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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实际产出波动性的动态模式与成因分析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实际产出波动性的动态模式与成因分析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实际产出波动性的动态模式与成因分析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实际产出波动性的

动态模式与成因分析3

刘金全 刘志刚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130012)

内容提要:本文度量了我国经济周期中的条件波动性,并检验了导致实际产出波动性

降低的主要原因。我们发现,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性与价格和货币等名义经济波动性之间

存在密切关系;从产出波动性的成分分解来看,产出波动性降低的主要原因源于投资波动

性、政府支出波动性和净出口波动性的降低,而消费波动性继续保持平稳态势。这意味着

宏观经济调控在短期内仍然需要采用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但长期内应该注重以市场机

制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并适当激活名义经济和实际经济活性,以保持经济持续、快速

和稳定增长。

关键词:经济周期 产出波动性 投资波动性 消费波动性 经济政策

一、引 言

、持续时间的长短、扩张和收缩的转变点等特征来刻画经济周期,一直是经典的经济周期分析模式(Burns and Mitchell,1946)。但随着古典经济周期(正增长和负增长交替出现)波动的逐渐消失,增长型经济周期(保持正的增长水平,但是水平高低出现周期变化)逐渐成为了经济周期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核心。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出现带来了经济周期理论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在短期经济周期波动中分离出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并通过经济波动幅度对经济周期阶段性进行描述和刻画,由此引出了经济周期非对称性模式和成因的大量经验研究(C over, 1992;刘金全、范剑青,2001);二是如何分析经济周期波动性对经济增长水平,即经济增长过程中风险程度对增长水平的影响,这样的研究不仅涉及到经济周期波动性和价格水平波动性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也出现了检验经济周期波动性之间是否具有“溢出效应”或“杠杆效应”等实证问题(S ola,Fabio and Nicola,2002;刘金全、张鹤,2003)。

随着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出现和持续,一些能够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国家,大都出现了产出波动性显著降低的现象,研究者们由此推断经济周期稳定性的增加是导致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条件(Ramsey and Ramsey,1995)。一些经验研究甚至还对经济周期波动性的降低原因以及产出增长率的周期性分解进行了研究。Barro(1995)认为实际产出波动的稳定主要来源于价格水平的稳定性,并认为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的负相关性,通货膨胀率的降低和稳定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稳定;Blanchard等人(2001)利用产出时间序列的样本分段均值和标准差的方法,分析了美国产出增长率序列中出现显著波动性下降的原因,并认为产出波动性的显著下降既不是源于显著的需求冲击,也不是源于显著的供给冲击,而是由市场投资和消费的平稳性导致的。McC onnell等人(2000)比较了美国1980年以后的产出波动模式,也发现了出现在波动模式上的变

3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471016)、教育部重大项目(02JAZ JD790007)和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精品项目(2003JP005)资助。

化,并认为美国产出波动模式的改变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Balke 等人(1996)对欧洲七国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检验,发现其中一些国家在经济收缩过后出现了快速反弹,“反弹效应”的出现意味着经济波动性对产出增长率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需要注意到,虽然上述这些研究在经验发现和实证结论上并不一致,也与经济周期理论推断存在冲突之处,但它们将短期经济波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趋势性结合起来进行检验和分析,这对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确定最优政策干预时期和调整经济政策周期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Orphanides ,1996)。

进入2003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新的态势,虽然当年经济增长受到了“非典”疫情等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但当年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达到了近7年来历史新高的913%。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突然加速,不仅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长开始进入一轮新的经济周期,而且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也将出现新的变化。在刘树成(2003)对我国经济周期形成过程的研究中,初步将1953年至1999年的中国经济划分为9轮周期波动,得到的经济周期分界和经济周期轮廓由图1给出。审视上个世纪后十年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我国1996年以前的经济周期波动比较剧烈,宏观经济调控幅度和强度较大;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当年经济增长率已经回落到916%的水平上。但是,随后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持续下滑,直到1999年才达到这个周期的底部位置。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开始表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2000—2003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715%、813%和913%,2004年经济增长率继续小幅攀升到915%,形成了一个阶段内的历史新高。

图1 1953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图2 1953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 波动性的变化过程

仅从增长率水平上看,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经济已经结束了“大起大落”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逐步减弱,经济长波态势逐渐明显。这意味着平稳增长将是我国现阶段经济波动的新特征。经济增长波动性的减弱不仅表明我国经济的稳健程度有所提高,也表明我国经济抗风险的能力有所加强;但是,为了进一步描述我国实际产出波动程度的变化,我们需要考察不同阶段产出波动性的动态轨迹。为此,图2给出了我国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条件波动性(图中直线表示波动幅度的趋势变化),可以看到经济周期波动性随着增长水平的趋稳也体现出明显下降和稳定趋势。

为什么我国实际产出波动性会呈现出减弱的态势呢?这种波动性减弱的内在原因是什么?这种波动性变化对经济周期形态和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如何判断我国经济增长的走势,也关系到如何制定宏观调控政策。为此,我们将从我国短期经济周期波动性的度量开始,比较全面地分解实际产出构成的主要成分、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形成成分、名义经济活性(价格变化)和实际经济活性(产出增长变化)等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的影响,从而为正确选择经济政策工具提供必要的决策建议。

二、我国实际产出增长率变化路径的波动性特征

为了判断经济周期中产出增长率的变化幅度和风险水平,可以采取多种时间序列条件方差的

分解方式。但是,为了将经济周期波动的短期性质突出地体现出来,我们采用固定样本时间长度的滚动时窗方法(Blanchard and Sim on ,2001)来计算我国经济增长率中的条件波动性。

(一)产出增长率中条件波动性的度量

假设产出增长率的时间序列为{y t },t =1,Λ,T 。我们使用固定样本长度的滚动标准差来度量产出增长率中的条件波动性。所谓滚动标准差,即在样本观测区间{1,L ,T }上给定滚动时窗长度m ,在t 时(其中t 从m 到T 变化)的滚动标准差分别定义为从t -m +1时到t 时m 个样本的标准差。在固定时窗内的标准差计算公式为:

σt =1m ∑i =t i =t -m +1(y i -珋y t )2,珋y t =1m ∑i =t i =t -m +1y i (1)

显然,滚动标准差度量的是数据生成过程中的历史波动性,它是一种描述固定时间区间内动态波动性的简单方法。产出波动性的度量方法不是唯一的,我们还可以考察产出缺口的标准差,例如实际产出水平与其趋势成分之间的缺口等。

图3 季度实际G DP (亿元)图4 实际G DP 增长率(季度同比)

图3给出了我国实际G DP 的变化轨迹,实际G DP 数据是用不变价格指数进行折算得到的,不变价格是以1990年第1季度为基期,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换算得到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样本区间为1990年1季度到2004年3季度,部分数据进行了季节分解)。图4给出了实际G DP 的季度同比增长率,从中可以看出,1990年以来我国实际产出的季度增长率出现了显著的周期波动,其中尤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最为显著;进入21世纪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明显降低,并于2003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缓慢上升的趋势,这是新经济周期开始的典型标志。

图5 G DP 增长率的条件波动性图6 滚动回归系数a

为了描述经济增长率时间序列轨迹的波动性,我们利用滚动标准差代表产出变化过程中的波动性,其中选取滚动时窗长度为12个季度。具体计算可以得到图5给出的滚动标准差轨迹。从中可见,从1994年开始标准差逐渐增大并在1996年达到最高峰,然后从1997年开始下滑,直至1999年末才趋于平缓。波动性轨迹体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整体轮廓上具有凸型对称特征,这是我

