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契丹诗歌风貌探析
辽代契丹民族发源于我国东北辽河流域，世代逐水草畜牧，以鞍马车帐为家。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改用汉制，自称皇帝，建立辽朝起，至公元1125年辽天祚帝被金人所俘，辽灭亡，历时九帝209年。辽王朝立国初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在从建立到灭亡的两百多年里，辽代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经历了不断汉化的过程，辽代诗歌在此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辽代文学不昌，但在两百余年间的汉化演进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成就虽不能与唐宋比肩，甚至比后来的金元文学也略逊一筹，但在展现辽代契丹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以及体现北方地区的地域特点、民族性方面也有独到之处。而契丹文学情况，据王溥《五代会要》卷29《契丹》载：“契丹本无文纪，惟刻木为信。汉人陷蕃者以隶属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①契丹族建国后，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契丹人参照汉字和回鹘字先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而辽代契丹诗歌创作也经历了从早期尽显原始风貌到后期历代帝王“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皆淹风雅”②均有诗作传世，而这些诗作从语言、情感等方面都有飞跃式的发展。帝王文人所作诗歌大多装订成集，但由于辽代禁止将书籍传入中原地区，所以辽代诗歌流传下来的篇目也很少。郑振铎先生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感叹：“近人竟于简残篇之中爬搜辽代文献，也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而已。”③目前，经国内学者多方整理，辽代诗歌可见篇目约300余首，其中不包括散入宋代诗歌部分篇作。
辽诗所存篇目虽然不多，但表现出他们的物质世界与情感世界。辽代诗人通过诗歌描述地域特色，用诗歌抒发他们的民族情怀，用诗歌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情怀，所以，辽代契丹诗歌体现了浓厚的地域风貌、民族风貌，以及政治方面的独特之处。
一、地域风貌
契丹民族所生活的东北辽河、老哈河地区位于今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有白山黑水之称。这里土地平坦辽阔，放眼望去天地相接，河流宽广，水草丰茂，四季分明，与和风细雨、潺潺流水的江南相比，是另一番壮阔景色。契丹民族在此地区生息繁衍，形成了以勇悍尚武为主要特征的渔猎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契丹诗歌，也就有着比较鲜明的地域特点和风貌。
辽代契丹诗歌经历了粗糙到细腻的过程，早期契丹尚处于奴隶社会，以渔猎、游牧为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其文化也处于原始的混沌蒙昧状态。由于契丹族早期没有文字，其诗歌口口相传，对于早期的契丹诗歌，仅能从现存较少的早期民歌如《焚骨歌》等歌谣中，去略窥早期契丹诗歌地域特色一二。
《焚骨歌》中唱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契丹民族靠打猎维持生计，此诗歌中展现了辽代契丹族早期生活的地域气候寒冷，冬月向阳而食。在祖先去世之后，希望祖先能够保佑自己打猎时多获得猎物。由此可见契丹民族渔猎时期，生活条件的艰苦。
辽代契丹最有地域特色的诗歌当属五代降将赵延寿的《塞上》，诗歌写道：“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诗中再现了契丹民族所生活的塞外沙漠草原风光和北方游牧民族独有的游牧狩猎的生活方式，尽显契丹地域风貌，契丹民族的勇武性格与豪爽气质也淋漓展现。北方地区生活艰苦，夏季酷热冬季严寒。“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描绘塞上每到冬季黄沙漫天抛于半空，黑云低沉阴山，大雪满山，这种自然条件是对人生存能力的极大考验。“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表现冬季衰草遍野，江河结冰，人们不得不四处寻找水源，根据水源的改变而不断迁移住所，冬季牧民靠打猎为生。“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直接体现了严冬荒漠雪原中，鸟无所食，即使遇到冰冻或霜打过的果子也不得不吃，因其坚硬无法吞食，只能啄而食之。河水冻结，渡河的马匹渴而不得饮，为寻找水源不断奔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展现牧民们发现肥沃而有水源的草地就支起帐篷，将草地占有，夜间从林中折来树枝，燃起篝火取暖，烧烤猎得的猎物。诗中将契丹民族自然环境的恶劣，牧民生活条件的艰苦生动的表现在今人的面前。塞外生活艰苦，赵延寿这首诗中写出入冬之后黄沙卷地，雪填山路，不利于人畜外出等活动。生活中水的缺乏，人们靠打猎为生的艰苦生活方式。鸟与马为求生存而挣扎的恶劣生存条件，形成了契丹族粗犷豪迈、崇尚生命的顽强精神，由其地域风貌进一步表现出来的是契丹民族别具异域风情的民族风貌。《太平广记》评价该诗：“此诗描写契丹景色、习俗，为南人所称道宜也。”④该诗意境雄浑，风格纯朴粗犷，语言质朴慷慨，体现出契丹民族生活地域赋予其人的豪迈之情与崇尚生命的精神。
《辽史·营卫志》“长城以南，多雨多署，其人耕稼以为食，桑麻以为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暑，畜牧畋猎以为食，皮毛以为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⑤这种风土人情与中原地区相差甚远。辽代萧总管《契丹土风歌》称：
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海东健鹘健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平章俊味天下无，年年海
上驱群胡。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之飞铁为翼，射生小儿空看得。腹中惊怪有新姜，元是江南经宿食。
此诗中尽显契丹生活的地域景色，契丹民族所生活的地域常年风沙不断，人们过着游牧生活。春季万顷草色，点缀点点红花，一望无际的草原，人们纵马打围射猎，是广阔无垠的草原为他们提供了如此自由驰骋的生活。契丹民族游牧打猎的生活，表现了北方少数民族崇勇尚武的精神。契丹民族诗中的白山黑水，不仅是其生活的地区，也是其精神的表现。北方游牧民族的人们对于山水，鸟兽的态度与南方人有所不同，南方地区以农耕为主，生活相对固定安逸，南方人通常寄情于山水，鸟兽也多为其欣赏把玩之物。北方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山水是其生存的一部分，他们将全部生命托付于大自然，鸟兽作为他们的食物，也可称其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契丹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地域特色是他们发自本性的豪迈之情，是其与自然搏斗生存而获得的崇尚生命的精神
宋代许多作家出使辽国也均有对契丹地域的描写，如欧阳修《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苏轼《观北人围猎》，苏辙《渡桑干》等均对契丹族独特的地域特色进行了描写，可见契丹民族地域的独特魅力。
二、民族风貌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成为契丹民族的先人。经过隋唐、五代及与北宋对峙的两百余年，契丹族经历了漫长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辽代艺术上承匈奴、鲜卑，下迄蒙古，在与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及对中原汉族文化的广泛吸收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契丹诗歌则主要体现出北方民族粗犷强悍的特征。
早期契丹诗歌尚处于草创阶段，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豪放的色彩，总体构思用词比较简单，内涵不深。此期流传的作品有限，其中以耶律倍为其中佼佼者。耶律倍，太祖长子，太宗之兄，世宗之父，小字图欲，一作突欲。他聪敏好学，博览群书，精通儒家经典，善作诗。因宫廷斗争，远离契丹政权中心，受封为东丹王，主东丹国事。后投奔后唐，临行时写下《海上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此诗虽然在声韵、用词、对仗等技巧上不够完美，但其直抒胸臆，请辞真切。诗中“山”字的运用别具内涵，“小山”句用《尔雅·释山》：“小山岌大山，峘。”中的意思，南朝·梁·徐陵编《玉台
