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张雷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650091）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灾害、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许多不足，本文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灾害疾病研究综述

一、以往灾害、疾病史的研究的阶段性发展

关于灾害及救灾的问题自古一直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上世纪20—40年代，他就开始起步了。当时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横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激化。自然矛盾的刺激，使社会矛盾白炽化，二者交织在一起，让人难辨是天灾还是人祸。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学者前辈从不同视角对灾害问题发表过各种见解和看法，涉及到许多方面，现在硕果累累的荒政史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更多的有识之士涉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1937年“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使得这种研究被迫中断。此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二十世纪50—70年代，是灾害与荒政问题研究的停滞阶段。在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因为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问题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此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从而陷入了停滞，仅在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有极少的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关注。“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9年，灾害史研究成果上一片空白。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灾害及荒政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渐好转，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更多关注，对减灾抗灾问题的日趋重视，尤其是1991和1998年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发生，学界对荒政史又重新给予了关注，并使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此研究的范围日渐扩大、视角逐步拓宽、方法更加多样化、成果也层出不穷，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但是长期以来，疾病医疗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所忽视，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尽管从社会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开始在海峡两岸逐步兴起，但仍处于草创阶段。关于疾病历史地理研究更是不足，所以疾病史地研究的潜力更大，需要我们历史地理工作者去发掘。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史研究成果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灾害、疾病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

1、对灾害、疾病史问题进行总体把握即对灾害、疾病问题宏观概括，总结其总体特征，历

史角度审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

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从人口、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探讨，认为不同的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社会对灾害的反应不同，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思路。卜风贤、惠富平：《中国农业灾害历史演变趋势的初析》（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对中国农业灾害进行总体的概括，并总结出了在中国农业灾害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两条趋势性的规律：一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灾害的发生有增加的趋势，农业生产的发展非但没有使农业灾害的发生减少或降低，反而日渐增多并加剧；其二是中国农业灾害的高发区与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基本一致，经济发达地区灾害发生的频度往往较高。我们可把前者称之为农业灾害时间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后者称之为农业灾害地域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卜风贤：《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提出对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灾害和饥荒进行综合研究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并从现代灾荒理念下理解，从古

代灾荒概念的变化、灾害类型划分和灾害等级评价等几个方面勾勒出中国认识灾害、减灾防灾的基本思想体系。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编年形式，分别省区，综合、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年间自然灾害的状况，不但再现了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范围和程度、灾区群众的生活情况，还有清政府的救荒措施和弊端，是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李文海、程附图、刘仰东、夏明方编：《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精选了近代史上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重大自然灾害，分析了灾荒频发的原因、灾荒和政治的关系、灾荒和社会的关系，并力图通过对灾荒发生发展的成因、过程、后果以及各种灾害的频率及相互间的联系等方面的分析，探索我国近代灾荒的规律。在其书后附《中国近代灾荒年表》，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此外，邱国珍：《三千年天灾》、袁林：《西北灾荒史》以总体概括或区域式的研究形式，概述了我国历代灾荒的情况。张水良：《中国灾荒史》反映了1927-1937年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是一部自然灾害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概述性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胡明思、骆承政主编：《中国历史大洪水》、马宗晋、郑功成主编：《中国灾害研究丛书》两书，虽从自然科学角度立论，也应该成为灾害特别是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前者在选编的91场洪水中，近代洪水占了32场。该书通过对雨情、水情和灾情的综合分析，用文字和图表形式，阐明洪水的形成条件、洪水的规模和量级以及成灾的程度，是一部资料性著作。后者将丛书分为12种，即《灾害学导论》、《灾害经济学》、《灾害管理学》、《灾害保障学》、《灾害历史学》、《灾害统计学》、《灾害社会学》、《灾害医学》、《中国的大气海洋洪涝灾害》、《中国的地震地质灾害》、《中国的矿山灾害》、《中国的交通灾害》等，填补了我国灾害问题研究的空白。

林富士2004年的《中国疾病史研究刍议》提出在历史学的领域里，疾病史研究应该占据应有的地位。尤其是根据既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疾病史的研究途径，由于偏重点和切人的角度不同，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第一种可以称之为“医学史”或“医疗文化史”的途径，侧重于探讨人类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医疗方法，·以及这种疾病知识和观念的形成及传衍。第二种可以称之为“历史—地理病理学”的途径，着重于探讨各种疾病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在不同时代、空间、社会、人群(因职业、信仰、性别、年龄、生活条件等因素而构成的人群)中分布的情形。第三种可以称之为“病因学”的途径，偏重于探讨造成“流行病”的病因。第四种可以称之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途径，着重于探讨疾病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也是一般史家最擅长、最常用的一种研究途径。余新忠《疫病社会史研究：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认为史学家长期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提出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其欲探讨的，不应称之为瘟疫史，而应是疫病社会史或疫病医疗社会史。即，该研究并不只是关注疫病本身，而是希望从疫病以及医疗问题人手，呈现历史上人类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曹树基、李玉尚：《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2月）通过对中国鼠疫流行的历史概述和历史时期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复原，可以给我们提供进一步展开此主题新的讨论思路。按照现代生态学的观点，“天、地、鼠”统一体的存在可能是“天、地、人”统一体存在的前提之一。周佳荣：《二十世纪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回顾》（《当代史学》（香港）第4卷第2期）全面地介绍二十世纪出版的中医史研究及相关书籍，作为研究入门的阶梯，除中文著作外，酌量兼及英文、日文论著。此外还有周琼：《瘴气研究综述》、余新忠：《雍正癸丑苏南大疫: 烂喉痧流行的开始？》以一区域为基准对一种疾病进行概述总结。

2、在一些时期灾害与疾病交相并发，具有群发性与连续性等的特征。

从清末灾害群发期来看：胡明思、骆承政主编：《中国历史大洪水》上、下卷，（中国书店1992年版）指出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大洪水，1867年汉江全流域性大洪水、1870年7月长江上游大洪水、1875年晋西大洪水、1882年6月皖浙大洪水、1885年珠江流域大洪水、1886年8月直隶滦河大洪水、1888年8月奉天大洪水、1892年7月晋北大洪水以及1895年8月山西南部大洪水，四川合川、涪陵、丰都、忠县、万县、奉节、巫山至湖北宜昌等沿江城镇均遭灭顶之灾，宜昌至汉口间平原地区受灾范围约3万平方公里，造成大量人与物的损失。

姚鲁峰：《19世纪是我国特大暴雨洪水发生期》（《灾害学》，1991年9月第3期。）指出在这一时期旱荒野特别严重，洪涝灾害随之而来往往是严重的干旱，如北京地区19世纪曾有7年年降水总量超过1000mm(1801、1871、1886、1890、1891、1893、1894)，同期又有10年的年降水量不到400mm，其中又有4年出现在本时期。［美］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230页。）1876至1879年间发生在黄河流域的特大旱灾即“丁戊奇荒”，竟饿死病死1,300余万人，灾情之惨酷，不仅为有清一代所仅见，在中国几千年的灾害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而当时受灾较轻的晋北地区，十三年之后即1892-1894年终于再罹浩劫，两年之中就有100万人沦为饿殍。

除此之外，夏明方：《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博士论文）还指出在这一时期流行性疾病也频频发生，而且各自都有7次造成万人以上的人口伤亡，死亡总数分别为20.6万人和30万人。其间1862年吹过广东番禺、清远、广州等沿海地区的飓风、1884-1886年云南昆明和1894年广东的疫灾，都曾使当地10万余人丧于非命，前者最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风暴潮灾害，后两者则是晚清最严重的瘟疫（不包括并发性疫病）（）。

3、探讨防灾、防疫的具体措施。

杨为星、郭政凯：《春秋时代的赈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从国与国之间的赈济和国内赈济考察了春秋时代的赈济行为，指出当时的赈济是以血统关系、政治关系和地域关系选择对象并确定赈济方式，后两者在中后期占上风。施赈者目的是为换取受赈者的拥护和服从。赈济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一样，都有明显的过度性。张涛：《中国传统救灾体系刍议》（《中国社科院院报》2006年3月）认为灾害带来的风险损失通常表现为人口的迁移或死亡、贫困程度的加剧、社会的动荡直至危及统治秩序；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历次农民起义的发生无一不是以灾荒为背景的。鉴于此，历代政府均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灾民实施救助，并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救灾体系。并提出实施的具体措施，但同时认为既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灾害救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在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也要注重民间的自救与互助及监督制度的推行，确实能够保障制度的实际效果。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传统的灾害救助体系，才是最有意义的。张文：《荒政与劝分：民间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4月）从政府与民间救灾的具体措施入手，认为在劝分一事上，民间利益博弈中的公共资源是指向富民私有财产的，这可以被视为是劝分的思想基础，也是贫民发廪行为合理化的思想基础。但从实践中看，此举对于当时社会的长久发展也起到了负面作用。首先，在这场民间利益博弈中，由于政府过多倾向于弱势群体的贫民，导致“发廪”等非法行为合法化，有时反而加剧了贫富冲突。再次，由于政府和贫民于荒年每每将手伸向富民仓廪，虽解了一时之急，但对于富民的储蓄积极性是个极大打击。既然荒年非但不能通过储蓄牟利，而且常被政府和贫民强行发廪，反致祸患，到了丰年，富民不愿收购粮食，一旦再度遭遇灾荒，粮食短缺，反而加剧了饥荒，形成恶性循环。

