可变因素, 文本类型样板却给人以过于死板之感。

以上两种研究从根本上说都还是规定性的。规定译者必须遵守一定的语言或文本类型样板规范,其核心是寻求原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的对等。

3.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探讨规范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 “翻译研究学派”在以色列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兴起。该学派学者主

要研究译本产生的文化背景, 以及译本对目标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其中探讨翻译规范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以色列的图瑞、英国的赫曼斯(Hermans) 和芬兰的切斯特曼(Chesterman) 等。

第一个从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的角度系统地研究翻译规范的是图瑞, 此后许多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做了探讨。图瑞第一次明确指出: 翻译是受规范制约的行为。他认为规范在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的地位。他就翻译规范的性质、种类、特征和重建规范的途径都做了深入探讨。

图瑞认为, 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 翻译规范是内在化了的规则, 体现某一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对行为的制约。翻译过程中的所有决策主要是受规范的支配。翻译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译者们在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篇章传统规范之间取舍的产物。(Toury , 1995) 他区分了3 种翻译规范: 初级规范、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翻译规范具有两大内在特征: 1) 社会文化的特殊性; 2) 不稳定性。社会文化的特殊性是指一种规范不必要也不可能在同一社会的不同行业或跨越不同文化而得到相同程度的应用。若有相同, 也只是巧合而已。在一种文化中不同的亚系统或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的接触和交流的结果可能产生某种巧合, 相同、相似是交流的结果。所谓不稳定性强调变化。不稳定性并非由于规范内在的缺陷, 而是规范的本质所决定的, 所以规范的变化有时相当迅速, 有时相当缓慢。

在很多情况下, 翻译规范并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我们能够直接观察到的是受一定规范制约下的翻译行为和产品。若要重建这些规范, 篇章内可以借助于译本本身, 篇章外可凭借译论者和批评者的阐述, 以及译者、编辑、出版商写的评论。

图瑞的翻译研究是描述性的翻译研究。他希望通过对翻译规范认识的不断积累, 可以系统地陈述可能的翻译方式, 最终得出翻译的普遍规律。图瑞借鉴了佐哈尔多样系统的概念, 把翻译规范的研究置于目标语文化系统之下, 因此他的理论既是描述性的, 又是以目标语为指向的。

虽然也有些学者对此提出批评, 指出图瑞的研究忽略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 但图瑞的翻译规范研究和他的描述性研究方法对翻译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根茨勒( Gentzler , 1993) 将图瑞的理论贡献归纳为4 个方面: 1) 抛弃了一对一的对应概念, 否定了文学/ 语言学意义上的等值的可能性(除非偶然因素使然) ; 2) 引入目标文化系统的文学趋向对译文的影响; 3) 动摇了原始信息具有固定同一性的想法; 4) 在相互作用的文化系统中, 原语和译文统一于符号学网络。

赫曼斯是另一重要的翻译规范论者, 他吸收了图瑞规范研究的积极成果, 同时也批评了图瑞规范理论之不足, 发展了图氏的规范理论。他对翻译规范论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1) 系统分析了规范的规定性; 2) 由规范概念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抛弃对等概念的合理性。

赫曼斯认为, 规范意味着一定的社会和心理压力。规范通过排除某些选择来约束个人行为, 并选择、规定或建议特定行为方式。(Hermans , 1996 ; 廖七一, 2001) 其规定性或者来源于某种社会压力, 或者来源于个人认同该规范的态度, 或二者兼而有之。

规范是由常规自发发展形成, 与常规一样, 其合法性来源于相互的期望模式, 并要求相等程度的社会认可和个人对规范的内在化。但个人违反规范并不意味着一定有极端严厉的惩罚; 同样, 在某些情形下个人不遵从规范也并不意味着规范无效。规范的力度是从随意性逐步向强制性发展的。规范涵盖常规与法令之间的全部领域, 构成连续体, 连续体的一端是常规, 另一端为法令, 规则位于两端之间。

赫曼斯批评图瑞在其翻译规范理论中仍然保留对等观念, 因为这会使人忽视翻译的不对等方面,掩盖了翻译被操纵的实质; 而规范概念正好把翻译的不对等方面推向前台。翻译的对等观念完全是虚构和妄想, 译文不可能与原文同一。译文的字句不同, 意义有异。不仅语

言随着翻译变化, 而且叙述意图、时间、功能和情景全都随之改变。译者的介入不可避免, 无法被清除, 除非取消翻译或译文本身。翻译受多种规范的制约, 必然是混杂的、不透明的和有差异的。可能在实际翻译中需要对等的观念, 但这一观念纯属虚构; 某一层次上的对等总是被其他层次上的差异抵消。

