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面子问题探究

中国人面子问题探究：人情可以实现权力再生产2014年05月21日10:11 中国青年报我有话说(1,178人参与)收藏本文

翟学伟著作《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封面

江南贡院

翟学伟在自己收藏的清代红木太师椅前。他认为，太师椅作为中国古代唯一用官职命名的坐具，象征权力、

地位和尊严，有“面子”的意味。

中国人的脸面四分图

冰点特稿第923期

面子问题

南京大学一间教室里，某金融机构办的“中高层干部卓越领导力提升特训班”正在上课。初夏午后，社会学教授翟学伟站在讲台前，台下学员有的趴在桌上，有的低头看手机。

“我先提醒你们，我要讲的内容，你们平时上课听不到，但天天都得打交道。大家都知道，如果想在中国过得好，你必须会搞关系，而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中国人的关系。”只这一句话，所有人齐刷刷抬起头。穿着白衬衣、戴浅色边眼镜的翟学伟，用掺杂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继续慢条斯理地说：“我今天这堂课，主要讲讲关系里的面子问题。”

专业地说，翟学伟进行的是“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关系”——一个被他称为“中国社会运作的核心概念”的术语——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和权力运作。

在这个领域，54岁的翟学伟已经研究了20多年。他写论文探讨“中国官僚作风背后的面子运作问题”，带着博士生做“关系运作模式”的课题，还参加学术研讨会，跟来自台湾、香港乃至美国、日本的学者一起讨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作为南京大学教授，他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的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关系不是哪个社会科学家的重大发现，而是每一个中国人心知肚明的行事规则。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常识般地知道，很多事可以让位给关系来运作。如何将这种现象理论性地建构与叙述，以便有效地解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至关重要。”翟学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不过，在中国，关系研究得好不好，不是由几个相关领域的社会学家来判断的，而该由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评说。”

“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

在翟学伟的研究里，他访问跟着亲戚出门打工的农民工，研究想找老师说情修改成绩的学生，就连陪家人住院做手术，都成了他收集素材的好机会。

他把相关的人按社会学研究的方法编号，医生、护士、病人形成关系网，连来看望病人的访客都一一编码成ABCDE，画出关系图，分析相互之间的人情关系，以推导出为什么A要给B送红包，C要来看望D。

他甚至还在手术之后，对病人进行郑重其事的访谈，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向其提问：“你当时已经开过刀了，为什么还想补送红包？”

在研究大量关系案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人的人际交换往往具有等值倾向，以清算、等价、不欠和公平为原则，具有理性的特点；中国人的人情交换与之相反，安土重迁和血缘关系导致了人际交往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因此算账、清账都是不通人情的表现。人情应该是算不清、欠不完的，这样才能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人的人情策略是在关系网络中维持动态平衡，否则就要“丢了脸”，或者“没给面子”。

求学期间，翟学伟并不像现在这么热衷本土化研究。那时候，像许多人一样，他热衷使用西方社会学范式，读西方社会学经典论述，“如果说话的时候不提到西方理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研究生”。

临近研究生毕业时，他偶然读到了一份台湾学者杨国枢的演讲稿，印在类似超市导购小册子的油墨纸上。那是上世纪80年代，这位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可是我们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是西方式的。这导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而在从事研究工作中，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

“这样一来，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翟学伟说，看完那篇演讲稿，他就下定决心，找一个最本土的中国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最合适的主题，莫过于“关系”。

那时候，台湾学者黄光国已经就这一话题展开了研究，出版了一本叫做《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的书。但由于这本书是台湾人写的，标题里又有“权力游戏”这样的字眼，翟学伟一直跑到出版社仅对内部人员开放的“港台禁书”书架才找到它。托了朋友的朋友的关系，他才买到了这本研究“中国人的关系”的书。

有了本土化这个崭新的研究视角，翟学伟发现，中国何止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简直举手投足间都是能拿来做社会学分析的案例。他站在马路上听人吵架，坐在公交车上听人聊天，就连坐在书房看武侠小说，读出来的都是面子问题——但凡江湖有危难，面子都会发挥重要作用。比如金庸笔下的大侠，总会败给小混混说的一句“你杀了我如何在江湖上立足”，因为大侠们似乎都很顾忌面子。

翟学伟的办公室里塞满了被他拿来做案例的书，从钱钟书的《围城》到官场小说《二号首长》，还有《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韩国人》以及《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每一本书都让他读出了“关系”。

比如他读项羽败北临江自刎，临死之前留下传世名言“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这句话启发了这位研究面子的教授：原来项羽是因为觉得没面子才自杀的，不成功就不能回家。

在“领导力特训班”的课堂上讲到这些“读书心得”，翟学伟半开玩笑地总结道：“所以啊，中国从古至今死了那么多仁人志士，十有八九都是没有搞好面子问题。”

“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虽然一天到晚研究中国人的关系，可翟学伟却评价自己是个“搞关系的失败者”。在讲台上的他谈笑风生，但走下讲台却显得沉默，不爱主动跟人热络。考研究生那会儿，家里来了客人，想邀请他出去玩，他还满心地不情愿：“我不想玩，我想看书。”

不过最后，他还是不得不跟着家人陪客人游玩，“这件事情充分说明，关系比个人意志更重要，我们长久地处在无选择的关系里面”。

这种“关系研究”对他自己是个新鲜领域，对于他的学生更是稀罕。南京大学有个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办学的中美中心，翟学伟在那里授过5年课，教学生观察中国人的关系。有次，一个美国学生问他：“中国人为什么要搞捐款晚会，弄得跟春晚似的？”

翟学伟纳闷了：“没有晚会，怎么公布哪个机构捐了多少钱啊？难道你们不搞吗？”

美国学生听了更纳闷了：“当然不啊！捐款不是自愿的吗，捐就捐了，干吗还要宣布一下？”

听了美国学生的反驳，翟学伟发现，对中国人来说，面子最重要，“不搞晚会鬼知道你捐了钱啊，做了事还没买到面子！”

按照这个思路，翟学伟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分成四类，叫做“脸面四分图”：

第一类人，叫“有脸有面子”。这类人是中国古代最受推崇的“君子”，个人自身形象好，即“有脸”，在社会互动上也受到认可，即“有面子”。

第二类人，叫“有脸没面子”。这类人讲骨气，笃信好学，可是太正经，自己“有脸”，可别人不给他“面子”，“不会做人”。

第三类人，叫“没脸没面子”。这类人大多处于社会底层，无所顾忌，既不给自己争脸，也不在乎别人给不给面子，撒泼打滚无所不作，大抵可以称为“小人”。

第四类人，叫“没脸有面子”。这类人不讲究道德修养和社会规范，但是懂得面子的金贵，为人圆滑，见风使舵，尽管没什么突出的个人品格来“争脸”，可是善奉承会巴结，在社会上颇有“面子”，即“伪君子”。

