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_兼谈_翻译学_的学科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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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３月第２３卷 第２期中 国 翻 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２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１－０５－２０

当　代　西　方　的　翻　译　学　研　究

——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系， 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

（接上期）

音乐（原文）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其中要求汉字字符与英语音节一一对应是为了保持原歌的演唱速率；译文用词的虚实要与音乐的轻重相应；句读一致的关键在于译文语气的连续或停顿不能与乐句相悖，而不是要求译文与原文在标点符号方面保持形式上的绝对一致；字调与音乐走向相协调的本质是使译文不至于因为字音的高低被音乐改变而使人费解或误解。译文既要适合听，又要适合唱，所以在高音音符下尽可能配上开口元音字。还要在可能的情况下根据音乐风格为译文选择合适的韵。

薛范（１９９７：１７１）把他译歌的经验概括为“统摄原意，另铸新词”。的确，鉴于歌词受音乐约束的特点，译者必须在贯通原文的前提下着手翻译，除了借鉴其它文本的翻译经验以外，要综合考虑、灵活运用上面讨论的几个原则，反复琢磨，试验译文的演唱效果，直至译文与音乐配合默契，从而最大限度地在译语听众中再现原作的风貌。

注：

①翻译歌曲很多，因为本文讨论的是英汉翻译，所以讨论范围限于英语歌曲。

②文中所列歌曲，都是根据歌谱把汉字与英文音节相对应地标注的。在乐谱可以略去的情况下，略去了乐谱。③文中所举例子，除“Ｅｄｅｌｗｅｉｓｓ”是全面讨论以外，其余无论褒贬仅限于被引用的部分和所分析的一个方面。④

未注出处的歌曲系从网上下载。

①②　小节线“｜”是作者根据歌谱在英文的对应位置上标注的。

参　考　文　献

［１］本社．美国歌曲选［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０．［２］方竹．美丽的白莲——曾宪瑞作词歌曲选［Ｃ］．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３］何卓．世界金曲２００首［Ｃ］．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１．［４］廖明涛．英文抒情歌曲赏析［Ｍ］．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鲁允中．韵辙常识［Ｍ］．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６］孙慧双．歌剧翻译与研究［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７］陶辛．圣诞名歌赏析［Ｍ］．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３．［８］许讲真．语言与歌唱［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９］薛范．爱情歌曲选粹［Ｃ］．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７．［１０］杨波．英文经典歌曲精选［Ｃ］．深圳：海天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１］杨瑞庆．歌曲创作９０题［Ｍ］．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２］

张永年，周启德，何瑞镛．英语歌曲选［Ｃ］．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作者简介］李程，　上海交通大学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汉翻译

［作者电子信箱］ ｗｒｅｎｌｉ＠２６３．ｎｅｔ

当代翻译学流派面面观

　香港学者的新著中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分类只是个粗线条的勾勒，对当代新理论的不同观点未能细分。作为补充，我们的想法是先按学科意识的自觉与否分为传统、现代、当代三大类，其次对“翻译研究派”的不同观点进行细分，然后再对这一学派以外的重要学者进行介绍。霍姆斯及赞同他主张的一批学者一度被称作“翻译研究学派”（Ｇｅｎｔｚｌｅｒ，１９９３），而后来“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事实上又成了国外对整个“翻译学”的正式称呼，这就造成了一些混乱。特别是，这一派的学者在理论研究深入的过程中，观点逐渐分化，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再用一个名称去称呼也显得过于笼统。同时与其他使用“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一词、但在基本观点上与之完全不同的学派也不易区别开来。新的提法“描写－系统学派”（Ｈｅｒｍａｎｓ，１９９９），也还未能全部概括该派学者的研究特色。据赫曼斯的介绍，这一派的基本观点形成于六十年代，发展于七十年代，于八十年代才广为人知，九十年代则为巩固、扩展与更新期。这一学派人所共知的奠基者当然是霍姆斯，其实当时与他持有同一观点、经常在一起交流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学者如列维（ＪｉｒíＬｅｖｙ）、波波维奇（Ａｎｔｏｎ　Ｐｏｐｏｖｉｃ）与米柯（ＦｒａｎｔｉｓｅｋＭｉｋｏ）等，只是他们因为早逝而很早“退出”了。以后常在

一起交流的有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Ｉｔａｍｅｒ　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和图

里，及比利时学者兰姆勃特、　布罗依克（Ｒａｙｍｏｎｄ　ｖａｎ　ｄｅｎＢｒｏｅｃｋ）和勒弗维尔（他后来去了美国，也把影响带到了美国）。后来，通过几次小型学术会议，这一学派的成员又扩大到英国的巴斯奈特和赫曼斯、比利时学者杜尔斯特（Ｌｉｅｖｅｎ　Ｄ’ｈｕｒｓｔ）、韩国学者Ｔｈｅｒｅｓａ　Ｈｙｕｎ等人。形成了这一学派的中坚，也是

推动翻译学在全世界确立的功臣。由于这一原因，这一学派还曾赢得过“低地国家学派”、“洛文－特拉维夫轴心”（因为几次会议先后在比利时的洛文大学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举行）、“操纵学派”（１９８５年赫曼斯主编的论文集《论对文学的操纵》出版，在国际译界产生极大的影响，被看作这一学派的宣言书）、“多元系统学派”（埃文－佐哈尔的主要主张）、“描写翻译学派”（图里的主要主张）等美名，其实指的都是同一批人。最后，这一支队伍又扩大到观点接近的一批学者，如德国的凡尔米埃（Ｈａｎｓ　Ｖｅｒｍｅｅｒ）、瑙伯特、斯奈尔－杭贝（Ｍａｒｒｙ

Ｓｎｅｌｌ－Ｈｏｒｎｂｙ），加拿大的贾尔（Ｄａｎｉｅｌ　Ｇｉｌｅ）、品姆（ＡｎｔｏｎｙＰｙｍ），和美国的文努蒂等。下面我们先介绍霍姆斯的贡献，再按各人特色命名、介绍当代一些主要翻译学流派。

霍姆斯是美籍荷兰学者，英—荷诗歌的杰出翻译家，长期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工作，１９８６年去世。他的主要论文都收在他去世后人们为他编的集子《文学翻译和翻译学论文集》

（１９８８）里，文章不多，但确实非常精彩。例如他谈到诗歌

翻译中的“历史化”（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ｚｅ）和“现代化”（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的关系、

“归化”（ｔ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ｅ）和“异化”（ｔｏ　ｅｘｏｔｉｃｉｚｅ）的关系、“原汁原味”（ｒｅｔｅｎｔｉｖｅ）和“再创造”（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的关系（Ｈｏｌｍｅｓ，１９８８：３５－５２），都很有启发性。在翻译理论上，如果说以前的文艺学派更注重译成的作品，语言学派更注重译前的原文的话，霍姆斯可说是第一个关注到过程的，他认为翻译过程是个作决定的过程，一个决定接着一个决定，到了某个点以后，翻译就开始产生了自己的一套规则，有的决定已不需考虑就可作出，而且往往可以看出原来看不到的问题。因此不管翻译的结果怎么样，换一个人照样还可以翻译，不一定更好或更差，但肯定不同。其不同决定于翻译者本身的素养、最初的选择，以及语言锁住、翻译开始走自己的路的那些点。它既不在源语，也不在目的语，而在中间的那片灰色地带（Ｈｏｌｍｅｓ，１９７３－４：７９－８０）。霍姆斯在学派中的工作是侧重理论和体系的全面勾勒，而团结在他周围的那些人也都各有侧重，例如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假说，图里侧重经验性的研究，兰姆勃特侧重翻译史，而勒弗维尔关注翻译与哲学的关系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在大同下分出了小异，形成了相应的学派。

