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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周其仁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周其仁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周其仁

天则研究所主持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现在已经出版了第一批成果(张曙光,1996)。这批成果的一个显著特点——将自科斯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发展运用于中国近年发生的制度变迁——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同时,这项研究也比较系统地在中国实践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但是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已有评论的注意。因此,本文侧重讨论这项研究的方法论含义,并借此机会和读者交流关于科斯研究经济学方法的体会。

一、科斯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科斯有一个迷人的特点:他的研究成果好像总也造不成“立竿见影”的“轰动效果”。读者一定知道,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要到二三十年后才被世人刮目相看。后来大行其道的“交易费用”概念,据科斯自己回忆,形成之时约为1932年。其时,科斯还是一个中国人所讲的“小年轻”,在英国一家经济和商业学院里担任“担心备课达不到水平”的助理讲师。五年后,论文发表,师友学长中有人前来道贺,但竟无一人讨论科斯的新见解。当时看好这篇论文对经济学发展异常贡献潜力的,好像只有科斯自己(他当时写信告诉友人,“我不相信我的一生中还会做出如此重要的工作”)。到20世纪50年代,论文被选入美国一本重要的价格理论文选;60年代,有人在脚注里加以引证;70年代,开始有人讨论;直到80年代,引证和讨论才突然与日俱增,以致比“以前40年的总和还要多”。1991年11月,当科斯在斯德哥尔摩为他在交易费用、产权、企业和社会成本问题上对经济学的贡献而领取诺贝尔奖时,他已经80多岁高龄,垂垂老矣。

不过,即使在科斯名扬四海之后,还是少有人谈到他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贡献。我们看到,无论行家里手们同意不同意,“科斯定理”已经被广泛“考虑”过了。“交易费用”概念,有人阐述,有人运用,有人批评,也已经广泛地、甚至过于广泛地被“考虑”了。“社会成本问题”的思想,对产权、商业纠纷、环保和其他公用财产的利用,以及一切具有所谓“外部效果”的合约问题的深远影响,更是有目共睹。但是,科斯何以得出这些影响和改变当代经济学的成果来的?

科斯的研究方法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问题就少有人问了。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科斯简白的“散文”式论述中,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高深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潮流好像就是宁肯为崇拜“高深”而误入歧途。也许需要另一个40年,科斯“研究真实世界”的质朴手法才会引起应有的注意。

其实,科斯1937年的论文恰恰是从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开篇的。他在一开卷就指出,过去的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并批评许多经济学家在建立一种经济理论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在开篇第一段落里,科斯中心阐明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manageable)”,而且必须是“真实的(realistic)”。

据科斯自己在1987年的一次讲演中推测,多数读者都忽略了他的这个方法论的意见,以致在阅读时会跳过这个段落(而一位叫Putterman的编辑果然在一次再版此文时将这一段落全部删去)。我们当然不得而知,有多少中国读者在阅读此文时跳过了这一段。我自己的经验是,虽然读了这一段,但还是忽略了科斯的独到见地。因为我曾经误认为,科斯的这段话无非是客气地引用并同意20世纪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赫赫有名的罗宾逊夫人(Mrs. Robbins)的论点。后来,当我读了科斯在1987年的讲演稿,才知道科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意见基本上与罗氏相左!因为罗宾逊夫人在《经济学是一个严肃的主题》(1932)中的主要论点是,经济学的前提性假设必须是易于处理的,如果我们能处理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我们也只能别无选择地用这些不真实的假设。而科斯当时就反对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了其“易于处理性”而牺牲前提的“真实性”。科斯明言,他的目标是发现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

这里所谓“易于处理”,就是指易于运用经济学累计的知识和分析技巧来处理要研究的问题。这一点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在一个分工的知识结构中,专门学科的知识和技巧的累积对于提高认识的效率有重大意义。如果每一时代的经济学家,都“创制性地”选择一些完全无法运用经济学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作为前提性假设,并在这些假设下开展研究工作,那么经济学根本不能形成任何可累积的传统,也无法作为一门学科来发展。科斯并不反对假设的“易于处理性”。他反对的只是把“易于处理”作为选择前提性假设的惟一条件,特别是反对为了“易

于在经济学上处理”而不惜牺牲前提的真实性。在科斯看来,这种为了易于处理而放弃真实的倾向,已经导致如下不良倾向:“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像世界来替代”(Coase, 1987, 52)。如果经济学家都如此“经济”地生产论文和著作,他们

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和关系吗?

科斯选择的是一个相反的替代:用真实的前提替代想像的世界。他要的是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科斯自己的工作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在科斯之前,经济学已经累积了关于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的大量知识和分析技巧。但是,以往的经济学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性假设是,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本身是没有费用的。在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下,人们无从理解真实市场里一些复杂的组织和合约(如企业),甚至对此视而不见。科斯首先修订了“市场交易的零成本”假设,代之以一个“交易费用为正”的真实前提,然后将组织(企业)同(交易)成本分析连接起来。到了这一步,真实世界里的企业和其他复杂合约,就变得在经济学上“易于处理”了,因为经济学以往累积的知识和分析技巧(特别是边际分析),都可能用来分析被以往经济学忽略、但在真实世界里却存在的组织和合约。

二、如何做到“真实而又易于处理”?

欣赏科斯贡献的我们不免进一步要问:怎样得到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呢?对此,科斯在1937年可是半点天机也不曾泄露。要到50年后,科斯详尽交代了写作那篇论文的起源、含义和影响,我们才可以从中领悟到科斯所取方法的由来。以下三点是我体会到的关键:

第一,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据科斯自己讲,他的经济学训练主要是在商学院里完成的。商学院的一个特点是注重实例研究(case study),也就是通过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来研究理论。因此科斯一边跟着Plant教授学习价格机制,一边对英国的公用事业下功夫,并且累积了研究真实的企业所必要的知识(如商法、产业组织、金融和会计)。可能正是这种“两线学习法”(一线理论,一线实例),使年轻的科斯一上手就“碰”到问题:如果价格机制可以自动配置资源,为什么还有不同的产业组织?后人可以看得清楚,科斯能够“碰上”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发展的大幸。当时也许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起了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是

科斯没有对真实的企业下过功夫,他断然“碰”不到问题,或者“碰”上了也会擦肩而过。事实上,科斯的使命感使他不但“碰上”问题,而且碰上就抓住不放,尽管当时“著名经济学家”们根本不讨论这个问题,已有的文献也不把这个问题当作经济学的问题。那么,如何寻找“在价格机制起作用的现实世界里企业存在的原因”?下面这句话我认为可圈可点:“我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企业存在的理由” (Coase, 1987, 52)。这就是科斯的态度。他为此在1932年利用伦敦经济学院提供的旅游奖学金,安排了一次远渡大西洋的游历,去考察美国的企业和产业组织。科斯在美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访问工厂和公司的主管,通过与“真实家伙们”的交谈来发现他脑中挥之不去的疑问的答案。科斯为此可不吝啬时间,也不怕因为刨根揪底式的收集实际资料而“弄脏了自己的手”。作为年轻学人,科斯当然也访问了美国的学院和书斋,不过他只用“很少的时间去听课”。即便是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奈特教授的课程,科斯也不过旁听几次而已。科斯关注的问题不是从先辈学者的著作里找到的,因此他也不指望从现成的著作里找到现成答案。1932年的美国之行,使科斯果然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的理由。回到英国后,科斯在1934年写下了他的草稿。三年后,这篇几乎未经修改就发表的草稿,就是今天举世皆知的“企业的性质”。

第二,重点调查问题的约束条件。真实世界五光十色,因此到真实世界里求学问并非一件易事。科斯的法门是,着重调查问题的现实约束条件。他到美国调查企业时,心中想的是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但问出口去的却并不是“贵企业为什么存在”这样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科斯到处发问:“企业在什么条件下购买产品,在什么条件下购买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来自己制造?”这其实就是在调查企业存在于市场的约束条件。我们知道,科斯不用“虚例”而偏爱用实例。“虚例”是想像世界的简化,比如在经济学著作里屡屡出现的“孤岛上的鲁宾逊”之类,其好处是“易于处理”,用得好可以有助于说明复杂的理论。但虚例的危险性在于可能完全不反映问题的现实条件。试想问题都“虚”掉了,答案怎么可能增加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呢?在这一点上,“实例”的比较优势显而易见。实例是真实世界的简化,因此实例中总是包含着现实约束。不过,在简化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时,也有可能将一部分重要的真实约束简化掉。所以科斯