翟学伟管这套理论叫做“中国人的脸面观”。他认为，儒家希望把人塑造成第一类，可这更大程度上只能成为一种人格理想，在现实中，他们可能会变成第二类人，并强烈排斥第三、四类人。但是，在人情社会里，没人想做第一类人，因为“太难了”，也没有人想做第二类人，因为“出力不讨好太吃亏”。越来越多人会在行为上向第四类集中，以获得更多社会资源。

让这位社会学教授担忧的是，第四类人占主流的社会将出现令人堪忧的发展停滞，因为在那类人的世界里，只要打点好关系，你做不做事，人们不在乎，即便毫无建树，大家也会“给面子”，一片赞许，没人戳穿。可是，“这样的社会怎么进步呢？”

翟学伟把他的这些研究写成了论文。但这样的研究最初却并不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刚开始给学术期刊投稿时，他的“面子问题”论文常常很快就被毫不留情面地退回来：“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

翟学伟的研究遭到一些人反对，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女儿是个90后，做事干脆，不爱谈关系，走大街上迷了路宁可查地图，也不喜欢问人。有时候跟同学聚餐回家，她会得意地跟爸爸强调，现在的年轻人出去都不搞请客吃饭那一套了，我们今天聚会就是AA制。

在网络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人情关系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而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由于流动性大，外企多，大家都是背井离乡来打拼，所以评价标准主要是能力，而非关系。在“知乎”网站的一则热门答案里，有人甚至直接写道：“上海是个神奇的城市，她不问你的出身、学历，不鄙视你的家庭条件，她只看你是否努力，真的。”

除此之外，探讨的声音也来自学界。翟学伟将论文投给台湾学术期刊《本土心理学研究》，作为“靶子论文”供大家探讨。来自台湾的5位教授各抒己见，翟学伟也被邀请参与回应，进行学术争锋。

学界的争论之一，是翟学伟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学。比如，他的研究总是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出发，要么是送红包啦，要么是请客摆酒啦，都是对微妙的生活细节进行平铺直叙的记录，只是“现象描述”，而没有更进一步，进行“哲学分析”，以及“方法论建设”。

“翟教授的研究路线是实证主义的研究，着重于生活现象的描述。以大陆社会科学界目前的水平看，已经相当不错，但是要进入国际学术社群，还有许多尚待努力的空间。”台湾

大学心理学教授黄光国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他看来，如果一味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次，将无法解决“中国与西方”两种研究传统分裂的难题，唯有在“哲学反思”和“理论建设”上加大力度，才可能有所突破。

对于这些五花八门的反问，翟学伟最常回应的是学术批评。“我常想，既然经济学可以讲寓言，社会学为什么不能讲故事？为什么不能从故事中挖掘出社会机制运行的特征？”他甚至直接在论文里写道，“如果有学者对我采取的研究方法持有异议，完全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从事研究，用不着指责我的不是。”

而对于像女儿一样的年轻人对于当下社会的乐观态度，他却并不直接作出回应。他只是默默在他们所说的这个“只看你是否努力”的社会中继续收集“关系研究”的素材——跨国公司为官员子女留出岗位，这是他们的“本土化策略”；而应聘者填写的个人信息表里还有一个空，需要填写“是否有公司领导介绍，请写下领导姓名和职位”……

在翟学伟看来，“今天的中国，人情和关系要比任何一个年代更厉害”，因为在古代中国，还有不看人情的案例，比如人们会纯粹基于地缘关系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是老乡”，而现在，只有“对我有用的老乡”才能得到帮助。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他说。

在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尽管翟学伟说自己的关系研究“不提供方法论”，但事实上，他还是在研究应对关系的对策。他最近正准备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做《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衡》，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按照制度规定，博士生毕业需要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可就算他真的没达标，你能毙掉他的论文吗？他毕不了业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哭了怎么办？”在博士生的讨论课上，翟学伟跟围坐在会议室的学生们严肃地讨论着，“这时候，中国人就会把门关起来商量对策了——制度是制度，制度说得一点儿也没错，可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他哭了，这怎么解决？”

于是，他推论出“人情与制度”在社会运行中的基本法则：

前提一：人情是每个人做事的最终依据。

推论：没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对人的判定可视人情亲密程度变通。

前提二：制度对人情的约束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它的作用是局部的、具体的；而人情是整体的、全局的，人们总要顾全大局，照顾整体。

推论：是非、真伪、诚实与否不是唯一重要的，合适、恰当、识相很重要。

前提三：制度与人情不是矛盾体，而是一种融合。

推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统一不变的规则。感情用事或者一味坚持原则都是对平衡与和谐的破坏。任何固守制度办事的人被看成是没有人情味的人。

……

在历数了6条前提和由此得到的23条推论后，他得出结论：在中国，人情和制度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可以彼此相安无事的动态平衡。

“原本传统中国社会运行就有很明显的情、理、法三位一体的倾向。人情是中国社会的底色，说中国社会因为走向法制化、制度化，所以不讲人情了，那显然不符合事实，是乐观主义者的自娱自乐；说中国人因为讲人情，所以恣意妄为、无法无天，那也不真实，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在不懈地建立各式各样的规章制度。”翟学伟说，“就真实层面来讲，如何平衡人情和制度，对中国人是一场智力挑战。人们每天忙忙碌碌都在力图从中寻求一条出路，既不伤面子，又不毁制度，进入一种高超境界。”

更有趣的是，翟学伟发现，在“人情超级大国”，人情可以实现“权力的再生产”——利用人情攀上权威就可能借助他们的力量，获得权力的转让，成为“日常权威”，享有等同于“权威”的权力。

他听说过一个案例：有学生急着毕业发论文，托了一圈儿关系，找了主编找总编辑，可谁也没能说服期刊编辑给他发稿，最后有人指点，去找那栋大楼里的一个后勤人员，果然立马发了稿。“最有面子的人，未见得是社会地位最高的人。不管他多普通，大家都要给他面子，他的心理地位高，这就是日常权威。”翟学伟说。