新咏》之《古绝四首》诗中也有“山上复有山”句。“山”与契丹语中的“汗”意思相同，意谓皇、王，而契丹语中的“小”字也有兄弟的意思⑥，这里“小山”，兼具了契丹语与汉语之意，表达了政治失意，逃奔异国，亡命海外的隐忍与对骨肉相残，同根相煎痛恨的微旨，内心极度悲愤，在诗中却表现的十分委婉含蓄。读此诗来，觉其情甚悲，但甚有节制，深合儒家“哀而不伤”之旨，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称：“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矣。”⑦另外，春秋时有一个习惯，只要越离国界，就算解除了君臣关系，这为后人解决君臣矛盾提供了一个方式。耶律倍深谙汉族文化，自然也明此例，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儒家文化对当时契丹成员精神方面的影响。
契丹族语言与汉语相比，在词汇、书写方法、语法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宋人洪迈曾写道：“契丹小儿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字儿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云：‘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⑧从中可以看出契丹语与汉语在语法上的差异。契丹族诗人创作的诗歌有以汉文写成，也有以契丹文写成，其中以寺公大师《醉义歌》为典型。《醉义歌》原作为契丹文，但契丹原文今已佚，今存汉文译诗，收录于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中。在该诗小序中，其称寺公大师一时豪俊，尤长于诗歌，称其“诗旨趣高远，不类世间语，可与苏轼、黄庭坚并趋争先”⑨；又称其汉文译作同契丹原文做对比只能“庶几形容其万一”，其中当然有译者自谦成分，但契丹原文也应当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由此看出，契丹文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用契丹文字写成的原诗作当更具异域风情和民族特点。现在我们只能来看看译作：
晓来雨霁日苍凉，枕帏摇曳西风香。困眠未足正展转，儿童来报今重阳。吟儿苍苍浑塞色，客怀衮衮皆吾乡。敛裘默坐思往事，天涯三载空悲伤。正是幽人叹幽独，东邻携酒来茅屋。怜予病窜伶仃愁，自言新酿秋泉曲。凌晨未盥三两卮，旋酌连斟折栏菊。我本清癯酒户低，羁怀开拓何其速。愁肠解结千万重，高谈几笑吟秋风。遥望无何风色好，飘飘渐远尘寰中。渊明笑问斥逐事，谪仙遥指华胥宫。华胥咫尺尚未及，人间万事纷纷空。一器才空开一器，宿酲未解人先醉。携樽挈榼近花前，折花顾影聊相戏。生平岂无同道徒，海角天涯我遐弃。我爱南村农丈人，山溪幽隐潜修真。老病尤耽黑甜味，古风清远途犹迍。喧嚣避遁岩路僻，幽闲放旷云泉滨。旋舂新黍爨香飰，一樽浊酒呼予频。欣然命驾匆匆去，漠漠霜天行古路。穿村迤逦入中门，老幼仓忙不宁处。丈人迎立瓦杯寒，老母自供山果醋。扶携齐唱雅声清，酬酢温语如甘澍。谓予绿鬓犹可需，谢渠黄发勤相谕。随分穷秋摇酒卮，席边篱畔花无数。巨觥深斝新词催，闲诗古语玄关开。开怀属酒
谢予意，村家不弃来相陪。适遇今年东鄙阜，黍稷馨香栖畎亩。相邀斗酒不浃旬，爱君萧散真良友。我酬一语白丈人，解译羁愁感黄耇。请君举盏无言他，与君却唱醉义歌。风云不与世荣别，石火又异人生何。荣利傥来岂苟得，穷通夙定徒奔波。梁冀跋扈德何在，仲尼削迹名终多。古来此事元如是，毕竟思量何怪此。争如终日且开樽，驾酒乘杯醉乡里。醉中佳趣欲告君，至乐无形难说似。泰山载斫为深杯，长河酿酒斟酌之。迷人愁客世无数，呼来掐耳充罚卮。一杯愁思初消烁，两盏迷魂成勿药。尔后连浇三五卮，千愁万恨风蓬落。胸中间得春气和，腮边不觉衰颜却。四时为驭驰太虚，二曜为轮辗空廓。须吏纵辔入无何，自然汝我融真乐。陶陶一任玉山颓，藉低为茵天作幕。丈人我语真非真，真兮此外何足云。丈人我语君听否？听则名利何足有。问君何事从劬劳，此何为卑彼岂高。蜃楼日出寻变灭，云峰风起难坚牢。芥纳须弥亦闲事，谁知大海吞鸿毛。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以指喻指指成虚，马喻马兮马非马。天地犹一马，万物一指同。胡为一指分彼此，胡为一马奔东西。人之富贵我富贵，我之贫困非予穷。三界唯心更无物，世中物我成融通。君不见千年之松化仙客，节妇登山身变石。木魂石质既我同，有情于我何瑕隙。自料吾身非我身，电光兴废重相隔。农丈人，千头万绪几时休，举觞酩酊忘形迹。
诗人酒后寄言，认为人生多艰难变化，荣华不定，与其追求富贵虚名等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如寻找醉中的乐趣。从诗的内容上看，诗人客居他乡，重阳独自悲伤。此时“东邻携酒来茅屋”一扫诗人、的愁绪，开怀畅饮忘记尘世的种种烦恼与不幸。其后诗人表达生平志志趣相投的朋友远在天涯，幸好还有“南村农丈人”。诗人描写了农丈人“山溪幽隐潜修真”，诗人做客农丈人家，其家“穿村迤逦入门中，老幼仓忙不宁出”的场面。之后诗人酒醉议论，诗人认为，人生荣华富贵多变，都是一些虚幻的东西。诗人的议论显然受到道家、佛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道家“万物一齐”思想的影响。诗人提出“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胡为一指分彼此，胡为一马奔东西”的精神显然与道家虚无的思想观念一脉相承。广涉庄子等汉族典故，诗中还写道“渊明笑问斥逐事，谪仙遥指华胥宫”、“梁冀跋扈德何在，仲尼削迹名终多”等句子，涉及东晋诗人陶潜、唐代诗人李白、东汉大将军梁冀、春秋儒家鼻祖孔子等，但诗中的价值观仍是契丹民族的价值观。诗中“泰山载斫为深怀，长河酿酒斟酌之”的宏大气魄，“陶陶一任玉山颓，藉地为茵天作幕”的苍凉格调都与契丹民族劲健尚武、豪放不羁的警示气质密切相关。
三、政治风貌
在中国古史上，辽朝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皇朝，其政治和典章制度适应并表现了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兼容 皇族耶律氏与后族萧氏占领了绝对的政治统治地位，辽代历代君主都怀着不断南进，入主中原的梦想。随着辽朝疆域的不断扩大，占领地区汉族人口的不断增多，其汉化倾向也不断加强。辽代诗歌的创作主体为皇族后妃以及臣子，这就使其诗歌内容的政治特色更为突出。
辽代崇儒修文，吸收汉族诗论中诗“美刺”、“兴、观、群、怨”等儒家诗歌理论，因此契丹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为赐诗、应制诗、君臣应和诗和讽谏诗，均有一定的政治特色。
辽代早期耶律倍《海上诗》的创作因其政治上的失意远去他国，作诗以抒发其政治上的苦闷。圣宗《传国玺诗》：“一时制宝玉，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政治功利性质表达的极为明确。圣宗赋诗传国玉玺，以表达其天命所归，入主中原，希望其统治千秋永昌的政治愿望。
道宗《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构思巧妙，意境空灵，以去声字押韵，极有特色。此诗历来有契丹人学作汉语诗的压卷之作的美誉，堪称辽诗中之佼佼者。是辽诗中少有的纯诗之作，但此诗为帝王所作，即便本无政治意味，但特殊的阅读语境中不免带有政治意味。道宗对李俨赐诗，不免看做是道宗对李俨的特殊恩宠了。
北方民族有游猎、游牧的生产生活习性，契丹女性也与男性一样流转迁徙与草原、大漠之上。因此，他们有着很强的尚武精神与豪爽特征。辽代契丹族女性亦可参与政治活动。辽朝契丹皇族的婚姻范围极其严格，皇族只能与后族通婚，借联姻加强政治势力，防止权力转移。因此后族获得了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后族们自然有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与使命感，故其诗作中充满了政治特色。
以儒家诗教观而言，上以风化下做到较为容易，但下以风刺上，尽管为帝王提倡，但往往流于表面，实践起来极为困难。辽代中后期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以诗讽谏帝王，均下场悲惨。虽说诗也可以怨，但怨上与谏上同样危险，萧观音、萧瑟瑟以诗谏上均遭疏远，后其被谋害也就不足为奇了。契丹女诗人中，以萧观音最为杰出。萧观音是辽圣宗钦哀皇后之弟、枢密使萧惠的女儿，清宁元年（1055年）册立为皇后。曾被道宗誉为“女中才子”。萧观音在诗、词、文的创作方面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反映了当时契丹、汉等多种民族文化融合给文学艺术带来的新风貌。其现存诗歌内容丰富，或针对时政而发，或描写契丹妇女崇尚勇武的风习，或表现深宫的寂寞、幽怨与苦闷。风格变化多样，既有雄豪奔放之作，也有含蓄委婉之篇，还有哀感顽艳之章。
萧观音《伏虎林应制》一诗：“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风格豪放，胸臆宏阔，是历代女诗人作品中鲜有的气魄。此诗虽是应制诗，但并没有阿谀献媚的意味，而是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全诗语言桀骜不驯，气势磅礴，想象奇特，意境宏阔，颇有马上民族粗犷、雄武的性格，张扬了辽王朝的威势与契丹人的民族自信。在称赞道宗气吞万里的同时，也歌颂了处在契丹民族压倒南方汉族及鸭绿江以东的东丹渤海等民族英勇气概。全诗突出表现了契丹族以尚武精神和其一统天下的政治目的。后来由于她谏阻道宗耽于狩猎享乐行为，触怒道宗遭冷落。期间，萧观音书写《怀古》一首：“宫中只数赵家妆，败云残雨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以汉宫赵飞燕自况，委婉的表达了自己的哀怨。萧观音另有《回心院词》十首，十首连章，表现出其细腻柔婉的一面。其哀怨缠绵之情，前所未见。《回心院词》十首反复用自己内心的幽怨痛苦与对丈夫君王的殷切期盼，写出了宫廷女性被冷落的悲惨命运。诗人运用赋的艺术方式反复铺陈渲染，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抒发其凄楚之情。萧观音被赐死之前，以骚体写下了《绝命词》，诉说自己蒙受的冤屈。萧观音诗作风格多样，有的富于理性探索，有的浪漫气息浓郁，有的深沉悲怆，有的柔媚艳丽。其或豪情万丈的气概，或凄楚哀婉的情怀，皆因其政治遭遇的不断变化而感慨发出。