不但偏爱用实例,而且偏爱用经过他本人下功夫调查的实例。比如英国历史上的灯塔究竟是政府还是私人修建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如何通过分配频道资源集中了权力,福特汽车公司与其零配件厂的一体化程度,在这些著名的问题中,科斯都是一面利用大量一手或二手的材料弄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一面自己来对事实“简化”,从而得到可用于经济学研究的“够格的”实例。这很好地表明了科斯工作的重点。

第三,把从实例中得到的认识一般化。实例包含了回答问题的要素,但是实例本身并不能自动回答问题。从实例的研究到得出对真实世界里经济制度、经济组织和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解,中间还需完成一个思想的跳跃,这就是把实例一般化。回到科斯的企业研究:他不但调查了一批美国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在什么情况下制造”的实例,而且从中把各个不同的现实情况一般化为如下这样一个判定:“如果企业为购入要素自己制造而支付的费用低于它直接从事产品买卖的费用,企业就制造;反之,企业则购买”。这个一般性判定是思维上惊险的一跃,因为科斯从中提炼出一个更为一般的经济学概念——交易费用。经此,“企业”和各种复杂合约就如同“产品和劳务”一样,变得“易于处理”了。以往的经济学忽略了交易费用,或者不言自明地“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所以无法分析市场里的各种组织;科斯从实例中一般化出交易费用,扩充、而不是抛弃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使之可以“处理”企业问题。因此,当我们读到“企业的组织费用在边际上等于企业支付的市场交易费用”时,我们再也不会吃惊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经济学句子了。这说明,科斯的实例研究可不是满足于那些“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资料”,他要“咀嚼”实例,把实例里面包含的逻辑和道理一般化。

以上讨论表明,至少有三个关键词在科斯的方法论里占据重要地位:真实世界、实例和一般化。这也提供了是否运用科斯方法的几个恰当的“指标”。下面,我们就据此来评论天则所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我们将看到,天则研究成果的长处和不足,是可以通过这几个关键词的讨论来发现的。

三、引人入胜的真实世界

天则研究所的这批研究成果首先显示,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经过经济学家的精心整理,可以变得如此引人入胜。首批九个天则案例,个个精彩,虽然不同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它们精彩的程度各不相同。

细究起来,使真实故事引人入胜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往往与“大家公认”的逻辑相抵触。在这种场合,“公认”会发生的没有发生,而“公认”决不会有的事却偏偏来了。在这类“与常理不合”的故事中,最引人入胜的恐怕要数那些与“权威”的预言或断言不相一致的真实了。任何一个喜欢探究的人不免要问:为什么“反常”?这样的故事读着就会来精神。

举几个天则提供的例子吧。比如人们曾经公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不会(或不应该)允许任何一种计划额度(票证)的买卖合法化的。这种共识的合理性在于,计划额度(票证)乃政府发出的分配凭证,并不是“由劳动创造”,本身“无价值”,要是官方容许计划额度买卖,岂不就是纵容“不劳而获”?迄今为止,上述公认的逻辑在绝大多数场合依然有效,因为官方对为数不少的计划额度(票证)的地下买卖,从来采取禁止、打击和取缔的立场。但是,有一个却是例外:外汇额度交易。盛洪抓住这个例外细说从头,研究其何以从非法买卖演变成官方许可的合法交易,并且成为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这样的故事当然引人入胜:政府在什么条件下承认并保护“权利的交易”?又比如,人们公认“重复建设、重复引进”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从几十年前宣传计划经济优越性,到近几年批评经济建设中的时弊,“无政府竞争造成的浪费”总是一个基本的论据。但是,刘世锦、江小娟深入冰箱行业的调查,却表明恰恰是这种伴随着“浪费”的竞争,推动了冰箱行业的质量进步和规模经济,同时还有效地缩短了满足市场需求的时间。在这个冰箱的故事里更为有趣的是,那些以废除竞争、“计算起来更优”为特征的所谓“产业政策”,不是根本无从实施,就是浪费更为严重。这些事实与“常识”如此不一致,人们总会有兴趣多看一眼“不应该有的”事实吧。

本书中最引人入胜的,恐怕要数成都和上海两地股票市场的案例了。这两个故事堪称“上品”,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记录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一个重要进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很好地表明,比较复杂的交易形式所需要的那些支持系统,可以怎样“反常地”在中国形成。不少学者相信,应该在初级市场改革(如产品市场放开)的成果稳固之后,应该在企业改制见效之后,应该在一系列法规建立健全之后,特别应该在政府有条不紊的周全安排下,才可以考虑开放比较高级的市场(如股票交易和期货交易)。这或许正是耶鲁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

宾警告中国政府在20年内不要开放股市的原因之一(见吴敬琏的转述,1995,P9)。但是,杨维关于成都“红庙子”股票交易自发成市的出色研究,却表明在某种条件下(一个足够强的盈利预期、政府放宽管制和其他),个人和自愿团体也有可能主导“为完成复杂交易不断界定产权”这样似乎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公共品的供应。“红庙子”发生的事的确是一个“倒爬楼梯”的个案:在初级交易还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大体靠自发势力实现了股票这样符号化产品的高级交易。这个故事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它“不合已有逻辑”的真实。你看,在法规、服务和什么都不健全或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这些四川人居然用钱买“纸头”——早期的股票——而使交易达到“每天10万—30万人、成交额1000万元”的规模!

相比之下,陈郁提供的上海股市的故事就不像“红庙子”那样大起大落。不过,上海的真实也同样引人入胜:无论政府如何努力“规范”股票的柜台交易和场外交易,这种交易的“私人契约”特性——自由成交——总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是在“合法”、“非法”或“半非法”条件下实现私人契约的交易费用)。这场“规范”与“(持股人)牟利本性”之间的博弈,一直到上海证交所——一种把股票自由竞价制度化的组织——成立才算告一段落。陈郁的故事说明,那些试图“消灭”千千百百股民卑微的牟利动机的“规范”根本不会成为“秩序”之源,因为它们总是无法实行。相比之下,上海的公开和私下的股票柜台交易落得了一个比成都“红庙子”自发股票买卖更长远的制度结果。不过这一点不重要。制度演化史并不以成败论英雄。重要的是这两个故事共同揭示了在真实世界里制度和组织变迁的动力机制。伦敦、纽约和香港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有许多因素共同起了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成文的规范条款里去探查,我们一定会迷失方向。因为在每一条成文规范的底部,都熔铸着深厚的由利益驱动的自发努力、创新尝试、出了格的想像力和“家伙们”的看似疯狂。对自发性毫无理解的人要称懂得市场经济,恐怕只是他在那里自说自话。

引人入胜的故事,得来却不容易。天则所的同仁看来直接秉持了科斯的作风:“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制度变迁的问题和答案。这种工作在哪里都不容易,但由于以下几点更加显得困难。第一,天则所项目确定的研究对象——制度变迁——本身比一般的研究科目更难以观

察;第二,几乎任何一个领域、方面或组织的实际情况的累积性报告,在我国好像都特别稀缺,加之有限的一点资料还因为部门、地区分割以及“保密”等等而变得更为零碎;第三,成果评价系统对事实含量高的研究的激励不足。因此回过头去看,天则所组织这么一个立足真实个案的大型研究,没有很大的一股劲要去实践自己选定的方法论,恐怕做不下来。在张曙光关于这个项目的说明和“课题计划书”里(见这本书的附录),我们就可以读出这么一股“气”来:“本项研究不仅要补上案例研究的空缺,而且要从中探索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道路”。为了多读到引人入胜的故事,我愿意在此高喝一声:此志当贺,愿君能长久。

四、“看不见的”约束

每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里,至少可以提出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抓到了问题,如何“打开”呢?上文说过科斯的办法是,侧重调查问题展开和问题解决的现实约束条件。对于制度性约束这样的“社会软件”,科斯从人或组织的经济行为的结果出发,追寻那些“看不见的”制度约束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在天则案例里包含了相当不少一等一的制度变迁问题。紧接而来的,是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这些“似乎不该发生的”真实的现实约束条件,并通过这种揭示,增加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在这一方面,我对天则首批成果的评论是,一些案例做得比较好,一些还不够好。