不过，当人情泛滥到制度无法抵制时，制衡人情的活动就会登场。讲理性的人们会执行检查、整顿活动，力图让人情和制度回到平衡点上。不过，翟学伟也发现，这种活动有时会呈现出“轰轰烈烈走过场”的特点，“轰轰烈烈”是对制度的期待，而“走过场”则是人情使然。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就得讲关系！”和“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老讲关系怎么行！”

每到学期结束，翟学伟的课程都会收到学生写来的“课堂反馈”。帮着批改作业的助教跑来找他，哭笑不得地报告：大家明明上的是同一堂课，感受却五花八门，有的甚至完全相反，这要怎么批改打分呢？

比如，有的学生是这么写的：“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就得讲关系！前几天我家管道坏了，我本想按流程找相关部门解决，结果拖拖拉拉好久都没人来，还说通一次管道至少得要2000块。我一生气，直接找了认识的主管领导，结果不但立马来修好了，还客气地跟我寒暄了半天，临走也没要钱。所以想办事，走程序是没用的，还得靠关系！”

但是，也有学生的体会是这样的：“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老讲关系怎么行！这个

问题太严重了，现在处处看人情、看关系，这样的不正之风盛行，怎么能继续推进社会建设呢？我们必须大力打击这种讲人情、走关系的社会弊病，根除这个社会毒瘤！”

面对学生们截然相反的体会，翟学伟倒是很平静。尽管在这堂研究“关系和面子”的课上，有不少学生连他的名字都写错，一会儿“霍老师”，一会儿“瞿老师”，但他的评分标准很统一——60分到95分之间，最低至少及格，最高也不能太完美。他说，就算写得很烂，也最少给个及格，“人情社会嘛，总得给学生留条后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上完我的课，你可以觉得关系特重要，事事走关系；也可以觉得关系很可恶，想办法与其抗争。这都是你自己的价值选择。我的目标是，我只对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作出客观描述，不做价值判断，不提供应对关系的方法论。”翟学伟说，“事实上，即便我不提供方法，中国人每天忙忙碌碌，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幕其实就发生在他身边。在他没进教室前，一个学生指着坐在窗边的同学说：“你看看你，老师马上就要来了，屋里这么闷，你连个窗户都不开吗？你们啊，都只听上课的知识，可像我啊，就喜欢关注这些边边角角。”

接着，该生得意地跟屋子里的同学畅谈起自己下周安排如何紧凑，要出差参加一场青年干部论坛，“给领导讲课去”。说着说着他突然停下来，环顾四周：“不要用那么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嘛！别看我这样，我也是能上大场面的！”

“说到底，一切又都是个面子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翟学伟写的论文连个发表的地方都找不着，但现在，他所研究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已经成为颇受欢迎的课题。从北京的EMBA培训班到上海的高级媒体从业者训练营，许多地方都邀请翟学伟去讲课，谈“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尽管不再愁发论文，他却有了别的苦恼。比如，他从女儿小时候就天天跟她唠叨自己的研究，跟她大讲“中国人情关系模式”，但女儿却一直对“搞好人情关系”不感兴趣。即将读人类学博士的女儿喜欢看百科全书，胜过跟陌生人寒暄唠嗑，她甚至想要通过研究影视剧来做田野调查，“这样就不用跟人打交道了”。

“这就是一个研究‘关系’的学者养女儿，和一个研究‘关系’的人养女儿的区别。”说起这个，翟学伟的女儿无奈地摊了摊手，“我只听到了‘关系’是个什么概念。”

他还要愁学生。这位博士生导师发现，学生里真在安心研究“关系”这门学问的越来越少。相比于如何做好学术课题，他们每天心心念念的是另外一件事——如何尽快到学校规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

出于好奇，翟学伟还把这个学术困境推导了一下：

为什么学生不能好好做学问呢？因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发论文，学校规定，只有发了论文才能毕业。

为什么他们发不了论文呢？因为许多社会学类的学术期刊规定，不刊发博士生的论文，所以写得好不好还是其次，光是“博士生”这个身份就卡掉了发表机会。

那么，为什么学术期刊不接受学生的论文呢？原来，学术期刊都有排名，如果刊登太多学生而非教授的论文，会拉低这份期刊的影响力排名，显得不够上档次，没面子。

好吧，那为什么学生一定要发论文呢？因为大学也有排行榜，衡量一个大学学术能力高低的量化因素可不就是核心期刊论文发表量么？学生发的论文多，学校的排名就靠前，家长报考院校的时候就会说，你看这学校排第一，上这个大学有面子。

推理结束，答案再一次命中这位教授的研究核心——说到底，一切又都是个面子问题。

可是身为“面子问题”研究专家，翟学伟却对此无能为力。在和学生聚餐的时候，他默默坐在一旁，听着学生们热烈地讨论哪些刊物的版面费贵，看着学生相互出主意，“其实可以跟编辑哭穷，让他看在学生的份上，给个折扣价”……

这种沉默在他的生活里时常出现：EMBA班的学生请他参加业界大佬的聚会，他去了坐一旁一言不发，默默观察着觥筹交错的生意人；多年不见的学生情侣突然说要请他吃饭，他到了现场才恍然大悟，这是人家的婚礼，他又只能默默坐着，因为忘了给人家包红包。

不过这些沉默的观察，扭头都会被他写进自己的论文里，成为他的研究案例。“别人遇到没面子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遇到没面子的事情，还得记录下来，回来反复想，留着做研究。”他说。

其实即使不去刻意收集，想在中国研究面子，真是满大街都是案例，每个人都是行家。听完翟学伟的“面子课”，“卓越领导力提升特训班”的学员们下一站是去夜游秦淮河。在那里，人们纷纷买票参观江南贡院，其中一大原因是门匾上用烫金字写着“中国古代官员的摇篮”。

人们凑在“清代各省夺魁人数表”前叽叽喳喳。在这份各省状元排行榜上，江苏出了49个，比第二名浙江多两倍，是第三名的5倍。一个游客指着成倍数递减的数字，问同伴：“怎么江苏的状元比其他省多那么多啊？”