另一位出色的女诗人萧瑟瑟的诗歌创作，有较为深刻的政治见解。辽代中后期，契丹族走向全面汉化。儒家思想要求为政以德，强调民本思想，辽代契丹族贵族女性亦可参政，她们以诗歌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天祚帝文妃萧瑟瑟看到天祚帝宠幸奸邪，不思进取，安于享乐，外部女真族屡败辽军。萧瑟瑟忧国伤时，以诗言志，作《讽谏歌》。全诗以骚体形式抒发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和救亡图存的渴望，指出罢黜奸邪、选贤用能、激励将士方能转危为安，实现“朝清漠北”、“夕枕燕云”的宏图大业。后萧瑟瑟后又作《咏史》，假史实以刺时政，充满了强烈的批判精神。萧瑟瑟这种以诗劝谏，以诗作讽的方式深合儒家对《诗》的作用的说明“下以风刺上”的精神，其儒家精神政治主张背后的主要精神。其《讽谏歌》写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两首诗作立意高远，见解深刻，情感十分激切，以骚体写成，继承了屈原所开创的“发奋抒情”诗歌传统。这在契丹女诗人中是十分罕见的。契丹族女诗人不仅只有萧观音、萧瑟瑟两位，但其他唯有作品传世。她们的诗作以豪放雄健的北方民族性格为底蕴，有熔之一至情，形成了一种刚柔并济的风格。
辽代诗歌反映了其不断汉化的过程，但其汉化不仅仅变现在诗歌或者文化上，也从侧面反映了其政治上不断汉化的过程。反过来其政治的不断汉化，其参
与政治的人，包括辽代大多数诗人政治思想、精神世界不断变化。随着契丹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不断融合，其汉化程度逐渐加深，诗歌也经历了从粗犷到精致的发展过程，但从耶律倍到耶律楚材翻译寺公大师的《醉义歌》无不体现契丹民族本身粗犷强悍的特征。连契丹族女诗人亦不让须眉，其胸襟与强烈的政治意识足见北方游猎民族女性的豪放。
辽代诗歌中虽然有和凝、赵延寿、韩延徽等汉族大臣，但契丹族诗人的创作始终占主导地位，尤以女诗人的作品引人注目。辽代契丹诗歌中所表现出诗人亲厚的白山黑水，表现出诗人粗犷豪迈的精神，表现诗人宏大的政治抱负、表现诗人哀怨缠绵的精神世界，体现出广阔草原民族的特有的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境界。
注释
①张久和.辽夏金元史徵辽朝卷[M].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242.
②傅璇琮.辽金元绝句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4，2-3.
③郝庆云.汉家诗韵辽国声-辽代诗歌简介[J].哈尔滨学报，2001（6）.
④刘达科.辽金元诗选评[M].陕西：三秦出版社，2004，4-5.
⑤张久和.辽夏金元史徵辽朝卷[M].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426.
⑥刘达科.辽金元诗选评[M].陕西：三秦出版社，2004，2.
⑦别廷锋.辽代契丹族文学概说[J].民族文学研究，1997（4）.
⑧转引自傅璇琮.辽金元绝句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4，3.
⑨刘达科.辽金元诗选评 [M].陕西：三秦出版社，2004，14.
⑩王曾瑜.王曾瑜说辽宋夏金[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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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别廷锋.辽代契丹族文学概说[J].民族文学研究，1997（4）.
辽代契丹族姓氏及其分布
辽代契丹族姓氏及其分布 摘要：契丹族只有耶律与萧二姓，这种姓氏制度与其婚姻制度有直接关系。契丹族二姓的来源同他们部落所居地名有关，也与中原汉姓的攀附有关。通过对二姓分布地区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其人口的分布、迁移历史轨迹，也可以看出二姓联系紧密，不仅政治上保证了辽国的政体稳定，在军事上也是国家安全最是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辽代；契丹姓氏；耶律 辽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是契丹族，其人口总量在全国人口中虽不占多数，但在辽代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契丹族姓氏是研究辽代姓氏问题的重要内容。此前蔡美彪、都兴智及日本学者爱宕松男先生对契丹族的姓氏来源曾做过研究，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通过研究其姓氏制度、数量、分布，从一个侧面了解其人口的分布、迁移历史轨迹，从而进一步了解契丹王朝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 一、契丹族的姓氏制度 辽圣宗太平九年《萧仅墓志》载：“恭闻惟天既显于二仪，我国爰分于两姓。耶律世保承祧之业，箫氏家传内助之风。”①说明辽代契丹族只有耶律与萧这两大姓氏，并且耶律氏的地位是“承祧”，萧氏的地位是“内助”，即一为皇族，一为后族。这种现象不仅中原历代王朝所未有，即使在其他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中也没有发现第二个，这一点较难理解，甚至元修《辽史》时也困惑不已。通过统计《辽史》诸传中的姓氏结构可以看出，属于耶律氏族系的有87人，属于萧氏族系的有47人（抛开宗室、后妃等传中的皇室成员），分别占到总入传人数的28.53％和15.41％，合计占总传主人数的43.94％，二姓之地位可见一斑。辽代的这一姓氏制度集中体现在婚姻方面。 辽朝建国以后确立了耶律姓与萧姓之间的互为婚姻的制度，即“皇族惟与后族通婚”，并且成为辽朝的基本国策。耶律与萧二姓的产生从原因、目的、意义来看，无不与婚姻制度相联系。辽政府对皇族与后族的夫妻婚配、结合有明文规定，如《契丹国志》即载：“番法，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落之人通婚。”②辽圣宗于开泰八年(1019)十月，亦诏曰：“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③“耶律与萧，世为甥舅，义同休戚。”④显然，甥舅休戚与共，对于“世保承祧之业”，稳定辽代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政策的推行，当时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近亲结婚，优化种族和后代，但当这种制度发展到政治需要时就改变了其原始意义，其结果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制造和发展高门豪族内婚，甚至为了维护这种等级制婚姻不惜进行不论辈分、不限尊卑的婚配行为。
辽代舞蹈
辽代舞蹈艺术研究述评 【摘要】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处于我国历史上几个政权并存，由战争走向统一国家的历史时期。辽国雄踞在中国北方，开创了多民族聚居政治、经济治理的先河。作为民族融合的典范，辽存续20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政治和经济空前繁荣，其文化艺术受多民族融合的影响更是别具一格。在音乐舞蹈艺术方面为后代留下了异彩纷呈的硕果，以非物质文化传承影响现代舞蹈艺术。本文以出土的文物作为印证，以文献记载作为依据，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进一步说明辽代舞蹈艺术的辉煌和巨大魅力。 【关键词】契丹；音乐舞蹈；文物；文献；影响 辽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在公元九世纪初建立的国家。契丹人最早在公元三世纪初出现在史书中，自称“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①属东胡之鲜卑宇文部后裔②。到了辽代的鼎盛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信威万里的草原帝国，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达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少有的繁荣。以文化中的音乐舞蹈艺术为例，例如《辽史·乐志》中记载：“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旧史称圣宗、兴宗咸通音律，声气、歌辞、舞节，徵诸太常、仪凤、教坊不可得。”③。此外契丹人能歌善舞，如姜夔、萧总管创作诗《契丹风土歌》云“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④王安石在出使辽朝时所做《出塞诗》也有“涿州沙上饮盘洹，看舞春风小契丹”的诗句⑤。出现上述歌舞升平的局面，这也取决于辽是一个多民族共处的国家，善于吸收并纳，有着因俗而治的政治格局，这也进一步推动了辽文化艺术的发展。 辽代舞蹈艺术也是秉承了多民族聚居，文化融合的特点，具有炫彩纷呈的的风格。契丹人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它同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的其他民族一样，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它广博的吸纳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为己用，表现乐舞方面也是这样。因此，契丹乐舞种类丰富多彩。原因是契丹乐舞受到汉族、高丽、女真，以及西域回鹘、大石等国家的影响很大，从而创造出了风格别致、独具韵味歌舞表演形式。并且更有观赏性和实用性。关于辽代的舞蹈艺术，通过文献和文物记载，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溯源，表现有以下几个类型： 一、文物的反映 1．三人组合舞蹈经幢台座 在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文物中，有一件发现于巴林左旗前召辽开化寺 ①参见元·脱脱等著《辽史》，中华书局出版 ②同上 ③参见元·脱脱等著《辽史》，中华书局出版 ④参见赵永春编著《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 ⑤同上