蠲免也是学者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张兆裕：《明代万历时期灾荒中的蠲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认为万历时期的蠲免政策承袭明初成例并有所补充和发展，特别

是无田之民也可享有蠲免待遇的规定,是明代其他各时期都未曾明确过的，当时的蠲免以田赋为主，其中存留部分的蠲免形式主要是改折，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万历二十七年后蠲免日渐减少，万历后期国家财政状况恶化，也限制了蠲免的进行。周致元：《明代对凤阳府的灾蠲和灾折》(《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认为明代灾蠲的频率随制度的完善而提高，弘治时定下根据受灾程度确定蠲免份额的原则，是荒政史上的大事。对灾区实行的税粮改折主要在嘉靖和万历两朝发挥作用，份额依据受灾的程度决定。因贪官横行，最大受益者是地主。

袁熹《近代中国最早的防疫工作》（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6月）通过中国近代发生的一场鼠疫的预防成功的范例，来对中国发生的非典防治提出希望。余新忠《清代江南各界对瘟疫的反应探析——兼论清代的国家与社会》（《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通过考察朝廷、官府和社会力量对清代江南瘟疫救疗的态度、政策和因应措施，指出：清代江南的疫病救疗，虽国家缺乏制度性建设，但因江南社会力量和医疗资源的活跃和充裕反使其内容更见丰富。我们还有必要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脉络中来理解明清社会力量不断活跃的历史意义。社会力量在地方社会事务中作用的增强虽可能分割官府的部分权力，甚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地方官府乃至朝廷产生矛盾，但这决不是体制性的，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国家的利益。

三、灾害、疾病史研究中的不足

1、首先灾害及荒政研究的不平衡性。以往学界对其研究，就其关注的对象来说，确实抓住了研究的重点。但是，也存在研究面过于狭窄的问题，如从时代来讲，学者们关注的往往是汉代、清代、宋代等几个典型的时代，对于其它时代则明显重视不够。对荒政群体的研究也是偏重于封建帝王和士大夫，对于其它群体和普通民众的关注也不多。对救荒活动的成效往往褒扬和肯定过多，对救荒不当的教训注意不够。类似的诸多问题都需要在实际的研究中做综合的全面考察。其次灾害史研究还需记一步深化。与历史学科的其它领域相比较，可以发现，其研究还很不成熟，仅仅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成果的质量上来说还不是令人满意，应当把社会史、灾害史、自然学科结合起来。因此更有必要从与社会学、人类学、灾害学、环境科学、气候学等学科结合的高起点上推进灾害史的研究。再次对于史籍的发掘还不够充分。

2、相对于灾害史的研究疾病时史的研究更是欠缺，大多数的学者还误认为，“疾病”是医者处理和研究的对象，在历史学的领域里，疾病史研究虽然不是一片空白，但其研究史还很短暂，成果不仅微薄，而且还集中在少数的课题上，林富士先生提出的研究途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这种情形在中国史的领域里更是明显。许多外国学者往往对于欠缺可以参考的中国疾病史的材料和研究成果而感到遗憾。然而，中国的历史记录和考古发现其实可以说是相当丰富。因此，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应该尽早全面展开疾病史的研究，以补足人类全体疾病史的空白，并且加深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环境的认识。当然，要达成这项任务，历史学家必须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尤其是医学研究者)携手合，去争的它应在历史领域的地位。

本来是想写关于西南的灾害与疾病历史地理研究，但如果仅仅以西南为其界定来讲，将无法进行全面的的总结，而全国来讲题目又太大，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难点。对灾害与疾病历史地理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历史地理角度去着手，把自己的视角卡得太死，我认为应该从多角度考虑，多涉猎其他方面的知识，当然更应该涉及灾害与疾病史的研究成果，对它的过去和将来关注非常，尤其是近来的前沿研究。灾害与疾病虽然很多时候有并发性，但其实二者还是有很大区别，不客气地说应当是两个课题，这里把这两个课题放在一块进行探讨，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教。

论文:1.卜风贤：《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2、姚鲁峰：《19世纪是我国特大暴雨洪水发生期》（《灾害学》，1991年9月第3期。）夏明方：《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博士论文）

3、［美］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230页。）

4、曹树基、李玉尚：《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

5、余新忠《疫病社会史研究：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

5、林富士《中国疾病史研究刍议》（2004年发布于网上）

6、曹树基、李玉尚：《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2月）

7、周佳荣：《二十世纪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回顾》（《当代史学》（香港）第4卷第2期）

8、余新忠：《雍正癸丑苏南大疫: 烂喉痧流行的开始？》

9、杨为星、郭政凯：《春秋时代的赈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10、张涛：《中国传统救灾体系刍议》（《中国社科院院报》2006年3月）

11、张兆裕：《明代万历时期灾荒中的蠲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2、左鹏：《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3、余新忠《清代江南各界对瘟疫的反应探析——兼论清代的国家与社会》（《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4、袁熹《近代中国最早的防疫工作》（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6月）

15、周致元：《明代对凤阳府的灾蠲和灾折》(《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16、卜风贤、惠富平：《中国农业灾害历史演变趋势的初析》（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17、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专著：1、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李文海、程附图、刘仰东、夏明方编：《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胡明思、骆承政主编：《中国历史大洪水》上、下卷（中国书店1992年版）

2008年以来，中国继在1月底至2月初南方大部分地区遭受历史罕见的冰雪自然灾害后，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又发生了里氏8.0级特大地震。这是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地震灾害，截至5月27日12时，遇难67183人，361822人受伤，20790人失踪，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破碎，造成了灾区人民难以抹去的心理创痛。目前，冷静、客观地分析自然

灾害对整个经济造成的影响，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形势与政策，对于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第一，自然灾害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自然灾害对经济影响的宏观分析是建立在一个国家或至少在一个省级范畴上，对经济事件和经济活动进行研究。一般来讲，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影响后果包括三个方面：经济损失、人道灾难和生态破坏。其中，经济损失又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和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自然灾害直接损失的评估本身并不是经济学家所要研究的内容，这些工作主要依赖于建筑、工程、结构、风险评估等方面的专家完成。自然灾害直接损失主要包括建筑物、基础设施等有形资产的存量部分的损害，以及废墟清理、紧急救助服务成本等。经济学家关心的是与就业相关的收入损失和间接损失。间接损失界定虽然在理论界没有形成共识，一般包括因灾害遭到破坏的企业，其生产或经营活动被迫终止所造成的损失、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收入损失以及商业活动停止造成的损失。灾害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或次生影响主要是指自然灾害对宏观经济指标：GDP、消费、受灾害影响的通货膨胀、以及政府救助资源的再分配和恢复重建的效果。

自然灾害经济学家认为，从已经发生的人类所遭受的重大自然灾害历次事件分析表明，自然灾害的直接损失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并不显著。一般自然灾害在短期内有影响作用，很难构成对整个国家巨大的资本市场根本性的扰动。即使是在191 8至1919年世界范围内爆发的流感也没能够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又比如，1995年初发生在日本的坂神大地震，直接损失约为1 140亿美元，大约占当年日本GDP的2.5%。即使这样，在15个月内制造业就恢复到震前水平的98%，所有百货商场和7 8%的小商铺在18个月内恢复营业，仅在一年内港口贸易就接近了震前的水平。再比如，1995年9月的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难，虽然对路易斯安娜和密西西比两个州的经济造成相当大程度的损害，但是这些州总的GDP也不及美国当年GDP的2%。据

美国劳工部数据估计，尽管灾难直接导致了受灾地区失去23万个就业岗位，但是从灾难发生当月的全国就业数据来看，只有3. 5万人失业。这些例子充分说明，自然灾害对经济活动影响作用是与经济潜能相反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力资本是经济资源的主导因素，地震灾区数十万人的伤亡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人道灾难，但对于绝大多数幸存者来讲，他们是灾后重建任务巨大的资本存量和经济潜能。

第二，地震灾害对灾区经济的影响。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灾难不仅对灾区人民造成无法估量的生命损失，同时，也是对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一场可怕的梦魇，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人道灾难。所以说，“5·12”特大地震灾难造成的后果主要是人道灾难。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对灾难事件及时响应，举全国之力最大程度地挽救受灾群众的生命，充分彰显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团结起全国人民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共同抗击地震灾害，保证受灾地区以及整个国家社会秩序安定。社会稳定是灾后重建、取得经济发展的坚实保障。另外，中国政府在整个救灾过程所表现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信息开放程度，国际社会给予高度赞誉。因此，中国政府在灾后重建方面与国际社会合作将会非常顺利，这一点对于遭受巨大灾害的每一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要。

目前，地震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具体数据正在评估中。风险评估公司AIRWorldwide表示，中国四川省西北部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超过2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 400亿元，最近也有估计3000亿元左右的，这些数据，当前可以作为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参考数据。通常，自然灾害的直接损失都是由政府财政全部负担，2007年我国全年财政收入高达5.13万亿元，其中，四川省财政收入为1384.7亿元；全国财政超收收入为7239亿元。所以，中国财政收入基础雄厚，不到整个财政收入6-7%的灾害直接损失并不会撼动中国经济。