“多元系统”学派

“翻译研究派”最早几位学者霍姆斯、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都与荷兰、比利时有关（巴斯奈特当时在做的翻译也与荷兰语和佛莱芒语有关），加上其他一些人，因此人们常说翻译学是从“低地国家”兴起的。而另两位重要人物却是以色列的学者：埃文－佐哈尔和图里。七十年代以前，以色列在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可说乏善可陈，七十年代后，埃文－佐哈尔和图里相继崛起，特别是《国际翻译学通讯》（ＴＲＡＮＳＳＴ）（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和《Ｔａｒｇｅｔ：国际翻译学杂志》（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于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９年先后创刊以后，特拉维夫大学更成了翻译学研究的重镇。　当代翻译学为什么会在低地国家和以色列这样的地方兴起？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翻译史论家根茨勒认为这与它们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荷兰、比利时的学者与德国和捷克的语言文学界常有接触，而以色列跟德国、俄国，后来又跟英美联系较多。在翻译问题上就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它们都是小国，人口少，说的是小语种，“民族”文学都深受周围“大”语种文学的影响，如荷兰受到德语、法语和英语文学的影响，以色列深受德语、俄语和英语的影响。以色列的情况比低地国家还要严重，前者至少还有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学传统，而以色列的希伯来语根本没有自己文学的典范，其文学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完全依赖于外语文本。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这些国家的整个文化都依赖于翻译。对于荷兰和比利时来说，懂的外语越多，经济、学术和社会活动的机会就越多；对于以色列来说，整个民族的生存都有赖于翻译。如果说荷比两国还只是处在欧洲的十字路口，那么，以色列不仅处在东西方的交汇点，还处在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交汇点（Ｇｅｎｔｚｌｅｒ，１９９３：１０６）。也正因为此，在翻译学研究上，以色利人也比荷兰人更朝前走了一大步。如果翻译学兴起的时候，人们还只是对语言学派的不满、寻找文学的回归的话，以色列人更进而认为，不但语言的界限要突破，文学的界限也要突破，要把翻译研究纳入整个文化的范围，不但要研究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的翻译和联系，还要研究同一种文化系统内部不同文学间的关系，还要研究翻译作品引起的语言和文学的演变。因此他们在与荷兰等国的翻译学家有许多共同点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许多不同点。例如前者还基本相信翻译家的主观能力，认为成功的翻译作品会影响特定社会的文学和文化习惯，而后者恰恰相反，认为是接受一方（他们叫Ｔａｒｇｅｔ，或目标方）的文化决定了翻译家的美学观念，从而影响其翻译过程中的决策。

以色列派的代表是埃文—佐哈尔和图里。

埃文－佐哈尔本人不是翻译理论家，而是文化学家。但他从观察翻译对社会的影响而提出的“多元系统”（Ｐｏｌｙｓｙｓｔｅｍ）理论（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却在现代翻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思想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家梯雅诺夫（ＪｕｒｉｊＴｙｎｊａｎｏｖ）、雅可布逊、埃肯鲍姆（Ｂｏｒｉｓ　Ｅｊｋｈｅｎｂａｕｍ）等人，但在他手里得到了很大发展。所谓“多元系统”，指的是社会中各种相关的系统——文学的和非文学的——组成的网络。系统是分层级的，有“高级”或“典范”的形式如诗歌，也有“低级”或“非典范”的形式如儿童文学和通俗小说；有“首位”重要的（创新的）和“次位”重要的（只是强化现存形式的）等等，多元系统理论就是要解释在某种特定文化中各种系统的功能。翻译文学只是他研究的一个方面，但他发现，一般总认为翻译是一种次位系统，这是不准确的。对于一种大的古老的文化如英语、法语来说也许是如此，但对一些年轻的或小的国家如以色列和低地国家等可能就非如此。他总结出有三种社会条件可以使翻译成为“首位”系统。这就是：１．一种年轻的或正在形成的文学；２．一种边缘的或弱势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文学；３．一种处在危机或转折点的文学。第一种情况如以色列，第二种情况如低地国家，第三种情况他举的是六十年代的美国，那时现存的种种文学模式对年轻作家没有吸引力，他们就转而向外寻求（其实对我们理解“五四”前后的中国也很有启发）。而在这三种情况之外，在一种强势文学系统里，翻译就只好扮演“次位”的角色，但它仍能不时提出一些新的观念（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１９９０：４６－８）。从翻译文学可以在目标方系统中扮演多种角色的事实出发，就必然得出翻译行为是由翻译文学在该系统中的地位决定的这个结论，是社会、文化条件决定了对需译材料的选择。如果该系统中缺少某些技巧、形式甚至体裁，就可能会通过翻译引进，以保持整个系统的活力和“动态的多样性”。因而，“翻译就不再是个其性质和界限一经确定就不再变化的东西，而是依赖于一定文化系统中各种关系的一种活动。”（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　１９９０：５１）这一对翻译性质的新认识导致了一系列新见解，其一是把翻译看作只不过是系统间传递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就使人们能从更广泛的范围内来看待翻译问题，以把握它的真正特色（同上，　７３－４）　；其二可以使人们不再纠缠于原文和译文间的等值问题，而把译本看作是存在在目标系统中的一个实体，来研究它的各种性质（同上，　７４－５）。正是这一点后来发展成了图里的“目标侧重翻译理论”（Ｔａｒｇ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其三，既然译文并不只是在几种现成的语言学模式里作出选择，而是受多种系统的制约，那么就可以从更广泛的系统间传递的角度来认识翻译现象（同上，　７５－７７）。

多元系统理论实际上可看作“文化”学派的一种温和形式，在本质上两者是相似的。对照霍姆斯所提出的翻译学框架，他们都是“描写翻译学”下侧重“功能”的研究。

“描写”或“常规”学派

这一派的代表是图里。图里发展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的主要著作是《翻译常规和１９３０到１９４５年的希伯莱文学翻译》（１９７７）、《翻译理论求索》（１９８０）和《描写翻译学及其他》（１９９５）。此外，他还是翻译学重要杂志《ＴＡＲＧＥＴ》的两主编之一。

图里的翻译理论可说是建立在一项实际调查的基础上的。他系统地调查了１９３０到１９４５年十五年间翻译成希伯莱语的文学作品，包括译自英语、俄语、德语、法语和伊迪语（Ｙｉｄｄｉｓｈ）的，并作了定量分析，发现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学和美学并不起什么作用，作品的选择更主要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且如果与原文对照，多数作品从语言与功能的角度看，只是部分“等值”，然而它们在目的语文化中都被承认是翻译，发挥着从中心到边缘的各种作用。当然，尽管不严格“等值”，真正误译的倒并不多，但完全“等值”的则更少（Ｔｏｕｒｙ，１９８０：１３７）。他认为这种“不忠实”的原因不是因为译者对两种文本间的关系不关心，而是为了达到目的语文化的可接受性。由

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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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认为应该改变以前那种侧重源语、想象着有一种理想的“作者—原文”和“译文—读者”关系的抽象的翻译理论模式，重要的不是规定译者“应该”怎么做，而是了解他们“实际上”在怎么做。他认为完全被目的语文化所接受和完全表现原文是两个极端，而翻译却是在这两者之间：既不可能完全被接受，因为它总带来一些新信息和陌生的形式；又不可能完全适应原文，因为文化规范必然会造成某些转移。他说过去的翻译批评往往是从理想的两个极端出发去要求译者的：从语言学角度看，总能找到一些差错并提出修改建议；从文学角度看，也总能指摘译文不如原文生动新颖（同上）。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常规”（ｎｏｒｍｓ，香港学者译作“规范”，因为“范”有“典范”的意思，而这正是图里竭力想避免的，因此这里不取）的概念。图里对“常规”的解释是：社会文化对翻译的约束力，它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一个极端是总体性的、相对来说比较绝对的“规则”（ｒｕｌｅｓ），另一个极端是纯粹的独特性（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ｓｉｅｓ）。“常规”是个程度不同的连续体，在约束力强的时候就像是“规则”，反之就像是“独特”。也可以说，“规则”是客观性极强的“常规”，而“独特”是主观性极强的“常规”。“常规”有主观性，又有相对性，即