比如张宇燕研究的联通公司案。张的问题极为重要:为什么国家在电信业这样一个重要、敏感、“自然垄断特性”明显的部门,放松了管制,准许联通公司冲破邮电部的独家垄断?张宇燕的报告,至少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他具备回答这一重大问题的实力和潜力。第一,张文清楚而简洁地勾勒出电信行业从独家垄断到“双头竞争”的全貌。这极不容易,因为本案例涉及到电信业整体、三个相关部委、军队机构和国务院高层决策,调查难度极大。第二,作者的理论修养使他直抓问题要害——国家增加了电信牌照的发放而弱化了政府独家垄断。但是,当本项研究展开到要回答“国家在何种约束条件下才‘反常’地放松了电信管制”这一中心问题时,张却用“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电信业的放松管制直接滥觞于财政拮据”(第167页)——代替了进一步的调查。事实上,张的判据并不充分:“我们至少可从表面上看到,电信业放松管制与财政困难同时出现这一‘巧合’,其背后可能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第157页)。这其实只是一个猜测,因

为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并不意味“有必然联系”。猜测常常是需要的,因为猜测有可能成为进一步调查(验证)的题目。问题是作者再也没有下功夫调查他猜测到的“某种必然联系”,而是引用了一番诺斯和希克斯关于17世纪英国国王通过出售特许权增加财政收入的见解,就断然写下了他的“基本判断”。对此,一位看来非常熟知电信行业的评论人秦海,指出张的这一判断“是武断的”(第182页)。本书执行主编张曙光,在介绍张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之后,也指出“把电信业放松管制归之于财政困难并不确切”(第19页)。但是无论秦海还是张曙光,看来也都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解释。秦海的替代性结论是“中国电信业的放松管制是电信业生产力变化的结果”(第182页),张教授的则是“其直接原因是巨大需求压力下的高额盈利的吸引”(第19页)。不知各位读者以为如何,我读了这两个替代性的结论,反倒觉得还不如张宇燕原来的猜测更有潜在的说服力。不过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两位评论人都没有从方法论上批评张宇燕,也都没有“咬住”张非要他继续调查否则不放他过马。对此我的批评是,他们和作者一样,把“调查现实约束”这一重点看轻了。“国家在什么情况下放松电信管制”,如同“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在什么情况下制造”一样,是不可小看的关键。在这样的关节点上,猜测也罢,大经济学家已有著述的启迪也罢,都有意义,但都代替不了真刀真枪的对真实原因的探查。

有趣的是,当盛洪研究,“为什么外汇额度交易被惟一认可”和张曙光研究“中国如何走向放开粮价、取消粮票”这两个案例时,他们的灵感也共同来自诺斯“财政考虑基本左右着政府的决策”的观点。这不奇怪,因为在诺斯之后,要成功地解释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动力机制而无视诺斯的见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同样的财政补贴压力,为什么在外汇交易上是允许其合法化,在粮票问题上却选择了压缩计划购销、扩大自由粮食市场的路线呢?就这一点而言,把盛、张两例放到一起后反而没有一个清晰答案。我认为这里的弱点可能是作者在重点调查约束条件时,在取舍方面下的功夫不足。试想当年福特汽车公司决定一部分零部件自己设厂制造,另一部分购买时,一定有许许多多的因素起了作用。科斯在调查时,一定花费功夫对所有因素进行取舍,否则他怎么会最后集中到“工厂组织费用”和“通过市场购买的费用”这个要害的约束条件上来呢?在现实的、诸多的约束条件中,必有一些更一般、更重要、更基本。研究中不仅要通过

调查“取”这些重要的约束条件,而且要经过调查分析“舍”掉那些无关紧要的因素。否则,下一个步骤——“把个案一般化”——是无从入手的。

对照起来,本书关于自发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的研究,给人留下的印象简明而清晰。成都“红庙子”案例的中心问题是“自发的股票交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达到可观的规模?”杨晓维回答这个问题不凭猜测,也不靠灵感,而是把注意力“聚焦”在调查一个物件上——股东身份证的复印件。调查的中心线索是,“同时持有记名股票和原始股东的身份证复印件,是否可以过户?”可以过户,股票自发交易——一种权利的交易——就有了保障;不可以过户,自发交易图利就没有制度基础。“红庙子”自发股市的“弱小—兴盛—衰竭”三部曲,果然就是与股东身份证的复印件“不被承认—承认(企业承认而地方政府不反对)—不承认(明令禁止)”相对应。我们都知道从产权确立到产权的可交易,是制度变迁中的惊险一跳。新制度经济学对产权的排他性界定和产权可交易性的讨论,包含着复杂的内容。但是我们(至少我自己)绝不可能想像、推理和设计出,支撑一项(颇为复杂的)权利交易的最必备的制度条件可以如此“简单”。分散的自发创新过程所拥有的成本最小化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陈郁的调查更进一步,他发现在上海股票的自发交易阶段,“过户专业户”甚至有本事办成那些没有原始股东身份证的“最次品”股票的过户手续,因而那里的大规模的股票私下交易是通过一个“分工结构”来实现的。经济学家通常是通过“价格差”来解释“交易”的。似乎只要差价——买入卖出股票的差价,买卖票证的差价以及诸如此类——足够大,交易就会发生,但是,把差价转化为当事人的收益需要制度——“看不见的制度”——的支撑。杨晓维和陈郁眼力不凡,一个看见了“身份证”,一个看见了“过户专业户”,大大帮助我们理解真实世界里权利交易的约束条件。

五、把实例一般化

从观察中得出一般化认识的能力,据张五常教授讲,中国人是比较差的。人们也许不一定都同意张的“判决”,但是天则所首批成果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我看来却正是“把实例一般化”。

这并不是说,天则的案例研究缺乏理论色彩和理论深度。恰恰相反,本书理论要素的密集、新颖和广泛,不但以往许多调查报告集不可比拟,就是相当一些“理论专著”也难以望其项背。比方唐寿宁讨论的“立宪性规则选择缺失条件下

的行政性一致同意”(见第118—140页),就是交给经济学博士生班去阅读,也还是可能令人担心其内容过于艰深。从这一点看,本项研究绝不是就事论事之作,符合项目设计中“进行经济系理论创新”的自我期许。

问题是,“前理论十足,后一般化不够”。此话怎么讲呢?九篇案例研究报告中,至少六篇的引言或导论立足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提出问题。这就是所谓“前理论十足”。提出问题,描述个案,分析讨论,假设检验,一路来到结论。但是,读来令人气短:在绝大多数文章的结论里,作者都不再费心把研究过的实例一般化。

口说无凭,有兴趣的读者还是随我快速翻阅一下九篇案例报告的结论部分。樊纲、刘世锦和江小娟两篇,结论用来讨论政策;孔泾源和张曙光则集中展望制度的演化方向(一个正向,一个逆向)。政策和展望当然重要,但它们都不是对实例中的经济行为或制度变迁过程进行抽象而得出的一般化结晶。张宇燕的案例分析理论性很强,但结论部分不知怎么来了一个“中国古典式”的模棱两可:“国家垄断的强化和弱化,特许权的扩大与缩小,至少用历史眼光看,恐怕也只能是一件因时而论而定的事情。”唐寿宁越写越实,图书馆的案例被放到附录,全篇以故事和故事的概括收尾,没有为提炼他的故事留下空间。陈郁结论中的“经验总结”部分一样是故事的概括,而“理论总结”部分里的概念,如他的评论人张军批评的,“并没有在先前的案例分析中得到相应的体现和运用”(第53页)。换言之,不是自己研究过的实例的一般化,而是外来的一般化。

在我读来,九篇中只有杨晓维和盛洪两篇的结论用心对实例中的行为和过程抽象。杨晓维的故事一流,已如上述,他的结论也提升了实例中包含的有关“制度创新”的一般道理。但是,杨的结论似乎仍然过多地受到经济学家已有“框架”的束缚。“红庙子”的故事其实已经表明,所谓“自发的”股权交易不仅包含着纯粹“私人和自愿团体”的努力,而且包含着地方政府的默许和中央政府在一定时间内的鞭长莫及或眼开眼闭。“红庙子”的兴盛,是私人和自愿团体在盈利潜能的驱动下,与地方政府利益达成一种默契的结果。后来这个默契瓦解了,红庙子市场也由盛转衰。因此,这里有可能得出比林毅夫“自发的制度创新和强制的制度创新”范式更为丰富的创新范式。创新可能超出了纯粹私人自发的水平,但却还并不是政府强制性引导的结果。只要私人努力“诱致”政府不反对或默许,