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并不是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绵阳作为受灾最为严重地区最大工业城市，其中亿元以上工业企业99户，20 07年共完成工业产值537.5亿元。所以，地震灾害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不可随意放大。虽然四川天然气的储量占到全国的40%，产量占到22%，但是，地震并没有对天然气产地四川东部造成大的影响。

受到地震灾害影响的主要是有色金属行业，锌矿、铅矿和铝矿及其冶炼厂受到了直接影响。2007年四川省铅精矿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0.01%；锌精矿约占全国总产量的5%至10%。电解铝产能约占全国总产能的3.9%。短期内会影响到全国的金属材料价格，但是，地震本质上本没有造成自然资源的损失，只是对企业厂房、电力及交通基础设施破坏。

地震灾害对第三产业的冲击不可忽视，2007年四川的GDP

为10 505亿元，占全国GDP的4.2%。其中，旅游总收入为1 2 17.3亿元，约占比重为11.6%。地震灾害对四川第三产业支柱旅游业的冲击是最大的，地震灾区几乎覆盖了四川绝大部分旅游资源，仅旅游一项会使全国GDP减少约0.48个百分点。

第三，自然灾害的次生经济影响。次生经济影响主要表现为因灾害产生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讲，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可能有两种渠道引发通货膨胀。

一是由于灾后恢复建设的债务负担累积，导致通货膨胀发生。灾后重建是向社会施加的一种成本，政府必须为此安排巨额的财政支出。因为灾难的深度影响，政府可能负担不起额外的债务累积。政府因此就会对中央银行施压，发行更多货币来缓解财政危机，印制过多货币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所以，在应对灾后重建的债务处理问题上，中央银行要保持政策的独立性，又要兼顾受灾地区实际困难，这是中央银行面临的挑战。

二是受灾地区经济基础遭受损害，因市场紊乱造成通货膨胀。食品、建筑材料、能源价格高企。严重灾害可能会造成人们

对物价上涨的担忧，尤其是对基础消费品和粮食价格。在短期内，尤其是在受灾地区政府进行适当价格控制是有效措施。

虽然自然灾害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而言往往都是局部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短期影响较为显著。但是，有些短期影响会导致产生长期性影响作用。对于整个国家或者地区来说，为了应对自然灾害，政府往往会提前安排财政预算，遇到大灾难的时候还要追加预算，遇到毁灭性灾难的时候，还会有国际借贷，这会对整个政府的支付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意味着会有更多政府公债即将发行。正如人们所预期的，为满足灾区重建资金需求， 200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结构调整功能，继对冰雪自然灾害给予信贷倾斜后，5月15日再次决定对地震受灾严重的成都、绵阳等6州市的存款类金融机构5月20日暂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同时，追加救灾支农再贷款限额15亿元、再贴现限额10亿元。

综上所述，2008年以来的两次巨大自然灾害的叠加，客观上促使投资需求的增加，目前通货膨胀压力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前最急迫的是增加供给。因为自然灾害会使经历灾难的人们心理上产生影响，从而降低他们的生产能力，自然灾害必定减少GDP存量，自然灾害必定减少存货。因此，应当适当限制能源、粮食、钢材、建筑材料等经济基础性重要产品的出口，增加商品进口。鉴于目前我国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国家综合经济部门需要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在维持经济平稳运行，引导企业增加市场供应，稳定市场预期，动员全国全社会有效资源，支持灾区经济恢复等方面做细做好工作，努力实现2008年国民经济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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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曾在日本攻读硕士和博士，目前还担任日本中央大学中国金融讲座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对日本经济颇有研究。“大地震给日本内外经济造成的最大危害是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问题。”孙立坚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核污染的危险，令人想起以往类似的灾难曾对全球市场形成的打击。1986年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和197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核泄漏事故都冲击了全球主要股指。市场掀起一股抛售潮，公用事业股、能源股甚至食品相关公司的股票被沽出。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促使道琼斯指数的跌幅创纪录。道指在4月30日下跌2.3%，当周累积下跌逾3%，是当时道指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周际跌幅。1979年3月28日三里岛核反应堆部分熔解的事故发生后的4个交易日，道指累计下跌近2%。

此次，日本地震而导致的核污染也使得人们忧心忡忡。本周初，日本股市连续2天暴跌，自周一下跌6.2％后周二再跌11%，这是日经指数自2008年10月16日（跌11.4%）以来最差的表现。3640亿美元的市值蒸发，相当于东京证券交易所整体市值的9.4%。东京电力公司股价下跌25%，东芝公司下跌20%。市场尽显恐慌情绪。

野村证券表示，证券市场在地震利空消息下的重挫难以避免，但日本股市并不面临一个深度调整的周期。其依据在于：首先，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市场的下跌时间也仅有1个月左右；其次，日本政府很可能向受灾地区提供大规模财政支持。因此，日本股市将经历一个重跌反弹的过程。

此外，该机构也不认为地震会引发日元快速升值。

电力供应成为瓶颈

孙立坚表示，如果严重的核污染问题无法控制，这也是最坏的局面，将导致日本不得不进行人口和产业大迁移的局面。那么，这将是花费巨大的“结构调整”，可能会让日本社会出现恐慌性的震荡。不仅日本经济会大幅度地下挫，而且日本民众恐慌性地抛售国债离场会让日本国债市场价格暴跌，由此引发其他金融资产价格一路下跌，日本政府也会被逼到没有能力再融资的“破产”地步。

“即使核污染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从实体经济层面上看，日本经济也会受到较大负面影响。由于日本国内的生产线直接被破坏和电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必然导致大面积的停产，并会出现暂时性的商品短缺现象。”孙立坚说。

另外，日本政府大规模的救市资金投入不仅给已经债务累累的日本政府增加了财政负担，而且也会因为流动性的过剩和商品短缺的复合效应而导致灾难中常见的通胀高企现象。

中金公司认为，电力供应短缺对于日本和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这将对于日本电子、汽车、机械、钢铁等诸多行业造成比较严重的冲击，日本经济在未来的1~2个季度内将会面临下行压力。

金融受到冲击

从金融市场层面上看，孙立坚认为，大量向海外做“套息交易”的机构资金因为危机中有强烈补充流动性的需求，导致国内资金流入急剧增加，日元瞬间大幅升值，而投向日本短期国债、谋求“流动性保障”的资金也在短时间内变得越来越多，从而使得担忧基本面恶化而离开股市的大量资金和海外“回归”的大量资金汇合在一起，一下子就把日本国债的价格抛向了空中，今后日本国债价格大跌的风险因此会变得越来越大。

“中长期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金融领域。”孙立坚认为，短期内，关联保险公司股价的破位和后来可能发生的倒闭现象，会再次引起市场的恐慌。但保险市场的震荡不会波及到所有的金融行业。另外，由于日本低息政策的长期化和财政赤字的持续膨胀，日元流动性的泛滥和日元的日益贬值，可能会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像包括中国在内的这种相对高利息和本币升值压力存在的新兴市场国家，造成持续的通胀、资产泡沫和货币升值的压力。

主要贸易体影响大

野村证券认为，日本的灾难可能会以两种方式对亚洲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首先，日本的出口产能下降导致供给中断。受灾最严重的3个县（宫城、福岛、岩手县）的制造业出货量占2008财年日本总出货量的3.6%。但如果包括长野、茨城和新泻县，该比例将达到10.8%。受灾最严重的3个县是许多电子设备产业的集中地，而部分大型钢厂也坐落于茨城县。因此，日本对亚洲经济体的出口在短期内可能出现中断，特别是在电子设备和机械行业。

去年日本对亚洲的出口总额达到4300亿美元，其中电子机械和机械品几乎占据一半份额。而亚洲经济体，特别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的资本品、高科技材料和配件行业都严重依赖从日本的进口。2010 年，中国台湾和泰国的进口有20.7%来自日本，韩国有15.1%来自日本，而中国大陆的这一比例达到12.7%。

其次，亚洲可能受到日本企业延后海外直接投资的冲击。2010年日本企业对亚洲的直接投资额达到216亿美元。受灾害的影响，许多日本企业可能不得不将大量资源投入国内运营，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放缓。

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李昌镛表示，人们担心的是日本核电站事故有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些影响会以各种非常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但亚洲企业的灵活性足以使它们针对日本可能面临的大多数问题作出相应调整。

重建带来振兴机会

相比之下，两方面的事态发展可能有利于亚洲经济体。第一，2011年三季度可能进入稳步重建阶段，那时日本需要增加从亚洲各国的进口；第二，如果地震导致日元升值，韩国和中国台湾相对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应该会得到提高。

野村证券预计，建筑、金属制造（包括桥梁、建材和房屋设备等）及玻璃和陶瓷制造等行业，将从日本灾区的重建工作中受益。

“日本灾后重建活动将推动经济在2011年下半年加速，本次地震将成为日本走出长期经济衰退泥潭的一个催化剂。”瑞银证券表示。

中金公司认为，地震对于以日本企业为主要供应商或下游客户的一些A股上市公司可能造成不利。但同时，对于一些替代性较强的行业，比如钢铁、建材和部分电子产品，则构成利好。