切斯特曼是赫尔辛基大学的学者。他把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的不同看法纳入到一个更加宏观的框架之下。他借用了社会生理学中的一个词“理念因子” (meme) , 在图瑞的理论基础之上, 构建了自己的翻译规范理论。他认为翻译中的meme指的是翻译理论和观念, 它不可避免地影响译者的思维方式和翻译。所有的翻译理念因子构成了庞大的理念因子库(meme2pool) 。一旦某种翻译理念因子占据了主导地位, 即变成翻译规范。(Chesterman ,1997)切斯特曼把规范划分为期待规范( expectancynorms) 和专业规范(professional norms) 。期待规范是指目标语和社会对译者的期待, 比如在可接受性、风格等等方面的期待。这些期待部分地受到目标语文化所盛行的种种翻译传统的制约, 部分地受到目标语文化中间类似文本类型形式的制约, 也受到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专业规范制约翻译过程中可接受的方法和策略。专业规范也可分为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及关系规范。切斯特曼对翻译规范的研究从本质上讲也是描述性的。他比较注重规范研究在具体翻译活动中的影响, 比如: 解释翻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评价翻译作品, 指导翻译教学和培训。他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主要分为3 类: 句法策略、语义策略和语用策略。

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意义显着, 主要体现在 3 方面: 1) 翻译规范研究为我们解释一些翻译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和工具。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什么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翻译策略, 为什么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 翻译规范概念的引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性解释。

2) 翻译规范研究对具体的翻译实践有指导意义。描述性翻译规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翻译的普遍法则(general laws) , 这种抽象的普遍法则本身即是一种规范, 可用于指导翻译实践。3) 规范研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 为人们更深入地思考翻译现象、最终合理解释各种翻译现象打下了基础。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起初只是在文学翻译领域。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许多学者把规范概念运用到自己的语料库研究中, 解决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还有些人把规范概念引入到文学翻译范围之外的其他领域, 比如同声传译的研究等等。

4. 结束语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国外翻译规范研究主要从3 个方面进行: 传统语言学(主要是比较语言学) 的规范研究、篇章语言学的规范研究和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3 个方面研究的起始基本上呈历时的线性关系。70 年代以来, 翻译规范研究发生质的飞跃, 研究性质从规定性转变为描述性, 研究层次从句子上升到语篇、超语篇水平, 研究范围从语言规范扩大致超语言规范。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 现阶段翻译规范的比较语言学研究和篇章语言学研究虽然仍在进行, 但已式微, 而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方兴未艾, 且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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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评述及代表人物(详)

翻译学必读 1语文和诠释学派 二十世纪之前的翻译理论被纽马克(1981)称为翻译研究的‘前语言学时期’,人们围绕‘word-for-word’和‘sense-for-sense’展开激烈的讨论,核心是‘忠实’,‘神似’和‘真理’。典型的代表有John Dryden, Tytler等,而Barnard, Steiner等人则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2语言学派 Jacobson(1959)提出意义对等的问题,随后的二十多当年,学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奈达(1969)采取了转换语法模式,运用“科学(奈达语)”的方法来分析他翻译《圣经》过程中的意义处理问题。奈达提出的形式对等说、动态对等说和等效原则都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受众一方。纽马克信奉的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即重视翻译中的语义和交际方面。 3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功能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话语分析理论 Discourse Analysis for Interpreters翻译专业演说分析 Pragmatics &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积极话语分析 rhetorical or discourse analysis语篇分析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中介话语分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作为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分支,话语分析经历了产生和发展壮大的过程,其理论背景来自M.K.Halliday(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今天,话语分析的方法已经逐步运用到翻译研究中。House(1997)提出的翻译质量模型就是基于韩礼德的理论,他吸收了其中的语域分析方法;Baker(1992) 则为培养译员提供了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范本;Hatim 和Mason(1997)将语域研究拓展到语用和符号学角度 4目的学派 目的学派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德国兴起,是从静态的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中剥离出来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有,Reiss,Vermmer,Nord 等。Reiss(1971,1988,2000)强调的是文本层面的对等,主张文本的类型和翻译策略结合起来;Holz-Manttari(1984)则认为在翻译过程是一个交际、互动的过程,涉及各种各样的角色。Vermmer(2000)继承并发展了Reiss的观点。 5文化学派the Culture School Even-Zohar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将文学翻译视为文化的,文学的和历史的过程或系统。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的是更加注重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其中,Lefevere (1992)逐渐从系统理论转向文化学研究,将翻译看作‘重写’的过程,审视围绕着翻译文本的意识形态冲突等课题。Simon(1996) 和一些女权主义者则重点研究文化学研究中的女性意识。后殖民主义文化学方向的代表人物是Bassnett和Trivedi (1999),他们认为,无论在殖民化的过程中还是在被殖民的社会,翻译都十分活跃。文化学派的研究有着各自的研究任务和各自的侧重点,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 6解构学派 本雅明本人不属于解构学派,但他的著作《译者的任务》通常被看作解构学派对翻译研究的缘起和根据。本雅明率先指出,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翻译过程已经改变了原作,况且,没有蜕变,也就不会产生‘后起的生命’。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不是在目标语中复制原文,而是颠覆原语的体系,把潜藏于原文的精神内容表达出来。德里达则更进一步,在他的著作《巴别通天塔》中,翻译被看作一个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学界认为德里达将翻