辽代的契丹文文学汇总
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_hasgo122 在中文学史上，辽宋金元时期成为中国文学频繁整合、急遽更新的重要转型期。其中勃兴于辽代的契丹文文学，正是携带着契民族游牧狩文化威武健勇的宝贵元素，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构建过程，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建立辽的契丹族本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契丹文作家主要有耶律倍、耶律隆绪、耶律庶成、耶律庶箴、耶律良、萧韩家奴、耶律固、寺公大师等。其中耶律倍是辽太祖的长子，也是汉文化的热心提倡者，他传留至今的《海上诗》，是一首契丹文与汉文合璧之作。该诗云：“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诗题中的“海上”与诗句中的“山”表面上是汉字，实际上也是契丹字，所谓“海上”即“郎主”（君主）之意，“海上诗”即“郎主诗”，契丹语的“海”与“郎”为同音词；至于“山”，契丹语“山”与“弟”同音，共用一个契丹字表示，实际写法其右上方应加点。诗中的“小山”喻其弟耶律德光，“大山”乃诗人自喻。耶律倍将皇位让给其弟，不仅未得厚待，反而遭到疑忌，只好在莫可奈何中接受友邦邀请、“载书浮海”（《辽史》本传）避之后唐了，字里行间虽无怨恨之辞，却多羞惭之意。由于当时契丹文与汉文共同使用、并行不悖，因而诗中巧妙地把契丹文和汉文组合镶嵌在一起，以达两种文字相辅相成、互文互训的修辞效果，从而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皇位继承问题在兄弟之间引发的矛盾冲突，使之成为双语合璧而空前绝后的佳作。清代文学家赵翼评赞此诗“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于风人之旨矣！”（《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可谓独具慧眼，一语中的。 _hasgo122 辽代中后期，耶律隆绪、萧韩家奴、耶律固等都是契丹文文学首屈一指的重要作家。其中耶律隆绪（971-1031年）即辽圣宗，史书誉之为“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乎！”（《辽史》本纪）在他即位的早年，母后萧太后奉景宗遗诏摄政时母子二人通过御驾亲征而达成同北宋的“澶渊之盟”，实现了北、南两朝长时间的和平相处、共存共荣。作为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他有着开放的心态和广阔的胸襟，曾云：“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耶律隆绪自幼即喜书翰，十岁能诗；因为钦佩白居易的诗作，自称“乐天诗集是吾师”。据《契丹国志》可知，他曾以契丹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还大力提倡契丹文与汉文的诗歌创作，出题命宰相以下百官赋诗，诗成一一品读，优者赐金带。可惜耶律隆绪君臣的契丹文以及汉文作品，随着辽朝退出历史舞台和契丹族融入其他民族大多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契丹即“中国”
5.方茴说："那时候我们不说爱，爱是多么遥远、多么沉重的字眼啊。我们只说喜欢，就算喜欢也是偷 偷摸摸的。" 6.方茴说："我觉得之所以说相见不如怀念，是因为相见只能让人在现实面前无奈地哀悼伤痛，而怀念 却可以把已经注定的谎言变成童话。" 7.在村头有一截巨大的雷击木，直径十几米，此时主干上唯一的柳条已经在朝霞中掩去了莹光，变得普普 通通了。 彪悍的契丹民族 “中国”和瓷器没有半点关系 俄罗斯及前苏联等北方国家，称中国为“契丹”。因为过去他们能够接触到的只有彪悍的契丹民族。 马克波罗在它的那本《马可波罗游记》里介绍中国时，就是用“契丹”这个名字来称呼的。 “中国”和瓷器没有半点关系。 其实就是梵文“支那”音译，最初并无恶义，是聪明爱思考的的意思。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一个民族曾扶摇而起搏击长空——契丹。它所建立的大辽国，横跨了长城内外，也曾经轰轰烈烈的创造了200多年的辉煌历史。 可就是这样一个彪悍民族，却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呢? 如果你看过《杨家将》，一定对这个民族不会陌生。因为他讲的就是宋军在杨家将的带领下，与契丹族激战沙场的故事。 契丹，它的本意其实是“镔铁”。从此名字上看，就可看出它的坚固与勇猛。他们兵强马壮、骁勇善战，很多外来民族都闻风丧胆，不敢与之对抗。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曾雄霸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美丽的传说 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在茫茫的北方草原上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叫西拉木伦河，意思是黄水，人们把它看作是黄河在远方的女儿。 1."噢，居然有土龙肉，给我一块！" 2.老人们都笑了，自巨石上起身。而那些身材健壮如虎的成年人则是一阵笑骂，数落着自己的孩子，拎着骨棒与阔剑也快步向自家中走去。
辽代年号纯金钱赏析 ——兼论辽契丹独特的货币制度
辽代年号纯金钱赏析——兼论辽契丹独特的货币制度 辽契丹铸造了大量各式各样的黄金铸钱。从材质含金量多少区分，依次是纯金钱，合质金钱，金质钱，金银合金钱，金铜合金钱，含金钱，银鎏金钱，铜鎏金钱；按工艺分有，锻制手雕金钱，锤揲叠焊金钱，失蜡法精密铸造金钱，泥（陶）范铸造金钱，翻砂铸造金钱；从钱币种类上看，辽契丹铸造的金钱数量和花色品种，应是古代同时期世界之最，金钱质量也是当时最高的，制作工艺，更是当时最先进的最全面的。辽代年号金钱是辽契丹金钱中最重要的品种，铸量也应该是最多的。至于辽代年号金钱是不是流通行用钱，现在钱币界分歧很大，争论激烈。以中国钱币学会及体制内专家为首的“否定派”，认为历代金银钱都是为赏赐而铸，辽代年号金钱应也不会例外，也是为赏赐而铸。他们还认为契丹当时经济落后，不具备使用金银钱币的条件。所以辽代年号金钱和辽代其它金钱一样，都是他们所谓的“厌胜钱”。以笔者、李卫和北方七省市及南方辽金钱币收藏家的却不同意“否定派”的观点，认为“否定派”是忽视契丹长达三百余年，生活在以金银币为主要流通货币的突厥、回鹘王朝的统治下，货币思想和货币制度必然受到深刻影响的现实，是把农耕地区的货币思想和货币制度，教条主义地衡量游牧地区货币思想和货币制度的错误作法与结论。契丹部族地区长期以来是以大额贸
易和集体采购为主的地区。因为部族之间或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进行贸易交换时，游牧民族拿出交换品单个价值都很高，如骆驼、马、牛、羊及本地特产等，而农耕地区能拿去与之交换的物品相对价值都较低，如铜钱、粮食、布匹、日用品。以一匹普通战马当时值40-200贯钱为例，换算成粮食、那 将是天文数字。一贯铜钱标准重量6斤4两，40贯就是256斤。如换算粟，当时一斗粟六文钱，40贯折粟即667斗， 换算斤，辽一斗约重16斤，667斗约合10672斤。牧民不会拉着沉重的铜钱和粮食到处游牧的。从以上事实看，以铜钱与农产品换畜产品的实物交换在牧区是非困难的。正因为从实际出发，契丹族，不，不仅是契丹族，而应该是所有游牧民族，很早就使用了金银作为主要货币，和铜质凭证货币（即政府担保信用货币，如嘎拉哈钱，巡宝钱）。这才是辽 契丹牧区货币的真实情况。基于辽契丹部族地区货币与农业地区的特殊情况，笔者认为所有辽契丹铸造的，只要不是为祭祀、丧葬、赏赐制造的特制金银钱，以外的所有金银钱，都是辽契丹部族游牧地区行用流通钱币。大辽如此，西辽如此，其它有牧业经济的地区辽地方政权也都如此。今天展示的几枚辽契丹年号钱应就是用于部族牧业地区的纯金钱。1、辽代太平通宝光背顺读小平金钱（见图1、）。顺读。钱文楷隶书。径24毫米，穿径5毫米，厚2毫米，重10.3克。应为辽圣宗太平年间（1021-1031年）所鋳。2、辽代景福通
契丹族的起源及发展
契丹族的起源及发展 契丹族是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采用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的游牧民族，其族属系东胡族系中吸纳了大量匈奴人的鲜卑，经历一系列动荡后建立了封建王朝，疆域辽阔、实力雄厚，吸收各民族文化，因俗而治，一度与宋王朝分庭抗礼。 唐朝时置松漠都督府管理，后依附于突厥汗国建立遥奉氏部落联盟，在突厥被回统灭后的百余年间，契丹人一直被回所统治。契丹自4 世纪登上历史舞台，后建立强大的辽朝，活跃于中国北方长达8个世纪之久，与北宋对峙一百余年，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辽朝灭亡后，契丹族逐渐融入其他民族，元朝中后期，“契丹”已不再作为独立的民族名称而存在。 契丹作为部落的名称，在古代历史资料记载中，最早出现于公元4世纪的末期。当时，北魏太祖登国三年（388），出于政治、军事扩张的需要，魏军遂大举进攻松漠地区诸部，击破势力强大的库莫奚部落集团，并导致其内部发生分裂，使原本生活于此部落集团中的契丹部落，从此完全独立出来，从此成为与库莫奚集团旗鼓相当的又一支新的部落集团，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契丹与库莫奚“从此分背”的发展过程。 契丹部落的最早生居地，就是古代的松漠地区。出现于松漠地区以后，也基本没有完全脱离这一地区，因此，古松漠地区不仅是契丹人部落生活的最早生居地，也是契丹人的部落发祥地，是后来契丹辽朝政权的政治中心。
