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与日常生活史研究_游自勇

敦煌学至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各项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如果说还有尚待集中研究的领域，那无疑就是占卜文献和佛教经疏了。2013至2014年，相继有三部关于敦煌占卜文献的专著面世，分别是

黄正建的《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以下简称“黄著”），①王晶波的《敦煌占卜文献与社

会生活》（以下简称“王著”），②郑炳林、陈于柱的《敦煌占卜文献叙录》（以下简称“郑陈著”），③再加上之前由

法国马克教授主编，集合了法、中、美三国10位学者完成的《中国中古的占卜与社会——法国国家图书馆

与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研究》（以下简称“马克编著”），④敦煌占卜文献的整体刊布和叙录工作告一段

落。此前，随着敦煌文献的刊布接近尾声，学界对于此后的研究曾进行展望。⑤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从原先较为单一的文献、民俗研究中拓展出多维度的面相，这是今后研究中无法避免的一个话题。

关于敦煌占卜文献的定义和涉及范围，黄正建最早予以揭示。他从唐五代的语境出发，认为唐人使用“占卜”一词来概括数术类文献中的“卜、占、形法”，“占卜”可以概括“那些除巫术法术之外的、一切预测未来吉凶祸福的方法即‘预测术’”，敦煌占卜文书是指“敦煌文书中涉及‘预测术’的所有文书”，涉及卜法、式法、占侯、相书、梦书、宅经、葬书、时日宜忌、禄命、事项占、杂占、其他等十三类，但不包括“历日文书”。⑥这种界说在中国大陆影响巨大，王著、郑陈著都遵循了此说，只是在具体的分类上稍有调整，但都不出黄著的框架。马克编著分天文气象占、历日、择日术、数卜术、梦占、符、物象占、医占、相法、风水术十类，将“历日”纳入其中，这是它和黄著最大的不同。黄著之所以不涵盖历日，一是因为历日主要性质是记年月，其中涉及的占卜术主要是选择，内容多见于其他文书；二是为了和科技史区别。但同时，黄正建也承认，“《历日》中的占卜性内容，则是研究‘占卜文书’时应该据以比较或参考的对象”。⑦显然，他对历日亦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究其根本还在于历日包含了众多选择术的内容，其“占卜”性质不容回避，但又囿于传统的分类法，故只能模糊处理。而众多学者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敦煌历书在晚唐五代时期作者简介：游自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首都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北京，100089。①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②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③郑炳林、陈于柱：《敦煌占卜文献叙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④Marc.Kalinowski ed.,Divination et société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Une etud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ance ，2003.⑤《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⑥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14～216页。⑦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216页。

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与日常生活史研究

游自勇

的多样化趋势，“不同的制历知识传统和选择术传统提供给历书的编写者更大的选择空间”，①因此，笔者以为将历日排除在敦煌占卜文献之外并不合适。

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对于敦煌占卜文献的研究贡献巨大，突出表现在对这类文献的基础整理和初步研究方面。完成编目、解题工作之后，各类型占法的校录本也在陆续出版。黄正建曾提出从文献整理、天文历法、民俗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占卜术本身等多方面开展研究。②受此影响，已出版的各类校录本除了基础文献整理工作外，多会探讨占法的原理与机制，进而将占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结合起来考察。王晶波从文献、文本、文化三个层面来回顾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历史，并对今后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谓文献研究，“主要指针对敦煌藏经洞文献文本所进行的释录、校勘、定名、断代、分类、解题、编目、注释等工作”；文本研究“主要指在获得一种经过整理的、较为可靠的文献凭据的基础上，对占卜文献本身所内涵的有关占卜方术的种种信仰、欲望、知识、想象、符号体系、解释逻辑等，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文化研究“主要指将有关敦煌占卜文献的研究，与其产生前后的古代社会生活史、文化生态史以及各类占卜方术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自身的发展演变史联系起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做全方位的社会文化分析”。③这是目前为止对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作出的最为明确的阐述。受此启发，笔者想从“日常生活史”的视野来观照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提出自己的一点设想。

“日常生活史”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德国、意大利的史学流派，当时有些学者不满社会科学史学所宣扬的规律、宏观结构等，“见物不见人”，因而将目光转向丰富多彩的大众日常生活，希望从中发现历史的多维。与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整体史”（total history）不同，日常生活史学家倡导的是“全面史”（inte?gral history），以“微观化”的视角探寻具体的“人”的具体生活实践，以人的具体行为作为历史解释的逻辑出发点，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宏大叙事，也有别于之前风行的“社会生活史”。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除了少数属于官方抄写之外，多数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流传的实用性文本，与《乙巳占》、《开元占经》、《天文要录》、《天地瑞祥志》等传世占卜典籍以占测军国大事为主有相当大的差异。不可否认，这类文献也都经历了专业人士“文本化”再造的过程，但因其占卜事项多涉民众日常生活，且在流传过程中会根据实际需要分割重组，或是制作成更加简便明了的节抄、略抄本，因而是追寻古人具体生活实践印迹的绝好资料。笔者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

第一，长时段考察，打通与简帛术数文献的樊篱。自上世纪70年代睡虎地秦简《日书》出土以来，围绕《日书》展开的秦汉信仰世界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敦煌占卜文献中的历日与《日书》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在二者的界限范围上还存在争议，但学者们基本都承认它们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就敦煌历日的研究而言，基本只限于邓文宽、华澜（Alain Arrault）等几位学者。他们也结合简牍资料考察过历日中一些术语的源流变化，华澜还专门讨论过历日所反映的日常生活中的医疗“行事”和与身体有关的“行

①陈昊：《“历日”还是“具注历日”——敦煌吐鲁番历书名称与形制关系的再讨论》，见孟宪实、荣新江、李肖主编：

《秩序与生活：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4页。

②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24页。

③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问题与视野》，《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事”，①但囿于研究者的数量，与简帛术数文献尤其是《日书》的比较研究尚无法全面铺开。以往研究者着重强调历史的“变化”，因为在“变化”中更容易探察到时代的特征，从而能够描绘出各具特色的时代画卷。在这种史观影响下，往往忽略了历史中相对“不变”的因素。布罗代尔早就揭示出“环境”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决定力量，雅克·勒高夫也指出：“心态被认为是在历史演进中‘改变最少’的。”②占卜活动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即已出现，虽历经几千年，无论在占卜形式还是技术上都趋于繁复，但在表达民众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心理诉求上并没有太大差异。研究者在校释睡虎地秦简《日书》时，大量参考了唐代的《开元占经》，甚至还有清代的《协纪辨方书》，③之所以能用后世的文献作为参校，除了文本的层累因素外，知识、信仰、心态等的变化缓慢也是重要原因。因此，消除不同断代术数文献间的隔阂，用长时段的眼光重新找寻被忽视的“不变”的日常生活逻辑，应该成为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研究的一个基本立场。