制度创新也可能发生。但是杨的结论限于“自发创新”和“强制创新”两个范式的讨论,虽然他对政府强制创新模式留下了深深的怀疑。我自己在研究农村改革的实例中也发现,包产到户合法化,就既不是纯粹的私人努力,也不是政府强制性创新所能实现的。它是在农民和政府(首先是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中达成的。这里正好一并提出来求教于杨晓维、林毅夫和其他读者。

盛洪的结论部分对计划权利的交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合法化做了很好的一般化归结。从结论里,我们可以得到对计划体制转型的、超越外汇额度交易个案的更一般的理解。盛洪的结论不是没有再讨论的余地,但在科斯方法论的意义上,我对他的结论没有批评。顺便提一下,这个案例写法几乎没有“前理论”色彩,盛洪显然把抽象的力气都留到了后部,也就是把实例一般化。在天则的同人当中,只有盛洪一人访问过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当面得到科斯的指教。也许因此盛洪的研究风格就受到科斯的“传染”。略为遗憾的是,盛洪的“再传染力”好像还不够强。

我们无从知道天则所首批成果在“把实例一般化”方面普遍薄弱的全部原因。只有他们自己的总结才更可靠。但有一个推测我要不揣冒昧地在此提出,这就是研究工作中的资源配置(研究基金和时间)常常可能失当。据我观察,现在利用基金、特别是国际基金的研究项目,几乎没有不重视事实调查和数据收集的。但是,往往数据到手之后,精力、经费和时间都不多了,正好匆匆了事,再奔下一个。其结果,对千辛万苦收集的原材料的加工再加工不足。原料还没有被充分“咀嚼”,就“上市、出口”了。1991年我刚到洛杉矶的时候,南加州大学两位教授研究中国的乡镇企业。我们一起谈过几次,也收集了一批资料。过了不久,他们写出了一份200页的项目书,内容包括背景、问题、已有文献、假设、模型、数据来源说明和初级检验结果。这份项目建议书显然要比国内许多研究成果还像“研究成果”。后来我知道,在美国手里拿着“半成品”或“大半成品”申请研究基金的可不是少数。这种“国际惯例”对科学研究的利弊如何,我没有全面评论的资格。但是这种做法至少有一点好处,一旦得到资源,可有力量对“半成品或大半成品”施加精加工。天则的这批成果,花在再加工方面的资源应该说已经不少,本书中执行主编给许多作者的建议修改信和评论人的评论,可以看出。但即使如此,本项研究中“残存的附加价值”还是极为可观。福特基金会如果有意,不妨

考虑对这批已经对真实世界下过功夫的作者们追加一点资源,专门用于再整理、再提炼和再“咀嚼”,专门用于逼迫他们“静想”和“静写”,如此,大有希望“憋”出一些对中国制度变迁的更高质量的“一般化”认识。

六、超越“实证经济学”

在利用科斯方法论的几个关键词对天则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作了一番散漫的评论之后,我想回到对科斯方法论的一个“误会”来结束本文。科斯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常常被叫做“实证经济学”。更为广泛的,是把一切研究现实的作品,都称之为“实证经济学”。例如,本书执行主编张曙光就把案例研究看成“是进行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第6页)。

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因为涉及到哲学上实证主义的影响而源远流长。经典的实证经济学强调理论的精确性可以由假设与事实的一致性而得到基本检验 (Robbins, 1932)。但是自从弗里德曼1953年“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的论文发表之后,此种经济研究方法论变得特色鲜明而影响广远。弗里德曼的中心论点是,各种互相竞争的理论的优劣,应当以它们产生的“推测”(Prediction)的准确性来衡量(Friedman, 1953)。对于弗里德曼来说,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推测是经济研究的核心。如果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能与事实“令人惊奇地一致的”推测,那么这个推测有没有现实的基础并不重要。在弗里德曼看来,如果简洁的、想像的推测能被验证,说明理论能用较少的投入解释大量的事物,恰恰是理论“经济性”的表现。简言之,前提假设的现实性并不重要。弗里德曼自己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就是如此。“永久性收入”并不是可以观察的,但是这一想像的假说与居民住户的消费数据之间的一致性却比凯恩斯理论的说明更好。虽然弗氏的这种实证经济学后来受到许多批评,如萨缪尔森指责这是蔑视逻辑法则,但是经济学家试图“猜出”一个同数据一致的推测的方法,还是大行其道。

科斯对以上方法并不满意。对于罗宾斯式的以检验假设与事实一致性为中心的实证经济学,科斯强调假设必须首先是真实的。对于弗里德曼式的实证,科斯更是斩钉截铁地表示“经济学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推测的准确性的基础上选择他们的理论”(1987,52)。在这一点上,科斯同哈耶克一样,质疑经济学家是否比别人更有本事来提出“推测”。他不认为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是提出推测并检验这些推测。经济学家选择理论限于理解、解释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要去多种

可能的理论中作出选择,可靠的基础在科斯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实而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科斯毕生的工作,就是在发现、找寻“真实而又易于处理”的前提。众所周知,他找到了一个,这就是“真实的市场交易费用不为零”。根据这一点,我以为科斯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不同于实证经济学的。原则的区别有两点:①前提性假设必须真实而又易于处理;②主要使命是发现人们经济行为的逻辑从而增加我们的理解,而不是推测和检验推测。诚如科斯自己在获诺贝尔奖时所言,他没有给经济学贡献过什么高级的理论,但他的工作——找寻一个更现实的前提性假设——却给经济学带来根本的变化。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能比实证经济学在后辈学人里获得更大的回响吗?它能比实证经济学累积起更丰盛的研究成果吗?它真能够弥补实证经济学的方法里还包藏着的某种“回避真实”的那些缺陷吗?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我们也不必为这些终究要由“思想市场”来决定的问题过于劳神。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有了不同于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知道有一小批经济学家开始实践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作为中国读者,我们还格外高兴地知道,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开始了它在中国的实践。天则所的工作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他们比较系统地开始了,这一点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第2期。后收入周其仁著《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305页。

新制度经济阅读书目

制度经济学读书会书目 制度经济学: 1、(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 新制度经济学: 3、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F091.349 bnu24) 4、科斯:《新制度经济学》,载(美)科斯、诺思等著,(法)克劳德梅纳尔编:《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 5、(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思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6、(冰岛)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7、艾瑞克G非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8、威廉姆森:《阿洛和新制度经济学》,收于《阿罗与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麦克米伦出版社,1975年。 9、(美)德勒巴克等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经济科学出版社。

制度与制度变迁: 10、潘伟杰:《制度变迁与政府规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11、(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纲要》,《改革》,1995年。 12、(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 13、(日)青木昌彦著:《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14、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5、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下卷)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何增科:《新制度主义:从经济学到政治学》,载《公共论丛——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当代中国经济》试题

《当代中国经济》 简答题 1简述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 答: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与体制类型,市场经济就就是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类型,有其自己的规定性,这主要包括:(1)从市场经济的决策结构瞧,它就是以分散决策为基础的。(2)从市场经济的信息结构来瞧,具有横向传递为主的信息结构。它通过价格体系传递信息,指导决策,引导资源流动。(3)从市场经济的动力结构瞧,市场经济具有双重动力结构。(4)从利益结构瞧,市场经济存在多元化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尽管存在利益上的差异与目标函数上的差异,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能够相互制衡。(5)从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瞧,市场经济中收入或产品的分配就是同生产要素的分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东激进式改革的区别何在? 答: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性质在于,它就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与渐进性。而苏东激进式改革就是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根本否定,就是在彻底推倒原有的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引人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法制度,因而,它的方式必然就是激进的、全面的、整体性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新的私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必然会出现制度的断层,从而也就无法避免经济与政治秩序的混乱与生产的停滞与下降。这就是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东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区别所在。 3简述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特点。 答: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第二,出现了不同产权交融的混合所有制形式。第三,各种所有制内部经营模式多样化。第四,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 4简述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 答:现代企业制度包括以下基本内容:第一,现代企业的法人财产制度。第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第三,有限责任制度。第四,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5简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基本目标。 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6、简述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革对我国储蓄结构的影响。 答:一国的储蓄结构就是在一定国民收入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国民收入生产出来之后,要经过分配再分配最终形成企业、个人与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储蓄主体储蓄倾向一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与个人或家庭之间分配的比例不同,储蓄结构也就不同,就就是说储蓄倾向既定条件下,国民收入按何种比例在三者之间进行分配,直接决定储蓄的部门结构。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储蓄结构由原来的政府储蓄为主转变为家庭与企业储蓄为主。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与储蓄形式结构(即不同储蓄形式的构成)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实际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就是决定储蓄形式结构的一个基础性因素。随着国民收入分配向微观方面倾斜,从而引致金融资产的多样化与储蓄形式的多样化。 7、简述我国企业融资结构及存在的问题。 答: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储蓄结构与投资结构的调整,我国金融机构趋于多元化,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应运而生,企业的融资渠道逐步拓宽,融资结构不断改善,直接融资获得了较快发展,特别就是近几年来,企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规模越来越大,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尽管我国直接融资得到了一定发展,融资结构有了一定改善,但还远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无论与发达国家比,还就是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比,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都偏低。不仅如此,而且我国的企业融资过分依赖外源融资,企业内源融资