使是一群人共同接受的常规，也随着人与任务的不同而不同，如笔译者与口译者、法律翻译与一般翻译等（Ｔｏｕｒｙ，　１９９５：５４）。图里认为，“常规”是解释社会活动的最根本概念，是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解释文化活动包括翻译的关键（同上：５５）。图里对文学翻译中的“常规”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提出“常规”可分为“先决常规”和“操作常规”，前者包括“翻译方针”（选择什么作家作品）和“直接性问题”（直接从原文翻译还是从其他语言转译），后者包括“框架常规”（决定全译、节译、增译及其他种种框架变动）和“语篇语言学常规”（决定翻译的文体和翻译模式等）；他还讨论了“常规”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常规”对翻译约束力的强弱等级等（同上：５８－６８）。

总而言之，图里引进“常规”理论，希望能藉此对翻译活动及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及种种变异作出解释。但这一理论进展并不大，因此赫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图里１９９５年的书基本上只是重复１９８０年的书的观点，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发展，对争议性的问题也没有展开讨论（Ｈｅｒｍａｎｓ，　１９９９：　１４）。

从埃文－佐哈尔到图里，他们对翻译研究的贡献有三：第一，不管是传统译学的“直译”、“意译”说，还是语言学派的“等值”、“等效”说，归根结底都是从原文出发的，关注的是原文的“可译性”，而“多元系统”说和“常规”说第一次把重点转到了目的语一方，关注的是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　图里主编的杂志《ＴＡＲＧＥＴ》，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们的这一倾向；第二，从目的语的一方出发，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不论是“多元系统”说还是“常规”说，都主要是从目的语一方的文化着眼的；第三，霍姆斯提出的“翻译学”构想，在他们手里第一次变成了现实。特别是图里，他的理论意识更加自觉。一方面，他把自己的理论叫做“描写翻译学”，在他的研究里，他既注重成品，又注重过程，还注重功能，几乎完全是按照霍姆斯提出的模式来构建的；另一方面，他主编的《ＴＡＲＧＥＴ》杂志，特别注重理论探索，并且宣布要与应用研究划清界线。这种做法虽然未必人人赞同，但在翻译学成为独立学科的过程中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

翻译研究从原文向译文的转向在七八十年代一时颇成潮流，翻译研究派之外，其他一些学者也不约而同（还是“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译文。例如德国的凡尔米埃（他可以说是“翻译研究派”的一名外围，因为他多次应邀到“翻译研究派”举办的国际翻译研究暑期培训班担任讲课教授），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３年也提出了一个“目的论”（Ｔｈｅ　ｓｃｏｐｏｓ　ｔｈｅｏｒｙ），这一理论与图里的目标侧重翻译理论几乎如出一辙（Ｖｅｒｍｅｅｒ，１９８９：　２３１－２３２）。其区别在于图里更多地从正面论述目的语文化对翻译选择和翻译过程的决定作用，而凡尔米埃更多地从反面驳斥认为翻译可以不抱目的的观点。

文 化 学 派

但是以色列学者的研究有三点不足，第一，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语言学派的影响，埃文－佐哈尔的理论深受俄国形式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而图里把他的理论称作“描写翻译学”，就更可看出他与结构主义的关系；第二，他们的观点虽然饶有新意，但文风不够鲜明强烈，稳重有余而激情不足（这恐怕与以色列处于国际“火药桶”的地位有关），因而对译坛的冲击还不够有力；第三，在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上，他们主要强调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还没有考虑到翻译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这一工作还有待文化学派来完成。

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巴斯奈特是英国沃瑞克（Ｗａｒｗｉｃｋ）大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文学翻译研究生院教授、翻译家、诗人、文化学家，不久前被任命为沃瑞克大学校长。勒弗维尔是比利时人，曾先后在香港、安德卫普等地大学、最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Ａｕｓｔｉｎ）分校任教，１９９６年去世。他们两人都出席了号称标志着翻译学诞生的１９７６年比利时洛文会议，收在会议论文集里的勒弗维尔的《翻译学学科的目标》（１９７８）一文是“翻译研究”圈子里仅次于霍姆斯一文的第二篇重要文献。巴斯奈特则于１９８０年出版了第一部以翻译学命名的专著。从这部书特别强调理论结合实际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出，“翻译研究派”开始时想做的还只是把以前的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结合起来，发挥各自所长，而避免各自所短，使翻译研究既具理论性，又真正能指导实践。真正的突破发生在１９９０年，那年他们俩合编了一本《翻译、历史与文化》（Ｂａｓｓｎｅｔｔ　＆Ｌｅｆｅｖｅｒｅ，　１９９０），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这一口号。１９９２年，他俩又合作主编了第一套以“翻译学”命名的丛书，勒弗维尔本人在这一年里出版了三部有关翻译研究的著作：《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１９９２ａ）、《‘翻译、历史与文化’资料汇编》（１９９２ｂ）和《比较文学背景下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２ｃ），其中第一本可以看作他的代表作。而巴斯奈特在不断出版她的文学翻译和文化研究著作同时，于１９９４年编了一本《跨文化传递：沃瑞克翻译研究论文集》（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在勒弗维尔死后，出版了他们俩合作的最后一本书：《文化建设：文学翻译论文集》（Ｂａｓｓｎｅｔｔ＆Ｌｅｆｅｖｅｒｅ，　１９９８）。

文化学派恐怕是当代翻译理论中具有相当强的“革命”因素的学派，他们的观点对以前的翻译理论简直具有“颠覆”性。出于对翻译哲学的思考，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句子，甚至不是篇章，而是文化；基于词语对等或篇章对等的“忠实”根本不存在，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原文在源文化中同样的功能（Ｂａｓｓｎｅｔｔ　＆　Ｌｅｆｅｖｅｒｅ，　１９９０：８）。勒弗维尔最爱用的一个词是“重写”（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注释、评论、选编等都是“重写”，翻译也是一种“重写”，“重写”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续，因而具有巨大的力量（同上：１０）。“重写”就是“操纵”（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操纵学派”即源于此词），可以“操纵”文学，“操纵”文化，其积极方面可以通过引进新概念、新文体、新表达手段等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以至一部翻译史往往就是一部文学革新史；而其负面也能压制革新（同上：ｉｘ）。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一反以前把翻译看作“次一流”或者“派生物”的认识，特别强调翻译的意义和作用，认为翻译是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特定社会、建设所需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教会

鼓励《圣经》翻译，政府支持民族史诗翻译，学校教学伟大的翻译作品，社会改革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翻译感兴趣，等等（Ｇｅｎｔｚｌｅｒ，　１９９８：　ｘ）。这一理论极大地提高了翻译作品的地位，如果说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翻译理论里翻译都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在以色列派的翻译理论里翻译逐渐取得了与原文并起并坐的地位

中　国　翻　译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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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在文化学派的眼中，译文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原文，成了塑造和左右目的语文化的一种势力。