有两类A 股上市公司存在一定的利好推动。第一类是概念性的利好，主要涉及的板块包括抗辐射抗肿瘤药物、抗震结构件、防辐射装备、地震核辐射监控系统，以及水电、风电、太阳能等核能以外其他形式的新能源。第二类受益者主要是以日本国内厂商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上市公司。这类上市公司主要集中于钢铁、建材、部分汽车零部件厂商、部分电子元器件及化工等行业。

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

左鹏

一、景观驯化：宋元文献记载中的瘴疾

两宋时期文献中记载的瘴疾，主要集中在今广东、广西、福建、四川、重庆、江西、湖南、海南等省、市、自治区，以及越南等地。其中以广东、广西为主的岭南地区的记载最为多见，但行文中使用的地名往往不一样，有广南、南方、岭海、岭外、岭表等称呼，譬如“广南瘴疠之乡”，（注：《宋史》卷196《兵志十》。）“南方夏秋毒暑烟瘴”，（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8，神宗元丰六年八月乙亥。）或“岭外瘴毒”，（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0，哲宗元祐四年七月丙申。）等等。因此，朝廷对任职岭南的官员优渥有加，规定“岭南官除赴以时，以避炎瘴”；（注：《宋史》卷7《真宗纪二》。）史书表彰关心民瘼的官员“在岭表时，不惮出入之勤，瘴毒之浸”。（注：（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19，神宗熙宁六年“周敦颐卒”条。）诸如此类关于岭南地区瘴情的记录，反映了这一时期岭南一带是人们所公认的瘴域。

具体而言，广南东路的春州（治今广东阳春）、梅州（治今广东梅州），史书称其“炎疠颇甚”，（注：《宋史》卷90《地理志六》云：“广南东、西路……山林茂密，多瘴毒，凡命官吏，优其秩奉。春、梅诸州，炎疠颇甚，许土人领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职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雾之患。”另，因所引各条资料有时间先后之分，而各代政区及名称亦废置不一，为简便计，概以所引资料之地名为准，不另考其沿革。）其他的地方如恩州（后改名南恩州，治今广东阳江）、循州（治今广东龙川）、新州（治今广东新兴）、英德府（治今广东英德）等州也是瘴疠严重之区，而以英德府和春州最为厉害，英德府被称为“人间生地狱”；（注：《宋史》卷200《刑法志二》。）春州在当时更是闻名遐迩的瘴毒之地，当地的志书谓其“与夷獠杂居，瘴疠以春州为首”，（注：（宋）祝穆：《方舆胜览》卷37《南恩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50页。）《宋史》卷270《李符传》的记载则代表了当时普遍的看法：“珠崖虽远在海中，而水土颇善。春州稍近，瘴气甚毒，至者必死。”熙宁六年(1073)春州被废为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瘴毒可畏，获罪贬官至此的人大多无以生还。（注：（宋）周密《癸辛杂识·前集》有《改春州为县》条：“春州瘴毒可畏，凡窜逐黥配者必死。卢多逊贬朱崖，知开封府李符言朱崖虽在海外，水土无他恶，春州在内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后月余，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余死。元丰（当为熙宁）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为阳春县；隶南恩州。既改为县，自此获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中华书局，1997年，第7页。）广南西路的宾州（治今广西宾阳南）、桂州（治今广西桂林）、高州（治今广东电白）、雷州（治今广东海康）、化州（治今广东化州）、钦州（北宋时治今广西灵山，南宋时徙今广西钦州）、容州（治今广西容县）、宜州（治今广西宜山）、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廉州（治今广西合浦）、昭州（治今广西平乐）等地的瘴疾也多见于记载。（注：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7、65；《宋史》卷196《兵志十》、卷300《徐的传》；《方舆胜览》卷42《高州》、《容州》，卷159《选举志五》；

《新安志》卷10《定数》。）周去非(1135-1189)亦曾详细描述岭南之瘴地，说明的是南宋初期的情形，从中可以看出岭南各地瘴情轻重程度的一些变化：“岭外毒瘴，不必深广之地。如海南之琼管、海北之廉、雷、化，虽曰深广，而瘴乃稍轻。昭州与湖南、静江接境，士夫指以为大法场，言杀人之多也。若深广之地，如横、邕、钦、贵，其瘴殆与昭等，独不知小法场之名在何州……广东以新州为大法场，英州为小法场，因并存之。”（注：（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杨武泉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151页。）徐梦莘同样记录了当时官员的看法：“雷虽在广南，其地濒海，绝无烟瘴，土风不异于中州。”（注：（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54，靖康元年九月壬申。徐氏是书成于绍熙五年(1194)，所载史事起自政和七年(1117)，迄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由此可知广西各地之瘴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变化的。）这说明在滨海一带地方瘴疾的分布较少，已大不如前人的记载了。另外，今贵州之瘴地较少见于载记，宋时在大观年间(1107-1110)只短暂地建立过黔南路，但“时虽建城塞，其地荒瘴，遣兵守戍，岁有死亡，无赋入，皆辇内地金帛输之”，（注：《九朝编年备要》卷27，徽宗大观元年“十二月置黔南路”条。）故很快就并入了广南西路。

福建路所记载的瘴地集中在剑州（治今福建南平）、泉州（治今福建泉州）、汀州（治今福建长汀）、漳州（治今福建漳州）。荆湖南路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如辰州（治今沅陵）、澧州（治今澧县）、全州（治今全州）、邵州（治今邵阳市）、道州（治今道县）、永州（治今零陵）、潭州（治今长沙市）、武岗军（治今武冈）等都有瘴疾的记载。（注：参见《宋史》卷191《兵志五》、卷193《兵志七》、卷331《周沆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三月癸丑。）江南西路靠近岭南的地方，瘴疾的记载也是史不乏书，如南安军（治今大余）、虔州（后改名赣州，治今赣州市）等。（注：关于南安军瘴的记载，参见（宋）陈次升《谠论集》卷5。）虔州又以龙南、安远二县瘴疾最甚，宋代方勺在《泊宅编》卷中中说：“虔州龙南、安远二县有瘴，朝廷为立赏添俸甚优，而邑官常缺不补。他官以职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则至界上移文索案牍行遣而已”。《宋史》卷473《秦桧传》的描述也为此提供了确凿的例证：“赣有十二邑，安远滨岭，地恶瘴深，谚曰：‘龙南、安远，一去不转。’言必死也。”

川蜀一带的泸州（治今重庆泸州）、黎州（治今重庆汉源北）、雅州（治今四川雅安）、维州（后改威州，治今四川理县东北）、茂州（治今四川茂汶）、戎州（后改名叙州，治今四川宜宾）、达州（治今四川达州）、咸淳府（治今重庆忠县）、长宁军（治今重庆万州区）等从唐代以来就是有名的瘴地，尽管这些州前后的辖境有很大变化，可是“地苦瘴毒”的记载未曾减少。（注：参见《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方舆胜览》卷55《雅州》；《宋史》卷7《真宗纪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4，神宗元丰四年七月壬子。）越南，宋时称交趾或安南，曾是宋王朝开疆拓土的对象，但由于山险路僻，雾潦瘴毒，宋军死亡颇多，在朝廷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最后只得作罢。（注：据《宋史》卷270《许仲宣传》载：“会征交州，其地炎瘴，士卒死者十二三。”因此，许多大臣对出兵交趾持反对态度，称“交州瘴海，得之如获石田”（《宋史》卷293《田锡传》）。又（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6神宗熙宁十年十二月甲辰“张方平上书”条，载：“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资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两宋时文献记载的瘴域大体集中在以上地区。《元史》记载简略，但广东、广西、江西、福建、川蜀、越南等地依然是人所惮行的瘴域。江西、福建与川蜀一带都只记载部分地区存在着瘴。另外，文献新增加的一个瘴地是云南，《元史》卷196《也速答儿传》中就记有官员游宦云南染瘴而逝之事：“武宗时，（也速答儿）由四川迁云

南……南征叛蛮，感瘴毒，还至成都卒。”其实，早在唐朝时云南就出现过很多瘴的记载，但由于这一地区先有南诏的崛起，后有大理的建国，其与唐宋王朝的官方交往遂甚为寥落，因而在中原王朝所修撰的史书中，此一时段的状况鲜有反映。（注：《宋史》卷488《外国传四》记载大理国的情况仅寥寥数行，卷204《艺文志》中所录有关云南的地理类著作亦不多。）元朝统一后云南重新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往来增多，遂使瘴疾的记载又出现在官方的记录中。这个现象所隐含的意蕴似乎值得揣摩。理论上，如果云南在唐朝前期、元朝时都是瘴地，那么唐末两宋时自然也不例外，而偏偏这一时段的资料中不见云南有瘴疾，换言之，瘴疾在文献中的记载与其实际的分布区域之间发生了某种游离，果如上文之言，将其归于记载的缺失固然简洁，但假使考虑到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史料都出自中原人士之手，表达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观点，或者说是一种偏信之言，则读者也许会有新的想法。综观古籍中记录的南方各地瘴疾的起伏变化，至少可说明如下问题：

其一，在古人心目中，瘴疾既可以是致病之因，又可以是某种疾病，它产生于暑湿的风土之中。根据这样的观点分析，瘴疾应该有一个大体稳定的分布区域，且在整体的医疗卫生条件没有突破性的改变之前，这个区域不会有所谓的逐渐南移或缩小的趋势。