契丹部落自北魏登国三年形成独立的部落集团之后，很快地就具有一般游牧部落所具有的共同发展特征，即契丹部落与库莫奚部落一样，也开始不断地向中原地区发起军事骚扰活动。可见，自北魏登国三年之后，契丹部落就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势力庞大的部落集团。 总之，自4世纪末至5世纪末，契丹部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已经从东部鲜卑宇文部崩溃的孑遗，通过氏族群体间的不断整合，发展成为一个具备多个氏族部落组织成员的部落整合体。
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及特点
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及特点 契丹族的婚姻主要有两姓世婚、劫掠婚、姐妹婚，异辈婚和收继婚等形式。婚姻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契丹族的婚姻观念有一些改变，但婚姻形式更多地保留了民族特色，对于汉化程度较高的契丹民族而言，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标签：契丹族；婚姻形式；特点 契丹作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早在隋唐时期就与中原汉族有了密切的联系。辽建国后，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汉化程度较高的举措，但其婚姻形式却依然保留了许多北方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体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一、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 （一）两姓世婚 在辽代的婚姻形式中，最为特殊的是两姓互为嫁娶的婚姻形式，它起源于“青牛白马的传说”。在《辽史？地理志》中这样记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请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1]445-446在契丹族的发展中，这两个原始集团不断蜕变和发展，最终形成了后世所说的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他们通过合作掌握了契丹族的政权，为防止政权旁落，使得两集团之间的通婚成为必须，并且在法律的层面上加以约束。如“番法，王族唯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2]221。纵观辽史可以发现，自辽太祖阿保机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至此一朝共有九主，除了辽世宗二后中甄氏为汉人，辽穆宗皇后世系不明外，其他诸帝的皇后均处于萧氏家族。在这些皇后中不乏聪明睿智之人，对于辽朝的发展和壮大起着重要的作用。如著名的皇后有太祖述律皇后和景宗萧皇后等。 （二）劫掠婚 据《虏廷事实》载，“虏中每至正月十六日夜，谓之放偷。俗以为常，官亦不能禁。其日夜，人家若不畏谨，则衣裳、器用、勒马、车乘之属为人窃去，隔三两日间，主人知其所在，则以酒食钱财赎之，方得原物。至有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持去，候月余日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这是宋人对劫掠婚的记载，在此之前唐所编修的《隋书》也有着相似的记载，“室韦，契丹之类也。……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将归家。带有娠，乃相随还舍”[3]1882。通过这两条史料可以发现以下几点：一是这种婚姻形式在契丹族的历史上流行的时间较长，并且文惟简的《虏廷事实》是基于他在辽的所见所闻而编写而成的，说明在辽朝建立之后，这种较为原始的婚姻形式仍然得到保留。二是这种看似不符合道德和法律允许的婚姻形式已经得到契丹族的认可。虽然契丹人汉化水平较高，但在其婚俗方面仍旧保留了一些本民族固有的特点。三是这种婚姻形式与中国古代社会中豪强霸人妻女为妻有着本质的
辽代契丹诗歌风貌探析
辽代契丹民族发源于我国东北辽河流域，世代逐水草畜牧，以鞍马车帐为家。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改用汉制，自称皇帝，建立辽朝起，至公元1125年辽天祚帝被金人所俘，辽灭亡，历时九帝209年。辽王朝立国初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在从建立到灭亡的两百多年里，辽代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经历了不断汉化的过程，辽代诗歌在此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辽代文学不昌，但在两百余年间的汉化演进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成就虽不能与唐宋比肩，甚至比后来的金元文学也略逊一筹，但在展现辽代契丹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以及体现北方地区的地域特点、民族性方面也有独到之处。而契丹文学情况，据王溥《五代会要》卷29《契丹》载：“契丹本无文纪，惟刻木为信。汉人陷蕃者以隶属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①契丹族建国后，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契丹人参照汉字和回鹘字先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而辽代契丹诗歌创作也经历了从早期尽显原始风貌到后期历代帝王“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皆淹风雅”②均有诗作传世，而这些诗作从语言、情感等方面都有飞跃式的发展。帝王文人所作诗歌大多装订成集，但由于辽代禁止将书籍传入中原地区，所以辽代诗歌流传下来的篇目也很少。郑振铎先生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感叹：“近人竟于简残篇之中爬搜辽代文献，也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而已。”③目前，经国内学者多方整理，辽代诗歌可见篇目约300余首，其中不包括散入宋代诗歌部分篇作。 辽诗所存篇目虽然不多，但表现出他们的物质世界与情感世界。辽代诗人通过诗歌描述地域特色，用诗歌抒发他们的民族情怀，用诗歌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情怀，所以，辽代契丹诗歌体现了浓厚的地域风貌、民族风貌，以及政治方面的独特之处。 一、地域风貌 契丹民族所生活的东北辽河、老哈河地区位于今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有白山黑水之称。这里土地平坦辽阔，放眼望去天地相接，河流宽广，水草丰茂，四季分明，与和风细雨、潺潺流水的江南相比，是另一番壮阔景色。契丹民族在此地区生息繁衍，形成了以勇悍尚武为主要特征的渔猎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契丹诗歌，也就有着比较鲜明的地域特点和风貌。 辽代契丹诗歌经历了粗糙到细腻的过程，早期契丹尚处于奴隶社会，以渔猎、游牧为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其文化也处于原始的混沌蒙昧状态。由于契丹族早期没有文字，其诗歌口口相传，对于早期的契丹诗歌，仅能从现存较少的早期民歌如《焚骨歌》等歌谣中，去略窥早期契丹诗歌地域特色一二。
人教版七年级历史下册第7课《辽,西夏与北宋的并立》教学设计
第七课辽、西夏与北宋的并立 学 学生。这一阶段学生自我意识有了迅速的发展，探究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播放视频《穆桂英挂帅》，导入新课 师：北宋的版图远不如汉唐时期。当时与北宋并立的政权，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 契丹族和党项族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北宋与辽、西夏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二、合作探究