王佐良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第22卷 第2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22 No.2 2013年2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Feb. 2013 96 文章编号:1008-8717(2013)02-0096-03 王佐良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曹 芳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4) 摘 要:王佐良先生是我国外语界的老前辈,对外国文学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也建树颇多。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这一全新的视角来诠释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想。文章认为,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看,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想同样体现了生态翻译学思想: 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翻译行为的“适应/选择”;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以及译品生命的“适者长存”。 关键词:王佐良翻译思想;生态翻译学;五方面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人,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评论家,同时还是翻译家、翻译理论家、语言学家以及作家与诗人,是一位“文艺复兴式的 人”[1] ,译著有《苏格兰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Thunderstorm(曹禺《雷雨》英译),《培根散文先译》,弥尔顿的《失乐园》,蒲柏的《道理》,雪莱的《奥西曼提斯》、《哀歌》,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鲁迅的《论语一年》等。王先生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不仅在实践方面做出了许多的贡献, 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提出了独到的翻译见解。他的这些翻译主张不仅指导着他自己的翻译实践,对我们现在翻译学习者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 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理论来诠释王佐良的翻译思想。生态翻译学是胡庚申教授于2008 年在对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理论本质进一步挖掘与升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它是以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类似性和同构性为基础,以生态学的整体观为方法论,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和翻译生态体系等做出了新的描述和解释。翻译界普遍认为,生态翻译学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将有助于译界重新审视和解读各种翻译现象 和翻译思想。[3]除此之外,译界学者认为,翻译适 应选择论是“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基于这种认识,本文研究期望有助于审视生态翻译学解释翻译现象的适用性;更重要的是,或将有助于对王佐良翻译思想和学术价值做出更进一步的探寻和挖掘。[4] 一、王佐良翻译思想的生态“和谐统一”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个整合一体的、和谐统一的系统。或者可以说由于翻译生态系统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那么这个系统中的每个子系统也应当是和谐统一的。[5]纵观王佐良的一生,无论是他在英国的进修时兢兢业业的学习态度和新中国成立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报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在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翻译思想都能体现出这种“生态‘和谐统一’”理念。 王佐良既是翻译理论家又是翻译实践家,在他身上很好地体现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在他的翻译论著《翻译:思考与试笔》(1989)的内容体系也充分反映了他的理论与实践统一观。他在《词义、文体、翻译》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了两者的统一关系:“近年来有两个方面的发展, 值得引起翻译界的注意。一是翻译的规模越来越大, 质量也显著提高, 而且这是中外皆然, 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二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见解, 可能会对讨论翻译问题有点帮助。”[6]文中王先 收稿日期:2012-12-17 作者简介:曹芳(1989—),女,湖南郴州人,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11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 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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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分(100本) ALVAREZ, Roman & VIDAL, M. Carmen-Africa. 1996.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ANDERMAN, Gunilla & Margaret Rogers (ed.) 2003. Translation Toda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BAER, Brian James & Geoffrey S. Koby (ed.) 2003. Beyond the Ivory Tower: Rethinking Translation Pedagogy.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BAKER, Mona (ed.) 1998.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20) BAKER, Mona. 1992.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BASSNETT, Susan. & LEFEVERE, Andre. 1998.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1) BASSNETT, Susan. & TRIVEDI, Harish. (ed.) 1999.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ASSNETT, Susan. 2002. Translation Studies, Third edition.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27) BOWKER, Lynne & CRONIN, Michael & KENNY, Dorothy & PEARSON, Jennifer (ed.) 1998. Unity in Diversity?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BURRELL, TODD & Sean K. Kelly. (ed.) 1995. Translation: Religion, Ideology, Politics: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VIII. Center for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CATFORD. J.C.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ESTERMAN, Andrew & WAGNER, Emma. 2002.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CHESTERMAN, Andrew (ed.) 1989.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Oy Finn Lectura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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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翻译的研究现状 【摘要】:文章将首先对”当代”的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进行时间范围的划分。当代的中国翻译可分为三个方向,作者将对三个方向的不同的翻译主张,以及主要代表学派的理论来源和翻译实践进行客观描述和总结。最后根据该陈述,进行客观评价。 【关键词】:翻译艺术; 翻译理论; 语言学; 中国翻译特色 引言 根据陈福康(1992)的分类,中国翻译研究理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中国古代翻译理论,近代翻译理论,现代翻译理论和当代翻译理论。从建国开始一直到现在,从董秋斯到许渊冲和王佐良,所涉及到的理论和各翻译大家的主张也是数不胜数。作者将该文章的范围缩小到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第四次翻译高峰的来临。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首先这一阶段是中国翻译的新纪元,“这个时期的翻译事业和翻译学研究呈现了从未有过的兴旺景象,翻译工作者队伍空前壮大,涌现了一批新的翻译学研究者,国外新的翻译理论也纷纷介绍进来。”其次,最近几十年的翻译理论研究对现在的翻译工作及教学有着实际的指导作用,对我们的以后的翻译实践有着现实意义。因此,作者将该阶段设为文章的描述对象,同时将此阶段的各个主张分成三种倾向,即传统翻译艺术倾向,西方翻译科学倾向和中西合璧倾向。以下将从各个倾向中选取代表性的倡导者及主要观点进行描述并进行客观分析。 一、传统翻译艺术倾向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大都以中国近现代的翻译理论为基础,尤其是以严复的“信、达、雅”为主要出发点,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进行翻译研究。其中,许渊冲先生应算最有建树,持该观点最为坚决的学者之一。他主张“翻译的艺术就是通过原文的形式(或表层),理解原文的内容(或深层),再用译文的形式,把原文的内容再现出来。翻译散文一般只要再现原文的‘意美’,而反以诗词,却出了意美之外,还要尽可能再现原诗的‘音美’和‘形美’。”基于此理论,提出了“优势竞赛论”。他认为:“把最好的原文变成对等的译文,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译文。因为稀饭文字比较接近,一文容易取得最好的效果。中西文字距离较大,各有优势,对等的译文往往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是就要发挥译语的优势。”此外,他还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几位翻译家们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或主张,如鲁迅的“三美”、钱钟书的“化境”、傅雷的“神似说”等等,由此他用十个字归对中国的学派议论进行了概括,即“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并在自己的文章《译学要敢为天下先》的最后补充道:“西方学派的代表人物奈达1991年在《翻译: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我们不能使翻译成为一门学科:出色的翻译是创造的艺术。可见奈达也有科学派转向艺术派了。”