“出了这么多状元都当官了，这以后批卷子的人还不得给他们的老乡一点面子吗？”同伴毫不迟疑地答道。

我是中国人_1

我是中国人 导读：教学目标： １．指导学生认真看图，认识天安门和五星红旗，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尊敬国旗的思想情感。 ２．读准音节，正确流利地朗读句子。 ３．学会５个生字，学习５个词语，认识３个偏旁：日（日字头）、爪（爪字头）、口（方框儿）。 教学重点： １．巩固汉语拼音，读准生字“是”、“星”的读音。 ２．认识句子，初步建立句子的概念。 ３．进行字、词、句的训练，理解句子的含义。 教学难点： １．生字“我”、“爱”、“国”的书写及记忆。 ２．正确理解句子的意思。 课前准备： １．投影片１框录像录音多体媒软件 ２．卡片若干 教学时间：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复习检查：

１．认读音节： （出示卡片）：小朋友，谁来读一读这些音节？ (1)读这些音节要注意什么？（读准后鼻音） (2)这三个音节叫什么名称？（整体认读音节） ２．认读笔画名称： （出示卡片）：这些笔画，你会读吗？ ３．认读熟字： （出示卡片）：这两个字，我们已经学过了，谁来读读？ 二．揭示课题： 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学习一种新的类型的课文叫──（出示卡片）（指名读──集体读） 通过这类课文的学习，我们不仅要看懂图，学会生字，还要学词学句。 三．指导看图： １．映示灯片，我们先来看看图，怎样看图呢？（应该有顺序地看图） ２．好，先来看图的后面有什么？（天安门） 那图的前面呢？（五星红旗） ３．天安门在什么地方？（北京） 天安门前的五星红旗什么样的？旗面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的）上面有什么？（一颗大的、四颗小的、金黄色的五角星） 师讲述：是啊，红色象征着革命，黄色象征着光明，一颗大的五

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的五角星，象征着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当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就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五星红旗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各旗人民正在用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建设我们伟大的中国。 ４．每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北京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解放军叔叔就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来到旗杆下，把鲜艳的五星红旗升上祖国的天空。小朋友，你们想不想亲眼看一看天安门的升旗仪式呢？（想） （放升旗仪式的录像） 四．看书： 刚才，我们看了升旗仪式的录像，在我们书上有两句话也是讲升国旗的事，请小朋友找开课本P56，找一找，是哪两句？（第1、2句） （出示拼音卡）： 老师请小朋友自己轻轻读一读这两话话，要求做到读准音。 １．指名读，正音。 ２．集体读。 五．学习字、词、句。 １．小朋友，当你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徐徐上升的时侯，你心里觉得怎样？（骄傲、自豪、激动、高兴……）２．为什么？因为──（出示卡片）

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浅析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记得晚清的一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明恩溥写了一本书《中国人的气质》，本书通过一位来自外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的见闻生动详实的讲述了在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的。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他在此书的第一章就讲到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他认为，“在中国，‘面子’一词可不是单指脑袋上朝前的那一部分，而是一个语义甚多的复合词，其内涵之丰富，超出了我们的描述能力，或许还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① “面子”是中国人一种重要和典型的社会心理现象。它不仅仅是个人现象，而是全社会的一种共同习性。我认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是基于一种集体体制下渴望被认同的心理状态。她强烈地表现为：面子”在中国人心目中,往往代表一种声望、地位，是通过成功和炫耀而获得的.说到底，这种面子并非自我认同，而是一种通过他人的评价而得到的内心满足。中国人最爱面子.从古代到现代,在中国人的内心中根深蒂固.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布衣平民,都有这样一种爱面子的情结。 不禁让我想起了，秦末的楚汉之争，项羽兵败垓下，四面楚歌，于乌江自刎，一代霸王自刎的原因竟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试想如果那时的项羽能够知耻而后勇，休养生息，从头来过，那么中国的历史不知道要怎么改写了！！然而，后人竟大加称赞这种只顾面子的愚蠢行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李清照的：“生当 ①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1

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种行为我认为大家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正视失败，从中汲取教训，反而却一再地颂扬这种面对困境而临阵脱逃的胆小鬼呢？ 在历史上看，中国历来是一个传统的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在这种社会结构下，每个人的命运和家族的声誉和名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个人的命运往往背后连着一家人的命运。试想，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做了错事的话，那会使得整个家族蒙羞。另外，中国历来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的环境下生活，就要讲究。一个他人的认同感。因此，面子问题也许就是这么产生的。 给别人留足面子是一种礼貌。在公众场合即使你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也不能直接指出，凡事讲究个迂回，先要肯定此人的长处和优点，继而委婉地指出缺点，这在我们的语境习惯中叫做“求同存异”。说话办事时一定要注意到他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一定要懂得如何维护他人的面子。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面子问题同样需要掌握个度。当今网络时代上的红人毫无廉耻之心，一味地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这种行为真是让人汗颜！过度的讲究面子问题同样危害不浅，官员过度地讲求面子往往会伴随着带来权力寻租，滋生腐败，贪污受贿等丑陋现象，而个人之见如果也是过度的讲究面子，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淡漠和虚假。 其实，面子问题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它是中国人在几千年的

中国人的面子观

中国人的面子观 胡先晋 黄光国译 人类学家及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虽然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会渴求声誉，但附于其上的价值以及追求声誉的手段却大不相同。在分析强调重点与基本态度迥异于自身文化的另一种文化时，必须牢记在心的是：即使是对于人类生活中最普遍的那些层面，每个社会都会形成不同的观念。 这类观念上的差异经常反映在语汇之中。但是真要深入了解这些观念对其传承者的完整意义，就必须仔细研究形成这些观念的情境。中国人对于研究“面子”观念之所以饶具兴味，一则因为借此可以看出人们获取声誉以及稳固或提升地位的两组标准，同时又可以了解在同一个文化架构之内各种不同的态度如何互相妥协。 这两组标准可以用两个词来加以区分。就字面来看，两个词的意思都是指身体的“脸”部。其中之一是“面子”，代表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也是借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累积起来的声誉。要获得这种肯定，不论在任何时侯自我都必须依赖外在环境。另一个是“脸”的概念，美国人虽然略有所知，却未曾真正地了解它。这是团体对道德良好者所持有的尊敬：这种人无论遭遇任何困难，都会履行应尽的义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表现出自己是个正直的人。它代表社会对于自我德性之完整的信任，一旦失去它，则个人便很难继续在社群中正常运行。“脸”不但是维护道德标准的一种社会约束力，也是一种内化的自我制约力量。 由于以往未曾有人注意到这两组声誉标准的差异，因而本文将详细分析这两种观念，同时探讨它们在社交场合中的实际应用。 “脸”和“面”这两个字中，后者较前者远为古老，在古代文献中已经可以发现。早在公元前4世纪，“面”便有指涉自我与社会间之关系的象征性意义；“脸”则是比较现代的名词，《康熙字典》引用的最早典故出自元代（公元1227年至1367年）。这个字似乎起源自中国北部，而后在身体的意义上逐渐取代了“面”，而获得了某些象征性意义。同时，“面”加上无意义的虚字“子”，又发展出各种不同的意义。如今这两个字在中国北部和中部都通用，不过“脸”在长江中部各省的使用不如它在北方的范围广。然