(一）契丹族与党项族 请学生阅读课文，完成下列表格 师讲述契丹族起源的故事 横贯辽宁和内蒙有两条古老的河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两条河交汇，流入大辽河，是辽河的上游。契丹族就在两河流域繁衍生息，并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 一位久居天宫的天女，觉得云霄之上的生活枯燥寂寞，她乘云来到人间，坐着一头青牛拉的车，从一个叫“平地森林”的地方，顺潢水而下。 一位“神人”，乘着一匹白马，从“马盂山”顺土河向东。坐青牛车的天女和骑白马的神人在潢水和土河的交汇处[木叶山]相遇。天女和神人，松开白马，叱走青牛，满怀喜悦，相对走来。 此时，天降花雨，地生灵芝，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万里蓝天，祥云飘荡，群山披翠，大地升起一片祥瑞之气。天女和神人在这普天同欢的日子里，携手相亲，花香传递心声，鸟语倾诉情怀，天作之合。这就是契丹族关于自己始祖的传说。 契丹人非常重视这个传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经在木叶山建“始祖庙”。每有战争，必拜祭。 请学生阅读课本，标记下列信息 （板书）1契丹的崛起 时间： 都城： 建立者： 国号： 民族： 师：阿保机建国后，发展生产，创制文字（措施），国力不断增强（作用）。师讲述相关史实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契丹正式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年代是389年。契丹人过着逐水草往来迁徙的游牧生活。“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天土著,四时畋[tián]猎是生涯。”经过约500年的发展，到唐朝时，契丹已逐渐强大起来。
辽代史料
辽代史料 《焚椒录》及其他 辽人著作 同中原历代皇朝一样，辽朝也重视国史的撰修。辽太祖时，曾置监修国史。圣宗时，设修史机构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和修起居注、日历等史官。“对其国史之努力，固不少逊金人，其成绩亦有足述者”①。但以世事沧桑，朝代更迭，战争频繁，官私著述，流散殆尽。流传至今者，实属凤毛麟角。 自太祖以耶律鲁不古监修国史以来，历太宗至兴宗先后编修了《始祖奇首可汗事迹》、《统和实录》、《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又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先朝事迹》）。道宗大康年间，耶律孟简上表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①同时编著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以进。道宗乃命置局编修国史，至大安元年（1085），太祖至兴宗《七帝实录》已具。天祚乾统三年（1103），复命监修国史耶律俨（李俨）纂修太祖诸帝实录，俨撰成《皇朝实录》70 卷，是金、元撰修《辽史》的重要依据。 此外，尚有私家著述《礼书》、《契丹官仪》、《辽朝杂礼》、《辽四京记》、《契丹地理图》、《疆宇图》、《大辽对境图》、《契丹会要》、《大辽登科记》、《七贤传》等，惜今只有目而无书。 辽朝契丹、汉臣多有诗文集，如辽道宗《清宁集》、耶律资忠《西亭集》、萧孝穆《宝老集》、杨佶《登瀛集》、李瀚《丁年集》等，都已不存。今存者有进士王鼎的《焚椒录》，记录了辽道宗皇后被诬致死的情况，为研究道宗朝政事和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辽人著述流传至今者，尚有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行均的《龙龛手鉴》和耶律淳的《星命总括》，对研究辽朝的社会和宗教也不无裨益。《契丹国志》及其他宋人著作中的史料与辽为兄弟之国的宋人著作中，专记或涉及辽事者，为数颇多，为研究辽史的重要文献。其中专记辽事者首推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全书27卷，包括帝纪12 卷，后妃、诸王、外戚、群臣列传7 卷，书、表、语录、杂记等8 卷。记录了契丹初兴、建国始末，搜集了与后晋、宋、西夏交往文书，今有贾敬颜、林荣贵点校本。又有节本名《辽志》，摘取书中有关契丹初兴、部落、族姓、制度和风俗等内容，不分卷。 南宋李焘所纂《续资治通鉴长编》，为编年体北宋史，其中涉及辽事也多有记载，可考订《辽史》的舛误和补充《辽史》的不足。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250 卷，记事起自宋政和七年（1117），终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在记宋金和战事时，对辽末形势，北辽和辽、宋、金三方交往事也有较多记载。 ①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见《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 年版。①《辽史·文学·耶律孟简传》。 南宋王称的《东都事略》有契丹专传可资参考。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契丹人的早期活动、辽的建立和辽与中原五代各政权的交往以及辽朝某些制度的记载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宋大诏令集》、《文献通考》、《通志》、《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武经总要·北蕃地理》以及宋人使辽语录、宋人行记、宋人文集、诸臣章奏等也多有关于辽朝史事的专门或零星记录。近年，贾敬颜教授对宋人使辽行程录作了整理、疏证，有《宋元人行记十一种疏证稿》（油印本），搜集了胡峤、晋出帝、王曾、薛映、宋绶、沈括等人的使辽行程录，所记为宋使所亲见，对研究辽代地理、风俗、军政制度等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辽史》 按照中国历史传统，后继的朝代应为前朝撰修史书，以记录其君臣行事，政事得失。金朝曾两次撰修《辽史》，第一次在熙宗时，以耶律固主持纂修。后其徒萧永祺纂成75 卷，
略论辽朝统治下的汉人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九七年第五期 总第一一二期?辽金史研究? 略论辽朝统治下的汉人 王成国 辽朝(916—1125年)除居统治地位的契丹族外,在其境内还生活着奚、汉、渤海、女真、室韦、蒙古等诸多民族。尤其是,辽境内的汉族人民,作为辽代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成员,以他们较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给与契丹民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他们在政治上虽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但仍不断地发挥着他们的先进作用,成为了推动辽代契丹社会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本文据有关文献和考古材料,对辽代汉人的活动及作用作些探讨。 一、汉人进入辽朝的时间 汉人进入契丹辽朝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从唐末五代契丹族勃兴到阿保机建立政权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汉人流入契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历史上考察,辽朝腹地的东北地区,很早就已留下了汉族人民活动遗迹。远在秦汉以前这里已经是战国时期燕国的辖境。而辽东之地正是燕将秦开却东胡千余里之后由汉人开发的。秦灭燕后,燕王逃至辽东,大批燕民也随之流亡辽东。两汉时期,汉政府又在该地置郡县,以辖汉人。尤其是东汉末年,中原战乱不已,关内大批汉人流入辽东。而魏晋时期,东北地区的鲜卑、秽貊、高句丽等少数民族乘中原政权衰弱时,俘掠不少汉人进入辽东。如《后汉书?高句丽传》记载:“鲜卑、秽貊连年寇钞,驱掠小民,动以千数。”《三国志》亦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燕,略有汉民十余万户”。总之,自魏晋至隋唐,中原汉族人民或避乱、或逃亡、或被掠流亡辽东乃至整个东北地区为最多,故唐政府于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在平定高句丽、收复辽东之后,于其地置安东都护府,以汉人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管理汉人及诸少数民族军政事务。至此,辽东作为汉民族的开发地而载入史册。所以说,在辽代契丹政权没有建立以前,在辽朝的版图内已经世世代代生活了大批汉族居民。 其次,唐末五代,中原丧乱,藩镇互相吞并,战患连绵,使那里的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一度出现了“天下分裂为八九,生民糜烂于兵”的悲惨局面,加上“刘守光末年荷惨”,致使大量民众和“军士亡叛皆入契丹。” 成为这一时期北中国汉人的唯一出路。 第三,辽朝建国初期,契丹政权在扩张势力与中原王朝征战中俘获了为数众多的汉人迁至于辽朝境内。例如,唐天复元年(902年)“秋七月,(契丹)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 ;唐天佑二年(905年),契丹“进兵击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辽神册六年(921年),“十一月……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这一时期,进入辽朝的汉人都是以战俘或被掠民众为对象的。 — — 97
辽朝建立前契丹族文化与习俗考