借鉴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做法探讨

借鉴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做法探讨 作者:沈超来源:城市观察添加日期:11年01月16日 以可持续发展为本质特征的生态城市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依托现有城市,根据生态学原理,应用现代科学与技术等手段逐步创建,在生态文明时代形成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新模式,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接受与大力推崇。尽管各个城市发展条件不同,发展的具体目标和路径也不一致,但发展观却是相同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要使人类的生存质量及自然和人文环境得到全面优化;发展也绝不仅仅是为了眼前利益,还要顾及人类的长久生存。生态城市的建设为当代城市保持良好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和社会和谐以及提供宜人居住条件开拓了一条新路。 一、生态城市的理论溯源与研究成果 城市是人类在自然环境基础上建设发展的以人为核心的人工生态系统,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的主要场所。生态城市则是人类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长期探索过程中所提出的关于城市发展模式的一种理想形态。国外对生态城市的探索起源较早,1898年英国社会学家 E.Howard创建的“田园城市”学说,标志着近代生态城市思想的发端。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人与生物圈计划”,最早提出了生态城市这一概念。自那以后,健康城市、清洁城市、绿色城市等一系列旨在改善城市环境、解决城市生态问题的城市改造运动在西方兴起,促使生态城市概念不断丰富和完善。1984年前苏联城市生态学家O.Yanistky认为,生态城市是指自然、技术、人文充分融合,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最大限度发挥,居民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以保证的一种人类聚居环境。1987年国际生态城市运动的创始人、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雷吉斯特将建设生态城市的原则从最初的简单的包括土地开发、城市交通和强调物种多样性的自然特征,发展到涉及城市社会公平、法律、技术、经济、生活方式和公众的生态意识等多方面的丰富体系。根据理查德?雷吉斯的观点,生态城市应该是三维的、一体化的复合模式,而不是平面的、随意的。同生态系统一样,城市应该是紧凑的,是为人类而设计的,而不是为汽车设计的,而且在建设生态城市中,应该大幅度减少对自然的“边缘破坏”,从而防止城市蔓延,使城市回归自然。 在我国,对于生态城市的研究与实践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一些生态专家提出生态城市是应用生态工程、社会工程、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与技术手段而建设的社会、经济、自然可持续发展,居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并从社会生态文明度、经济生态高效度和自然生态和谐度三个方面提出了生态城市的建设指标。生态城市理论在我国城市发展建设中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山水城市、绿色城市、园林城市等成为我国城市规划设计的常用术语,生态功能区划和生态用地结构得到重视。目前我国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生态城市是从全局和系统的角度应用生态学基本原理而建立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物质循环良好、能量流动畅通的生态系统。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向 三大突破 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 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研究者开始