历史时期文献所记载的瘴疾的地域范围其实并无多大的改变。如果将笔者对汉唐时期的瘴疾的研究、上文的论述以及龚胜生之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就可看出不同时期瘴疾的分布大体都以今两广、福建、云南、贵州以及江西、川蜀的部分地区为主（注：前引萧璠之文在论述南方的疟疾时，将古时之瘴疾径指为疟疾，亦认为“古代人已明白地观察到：南方，相对于北土来说，是个疟疾盛行的地区。”接着他又具体地描述了汉宋间文献记载的南方各地疟疾流行的情况，可参看。不过，笔者认为，瘴疾有多方面的含义，应该分成不同的层面来阐释。），各时期的差异只是体现在整个区域内部的变化上，即汉唐时期由点到线到面地扩展，宋元以后则有了轻重程度之别，或者某些地方在某时段不见录于史册。这些既反映了北人或华夏文化向这些地域扩张的进程，也符合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另外，尽管现在已有学者研究证实，瘴疾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疾病，（注：参见冯汉镛《瘴气的文献研究》，载《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1卷第1期，第44-47页。）但在瘴疾主要是指疟疾特别是恶性疟疾这一点上，学者们并没有多大的分歧。现代流行病学对疟疾流行区域的调查表明，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有疟疾分布，且由北而南越来越严重，总的趋势与纬度相平行；（注：参见耿贯一主编《流行病学》（下）（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年）第183页。）这样的区域流行态势，从古至今应该是相对稳定的。（注：当然，不能排除历史时期气候的变迁对于我国南北分界线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造成疾病分布区域的南北推移。但气候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而且文献不足征，故气候的波动对疾病流行范围的影响只能暂不列为本文讨论的对象，作前后一致处理（前引萧璠之文也是如此做法）。龚胜生认为气候的变化是引起瘴疾分布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笔者存有异议，认为无论其前提或结论都尚需再加推敲。龚文所持气候冷暖变迁的理论是以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为基础的，这一研究迄今已有多位学者补充修正，例如就唐代的气候而论，满志敏的研究（见《历史地理》第8辑，第1-15页）就表明隋唐时期并非是一个温暖期，而可分冷暖不同的前后两期。如果此论不虚，那么不同类型的疟区也会相应地随之进退，而并非是一味地南移。在这一方面，前引范家伟之文亦有与此类似的看法，见其文中注72。）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瘴疾在近两千年来呈现出逐渐南移的趋势。在采用现代医学手段进行大规模地预防和消灭疟疾以前，中国的高疟区大致分布在北纬25度以南的地区，也就是南岭以南和云贵高原南部地区。（注：参见上海

第一医学院、武汉医学院主编《流行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第356、183-187页。书中根据地理纬度的流行特征，将我国划分成了四个类型的疟区，分别是：北纬33度以北地区，北纬25-33度之间地区，北纬25度以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以此对照笔者所划定的瘴疾的范围，当可发现两者具有较高的拟合度，疟疾高度流行的高疟区和中度疟区的山地基本上可归入历史时期文献所记载的瘴地之中。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代瘴疾的分布区域应当是大体稳定的。

其二，文献中瘴疾在各地分布的变迁，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势力在这些地区的进退盛衰。上文阐述的云南史料对此已有所说明，与此相似的是青海一带的“瘴气”，（注：需要指出的是，文献中青海一带的“瘴气”的性质与南方的完全不同，可参考笔者在《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中的阐述。）在唐以前亦屡有所见，两宋时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就不再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比如贵州，唐以前的文献中贵州地区甚少有瘴疾的记载，其地基本上是少数民族所聚居的羁縻州县，为中原王朝势力所不及。宋朝时曾短暂地设置了黔南路，但不久即废入广南西路。其时王祖道以虚辞徼富贵，遂促成此事，被蔡京誉为“混中原风气之殊，当天下舆图之半”，实际情形是“徭、黎渠帅不胜忿，蜂起侵剽”，根本不曾归服款化。（注：《宋史》卷348《王祖道传》。）元代对贵州的记载明显增多。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正式设立贵州布政使司，此后该地区瘴疾的记载的分布也比前代更为广泛。（注：参见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和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两文中的有关说明。）故大体可以认为，史书中所记录的瘴地的分布情况，大体折射出中原王朝的势力在这些地区的消长变化。

其三，在华夏（汉）文化占主导地位以前，瘴情在南方各地的轻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地为华夏（汉）文化所涵化的深浅。到宋元时期，华夏（汉）文化渗透、改造这些地区的过程仍在继续进行之中。从上文所引述的资料中，可以寻绎出某些蛛丝马迹。如以雷州为例，北宋时的人们“说着也怕”，到南宋初期产生“瘴乃稍轻”的看法，再后来则认为“绝无烟瘴，土风不异于中州”。这就是说，瘴明显地减轻直到消失之后，地方的土风就逐渐与中原地区的类似乃至相同了。如此说来，则瘴疾与中州之气就是相对应的事物且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瘴情的轻重有无所代表的意义，也就是华夏（汉）文化对南方各地影响程度的大小。换言之，是历史时期北人南迁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注：参见黄滨《历史上珠江流域人口移动的主流变迁初探》，载《广西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才使岭南的一些地方呈现出了与往日气质迥异的景观。

再以桂林为例。虽然唐代白居易在诗中称“桂林无瘴气，柏署有清风”，（注：白居易：《送严大夫赴桂州》，《全唐诗》卷442。）但实际上白居易并没有到桂林生活的经历，不能知其详情，再说这样的送别壮行之诗，一般都是褒扬劝勉之辞，不宜将目的地说得一无是处，因此诗中之语不能全然置信。根据前文摘引之史料，北宋时期本应戍守桂林的士兵都撤退到荆湖南路辖境内的全州与永州了，这意味着此时来自北地的戍卒并不适应桂林的风土，但是到南宋以后，士大夫们却认为：“自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今静江（即桂州，绍兴元年以高宗潜邸升府）有中州清淑之气，荔浦相距才百余里，遂入瘴乡，是天所以限楚越也。”（注：（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3《舆地考九》。）所谓的“有中州清淑之气”，在北来士人眼中，就是指此地已归化于中原华夏（汉）文化之中，不再属于异族的瘴乡蛮土了。不难想见，与唐代一样，宋元时期的“瘴”依然与“蛮”有着不解之缘，“瘴”的深浅是与“蛮”的生熟联系在一起的。（注：史书中多有以是否熟悉汉文化为标准来判断少数民族归化程度的称呼，如熟夷、熟黎、生黎、生獠等。）另外，梅莉等在分析明清时期瘴疾

的分布与变迁时，集中讨论了北方移民的南迁与瘴区的南移、缩小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开发是瘴区缩小、瘴病减轻的主要原因。假使换一种说法，应可作如是理解，即历史上地区开发的逐渐成熟，也就是中原华夏文化不断地涵化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既然如此，则将瘴的轻重有无看作是一种观念的变迁，就算不得唐突了。换言之，由于人们以华夏（汉）文化为准绳持续地影响、驯化南方各地的景观，使得这些地方逐渐与中原的风气趋同，因此人们认为是“中原清淑之气”冲淡、疏减了瘴气。这一文化变迁同样反映在宋元时期的医书医方之中。

二、风土改良：宋元医家视野中的瘴疾

宋元时期的医书医方是以另外的方式来表述岭南一带的文化变迁的。在医家的眼中，瘴疾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疾病，或者至少是致人患病的因素。在面对瘴疾的威胁时，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如何解释其病因病机，以及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救治并阻止其蔓延。然而这种努力要受到医家的知识背景和医疗水平的制约，医家的知识水平决定了他认识疾病的方式，其医疗水平则决定了疾病救治的有效程度。唐以前的医家对瘴疾还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在治疗方面也显得比较粗略；而两宋时期的医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大有进展，在此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其一，医家根据《内经》等医典中的风土观对瘴疾的原因给予了合理的解释；其二，医家对瘴疾在治疗上的争论与改进；其三，医家面对瘴疾所提出的风土驯化与改良的要求。

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肇基之地，在宋以前这里一直都是文明的中心地所在，其周边的民族则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这使黄河流域的人们认为他们所生活的地方就是“中国”，是文物丰盛的礼仪之邦、世界的中心。这里地处暖温带，四季分明；有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草木丰茂，因而造就了发达的农耕文明。在如此优越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中，人们所形成的风土观，就是认为这里土厚水深，阴阳合和，最利于万物的生长发育，即所谓“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注：《盐铁论·轻重》，王利器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00页。）其四周则是蛮夷戎狄所生活的地方，为积阴或积阳的“不毛之地”，不利于人的生存，特别是南方地区，阳气常泄，水土恶弱。这一风土观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构成了中医理论的基础，（注：此亦可参考前引萧璠之文的有关论述。）并且始终影响着医家对地方风土的评价。（注：梁其姿在《疾病与方土之关系：元至清间医界的看法》一文中，谈到了元以后医界的方土观经历了从五方观向南／北或东南／西北二元模式的转变，洵为的见。梁文进一步指出：“元以后医家的方土观强化了西北与东南的对比，他们认为西北水土高爽，外在致病因素较少，人的禀赋又较强，不易产生疾病。而东南方人的禀赋较弱，容易被卑湿水土所产生的各种致病因素影响……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直至明清仍以西北及北方为文明的起源，虽然当时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东南、甚至岭南地区已是较发达的地区，但是历史上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仍然被视为有最强元气的地域。”（载《性别与医疗》，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2年，第165-212页）笔者以为，北方之所以一直被视为元气最强的地区，是因为中医早期的理论体系、治疗方法，以及由此撰成的医书如《黄帝内经》等，都是以北方的气候、地理环境为依据的，它们被后世的医家奉为圭臬，从而使北方的风

