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量峰值悬念
中国碳排放量峰值悬念
全球瞩目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下称《声明》）正式发布。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国和美国的2030年气候目标，均收获大量好评，原因主要在于：积极。
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减排力度与2020年之前相比翻了倍。
中国提出了两个目标，一是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二是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中国的第一个目标，让全球气候领域长期以来最大悬念之一——最大碳排放国的年度碳排放量何时停止增长并开始下降——有了答案，且比外部测算提前了十年左右。
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指出，无论是美方目标还是中方目标的提出，都是经过多个智囊团队论证和测算得出的，绝非“拍脑袋拍出来的”。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的一位权威学者分析，中国两个目标其实高度相关，相辅相成：第二目标即新能源目标，是实现第一个目标的保障；第一个目标也会促成第二个目标的实现。
让公众好奇的是，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十几年经济和社会的两个新气候目标，到底是如何确定出来的？其实现的难度到底多大？
达峰为何是2030年
碳排放峰值，指一个经济体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最大年排放值。峰值意味着该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再增长，进入一个平台期，而后下降。
自上世纪70年代起，发达国家碳排放陆续达到峰值。其中，欧洲主要国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陆续达峰，美国、日本在2005年后达峰。发达国家达峰时的共同点是实现了后工业化，经济增速放缓，GDP增速一般不高于3%，没有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扩张，第三产业占比约70%以上。
二氧化碳的年排放总量，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关系来表示：GDP（国内生产总值）乘以单位GDP碳排放强度。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近十年来，中国碳排放总量占全球约四分之一，其中新增碳排放占全球约60%。因此，中国碳排放何时达到峰值，对全球碳减排大局来说，关系重大。近年，不少发达国家一直就此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尽早承诺达峰时间。
“这就是一个GDP总量和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乘法。但是中国的GDP一直在增长，如果你想让温室气体排放停止增长，那么单位GDP碳排放的下降率，一定要大于GDP的增长率。”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滕飞向财新记者分析。
滕飞主要研究气候变化国际政
策与国内政策、气候变化综合评价模型
及能源经济学等，自2007年至今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谈判，还是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国国家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主要作者。
2014年公布的IPCC第五次报告指出，如果要实现本世纪末全球温升目标（指将全球温度升高幅度控制在2度以内），全球碳排放需要在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到2030年通过减排实现与2010年持平到减少40%（区间），到2050年需比2010年减排40%-70%（区间）。最后，到本世纪末，全球实现零排放。
全球碳排放峰值既已提出，中国何时达峰的问题，就更自然地摆到了桌面上。全球都在等着中国的回答。
滕飞介绍，国内学界对于中国碳排放达峰时间，争论其实很大。碳排放总量取决于GDP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这两个指标。各方争论的最大焦点是中国GDP的增幅。对增幅预测不同，得出的峰值时间就不同。
对于第二个指标，国内学术团队其实争议并不大。多数研究认为，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率可达到4%-4.5%。争议不大的原因，是中国“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每年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率均约4%。如果未来进一步挖掘减排潜力，4%-4.5%下降率有望实现。
但对第一个指标即GDP增幅的预测，各个学术团队难以取得一致。在过去30年间，中国创造了年均约10%的GDP增长奇迹。未来十几年将如何？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未来20年，中国仍可以保持8%的经济增速，但也有众多国内外经济学者认为中国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速低于4%。
滕飞说：“如果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能很快从8%左右回落到3%-4%，那就会得出2025年甚至2020年达峰的结论。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还能持续30年，那么就会得出2040年、2045年之后才有可能达峰的结论。”
那么此次中国作出2030年左右达峰的承诺，预估的GDP增幅是怎样的呢？滕飞介绍，此次中国对2030年的GDP增速采用了4%-5%的预测值。
这与多数学者的研究相符。“现在的国内研究，多数认为在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还会维持7%-8%的增速。然后逐渐回落，到2030年左右为4%-5%。”
“20%”与能源革命
20%，这个百分率在未来十几年，将与中国能源革命紧紧挂钩。
为什么中国要作出“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的承诺。20%目标经过了反复测算，是为实现2030年碳排放峰值中的另一个变量即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预期下降率做准备的。
自2005年至今，“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单位G
DP碳排放强度每年下降约4%。“这是通过关停大量小机组，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的，
这个潜力基本上已经挖干净了，关完也就没了。未来想继续维持4%，不经过额外努力，是不可能的。”滕飞说。
滕飞告诉财新记者，据清华大学中国与新气候经济课题组的研究，如果要在2030年达峰，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年平均下降率需要达到4.5%左右，而现有减排措施，仅能将未来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率维持在3%左右。