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 1)语言学派的转向 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语言学派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 可布逊(Roman Jakobsor)尤金?奈达(Eugen A. Nida )卡特福特(J.C. Catford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 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 论层面。

生态翻译学理论纵横

生态翻译学理论纵横 【摘要】基于伟大科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论和适者生存论,清华大学胡庚生教授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理论。生态翻译学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翻译。把翻译活动放到整个生态环境中去。生态翻译学有其自身的理论背景,哲学基础以及原则方法和内容。它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译者的中心作用。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的过程是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的过程。 【关键词】生态环境;理论背景;翻译过程 1、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背景 生态翻译学是由清华大学胡庚生教授首次提出,且自2001年以来他连续多次发表了数篇关于生态翻译学的文章。2004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翻译适应选择论》。“该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中的‘适应与选择’为主线,构建了一个极富解释力的翻译理论框架,提出了一个新的综观翻译活动的宏观理论视角”。 [3]2005年7月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关于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胡庚生将翻译的生态环境研究作为本次大会重要的议题,号召全体参会者学习研究翻译的生态环境。“生态翻译学‘正在引领许多学者了解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论,领略生态视角翻译研究的强大解释力’”。[4]“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5] 2、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 以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即适者生存理论为基础,胡庚生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理论,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适应与选择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倡导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过程,在这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将所有与翻译的生态环境相关的因素考虑在内进行适应和选择。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生物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最基本的法则是适者生存”。[6]一方面生物体要适应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又要接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如果我们将自然选择基本法则应用到翻译研究中,不难发现译者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译作也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两者也都必须接受来自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限制。 综上所述,翻译的过程应该作如下理解:翻译的选择可以分为两部分:对译者的自然选择和对译本的自然选择。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翻译的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6]从自然选择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译者的作用和所处的位子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翻译过程的发展需要在发生变法。在第一阶段的生态环境中没有译者,而译者是要被生态环境选中。在第二阶段译者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译者而是已经适应了翻译的生态环境并且已经被翻译的生态环境所接受的译者。因此这时译者代表翻译的生态环境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

翻译专业本科生必读书目

翻译专业本科生必读书目 一、二年级(基础类读物) 《史记》 《古文观止》 《红楼梦》,曹雪芹著 《随想录》,巴金著(评说历史,解剖自己的灵魂) 《西方的智慧》,罗素著(阐述西方哲学历史) 《飞鸟集》,泰戈尔著(通过大自然的声音和形象传达深远的哲理) 《复活》托尔斯泰著,中文版 《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著,中文版(傅雷译) 《图说莎士比亚戏剧》(Essential Shakespeare Handbook),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此外,可考虑广泛阅读西方名著的英文缩写本系列(缩写本多出自英美大学教授之手);还可广泛阅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经典论著。 三、四年级(高级/专业类读物) 思果: 翻译研究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2年 叶子南:英汉翻译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朱纯深:翻译探微译林出版社 2008 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 1984年 王佐良:翻译:思考与练笔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 1989年 刘靖之:翻译论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1年 金圣华,黄国彬: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5年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年 Nida, A.Eugene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 Dollerup, Cay 2007. Basics of Translation Studies(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三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amuelsson-Brown,Geoffrey 2004.A practical Guide For Translators (fourth revised edition)(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译者实用指南》2006年)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5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国外生态城市成功经验及我国借鉴