土成为了人们认识的“原型”。）南方的瘴疾从其出现之日起就被认为与外部环境的暑湿密不可分，如《后汉书》

卷54《马援传》、《隋书》卷31《地理志下》说“下潦上雾，毒气重蒸”，“自岭已南二十馀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医书中则说瘴疾的产生是因为“南地暖，故太阴之时，草木不黄落，伏蛰不闭藏，杂毒因暖而生”，（注：（隋）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10，温病诸候之瘴气候条。）都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所以瘴气最初多指山岚溪源蒸郁而生的毒气，到北宋末年时，这样的认识随着医家对瘴的了解增多而不断深化。如宋徽宗时编撰的《圣济总录》，就详细地论述了瘴气发生的原因、时间及拯治方法，其中对瘴气原因的分析，显示出编撰者极力将它嵌入传统中医理论框架内的企图，其文曰：“传言：瘴气乃山川毒厉之气，又云江山雾气多瘴，凡以其气郁蒸而然也……且阳生于子，盛于巳；阴生于午，盛于亥；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长。而广南位当巳午，则阴阳之气蕴积于此可知矣。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西北阴也，土地高厚；东南阳也，地土卑下，而广南属东南，则土地之卑下可知矣。以土地卑下而阴阳二气所蕴积，是以四围之山，崇高相环；百川之流，悉皆归赴。及秋草木不凋瘁，冬令蛰虫不伏藏，寒热之毒，蕴积不散；雾露之气，易以伤人，此岐伯所谓南方地下水土弱，盖雾露之所聚也，故瘴气独盛于广南。”（注：（清）程林：《圣济总录纂要》卷5，疟疾门之瘴气条。）这一段话先转述了前人关于瘴疾的种种传言，继而按照宋代官方所推重的五运六气学说和《内经》的思想来阐述瘴之缘由，虽然将广南划归到东南部显得有些削足适履，但它不再仅仅以南方暑湿的特性一言以蔽之，而是从经典医书中找寻依据进行解释，使之较为圆满地进入了中医理论体系，为后来的医家进一步的探究指明了一条合理的路径。至南宋初期，李璆撰成《瘴疟论》，开篇即论述瘴气所生之由：“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而二者相薄，此寒热之疾所由以作也。”接着他又从岭南的气候环境与人体病理之间的关系上仔细加以论证，强调要根据西北、岭南之人不同的体质状况来用药：“大抵西北地寒，土厚水深，又人食酥酪之类，病者多宜发散转利，伤寒、温疫至有汗不得出而毙者，气常收敛故也；岭南阴气不收，又复卑湿，又人食槟榔之类，气疏而不实，四时汗出，病者岂宜更服发散等药，此理明甚！”（注：《岭南卫生方》，中医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0页。）这就完全立足于中原传统医学理论，使人们对瘴疾有了清楚的认识，从而为临证治疗确立了

基本原则。

在瘴疾的治疗方面，隋唐以前就有针对岭南的风土、疾病而编撰、搜集的医方见于著述，从流传至今的有关医书中可知，直到唐朝初年，瘴疾依然被分列于不同的疾病证候类别，似乎表明医家对瘴疾的了解还很模糊。当然，六朝时有的医家已将某些瘴病与疟疾相比照，称之为“山瘴疟”，其病症与疟疾类似，主要表现为使人“发寒热，休作有时”，隋朝时医家则提出“夫岭南青草、黄茅瘴，犹如岭北伤寒也”的说法，（注：《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11，疟病诸候之山瘴疟候条；卷10，疟病诸候之瘴气条。又，“山瘴疟”之称，南朝宋陈延之《小品方》已有提及。）这说明医家是从症状，而非病因上来推定两者之间的联系的；而且他们遵循《内经》的思想所建立的中医理论，在面对新的气候环境时，还不能合理地解释瘴疾与疟疾的关系。《素问·疟论篇》认为：“疟者，风寒之气不常也”；“夏伤于暑，秋必病疟”，认为疟疾是由于人感“六淫”之气而产生的病症，瘴疟则是因“山溪源岭

嶂湿毒气”而引起的，两者的病因不一样，所以隋唐乃至北宋时期的医书，譬如《外台秘要方》和《圣济总录》等，虽然都把瘴疾大体归为疟病之一类，但往往对其病因另有说明，并不将瘴疾径直指为疟，正好反映出这种理论的断层。应该指出的是，王焘的《外台秘要方》卷5《疟病·山瘴疟方》曾摘引前代佚书《备急方》中的观点，认为瘴与疟实际上是同一种疾病，而且所论颇详。（注：王焘《外台秘要方》卷5之《疟病·山瘴疟方》云：“备急：夫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岭南率称为瘴，江北总号为疟，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别有异病。然南方温毒，此病尤甚，原其所归，大略有四，一山溪毒气，二风温痰饮，三加之鬼疠，四发以热毒，在此之中，热毒最重。”高文铸校注，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84页。）然而，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两宋时的医家似乎没有把二者等量齐观，如《圣济总录》认为：疟疾“或本于痰，或本于瘴疠，或本于鬼神，或本于邪气”，即瘴疠只是感染疟疾的原因之一，瘴包含在疟之中；而瘴同样包括了多种疾病，在治疗上也有种种不同，《圣济总录纂要》卷5说“阅诸方论，治瘴气之法不一，或谓其症与伤寒相类，有在表可汗者，有在里可下者，有在膈可吐者，或以治疟法治之者”，这说明在当时的医家看来，两病各自包容了对方的一部分，不能互相代替。

或许是基于上述的认识，两宋时的医家对瘴疾的治疗显示出了一个提高、细化的过程。比如，苏轼、沈括的《苏沈良方》卷3中记载了一条治疗瘴疾的方子，此方认为“瘴疾皆因脾胃实热所致，常以凉药解膈上壅热，并以此药通利，弥善；此丸本治岚瘴及温疟，大效”，大概是把瘴疾看作了外感病邪化热入里，壅滞脾胃而产生的病症，与温疟稍有差别。稍后唐慎微在《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卷5《水气》中提出瘴疾是由湿所引起之疾，并可以与它病同治：“江湖间露气成瘴，两山夹水中气疟，一冷一热相激成病症，此三疾俱是湿为，能与人作寒热，消铄骨肉，南土尤甚，若欲医疗，须细分析，其大略皆瘴类也，人多一概医之，则不差也。”这样的观点到南宋时就不再被认为正确了，此时的医家指出，瘴疟病“虽是时行之疾，然老少虚实，受病有浅深，大率不同”，应当“随症用药，若只言瘴病，一概治之，万一不能取效也”，（注：（宋）陈师中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卷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指南总论》为南宋许洪所撰，主要简述药物合和、炮制及几十种病症、治法和用药。）因此，医家按照瘴病症状的不同，将其加以细分，

且对症各有疗治之法。

具体而言，南宋至元初医家对瘴疾的看法，可从宋末元初的医僧继洪所编之《岭南卫生方》中窥见大概。书中辑录有李璆《瘴疟论》、张致远《瘴疟论》、王棐《指迷方瘴疟论》、汪南容《治冷热瘴疟脉证方论》、（注：《岭南卫生方》之“前言”疑王棐与汪南容同为一人，萧璠之文中虽认为此说尚待考，但亦认为“是极有可能的”。笔者曾略加考证，认为此说当可信从。）章杰《岭表十说》、继洪《卫生补遗回头瘴说》、《治瘴用药七说》、《治瘴续说》等，全书探讨了岭南瘴疟的病因病机，在防治原则上主张重用温法、慎用清法。此书各篇所作时间不一，如能考定其大致作成之年代，当可见出当时医家认识上的进步。据有关资料，笔者粗略推算，李、张二文当作于南宋绍兴年间，（注：李、张二人传记分别见《宋史》卷376、377。）王棐的《指迷方瘴疟论》要稍微晚出一些，然亦当写成于周去非撰写《岭外代答》之前。（注：南宋初期宦游岭南者如范成大、周去非等人对瘴的记录，已为人所熟知，但如果比照王氏与周氏之作，就会发现两书中有关瘴疾的文字颇多雷同，周氏大概是在参考王氏文字的基础上，综合他书而作。）关于章杰《岭表十说》的时间问题，前引萧璠之文中提到一条线索似可作参考。（注：前引萧璠之文曰：“《宋

会要辑稿》卷一六四《刑法》一之三六记绍兴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前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章杰言……’，撰《岭表十说》者或许即是其人。”）又据《岭表十说》的内容推测，章杰可能与李璆、张致远为同时代人或稍后一点。释继洪为宋末元初人，