国经济增长从稳定向波动转换,再由波动向稳定转换的体现;另一个是整个轨迹出现了波动程度降低的迹象,这不仅导致了经济周期分界出现模糊,也导致短期经济周期波动与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有机地结合起来。1995年至1998年之间出现了很高的波动性,这是由该时期经济增长率水平所决定的,通常高增长都伴随着高波动,而高波动则意味着高风险。增长率标准差的变化路径比较恰当地描述了我国1990年代初期开始的经济扩张、然后1996年完成“软着陆”的过程。从1996年开始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平稳的增长势头,一轮经济“软着陆”过程宣告结束,同时2003年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的加速,一轮具有新经济增长态势的经济“软扩张”已经开始(刘金全,2003)。

(二)产出增长率的结构变化

既然我国季度产出增长率的波动性表现出了显著的下降趋势,那么导致这种增长率波动趋势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实际产出的数据生成过程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呢?为此,我们将要检验我国实际产出的数据生成过程是否随时间发生了结构变化以及如何进行结构变化的。

假设实际产出序列服从如下自回归过程:

(Δy t -g )=a (L )(Δy t -1-g )+εt

(2) 其中y t 表示对数实际产出序列,Δ是差分算子,g 是产出的潜在增长率水平或者平均增长率,εt 是白噪声扰动,标准差为σ

ε,a (L )是滞后算子多项式。产出波动的标准差依赖于扰动项的标准差σε和算子多项式a (L )。

当a (L )=a 时,上述模型为一阶自回归过程:(Δy t -g )=a (Δy t -1-g )+εt ,εt ~N (0,σ2ε)(3)

根据这个模型可以得到产出增长率Δy t 的标准差为:

σy =σεΠ1-a 2(4)

由此可见,|a |越大,产出波动性越大;|a |越小,产出波动性越小。因此我们在模型(2)的基础上,采用与滚动标准差类似的方法,对季度增长率序列进行滚动回归分析。用滚动回归残差序列的标准差来描述产出的波动性。在分析中假定增长率序列的模型为一阶自回归形式,滚动时窗为12个季度。滚动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系数序列a t 和平均增长水平序列g t 如图6和图7所示(图中虚线表示参数估计1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

图7 平均增长率g 图8 条件波动性度量的对比

在图6中,虽然回归系数的符号1999年初发生了变化,但是从1993年到2001年|a t |基本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此期间|a t |的平均值为0138。2002年之后|a t |呈现出变小的趋势,|a t |的平均值为0110。由此可见,我们的模型能够拟合增长率的变化,样本区间内回归系数的变化路径表明数据的生产过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的时间序列发生了结构变化。

在图7中,我们给出了滚动时窗内回归均值的估计曲线,它给出了我国经济增长平均速度的动态变化过程。从图中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平均增长水平在1998年前后有所下降,这不仅是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经济软着陆的结

果,而且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也十分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在1999年之后,平均增长率非常平稳地保持在0108的水平上,这一态势一直持续至今,而在2003年之后又表现出了轻微的翘起。这种迹象表明经济正在酝酿一轮新的增长势头。

图8描述了产出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序列和滚动回归中残差序列的滚动标准差,其中滚动时窗仍然为12个季度。其中由回归残差计算的滚动标准差可以表示暂时外生冲击对产出增长率波动性的影响,代表了短期经济周期波动所产生的作用。对比这两条波动性曲线可以发现,除了1995年至1998年之间的剧烈波动区间外,这两条波动性曲线几乎是重合的,由此可以认为产出增长波动率的减弱主要是由短期冲击所导致的,而增长率过程中的结构变化并不是产出波动性减弱的主要原因,这种判断与其后波动性分解所得到的结论是吻合的。

三、实际产出波动性与通货膨胀率波动性之间的关联

我国实际产出增长率的波动性出现了显著的降低趋势,那么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否与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有关呢?如果产出波动性与通货膨胀率存在一定的关联,则意味着经济中的名义经济成分对实际经济成分存在水平和周期上的双重影响,这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条件和基础(Sims ,1972)。

图9给出了1990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率的时间序列轨迹。从中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历了一段较高的通货膨胀时期,特别是在1994年下半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的最高点。由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通货膨胀治理措施,从而导致物价水平开始了数年的持续下降,以至于最后出现了轻度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率这段由高走低的变化过程与经济增长的波动率变化非常相似。由此我们推测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出增长波动率减弱的基本事实。

图9 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路径图10 产出波动性与通货膨胀率水平

为此,我们接下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产出波动性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一是产出波动性与通货膨胀率水平之间的关系,二是产出波动性与通货膨胀率波动性之间的关系。

图10描绘了产出增长率的波动率(滚动标准差)和通货膨胀率的滚动均值序列。图11描绘了产出增长率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其中条件波动性仍然利用滚动标准差描述,这里的滚动时窗依然是12个季度。可以看出,与产出增长率的波动性一样,无论是通货膨胀率水平还是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其变化过程都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然后再由高到低的“凸型”变化过程。

在图10中,通货膨胀率水平对实际产出波动性具有一定的先行拉动作用,在1993年至1996年,快速攀升的通货膨胀,不仅带动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也诱发了这个阶段显著的经济周期波动;在1996年至2001年,快速降低的通货膨胀,也带动了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同时也减缓了这个期间的经济波动,导致经济周期分界不再明显。这种通货膨胀率与经济波动性的正相关性,表明我国经济

图11 产出波动性和通货膨胀率波动性的对比 图12 产出波动性与通货膨胀率水平之间的滚动相关系数

运行当中出现了显著的“托宾效应”,即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周期波动具有正向影响(刘金全、张鹤,2004)。在图11中,从1995年以后,我国价格水平变化的波动性开始稳定地低于实际产出的波动性,从2000年开始两者的波动程度基本类似,体现出这个阶段我国经济运行价格变化和产出变化的双重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从2004年开始,通货膨胀率波动性开始出现大于产出波动性的迹象,这是2004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率开始提高的迹象。

通货膨胀率水平和波动性曲线的形状与产出增长率波动率的形状如此相似,这说明产出增长率的波动性与通货膨胀率水平和波动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我们进一步用滚动相关系数来考察产出波动性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整个样本区间内,产出波动性与平均通货膨胀率的序列相关系数为01752,与通货膨胀率波动性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832。这意味着无论是通货膨胀率水平还是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都与实际产出的波动性呈现正相关态势,因此价格水平的变化促进了产出波动性的形成。在产出波动性中,价格水平变化所代表的名义波动成分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我们还可以用滚动相关系数来衡量变量之间的动态相关性。滚动相关系数与滚动标准差的算法类似,滚动时窗仍然为12个季度。图12给出了产出波动性与通货膨胀率水平之间的相关性。首先,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稳定,出现了具有一定持续期的周期性变化,并且与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具有密切关系;其中,从1996年至1998年,2000年至今,都出现了产出波动性与通货膨胀率水平之间的负相关性,这意味着这些阶段中通货膨胀率水平提高将有助于降低产出波动程度,因此,在近年来缓解通货紧缩的过程中,价格水平的适度膨胀,不仅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有助于降低实际产出的波动性。类似地,也可以计算产出波动性与通货膨胀率波动性之间的滚动相关系数,其时间轨迹由图13给出。产出增长与通胀水平及其波动率的相关性是显著的,在样本区间内主要表现为正相关且相关系数大约为018。而比较两个相关系数,通货膨胀率波动性与产出增长率波动性的相关性要大于通货膨胀率水平与产出波动性之间的相关性。