(学习心得体会)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在党校学习推荐的阅读书目中，《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不为别的，就因为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的精神，历史伟人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评价与分析极其重要，通过对其学习和认识，我们不仅能对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有所了解，还能深入的思考精神对一个民族发展的影响。 自从看了辜鸿铭老先生的《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享誉度很高的著作，书里他提及到的几个地方让我印象很深刻，感触很深刻。对于里面的一些观点，有些是表示赞同的，但有些是觉得值得推敲的。 在“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一章节里，辜先生写到的“在中国，一个人不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因为他确信每个人都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因此每个人都认为道德义务是必须得到服从的东西。”，这句话高度的褒扬了中国人民由古至今所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与此同时，他也把中国人的精神与西方的传统文化做了对比，写出了自己对此的看法，我很是赞同。他认为，西方人相信传统“性恶”的理论，进而惧怕上帝和法律，所以需要外在的强制力去进行约束，耗费了大量的财物去供养牧师，军队等，更是对人本身造成了强大的约束，这种约束进而促使人走向极端，延伸到国家机器上就形成军国主义。我想，这也是对20世纪初的列强觊觎中国的一大主因，也是帝国主义历史上发动那么多灾难性战争的一大原因。

但是中国则不一样，中国有“好公民的宗教”，即道德感的自我约束，进而延伸到其最高的义务，即忠诚的义务。中国的好公民宗教不需要通过牧师或警察就可以很好的维持国家秩序。而好公民宗教的第一条法则就是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爱的法则是爱父母，正义的法则是忠诚，忠君。于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既具有博学的智慧，又有最原始的善良，所以中华精神是源远流长，不可磨灭的。 作者另一个关于儒学的观点也十分鲜明。他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能代替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对此，作者将儒学中的“仁”“孝”“礼”“爱”分别与西方宗教中的思想进行对比，并引用了《论语》《中庸》中的大量观点和西方宗教和哲学家的言论进行比较，得出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可以代替西方的宗教和军队来维护国家秩序的结论。需要提出的是，这或许是针对作者当代的社会环境和实际情况作出的对比与结论，但到现代，我个人不很是赞同这一观点，因为我们也有军队的存在，也有法律的约束。西方的宗教对于一些国民来说，起码是对于现代社会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作为一种信仰，他们信仰了宗教会使他们心理感受好一点，或者这仅仅只是一种传统，而并不因为他们的道德过不去才出现这样的情况。相反，有中国著名作家指出，中国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食品安全，生产安全，贪污腐败，恰恰因为中国人缺少了信仰。 诚然，我们需要坚持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来思考问题。或者说，在辜老先生的那个年代，社会情况确切如老先生所说那样，但我们不能排除辜老先生心里上有偏心于自己祖国的爱国情愫，甚至有对西方某些地方不满而将其夸大甚至将其描述成西方普遍出现的问题的情况。

什么是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近来学术界和国家领导人经常谈论的词，随着科普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科学精神应该是科普的重要内容。但是，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科学精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2001年1月12日，中国科普研究所和科学时报社共同主办了关于科学精神的高层次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目的是响应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弘扬科学精神的号召，对科学精神进行定义并阐述科学精神的内涵，以便更能够被广大公众所理解和接受，自觉地用科学精神规范自己的言行，使科学精神逐步渗透入中国的文化，提高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提高中国的综合竞争力。参加这次高层研讨会的著名学者有于光远教授、王大珩院士、冼鼎昌院士、席泽宗院士、张开逊教授、董光璧教授、李醒民教授等30多人。 与会学者们认为，在中国提倡科学精神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中国这样一个科技技术尚不很发达，封建历史长的国度内，提倡科学精神对于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是十分重要的。 一、科学精神研究的历史 学者们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科学精神研究的历史。中科院樊洪业研究员叙述了科学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的研究过程。1916年，当时的中国科学社的社长任鸿在《科学》1916年的第二卷第一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精神论》。他认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1917年，一个美国科学家、奥柏林大学教授M·M·梅加夫给中国留学生做了“科学与近代文明”的学术报告。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张力，一个是传统主义，维护社会稳定；另一种就是属于推动改变这个现实的比较激进的力量，就是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科学精神就是服从真理的精神。中国之急务“莫如科学精神之普及”。1922年，科学社在南通开会的时候，梁启超到会发表了“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话。他认为科学精神有三层意思，第一是求真知识；第二是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第三是求可以教人的真知识。也就是能够提供给公众的知识，可以教育公众的知识。1935年，竺可桢在他的文章《利害与是非》中讲到我们以为在洋务运动中学到科学知识就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只看重西方科学带来的物质文明，却没有培养供科学生长的科学精神。但是实际上学习了科学知识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国外的人认为中国人仅学习了科学知识，但是没有科学的空气。他在讲话中强调，要培养科学的空气。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是什么呢？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竺可桢列举了科学史上的大量事实，认为从事科学的事业不要屈服于各种压力，为了获得真理要不屈不挠。1939年，竺可桢先生给浙江大学写了校训，就是“求是”两个字。“求是”这两个字就是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是精神。哈佛大学的校训就是“Truth”，意思是真理，或者说就是追求真理。事实上也就是求是的意思。所以，竺先生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综合起来就是尊重事实的精神（faith of truth）。1941年，在竺可桢先生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中谈到近代科学的目标就是探求真理，就是科学的精神。 到1994年，我国重提科普，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科普工作的若干建议》中提到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在1996年的全国科普大会上，周光召同志和张玉台同志的报告中都讲到了科学精神。在1999年8月20日江泽民同志视察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发表讲话时提到要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在给中国科技馆题词中就明确地提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 二、国外对于科学精神的看法 国外的学者关于科学精神的论述虽然与我国学者所谈的科学精神的概念并不一定完全