然其所述，大抵踵事增华而已。

从李璆和张致远两人的《瘴疟论》来看，南宋初年医家在辨证施治时，都非常强调异法方宜的原则，这可说是对岭南陋医的拨乱反正，此前岭南的医家全然不顾地方的风土以及民众的体质迥异于北方，盲目执守成方，将岭南之瘴与岭北之疟视作同种疾病进行疗治，结果常常造成误诊，甚至葬送患者的生命，所以李璆感慨万分，叹息“瘴疠未必遽能害人，皆医杀之也”。章杰的《岭表十说》比较注重瘴疾的预防，他抨击了当时岭南之民喜食槟榔、北来之人往往饮酒避瘴的做法，同时认为岭南之病不能全都概括为瘴疾，“岭外虽以多暑为患，而四时亦有伤寒、温疫之疾，其类不一，土人不问何病，悉谓之瘴，治疗多误，天阏者何可胜数。”“仆观古方，饮溪涧水中毒，令人失音，则知凡失音者，未必皆瘴也。”（注：《岭南卫生方》，第4、58、60页。）王棐的《指迷方瘴疟论》是他游宦桂林等地时，在研究岭南的方书和李、张二文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医疗经验对瘴病的救治和预防作了一番评价。在他的时代，岭南的医疗水平已大有提高，医家不再将所有的病都称为瘴了，往日的瘴疟也被细分为冷瘴、热瘴和痖瘴，只是在治疗方面还不如人意。王氏认为冷瘴就是岭北的痎疟，热瘴乃热气蒸郁或饮食积热所致，痖瘴疑为伤寒失音之证或中风失语之证；周去非则说“冷瘴以疟治，热瘴以伤寒治，痖瘴以失音伤寒治”。从这些病名和治则的比照可以看出，瘴疾不断地向着疟疾、伤寒等岭北的疾病靠拢，这就在无形之中拓宽了医家对疟疾的认识。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许洪编纂《指南总论》时，又对伤寒与瘴疟等疾病进行细分和区别，它提出了十六条伤寒之证，湿温、温毒、热病、温病、温疟、晚发疫疠等名列其中，继而特别指出：“中暑、伤痰、食积、虚劳、瘴疟、脚气与伤寒相似，而实非伤寒。此证人不晓，皆言即伤寒也。”（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卷中。）这种精细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出现由博返约的趋势，南宋末年时，医家对疟疾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类整合，如杨士瀛的《仁斋直指》卷12在阐述痎疟时，就只把瘴疟与风疟、寒疟、暑疟、湿疟、牝疟、食疟等数种平行列出，而于其总论曰：“风寒暑湿，邪自外来；饮食居处，邪由内作，此痎疟感受之胚胎也，岂特夏伤于暑，秋必为疟哉！古人盖以其受病最多者言之耳。”虽为古人开脱，其实表达了医家对痎疟病因认识的突破，它不仅是对传统中医理论的更新，而且暗示着中医所涵盖的地域范围的扩大和环境适应性的加强，其中北人南迁所带来的文化的扩张与包容，当不可小视。

当然，按照《素问》中的思想，高明的医家应该“治未病”，即提醒人们既要亡羊补牢，但更应未雨绸缪，在日常生活中多注意摄节有致，未病先防。北方人认为南方水土恶弱，极不利于人的健康，故而在南行时，往往采取很多措施来防治可能侵害人体的疾病，如隋唐时期有人佩带绛囊防治瘴气，（注：参考范家伟《中国中古时期绛囊系臂与辟疫观念》，《“洁净”的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2000年，第275-302页；《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唐研究》第7卷，2001年，第205-228页。）两宋时医家强调要讲究修养之法，避色节欲等等，这些旨在驯化风土的措施，多以中原医学的防病养生思想为依据，注重增强南来北人的抗病能力。无论效果如何，其所提示的思想，乃是积极地适应地方风土，以求与土著居民一样，“久而与之俱化”。当然，这并不是

说土著居民从来不会罹患疾病，而是说“生于凌者安于凌”，（注：《圣济总录纂要》卷5，诸疟统论之瘴气条。）土人已经适应了生在其中的风土。其实，据史料记载，直到宋元时期，岭南依然是缺医少药的地方，当地居民也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意识，“岭南无医，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毙”。（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9，绍兴十九年六月辛酉。）针对这种信巫不信医的习俗，或有任职岭南的官员请求朝廷颁赐医书医药以接济百姓，此乃中原医学知识渐被南方的要因，与医家的愿望相当一致：“夫民虽至愚，而孰不能趋利避害？况性命所系，晓然易见，若医者能愈人疾，彼何若不用？盖岭外良医甚鲜，凡号为医术者，率皆浅陋，又郡县荒僻，尤乏药材，会府大邦，间有医药，且非高价不售，岂闾阎所能辨，况于山谷海屿之民，何从得之！彼既亲戚有疾，无所控告，则不免投诚于鬼，因此而习以成风者也。近岁北医渐至，长吏父老，倘能使之转相传习，不亦善哉。”从这些呼吁中可以感受到，北医南至对于改善岭南的医疗卫生条件当功不可没，虽然这些人在治疗瘴疾时可能因率尔操觚，“用北方伤风、伤寒法，或汗或下”，使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毕竟慢慢地改变了“过桂林以南无医药”的状况。不仅如此，在改善生活条件以帮助当地居民抵御疾病侵袭方面，医家也提出了建议：“岭外虽以多暑为患，……间有一岁盛寒，近类中州，而土俗素无蚕绩，冬不挟纩，居室疏漏，未尝塞向墐户。忽遭岁寒，则次年瘟疫必兴。医者之治瘟疫，当以本法治之，而随其风土气候，与夫人之强羸，少出入焉可也。长吏父老，当化其民俗，使有御寒之具，庶不蹈于疾疢。”（注：《岭南卫生方》，第60、10、14、58-59页。）这些改良南方风土、化成民俗的建议是否得到实施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它透露出的信息不言而喻。医家既协助北人适应南方的自然条件，又在努力改善南方居民的生存环境，二者相辅而行，结果就是重塑了南方的社会文化景观，或许南迁之北人所见

所感的“中州清淑之气”，就呈现在这样的景观之中。

总之，宋元时期的医家在瘴疾的救治方面，显示出这样一条轨迹，即在理论上不断调适深化、在证治上逐渐提高细化，最终使传统中医理论得到升华，具有了更强的解释能力；在瘴疾的预防方面，医家不仅强调习其风土的重要性，而且更多地表现出以中原医学知识改造南方风土的热情，这种尝试对于促进南方民众的生活方式

和生存环境的改变，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疾病流行与社会文化变迁

宋时的字书往往将瘴疾解释为“疠”或“热病”。（注：如《原本广韵》卷4、《类篇》卷21、《六书故》卷33、《集韵》卷8、《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卷4等均是。）言瘴为疠，实沿袭前代人的看法。宋人已经认识到冷瘴“专与痎疟相类，秋来则多患此，天凉及寒时少有之，却与伤寒不同，不传染，不传经，无变证，所以易医”；（注：《岭南卫生方》，第18页。）释瘴疾为热病，是将瘴疾看作流行于岭南一带的地方病，故宋人云：“赣之龙南、安远，岚瘴甚于岭外。龙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宁头’，言自县而北达此地，则瘴雾解而人向安矣。”（注：（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10。）又云：“六十七里至兴安县，十七里入严关，两山之