虽然产出增长率的波动性与通货膨胀率水平和波动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但尚未有足够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与产出波动性的变化之间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G insburgh and Michel ,1998)。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可能由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例如石油价格冲击导致石油供给发生变化,这样的供给冲击也会影响到产出变化,进而对产出波动性产生影响。

为了分析通货膨胀率对实际产出增长率产生影响的渠道,我们利用货币供给水平和波动程度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代表,来分析名义经济规模和活性对实际经济规模和活性的影响。图14给出了产出波动性和货币供给波动性之间的对比。其中最为重要的特征是,货币需求波动性的变化先于产出波动性的变化,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运行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1990年至1995年,

图13 产出增长率波动性与通货膨胀率波动性之间的滚动相关系数图14 产出波动性与M 1增长率波动性的对比 

货币供给的显著波动性逐渐拉动了产出波动性,这个期间增长幅度较大的货币供给确实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了显著的产出波动;1995年至2000年,货币供给的波动性开始显著降低,也逐渐减弱了产出波动性,这个期间开始出现和形成的轻微通货紧缩确实降低了名义经济活性并导致货币政策作用效果减弱;从2000年开始,货币供给波动性与产出波动性在双重稳定的条件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两分,两者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了货币流通速度扰动和价格轻微变化所带来的波动性差异,这是稳健性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体现。

四、我国实际产出波动性的构成成分和波动性来源

实际产出是一个总量指标,它的波动性自然与它的构成成分的波动性有关。因此,实际产出的波动性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构成成分各自的变化、各种成分中的共同变化以及成分相对权重的变化。下面我们主要关注实际产出各种构成成分变化对产出波动性的影响。

按照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考虑G DP 的四个主要构成成分,即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这四种产出成分的波动性构成了实际产出波动性的主要来源。假设实际产出序列为Y t ,将其构成成分记为X it ,则有:

Y t =∑i X it (5)

对于各个成分我们用两种方法来度量它们的波动性。第一种方法与前面的方法一样,计算各个成分增长率X it ΠX it -4-1的滚动标准差;第二种方法则考虑到各个成分对G DP 的贡献度的大小,引入一个增长贡献变量来度量G DP 构成的波动性。

定义下述d it 为产出成分X i 对产出增长率的增长份额:

d it =ΔX it ΠY t -4(6)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计算同比增长率,这里的差分定义为:ΔX it =X it -X it -4。根据上述定义,增长贡献份额衡量了各种产出成分在累积产出中所占的比重,因此它的变化也可以衡量各个产出成分的波动性,具体方法依然是计算增长贡献份额d it 的滚动标准差。

由于产出增长贡献可以进一步写为:

d it =ΔX it

Y t -4=ΔX it X it -4X it -4Y t -4(7)

如果某种成分占产出的比重比较稳定,则d it 的标准差和ΔX it ΠX it -4的标准差只相差一个系数,这个系数就是该成分在产出中所占的比重。这就是说,如果自身增长率的标准差序列与产出份额的标准差序列之间存在较大的形状差异,则说明累积产出成分的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图15给出了消费增长率的波动性序列以及消费对产出贡献的波动性序列。可以看出,消费波动性的变化模式与产出波动性的变化模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2002年之前,消费波动性也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出现了消费路径逐渐平缓的倾向,但从2002年开始,消费波动性加剧,这意味着从2003年开始的经济增长速度回升,与我国刺激总需求的政策作用效果密切有关。在波动性成分构成上,2000年以前产出波动性的下降与消费波动性的下降直接相关,但从2000年以后,消费在产出中所占份额的波动性也有所提高,这也是刺激消费需求政策发挥作用的结果。

图15 消费增长率及其增长贡献的滚动标准差图16 投资增长率及其增长贡献的滚动标准差图16给出了投资增长率的波动性序列和投资对产出贡献的波动性序列。可以看出,投资波动性的变化模式与产出波动性的变化模式基本类似,也出现了投资波动性持续降低的趋势。在1996年之前,消费波动性非常显著,由此引发了分界明显的经济周期波动。自从1996年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投资波动性便开始稳定下来。值得注意的是,从2002年开始,投资波动性出现了加剧的趋势,这是出现新一轮投资热潮所导致的结果,经过2004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投资波动性已经出现了回落的迹象。由此可见,我国实际产出波动性的主要来源之一便是投资波动性,投资增长率的变化和波动性是导致经济周期和产出波动的主要原因。

图17 政府支出增长率及其增长贡献的滚动标准差图18 净出口增长率及其增长贡献的滚动标准差

图17给出了政府支出增长率的波动性序列和政府支出对产出贡献的波动性序列。可以看出,政府支出波动性的变化模式与产出波动性的变化模式有同有异,其同在于政府支出波动性出现逐渐减缓的趋势,其异在于投资波动性呈现单调缓慢下降的模式,而不是产出波动性的“凸型”模式。在1996年以前,政府支出波动性相当显著,体现了政府支出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的较强操作力度;1996年经济“软着陆”以后,政府支出波动性开始了周期性变化,这也体现了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张总需求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政府支出对产出波动性的贡献也出现了单调下降并逐渐平稳的迹象,这意味着财政政策期限结构在逐渐加长,导致财政政策对产出波动性的作用出现了稳定的趋势,这也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正在降低,因此有必要调整财政政策的操作和政策组合方式。

图18给出了净出口变量的波动性序列和净出口对实际产出贡献的波动性序列。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净出口变化的波动性具有明显的分界性质。在1998年以前,净出口的波动程度基本类似,保持在较高的波动水平,这意味着在这个阶段内,净出口的变化比较剧烈,国际贸易增速和规模都有比较显著的调整;在1998年以后,净出口增长率的波动性显著下降,这个阶段我国对外贸易保持了稳定的快速增长势头,对实际产出的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体现出“出口(进口)驱动型”特征。从2003年的后半年开始,净出口的波动性又开始增强,这是因为加入WT O后,我国对外贸易开始由顺差向逆差转变,导致贸易结构出现显著调整的结果,这种情形应该引起必要的重视。与其他产出构成成分类似,净出口在产出中所占份额的波动性也在逐渐减弱,这意味着净出口波动性的降低是实际产出波动降低的重要原因。

五、我国实际产出波动性动态变化的结论和启示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一)通过固定时窗长度的滚动标准差度量的产出波动性,发现我国产出波动性呈现了明显的“凸型”波动模式,并且已过了波动的峰顶,开始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趋势。产出波动性显著和剧烈的时期大都对应着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经济扩张时期,这说明产出波动性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S ola,Fabio and Nicola,2002)。产出波动性在较低水平上的平稳性导致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分界模糊的现象,短期经济增长趋势与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有机地融合起来,构成了我国增长型经济长波的主体轮廓。这种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态势能够保持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和稳定的增长趋势,这对本世纪前二十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二)一般情形下,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都能够导致产出波动性的变化(Blanchard and Quah, 1989)。但是,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产生作用的机制和效果也各不相同。需求冲击大都导致短期经济波动,而供给冲击则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为了寻求我国经济波动性变化的名义原因,我们在检验产出波动性与通货膨胀率和货币供给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时发现,价格水平和货币供给的变化等名义冲击对产出波动性具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名义经济的规模与活性对产出水平、增长率和波动性具有显著影响,通货膨胀率波动性的降低和稳健性货币政策的实施都有助于产出波动性的降低。