第二，与吐鲁番所出占卜文献的综合考察。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是中国中古时期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不同文化在此汇聚交流，使得莫高窟藏经洞的占卜文献呈现出复杂的来源，包括中原地区、中亚、印度乃至于埃及。近年来，与藏文、粟特文占卜文献的对照研究也已展开，然而研究敦煌占卜文献者很少把目光投向吐鲁番盆地，对吐鲁番所出占卜文献关注不够。据统计，敦煌占卜文书约有280件，吐鲁番的占卜文献近40件。虽然从总数上不过是敦煌占卜文献的七分之一，但内容上涉及易占、卜法、占侯、解梦书、禄命书、发病书、历日、事项占等多种类别，与敦煌占卜文献多有雷同，足资互相参照。例如敦煌所出P.3028号长卷文书，无原题，因无传世书目和其他文献参照，黄正建据内容判断是一件专门占死丧的文书。④王晶波则明确指出本件“因其与死丧紧密相连，与其他占卜文献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求吉避害不同，故流传不广，只在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有所流行，而未见其他传本和相关记载”。⑤其实，吐鲁番占卜文献中存此类占法四件，均来自德国国家图书馆，分别是Ch.217、Ch.842V、Ch.2910、Ch/U8128。其中Ch.2910存8行，内容均见于P.3028；Ch.217存12行，有6行内容和P.3028相似；Ch.842V很可能与P.3028一样，都是《占死丧法》汇编中的一部分。又如，关于沐浴、洗头的择日法散见于历日中，俄藏Дх.1064、1699、1700、1701、1702、1703、1704号文书为册页装，首题“推皇太子洗头择吉日法”，这是敦煌所出唯一一件专门以“洗头”为对象的择吉

文书。黄正建推测文书的时代较晚，郑炳林等将其定在归义军时期，并推测P.2661V中的“洗浴去垢法”似乎是简编自本件的第二种占法。⑥本件前面是《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圆鉴即云辩，卒于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所以这份占法的抄录时间最早也是五代了。德藏吐鲁番文书Ch.3821也是一件与头发有关的占卜文书。正面是《佛说灌顶七万二千神王护比丘咒经》，荣新江推测年代在7世纪中期到8世纪末，背

①Alain Arrault：《敦煌历日中的选择法与医疗活动》，李国强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

425～448页；Alain Arrault，Les activités,le corps et sessoins dans les calendriers de la Chine médiévale,

Etudes chinoises，vol.XXXIII-1,2014,pp.7～55.

②[法]雅克·勒高夫：《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周莽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16页。

③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④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3、134～135页。

⑤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74页。

⑥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91页；郑炳林、陈于柱：

《敦煌占卜文献叙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4页。

面系剪断佛典而写，所以抄写时间晚于正面。①背面记载了两种占法。第一种首题“剃头良宿吉日法”，在所有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中仅此一件。第二种首题虽仅存最后的“法”字，但内容明确都是关于“洗头”的，所以第二种占法笔者推补为“洗头吉日法”，抄写时间至少在7世纪中叶以后。华澜曾指出历日中各种行事活动所涉及的一些词语的语义内容可以有多种解释，其内涵是很宽泛的。因为实际生活中，人们不会为了一些小事而去查看日子吉凶。所以他认为900年以后历日中出现了“洗头”一词，并最终替代了“剃头”。②他并未注意到上述两件关于头发的择吉文书，尤其是Ch.3821V，当剃头和洗头的吉日选择法同时出现在一份文书上，二者不能替换。这两个例子清晰地展现了吐鲁番占卜文献的独特价值。敦煌与吐鲁番相隔800公里，又都远离中原，但占卜内容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再次说明了古人日常生活世界的稳定性。也正因为此，本文采用了“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的提法，而非“敦煌占卜文献”。

第三，关注“人”的历史。黄正建曾简要回顾了唐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现状，并指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三个特点：一是生活的“日常性”，即重视重复进行的“日常”的活动；二是以“人”为中心，不能以“物”为中心；三是“综合性”，因为日常生活本来就是一种综合性的。③所以，关注“人”的历史应该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核心。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是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反映，通过对占卜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的分析，我们庶几可以触摸到古人日常生活轨迹的脉搏。比如，占测结果频繁指向了几种事项：口舌、诤讼/斗诤、官事、音声、光怪、釜鸣、门户、井灶、女妇、家长、六畜死、失火、损财、疾病等，几乎全是围绕家庭生活展开的。古人的生活空间不外乎区分为家内家外，作为人饮食起居生活的主要场所，家内的吉凶至关重要。但这个空间不仅仅是人类独有的，各种精怪神灵亦存居其间，如宅神、伏龙、妖怪、人鬼之类，稍有不慎就会触犯它们，招致严重的后果。故占测精怪神灵之所在，或祀之或厌劾之，以求生活的安宁，这是民众日常的逻辑。这些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正是民众日常生活最关心的问题，目前虽有学者对其中的某些事项进行过追根溯源的考察，但还缺乏系统性，远未达到从整体上阐述其内在关联的目标。即便完成了这个过程，也只是迈出了讲述“人”的历史的第一步。日常生活史不是大众生活史，我们所面对的占卜文献仍然是经过处理之后的文本，因此，更需要探讨的是：人们为什么要创作、抄写此类占卜文献？哪些人在进行？有哪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推动着占卜文献的创作和传承？这类知识是如何被传授和应用的？诸如此类的研究在目前的敦煌学界并不多见，最近余欣从时令入手，讨论敦煌民众的时间生活，④可以看做是一种新的尝试。

总之，在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研究中引入“日常生活史”视角的设想，是希望凸显“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所具有的日常实用性及由此所展现出的民众日常生活逻辑，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契机。

责任编辑：李光伟

①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见饶宗颐主编：《华学》第3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第

320页。

②Alain Arrault，Les activités,le corps et sessoins dans les calendriers de la Chine médiévale,Etudes chinois?

es，vol.XXXIII-1,2014,pp.26～28.