国外生态城市成功经验及我国借鉴 一、国外生态城市建设成功经验 1明确而具体、现实的目标 如丹麦生态城市建设的阶段性环境目标是:试验区内水的消费量减少10%、电消费量减少10%、回收家庭垃圾减少城区垃圾生产、通过建立60个堆肥容器回收10%的有机垃圾制作堆肥、回收40%的建筑材料。这样的目标清晰明确,利于公众的理解和积极参与,也便于利用职能部门主动组织规划建设,保障了生态城市建设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2具体的项目 譬如,被誉为全球“生态城市”建设样板的美国加州伯克利,它的实践是建立在一系列具体的行动项目之上,如建设慢行车道、恢复废弃河道、沿街种植果树、建造利用太阳能的绿色居所、通过能源利用条例来改善能源利用结构、优化配置公交线路、提倡以步代车、推迟并尽力阻止快车道的建设、召开有关各方参加的城市建设会议,等等。这些项目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微不足道的行动使生态城市建设得以扎实有效地进行。 3广泛的群众参与 如哈利法克斯生态城创立了“社区驱动”的一切程序。“社区驱动”是开发由社区控制,社区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和维护全过程都由社区居民参与,是一种社区自助性开发方式。社区开发的管理机构—管理组,是通过邀请个人和重要组织的代表加入而组建的。 又如德国生态城市Erlangen城在建设中,努力与市民一起进行规划,有意与一些行动小组,特别是与环境有关的小组合作,并使他们在一些具体项目中作为合作伙伴,同时又使他们保持自由,并可以抨击当局的某些决策。 4突出的重点领域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问题指向性,它往往不试图在城市中全面铺开地进行生态城市建设,而是面向问题、抓住重点、逐步推进,针对城市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交通拥挤、地面硬化、垃圾污染等问题,集中力量促使一两个问题的解决,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培养人才、教育公众、树立形象、凝聚人心,逐渐扩展到对其它问题的解决。比如巴西的库里蒂巴建设重点在于城市交通和垃圾资源化,日本有些城市的建设重点在于生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而欧洲的一些城市则重点考虑生态社区,美国在建设生态城市的初期,主要是建造一些生态核心场地项目,即这些场地的建筑物均由节能、节水技术建造,后来逐步扩大到水的循环使用、雨水的保持、太阳能供热、城市工业使用再生能源等。 德国南部著名的生态城市弗莱堡,一开始就将生态城市建设重点放在硬化地面的透水改造、屋顶绿化、河道自然景观的恢复上。首先,对城市所有的硬化地面(公路除外)进行彻底拆除,代之以多种形式的透水地面(包括透水砖地、卵石地、孔型砖地、碎石地、有机质屑地等)。这一项改造,给弗莱堡的环境带来了多方面的改善。其次,弗莱堡城市的居民通过庭院自助绿化、墙面立体绿化、阳台绿化、屋顶绿化、让天然植被回归城市等方法,有效地帮助自己居住的这个太阳辐射强的城市减少了热岛效应,使其卫生状况、环境质量和居住舒适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第三,弗莱堡城中的河道以模拟自然河床、保持河与岸的自然过渡结构、,而且维护费用少。 5完善的法律、政策和管理上的保障体系

生态翻译学理论探析

生态翻译学理论探析 文章介绍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背景,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阐释了生态翻译学的主要内容: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翻译,把翻译活动放到整个生态环境中去;它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译者的中心作用;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的过程是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的过程。 标签:生态环境;理论背景;翻译过程 一、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背景 生态翻译学是由清华大学胡庚生教授首次提出,且自2001年以来他连续多次发表了数篇关于生态翻译学的文章。2004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翻译适应选择论》。“该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中的‘适应与选择’为主线,构建了一个极富解释力的翻译理论框架,提出了一个新的综观翻译活动的宏观理论视角”。 [1]2005年7月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关于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胡庚生将翻译的生态环境研究作为本次大会重要的议题,号召全体参会者学习研究翻译的生态环境。“生态翻译学‘正在引领许多学者了解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论,领略生态视角翻译研究的强大解释力’”。[2]“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導、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3] 二、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 以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即适者生存理论为基础,胡庚生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理论,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适应与选择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倡导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过程,在这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将所有与翻译的生态环境相关的因素考虑在内进行适应和选择。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生物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最基本的法则是适者生存”。[4]一方面生物体要适应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又要接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如果我们将自然选择基本法则应用到翻译研究中,不难发现译者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译作也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两者也都必须接受来自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限制。 综上所述,翻译的过程应该作如下理解:翻译的选择可以分为两部分:对译者的自然选择和对译本的自然选择。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翻译的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5]从自然选择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译者的作用和所处的位置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翻译过程的发展需要而发生变化。在第一阶段的生态环境中没有译者,而译者是要被生态环境选中。在第二阶段译者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译者而是已经适应了翻译的生态环境并且已经被翻译的生态环境所接受的译者。因此这时译者代表翻译的生态环境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6]“译者必须兼顾两头,

英美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阅读书目大全

英美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阅读书目 如果你希望走学术之路,请按下列书单阅读一些初步的书目。这里开列的是中文书目,红色标注为必读书目,未标注的也为重要的通识性基本书目。暂时没有开英文书目,原因有三,一是从中文书目中可以推导自己应该读哪些英文书目,二是“阅读量要求”部分已经涵盖了相当的英文阅读量,三是课题教学有相应的英文阅读书目要求。当然,我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推出英文书单。 阅读量要求: 1. 熟悉掌握西方重要文论家的重要文论30部(篇以上) 2. 研究小说要求阅读英美小说20部以上 研究诗歌要求阅读英美重要诗人30人以上 3. 通读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的文学发生背景、基础理论、专题研究15部(篇) 4. 自己打算研究的作者的著作和相关研究成果30部(篇)以上 5.一套比较权威的文学史书籍 1.文学与宗教: 《拯救与逍遥》,刘小枫著,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宗教与文学》,加德纳著,江先春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杨慧林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伯尔等著,徐菲等译,上海三联书1995年。