(三)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成分,我们将实际产出的波动性归因于消费波动、投资波动、政府支出波动和净出口波动。我们发现,消费支出和财政支出在产出中所占份额的波动标准差与其自身增长率的波动标准差形状差异较小,这说明消费支出和财政支出在实际产出构成中的比重相对稳定,这与消费路径的平滑性和政府支出路径的稳定性有关。与此相反,近年来投资和净出口在实际产出中比例结构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投资的结构性变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取向直接相关,而净出口的结构性变化与经济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调整有关。通过比较这些产出成分波动性的变化模式与总产出波动性的变化模式,我们发现消费需求的波动程度主要影响产出波动性的趋势水平,而没有显著的短期影响。导致我国实际产出波动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等成分的波动性减弱,这些是导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稳定性增强的实际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产出波动性的降低导致了经济周期分界模糊、经济政策作用弱效、经济增速偏低。但是,2003年以后,随着产出波动性的轻微翘起,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攀升,同时通货膨胀率压力也开始显露。根据上面对产出波动性来源和作用的判断,我们认为在宏观经济调控和政策组合选择中,应该继续以需求管理政策(具有积极色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来刺激总需求,以供给管理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成本)来培育总需求,并且将投资规模、政府支出规模和国际贸易规模保持在一定的波动范围内,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价格波动性和产出

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溢出”作用,继续保持我国快速稳定增长的经济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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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ms,C1,1972,“M oney,income and causality”,American Econom ic Review,62,540—5421

S ola,M1,S1Fabio and S1,Nicola,2002,“A test for v olatility spillovers”,Econom ics Letters,76,77—841

The Analysis of Dynamic P atterns and R esources

of Output V olatilities in China’s Business Cycles

Liu Jinquan Liu Zhigang

(Jilin University Quantitative Research Center of Economics,Jilin,130012)

Abstract:This paper we calculate the output v olatilities and test the reas ons which cause the decline in growth v olatility1We find the evidences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put v olatility and nominal v olatilities such as price and m oney supply fluctuations1The v olatilities in investment,g overnment spending and net export are the procyclical com ponents in the growth v olatility,and the aggregate consum ption is still stable during the business cycle1These mean that macroeconomic control should mainly rely on the demand management in the short run,and should turn to supply management,which depends on market mechanism in the long run1The macroeconomic control should tend to stimulus the variability in nominal and real economies,in order to sustain the fast and stable growth1

K ey Words:Business Cycle;Output V olatility;Investment Fluctuation;C onsum ption Fluctuation

JE L Classification:E100,E300,E320

(责任编辑:詹小洪)(校对:子 璇)

深究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pdf

经济周期这个曾经被视为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存在的经济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和宏观经济调控中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经济波动的规律,对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况 经济周期是国民经济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不断交替的运动,具体包括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用以反映国民经济在动态的增长中运行的起伏状态。它通常分为古典型周期和增长型周期两类。古典型周期是指经济总量水平的周期波动,也就是产量绝对值指标的波动;而增长型周期是指依经济增长率上升或下降而定义的经济周期波动,表现为增长态势下速度的加快与放慢。 经济周期按时间长度可分为四种类型:(1)短周期,即基钦周期,平均长度约40个月(3-5年)。(2)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平均长度8-10年。(3)中长周期,即库兹涅茨周期,平均长度15-25年。(4)长周期,即康德拉耶夫周期,平均长度50年左右。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6年,第二阶段从1977年到2000年。下面对改革前后这两个阶段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状态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从波动的深度看,改革前五个周期波动以古典型为主,波谷平均值为-6.4%,总的呈现为古典型;改革后四个周期的深度平均为6.2%,波动转变为增长型。谷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抗衰退力。 第二,从波动的高度看,改革前各周期以高峰型为主,波峰平均值达16.9%,总的呈现为高峰型(波峰年份经济增长率大于或等于15%即为高峰型);改革后波峰平均值为13.2%,总的呈现为中峰型(10%-15%)。峰位的下降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扩张的盲目性。 第三,从波动的幅度看,改革前各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3.4%,为强幅型;改革后平均振幅是6.95%为中幅型。波峰的显著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增强。 第四,从波动的平均位势看,改革前波位平均为5.8%,属中位型;改革后平均波位是9.3%,属高位型。波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第五,从波动的扩张长度看,改革前各周期的扩张长度平均为2.2年,改革后为2.5年,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扩张期有了更强的持续性。 根据以上定量分析与比较,可把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征概括为:谷位深、峰位高、振幅大、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即“大起大落”;而改革后则可概括为:谷位上升、峰位下降、振幅减小、平均位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即在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改革前后的变化可以总概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这就充分表明,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在改革后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周期的解释多种多样,它们从不同方面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做出了说明。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中存在引起波动的内在力量;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波动不过是随机的和未预期到大冲击的结果;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波动主要归结为错误导向的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新凯恩斯主义者把波动看作来源于经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原因,不过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内在特征扩大了一些这样的干扰,并使其作用持续存在。 应该说,经济周期的形成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地强调起源动力而忽略系统影响,强调冲击因素而忽略传导机制,是无助于正确理解经济周期波动的。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区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从内在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两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内在传导机制是指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特性所导致的对冲击的反应。这是一种内部缓冲机制或自我调节机制,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内生性”。一般来看,经济周期波动是大工业生产与大规模投资相互推动机制和供求约束机制这两种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过程。大工业的巨大扩张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它与大规模投资紧密相连。一方面,它既为大规模投资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建立与发展又反映了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又是引起大工业生产急剧扩张的重要动因。因此,大工业生产和大规模投资两者的相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首要原因。同时,经济周期波动还与大工业的扩张力所遇阻力密切相关,这种阻力是由供求平衡状况形成的,或来自市场需求约束方面,或来自资源供给约束方面。因此,供求平衡约束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另一个物质性的原因。 外在冲击机制,是指系统外的冲击通过系统内部传导而发生的经济活动,对来源于外生变量的自发性变化,可以是随机的或是周期的。外在冲击主要包括:货币供给性冲击;以投资和消费、财政和货币需求性的实际需求冲击;由于农业重大自然灾害或石油供应等而导致的实际供给冲击;体制变动冲击;国际政治和经济冲击等。 外在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初始原因,内在传导则是系统内部对冲击的自我响应和调整。几乎所有的外在冲击都要通过内在机制而最终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因此,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原因来自于经济体系内所特有的推动力和抑制力。内在传导机制决定着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决定着经济周期的基本形态,而外在冲击只是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