③黄正建：《关于唐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现状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9月14日。

④余欣：《敦煌的博物学世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79～278页。

文献学

文献：文献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像、声音等为主要记录手段的一切知识和信息的载体。“文献”一词出自于《论语八佾》篇中，（先秦）“文”与“献”是两个词，“文”指文章典籍；“献”指贤人贤才，特指博学多闻、熟悉礼仪掌故的人。（汉唐以后）“文”是叙事的依据，“献”则是论事的依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对“献”的解释已经与本义发生变化，“献”的含义已日益向“文”转化。自此以后，人们对“文献”的概念，逐渐变为专指文字记载的东西。1983年7月2日发布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把文献规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我们对文献的定义是（见句首）。与传统的“文献”含义相比较，现代“文献”含义不仅包罗了传统意义上有文字记载的一切图书资料，掌握某一方面知识技艺的专门人才，还囊括了现代所有的知识记录和信息载体。 作用：文献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工具之一。文献具有存储信息、传递信息两大基本功能。 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对历史文献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别、典藏传播、整理利用以及历史发展进行研究，进而探索其特征和规律的学问。其任务在于为各种学术文化的研究提供翔实的资料，尤其要为历史学的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古代多属于校雠学的范畴） 文献学的成就：1.廓清后世对经书的误解和歪曲 2.钩稽考证汉人经说 3.撰著新疏新解4.汇释群经（《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 甲骨文献：又称“卜辞文献”，是殷人占卜的记录，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王懿荣是甲骨文献价值的第一位鉴定人。刘鹗《铁云藏龟》，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专书。 金石文献：分别是指以金属和石质材料为载体的文字记录。金文文献：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始于夏商，盛于周代。石刻文献起源大体与金文文献同步。石经是儒家经典的大型石刻文献。始于汉魏，绵延到清代，内容由“七经”发展到“十三经”。墓志碑刻是古代石刻文献的主体，现存最早的碑刻文献著录是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 金石学：对各种青铜器和石刻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门学问。 经部文献：包括儒家经典“十三经”、历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各种注释阐发之书以及为解经需要而衍生的各种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典籍。 十三经：儒家十三中经典的合称。十三经的概念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其发展演变过程是:汉代把《易》、《诗》、《书》、《礼》、《春秋》立于学官，名“五经”（“熹平石经”）；唐代增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四种，名“九经”；唐文宗开成间刻石于国子学，又增加《孝经》、《论语》、《尔雅》，称“十二经”（“开成石经”）；到宋代，复增《孟子》，合称“十三经”。“十三经”是经部文献的核心，是集我国古代儒家经典之大成的总集。 十三经注疏：汉代及魏晋时代学者对十三经所作的注和唐宋时代学者所作的疏，合称“十三经注疏”。 二十四史：形成过程是：“前四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

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与日常生活史研究_游自勇

敦煌学至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各项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如果说还有尚待集中研究的领域，那无疑就是占卜文献和佛教经疏了。2013至2014年，相继有三部关于敦煌占卜文献的专著面世，分别是 黄正建的《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以下简称“黄著”），①王晶波的《敦煌占卜文献与社 会生活》（以下简称“王著”），②郑炳林、陈于柱的《敦煌占卜文献叙录》（以下简称“郑陈著”），③再加上之前由 法国马克教授主编，集合了法、中、美三国10位学者完成的《中国中古的占卜与社会——法国国家图书馆 与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研究》（以下简称“马克编著”），④敦煌占卜文献的整体刊布和叙录工作告一段 落。此前，随着敦煌文献的刊布接近尾声，学界对于此后的研究曾进行展望。⑤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从原先较为单一的文献、民俗研究中拓展出多维度的面相，这是今后研究中无法避免的一个话题。 关于敦煌占卜文献的定义和涉及范围，黄正建最早予以揭示。他从唐五代的语境出发，认为唐人使用“占卜”一词来概括数术类文献中的“卜、占、形法”，“占卜”可以概括“那些除巫术法术之外的、一切预测未来吉凶祸福的方法即‘预测术’”，敦煌占卜文书是指“敦煌文书中涉及‘预测术’的所有文书”，涉及卜法、式法、占侯、相书、梦书、宅经、葬书、时日宜忌、禄命、事项占、杂占、其他等十三类，但不包括“历日文书”。⑥这种界说在中国大陆影响巨大，王著、郑陈著都遵循了此说，只是在具体的分类上稍有调整，但都不出黄著的框架。马克编著分天文气象占、历日、择日术、数卜术、梦占、符、物象占、医占、相法、风水术十类，将“历日”纳入其中，这是它和黄著最大的不同。黄著之所以不涵盖历日，一是因为历日主要性质是记年月，其中涉及的占卜术主要是选择，内容多见于其他文书；二是为了和科技史区别。但同时，黄正建也承认，“《历日》中的占卜性内容，则是研究‘占卜文书’时应该据以比较或参考的对象”。⑦显然，他对历日亦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究其根本还在于历日包含了众多选择术的内容，其“占卜”性质不容回避，但又囿于传统的分类法，故只能模糊处理。而众多学者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敦煌历书在晚唐五代时期作者简介：游自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首都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北京，100089。①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②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③郑炳林、陈于柱：《敦煌占卜文献叙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④Marc.Kalinowski ed.,Divination et société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Une etud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ance ，2003.⑤《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⑥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14～216页。⑦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216页。 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与日常生活史研究 游自勇