到了后来，他们在翻译、文学、历史、文化的关系上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主张，说：“传统上，翻译研究只是在比较文学这一广泛的领域处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但随着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比较和文化史方法的采用，对这两者重新划界的时机已经成熟。由于翻译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一直起着主要的作用，没有翻译，比较文学就无从谈起，我俩经过慎重考虑，建议颠倒现状，重视翻译，重新考虑比较

文学的地位，把它看作是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相反。”（Ｂａｓｓｎｅｔｔ＆Ｌｅｆｅｖｅｒｅ，　１９９０：　１２）

由于勒弗维尔英年早逝，这一派失去了一员猛将，尽管在１９９８年论文集的序言里，巴斯奈特又重申了这一主张，但呼声似已有所减弱。但不管怎样，这十多年来，在国际学术界，翻译的“文化学转向”确实已成主要潮流（相对于勒弗维尔等的激进主张，以色列学者可说是温和的文化学派。香港学者用“文化学派”来统称“翻译研究派”，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连语言学派的主帅奈达在他九十年代的著作中也开始重视文化问题了。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在建设翻译学科的过程中也确实应认真考虑翻译的定位问题。

“综合”学派

也可以算作是“翻译研究派”的外围、与“翻译研究派”有着较密切的学术上的联系，但又有着自己鲜明观点的是综合学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斯奈尔－杭贝。她于１９８８年出版了一本《翻译学的综合研究法》，这是她在国际翻译界的成名作。１９９２和１９９５年她又相继主编了两本以“综合”论为中心论题的论文集《翻译学：一门综合性学科》和《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翻译》。

在１９８８年的著作里，斯奈尔－杭贝赞同翻译研究学派的主张，竭力主张将翻译学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她对传统翻译理论、对六十年代以来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学派（她称之为“操纵学派”）的观点都持批评态度。

她批评传统翻译理论只关心伟大的文学名著，而对文学以外材料的翻译只字不提。

她批评从雅可布逊以来，以美国的奈达、英国的卡特福德，德国的威尔斯、莱斯、科勒（Ｗｅｒｎｅｒ　Ｋｏｌｌｅｒ），及莱比锡学派的卡特、瑙伯特等人为代表的语言学派，认为他们的理论基础虽然不同，但在把翻译看作是应用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把“等值”看作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及把文学语言看作“非正规语言”因而在翻译研究的视野之外这些问题上是相同的。她特别不遗余力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等值论，认为“等值”除了用字不切、定义不精之外，是建立在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语言间有着对称关系的空想上的，这种理论只会扭曲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

她批评“操纵学派”把翻译看作是比较文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所讨论的也局限于文学翻译问题的狭隘性，批评他们只重描写，排斥翻译评估的标准，也忽视以评估为基本内容的翻译人才的培训。但她赞赏“操纵学派”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这比一对一的“等值论”要好得多，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

总之，她认为“语言学派”和“操纵学派”互相排斥，都对自身领域以外的翻译视而不见，而她想做的就是弥补两者的缺陷，因而主张新兴的翻译学科应该是个“综合性”的学科（Ｓｎｅｌｌ－Ｈｏｒｎｂｙ，　１９８８：　１３－２５）。

斯奈尔—杭贝的基本主张是，填补语言学与文学翻译之间的空隙，将文化作为翻译的背景；文本分析要从宏观的语篇开始到微观的词语，而每个词语又不孤立地去看，要联系它在整篇文章中的地位和功能；翻译不是个静态而是个动态的过程，是译者作为读者把对原文的理解在另一种文化中完整地创造出来，

（Ｓｎｅｌｌ－Ｈｏｒｎｂｙ，１９８８：　３２）因而文学作品不断需要重译，完美的翻译永远不可能存在。这样，翻译就必须是个综合性的跨文化学科，除了语言学和文学之外，作为面向文化的学科，它还必须吸收进心理学、人种学和哲学的内容，而又不属于这些学科中的任一种，是个独立的学科。语言不是如同索绪尔所说的分为语言和言语，而是从系统到规范到具体文本的一个连续体。翻译必须研究各种语言文本，而不像语言学派那样只关心普通语言排斥文学语言，或传统派及“操纵学派”那样只关心文学翻译（同上：１－３）。

斯奈尔—杭贝还把她的观点归纳为如下一个表格，表中横

列的是各种翻译文本的“原类型”，斯奈尔—杭贝强调它们都是不可分割的连续体；纵列的则是从宏观到微观的种种翻译模型，它们也呈现为一种递减的等级：

斯奈尔－杭贝把自己的观点归纳为四条：（１）翻译学不是任何其他学科的派生物或分支学科（不管是应用语言学还是比较文学），而是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２）语言学研究正由微观向宏观拓展，而翻译分析则应走相反的路：由上到下，由宏观到微观；（３）翻译研究以前的分类过于呆板，充满了二项对立，这种学究式的东西对充满了微妙区别的各种翻译实践丝毫无补；宜把类型改为原型，采取模糊边界，二项式对立也改为连续统（文国按：为醒目起见，我们在表中没有画出递减的线条）；（４）传统的语言和翻译研究方法只深入研究孤立现象，其实翻译关心的是关系网络，个别项目只有放到更大的语言、文化背景中才能了解（Ｓｎｅｌｌ－Ｈｏｒｎｂｙ，１９８８：　３５）。

从斯奈尔—杭贝的观点看来，她的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受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洪堡特的影响颇深，二是与后来拓展了的翻译研究派的观点实际上也无很大出入。因此香港学者将她合在文化学派一起也是有道理的。

另一位主张综合观点的学者是斯奈尔—杭贝的同胞威尔斯。威尔斯原来是语言学派在德国的代表，他发表于１９７７年的《翻译科学：问题与方法》一向被看作语言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后来他成了“翻译研究派”的准盟友，他在１９９６年出版了《译者行为中的知识与技巧》一书，提出了一个面向实践的研究法，注重研究翻译过程，尤其是他把翻译过程看作是不断作出决定和选择的过程，可说是霍姆斯之后在这个问题上谈得最透彻的。１９９９年，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证翻译学的综合性，强调综合性学科（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与多学科（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及跨学科（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的区别，并主张翻译学的综合性体现在它是一个六边形的中心，而环绕它的六条边分别是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脑科学、认知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Ｗｉｌｌｓ，　１９９９：　１３２；　１３３）。

（待续）

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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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英译国内外研究述评