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理论

2.1 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理论 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的理论包括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的起因、作用机理与机制、作用周期性、作用形式、影响范围、治理措施等多个方面。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2.1.1外生论 外生论强调经济体系外因素的变化导致经济系统要素发生相应变化,经济体制外生因素,如天体运行、气候变化、政治选举等的周期性,导致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质。 外生论包括三种理论学说。一是由英国的经济学家W·S 杰文斯主张的太阳黑子周期理论。他经过观察与研究发现农业生产的周期与太阳黑子的周期很吻合,从而认为太阳黑子的周期影响地球气候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农业生产和经济周期。作为最早的经济周期理论,它对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有比较大的影响,也因此有的学者把外生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认为是“太阳黑子”因素型经济波动1。 二是诺德豪斯(Nordhaus 1975)主张的政治周期说。他建立了政府行为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的机会主义模型。模型假设行为人包括政治党派和投票人两类人,他们的目标不一样。政治党派力图使再次当选的预期值最大化,它利用短期内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作为其制定政策的基础,其政策的制定属于典型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全部投票人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希望通过投票使其效用最大化,其效用函数取决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假设投票人不知道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菲利普斯关系,投票人只根据其达到预期与否来评估执政党的政治能力,即治理失业与通货膨胀的能力2。这种特殊的经济周期形成机制被很多党派与组织所利用,因此为理性的选民所不齿。同时这个理论也受到理性预期学派的攻击,因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学者认为所有公开的或者精确预期的政策干预都会失败,政府不会这样来影响经济,即使它打算这样做(Michael P·Niemira 1994)。 1. Michael P·Niemira , Philip A·Klein著,邱东等译,《金融与经济周期预测》,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P52; 2胡永刚,《当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03,P244;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波动及原因浅析(1949-2008)

东方企业文化·策略 2011年2月 118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波动及原因浅析(1949-2008) 顾纯磊 (南京大学商学院,南京,210093) 摘 要:根据导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的根本不同,本文以改革开放为界把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 个大的周期,并进一步在两大周期内划分为若干小周期,较为细致和深入的分析了引起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在如今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探讨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对于应对今日的经济危机,显得具有特别的意义。 关键字:经济周期 改革开放 产权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1)02—0118—01 一、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及原因浅析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我国的经济建设不断恢复和发展,虽然其中遭受了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例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的负面影响,是我国的经济建设遇到了一定的挫折,但总的来说,是不断进步的,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建设更是步入了健康和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我国的经济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开始经历起起伏伏的周期性波动。1978年之前的经济波动幅度较1978年之后的经济波动幅度要剧烈的多,其中更是有几年经济增长率跌为了负值;而在1978年之后,经济的波动仍然有波动,但幅度却小了了很多,而且越往后,波动的幅度越小,特别地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再也没有小于零过。就其原因,最主要的应该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正是基于此,我在此以1978年为分界点,把我国的经济周期分为1949-1977和1978-2008两个大的周期,而在两个大的周期内,又分别可以划分出若干个较小的周期,根据图表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具体为:改革开放前主要划分为五个小周期,分别为1949~1957,1958~1962,1963~1968,1969~1972,1973~1977;改革开放后划分为以下几个小周期1978~1981,1982~1986,1987~1990,1991~2008。 我们应该知道,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存在着很大的不同。1978年之前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由政治因素引起,而经济运行本身的因素影响却不大。从1949-1978年这段时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国民经济全面彻底而且不合理的干预造成了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几次大的剧烈震荡,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1978年以前的每次经济波动,我们都能找到隐藏在其背后的对应政治事件。1953年-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工商业的三大改造,由于过快,过急,过粗,带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经济的第一次波动(1949~1957);1958-1960年是“大跃进”时期,错误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最终造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到如今为止最剧烈的一次经济波动(1958~1962),GDP 增长率狂降27.3%;1963~1968年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所造成的;1969-1972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左倾思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的运行几乎失去控制,国名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1973-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的末期,人们的斗争热情有所放缓,“左倾”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扭转,带来了国民经济缓慢的恢复。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1978之前,政治运动几乎主导了我国的经济波动。1976年“文革”的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这种政治运动主导经济波动的畸形局面逐渐扭转过来,1992年的“南巡讲话”之后,这种局面更是得到彻底扭转。这也是为何我国1992年之后经济波动呈现“微波化”趋势的主要原因。1978年之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也逐渐转移到经济运行的自身上来,但计划经济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计划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波动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力量互相斗争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后,“双轨制”的长期存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外资冲击以及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越来越紧密等是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具体因素。 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是复杂多变的,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投资、经济体制、产权制度以及开放经济, 都会对我国经济的波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经济危机背景下的我国经济走势预测及对策 自从加入WTO 之后,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就越来越紧密。目前,全球经济都处于新一轮的经济波动之中,而且是经济的衰退期,我国也不能幸免。受这场波及全球范围,猛烈程度尤胜于20世纪30年代那场的大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2008年我国的GDP 增长率据官方数据为9%,低于前几年的GDP 增长率。对于这次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经济学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说法都有,最终恐怕只能又经济危机自身来告诉我们,等到经济危机过去,一切都开始变得明朗。虽然这次经济危机的前景难以预测,但我对我国经济将很快就可以率先复苏是毫不质疑的。首先,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这是创造需求的根本,而且我国的庞大需求并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把这种巨大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需求不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其次,我国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投资;再次,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及时制订和出台一系列的保增长的措施。 在“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我们顺利渡过经济危机需要的只是信心,相信很快我国就可以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潭。 参考文献: [1] 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 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0 (1)。 [2]杨帆:《中国经济周期的背景思考》, 载《发现》, 1996 (1)。 [3] 卢嘉瑞,徐圣银: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兼论第5 个经济周期[J],经济评论,2002(1) [4]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5]张连城:中国经济波动的新特点与宏观经济走势 [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3) [6]高铁梅,王金明,陈飞:中国转轨时期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征的实证分析 [J],财经问题研究,2009(1)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特征分析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但在1995年之前,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大起大落”的古典周期,而1995年之后,经济增长的波动越来越小,逐渐呈现出增长型周期的特征,即平稳、持续、高速增长。对于这种趋势,其内在原因是什么,能不能继续保持,如何更好的实现经济的平稳运行,就成为一个不得不令人关注的问题。 1. 新特征的描述 1.1 特征之一:经济增长越来越平稳 H-P滤波法是目前分析经济周期时最广泛的应用的工具,它由Hodrick和Presott于1981年分析美国战后的经济景气时首先提出,后来于1997年正式发表。【参考文献】 假定时间序列Yt由趋势性部分τt和波动性部分c t组成,即 Y t=τt+c t,t=1,2,3,4…..,T Hodrick和Presott提出通过一个最小化公式,将趋势性部分τt 从Y t中分离出来,即: 其中λ是控制曲线平滑的乘法参数,λ越大,则趋势性部分τt 越平滑,当λ→∞时,式中第二项就只能取0,此时公式就变成了最小二乘法公式,H-P滤波就退化成最小二乘法。 我们使用H-P滤波法对1978年到2007年的GDP增长率进行分析,由于是年度数据,λ的值取6.25,得出的结果如图1.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通过H-P 滤波法,将Trend 近似看做潜在经济增长率,则可以得到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差值。 1978—2007年中国潜在GDP 增长率估算结果、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差值估算结果 年份 实际GDP 增长率 潜在GDP 增长率 两者差值 年份 实际GDP 增长率 潜在GDP 增长率 两者差值 1978 11.7 9.389625 2.310375 1993 13.7 11.48151 2.218492 1979 7.6 8.715833 -1.11583 1994 13.1 11.47647 1.623533 1980 7.8 8.4117 -0.6117 1995 9.3 10.88501 -1.58501 1981 5.2 8.668354 -3.46835 1996 10.2 10.11458 0.085424 1982 9.2 9.579049 -0.37905 1997 9.6 9.319014 0.280986 1983 11.1 10.6821 0.417896 1998 7.3 8.665833 -1.36583 1984 15.3 11.45519 3.844812 1999 7.9 8.367504 -0.4675 1985 13.2 11.44284 1.757165 2000 8.6 8.417961 0.182039 1986 8.5 10.80475 -2.30475 2001 8.1 8.736341 -0.63634 1987 11.5 9.981779 1.518221 2002 9.5 9.270904 0.229096 1988 11.3 9.046016 2.253984 2003 10.6 9.868098 0.731902 1989 4.2 8.312465 -4.11247 2004 10.4 10.41102 -0.01102 1990 4.1 8.456769 -4.35677 2005 11.2 10.89989 0.300108 1991 9.1 9.496576 -0.39658 2006 11.1 11.33314 -0.23314 1992 14.1 10.75245 3.347549 2007 11.7 11.75723 -0.05723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44 8 1216Hodrick-Prescott Filter (lambda=6.25)