敦煌文书

敦煌文书《新集两亲家接客随月时景仪》初探 一、文书信息 该文书编号为p.2042（背），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全文（残）二十五行，行字不等，共574字，整幅书于同一纸上，字迹虽不甚工整，但对于较好释读全文尚无大碍。 该文书题为一卷，实际是写至一半而止，篇末同纸另写有佛经四行，内容与该文书无关。该文书性质为书仪，内容是亲家双方的往来书信用语。 二、释文 1新集两亲家接客随月时景仪一卷并序 2若夫立身之道，以礼为先，敬爱其亲，谦恭是本。故《礼记》云：“礼经三百， 3威仪三千，道德二仪，非礼不威；教训正俗，非礼不备。”若夫长幼婚姻， 4岂无褒誉？临时怆悴，目不知所措。今撰编次汉明，节候寒温，对答 5往来，具陈于后。正月，首春，犹寒。主人先叙云：“三阳初发，同 6庆新年，暄景向林，寒风渐散，蒙赐婚眷，敢慕高门，不胜戴荷。客答云： 7“节气共同，清阳之首，万物含春，暄景尚林，余寒渐散，幸蒙高眷， 8许接清颜，得诣门庭，不胜战悚。”二月，仲春，渐暄。主人先叙云： 9“春仲和景，百草争新，柳色含春，梅花艳变，蒙赐婚眷，喜接清颜，贵 10客来过，不胜戴贺。”客答云：“节气共同，清阳叙中，应节和风，景 11色辉林，花开俪色，持奉高德，喜接清颜，不胜战悚。” 12三月，季春，□寒。主人先叙云：“清阳来景，瑞色含辉，渌柳 13垂條，花开艳□，蒙赐婚眷，贵客来过，不胜贺戴。”客答云：“ 14节气共同，时当春末，柳絮飃飗，蝶蜂游花，光鲜物丽，蒙赐婚 15眷，得诣高门，不胜战悚。”四月，孟夏，渐热。主人先叙云：“朱明首 16夏，渐向炎光，鸟转□林，□绿居树，蒙赐婚眷，贵客来过，不胜戴贺。” 17客答云：“节气共同，时当首夏，渐向炎光，□转清拔，蝶气黄业，忽 18 □颜色，战悚难胜。”五月，仲夏，盛热。主人先叙云：“夏中之节，暑气 19炎毒，蒙赐婚眷，喜接清颜，贵客来过，不胜战悚。”客答云：“节气共同， 20时当炎毒，太阳艳□，蒙赐婚眷，得诣高门，不胜战悚。”六月，末夏，暑热。 21主人先叙：“朱明末景，炎气飃飗，三伏热□，蒙赐婚眷，贵客来过，不胜戴 22贺。”客答云：“时候共同，时当炎□，暑气林交，向逼□□，朱明叙末，得诣 23高门，不胜战悚。”七月，孟秋首，余热。主人先叙：“□□□节， 24风散余炎鹊应天河蝉声□起蒙赐婚眷贵客 25不胜戴贺。”客答云：“时候共同，时当秋首……。”（下阙）

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与国际敦煌学项目

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与国际敦煌学项目 孙利平 （国家图书馆国际交流处） 林世田 （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 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是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联合创建的，是中国三个敦煌资料中心之一，也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个。资料中心于1988年8月正式成立，现属于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资料中心成立之初的主要工作是系统搜集、整理、入藏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为敦煌学界提供阅览和咨询，编辑出版有关目录和论著。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资料中心入藏 《英藏敦煌文献》、《敦煌宝藏》、《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等敦煌吐鲁番学书籍、期刊13000 余册，每年接待国内外学者 2000余人次。同时资料中心自1994年开展建立学者档案工作，为一百多位学者建立档案，专架存列，与所藏书刊资料相互补充，服务于学界。资料整理工作也初见成效，目前出版有《敦煌吐鲁番学论著目录初编·日文专著部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等敦煌文献研究论著目录。可以说，敦煌资料中心很好地完成了创办时期敦煌学界对中心的要求，对于资料中心今后工作的开展起着奠基的作用。 随着国内外敦煌写卷的相继公布，以及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提供敦煌文献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更好地为学界服务，2001年3月，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签署五年合作项目，加入旨在通过国际合作促进敦煌写卷的研究与保护的国际敦煌学项目。在保证敦煌写卷绝对安全的情况下，资源共享，揭示秘藏，由此拉开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的序幕。国际敦煌学项目是由大英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新德里国立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东方研究院、柏林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倡议成立的，宗旨是通过国际合作以促进敦煌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 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合作的国际敦煌学项目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乃至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经过一年的积极探索，我们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自身特点，制定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的总体发展思路，即：以国际敦煌学项目为契机，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资料信息中心，提高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在学术界的地位；以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的基础业务工作支持国际敦煌学项目的发展，使两者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为此我们草拟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规划，征求各位专家的意见： 一、馆藏敦煌文献数字化 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重见天日，1907年、1908年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先后闻讯来到敦煌，骗得大批敦煌遗书及其它文物，捆载而归。1910年，在罗振玉等学者的呼吁下，清政府学部咨甘肃学台，令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移藏京师图书馆，亦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由于经办的官员敷衍塞责，留在当地的遗书也不在少数，1911——1912年日

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

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 再出发 作者：常建华文章来源：南开新闻网更新时间：2011年09月24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生活史、地域史、专题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生活史研究多采用“社会生活”的概念，这是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但时至今日，有关生活史的研究也面临如何深化与拓展的问题。当前，在生活史研究中强调“日常生活”的概念，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生活史的研究历程 在我国，生活史作为现代史学出现于20世纪20—4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从风俗的角度关注民众生活。1928年瞿宣颖在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设“历代风俗制度”一课，讲述“平民生活状况”。在《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的“序例”中，他批评旧史学“忽以人民日用之常”。同年，陈东原撰著《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则直接采用“生活史”作为书名。当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一些学者尝试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把握历史，发表了不少论文，如郭沫若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8）、全汉升的《宋代都市的夜生活》（1934）、傅安华的《唐代社会生活一斑》（1937）。吕思勉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有关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的断代史论著中，也设有人民生计、人民生活等专章。当然，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中真正关注生活史的学者还是极少数，更多学者的兴趣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方面。 20世纪50—70年代，社会史研究主要讨论社会形态发展史，只有个别学者涉及生活史。如陈直在50年代发表了《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汉代戍卒的日常生活》等文章。吴晗在50—60年代发表过一些有关古人服饰、称谓方面的普及性短文。60年代韩国磐发表《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分析了唐代农民家庭的收入与支出并判断其生活状况。谢国桢在70年代撰写了《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开始反思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历史研究。1985年，《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在天津召开“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将“生活状况”纳入史学研究视野。当时就有学者提出，应从流行半个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史著框架中解脱出来，从事各式各样的专史和专题研究，比如撰写一部尽收衣食住行、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风俗礼仪于笔端的著作。 此后，生活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重视，成为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标志，涌现出不少成果。断代性的如宋德金的《金代的社会生活》（1988）、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1990）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断代史丛书10卷，1994年以来陆续出版了6卷。近现代方面，有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2007）、李长莉的《中国人的