《欧洲中世纪诗学》,陆扬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诠释学、宗教、希望》,特雷西著,冯川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天路、人路:英国近代文学与基督教思想》,卞昭慈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弗莱著,郝振益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神力的语言》,弗莱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文学理论 《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和《西方文论史》(红色封面) 《二十世纪美国文论》,盛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镜与灯》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也可参阅下列书籍: “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共9册),王岳川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新马克思主义”文论》 《精神分析文论》 《形式主义文论》 《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 《存在主义文论》 《接受反应文论》 《后结构主义文论》 《女权主义文论》 《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

中国翻译与翻译研究现状反思

中国翻译与翻译研究现状反思 【摘要】:本课题的主体部分共分七章:翻译理论与实践反思;学科研究现状的学理反思;治学态度与学术规范;主体性、主体间性与翻译伦理;翻译政治与意识形态研究;翻译策略与翻译批评;全球化与文化认同。第1章从总体上对翻译研究和翻译现状进行了初步反思。第2章力图澄清译界关于学科名称与体系框架的模糊认识,并从观念和评判力两个方面列举实例,指出学人在当前观念转型时期亟待注意的一些问题。最后,将常见论文写作模式划分为七种,并抽取典型论文做范例分析。第3章详细论述了目前翻译研究中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规范问题。第4章将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问题与翻译伦理研究结合探讨,还指出了国内译界关于“主体性”、“subjectivity”等关键术语的某些错误认识。第5章详细阐述了翻译政治概念及研究范围和意识形态概念及研究范围,并分别解释了中西观点的差异与分歧。第6章从贴近翻译实践的角度具体探讨了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批评的问题。第7章先概要评点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活动所牵涉的文化认同问题,接着又结合博奕论对具体译例进行分析,以为论证。本课题的特色,首先在于剖析中国翻译研究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翻译史分期、学科框架、本土传统、新旧观念冲突等等。其次在于覆盖了翻译实践领域的绝大部分关键论题:译者主体性、主体间性、翻译伦理、翻译政治、意识形态、翻译策略、翻译批评、文化认同等。本课题研究以批评性反思为主,触及具体问题。既以学术为

主体,也不回避非学术因素,以期能提醒译者在商业氛围中保持职业信念,提醒同行学者在量化学术评价机制的压力下保持头脑清晰。【关键词】:翻译研究翻译实践反思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6 【分类号】:H059 【目录】:内容摘要3-4Abstract4-5目次5-8引论8-10第1章翻译理论与实践反思10-401.1翻译理论与实践概论10-131.1.1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内涵10-121.1.2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特质及其关系12-131.2当前翻译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13-281.2.1理论研究的自律13-171.2.2我国翻译史研究的盲点与误区17-211.2.3本土传统21-281.2.3.1古代、近代、现代、当代22-251.2.3.2“忠实”之于传统25-281.3翻译实践现状反思28-401.3.1语言驾驭及知识储备28-311.3.2文化意识31-40第2章学科研究现状的学理反思40-742.1学科名称与体系框架40-462.1.1学科名称40-432.1.2学科建制的体系框架与课程设置43-462.2观念与判断46-742.2.1观念转变中的困顿46-552.2.2评判力55-592.2.3论文写作模式59-74第3章治学态度与学术规范74-1023.1治学态度74-863.1.1构架疏忽74-753.1.2阐释粗疏75-763.1.3措词不慎76-783.1.4言过其

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

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 仝亚辉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河南洛阳 471003) 摘 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研究进入了多元理论时期,图里是对翻译规范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他采用描写性的研究方法力图重建翻译活动中的规范,此后赫门斯、切斯特曼和诺德等都对翻译规范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梳理西方翻译规范的发展过程,对促进中国的翻译规范研究、扩大研究范围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翻译规范;系统;描写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了语言学翻译理论蓬勃发展的时期,早期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者借用(应用)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的成果对翻译规范进行了一些规定性研究,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现象,探索在翻译过程中为实现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等值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以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韩江洪、张柏然,2003)。进入70年代,随着霍尔姆斯《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发表,西方翻译研究进入了多元理论时期(姜秋霞、杨平,2004),多学科理论被应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翻译规范的研究也呈现出与语言学理论时期不同的面貌。 吉登恩?图里(Gideon Toury)、特奥?赫门斯(Theo Hermans)、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以及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等都在规范方面进行了相当的研究和探索。与语言学派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现象寻找翻译规范不同,当代翻译规范研究所采取的是一种独立而客观的立场,将翻译活动置于目的语的社会文化多元大系统之中,观察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重建翻译过程中译者以及其他主体性因素所遵循的规范。 1. 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 图里对翻译规范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他的研究集中在特定的历史阶段(1930~1945年)、特定的文化/语言背景(希伯莱语)、特定的文本类型(英语和德语小说的翻译)。图里认为,“规范在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处于中心地位的规范,是“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即“将某一特定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或观念,……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恰当的、正确的行为原则”(Toury,1980,p. 51);翻译规范是内在化了的、体现某一社区共享的价值观念的行为制约。翻译过程是译者在这些规范制约下进行选择的过程。这些规范可以分为三类:预期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预期规范决定译者整体的翻译策略和文本的选择;初始规范制约译者在忠于源语还是忠于目的语的两极之间进行选择;操作规范控制着翻译活动中译者所做的实际决策,又可细分为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和篇章—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s norms)。母体规范决定译文的宏观结构,如是全部还是部分翻译原文等;篇章—语言规范影响译文的微观结构,如句子结构、词汇选择、斜体及大写应用等(Toury,1995,pp. 58-61)。 图里认为翻译规范具有两大内在特征:社会文化独特性(social-cultural specificity)和不稳定性【作者简介】仝亚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用翻译。 60