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

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 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20 世纪70 年代早期,主要得益于卢卡斯(Lucas,1972, 1975)的学术贡献。与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和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不同,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理性预期是产生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在于行为人的预期错误。预期错误可能是由外部的不能合理预见的随机冲击引起的,如货币供给冲击、战争和粮食危机等,其中货币供给冲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冲击源,即货币增长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非预期的通货膨胀,进而引发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在政策建议方面,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完全否定了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主张利用固定规则代替相机决策。 一卢卡斯的主要观点 卢卡斯最早在《预期和货币中性》(1972)一文中提出货币周期模型,之后又在《经济周期均衡模型》(1975)一文中扩展和补充了由货币因素引发经济波动的产生、传导和消失过程。Lucas 认为,在一个众多相互分离的竞争市场内,假设生产者并没有觉察到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量,对于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如果生产者认为价格上涨是局部性的,则必须调整产出;如果生产者认为价格上涨是全局性的,则必须保持产出。生产者被迫面临如何在知道单个商品价格变化的基础上对总价格水平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判 断的问题,这就是不完全信息假设的体现。一种可能的识别情形是将其视作两种情况共同作用的结果,组合的比例取决于过去的价格波动的均值和方差。若以往的价格比较稳定,则当前的价格变化会更多地视作局部性的;若以往的价格起伏较大,则当前的价格变化会更多地视作全局性的,这就是市场上价格信号的提取过程。然而,在不完全信息情形下,总会有一部分生产者不能准确预测到价格是全局性上涨,而采取调整产出的行动。所以一般价格水平的提高对总量经济的影响,本质上与相对价格的提高对单个生产者的影响一样,都能引起产出、就业和投资等宏观变量同方向的运动。但这只是暂时的,人们一旦发现价格上涨是由总需求变化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就会调整各自预期。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生产者很容易纠正预测中的系统性偏差,这个过程不需要

经济周期理论 学派观点总结 经济波动

第1 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 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主要得益于卢卡斯(Lucas,1972, 1975)的学术贡献。与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和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不同,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理性预期是产生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在于行为人的预期错误。预期错误可能是由外部的不能合理预见的随机冲击引起的,如货币供给冲击、战争和粮食危机等,其中货币供给冲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冲击源,即货币增长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非预期的通货膨胀,进而引发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在政策建议方面,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完全否定了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主张利用固定规则代替相机决策。 一卢卡斯的主要观点 卢卡斯最早在《预期和货币中性》(1972)一文中提出货币周期模型,之后又在《经济周期均衡模型》(1975)一文中扩展和补充了由货币因素引发经济波动的产生、传导和消失过程。Lucas 认为,在一个众多相互分离的竞争市场内,假设生产者并没有觉察到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量,对于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如果生产者认为价格上涨是局部性的,则必须调整产出;如果生产者认为价格上涨是全局性的,则必须保持产出。生产者被迫面临如何在知道单个商品价格变化的基础上对总价格水平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的问题,这就是不完全信息假设的体现。一种可能的识别情形是将其视作两种情况共同作用的结果,组合的比例取决于过去的价格波动的均值和方差。若以往的价格比较稳定,则当前的价格变化会更多地视作局部性的;若以往的价格起伏较大,则当前的价格变化会更多地视作全局性的,这就是市场上价格信号的提取过程。然而,在不完全信息情形下,总会有一部分生产者不能准确预测到价格是全局性上涨,而采取调整产出的行动。所以一般价格水平的提高对总量经济的影响,本质上与相对价格的提高对单个生产者的影响一样,都能引起产出、就业和投资等宏观变量同方向的运动。但这只是暂时的,人们一旦发现价格上涨是由总需求变化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就会

股票市场的周期性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

股票市场的周期性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 一、引言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我国股市结构、制度不断进行调整。 从根本上讲,股票市场的运作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是相当一致的。经济周期决定股票市场的价格区间,而股票市场价格总体方向性变化反映了经济周期的更替。宏观经济的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四个阶段不断轮换,这种周期性变化直接导致了股票市场的牛熊市周期性转换;与此同时,股票市场的运行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宏观经济,股票市场的周期性变化也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股票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二、理论基础 1.股票定价理论。 传统的股票价格理论以单只股票或股票整体市场的价格为对象,研究股票购买能够获得的红利、利息和资本利得等。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将统计学运用于证券投资,产生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套利定价模型等数理统计模型。 (1)资本资产定价(CAPM)模型。用Ri表示股票(组合)i的预期收益率,Rm为市场组合的预期收益率,Rf为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βi表示股票(组合)i收益率变动对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动的敏感度,εi为随机干扰项。CAPM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Ri=Rf+βi(Rm-Rf)+εi 在股票定价中,那些只影响该只股票的方差而不影响该股票与股票市场组合的协方差的因素在定价中不起作用,对定价唯一起作用的是该股票的β系数,也即非系统性在股票的定价中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系统性风险,这是CAPM的核心思想。 (2)套利定价理论试图以多个变量去解释资产的预期报酬率。套利定价理论认为经济体系中,有些风险都是无法经由多元化投资加以分散,例如通货膨胀或国民所得的变动等系统性风险。套利定价理论以收益率形成过程的多因子模型为基础,认为证券收益率与一组因子线性相关,这组因子代表证券收益率的一些基本因素。事实上,当收益率通过单一因子(市场组合)形成时,将会发现套利定价理论形成了一种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相同的关系。因此,套利定价理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广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方法,来理解市场中的风险与收益率间的均衡关系。套利定价理论与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学的理论基础。 2.经济周期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趋势及新特征(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趋势及新特征(一) 摘要:改革开放“而立”之年,中国经济正处于历史上第四个经济波动期。中央防止我国经济增长过热的方针正在实施过程中,世界经济在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的影响下呈现停滞甚至衰退迹象。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四个周期性经济波动,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中国经济逐渐呈现出增长速度加快,波动幅度减小等趋势,市场调节作用日益明显,经济体制革新和法治建设的步伐逐渐加快,政府的宏观调控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我国经济连续、稳定地增长……这些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新特征。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波动;趋势;新特征 经济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的增长过程中,常常伴随着经济活动的上下波动,且呈现出周期性变动的特征,即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经历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这种现象被称为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九次经济波动,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基本原因,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不平衡的矛盾。相比较于改革开放前的五次经济波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的四次经济波动呈现出以下趋势: 第一波动幅度(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逐渐减小; 第二波动高度(周期内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 第三波动深度(周期内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上升; 第四波动的平均位势(周期内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 第五波动扩张长度(周期内扩张期的长度)明显延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的四次经济波动,也逐步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征。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波动现象中总结规律,笔者总结经济波动的特点和阶段性趋势如下。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经济波动及其特点 改革开放建立了市场经济的雏形,从体制结构的变革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建设之路,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快,开放市场与引进先进生产力相结合,从宏观上增加了国民经济的总体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从微观上促进了市场化理念深入人心,并形成了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导向的内需供给体系。 在市场化进程中,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以及两者之间的结合也经历了逐渐提高和完善的过程。我国的经济波动在这个过程中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0年间,供求关系体现为供不应求。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居民货币收入增长过快,社会总需求扩张速度快于总供给的增长能力,出现了投资和消费的双缺口,物价水平全面上涨,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仍遵循计划体制的模式,宏观调控的水平相对不高,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对经济运行内在规律认识不够充分;宏观调控措施相对滞后,调控措施以行政手段为主,缺乏市场调节能力。从而导致投资规模出现较大规模的下降,引起了比较大的经济波动。 第二阶段,1991-1997年间,供求关系体现为严重失衡,需求过热。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市场调节作用得到加强,微观经济体逐渐活跃,中国市场经济开始快速升温。但是,由于新的规则未能及时建立,一些微观经济体在利益驱使下出现无序扩张和膨胀,致使经济活动处于非市场化状态,从而推动区域化产能过快升温,投资产业失调,导致局部通胀压力加大,进而破坏了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和产业链条的合理性。但此时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对市场机制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变行政手段为市场调节机制,变全面紧缩为有针对性地调控,还特别注意依靠和运用财政杠杆为经济活动注入稳定因素,从而使该周期内的经济波动幅度趋于理性,周期持续时间延长,实现了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的良好态势。 第三阶段,1998-2000年间,供求关系体现为供过于求,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在全面引入市