周其仁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周其仁 天则研究所主持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现在已经出版了第一批成果(张曙光,1996)。这批成果的一个显著特点——将自科斯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发展运用于中国近年发生的制度变迁——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同时,这项研究也比较系统地在中国实践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但是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已有评论的注意。因此,本文侧重讨论这项研究的方法论含义,并借此机会和读者交流关于科斯研究经济学方法的体会。 一、科斯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科斯有一个迷人的特点:他的研究成果好像总也造不成“立竿见影”的“轰动效果”。读者一定知道,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要到二三十年后才被世人刮目相看。后来大行其道的“交易费用”概念,据科斯自己回忆,形成之时约为1932年。其时,科斯还是一个中国人所讲的“小年轻”,在英国一家经济和商业学院里担任“担心备课达不到水平”的助理讲师。五年后,论文发表,师友学长中有人前来道贺,但竟无一人讨论科斯的新见解。当时看好这篇论文对经济学发展异常贡献潜力的,好像只有科斯自己(他当时写信告诉友人,“我不相信我的一生中还会做出如此重要的工作”)。到20世纪50年代,论文被选入美国一本重要的价格理论文选;60年代,有人在脚注里加以引证;70年代,开始有人讨论;直到80年代,引证和讨论才突然与日俱增,以致比“以前40年的总和还要多”。1991年11月,当科斯在斯德哥尔摩为他在交易费用、产权、企业和社会成本问题上对经济学的贡献而领取诺贝尔奖时,他已经80多岁高龄,垂垂老矣。 不过,即使在科斯名扬四海之后,还是少有人谈到他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贡献。我们看到,无论行家里手们同意不同意,“科斯定理”已经被广泛“考虑”过了。“交易费用”概念,有人阐述,有人运用,有人批评,也已经广泛地、甚至过于广泛地被“考虑”了。“社会成本问题”的思想,对产权、商业纠纷、环保和其他公用财产的利用,以及一切具有所谓“外部效果”的合约问题的深远影响,更是有目共睹。但是,科斯何以得出这些影响和改变当代经济学的成果来的?

和田玉鉴定 知识大全(图文并茂)

和田玉的鉴别知识大全 和田玉的产地 和田玉是一种软玉,俗称真玉。狭义上的讲的玉,一般指新疆和田玉。英文名称Nephrite。化学成分是含水的钙镁硅酸盐,化学式为Ca:Mgs(OH)z(Si4011)2。硬度为6~6.5,密度为2.96—3.17。和田玉和陕西蓝田玉、河南南阳玉、甘肃酒泉玉、辽宁岫岩玉并称为中国五大名玉。 和田玉籽玉的形成:籽玉(籽料或水料)是由山料,经冰川不断裂解崩落,地震风化或雨季被洪水冲入河道并受到河水的长期碰撞冲刷侵蚀经千万年的冲刷所形成,籽玉因被水长年浸泡,冲刷,打磨,所余下的质地:细糯、滋润、密度大,具有玉液之光泽,所以籽玉为玉中之珍品. 玉龙喀什河:玉龙喀什河,即古代著名的白玉河。这条河源于昆仑山。流入塔里木盆地后,与喀拉喀什河汇和成和阗河,河流长325公里,有不少支流,流域面积1.45万平方公里,河里盛产白玉、青玉和墨玉,自古以来是和阗出玉的主要河流。人们拣玉主要在中游,而上游因地势险恶,很难到达。 黑山地区(籽玉发源地之一)发现白玉后,给找玉人带来新的希望,人们冒险前往。黑山,即古称之喀朗圭塔克,其山是昆仑山之主峰之一,高峰达7562米,群山峻巅,冰雪盖地。产玉地点为阿格居改山谷,此为玉龙喀什河支流之一,距喀什塔什乡里山大队约30多公里,部分河段冰积物广布,山坡崩塌,巨砾遍布,只有徒步到达,雪线以上冰川遍布,海拔高5000米以上,相对高600—1000米。冰川的冰舌前缘部位,因冰川下移至雪线附近逐渐融化常常发现自上源携带的和阗玉砾。冰川的舌部高达数十米至百余米,晴日不断裂解崩落,伴随着雷鸣般的巨声,漂砾与冰块滚泻而下,落入河中,故在冰河之下也可以找到美玉。雪融水每日有一次洪水,洪水把巨大的冰块沿河冲向下方,这些冰块及冰层融化后也露出玉砾。产出的玉石有白玉和墨玉。这个地区应有原生和阗玉矿床,是玉龙喀什河中子玉的主要来源之一。 玉龙喀什河离和田市中心大约20分钟的车程。在河的上游50公里出白色籽玉,带皮籽玉一般产在河的下游。当地人在山洪过后,冬春闲暇时分,常有到河中捡玉的习惯。他们捡玉 主要是在河的中游,上下游因地势险恶,所以很难到达。

当代中国经济课程提纲

《当代中国经济》课程大纲 ECONOMIC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课程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成功崛起改写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地理,中华文明有可能演绎一出由盛到衰,进而又由衰到盛的历史奇迹。因此,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的演进历程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就具有重要意义。 本课程的目的,是要使学生能够了解当代中国现实的重大经济课题,适度掌握相关研究文献的前沿知识,特别强调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知识导向、理解不同或对立理论的相对知识洞察力和局限,由此促进他们成为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人员。 框架结构: Ⅰ导论:从转型到发展(周端明)第1周 Ⅱ近代中国经济回溯(马陵合)第2-3周 Ⅲ中国的制度变迁(周端明)第4-5周 1.“三位一体”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1949-1978 2.中国经济转型:1978-2008 Ⅳ增长模式和发展(郭斌)第6-7周 1.增长与结构变迁 2.人口增长、劳动与人力资本 3.生活标准:收入、不平等与贫困 Ⅴ农村经济(周端明)第8-9周 1.农业组织 2.农业:产出、投入与技术 3.乡村工业化 Ⅵ城市经济(马骥)第10-12周 1.工业:所有权与治理 2.结构变迁:工业、能源与基础设施

3.技术政策与知识经济 Ⅶ中国和世界经济(钱瑞梅)第13-14周 1.国际贸易 2.FDI Ⅷ宏观经济与金融(钱瑞梅)第15-16周 1.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和周期 2.金融体系 Ⅸ结论:中国经济未来的展望复习(郭斌)第17周 参考教材: 1、Naughton Barrry: “The Chinese Economy——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蔡昉、林毅夫著:《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3、吴敬琏著:《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 4、邹至庄:《中国的转型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5、张宇、卢荻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6、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7、布兰特、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格致出版社。 主要参考书目: 1、林毅夫等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 2、林毅夫著:《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4、厉以宁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 5、薛暮桥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 6、于光远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 7、卢荻著:《变革性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02 和田玉的基本特征(化学、物理)