第11卷第4期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 l.11,N o.42009年7月 Journal of Liaoning T echnical U 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July 2009 辽朝建立前契丹族文化与习俗考 张志勇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政法系,辽宁 阜新 123000) 摘要: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契丹族文化习俗为主线(包括辽朝建立前的契丹族、辽代契丹族、辽亡以后的契丹族),比照与契丹民族有内在联系的北方民族,如匈奴、鲜卑、奚、室韦、靺鞨、女真等,就契丹族早期文化与习俗及其特点进行考证分析。早在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就有自己的文化与习俗,主要表现在经济文化与习俗,军事文化与习俗,社会组织文化与习俗,法律文化与习惯,交易文化与习俗,婚姻丧葬习俗,宗教、道德、信仰与礼仪,衣食住行文化与习俗。契丹早期文化与习俗具有原始性、流动性、粗犷性、融摄性、学习性、创造性的特点。关键词:契丹族;早期文化;游牧经济;兴兵议和制;柴册仪;髡发;毡帐 中图分类号:K 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91X(2009)04-0372-04 Khitan 's culture and convention before Liao Dynasty ZHANG Zhiyong (Adm inistration and Law Departm ent,Liaoning Technical U niv ersity ,Fux in 123000,China)Abstract :Based on limited liter ature and ar chaeolo gical data,the article is about ear ly Khitan's cultur e and convent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w hich is mainly based on Khitan's culture and convention before,in and after Liao Dynasty,com paring w ith no rth nationnalities hav ing internal relation w ith Khitan such as the Xiong nu,Xianbei,Xi,Shiw ei,Mohe,Nuzhen and so on.Khitan had its ow n culture and convention as early as before the founding of Liao Dy nasty.Khitan's culture and convention w as mainly show ned in its economy ,m ilitary,social organizations,marriage and funaral,relig ion,m orality,belief,food,clo thing,ho using and transportatio n.Beijing prim itive,m obile,r oug h,assim ilating,learning and creativ e are the features of Khitan's cultur e and conv ention. Key words :khitan;early culture;pastor al economy ;representative system o f sending troops;Chaice cere m any;punishm ent o f shaving head;felt net 收稿日期:2008-10-10 作者简介:张志勇(1960-),男,辽宁阜新人,教授,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辽金法律史研究。 (接上期) 契丹早期葬式为树葬加火葬。树葬加火葬是契丹建国前葬俗的主流。树葬,源于原始民族普遍流行的天葬,即将死者尸体置于深山或者郊野的大树上,任其腐化。 北史 载:!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25]。火葬, 旧唐书 载:契丹!其俗死者不得作家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10]。其方法是先将尸体焚烧成灰,后装入器物中埋入土坑竖穴墓。每逢朔、望、节、辰、忌日等日期,还有焚烧酒饭以祭亡灵的!烧饭?习俗。契丹族事死如事生的宗法礼俗,于此可见一斑。这种古老的葬式可归结为火葬,但又不同于以后直接焚尸的火葬,是古老天葬的一大进步,即不是将尸体放 在野外永远不管。这种葬俗在民间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楼钥奉使金朝路过契丹地区,曾见契丹置尸木上,并记到:!道中有一晒尸棚,其俗,行有死者,不理,立四木高丈余,为棚其上,以荆棘覆其尸,以防鸱枭狗鼠之害,立一碑以记其姓名年月?[26]。焚尸火葬在僧人和平民间盛行,后又逐渐演变成焚尸土葬。辽朝建立后,契丹树葬之俗渐息而土葬火葬并行。在辽宁阜新市彰武县发现了辽代早期墓葬:四堡子乡先锋村土扩竖穴墓,墓内葬一具尸骨,头东足西,在头部并置2件篦纹灰陶壶,喇叭形口,斜短颈弧腹。在手碗部位有一双扁片割口铜镯,一把剪刀。这座墓应为辽建国前契丹族的一座女性墓葬,墓口是长方形,竖穴墓壁探1.23m 。在阿尔乡、村发现一土扩竖穴墓,墓内葬一具尸骨,头东足西,出土喇叭篦纹灰陶瓶1件,喇叭口瓜棱式灰陶瓶1件[27]。这说明了 建国前契丹人也开始了土葬。辽朝建立后,契丹树葬之俗渐
辽代契丹族金属面具与网络试析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5年第2期 辽代契丹族金属面具与网络试析 张 力 张艳秋 (辽宁省博物馆 赤峰市博物馆) 金属面具和网络是辽代契丹族葬俗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研究契丹人习俗、宗教的宝贵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本文拟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金属面具与网络的来源和功能出发,提出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 面具是世界范围内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契丹面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源于其游猎民族习俗而产生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的产物。 狩猎生产和巫术是面具起源最重要的因素,面具是原始伪装狩猎的工具。在内蒙古巴林右旗的新石器时代岩画中,有一头戴兽冠,张弓搭剑的猎人,其冠做兽头形、竖耳、长嘴张开,为典型兽冠面具 。另据满族 两世罕王传 和 萨大人传 云:面具 其源盖来自其 古昔狩猎 ,捕息兽或鸟群,头遮草伞,渐近捕捉得矣 。随着萨满教万物有灵观念的形成,野兽被视为有灵性的生物,于是在狩猎巫术中出现了以面具遮面,以防野兽报复的内容 。这是面具最初的掩蔽功能。 契丹国志 记载了关于契丹早期的一则传说: 有一主号曰喎呵,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 。有日本学者考证,认为这是一个戴猪头、披猪皮的萨满 。这段文字也是契丹早期狩猎巫术中萨满形象的真实记录。 灵魂崇拜使面具的功能获得进一步发展。古人认为头颅是灵魂的藏匿处,世界上许多民族存在过头颅崇拜 。 死人的头骨或骨骼作为含有 灵魂力量 之物而受到崇拜 , 假如它属于一个杰出人物如祭司或首领,更是如此, 刻成的面具,象征着灵魂或精灵 。死者的头骨不仅在家中保存,而且还在仪式上使用,戴在头上以扮作动物和神灵,从而也就完成了头骨崇拜到面具的转变。 辽代金属面具的产生,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有学者将其渊源追溯到夏家店上层文化,这是颇有见地的。在赤峰红山后出土过人面铜牌,宁城小黑石沟也出土了青铜人面,一般个体较小,长5厘米左右,但五官俱存。类似后来的契丹金属面具 。 年代稍晚的资料出自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一号墓共出土了6件人面铜牌,皆出自女性的骨盆右侧,形制相同,中间为一人面,凸额、长鼻、突嘴、眼作圆圈形,外绕蛇状圈,在人面与蛇形之间有六个轴形连结,长9.2厘米。据报告作者观点,这些墓葬应属于东胡民族,其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 。 值得关注的是,以上提及的青铜人面均出自墓葬,十二台营子墓更明确出于一女性腰部,这些人面绝非普通饰品,而是萨满的法 85
契丹人的一族二姓(下) 契丹人姓什么
契丹人的一族二姓（下）契丹人姓什么 萧氏的由来萧氏本是汉族姓氏。在宋朝人编纂的《百家姓》中，有“和穆萧尹”之句。郑樵《通志》称，宋国微子启之后人大心，在平息南宫长万的叛乱中有功，被封于萧，建立萧国，故其子孙遂以萧为姓。清代学者张澍认为：“箫姓即萧也，古人往往萧为箫，系借用字。后世不学者遂以箫为姓，犹苻、符互易也，或为指箫为姓。” 辽代后族姓萧，是借用汉族姓氏。契丹萧氏的出现，比耶律氏晚得多。至于契丹萧姓之由来，却有两种不同说法，始终难以统一。 1．辽太祖改后族为萧 《辽史?后妃传》称：“后族唯乙室、拔里氏，而世任其国事。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氏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乙室又作乙室已，辽内四部族中有“国舅帐拔里、乙室已族”可以为证。又，辽太祖二十部中有乙室部，其部始建于阻午可汗之世。部与族有所不同，部是部落，族是家族，乙室已族或为乙室部内之家族名。 乙室已、拔里二族，早在遥辇阻午可汗时代就存在了。《辽史?营卫志》记载：“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三耶律：一曰大贺，二曰遥辇，三曰世里，即皇族也。二审密：一曰乙室已，二曰拔里，即国舅也。”据此可知，乙室已、拔里属于二审密。当时，二审密为耶律氏通婚对象，故有国舅之称。 乙室已、拔里为氏族之名因何而来?古代许多姓氏来源于氏族之名。故疑乙室已、拔里