敦煌书法

敦煌书法 一、概述 数万卷古代文书公诸于世，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自从一九 OO 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重视。敦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艺术，也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墨迹。敦煌书法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敦煌书法范围教广，一般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书法为主，另外还包括敦煌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汉代汉简书法、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文书法等。 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 4 万多卷墨迹，是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史及其书法艺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敦煌遗书的书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称之为"经书体"。"经书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它详尽的记录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楷化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寿岂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甚至还有王羲之 17 帖临本 3 帖。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是现在罕见的唐代墨迹珍品。 敦煌遗书中关于书法理论的写本有三叶残卷，颇令人注目。其一是论述写字方法的，对笔划的比例关系，粗细、长短、宽狭、字与字的大小关系都有详尽和精辟的论述。其二和其三为王羲之书论，"笔势论"残卷，为民间传说中的王羲之书论抄件。

敦煌写卷中的硬笔书法，是书法史未曾记载的民间创造。这里所谓硬笔，当时为木笔或苇笔。从甘肃出土的实物来看，硬笔尖端劈为两瓣，完全与今日的蘸水钢笔尖相同。这说明我国硬笔书法自古有之。 由于敦煌在历史上曾被多民族占据过，因此，在遗书中还保存了许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写卷。有梵文、蒙古文、回鹘文、西夏文、吐蕃文等等。其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数量最多。这些写卷均系毛笔或硬笔书写，相当工整流利，富有节奏感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 在敦煌莫高窟 492 个洞窟内的壁画中，保存有大量的珍贵墨迹。一为佛画榜题，一为供养人题记，均为创作壁画的画工书写。这些墨迹题记虽数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数精良外，大部分为画工信手之作，多有错别字。但书体具有古朴稚拙的乡土气息。 敦煌地区遗存有唐代至清代许多碑碣。其刻写的时代不同，书法的格调也各有干秋。其中唐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为碑中精品。其碑虽为楷书，但有魏碑风格，结体及用字怪异，为后世罕见之碑。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 17480 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汉代简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敦煌文献概述(20210217035908)

敦煌文献概述 一、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几个概念 汉河西四郡，（河，特指黄河，一般的叫水）霍去病开的。武威，旧为凉州，张掖旧叫甘州，酒泉旧叫肃州（甘肃名称就这么来的），安西即瓜州，敦煌沙州。瓜沙二州离得不远。安史之乱以后，被西藏吞并，吐蕃。当时把边关的重要军事力量调回内地平息安史之乱，顾不上边关了，就被吐蕃包围了。包围了十年之久，敦煌投降了。所以敦煌里的西藏文物比较多。晚唐，敦煌大族张议潮起义，把吐蕃赶走了。派出使者到长安，说归顺唐中央。行政单位叫归义军。归义军时期很长，敦煌很多的文物如壁画都是这个阶段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敦煌石窟：指敦煌地区的多处石窟，如西千佛洞，榆林窟（榆林河峡谷，安西县西南）等。不光指莫高窟。旅游的话到不了榆林窟，不开放。莫高窟也只是开放有限的洞窟。敦煌城南就是一座山，鸣沙山。鸣沙山月牙泉，汉朝就有了。鸣沙山往东有条河，把山冲断，出现了崖壁，朝东。莫高窟就开在这些崖壁上。河对岸就是三危山。（台）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莫高窟740 多个石窟，时间最早的是前秦，最晚的是，千年之久。 16 号窟，有耳洞，编为十七号，藏经洞，长宽高各3 米左右。耳洞地面高一点，要上两三级台阶。把经卷都搁里边，包袱皮包上，像是有计划似的。放得满满，把洞口封上，抹平，画上壁画，谁能看出来这还有个洞啊。就这样，静静的，五百余年后被发现。 研究洞窟里的壁画，塑像，经卷形成了敦煌学。 二、藏经洞的发现 光绪二十六年（1900），甲子纪年是“庚子” 。八国联军进北京。8 月，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来了，西狩，来西安打猎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藏经洞发现了，肯定顾不上了。道士，不是和尚，王圆禄发现的。 （敦煌是丝路的交汇。出了敦煌，分两路。南路到龟兹——于阗，翻过雪山——伊拉克叙利亚，过地中海，到欧洲了。北路到吐鲁番——喀什——翻过大雪山即，葱岭（帕米尔高原）。东西文化交汇三岔路口，壁画

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精选文档

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现存的敦煌诗歌写本为四百多个，在敦煌文献中所占比例很小。敦煌学研究中，敦煌诗歌也不算热门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集中于：王国维、潘重规等对《秦妇吟》的考订与研究；王重 民、潘重规、孙望、童养年、陈尚君等对《全唐诗》的补编、校订工作；黄永武、徐俊等对敦煌诗歌的整理校辑；胡适、戴密微、张锡厚、潘 ［法］重规、朱凤玉、项楚等对王梵志诗歌的研究；王重民、潘重规、柴 剑虹、陈国灿等对陷蕃诗的研究。总体来看，文字校订和内容解读方面的成果较突出。 本文所依据的敦煌诗歌写本材料，主要基于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 探讨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至少要包含下述问题：唐代敦煌，人们如何获取和复制诗歌文本？这些文本是如何编集的？文字抄写、版式安排有何特征？ 传播意味着要有复制。敦煌诗歌写本的复制方式为手抄。这种抄写复制行为，称为“传写”或“传抄”，汉唐史料中常见 传写”一词，此类事例更是俯拾皆是，读者传写是汉唐时期文 本传播的主要方式。敦煌诗歌写本就是这样形成的。 从存在方式看，敦煌诗歌写本可分两类：诗集和单篇。其主体是诗集。单篇指一件写本只抄一首诗作，如《秦妇吟》，此类