怎么做到4.5%？怎么挖掘减排潜力？答案只能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能源结构。最终解决问题，落实在控制煤炭能源，发展风能、核能、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上。经过测算，如果非化石能源由现在的约10%的比重上升至20%左右，4.5%的下降率就可以实现。
学者普遍认为，20%的非化石能源的实现，事实上意味着中国要进行一场能源革命。
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达到20%左右，相较于2009年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前夕提出的2020年占比15%的目标，又提高了5个百分点。
据普遍预测，203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将达60亿吨标（准）煤。20%，意味着2030年中国的非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2亿吨标煤。
何建坤现任国家气象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并作为中国代表团专家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何建坤通过多种对比意图形象地说明实现“20%”的难度。
——中国2013年的非化石能源消费约2.68亿吨标煤，要达标，意味着17年间中国非化石能源供应量增长4倍多，要新建8亿到10亿千瓦的非化石能源电站装机量。“这相当于美国现在全国的发电装机容量。”
——中国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预计为48亿吨标煤，非化石能源占比15%意味着非化石能源消费量约为7亿吨标煤，这相当于整个日本的能源消费总量。
——从2020年至2030年的十年间，中国需要新增5亿吨左右的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增幅超过70%。
——“中国现在的电力装机为12亿千瓦左右，煤电约占70%-80%。就是说，中国未来17年间新增的非化石能源电力装机，相当于现在全国的煤电装机量。”
以美国的清洁电力计划为参照，美国到2030年时，电力部门二氧化碳排放要下降30%，“如果它也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电的话，只要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新建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装机，而中国是8亿到10亿千瓦，是美国的4倍到5倍，比他们难得多。”何建坤告诉财新记者。
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大力发展新能源，是发达国家降低碳排放的主要举措。而在中国，这
条道路更显迫切，原因在于，这也是治理雾霾的根本之策。
“‘APEC蓝’的实现，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好多工厂关了
，汽车停了，化石能源消费减下去，就见效了。”何建坤告诉财新记者，如果仅着眼于末端治理，依靠烧煤、烧汽油时上减排设备，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何建坤指出，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认识到，就是2030年时，中国的碳排放与能源消费并非同时达峰。按照现有思路设计，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碳排放达到峰值，但能源消费仍将增长。预计203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每年仍需新增相当于1亿吨标煤的非化石能源消费量。
达峰路难行
在2014年11月初发布的中国社科院最新版《气候变化绿皮书》中，该课题组也提出中国碳排放峰值有可能在2030年之后一段时间内出现，并从工业化、城镇化、能源、人口和消费需求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预测，由于基础数据选择、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得出结果可能大相径庭。比如滕飞认为，在建筑、交通领域，由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将持续增长，在2040年之前相关排放不会达峰。
尽管学界对碳排放峰值的分析模型各有出入，但可以确定的是，以现有减排能力、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碳排放在2030年达峰是一个较乐观的看法。
滕飞告诉财新记者，2030年达峰的前提是，有多少办法、有多大力度都得用上。“同时你还要寄望于，经济增长不会超预期发展，像现在7%、8%的发展速度，如果持续到2030年，那么你把能想的都用上，也达不到峰值。”
何建坤分析，现在距2030年还有三个五年规划，相关部门会根据达峰目标，分步落实到每个五年规划。
“‘十二五’期间，我们制定的相关目标有三个，分别是单位GDP能耗下降16%，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17%，以及非化石能源比例到2015年达到11.4%。每个五年规划都有这个目标的话，叠加起来就瞄准达峰来实现，比如非化石能源，到2015年是11.4%，到2020年是15%，‘十四五’规划还要制定2025年的目标。”
何建坤认为，“十三五”之后，可能要引入总量控制，特别是煤炭消费总量，“可再生能源，像核能、太阳能，也都有单项的五年规划，比如核电装机到2020年可能要到5800万千瓦，这个是要落实到具体厂址的，现在必须动工。”
“再一点，能源价格和体制改革，比如煤炭价格较低，但外部成本高，要通过资源税、碳税将其对人的健康损害、环境污染体现出来。还要在‘十三五’期间，建立全国统一的碳市场，现在仅是在两省五市有试点。”
此外，推动气候变化立法，加强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的技术创新，也是学界业界呼吁多年的举措。
“前段时间，我们风电发多了，就弃风，水电发多了，
就弃水。一是因为电网消纳能力不够，二是体制有问题，本来应该停煤电，但因为体制原因、利益博弈，却停水电。”何建坤认为，将来一是发展智能电网，二是要发展分布式电网，可再生能源就地采集、转化和利用，而化石能源则起调峰和保障功能。
而在当前，智能电网和储能技术在产业化方面并不成熟。滕飞认为，解决思路有很多，比如电动车发展迅速的话，未来电动车可能成为家庭能源中心，实现移峰填谷，此外，2030年之后储能技术也会相对成熟。
此次《声明》发表的意义之一，便是通过设立“倒逼”目标，扩大可再生能源市场需求，催生相应的技术创新。
滕飞则认为，“倒逼”这个提法仍偏传统，“我个人倾向于更主动的观点，中国应该认识到，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像电动汽车，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如果中国经济要保证持续稳定增长，那么必须要在新兴产业里，找到能够向产业链上游移动的点。你应该做这个趋势的推动者，而不是追随者。”
一个好的动向是，《声明》公布一周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
该行动计划显有呼应目标之意，再次强调推进能源消费革命，降低煤炭比重，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安全发展核电，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进能源科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