是国舅即后族最初的姓氏。当时，耶律氏是人口众多的大姓，乙室已、拔里两个姓氏集团分别与其通婚，是完全可能的。 在辽建国前，中原汉儒就已进入契丹人中，辽太祖非常了解汉族文化，会讲汉语，由于敬重刘邦，将耶律氏“兼姓刘氏”，由于羡慕萧相国，将后族乙室已、拔里改为萧氏。宋朝人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也有相似的记载。阿保机用改姓的办法来激励皇族和后族，可谓用心良苦，老谋深算。 不过仔细推敲《辽史》的文字，耶律氏只是“兼称刘氏”而已，兼称即别称，并没有完全改成汉姓，只有到了金代耶律氏才改为刘氏。不过乙室已、拔里“遂为萧氏”，倒是真正改用汉姓了。 2．辽太宗时代改为萧氏 契丹人萧姓的起源，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有谓述律皇后，兄子名萧翰者，为宣武军节度使，其妹复为皇后，故后族皆以萧为姓。”这种改姓始于萧翰之说，虽然为陈大任所撰《辽史》所不取，然而在《契丹国志》中却有记载：“太宗皇后萧氏、涿州人……后入宫，正位椒房，凡后族皆以萧为氏。”“其妹复为太宗后，翰始以萧为姓，自尔契丹后族皆称萧氏。”《新五代史》记载：“以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钵本人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特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日萧翰，于是始姓萧。”李崧大概已经知道了辽太祖改后族为萧氏的消息，故而改阿钵为萧翰。 前萧氏与后萧氏 据史书记载，辽朝后族改姓萧氏共出现两次。第一次是辽太祖时代改乙室已、拔里为萧
宋、辽、夏、金时期的民族关系浅析
宋、辽、夏、金时期的民族关系浅析 作者简介：赵勇（1984-），男，汉族，四川绵阳市人，研究生在读，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专业，西藏历史文化研究。 这是一段关于北宋、辽、夏、金之间的段相会联系相会斗争的历史，而不是习惯是所称的“北宋时期”。大概时间是公元960―1279年。 一、北宋、辽、西夏并存时期 （一）北宋建立初期的基本形式。公元960年，后周将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其弟弟赵匡义和谋士赵普的策划下，发兵酿成“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定都汴京（今开封）。在此后十余年内，先后平定了荆南、后蜀、南汉和南唐。在978、979年，赵匡义又合并吴越和北汉，形成了一定范围的统一。但统一全国的态势并未迎来高潮，北边的辽和西边的西夏未被征服。之后，随着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执政理念的改变，北宋转而固内，就没再向外扩张了。 （二）辽政权的建立及与北宋的关系。辽是以契丹族为主的政权。契丹族是生活在辽河上游的古老民族，这个民族由若干个部落组成，可汗由各部落首领轮流出任，每三年轮
换一次。907年，耶律阿保机当选可汗，且一直占据着可汗的位置。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以皇位世袭制代替了可汗选举制。后世称他为辽太祖。辽国的建立过程实际上也是其汉化的过程，阿保机任用一些汉人为他的政治顾问，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汉族的封建生产方式和官制。在官制上，分为南面和北面两个系统，南面系统管理汉人，官员由汉人和契丹人出任；北面系统管理契丹人和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官员都有契丹人充任。926年，阿保机去世，耶律德光继位。947年，正式改国号为“辽”，耶律德光被称为辽太祖。耶律德光将契丹的统治范围由草原扩张到华北平原的燕云十六洲。北宋初年，辽支持北汉，对北宋北方构成威胁。976年和986年，北宋两次大举进攻辽，结果大败，北宋启用“杨家将”极力阻挡辽军南下。这一时刻，辽在军事上暂时取得了对北宋的优势。1004年，宋真宗时期，辽军大举南下，一直打到北宋都城汴京附近的澶洲。宰相寇准力主迎战，真宗亲征督战，辽败。但真宗未能乘胜追击，主张议和，与辽达成了“澶渊之盟”。在和议中规定，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真宗称辽的太后为叔母，辽每年从北宋获得大量的银绢。至此后，北宋在边境上开辟了市场，用瓷器、茶叶、丝织品、象牙、香料等换取辽的马、骆驼和皮毛等。大大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也丰富了汉族和契丹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1125年，辽天祚帝在逃亡中被金人所俘，辽就此灭
民族起源
民族起源 因为达斡尔族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历史已经无法考究。但是根据达斡尔族传说及达斡尔人与契丹人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对比研究，史学家大多认为达斡尔族属辽代契丹的后裔，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达斡尔族是由当地土著先民发展而来。利用DNA 技术的相关实验表明，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 达斡尔族传说 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边堡是达斡尔特有的词汇，是指一种类似长城的建筑），从此便在此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 近代的争议 关于达斡尔族的来源，学术界曾有过争议。主要分歧意见可分为土著说与契丹遗裔说。 持土著说者认为，达斡尔人最初分布的黑龙江及精奇里江河谷，隋、唐时是室韦各部的分布地，当时已有一些部落向中原王朝通贡。以后辽、金、元各代都在这些地区行使管辖权，明代曾于达斡尔族在江北的旧居地带建立托木河、卜鲁丹河等卫所，故达斡尔族应是黑龙江以北土著民族的后裔，与隋、唐时室韦某些部落有很深的渊源。另一些人还根据达斡尔族关于其祖先曾建“黑水国”的传说，认为其族源和隋、唐黑水部某些部落有关。 持契丹遗裔说者主要是根据语言、历史传说及某些习俗与辽代契丹人有相同的特点，认为达斡尔族的祖先是契丹人的一支，于金灭辽时北迁至黑龙江以北，发展为达斡尔族。 DNA技术揭谜 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他们终于得出了准确的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
地理环境与契丹人的居住方式
地理环境与契丹人的居住方式 一、森林草原为契丹人建筑居所提供材料 居所的建造受生态环境影响最为明显，住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样 式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密切相关。建筑材料的选择多受生 存地域自然资源的制约，带有鲜明的区域生态环境的特征。契丹人建 造居所的用料主要是毛毡和木材。如《辽史营卫志》记载契丹皇帝行 宫“：皇帝牙帐……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窗槅皆以毡为之…… 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无门户。”也就是说，契丹人的帐篷 以木材做框架，以毡子覆盖整个帐篷，所以毛毡和木料是契丹人建造 穹庐不可或缺的材料，而契丹境内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契丹人提供 了丰富的生存资源。浩瀚的草原上牧养着不可胜数的马牛羊驼，这些 动物的皮毛为契丹人制造毛毡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莽莽森林为契丹 人建造帐篷、毡车提供了丰富的木材资源。毛毡是草原环境的产物， 是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为御寒防潮的需要而发明的，反 映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下草原游牧民族特殊的生活方式。毛毡是契 丹人建造居所的必备材料，史籍中直接将契丹人的穹庐记载为毡帐或 毡屋，足以证明毛毡在建造帐篷中的重要性。契丹人的帐篷四壁与幕 顶都用毛毡覆盖，有的甚至“以毡藉地”。广袤草原上成千上万的帐 篷需要大量的毛毡，而契丹人牧养的不可胜数的马、牛、羊、驼为他 们制造毡毯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正如文献记载：“自太祖及兴宗垂二 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 匹。”“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10173早期契丹人在生活中用兽皮当铺盖御寒，但兽皮不耐用，毛易脱落，使用起来不方便，于是人们把动物的毛加工成经久耐用的毡子， 以更好地抵御风雪和严寒。毛毡的制作过程比较简单，“毛、绒加水，反复擀压，粗毛与绒毛粘结在一起就成了毡，俗称‘擀毡’。擀毡同 擀面差不多，工具只有一根木棒。它的制作工艺最为简单，用途却十 分广泛，使用价值比毛毯有过之而无不及。毡子的出现，应该早于任 何一种毛织毯”。11毛毡的使用是契丹人对特定的生存环境的一种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