《中庸》英译国内外研究述评 发表时间：2018-07-23T17:53:32.360Z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7月下作者：赵秋盈[导读] 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经典书籍，其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涵盖了道德思想、核心价值观、商务交际等领域。作为《四书》其中之一的《中庸》一书，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郑州师范学院）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首部‘四书’英译本研究”（项目编号：2016BWX024）的成果之一。 1.引言 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经典书籍，其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涵盖了道德思想、核心价值观、商务交际等领域。作为《四书》其中之一的《中庸》一书，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就我们搜集到的近年来的研究文献看出，在哲学界以及汉语学界，众多专家学者对《中庸》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在翻译学界，乃至外语学界，对这部凝结着精髓思想的《中庸》研究，至今前人鲜有涉及。 2.国外研究 《中庸》作为一本哲学著作，可称其为儒家的人生哲学、个人修为的宝典，因此一直深受西方研究哲学、宗教、儒家的许多学者的关注，比如，杜维明的《<中庸>论文集》（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hung-yung）于1976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其著作《<中庸>洞见》由段得智翻译，中英文对照本于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的《<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阐释》，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下，对《中庸》中“诚”、“性”、“情”、“礼”和“教”等最为重要的观念及其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其蕴含的一个完整连贯的结构的哲学意义以及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宗教性（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2002）。 3.国内研究 国内对《中庸》的研究此起彼伏，以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居多，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在国内译者的《中庸》译本中，以辜鸿铭的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1906) 最为著名。在清末明初年间，他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里。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国内专门对《中庸》英译的研究还不多见，相比较而言，对于辜鸿铭的译本研究稍多一些。通过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我们发现，有55篇文章专门对辜鸿铭《中庸》译本进行了研究，即倪培民（2005），王辉（2006、2007），王华（2008），王之光、陈佩佩（2009），朱萍（2009），陈佩佩（2010），郑玉凤、陈可陪（2010），李佳（2010），经晶（2010），陈梅、文军（2013），侯健（2013），丁大刚、李照国（2013），宋晓春（2013、2014），江晓梅（2015），段慧玉（2015），束慧娟（2016），于培文（2016），侯健（2016），刘永利、刘军平（2017），以及李娜（2017）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王国维对辜鸿铭《中庸》译本及翻译本身进行了评论。围绕这篇文章，先后有3篇文章问绕王国维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徐珺，2014：40）。分别是马向辉（2008）的“不可通约性视域下的王国维议论——‘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的现代阐释”，1991年袁锦祥发表的详细阐述王国维对辜氏译本以及翻译态度的文章“王国维评辜译《中庸》”，以及王辉（2006）的逐条分析了王国维所谓辜氏译本的“大病”与“小误”的文章“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文化用心——兼评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 此外，有15篇文章对《中庸》多中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例如：赵常玲（2017）“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赵常玲、何伟（2016）的“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比较研究”，乔飞鸟（2012）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钱桂荣、刘畅（2010）的“《中庸》两种英译本的对比研究”，赵辉（2010）的“《中庸》诊释方法新议——以英译《中庸》为中心的比较研究”，以及两篇硕士论文对不同译文进行的分析：分别是刘畅（2010）的“《中庸》三译本中语篇衔接机制的使用统计及译者风格分析”和丁水芳（2011）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下的《中庸》英译研究——以辜鸿铭和安乐哲译本为例”。我们还发现有一篇硕士论文（刘玉兰，2008）虽然也对《中庸》的多个译本进行了研究，但并非如此，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刘玉兰（2008）在硕士论文《多角度主体性对翻译的操控——以<中庸>为例》里，将德里达结构主义影响下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作为框架，选取了从19世纪至21世纪《中庸》的四个英文译本。 4.结语 本文主要选取四书之一的《中庸》作为切入点，对其研究现状做了简要评析。从中可以看出，《中庸》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对国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客观地讲，学界对《中庸》的翻译研究还存在不足，即大多集中于辜鸿铭以及理雅各的译本，对其他译者译本的研究甚少；此外，研究的视角也大多聚焦于翻译方法和译本的语言比较上，缺乏语言学研究的内部关照及整体分析。总之，文中涉及的想法仅是笔者的愚见，很多不够成熟，但学界的精髓本身就不在于得出特定的结论，而在于为之进行探索研究的过程，所以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学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Jakobson, R. (1959).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Toury, G. Translation Across Cultures [M]. New Delhi: Bahri, 1987. [3]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 《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诠释[J].中国哲学史，2002（3）. [4]杜维明. 《中庸》论文集[C]. 夏威夷：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6. [5]王辉. 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1）. [6]王辉. 理雅各《中庸》译本与传教士东方主义 [J].孔子研究，2008（5）. [7]徐珺. 汉文化经典外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赵常玲，何伟.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比较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12）. [9]赵常玲. 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7（3）.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评述及代表人物(详)

翻译学必读 1语文和诠释学派 二十世纪之前的翻译理论被纽马克（1981）称为翻译研究的‘前语言学时期’，人们围绕‘word-for-word’和‘sense-for-sense’展开激烈的讨论，核心是‘忠实’，‘神似’和‘真理’。典型的代表有John Dryden, Tytler等，而Barnard, Steiner等人则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2语言学派 Jacobson(1959)提出意义对等的问题，随后的二十多当年，学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奈达（1969）采取了转换语法模式，运用“科学（奈达语）”的方法来分析他翻译《圣经》过程中的意义处理问题。奈达提出的形式对等说、动态对等说和等效原则都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受众一方。纽马克信奉的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即重视翻译中的语义和交际方面。 3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功能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话语分析理论 Discourse Analysis for Interpreters翻译专业演说分析 Pragmatics &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积极话语分析 rhetorical or discourse analysis语篇分析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中介话语分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作为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分支，话语分析经历了产生和发展壮大的过程，其理论背景来自M.K.Halliday（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今天，话语分析的方法已经逐步运用到翻译研究中。House(1997)提出的翻译质量模型就是基于韩礼德的理论，他吸收了其中的语域分析方法；Baker(1992) 则为培养译员提供了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范本；Hatim 和Mason(1997)将语域研究拓展到语用和符号学角度 4目的学派 目的学派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德国兴起，是从静态的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中剥离出来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有，Reiss，Vermmer，Nord 等。Reiss（1971，1988，2000）强调的是文本层面的对等，主张文本的类型和翻译策略结合起来；Holz-Manttari（1984）则认为在翻译过程是一个交际、互动的过程，涉及各种各样的角色。Vermmer（2000）继承并发展了Reiss的观点。 5文化学派the Culture School Even-Zohar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将文学翻译视为文化的，文学的和历史的过程或系统。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的是更加注重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其中，Lefevere （1992）逐渐从系统理论转向文化学研究，将翻译看作‘重写’的过程，审视围绕着翻译文本的意识形态冲突等课题。Simon(1996) 和一些女权主义者则重点研究文化学研究中的女性意识。后殖民主义文化学方向的代表人物是Bassnett和Trivedi (1999)，他们认为，无论在殖民化的过程中还是在被殖民的社会，翻译都十分活跃。文化学派的研究有着各自的研究任务和各自的侧重点，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 6解构学派 本雅明本人不属于解构学派，但他的著作《译者的任务》通常被看作解构学派对翻译研究的缘起和根据。本雅明率先指出，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翻译过程已经改变了原作，况且，没有蜕变，也就不会产生‘后起的生命’。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不是在目标语中复制原文，而是颠覆原语的体系，把潜藏于原文的精神内容表达出来。德里达则更进一步，在他的著作《巴别通天塔》中，翻译被看作一个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学界认为德里达将翻

关于对比语言学在英汉翻译中的运用的论文

关于对比语言学在英汉翻译中的运用的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逐渐提升，英语也成为我们日常交际中的主要语言之一。但是在交际过程中，由于语言不通阻碍交流，因此翻译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但是翻译作为一种交流的环节，由于它是一门跨语言的艺术，所以需要涉及到汉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的重组。同时翻译过程作为一种语言传播的过程，需要对源语言和目的语言各自的语言学要素进行深刻的认识与了解，这样才能够在沟通的过程中实现信息的交流。在实际的硬汉翻译过程中，语言学知识贯穿着翻译过程的各个部分。因此接下来本文将对语言学在英汉翻译中运用展开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语言学；英汉翻译；运用分析；探讨研究 中英翻译作为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之间的转换，包含着众多的语言学知识。在翻译的过程中，讲求信、达、雅，不仅仅要将源语言转换成目的语言，同时翻译过来的语言要能够和目的语言表达方式相一致。我们可以将翻译的过程看成是编码解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翻译人员担任着中介者的作用，翻译信息的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着交流的整个工程。因此在翻译中需要对源语言和目的语言的语言学要能够精通了解。 一、外延意义与内涵意义在英汉翻译中的运用分析 （1）外延意义在英汉翻译中的运用语言的外延意义就是指语言的概念知识，是一个词语最为基本的含义，也是语言交际过程中的核心概念。我们在平时的语言学习过程中对于一个词语最先掌握的就是其外延意义，也是其最为基本的含义。我们在平时学习英语查字典的过程中，相对应的英语词汇的相关汉语解释就是其