生态翻译学研究悄然而兴_胡庚申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7日/第005版 前沿 生态翻译学研究悄然而兴 胡庚申澳门理工学院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外文系 翻译学以语言信息转换为“己任”,以促进人类跨文化交流为“天职”,总体上属于人文科学;生态学是以人类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构建整体、平衡、动态、和谐的环境为宗旨,总体上属于自然科学。基于此,生态翻译学则可谓两者联姻的产物。 由于生态翻译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有系统的研究内容,有配套的术语体系,又有生态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论等,因此,将其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然而,就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生态翻译学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 生态翻译学的一些概念来源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理解和类比,同时又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翻译学可以说是翻译研究的“关系学”,因为它关注翻译过程中各种元素关联的重要性、各种知识交集的多样性,以及多元思维的整体性。生态翻译学将其研究对象确定为“三者关系”——探讨“翻译群落”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考察翻译生态环境与翻译文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翻译文本与“翻译群落”之间的关系,即三者互动关系问题。生态翻译学依据整体、关联、动态、平衡、和谐的生态学原理和机制,用整体、关联、动态、平衡、和谐的眼光看待翻译行为,探讨“三者关系”,从生态学的视角描述和解释翻译中的“人、事”关系与翻译生态环境对翻译活动、翻译文本、翻译现象的影响和制约。 生态翻译学贯通了“译学”、“译论”、“译本”三个研究层次,初步形成了宏观译学架构、中观译论体系、微观译本操作的“三层次”研究的发展格局。在宏观的译学架构研究中,生态翻译学侧重在整体生态理性、翻译生态体系、“科际”整合研究。在中观译论体系研究中,生态翻译学致力于认识翻译本质、描述翻译过程、厘定翻译标准、回归“译有所为”。在微观的译本操作研究中,生态翻译学则着重于从不同的生态翻译学视角对生成文本的解读,主要是从宏观生态理念视角、整体生态体系视角、系统翻译理论视角、人际“翻译群落”视角以及整合适应/选择视角等探讨各种因素对翻译文本的影响。该三层次研究关联互动,实现了“三位一体化”,担纲着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研究的主体。 作为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理论形态,生态翻译学既是一种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又是当代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延伸与转型,反映了翻译学由传统单一学科视阈转向当代跨学科整合一体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在当代“生态科学”是一门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学科,也是一门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终极意义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研究有着扎实的哲学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1页共1页

穆雷老师推荐的翻译研究书目

穆雷老师推荐的翻译研究书目 英文部分(100本) ALVAREZ, Roman & VIDAL, M. Carmen-Africa. 1996.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ANDERMAN, Gunilla & Margaret Rogers (ed.) 2003. Translation Toda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BAER, Brian James & Geoffrey S. Koby (ed.) 2003. Beyond the Ivory Tower: Rethinking Translation Pedagog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BAKER, Mona (ed.) 1998.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20) BAKER, Mona. 1992.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BASSNETT, Susan. & LEFEVERE, Andre. 1998.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1) BASSNETT, Susan. & TRIVEDI, Harish. (ed.) 1999.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ASSNETT, Susan. 2002. Translation Studies, Third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27) BOWKER, Lynne & CRONIN, Michael & KENNY, Dorothy & PEARSON, Jennifer (ed.) 1998. Unity in Diversity?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BURRELL, TODD & Sean K. Kelly. (ed.) 1995. Translation: Religion, Ideology, Politics: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VIII. Center for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CATFORD. J.C.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ESTERMAN, Andrew & WAGNER, Emma. 2002.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CHESTERMAN, Andrew (ed.) 1989.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 Oy Finn Lectura Ab. CHESTERMAN, Andrew. 1997.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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