中国古代经济波动状况

中国古代经济波动状况 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一直都是不断的被破坏,破坏之后又不断的被重新恢复,破坏与恢复交替出现。 首先从不同历史阶段的几次巨大的经济波动开始说起。 秦汉到三国时期,战国年间的长期战争和频繁发生的饥荒,人祸与天灾,使日益凋敝与衰落的社会经济到了秦汉之交时陷入全盘崩溃。秦统一全国后,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如统一交通制度、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等,使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但期间,秦王朝不停地对外用兵,并且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工程,对人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最终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进而发展转变成为楚汉战争。西汉时期,统治者吸取前人教训,实行“与民生息”政策,恢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西汉末期的土地兼并和王莽政策的失误,又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战争。东汉末期的群雄混战和灾荒饥馑,都造成了当时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总的来说,从秦汉到三国时期,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西汉末年农民战争,以及三国之间的战争,共有三次巨大波动。 接着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长达近3个世纪的战乱。曹魏时期,北方基本实现统一,但经济恢复缓慢。直到西晋初年,经济才出现“家给人足,牛羊被野”的繁荣景象。但好景不长,西晋内乱导致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经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直到隋统一全国,中国陷入长达280多年之久的混乱中,加上灾荒和疾疫,社会经济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 隋唐五代时期,除了在盛唐时期社会经济有过一段稳定发展时期,其他时期基本上也是混乱时期。隋是个短命王朝,再起短短的37年中,屡次对外用兵扩张,并大兴土木,开凿大运河,耗尽国力,民不聊生,导致隋末农民大起义。本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预测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预测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预测 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由前几年的7%以上至8%以下,回升到8.3%,从而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可从2000年算起。2003年、2004年、200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均为9.5%。2005年全年,预计为9%或略高。这样,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三年9%~9.5%的适度高位平稳增长,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 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中国经济正按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运行。预期目的就是:适当地控速降温,使经济保持既较快又平稳的运行。进一步具体地说,中国经济正由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局部过热和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9.6%~9.9%),正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平稳地、合理地回归。从季度数据看,2003年第1季度到2004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9%、6.7%、9.6%、9.9%、9.8%和9.6%。除去2003年第2季度抗击“非典”时为6.7%之外,其余均在9.6%~9.9% 之间,这是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而2004年第3季度到2005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9.5%、9.4%和9.5%,这是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平稳地、合理地回归。 二对未来经济周期波动分析的理论起点 克服经济的大幅起落,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人们一

直所盼望的。那么,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将会出现什么新特点呢?根据我们的研究,总的看法是:未来5~8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以上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因为未来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而要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 为展开分析未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我们先确立分析的理论起点。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中,卖与买的脱节“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在马克思所说“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中,具有物质性和本源性的,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把“经济周期”称为“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他指出:“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33、694页。马克思分析说,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207页。马克思还说:“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

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形态和结构性差异

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形态和结构性差异

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形态和结构性差异 丁守海2010-09-20 摘要:关于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关系,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表明:(1)一致性波动的传统观点并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需要从几个维度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正。(2)相对于非生产型工人、大企业、公共部门,生产型工人、中小企业、私人部门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更加吻合。(3)经济周期的不同冲击源会对就业产生不同后果,即便同一冲击源,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也会产生迥异的结果。 关键 词: 就业周期,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结构性差异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就业形势急转直下。最近随世界经济的复苏,一些国家的就业市场出现了回暖迹象。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3月份,美国非农部门的就业岗位增加了16.2万个,出现了3年来的最大增幅。不过欧洲的就业形势并没有这么乐观。以法国为例,尽管2010年第1季度经济实现了0.3%的平稳增长,但就业形势并未好转,失业率仍在10%的高位运行。“就业是民生之本”,面对初露端倪的经济复苏,

就业到底会不会稳步复苏呢?这是时下各国政府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理论角度,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进展来为上述问题提供参考。近年来,国外学者对经济周期与就业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摆脱传统理论的信条,正视二者非一致波动的可能,特别是滞后波动与非对称波动的可能。二是强调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在不同劳动群体、不同企业、不同部门间的差异。三是比较不同的经济周期诱发因素对就业的影响,除技术冲击、需求冲击等传统的冲击源外,开始考虑劳动力市场行为变量的影响。 一、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基本波动形态 传统理论认为劳动需求是引致性需求,就业周期衍生于经济周期,在无摩擦的传导过程中,就业波动与产出波动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种假说与现实并不相符,对传统理论的补充和修正也逐步展开。 (一)对一致性波动传统观点的两点补充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次经济波动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次经济波动分析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陈乐一李良 发布时间:2014-09-26 内容摘要:本文以GDP增长率为指标,按照谷-谷法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划分为11个周期,并从经济史角度对每一次经济波动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我国经济波动的客观规律,对于政府今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避免经济剧烈波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经济波动,GDP增长率,宏观调控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由新中国成立时的一穷二白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经济的波动,剧烈的经济波动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进行分析并找出经济波动的客观规律是十分必要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或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波动问题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与研究。陈乐一(2007)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2次经济波动进行了分析,并得出投资的扩张和压缩是经济扩张和收缩的原因。金浩、李延军、高素英(2005)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5个周期,第二产业的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大。李天锋(2011)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经济经历了5次波动,通过分析得出投资、消费、进出口以及政府收支增长的波动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划分 本文采用GDP增长率作为划分经济周期的指标。测定经济周期的方法最常用的有3种:速度法、移动平均法和一阶对数差分法。速度法是直接用GDP增长率来划分经济周期,比较