和田玉的基本特征 和田玉的化学组成 化学成分:Ca 2 Mg 5 [ Si 4 0 11 ] ( OH ) 2 化学名称:水钙镁硅酸盐(透闪石)→(含铁)阳启石 专业名称:透闪石类晶体 和田玉的形成是由镁质大理岩与中酸性岩浆岩侵接触交代产物,而镁质大理岩成于6亿多年前(前寒武纪)时代,其摩尔硬度5-6.5,比重2.9-3,优质者半透明,其他不透明。 由于地质构造层发生变化,以及其他有机矿物质侵入形成青玉、黄玉、碧玉以及墨玉等。他们的颜色逐步加深,其中氧化铁、的含量逐渐增高,氧化钙、氧化镁含量减少。碧玉与其他种类玉差别,含镍、钴、铬等超基性岩特有的元素。其特点:硬度高,内部分子结构较紧密,不受盐碱侵入而变质。 和田玉的物理性质 颜色 各种玉石都以自己特征的自然色彩,引人喜爱,而登上世界珍宝之位。玉石行家对颜色非常重视。颜色不仅是评价和田玉质量优劣的重要标准,而且也是划分和田玉种类的主要依据。和田玉的颜色是各种玉石中的佼佼者,以它特有的玉色而备受珍视。 和田玉的颜色与国内外其它地区的软玉相比,色调较多,自称系列。和田玉有白色、青色、黄色、黑色等四种基本色调,还有一些过渡色,如青白色、灰白色等等。和田玉有世界罕有的白玉,尤以色如截脂的羊脂白玉为和田玉所特有,极为名贵。另外,和田玉有多种皮色。世界上不少玉石都带有此色,但不如和田玉皮色美丽。尤其是和田玉籽玉皮色很多,有秋梨、芦花、枣红、黑等等颜色。琢玉艺人以各种皮色冠以玉名,如秋梨皮籽、虎皮籽、枣红皮籽、黑皮籽等等。利用皮色可以制作俏色玉器,自然成趣,从古到今,璞玉十分贵重,采玉者得之,称为得宝。 硬度 硬度是鉴定和田玉的重要标志之一。矿物的硬度是矿物抵搞其它物体侵入的一种力学性质。通常表示硬度有两种方法: ⑴、相对硬度,或称摩氏硬度,是一种刻划硬度。 ⑵、绝对硬度,亦叫压入硬度,是根据矿物表面上能够承受的重量来测定。 和田玉的摩氏硬度约为6.5,不同品种略有区别,一般来说青玉硬度稍大于白玉。珠宝业中一般把硬度作为划分宝石和玉石的一个重要标志。宝石硬度一般在摩氏7度以上,玉石硬度一般在摩氏4-7度,摩氏4度以下通常称为彩石或雕刻石。硬度大,抛光性好,能使玉

制度经济学阅读材料

制度经济学阅读材料 1、周其仁给学生开列的书单 必读教材 Furubotn G. Eirik and Rudolf Richter.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读物 Pranab Bardhan, 1991.”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Theory: A Brief Critical Assessment.” J of World Development. Alchian, A. 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50. Milton Friedma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 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张五常,1990。“关于新制度经济学”,见科斯等编,《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版,第3章。 Coase, . “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J of Law and Economics, , N. 2(Oct. 1974). 周其仁,1996.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 Property Rights Alchian, . “Property Rights”, pp1101-1104. 张五常:《卖橘者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巴泽尔: 《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1997年版。 Macfarlane, Alan. 1978.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Oxford: Blackwell Press.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Exchange and Market 张五常:“失传的价格理论”,复印资料。 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和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91页。Greif, A. 1993. "Contract Enforceability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Early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 克莱因和莱弗勒:“市场力量在确保契约绩效中的作用”,见陈郁编,《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205。 巴泽尔:“考核费用和市场组织”,见陈郁编,《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239页。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1988. Law and Economics.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Chapter 6-7. (考特和尤伦着, 张军等译. 《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The Firm and the Entrepreneur Knight, . 1921.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Coase, .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In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Coase, . “The Nature of the Firm: Meaning”, in O. E. Willianmson and . Winter(ed.) pp48-60. Demsetz, R. 1995. The Economics of the Business Fi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企业经济学》,2000版)。 陈郁编:《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流派渊源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流派渊源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卢现祥 摘要: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塞本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变硬核,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引入信息和交易成本以及产权的约束,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它们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硬核,如理性选择模型。同为制度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派没有任何理论渊源关系,但是他们都关注制度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呈现出模型化、强调历史的作用、注重制度差异的研究及用制度方法解释发展差异等特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近代制度学派 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中,基本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变硬核,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同为制度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派没有任何理论渊源关系,但是他们都关注制度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呈现出模型化、强调历史的作用、注重制度差异的研究及用制度方法解释发展差异等特J点。 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流派渊源关系 (一)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 什么是新古典经济学?有趣的是近代制度经济学的代 表人物之一凡勃伦最先使用新古典这个词,他用这个词刻画 马歇尔和马歇尔经济学的特点。凡勃伦发现,在一般功利研 究和享乐主义的心理假设的基础上,马歇尔的剑桥学派与古 典经济学具有连续性。但是多布认为,新古典这个词并不是 描绘马歇尔经济学的最合适的词汇,因为剑桥学派所做的是 脱去古典政治经济学粗糙的外衣,割断其与自然规律哲学的 联系,并用微分学将其重新陈述。新古典经济学一方面继承 了古典经济学的许多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又加进了边际理 论。边际理论的核心,一方面是方法上的个人主义,一方面 是源于主观价值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新古典主义理论 的一切基本命题和基本分析方法,都包括在最初由瓦尔拉斯 提出的、至今发展为“阿罗一德布鲁模型”的市场一般均衡体 系当中。 在某种意义上讲,一种理论成熟之时也就是其僵化之 日。目前,新古典模型已日趋僵化,如果不进行进一步的修 正,很难用于各类重要的问题的分析。这一模型的僵化主要 体现在它限制了对许多特定的很有意义的方向作进一步探 索。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了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的三 个研究领域:(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产权)和经济组 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 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 化?概括而言,像企业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契约的经济逻辑是 什么?(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经 济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一大批新古典经济学家开 始对经济组织的结构产生了兴趣。一项新的研究规划开始 试图将微观经济理论更一般化,当然这一研究仍保留传统价

最新当代中国经济课后练习

最新当代中国经济课后练习 1 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德国进行了什么的抢夺? ?A、 ?B、 ?C、 ?D、 我的答案:A 2 有些国家没有竞争优势,但其在一些方面有所为有所不为,使得其在一些领域发挥其优势,比如印度的什么行业占据了全球一半多的市场? ?A、 ?B、 ?C、 ?D、 我的答案:D 3 以下关于防止人才流失的做法,可行的是? ?A、 ?B、 ?C、 ?D、 我的答案:C 4 有人说:中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有1.5个其中的“1”指的是什么? ?A、 ?B、 ?C、 ?D、 我的答案:D

5 我国将其主要科技力量集中于某些领域,确立竞争优势,体现在以下哪个行业? ?A、 ?B、 ?C、 ?D、 我的答案:B 6 国家的竞争地位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我的答案:√ 7 人才的流动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我的答案:√ 8 发展中国家应该避开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优势的产业 我的答案:× 9 落后国家只能从简单的传统产业突破 我的答案:× 10 哪些国家能够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快速地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那么哪个国家就易于在这个领域取得国际竞争力。 我的答案:√ 不同行业实行差别性政策已完成 1

对于外资,为了使得竞争公平,应当取消优惠待遇但又不能听之任之,因而应采取差别性政策,这不包括以下哪种做法? ?A、 ?B、 ?C、 ?D、 我的答案:D 2 我们对于现阶段的外资可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调整? ?A、 ?B、 ?C、 ?D、 我的答案:A 3 美国目前更青睐哪一国家的高铁技术? ?A、 ?B、 ?C、 ?D、 我的答案:B 4 保护的程度来看,总体来发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程度高于发达国家是因为什么??A、 ?B、 ?C、 ?D、 我的答案:C 5 一般来说,由于经济竞争力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

论文写作与研究六:浙大经济学牛人本科四年的学术生涯

感悟——我本科四年的学术生涯 其实我在浙大经济学院的这四年中,由于高考没考好(生病了,同时考试时天气太热,因此在37摄氏度的气温下,我如何能够拿到高分,考得好也!可能在北大物理系了,那也不是现在的我了!),父母给我填的志愿,就落到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原杭州大学金融与经贸学院,在浙大四校合并后统一组成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在大一上的时候,玩了半年电脑游戏,结果成绩还是全班第一,顿时感到空虚和无味!大一下开始学日语,由于怕把英语荒废,最后只能把日语放弃了!大二的时候,认识师兄黄毅,那时是他和我说高级经济学就是应用数学,顿时让我觉得自己在经济学还是有用武之地的!于是,在大二和大三,我本科课程没听多少,却旁听了经济系硕士生课程:(还包括在导师给我们学生的办公室和会议室中自己选读文献,现在浙大也可以看到近期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期刊和主流经济学的英文原版教科书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数学系本科和硕士生课程:动态规划、数理统计、实分析、泛函分析、随机过程,自学完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生的部分课程(主要是从师兄黄毅这儿要来了一大堆原版书、文献、笔记、讲义和习题):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到底是中级还是高级,国内翻译方法不同,反正是advanced的,基本上是微观I (Varian)、II(Mas-Collel,Whinston and Green)、宏观I(Romer)、II(Sargent)等主流经济学的统一教材]、经济数学分析(Sydsaeter)、动态宏观经济理论(Turnovsky)、经济动态递归方法(Lucas,Stokey)、博弈论(Rubinstein)、确定性和随机最优化(Kamien,Schwartz)、经济计量分析(Greene)、时间序列分析(Hamilton),这些课程对我的帮助是使我能够基本把主流经济学的文献读下来。通过对这些课程的学习,打下了我的数学基础,但是由于学习的路径是自己选择的,因此避免不了用数学功底冲经济理论的弊端(其实,留美经济学会的很多牛人都是从数学系转过去的,因此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是围绕经济学所要求的主要数学进行干中学的,现在的数学功底应该说和数学系科班出身的硕士自然有一段距离。总的感觉,应用数学方面(这方面可以借助MATLAB、SAS、SPSS、STATIC等数理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偏重于优化理论,也部分包括Chaotic System。)可以得心应手,但是在理论数学方面(泛函、拓朴)只能说是会使用,而不能说是在构建模型方面得心应手(现在不选择搞数学学派的原因是在大四的