外延意义。外延意义通常来讲具有稳定性，只和这个词语有关。外延意义并不会因为说话者本身所处的国家、说话者身份或者是所处的环境而有所改变。例如，翻译人员在对dragon、dog、book这些词语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他们的基本含义就是龙、狗以及书本，不会出现在澳大利亚是这个意思，而在中国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概念。外延意义具有明确性，不会随着国家、地域的不同就变成意外一种含义。 （2）内涵意义在英汉翻译中的运用语言的内涵意义就是指语言深层次的含义，是在一定的国家，一定的文化背景的覆盖下，给予词语的外延意义以一定的感情色彩。也就是说一个词语的外延意义只是一种表面化的意义，需要根据不同的文化环境赋予其社交色彩。用一种更加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就是说外延意义是一个词语基本的、表面的含义，而内涵意义就是指一个词语的深刻的、潜藏的意义。前文讲过，外延意义具有稳定性以及明确的指向性，而内涵意义则具有不稳定性。一个词语的内涵意义需要读者自己根据其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加以体会。一个词语的内涵意义会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它也会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一个词语的内涵意义也会有所变革，同时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一个词语的内涵意义也不一样。同样，我们可以举例进行说明：Youarealuckydog.在这句话中，dog的外延含义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狗的意思，无论是在英语语境或者是在汉语语境中。但是由于所处的社会背景不一致，其内涵意义呈现出差别，在英语中，dog通常代表着忠诚，具有褒义，而在中国，dog则代表着不好的东西，例如狗仗人势。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从源语言的内涵意义出发，将其翻译为“你真是个幸运儿”，而不是“你真是条幸运的狗”。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向 三大突破 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 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研究者开始

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 1）语言学派的转向 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语言学派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 可布逊(Roman Jakobsor)尤金?奈达(Eugen A. Nida )卡特福特(J.C. Catford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 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 论层面。

翻译目的论研究综述

翻译目的论研究综述 摘要：翻译目的论是当代德国最具代表性的翻译理论，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该理论把翻译目的作为翻译任务的出发点与根本，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以及对原作形式与内容的取舍，目标文本的制作都以这个翻译目的为参照。翻译过程以目的性为指导，以语内语际一致和忠实性为评估手段，这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通过对目的论形成发展以及框架体系进行梳理评价，希望读者对该理论有更加客观全面的了解。 关键词：翻译目的论翻译研究评价 一、引言 纵观翻译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蓬勃发展，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翻译理论已经出现了重大突破，翻译理论家们开始从阐释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读者反应论等不同角度来研究翻译，于是各种各样的翻译理论应运而生，如卡特福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奈达的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等。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德国功能主义理论派提出的翻译目的论独树一帜，为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目的论(skopostheorie)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Skopos是希腊词，意为“目的”，theorie 是德语词，意为“理论”。目的论是将Sk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认为任何行为都是有目的的，翻译也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者应该根据翻译目的来制定翻译策略。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译文不可能与原文完全保持一致，那么要保留什么改动什么，究竟是创作一个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忠实于原文的译文还是创作出一个能满足译人语读者要求的自由译文就要视翻译目的而定了。翻译目的论基本上属于一种对翻译的外部研究，它将研究焦点从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转移

到译文的预期效果，因此无疑能够弥补传统翻译研究的不足，从而为翻译的多学科探索又增加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仲伟合，钟钰：1999) 二、目的论的形成与发展 目的论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卡特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 ss)提出。1971年她出版了《翻译批评的可能性和限制》一书并发表相关主张。尽管赖斯仍以对等理论为研究基础，但她同时也意识到，在现实语境中有时不可能实现原文与译文的对等，有时甚至不希望建立对等，因为有些译本是要实现不同于原文文本的某一目的或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翻译首先应考虑译本的功能而非对等，这就形成了目的论的起源。 后来，赖斯的学生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以行为理论为基础发展并创立了翻译目的论。他在1978年发表的《普通翻译理论框架》一文中首次提出翻译目的论的基本原则。1984年他和赖斯合作完成了《普通翻译理论基础》，在该书中，弗米尔把翻译(包括口译)当做基于原语文本的转换行为，而任何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因此翻译也是有目的的，能够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影响。此外，另两位德国翻译家贾斯塔·赫兹·曼塔利和克里斯蒂安·诺德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曼塔利以行为理论为基础将翻译定义为“旨在为达到某一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复杂行为”。她特别强调翻译过程的行为方面，着重分析了翻译活动参与者(翻译的发动者、译者、文本的使用者、信息的接受者)各自的作用以及参与者发生的语境条件。作为德国学派的新一代，诺德提出了“忠诚原则”，并将目的论应用于译员培训、口译、文学翻译等领域。因此，如果说赖斯为翻译目的论的出现提供了特定基础，弗米尔则因提出了目的论的主要原则而成为了该理论的创立者。曼塔利的贡献在于她强调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发生的环境，而诺德则对该理论作了完善并拓展了其应用领域。 三、翻译目的论的运用原则和评价标准 (一)目的论的运用原则

胡壮麟语言学术语英汉对照翻译表_(1)

胡壮麟语言学术语英汉对照翻译表 1. 语言的普遍特征： 任意性arbitrariness 双层结构duality 既由声音和意义结构 多产性productivity 移位性displacement:我们能用语言可以表达许多不在场的东西文化传播性cultural transmission 2。语言的功能： 传达信息功能informative 人济功能：interpersonal 行事功能：Performative 表情功能：Emotive 寒暄功能：Phatic 娱乐功能recreatinal 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 3. 语言学linguistics：包括六个分支 语音学Phonetics 音位学phonology 形态学Morphology 句法学syntax 语义学semantics

语用学pragmatics 4.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Ferdinand de saussure 提出语言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对之一：语言与言语language and parole ，语言之语言系统的整体，言语则只待某个个体在实际语言使用环境中说出的具体话语 5. 语法创始人：Noam Chomsky 提出概念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competence and performance 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displacement. one of the unique properties of language: a. we can easily teach our children to learn a certain language b. we can use both 'shu' and 'tree' to describe the same thing. c. we can u se language to refer to something not present d. we can produce sentences that have never been heard befor e. 2.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of language? a. interpersonal b. phatic c. informative d.metallingual 3.The function of the sentence "A nice day, isn't it ?"is __ a informative b. phatic c. directive d. performative