写本很少。诗集又包括别集（个人诗集）和集抄（集合数种诗作或数个诗人的选集）两种类型，以集抄为多。 从传播的角度看诗集，至少要知道它的名称、作者、编者、编选思想等信息。以此来看敦煌诗歌写本，立刻会发现，此类信 息几近缺失。“既无书名又无编者，也无编例可寻的诗歌选本所在着相当大差异”。这种现象的产生，部分可能与敦煌诗集写本均为残卷有关，但总体来看，即使将残卷因素考虑在内，依然会一头雾水。 占比例最大。敦煌诗歌写本与传统意义上的‘诗集'概念存1诗集名称、作者、编者信息缺失严重 先看诗集名称。现存敦煌写本，极少数残卷上保留有集名如 故陈子昂集”、“珠英集”、“王梵志诗集”等。绝大部分今人熟悉的《唐人选唐诗》、《高适诗集》、《李峤杂咏注》、《白香山诗集》等敦煌写本集名，其实并非残卷上原有的题署，而是罗振玉、王重民等早期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们根据集子内容推测或拟定的名称，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集名已证明并不准确②。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多以“唐诗丛抄” “诗钞”等为名，一方面更符合敦煌写本原貌，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诗集的名称实在无从查考。 再看作者。在徐俊统计的63 种诗集中，只有《伦人王克茂诗抄》、《杨满川咏孝经十八章》、《李矫杂咏注》、《李翔涉道诗》、《释玄本五台山圣境赞》、《高适诗集》、《张祜诗集》、

敦煌文献库

敦煌文献库 内容简介： 敦煌文献库是专门收录敦煌汉文文献的大型古籍数据库，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策划、总编纂、总监制，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 上个世纪初于敦煌莫高窟发现、而后流散世界各地的数达5万件之多的汉文和藏文、梵文、于阗文、回纥文、吐火罗文文献，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奇珍。不仅使大批亡佚已久的古文献重现于世，更在世界范围内有力推进与中世纪中亚和中国相关之歴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以及文化艺术之研究，并形成国际性显学---敦煌学。 敦煌文献库辑录现藏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英、法、俄、德、日等国之敦煌汉文文献3万余件，分为佛书编（佛教经卷）、遗书编（经史子集四部典籍写本）、文书编（官文书，私文书及寺院文书残卷），各据原件照片或复印件制成高精度的数码影像，并以爱如生独有的数字再造技术制成保留原件所有信息的数码全文，采用还原式页面，逼真再现敦煌文献的各种复杂书式，包括眉批、夹注、图表、标记及怪僻字、重迭字、翻转字、涂抹字等。总计全文超过1亿字，影像超过30万页，数据总量约100G。同时配备强大的检索系统和完备的功能平台，实现毫秒检索只字不差，图文对照逐行可勘，整理标注随心所欲，编辑下载按键即得，为研究利用敦煌文献开出新生面。 技术标准： 页面显示：还原式全文页面，逐页对照原版影像 检索路径：分类检索（类、目） 条目检索（题名、时代、作者、篇目） 全文检索（任意字、词、字符串） 高级检索（进阶、逻辑、关联） 研读功能：放缩（影像放大阅读） 全屏（影像全屏阅读） 去灰（影像去除灰度阅读） 翻转（影像旋转180度阅读） 连缀（影像前后页连缀阅读） 设置（全文设定版式和字体） 标注（全文添加标点和批注） 书签（全文添加书签和分类管理） 打印（全文打印） 下载（全文编辑拷贝） 辅助工具：研究提示（查找相关研究成果） 常用字典（查找难字读音及释义） 采用字库：方正楷体S-超大字符集 适用环境：Windows8/7/vista/XP/server2003/2008 出版信息 敦煌文献库分为五集，自2011年至2016年陆续出版，（初集已出）

生活史

生活史 1、前言 2、生活史的发展历程 3、生活史的定义及核心内涵 4、生活史的优缺点 5、生活史与纵向研究的比较 6、生活史的表述 7、生活史典型书目简介 一、生活史——前言 A何为“范式” ·英文：paradigm ·定义：某个领域的研究者们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做的潜在的知识假设、常规的思维方式、研究策略和方法的总称。 ·定义提出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66） ·作品：《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 B两大基本研究范式 1. 实证主义范式 （1）别称：定量研究、量的研究 （2）方法列举：社会测量、问卷调查、实验法、定量观察等 2. 自然主义范式 （1）别称：定性研究、质的研究 （2）方法列举：生活史、社会叙事、访谈法、定性观察等 二、生活史的发展历程 ?起源 ·最早出现的领域：人类学领域 ·第一部生活史：美国印第安酋长的传记（20世纪初） ·概要：通过与美洲土著人的日常接触和交谈，了解他们对于现实的看法，以此来研究土著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步消失的原因。 发展阶段 社会科学领域的三个发展时期——W.M鲁尼恩： （1）1920年——二战期间 人们对生活史的研究兴趣有相当大的发展。 其中大多数研究涉及个人文件，例如自传、信件和日记的研究。 （2）二战——到60年代中期 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定量方法和实际方法，而对生活史的研究有所下降。 （3）60年代中期至今 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发展现状 ·目前已被广泛运用于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列举：教师社会研究；成人发展研究；心理传记；心理病理学生活史研究；口述的历史；生活的传说。 三、生活史的定义及核心内涵 什么是生活史

敦煌医学文献

敦煌医学文献 以甘肃敦煌莫高窟所藏医学卷子本为主的一批出土的隋唐及其以前的医学文献。 以甘肃敦煌莫高窟所藏医学卷子本为主的一批出土的隋唐及其以前的医学文献。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40 000余件手写本和少量的木刻本。国内外学者视这批文献为珍宝，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整理研究，成果斐然，以致形成了新兴的国际显学——敦煌学。医学文献只占敦煌文献的很小一部分。自敦煌文献发现之后，我国又陆续在新疆、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发现了许多古卷子写本，其中也有少量的医学文献。现代学者一般将它们归入敦煌医学文献进行研究。 目前敦煌文献除北京图书馆藏有一万余卷之外，其余都为当时英、法、俄、日等国探险者所获，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以及德国、俄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据马继兴研究，现存于国内外的敦煌医学卷子约有93种，其内容涉及医经、五脏、诊法、伤寒、医方、本草、针灸、养生等方面。这些医学文献的年代多撰成于六朝及其以前，也有部分系隋唐时期的医学文献。这些文献中有许多长期失传的医药古籍，以及一些流传至今的古籍最早的传写本。它们最能反映早期医学文献原貌，因而对研究中国医药发展史，澄清医药文献的部分疑难问题，以及对校勘、补缺和探求宋以后木刻本的源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五脏论”一类的文献在《汉书·艺文志》中就已著录多种，但宋以后已罕见原书。因此，后世对这类以讨论脏腑学说为中心的古代医书原貌知之甚少。敦煌出土的《张仲景五脏论》、《明堂五脏论》、《耆婆五脏论》等，使古代脏腑理论研究有了新的依据。 医方本草是敦煌医学文献的主要部分。出土的张仲景的<伤寒论>卷子残卷，其文字内容更接近原始原貌，可以用来校正宋代以后通行的各种《伤寒论》刊本之疏误和遗漏。敦煌出土的卷子本草类著作有9种之多，其中《本草经集注》残卷保留了将《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用朱、墨分书的原始形态。唐代政府组织编撰的<新修本草>，以及唐代孟诜《食疗本草》的残卷，为现代辑佚复原这些本草名著提供了珍贵材料。此外，20余种医方残卷记载了丰富的病种和所用药方，可以充分反映唐以前医家宝贵的临床经验。 20世纪有关敦煌医学文献的研究日益增多并不断深化。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少数敦煌出土的医药专著。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研究者们在原始资料的复制方面致力尤多。随着世界敦煌学的发展和复制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国对敦煌出土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从而促进了敦煌文献的研究。90年代以来，中国有关敦煌医学文献的系统研究蓬勃开展，出版了《敦煌古医籍考释》等多种学术专著。目前，敦煌医学文献的研究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向纵深发展。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之我见_朱汉国