直观。移动平均法是对GDP增长率进行数年移动平均处理来划分经济周期,但这种方法存在缺陷,处理数据中存在明显的滞后现象,移动年份过长也会导致数据的缺失。一阶对数差分法是以产出水平的一阶差分值为指标测定经济周期(陈乐一,2007)。本文采用比较常用的速度法来划分经济周期。 本文分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但由于1949-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在这期间,我国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真正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于1953年。因此,本文实际上分析的是1953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情况,本文中涉及的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3》。1953-2012年我国GDP增长率如图1所示。

机械速度波动的调节试卷(带部分答案)

机械速度波动的调节 一、复习思考题 1.机械的运转为什么会有速度波动?为什么要调节机器的速度波动?请列举几种因速度波动而产生不良影响的实例。 2.何谓周期性速度波动和非周期性速度波动?请各举出两个实例。这两种速度波动各用什么方法加以调节? 3.试观察牛头创床的飞轮、冲床的飞轮、手抉拖拉机的飞轮、缝纫机的飞轮、录音机的飞轮各在何处?它们在机器中各起着什么的作用? 4.何谓平均速度和不均匀系数?不均匀系数是否选得越小越好?安装飞轮后是否可能实现绝对匀速转动? 5.欲减小速度波动,转动惯量相同的飞轮应装在高速轴上还是低速轴上。 6.飞轮的调速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说飞轮在调速的同时还能起到节约能源的作用? 7.飞轮设计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为什么飞轮应尽量装在机械系统的高速轴上? 8.什么是最大盈亏功?如何确定其值? 9.如何确定机械系统一个运动周期最大角速度ωmax与最小角速度ωmiu所在位置? 10.离心调速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二、填空题 1.若不考虑其他因素,单从减轻飞轮的重量上看,飞轮应安装在轴上。 2.大多数机器的原动件都存在运动速度的波动,其原因是驱动力所作的功与阻力所作的功保持相等。 3.若已知机械系统的盈亏功为(Δω)max,等效构件的平均角速度为ωm,系统许用速度不均匀系数为[δ],未加飞轮时,系统的等效转动惯量的常量部分为J c,则飞轮的转动惯量J 。 三、选择题 1.在机械系统速度波动的一个周期中的某一时间间隔内,当系统出现时,系统的运动速度,此时飞轮将能量。 a.亏功,减小,释放; b.亏功,加快,释放; c.盈功,减小,储存; d.盈功,加快,释放。 2.为了减小机械运转中周期性速度波动的程度,应在机械中安装。 a.调速器 b.飞轮 c.变速装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及其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及其宏观调控 杨来科(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在职博士生,广东商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内容提要: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宏观经济政策既是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原因,又是经济波动的治理工具。本文中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关性作了分析,并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经济波动经济周期宏观调控特异性 经济的波动与循环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经济的循环有良性循环与非良性循环之分。所谓良性循环,是指经济的上下波动以及物价的水平被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总的经济态势比较平稳、均衡。所谓非良性循环,是指经济的上下波动超过了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经济运行大大偏离了均衡增长的轨道,而呈现出严重震荡、大起大落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故而总是难免陷入“忽热忽冷、冷热交替”的怪圈。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理论界看法不一。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及其特异性分析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共经历了四个波动周期(其中第四次仍未完成,如图一)。这四次经济周期分别是: 第一次周期,从1978年开始到1984年结束,历时七年。此次周期的峰值出现在1984年,经济增长率为15.3%;波谷出现在1981年,经济增长率为4.4%;该次周期的平均增长率为9.43%,波幅为10.9个百分点。 第二次周期,从1985年至1987年,波长为三年。波峰为1985年,经济增长率为13.3%;波谷为1986年,经济增长率为8.5%;周期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07%,波幅为4.8个百分点。 第三次周期,从1988年开始至1992年,波长为五年。波峰为1992年,经济增长率为14%;波谷为1990年,经济增长率为3.9%;周期的平均增长率为8.36%,波幅为10.1个百分点。 第四次周期,从1993年开始至今。波峰为1993年,增长率为13.2%,波谷尚未出现,波幅至少为6.2个百分点(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为7%计算)。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经历的四次经济周期特征来看,我国历次经济波动都呈现出一种非良性循环特异性。具体表现为: 第一,周期波动次数频繁。改革开放短短20年间就出现了四次波动,平均每5年一次,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波动次数比较频繁。二战以来,美国共经历了5次经济周期,平均每次周期的持续时间为9.2年,约110个月。从1980年至今共经历三次波动周期,除第一次周期(1980年1月至1981年7月)波长较短外,后两个周期都很长。其中,第二个周期(从1981年7月到1991年9月)波长为110个月,约9.2年,第三个周期从1991年9月至今,已经延续了105个月,而且这一周期还将会延续一段时间①。韩国和台湾自80年代以来也都只经历了3次经济周期,平均波长为7年②。再看看与我国国情相近的印度,自1980年以来,印度仅经历2次经济周期,其中第一次从1980年至1992年,长达12年,第二次从1992年至今尚未结束③。 第二,周期振荡比较剧烈。四次周期,除第二次周期的振幅比较小(为4.8个百分点)外,其他三次周期的波幅都比较大,其中第一、三次周期的振幅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上。第四次周期现在仍在继续的周期,但振幅至少不会低于6.2个百分点。而美国自1982年以来国内生产总体的增长率波动很小,经济的周期性特征逐渐淡化,尤其是1992年以来,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幅度一直在3.9%~1.9%之间,增长率的平均数为2.86%,波幅仅为2个百分点,经济的运行是相当平稳的。

深究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最新范文

深究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 经济周期这个曾经被视为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存在的经济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和宏观经济调控中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经济波动的规律,对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况 经济周期是国民经济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不断交替的运动,具体包括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用以反映国民经济在动态的增长中运行的起伏状态。它通常分为古典型周期和增长型周期两类。古典型周期是指经济总量水平的周期波动,也就是产量绝对值指标的波动;而增长型周期是指依经济增长率上升或下降而定义的经济周期波动,表现为增长态势下速度的加快与放慢。 经济周期按时间长度可分为四种类型:(1)短周期,即基钦周期,平均长度约40个月(3-5年)。(2)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平均长度8-10年。(3)中长周期,即库兹涅茨周期,平均长度15-25年。(4)长周期,即康德拉耶夫周期,平均长度50年左右。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6年,第二阶段从1977年到2000年。下面对改革前后这两个阶段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状态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从波动的深度看,改革前五个周期波动以古典型为主,波谷平均值为-6.4%,总的呈现为古典型;改革后四个周期的深度平均为6.2%,波动转变为增长型。谷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

抗衰退力。 第二,从波动的高度看,改革前各周期以高峰型为主,波峰平均值达16.9%,总的呈现为高峰型(波峰年份经济增长率大于或等于15%即为高峰型);改革后波峰平均值为13.2%,总的呈现为中峰型(10%-15%)。峰位的下降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扩张的盲目性。 第三,从波动的幅度看,改革前各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3.4%,为强幅型;改革后平均振幅是 6.95%为中幅型。波峰的显著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增强。 第四,从波动的平均位势看,改革前波位平均为5.8%,属中位型;改革后平均波位是9.3%,属高位型。波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第五,从波动的扩张长度看,改革前各周期的扩张长度平均为2.2年,改革后为2.5年,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扩张期有了更强的持续性。根据以上定量分析与比较,可把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征概括为:谷位深、峰位高、振幅大、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即“大起大落”;而改革后则可概括为:谷位上升、峰位下降、振幅减小、平均位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即在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改革前后的变化可以总概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这就充分表明,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在改革后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周期的解释多种多样,它们从不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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