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

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 课程前言 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征程中，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有一个问题比较突出。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文化、精神世界，这方面的生活水平往往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原来我们设想的是人们的经济得到满足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也会越来越高，这样一个伟大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在现代化的征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出现的问题却越来越多，它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满足而得到相应的提高，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而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精神世界秩序的问题。精神世界是否需要秩序？它需要什么样的秩序？怎么样建构这个秩序？所以今天和大家探讨的题目是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 我们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秩序井然，显得井井有条，非常有秩序时，一切事物能够有条不紊，且能够循序渐进的发展基本保证，有条理、有顺序，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人才能够循序渐进，不断地得到发展，而如果失去顺序，秩序紊乱，往往容易导致混乱、倒退，甚至崩溃。历史上，秩序井然时，这个国家和民族处于发展时期，财富得到很大的积累，人口数量在增多，而在战争和混乱、失序时，这个国家就会倒退，甚至崩溃，被新的朝代所取代。在我们古代朝代更迭时，每一个朝代的初期，往往统治者能够励精图治，并且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建立一个秩序井然，不断发展的时期。然而，封建社会，往往到一个朝代末期开始混乱，开始失序，被新的朝代所取代。所以，“有秩序——没秩序”的一治一乱的循环，这是人类社会。 其实，正如在自然规律支配下的自然秩序，自然规律、自然世界的秩序，它控制自然界运动变化，水往哪里流、风怎么样刮，其实自然界背后有自然规律控制下的自然秩序。那法制伦理规范和纪律规章制度这些人类创造的文明，它约束下的社会秩序也调节着社会历史的持续发展。在自然界有自然规律支配下的自然秩序，在社会界有社会秩序支配的社会发展。在精神世界里边亦是如此，精神直接的欲望、情感、认知、评价、意志和信仰等维度，它在倾向于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也离不开一定的秩序，以避免精神世界的紊乱。在精神世界领域往往向往自由、追求自由，我的欲望、情感、政治，我都想追求自由，不想被束缚，我想主动

中国人与中国人的科学精神-精品文档

中国人与中国人的科学精神 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研究东方文明的热潮。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00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究其原因，有很多。如果从思想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中国人的科学精神起的影响是很大的。 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 践活动中形成的精神活动及其精神产品的总称。即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它一方面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内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又逐渐地渗入大众的意识深层，是一个民族具有不怕困难、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的不竭动力。 关于中国人是否缺乏科学精神这个话题，近代有一些大师，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林语堂先生在谈到中国人的心灵时，也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人之缺乏科学精神》，文章中将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的事实，沿着历史的河流，从头至尾“数

落”了一遍，他说道：“周代所有的古哲学家中，只有墨子和韩非子的风格接近有力的论证风格。孟子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诡辩家，然而他也只是对‘利’、‘义’等大而又泛的词感兴趣。其他哲学家，如庄子、列子、淮南子，只对漂亮的比喻感兴趣。墨子的门徒惠施、公孙龙都是伟大的诡辩家。……而汉代的学者则喜欢对过去时代的经典作注解诠释工作。之后的晋代学者则复兴了道家学说，靠‘直觉’来解开自己的身体与宇宙之谜。……宋代哲学家在佛教的启发下，重新解释儒家学说，把儒教变为一个训练心智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哲学系统。……”他认为中国人是缺乏科学精神的。再比如，梁启超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就曾经指出了中国人科学精神缺乏的症状；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在得出文化早熟的结论后，专门论述了《由此遂无科学》；。这些都是国人的观点，国外对中国有研究的学者中，同样也有持相似观点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写出《中国科技文明史》的李约瑟博士，他的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台湾著名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人并不缺乏科学精神。他认为，以中国历史来讲，如果从黄帝纪元开始，在那个时代中国文化就是以天文、数学为主，应该是人类历史先进的一页；到了两三千年前的墨子，也是主张科技和科学人才的，比如著名的“尚贤”思想；另一位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也说：

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两歧 单世联 “人文精神”是当代中国知识界使用最多的概念之一。 “人文精神”是当代中国知识界使用最多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的普及极大地利益于1990年代中期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 这是“文革”结束后思想文化论争的重要一环，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命题的锋芒所向主要是曾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种种“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也理所当然地包含着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期待。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王若水1986年就指出：过去我们“把人看成抽象的…政治?而忽视了人的物质需要”，这些年纠正了这种篇向，强调了物质鼓励，“但也出现一种偏向，以为物质鼓励是万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靠钱来解决。这又把人看成片面的…经济人?，以为他们的行为只受物质的需要考虑支配。两者都没有看到人是…社会人?，他们的需要是多层次的，是在社会历史中变化发展的。两者都没有看到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它不是简单地用物质报酬来满足的，也不是可以用宣传…自我牺牲?、…毫无怨言?而加以忽视的。” 此论实际上已正视到人为物役的现代情境。随后而来的“文化热”在中/西、古/今的对比语式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鲜明地提出了人性解放、个性实现等文化/政治理想。进入199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丰富社会物质资源、满足世俗欲望方面显出巨大能量的同时，也使计划体制时代的精神文化的生产和接受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功利目的、交换原则、消费逻辑开始向精神、文化领域的移殖，由此呈现出来的文化的市场化导向，直接催生了“人文精神”的议题。 1、当年论争：“精神”与“人文” “人文精神”的讨论于1993-1995年之间展开。这是市场经济初潮涌动、社会转型开始呈现的年代，也是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文化艺术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年代。1980年代新启蒙的乐观声调已经远去，1992年踏上的新路前景诱人而又难以捉摸。沉默了3年的人文知识界正寻找新的发言时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王晓明等人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对话，对话者在批评王朔“痞子文学”、张艺谋电影等流行文化后提出了“人文精神”失落、需要重建人文精神的话题。当张汝伦、朱学勤等学者参与后，当《读书》杂志于次年5次连载以“人文精神”为总题的讨论后，特别是当作家王蒙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同于上海诸人的观点和主张后，讨论进一步深化，具有全国性规模。人文学界之外，也有经济学家参与讨论。在持续两年的过程中，共发表文章100多篇，《光明日报》、《文汇报》等还开辟了专栏。1996年讨论基本结束，相关的文章分别编入《人文精神寻思录》（王晓明选编）

中国人的面子观

Face Considerations in China and the US and its Influence for cross-cultural business negotiation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nd 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ino-US business negotiation, as an indispensable activities for promoting economic exchanges to realize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China and the US both have its unique and culture. Face considerations ar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ultu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n their perspective of face, degrees of concern with face and ways of dealing with face issues often bring difficulties in understanding or even misunderstanding in Sino-US business negotiation, becoming obstacles to negation. How to conduct cross-culture business negotiation better is a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resolved for negotiators of China and the US. The thesis makes a relatively detailed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 face consideration in China and the US on business negotiators and give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and America negotiators in the last. Key words: face consideration; business negotiation; China and