第一章新制度经济学导论

第一章导论 ●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过程 ●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流派渊源关系 ●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及基本假设 ●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框架内容及学习意义 课程介绍 ?新制度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才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一门以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的经济学科。 ?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思想,用科斯的话说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种经济制度当中。人类自身的福利依赖于整个社会所能提供的产品与劳务,而后者又取决于经济制度的运作效率。斯密说,经济制度的运作效率由分工决定。但只有存在交易时,专业分工才有可能;交易成本越低,制度的生产效率就越高。交易成本依赖于一国的制度,如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教育文化等诸方面的制度。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这正是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家所给出的重要结论。”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产生的时间不长,影响却越来越大。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和主要代表人物诺思先后于1991年和1993年被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证明。 ?新制度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一起,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的完整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以其对现实的较强的解释力,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斯蒂格利茨说:新制度经济学从新的视角来解释制度并检察它的结果,21世纪将是新制度经济学繁荣发达的时代,它将对越来越多的引导经

济事务的具体制度安排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并且为改变这些安排以增强经济效率提供理论基础。 第一节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三、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四、与新制度经济学并存的当代制度研究流派与理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 ?1937年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首次“发现”了交易费用,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0年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揭示了制度对资源配置的重要意义,标志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 科斯 简介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10年生于英格兰,1929至1932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大学毕业后在大学任教。1951年,获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移居美国。1951-1964年,先后在布法罗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任教。1964年到芝加哥大学执教直到1979年退休。现为芝加哥大学荣誉经济学教授,高级法学与经济学研究员。科斯出版过一本名为《英国的广播事业:垄断研究》的著作,此外还发表了18篇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 诺思论交易费用范畴对新制度的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的最大不同就是我们发展出了 一个关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而这个理论的基本概念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提出的交易成本。有了交

当代中国经济复习题

中国经济专题复习题 一、单选题 1、所谓经济区划,是指具有一定()特征的区域(A ) A.经济特征 B.地貌特征 C.人口特征 D.气候特征 2、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是(B ) A.效率 B.公平 C.公平和效率兼顾 D.不明确 3、中国西部大开发实施的时间是(C ) A.1998年 B.1999年 C.2000年 D.2001年 4、中国现在的人口变化趋势是(C ) A.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 B.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 C.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D.高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5、从全球范围来看,财政支出都在不断增长。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工业化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人均收入增加,政府活动扩张,财政支出比率也逐渐上升。这属于( C ) A.内外因素论 B.发展阶段论 C.政府扩张活动论 D.官僚行为增长论 6、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相比,对经济运行影响更大的是(B ) A.财政支出规模 B.财政支出结构 C.两者一样 D.不一定 7、从全球范围来看,财政支出都在不断增长。有学者认为,从内因来说,人均收入提高可增加税收,所以财政收入提高,为财政支出扩张提供了基础;外因是社会动荡要求财政支出增长的压力。这属于( A ) A.内外因素论 B.发展阶段论 C.政府扩张活动论 D.官僚行为增长论 8、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职能主要强调(B ) A.安全职能 B.经济建设职能 C.社会管理职能 D.不确定 9、改革开放后,我国投资大量转向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是(A ) A.非平衡发展战略 B.平衡发展战略 C.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兼顾 D.不确定 10、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相比,人均收入翻番用的时间(A ) A.少 B.多 C.一样多 D.不确定 11、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波动幅度(B ) A.小 B.大 C.没有波动 D.不确定 12、改革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表现为一种(B ) A.一元结构 B.二元结构 C.三元结构 D.城乡统一结构

和田玉结构及鉴别图解

和田玉---结构及鉴别图解

和田玉产地能否作为衡量其品质的标准 ?近年来,玉以其温泽莹润的独特气质成为珠宝界的新宠,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和追捧,而玉器投资也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投资方向。伴随着玉器市场的日趋壮大,人们的收藏和投资观念也渐渐成熟起来。然而至今为止仍有少数收藏者和商家把目光全部聚集在和田籽玉上,而忽略其他玉种的存在。 ?个人认为这种观念是收藏的一个误区,不管是和田玉,青 海玉还是俄罗斯玉,它们都是软玉这个大家族中的成员,是平等的兄弟姐妹关系,不同的产地和生存环境可能导致了他们不同的特征和性格,但绝无高低贵*之分。所以希望大家抱着平和客观的心态去看待每块玉,而不要将产地作为衡量其品质的标准。

玉料的结构作为玉料产地的判断依据 ?很多人都很关心如何区别不同产地的透闪石玉,网络上也 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如青海料较透,俄料死白,也有说俄料泛红等等,但事实上青海料并不是都透的,泛红的也不一定是俄料,白度与俄料更无必然的联系。 ?我觉得玉料的形成环境决定了玉料的结构,玉料结构决定 的特性,所以以玉料的结构作为玉料产地的判断依据是合理的。

一、和田仔料: 颗粒度很细小的毡状及纤维交织结构,这种结构会有柔和的反光,同时你如果放大看表面,会发现表面的起伏是圆润柔和的,所以手感会较油润。里面的面都是交织在一起,分布均匀而边界模糊。

二、于田料: ?是一种呈层状分布的纤维交织结构,颗粒也叫小,反映在结构上也较油润,它的层状结构较有规则,所以感觉会较和田料稍透一些,同它层状的结构往往会有特殊的层状断面,层与层之间的断面很易往里面钻。 ?95于田料是于田料中的上品,层与层之 间的解理不明显,白度高,细腻油润,不比仔料差的。 ?95于田料不太容易与仔料区分,但也不 必区分,因为价格是差不多的。 ?其他的可以根据层状结构来判断。