2012年9月第5 期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Sep.，2012No.5收稿日期：2012－06－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当代社会史”（10＆ZD07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①张静如 ：《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社会史研究·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之我见 朱汉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重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 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变迁三大部分。中国当代社会史应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社会生活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目前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仍面临种种难题。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系 统而全面地收集和整理有关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资料。在研究中，力图把个案研究与社会整体研究结合起 来；把静态分析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注意当代社会生活变革与政治变动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建设；社会生活变迁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深化，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我们从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情况也不难看到这一点。如2008年行龙主持的“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0年朱汉国主持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2年李文主持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等。经过学人们的努力，近年来已有一批探讨中国当代社 会史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田居俭 ：《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张世飞 ：《试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姚力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朱佳木：《努力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6期；李文：《国史中的社会 史：内容和框架结构 》，《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期，等等。2011年，学人们在安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还相继召开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现状和学科体系” 、“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观学界有关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学人们在诸多问题上的认识仍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就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对象 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自上世纪80年代始，学界已有各种表述。有人认为 ，“社会史的对象，应该说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其研究范围极为广泛”。①有人认为，社会史“不是包罗政治、经

敦煌文献中三种植物新考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0f5150887.html, 敦煌文献中三种植物新考 作者：王守云 来源：《丝绸之路》2013年第22期 [摘要]敦煌文献中记载了许多人工栽培或野生的植物品种，也有一些域外引进品种，其籽粒可供食用或作饲料，也可入药。本文对敦煌文献中记载的三种植物草子、荜豆、豆进行了分析考证。 [关键词]敦煌文献；草子；荜豆；豆 [中图分类号]K92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2-0014-03 一、草子 在敦煌文献中，有几件关于唐代沙州仓曹的会计牒，记录了不少可以食用的“草子”。如P.2763《巳年？（789）沙州仓曹会计牒》：“肆拾叁硕玖斗肆升肆合叁勺草子。”P.2654《巳年？（789）沙州仓曹会计牒》：“壹阡柒拾捌硕肆斗肆胜肆合贰勺草子。”这些关于草子的记录，说明它是敦煌当地人们的食物原料之一。 在敦煌文献中，草子又叫野谷，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野谷”条记载：“右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野谷生于武兴川，其苗藜高二尺以上，四散似蓬，其子如葵子，肥而有脂，炒之作■，甘而不热，收得数百石，以充军粮。”这是记载武周时期，敦煌收武兴川之野草子以充军粮之事。根据上述有关这种草子性状的描述，我们可以断定其就是古代史书中常说的东蔷，又叫做登相、登厢、登粟，在甘肃河西一带被称为沙米，生长在干旱的沙漠中，形状如同蓬草，色青，耐旱，叶子窄而长，尖有刺，生长期短，夏季遇雨发芽，炎暑迅速生长，在雨水丰沛的年份，能长半人多高，九、十月间成熟。成熟后，收割、打碾，除去秸秆，可以得到沙米籽，呈扁圆形，黄褐色。沙米种子营养价值很高，其含有16%～17%的蛋白质，赖氨酸含量更是远远高于其他作物，是甜荞麦含量的40%，是小麦粉的549. 6%；苏氨酸是小麦粉155. 5%；蛋氨酸是小麦粉的198. 7%；苯丙氨酸是小麦粉的112.9%；异亮氨酸含量也处于较高水平。矿物质含量也很高，锌的含量是小麦粉的148.4%；钾的含量是小麦粉的285. 1 %，是苦 荞麦的139%；镁的含量是小麦粉的560%，是苦荞麦的129. 8%；铁的含量也处于较高水平。只有钙的含量相对低一些。沙米性温味醇，助消化、健脾胃，菜粮兼用，可谓食品中的佳品。在河西走廊武威、张掖和酒泉的一些地方，很早就有采集沙米用作旱荒之年食物补充的习惯。河西人除了将其加工为炒面食用外，主要用来做馓饭，如同小米或黄米。 东蔷，元代始称沙米，成廷珪《送潘仲明之泰兴》诗云：“年丰沙米贱，江近网鱼鲜。”明胡侍《真珠船·东墙》载：“甘、凉、银、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细如罂粟，堪作饭，俗名登粟，一名沙米。”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8“沙米”条引《瀚海记》云：“沙蓬米，凡沙地皆有之，鄂尔多斯所产尤多。枝叶丛生如蓬，米似胡麻而小。作为粥，滑腻可食；成为末，可