论中国的面子文化

论商业文化中的面子文化 摘要 中西方学者对面子的概念都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广泛的探讨。面子是支配中国人社会行为的重要概念，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当前的商品化时代，自古以来形成的面子文化对于人们的商业活动渗透的更加深刻。面子文化形成原因是复杂的，而了解面子文化在商业文化中占据的位置，对我们理解当前种种商业行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有利于促进自身正确的生活和消费规范。 关键词：面子问题；面子文化；商业文化 一、“面子”文化概论 （一）“面子”文化的产生根源 “面”由字面上看,是指人脸、头的前部,它原来只是一种生理上的指标,后来演化为心理及社会意义的价值象征。据胡先缙考证,早在公元前4 世纪, “面”就具有了指涉个人与关系的象征性意义。 爱面子其实是一种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的心理因素。但是形成的面子文化却是中华民族独有现象。中国“面子文化”的形成由来已久，最原始的“面子”就是“脸面”，古人外出活动前都要洗脸打扮，在镜子面前照上一照，梳洗完毕才能做正式的工作——上朝的上朝、下地的下地、经商的经商。中国人以“四大美人”为傲，以黄皮肤为荣，正是看重这样的有形脸面才形成了无形的面子文化。（二）“面子”文化的内涵 “面子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西方世界最早研究中国人“面子文化”的著述当属1894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所著的《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明恩溥认为，“保全面子”是中国人的第一性格1。鲁迅先生曾经专门撰写过分析国人“面子”的文章，他说外国人往往认为所谓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而其实“面子”之有无，情况相当复杂，并且富于变化2。而中国文豪林 1[美]明恩溥.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M].舒扬等译,太原:书海出版社,2004:3;1. 2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26.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 导读：本文《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来源互联网,仅供读者阅读参考. 作为当代中国青年，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和态度去面对生活、面对社会呢。青年是社会的希望和未来，对国家和民族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最近，我阅读了有近代中国文化怪杰之称的辜鸿铭先生所著的《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从真正的中国人，中国礼仪，中国语言——以此来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写于上个世纪初的一战期间，正当欧洲文明陷于危机，辜鸿铭的目的很明显，为陷于危机的欧洲，甚至整个世界文明指出一条出路。目的，是去尝试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即儒教传统下的中国文明。 《中国人的精神》原载1914 年的《中国评论》，1915 年更名《春秋大义》在京出版，并很快被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全书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价值，在当时中国文化面临歧视、中华民族遭受欺凌的情况下，其影响尤为特殊。 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你必须具备的三个特征：博大、精深、淳朴在这部著作中辜鸿铭把中国人的精神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人的精神第一个就是绅士性。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丑陋、庸俗、愚昧、狡黠的，但却并不可怕没有侵略性，没有荒唐，没有邪恶。中国人确实有很多缺点，但这些缺点中却又透露出几分可爱。第二种精神就是强烈的同情心。真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感情的受人类影响的生活，可能有时会被人说成忽视了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确是自由的过着一种真实的、感觉的生活。书中还谈到了中国的语言和无法绕开的中国的文明。

作者认为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所以真正的中国人是具有“孩子般的心灵和成人的头脑的人”。而书中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必要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不可否认，辜鸿铭所强调的那种“中国人的精神”，确实是令人向往和怀念的。老先生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推崇中华文化、儒家文化，认为中国人是深沉的、博大的、纯朴的和灵敏的。在文中，辜先生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吹儒家文明，救助西方文明等论调里在当时的西方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他看来，西方人惧怕上帝和法律，所以需要外在的强制力去进行约束。耗费了大量的财物去供养“闲人阶层”，更是对人本身造成了强大的约束，这种约束进而促使人走向极端，这也是对20 世纪初的列强觊觎中国的一大主因。如今的中国，尽管有一批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却在日益西化的大众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所以会有人总是觉得“西方月亮比中国圆”，从而忘掉根本。以我们当代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对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须继承和发扬，也要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科技，绝不能有那种民族自大的心态，从而能让我们民族的文化在与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融会贯通中继续发扬光大，造福于我们的中华民族。 辜鸿铭是一个天才。学贯中西、精通九种语言、获得13 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语翻译到西方。曾为六国使节当翻译。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辜鸿铭，是应该被历史记下的。探索中国人的精神，没有也永远不会结束。

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是有利于科学精神的或符合科学精神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是有利于科学精神的或符合科学精神的 这是个大命题，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即使是仅指符合科学精神或有利于科学精神的，也何止千万！所以，就此题作文，只能略述自己所知的一二三，而无法一一穷尽详述。 先正名。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起源于中国，诞生于中国，在中国流传已久的文化，是中国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晶。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孙子兵法》，《资治通鉴》，貔貅麒麟，夔龙凤凰，玉皇大帝，观音菩萨，中秋月饼，大年饺子，秦砖汉瓦，万里长城，四大发明，等等等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瑰宝精华，也有糟泊垃圾。像用兵韬略，治世宝典，优秀诗文，经典著作，笔墨纸砚，笙箫唢呐，音乐舞蹈，敦煌壁画，长城运河，美食香茶，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而相信鬼神，迷信风水，相信命由天定，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拜天地求鬼神，抽签问卦，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算命的瞎子求其指点迷津，所有这些行为和思想观念，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是智慧的结晶，而是愚蠢和无知的结果。 在中国流行的未必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例如佛教，在中国已流行了上千年，几乎与中国文化融合，但它不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释迦牟尼，默罕默德，耶稣基督，真主上帝，统统都是舶来品。玉皇大帝，真命天子，观音菩萨，土地老爷，才是中国人的神。同样，道教儒教虽已在海外一些国家盛大流行，但它仍然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哪些元素是有利于科学精神或者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呢？这就需要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科学精神。简单地说，科学精神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探索创新的精神，怀疑否定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求真求善的精神，严谨周密的精神，注重实践的精神。可以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些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产生的（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这些科学精神的结晶和体现。 例如古典文学中那些优美的诗词歌赋，平仄对仗，押韵合辙，遣词用典，写意抒情，哪一首不体现着作者探索创新，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现仅举几例说明之。 大家都称道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一诗写得好，“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了了四句诗，似乎是神来之笔，得来全不费工夫。岂不知仅仅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一个“绿”字，就数易其稿，经过反复推敲最后才定下这个“绿”字。宋人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诗词改字”条中记录了王安石《泊船瓜洲》诗的改字情况：“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自古以来，这条笔记成为王安石作诗精于炼字的范例。这个“绿”字由形容词“动化”而来，显然比“到”、“过”、“入”、“满”都好，一个“绿”字，把春风过后，江南大地一片绿色的意境像电影镜头一样表达于笔端，凝练而传神，显得诗意盎然！ 再说一段故事。据传，北宋文学家苏东坡，一次与他的妹妹苏小妹及诗友黄山谷一起论诗，互相题试。苏小妹说出：“轻风细柳”和“淡月梅花”后，要哥哥从中各加一字，说出诗眼。苏东坡当即道：前者加“摇”，后句加“映”，即成为“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不料苏