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发言稿

我的发言题目是“经济下行的风险当中可能会给中国的产业界增加新的动力”。因为经济形势很好的时候,变革的动力通常不够强,但是如果经济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困难,就会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动力来推动新的技术,我就这个题目讲一个看法。首先讲讲经济形势,今天为大家讲一个框架,全球化的形势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一个12亿人组成的发达国家,大概人均3-4万美元的GPD,高度的发达;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较低的世界,二三十亿人口,中国、印度、前苏东发展中国家,人均GPD在3000-5000美元之间,这两个世界在冷战之后长期不怎么来往,过去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中国的开放带了一个头,邓小平的开放实际就是把这两者打通。中国是80年开放,印度是90年,91年前苏联垮台,一垮台苏东体系就出来了,这个模型很简单,如果两个经济发达水平差别特别大的两个主体不来往就很难发生对流,一来往一交流,全球经济就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发达国家优质的资源、比较优势、资本、技术、商业模式、人才,边际效益高,大量外资进入,这是开放的一个结果。还有一个结果没想到,就是地海平面也会产品输出,因为他的用户低,土地低电费低,人也便宜。过去人也不会做,之后开放之后用了发达国家资本技术结合,变成大输出国。产品FU。但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迎来的高增长,不管是发展国家的高增长,欧美国家特被像美国也超出了长期的平均增长空间,等到中国开放之后,美国的资本获得了新的用武之地。投资在全球布局得到了回报,这些都是不管对于中国,对发达国家也有好处。我的看法全球就是世界两个海平面,从不打通变成打通,打通的结果就是两岸的差距变小。邓小平当初说的翻两番,翻两番的目标是2000年达到800美元人均,那么可见之前只有人均200美元。200美元和但是美国的发达国家比差了100倍,现在5500对40000已经是10倍以内的概念,今天在座各位都见证了这个过程,今天中国的人工、土地、房子,有些产品比国际市场还贵,这些问题就是对流带来的。这也是今天全球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通虽通了,但是没有变平,因为还有设备的差,设备的差距显得很难熬。差100倍的时候,中国这个产业格局对发达国家的冲击十分有限,过去上一波压着四小龙起来,很多劳动产品在台湾、香港、韩国生产,美国欧洲不参与生产这写东西,厂逐渐移到大陆对于欧美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大陆的经济不光是劳动密集型,随着经验积累,企业家精神的焕发,它的产业开始往上走,从自行车到汽车到飞机制造。这些都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这其中就带来了所谓“偷还是带来了比较优势的发挥”。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危机包括后危机时代的麻烦,就是桑德尔逊在去世之前的论文写到的“比较优势是好东西,但是比较优势是动态的话里头就会有麻烦,因为一侧的进步会比另外一侧进步的快”比如学习,后发国家可以学习,拿来就可以做,可是发达国家在前头创新,这两个进步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出来,但是人力非常贵,工资福利又是很难向下调的,工资福利是刚性的,往下降非常困难。可是中国印度竞争力起来之后,不降又不行。这就形成了摩擦并且有加速的趋势。这个东西就会带来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时这种“通,但是会带来不平,成功高速增长”它也会让我们经济的很多参数发生变化。我们来看这张图,由于刚才讲的比较优势,中国就开始创造了越来越大的顺差,93年中国的外汇存底大概是180亿美元,后来可以到两万亿三万亿3.6万亿美元,这是以前从来没敢想的事情。这就是在座企业家生产的东西。运到发达国家去,赚来了钱,这是好事情。但是这个好事情带来很多参数变化,因为美元进了1块就相应的应该有7,8块的人民币要出去,美元需要结汇,更商业银行结,商业银行大量外汇投存跟

论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

[作者简介]卢现祥(1960- ),男,江西宜兴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新制度经济学和中国转型经济问题研究。 论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 卢现祥 王 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 4 30073) [摘 要]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能源问题,国际社会对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进行了理性权衡, 并围绕如何行之有效地突破这一发展瓶颈展开了积极探索。政府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财税政策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低碳经济产业链具有循环特征,政府在使用财税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时要根据作用环节对政策对象进行调整。在产业链基础上对世界各国采用的低碳经济财税政策及特点进行总结,以期对我国低碳财税体系构建有所启示。 [关键词] 低碳经济;产业链;财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410(2012)02-0013-09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缺乏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理性认知,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化石能源的严重依赖和不合理利用。这一认知上的缺失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和资源能源问题日益显著,进而逐渐成为制约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能源问题,国际社会对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进行了理性权衡,并围绕如何行之有效地突破这一发展瓶颈展开了积极探索。 在上述背景下,低碳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而且受到了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2003年2月24日英国政府发表题为《我们能源的未来———构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1] 到2006年10月《斯特恩报告》在全球范围内呼吁各国向低碳经济转型,[2] 再到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的艰难谈判,对低碳经济发展道路的摸索已经从理念探讨层面逐步延伸到实际行动层面,其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目前,有关低碳经济的概念和内涵、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探讨,在全球范围内已基本达成共识,但低碳经济的全面 构建是一个极其庞大而且复杂的系统工程,还必须对其建构因素和实施机制进行深入分析。低碳经济归根到底是一个发展问题,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能否顺利实现由传统高碳排放经济形态向低碳经济形态的转变,事关每一个社会主体的福祉。政府作为低碳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主体,应该充分发挥其引领者作用。[3] 财税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已被各国政府采纳,广泛运用于节能减排的实践上,收效显著。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还处在起步阶段,政府在财税政策工具的选择和配套使用上还存在很多不足,借鉴国外经济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撑体系,对我国加快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什么要构建低碳经济的财税政策支撑体系 低碳经济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排放较少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而减缓气候变化(庄贵阳,2005)。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4] 在上述概念表述 · 31·

当代中国经济-课后练习尔雅

应该是对的,有自己整理修改 增量资源的相关概念已完成 1 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划分角度一般不包括以下哪个方面? ?A、最终用途 ?B、参与主体 ?C、分配过程 ?D、参与分配的要素 我的答案:A 2 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要素主要是哪两个? ?A、制度与技术 ?B、资本与技术 ?C、资本与制度 ?D、劳动和非劳动要素 我的答案:D 3 我国国民收入直接由政府来控制的比例最高时高达多少??A、.84 ?B、.76 ?C、.54 ?D、.34 我的答案:A 4 以下属于国家所有制的优点是 ?A、利用内在的经济效应 ?B、利用外在的经济效应 ?C、利用外在的市场效应

?D、利用内在的市场效应 我的答案:B 5 外部经济的效应存在是什么的一个表现? ?A、宏观调控 ?B、通货膨胀 ?C、市场失灵 ?D、通货紧缩 我的答案:C 6 一种经济活动对其他经济活动产生的有利影响称之为? ?A、内部效应 ?B、边际效应 ?C、相关效应 ?D、外部效应 我的答案:D 7 不属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比如京九铁路)的目标的是?A、促进沿线经济发展 ?B、形成沿线的经济增长极 ?C、带动当地投资和就业 ?D、为铁路部门谋取最大利润 我的答案:D 8 最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标准是什么 ?A、国民收入最大化 ?B、政府收入最大化 ?C、企业收入最大化 ?D、个人收入最大化 我的答案:A 9

从参与主体的角度划分,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不包括国民收入在哪个部门的分配比例? ?A、政府 ?B、家庭 ?C、社会团体 ?D、企业 我的答案:C 10 在既定的国民收入下,国民收入的支出结构在不同承担主体间发生变动时,会使得增量资源在国民部门间分配的比例发生改变。 我的答案:√ 11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从增量资源的分配上进行调整的。 我的答案:√ 12 增量资源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间的构成比例与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有关,而与其支出结构无关。 我的答案:× 13 各所有制形式都有其适应范围 我的答案:√ 14 在中国,政府控制的国民收入份额总体呈上升趋势 我的答案:× 15 按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要素来划分可以分为劳动要素和非劳动要素

真实世界研究的方法与实践

真实世界研究的方法与实践 1 从大型研究结果引出的思考 Symplicity HTN-1是首个肾交感神经消融(renal sympathetic denervation, RSD)治疗高血压的临床研究[1], 45例难治性高血压患者接受了RSD治疗, 结果显示术后即刻与术前相比平均诊室血压降低, 术后1个月显著降低。随后, 该研究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至153例, 随访2年结果显示, 患者血压水平有明显的下降[2]。最终3年的随访结果显示[3], 术后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患者血压分别降低27/12 mmHg、30/13 mmHg、32/14 mmHg。术后随访1个月、6个月、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时, 分别有69%、81%、83%、85%、93%的患者收缩压降低10 mmHg以上, 提示部分患者可能存在延迟起效。虽然该研究提示RSD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但是不能排除安慰剂效应和观察者偏倚, 因此提出需要进行前瞻性随机临床研究。 为解决HTN-1试验设计的局限性, 2010年Symplicity HTN-2试验采用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设计[4], 106例难治性高血压患者按1∶1比例随机分组, 一组接受导管消融术和常规降压药物治疗, 另一组仅接受降压药物治疗。6个月随访时, 与基线血压水平相比, 手术治疗组血压下降32/12 mmHg, 药物治疗组血压无明显改变, 两组间平均血压差为33/11 mmHg, 存在明显差异。随后, 该试验对照组中35例患者接受了RSD治疗, 再随访6个月后平均收缩压显著下降(24 mmHg)[5]。此项随机试验证实了以前的研究结果, 但也同样有局限性。第一, 样本量相对较小。第二, 随访时间有限。第三, 继发性高血压筛查有限, 患者用药依从性不可控。第四, 以诊室血压作为主要观察结果而非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易产生测量误差和观察者偏倚。第五, 顽固性高血压定义和药物治疗不严格。第六, 患者不设盲故不能排除安慰剂效应。 基于以上理由, Symplicity HTN-3多中心试验于2011年开展[6]。该研究为单盲、随机、对照研究, 入选530名难治性高血压患者, 随机分为RSD组和单纯药物治疗组(按2∶1比例随机分组), 主要研究终点指标为术后6个月患者诊室收缩压变化, 次要终点指标是术后6个月患者24小时血压动态监测的平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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