文化汇聚地——敦煌

文化汇聚地------敦煌 在刘进宝的《敦煌历史文化》一书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色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的确，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履蹒跚地走过了近5000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了它灿烂的古代文化。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 唐人李吉甫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敦煌位于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因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古往今来的诗词歌赋充分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处处隐含着一派金戈铁马的气息。毋庸置疑，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东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汇流之地。 一、丝绸之路孕育敦煌文化 敦煌位于中国西部绵延一千多公里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两千多年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征伐匈奴，派大将霍去病率军进入河西走廊，重创匈奴，使河西归入汉朝版图，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汉王朝在河西先后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敦煌郡设置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敦煌从此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为了从经济上保证这一基地的巩固，汉代一方面从内地往敦煌大量移民，一方面又征发军队来此戍守，移民和戍卒在敦煌开荒屯垦，兴修水利，同时也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敦煌，使敦煌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为敦煌逐步发展成为西部的军政中心和商业城市奠定了基础。此后几个世纪，敦煌之所以一直作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除了战略上的重要性之外，与其经济的繁荣是分不开的。 敦煌不仅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早在汉朝时期，丝绸之路已作为中原与外域交往的重要商途，享受了人口、物质、文化的繁盛。汉代丝绸之路自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继出玉门关和阳关，沿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麓，分为南北两条道路。南线从敦煌出发，经过楼兰，越过葱岭而到安息，西至大秦（古罗马）；北线由敦煌经高昌、龟兹、越葱岭而至大宛。汉唐之际，又沿天山北麓开辟一条新路，由敦煌经哈密、巴里坤湖，越伊犁河，而至拂林国（东罗马帝国）。汉宋之际，丝绸之路是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敦煌也由此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在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之前，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中亚的商业贸易通道，一直是陆

历史的研究方法

历史的研究方法 一、历史的本质 A、何谓历史？（What is History?） 历史是人类留存的重要活动纪录，足以让后世参酌了解过去与未来。其中历史的性质而论又可分为传统界说、近世新说及科学的学科三种解释。中国传统界说为「六经皆史。」（六经为诗、书、易、礼、乐、春秋）；近世新说为「人类活动现象之记录。」；现代学者则认为是「历史是推理之科学。」 B、历史的意义、作用 历史在英语中有数种的意义。首先，历史指过去的事件，及实际发生的事。其次，历史意味事件的纪录或叙述。希罗多德（Herodotus）被称为历史之父，他就波斯人和希腊人战争的起因和事件记录他的看法。最后，历史则成为一门科学、研究领域，历史发展一系列的方法和概念，透过这些方法和概念，历史学家收集过去事件的证据，评价这些证据，并就题目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历史的基本作用是能让你自己更容易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公共事务、国家情势和趋势。历史著作的作用不仅使个人对变化和失望，对那些令人惊骇的事情有所准备，也向个人提供人类行为和组织的可能性的大致模式。 二、历史学的研究范畴

A、研究范围 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 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外国，历史学本身的历史说明，至少到本世纪中叶以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有人类经历中最狭小的政治部份，才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 现代史学的研究范围 历史学当以人类过去的全部存在和经历及各个层面为研究对象，依据人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日常活动、习俗和制度等方面的史料进行考证和解释、了解研究人类过去的一切行动、思想及成就，并寻找历史进程的规律。 B、历史学的内容 历史学的内容主要包含两部份： 历史学与国民的意识。历史学与国民的历史意识有直接关系，历史的理解或看法，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基准、思考方式、行动原理发生关联，通常以历史意识一词来表达，所以历史学对国民意识有直接贡献而参与社会。 理论思维学的概念。历史的理论思维并非立即产生，而是具有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的时间漫长，由不同的历史阶段组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理论思维带有不同时代的特点。理论思维在不同时代

敦煌文学的含义及特征

敦煌文学的含义及特征 敦煌文学是指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文学活动、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文学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敦煌文学也一样，所以要从内涵和外延上给它划分一个明晰的界限，是比较困难的。本文所说的敦煌文学作品，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指的是敦煌遗书中仅存的文学作品；第二层次既包括敦煌遗书中仅存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敦煌遗书中保存且见于传世文献中的文学作品；第三层次则指敦煌遗书中具有文学性的文献，包括上面一二层所说的文学作品，还包括一些有文学性的应用性文章，如世俗应用文和宗教应用文等。而敦煌的文学思想，主要指敦煌遗书对有关文学的看法和论述以及从敦煌文学作品中发掘出来的文学观念。 敦煌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具有相对独立性。“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敦煌及整个河西地区被吐蕃人占领，与中原王朝基本上处于文化隔绝状态。唐宣宗大中二年，敦煌人张议潮率众推翻了吐蕃的统治，收复了瓜、沙诸州，建立了以敦煌为中心，长达180多年的归义军政权。归义军政权一开始虽则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原王朝的政令并未真正影响敦煌地区，敦煌地区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在这个独立的文化圈内，由于受印度文化、西域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敦煌文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汉文化圈的组成部分，敦煌文学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的自觉是一个免不了的问题。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除了比较通行的“魏晋说”外，还有“先秦说”、“汉代说”和“六朝说”等。各家都能摆出很多文学史实，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我们认为，文学自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的文学体裁自觉的时代并不相同，不同地域、不同的文学创造者和接受者对文学的自觉也不相同；对于中国最下层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对文学的自觉更是一个慢长而懵懂的过程。研究敦煌文学，应当清楚这么一种情况：对唐五代敦煌民众来说，他们对文学并不是像一般文人那样的自觉；对他们来说，文学仅是某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某种社会文化仪式的组成部分。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认为，敦煌民众心目中的文学，和文人心目中的文学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敦煌遗书中保存且见于传世文献的文学，像《诗经》、《文选》、《玉台新咏》及部分唐代诗人的作品，以及独赖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一部分文人作品，如韦庄的《秦妇吟》等，这是文人心目中最正宗的文学，但它们是不是敦煌民众心目中的文学，还要做具体分析。因为敦煌民众心中的文学是某种社会文化仪式的一部分，敦煌民众并不把文学作为案头欣赏的东西看待。所以，这些中原文人的作品只能是敦煌文学的哺育者，是敦煌民众学习文学、创造文学

敦煌文献介绍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 作者：杨秀清 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

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敦煌佛经还有不少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佛经），如《大乘四法经》、《因缘心论颂》、《异译心经》等，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版大藏经的不足，还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敦煌佛经中还有不少被认为是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即所谓“伪经”，这些疑伪经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敦煌文献中的梵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及与汉文对照的佛经，对摸清汉译佛经的来源以及考证佛经原文意义作用很大。敦煌文献中各类佛经的目录也不少，其中既有全国性目录、品次录、藏经录，也有点勘录、流通录、转经录，还有乞经状、配补录、写经录等，是研究古典目录学不可多得的材料。此外，敦煌佛经，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写经，由于校勘精良、错讹较少，对校勘唐以后的印本佛典也大有裨益。 敦煌文献中还有一批寺院文书，其中包括寺院财产账目、僧尼名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