对翻译研究的功能语言学途径的认识

翻译研究的功能语言学途径 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模式和方法包括很多方面，如翻译的语言哲学角度，翻译的语用学视角，翻译的认知语言学视角，翻译的语料库语言学视角，以及翻译的功能语言学视角。语言与功能相关联, 就是与语言的运用及其语境和目的相关联; 换言之, 任何一次言语行为的发生, 都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 因而也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从功能角度研究语言, 是研究与语境相关联的言语行为所具有的功能。因此, 功能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可以是语言层面的研究，也可以是与语篇产生和接受相关的社会、文化和认知研究。语篇是语言符合目的、符合语境的运用, 任何翻译研究都是与语言功能相关的研究。翻译研究迄今已经体现出了三种功能观, 一种是奈达的语义功能观, 一种是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的功能观, 一种是德国功能主义的功能观。但是目前对翻译研究最具影响力力的是韩礼德的功能观，德国功能主义功能观略次之，奈达的功能观仍具有指导意义。韩礼德的功能观对后来卡特福德的提出的诸如“语境”“语境意义”等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功能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避开了仅仅只是对语言文字的研究，看重了翻译成品在译文读者的阅读效果，拜托了原文形式上的束缚，因此译者作为翻译主体有更大的选择自由，这对于中国传统的翻译研究有巨大的推动重用。借鉴和应用功能语言学及语篇分析理论对翻译的研究可以推动翻译研究的发展。功能强调的是如何使用语言，而不仅仅是认识语言。翻译作为一种交际活动，也应该注意到功能的意义。在翻译实践中会遇到不对等的译文，但是确实合理的，原因就在于汉语和英语在实现特定功能上有差异。功能研究途径有助于客观地描述翻译现象，合理解释翻译现象，进而帮助译者找到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所以对于翻译的学习者而言，运用功能途径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史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历史 姓名：学号：班级: 摘要：悠悠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翻译的历史。中国的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和传统，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在这一岁月的长河中，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都带着自身显着的特点。翻译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事业”，翻译不是受经济利益驱动或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与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有关。历史上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在这里，我们主要了解。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事业的特点和翻译成果进行探究和梳理，以期望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段特定时期的翻译发展史。 关键词：新中国，翻译，历史，翻译学家，成就。 中国翻译史概述 翻译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活动与交流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翻译几乎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④“如果把手势语、图形文字之类的也算作语言，把符号翻译也算作翻译的话。那么，显然翻译的历史也就与语言的历史同时开始”①。虽然古代原始社会的口译或笔译无文献可查，但我们可以设想，在原始社会不同部落间的交流一定是离不开翻译的。以我国为例，据《周礼》和《礼记》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有翻译的官职了，如《周礼·秋官》中说：“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秋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马祖毅1998：2）。从这段记述来看，当时的“象胥”是一种官职，其职责就是翻译。 漫长的中国翻译史，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时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五四”至1949年前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把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最需要了解的“大众文化”，即无产阶级文化。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列主义，前苏联社会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成为新中国初期国家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主要价值参照。此时的译者更多地把目光瞄准了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作品，即“红色作品”。这种出版物有利于教育人民和打击“资产阶级”。在“红色作品”中，马列着作被放在了首位。“1953年1月成立了马列着作专门编译机构——中央编译局。它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全部马列着作”②，因为这些译作将作为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翻译事业呈现出新的面貌，翻译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飞跃的发展。1949年前，中国的翻译活动有着明显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体翻译特征，而在1949年后，翻译成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中国政府专门设立了翻译局等机构，系统地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着作、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科技文献等。正如矛盾在1954年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 在过去，极大多数的文学翻译工作，是在分散的、自流的状态中进行的。从翻译工作者来说，翻译作品的选择，常常是凭借译者个人主观的好恶来决定的，而往往很少考虑所翻译的作品，是否值得翻译，是否于读者有益，为读者所迫切需要；有些译者甚至对自己是否胜任这一翻译，也考虑得很少。......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

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

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 仝亚辉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河南洛阳 471003） 摘 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研究进入了多元理论时期，图里是对翻译规范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他采用描写性的研究方法力图重建翻译活动中的规范，此后赫门斯、切斯特曼和诺德等都对翻译规范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梳理西方翻译规范的发展过程，对促进中国的翻译规范研究、扩大研究范围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翻译规范；系统；描写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了语言学翻译理论蓬勃发展的时期，早期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者借用（应用）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的成果对翻译规范进行了一些规定性研究，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现象，探索在翻译过程中为实现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等值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以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韩江洪、张柏然，2003）。进入70年代，随着霍尔姆斯《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发表，西方翻译研究进入了多元理论时期（姜秋霞、杨平，2004），多学科理论被应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翻译规范的研究也呈现出与语言学理论时期不同的面貌。 吉登恩?图里（Gideon Toury）、特奥?赫门斯（Theo Hermans）、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以及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等都在规范方面进行了相当的研究和探索。与语言学派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现象寻找翻译规范不同，当代翻译规范研究所采取的是一种独立而客观的立场，将翻译活动置于目的语的社会文化多元大系统之中，观察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重建翻译过程中译者以及其他主体性因素所遵循的规范。 1. 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 图里对翻译规范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他的研究集中在特定的历史阶段（1930～1945年）、特定的文化/语言背景（希伯莱语）、特定的文本类型（英语和德语小说的翻译）。图里认为，“规范在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处于中心地位的规范，是“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即“将某一特定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或观念，……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恰当的、正确的行为原则”（Toury，1980，p. 51）；翻译规范是内在化了的、体现某一社区共享的价值观念的行为制约。翻译过程是译者在这些规范制约下进行选择的过程。这些规范可以分为三类：预期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预期规范决定译者整体的翻译策略和文本的选择；初始规范制约译者在忠于源语还是忠于目的语的两极之间进行选择；操作规范控制着翻译活动中译者所做的实际决策，又可细分为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和篇章—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s norms）。母体规范决定译文的宏观结构，如是全部还是部分翻译原文等；篇章—语言规范影响译文的微观结构，如句子结构、词汇选择、斜体及大写应用等（Toury，1995，pp. 58-61）。 图里认为翻译规范具有两大内在特征：社会文化独特性（social-cultural specificity）和不稳定性【作者简介】仝亚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用翻译。 60

文献综述和外文翻译撰写要求与格式规范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和外文翻译 撰写要求与格式规范 一、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 （一）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的内容要求 1．封面：由学院统一设计，普通A4纸打印即可。 2.正文 综述正文部分需要阐述所选课题在相应学科领域中的发展进程和研究方向，特别是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通过与中外研究成果的比较和评论，说明自己的选题是符合当前的研究方向并有所进展，或采用了当前的最新技术并有所改进，目的是使读者进一步了解本课题的意义。文中的用语、图纸、表格、插图应规范、准确，量和单位的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规定，引用他人资料要有标注。 文献综述字数在5000字以上。 正文前须附500字左右中文摘要，末尾须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著录按在文献综述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 期刊类文献书写方法:[序号]作者（不超过3人，多者用等表示）.题（篇）名[J].刊名,出版年,卷次（期次）:起止页次.

图书类文献书写方法:[序号]作者.书名[M].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次. 论文集类文献书写方法:[序号]作者.篇名[C].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次. 学位论文类书写方法:[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单位名称,年份. 电子文献类书写方法:[序号]主要责任者. 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途径. 参考文献篇数应符合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要求。 （二）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撰写与装订的格式规范 第一部分：封面 1.封面：由学院统一设计，“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根据作业实际明确为“论文”或“设计”，其它文本、表格遇此类情况同样处理。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题 1.中文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标题（五号，宋体，顶格，加粗）

翻译学 第三章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第三章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纷呈，翻译学研究空前繁荣，翻译思想异常活跃，翻译研究呈现出学科相互渗透、不同翻译思想既对立有互为补充的多元特征。 重点人物：奈达将当代翻译理论的流变表述为从语文学，语言学，交际学到社会符号学的发展轨迹 根茨勒将当今翻译理论分为北美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起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结构主义派五大流派 曼迪将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大致分为翻译的功能理论，话语与语域理论，多元系统理论，文化研究和翻译的哲学研究 贝克尔概括为交际与功能研究，语言学研究，心理语言与认知研究和符号学研究本章概括为：语文学翻译研究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的哲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研究 第一节翻译学传统与语文学翻译研究 纽马克20世纪50年代以前统称“前语言学”翻译研究，认为这段时间缺少对翻译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属于“前科学”的研究，纽马克以重大翻译活动为标志划分翻译理论发展阶段。斯坦纳1，古典翻译理论至18世纪末泰特勒和坎贝尔翻译三原则的发表 2，从施莱尔马赫至20世纪中叶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70年代，以翻译语言学派的兴起为标志，以维纳，奈达，穆楠和卡特福德为代表 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其标志是新兴学派林立，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 谭载喜将漫长的西方翻译史划分为六个时期： 1）发轫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肇始阶段； 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 3）中世纪时期； 4）文艺复兴时期； 5）近代翻译时期，即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 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 本章节将西方翻译理论粗略的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个阶段，基本上属于奈达的语文学的翻译研究 1，古代翻译理论 公元前3世纪到欧洲中世纪结束为止（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 公元前285年，72学者对《圣经》的翻译，众多学者， 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 人物：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奥古斯丁 西塞罗认为：翻译必须符合听众和读者的语言习惯，并能打动读者听众，翻译要传达的事原文的意义和精神，并非原文的语言形式，文学翻译是再创作，译者必须具备文学天赋或素质。贺拉斯主张：在翻译和创作中不要墨守陈规，必要时可以创造新词或引进外来词，以便丰富民族语言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忠实原作的译者不适合逐字死译” 哲罗姆：1，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在翻译中不能逐字对译