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实质、意义和环境 ■袁伟时 ■2003年11月23日在广东人文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会员朋友： 前面讲的都很精彩，我都赞成。我现在简单讲三点意见。 第一．人文精神是什么？ 简单地说，就是人的价值至上，公民的权利至上。这不是我发明的。我们所讲的人文精神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之间有什么差别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一些朋友认为可以成为人文精神的一个养料、一个成分，可以吸收到里面来的。但是从世界文明的发展看，所谓人文精神，就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文明的核心精神。这是东西方，主要是西方文明的结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两个至上。这两个至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即使有也是零碎的思想闪光。假如我这个理解没错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紧紧抓住这个基本或核心的东西。在我看来，作为人文学会会员，不能满足于做个自认为有人文精神的公民，而且相应地要考虑这个人文精神，这个公民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障。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不久颁布了一个《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有很多好的地方，也有很多错误或不足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它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规定了一系列关于公民的权利，一共列举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等等12项“自由权”；体现了刚才所讲的人文精神。这个《约法》一公布，当时就有一个名叫章士钊的革命家、思想家，立即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他说《临时约法》规定了许多公民权利，公民有什么什么自由，但是假如有人蓄意侵犯这些公民权利，究竟怎么办？《临时约法》不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在这些权利后面加了一条尾巴：“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可以限制之。”这个问题就大了，它为统治者肆意限制或取消公民的自由提供了藉口！在“增进公益、维持治安”等所谓“国家、社会利益”掩盖下，炮制出这个那个法律，“依法”取消公民应有的权利，实行專製统治。这是中国后来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及国民党反动统治赖以建立的重要基础。这里面包含着大陆法系跟英美普通法系的一个差别。中国移植的大陆法系在公民权利保障上是比较差的。例如，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它强调“不得制定”限制公民基本自由的法律，而大陆法系的宪法则着意规定公民的自由“依法得限制之”，反差巨大。章士钊认为应该引进普通法系关于人身权利保护方面的东西，实行“人身保护令”制度，从法治着手保护公民应有的权利。香港实行的是英美法系，如果一个公民被逮捕，他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他或他的亲友可以马上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任何拘押这个公

(一年级语文教案)1我是中国人

1我是中国人 一年级语文教案 教学内容： 教学本文要指导学生观察彩色图，看读图上画的是各民族的孩子们欢聚在天安门前，天安门前飘扬着五星红旗，在学词学句中，除了要继续复习巩固汉语拼音和汉字的笔画、笔顺外，还要教会学生认识五个生字、五个词语和新出现的三个部首名称，朗读短文。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5个生字、5个词语，认识3个偏旁部首。 2.仔细看图，看懂图意，认识天安门和五星红旗，知道我们的国家叫中国。我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3.能正确流利地朗读句子、短文。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学会5个生字和5个词语，重点读准“是”和“星”的字音，读通并理解短文的句子。 难点：在生字教学中，“我”和“爱”的字形结构、笔画笔顺学生较难把握；在学句中，这是第一次学习由汉字组成的句子，如何使学生懂得句子的概念是个难点。 教学思路：

根据“看图学词学句”的特点，教学本文时，首先应由图入手，以图助读。在看清图意的基础上再图文结合，读通句子，在朗读时先要复习难读易混的音节，然后再由读通纯拼音句子到读通汉字注拼音的句子。通过朗读理解句子，并进行热爱祖国的思想教育。结合句子理解词语，在学习词语中学习生字，认记新出现的部首名称。 教学用具： 准备一面国旗（或五星红旗图）。 教学时间：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课前准备。 可布置学生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认真地看一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 二视读训练。 1.认读词语：北j9ng天1n门中gu$人h$ngq0 2.认读句子：w%sh@中gu$人。 w%4i五x9ngh$ngq0。 w%4i北j9ng天1n门。

老外如何理解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一 In China, there are many unspoken rules. Do's and don'ts…And what you don't know…could even cause someone else to 'lose face.' It brings feelings of pride, embarrassment, humiliation, flattery and humility…. Thankfully, there are answers. Luo Weijia is a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eacher at Beijing Hutong School. In her class, she teaches foreigners this complex component of Chinese culture. "Face stands for reputation and position of a person. Al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in Chinese culture." It sounds simple enough. After all, we try to maintain a sense of dignity in the West, too, don't we? No one wants to be humiliated. But it goes much deeper than that in China. Fabrizio Franciosi from Rome, Italy has been living here for a year and is study ing Chinese at Beijing Hutong School. He says that the social rules in Italian culture are more obvious, so he's more cautious here. "China, it's really not the same. The rules are stricter, so you have to carefully follow some basic Chinese traditions." In the West, culturally, we make fun of ourselves and maybe even other people. It's even OK to ridicule ourselves lightly in front of a group. This is not so much the case in China. In fact, it's possible to 'lose face' on your own entirely by accident. Beijinger Liang Cheng has lived in the USA for many years and just returned for university here. Her Chinese friends can't understand why Westerners would lose face on purpose. "Say, I'm American, and you're sitting next to a Chinese friend and then you hear something on the news for example about Americans doing something that, in your opinion, is really stupid. But to them, they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you say, 'Oh look at us, America is just going down the drain.' He would maybe look at you in a very strange way, you don't talk about this, and you don't talk about your own country in China. You don't joke like this." Confronting people is also a delicate matter. Michael Cain from North Carolina arrived two years ago to study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Back then, his understanding was that "face" was somewhat related to ego. Through study ing business practices in China, he's learned that good business has to respect these cultural norms. "I would say that being a Westerner, we are much more direct. And in China, directness can actually lead to a loss of face for the locals. If you're a foreign manager and you h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