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翻译

1．1定义 语言学常被定义为是对语言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学科。语言学研究的不是某一种特定的语言，而是人类所有的语言。为了揭示语言的本质，语言学家首先要对语言实际使用进行观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关语言使用的概括性假设，这些初步形成的假设要在语言使用中进行进一步的检验，最终形成一条语言理论。 1．2语言学的研究范畴: 语言学研究有不同的侧重。对语言体系作全面研究的语言学研究称为普通语言学。语音学主要是对语言声音媒介的研究，它不只是研究某一特定的语言的声音媒介，而是所有语言的声音媒介。音系学与语音学不同，它主要研究特定语言的语音体系，即音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产生有意义的单位。形态学主要研究单词的内部语义结构，及这些叫做词素的语义最小单位是如何结合构成单词。句法学主要研究构成潜在句子的句法规则。语义学以研究语义为目的，传统语义学主要研究抽象的意义，独立于语境之外的意义，语用学也是研究语义，但是它把语义研究置于语言使用语境中加以研究。 语言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各种社会因素都会对语言的使用产生影响。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科学被称之为社会语言学。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心理语言学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它要研究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大脑的工作机理，如人是如何习得母语的，人的大脑是如何加工和记忆语言信息等问题。把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实践中的科学形成了应用语言学。狭义上，应用语言学指把语言理论和原则运用于语言教学的科学，在广义上，它指把语言理论与原则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除此之外还有人类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数学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 1．3语言学研究中的几对基本概念 1．3．1规定性和描述性 语言学研究是描述性的，不是规定性的。这是语言学和传统语法的一个重要区别。语言学研究的目的是对人们使用的语言进行客观描述与分析，而不是对语言的使用作出规定。传统语法是规定性的，它主要建立在笔头语言基础之上，旨在规定一系列的语法规则，并且把这些语法规则强加给语言使用者。一切符合规定规则的被认为是“正确的”，否则就被冠为“错误的”。 1．3．2共时性和历时性 对语言的研究分为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共时研究是对语言的静态特征的研究。它主要对某个时间点上的语言状态的描述。历时研究主要是对语言变化和发展的研究。现代语言学研究主要是共时性研究。 1．3．3口头语和书面语 现代语言学把书面语看作是口头语的记录，认为口头语是第一性的，是语言交际最基本的方式。这是因为从人类社会交际的发展来看，口头语先于笔头语，笔头语是对口头语的记录。从交际的功能来看，人们交际主要采取口头形式。此外，即使是在当今世界，仍然有不少语言只有口头形式，没有笔头形式。所以语言学研究的语料应从口头语中采集。传统语法学家过分重视笔头语料，轻视口头语料。

论功能语言学视角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研究

论功能语言学视角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研究 司显柱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275;江西财经大学外语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摘　要:本文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渊源和语言哲学观作了简要的梳理和阐释,论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功能部分即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天然联系性,分析了国内外运用功能语言学理论进行翻译研究的状况——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为弥补缺陷、克服不足,作者在对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一维——翻译批评研究现状述评的基础上,着力从功能语言学的视角论述了建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思路和包括的内容。 关键词:功能语言学;翻译研究;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544(2004)0420045206 Abstract:Based on an inquiry into the o rigin of System ic2functi onal linguistics and its ph ilo soph ical view of languag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herent connecti on betw een Functi onal linguistics and T ranslati on Studies,describes and analyse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the m erits and defects of translati on studies app roached from functi onal linguistics. A s an attemp t to advance the effo rts in the field,the autho r of the article,on the basis of the evaluati on of the trans2 lati on criticis m activities carried out so far at hom e and abroad,outlines h is ideas in the construct of a functi onal lin2 guistics2based translati on quality assess m ent model. Key words:functi onal linguistics;translati on studies;translati on quality assess m ent;model 一、系统功能语言学述介 如果说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是语言研究的两大传统的话,那么在当代Chom sky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T ran sfo r m ati onal2generative Gramm ar)无疑是前者的杰出代表,而后者则集中体现于H alliday等建立和发展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法)(System ic2functi on2 al L ingu istics)。作为当今最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之一,系统功能语言学渊源于P ro tago ras和P lato等以人类学为本的语言研究传统,着眼于语言的人本性、社会性一面,师承F irth倡导的以意义而非形式为语言研究的方针,秉承M alinow sk i关于语言研究中的语境思想,继承H jem slev的语符学和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功能思想,因而始终把语言的实际使用——语言在一定情景下的应用,即情景中的语篇(tex t2in2the2 situati on),确立为语言探索的对象,始终把语言在实际情景语境中表达的意义,即语言发挥的功能作为语言研究的主要关怀,始终把语言交际视为一种社会人(social m an)所从事的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 o r),而这种行为是在包含着情景、语言(形式)、功能这样三个系统的行为框架(behavi o ral fram ew o rk)里运行,因此把对情景、语言(形式)、功能等系统的描写及其彼此之间关系的阐述(如语言形式与情景之间的建构和限定:一定的语言形式建构一定的情景语境,而一定的语境又决定了选择一定的语言形式;意义(功能)与措辞(w o rding)之间的选择与体现:意义与语言形式即措辞间的选择范围,形式对功能的体现关系)作为其语言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就其语言哲学观而言,顾名思义,系统功能语言学集中表现在对语言系统的重视和语言功能的关注,并自身相应地而分为系统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两块。就前者即系统语言学而言,它视语言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由许多子系统构成的符号系统(sem i o tic system),这些符号并不是一组记号,而是一套系统化的意义潜势(m ean ing po ten tial),客观而全面地描写语言系统的构成和运作,研究人们如何通过使用语言交换和表达意义,自是其研究的应有之题和主要任务(朱永生,2001:7)。具体一点说,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言语的探索(而不是对抽象的、剥离语境和语用的语言系统的描写)首先是建立在把语言交际置于前述包含着语言、功能、情景这样一个行为框架(系统)里予以阐述,并为此必然地对语言、功能、情景三大系统及其各自的支系统和支系统里的子系统,即系统的系统进行描写(如对功能支系统里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成篇功能子系统;语言(形式)支系统里的及物性、作格、语气、情态和主述位、信息等子系统;情景支系统里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即语域等子系统的描写和阐释。)。概言之,语言的系统思想贯穿于其语言研究的始终。就后者(即功能语言学)来讲,其语言哲学观则是语言研究的功能思想,视语言在实际情景语境中所发挥的功能为探索的中心。它在研究、甄别和梳理语言的各种具体用途、功能后(如祝愿、庆贺、批评、表扬、警告、说服、安慰等),将其概括和抽象为语言的三大元功能(m eta2functi on),即前述的概念、人际和成篇功能。概念功能指的是人们用语言来谈论对世界的经验(包括内心世界),用语言来描述周围发生的事件或情形。从功能与形式体现关系的角度看,概念功能 ? 5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