第8章：20世纪80年代小说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小说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20世纪80年代小说发展脉络和主要作家作品。 【教学重点、难点】： 小说创作潮流与具体作家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课时】：6学时 【教学内容】： 一．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潮流 （一）伤痕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主要是控诉“文革”给人民留下的精神和身体创伤。 1979年11月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接着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其他还有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等。 2．特征： 现实主义的重新回归－真实性；个人性、情绪性、政治性；情感上的宣泄色彩，政治上的批判色彩；人道主义的回归。 （二）反思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反思文学是对建国后社会历史生活，特别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用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文学潮流。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反思：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冯骥才《啊》、张贤亮《绿化树》、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干群关系：王蒙《蝴蝶》、刘真《黑旗》、王蒙《布礼》、张弦《记忆》、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2．特征： 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以深邃的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来对历史进行反思与评价，致力写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环境中的命运与情感。 （三）改革文学 1．改革文学的兴起与特色： 改革文学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动物基因组计划和动物分子遗传学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突破性成果，国际上的动物育种已逐渐进入分子水平，从传统的育种方法朝着快速改变动物基因型甚至是单倍体型的方向发展。动物分子育种的理论和技术得到了不断完善，可以预见分子育种在动物中的广泛应用，必将迎来了新的畜牧科技革命，对21世纪世界畜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1．分子育种的理论基础 遗传学从产生起经历了经典遗传学、群体遗传学、数量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发展到现在的分子数量遗传学。孟德尔遗传学与数学相结合形成了群体遗传学，通过它来研究孟德尔群体的遗传结构及其变化，即群体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组成和变化。群体遗传学使孟德尔遗传学由家庭水平发展到了群体水平，而数量遗传学则是群体遗传学和统计学应用于数量性状的产物，是研究群体数量性状遗传与变异规律的科学。分子数量遗传学是分子遗传学与数量遗传学相结合诞生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分子育种就是以分子数量遗传学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动物育种方法。 动物育种技术随着遗传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经历了从表型和表型值选种，基因型值或育种值选种，发展到目前以DNA分子遗传标记为基础的标记辅助选种、转基因技术和基因诊断试剂盒等的分子育种。 2．动物分子育种 动物分子育种(animal molecular breeding)是利用分子数量遗传学理论和技术来改良畜禽品种的一门新型学科，是传统的动物育种理论和方法的新发展。从目前发展现状来看，它应包括两方面内容：基因组育种(genomic breeding)和转基因育种(transgenic breeding)。其中，基因组育种是在基因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DNA标记技术来对畜禽数量性状座位进行直接选择，或通过标记辅助导入有利基因，通过标记辅助淘汰（marker assisted culling，MAC）清除不利基因等，以达到更有效的改良畜禽的目的。转基因育种则是通过基因转移技术将外源基因导入某种动物的基因组上，育成转基因畜禽新品种（系），从而达到改良重要生产性状（如生长率、遗传抗性等）或非常规性育种性状（如生产人类药用蛋白、工业用酶等）的目标。 由于动物分子育种是直接在DNA水平上对性状的基因型或基因进行选择，因此其选种的准确性会大大提高，克服了传统动物育种方法的缺陷。按照常规育种方法要提高家畜的生产性能，如瘦肉率、产奶量、增重速度、饲料利用率等，人们往往需要进行多代杂交，选优交配，最后培育出高产、优质、人们期望的品种。然而，这种传统的方法存在着品种育成时间长、育成后再想引入新的遗传性状困难大等许多弊端，使带有新性状的品种可能同时也携带有害基因，杂交后有可能会降低原有性状。而分子育种能够克服传统杂交选择法的各种缺陷，具有高效、快速育种的特点，目前已显示出了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必将成为动物遗传育种学科发展的方向和21世纪动物育种的主流。 2.1基因组分析与动物分子育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际关系各简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际关系各简况 国际关系复杂多变，二战后，世界就形成了三类国家体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体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及新崛起的第三世界体系，随着国际舞台上国际组织不断增多和壮大，新产生的国际组织逐渐取代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趋势。国际关系的重点也逐渐转变为以经济为主。八十年代以后，国际关系以此为基础，具体体现如下： 一，八十年代美苏争霸的新态势 七十年代，美苏争霸的态势是苏攻美守，到了八十年代，这种情况完全彻底改变，美国对苏联的态度重新强硬起来，此转变是从卡特上台后开始的，其政策可概括为"卡特主义"，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苏联的全球攻势是对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的一个极大的挑战； 2、强调地区性安全结构，主张东欧、中东和远东联合起来建立相互协作机制； 3、下决心扩充军力，调整核战略，重新取得对苏优势。

卡特之后上台的里根在其政策上体现出与卡特一脉相承的特点，里根对苏政策被称为"新遏制政策"，重点如下： 1、扩充美国的军事实力，谋求打破与苏联的战略均衡状态； 2、组建阻截苏联的战略防线 3、以实力为后盾，执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方针； 4、开展对苏联的经济攻势； 5、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战。 该政策的最突出体现即"星球大战"计划，它正式名称叫"战略防御计划"原始目的是准备将"战略防御弹道导弹"拦截在到达美国之前，达到消除核威胁的目的。里根认为："战略防御计划"需要调动一切盟国的力量。该计划出台后，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这是美国推行强硬的军事新政策的反映，标志着美国核战略的思想的转变，寻于苏联而言，该计划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诱饵，正是该计划是苏联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展开了核军备竞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里根之后的乔治﹒布什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它是里根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的时候，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思潮等矛盾不断冲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国人的心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了。 社会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反应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方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两大方面的矛盾对立：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重新去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看待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就成为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阶层的经历和价值观利益观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也不同，社会心态也各有不同，我们下面主要是研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心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从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就更多的反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的心态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从他们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得出经过文革的影响的他们，社会心态是厌世和消极的，产生的极度不信任感才致使他们这么做。但是与选择自杀相比，绝大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伤口上进行反思的，他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逐步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唾弃迷信中的误导，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 从思想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去触及以往那些被奉为禁止的东西了。他们的心态开始逐渐变得更包容更开放，对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追寻人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美。从真理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慢慢发生改变，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问题，改变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一刀切的心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局限在那些条条框框的理论上。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心态也变得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起来。开始引进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社会上流行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

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人，習慣稱之為“80後”。這些人大多是獨生子女，從小便受到社會和父母的特殊關愛。“80後”被認為是生活在幸福中，沒經歷風雨、比較叛逆獨立的一代。也有大多數人認為：他們的心理脆弱、獨立生活能力差，並且自傲，是沒有主義、沒有信仰的孩子，他們生存能力差，眼高手低，社會責任感比較差。但思想個性獨立、叛逆性強、大膽地表現自己，善於自我欣賞。 今天，“80後”已開始走上社會舞臺，有的在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有的走上工作崗位，甚至到了談婚論嫁和生育後代的年齡。“80後”有著與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迥然不同的群體特徵，因而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爭議和關注。不少社會學者和教育工作者認為，“80後”正處於中國社會價值觀和行為方式轉型期，在他們身上，存在著不少較為明顯的缺點，但他們的昂然自信、富有創新精神，也是有別於60年代、70年代出生人的鮮明特點。 一、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核心價值觀：崇尚自由，重視家庭 在所列舉的“成就感、平等、自由、寬容、智慧、負責”六個詞中，23%的人選擇了“自由”，21%的人選擇了“成就感”，17%的人選擇了“寬容”，這說明“80後”是一個崇尚自由，喜歡無拘無束的，渴望實現自我的價值。這與社會對這個群體的評價是一致的。 在家庭、朋友、事業的重要性選擇中，超過50%的“80後”更看重家庭，這說明在市場經濟社會所帶來的文化觀念衝擊下，中國傳統的以家庭為紐帶的集體主義觀念在中國“80後”的青年群體的價值認同中，並沒有過多的被削弱。而在事業重要性的認同上，調查結果並不讓人意外，男女比例分別為34%、15%，男性的事業心較之女性強，更希望獲得工作上的成就感。 （二）擇業觀：個人本位，注重個人發展空間 調查顯示：“80後”的人群在選擇職業的時候更加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即工作並不傴傴是為了金錢了。在選擇工作的態度上，“80後”認為一份滿意的工作最應具有較大的晉升空間，而薪酬待遇位居其次，“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所處職位的高低”來選擇職業的各占了17%。也就是說，“80後”更注重個人的未來發展機會，而不傴傴唯錢至上。但他們的價值取向多樣化，注重個人本位，比較現實，“80後”工作者會比較少考慮組織的利益。

[整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张雷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650091）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灾害、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许多不足，本文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灾害疾病研究综述 一、以往灾害、疾病史的研究的阶段性发展 关于灾害及救灾的问题自古一直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上世纪20—40年代，他就开始起步了。当时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横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激化。自然矛盾的刺激，使社会矛盾白炽化，二者交织在一起，让人难辨是天灾还是人祸。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学者前辈从不同视角对灾害问题发表过各种见解和看法，涉及到许多方面，现在硕果累累的荒政史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更多的有识之士涉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1937年“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使得这种研究被迫中断。此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二十世纪50—70年代，是灾害与荒政问题研究的停滞阶段。在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因为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问题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此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从而陷入了停滞，仅在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有极少的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关注。“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9年，灾害史研究成果上一片空白。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灾害及荒政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渐好转，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更多关注，对减灾抗灾问题的日趋重视，尤其是1991和1998年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发生，学界对荒政史又重新给予了关注，并使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此研究的范围日渐扩大、视角逐步拓宽、方法更加多样化、成果也层出不穷，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但是长期以来，疾病医疗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所忽视，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尽管从社会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开始在海峡两岸逐步兴起，但仍处于草创阶段。关于疾病历史地理研究更是不足，所以疾病史地研究的潜力更大，需要我们历史地理工作者去发掘。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史研究成果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灾害、疾病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 1、对灾害、疾病史问题进行总体把握即对灾害、疾病问题宏观概括，总结其总体特征，历 史角度审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 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从人口、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探讨，认为不同的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社会对灾害的反应不同，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思路。卜风贤、惠富平：《中国农业灾害历史演变趋势的初析》（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对中国农业灾害进行总体的概括，并总结出了在中国农业灾害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两条趋势性的规律：一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灾害的发生有增加的趋势，农业生产的发展非但没有使农业灾害的发生减少或降低，反而日渐增多并加剧；其二是中国农业灾害的高发区与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基本一致，经济发达地区灾害发生的频度往往较高。我们可把前者称之为农业灾害时间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后者称之为农业灾害地域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卜风贤：《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提出对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灾害和饥荒进行综合研究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并从现代灾荒理念下理解，从古

工程管理专业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

展，具备工程技术及经济管理、法律等基本知识，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的高级工程管理人才。工程管理专业与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的知识结构相接轨，专业方向涵盖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管理经营、工程投资与造价管理、国际工程承包等方向。毕业生可从事工程咨询、工程项目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相关工作，专业覆盖面宽，从业范围广，社会需求大。

资格考证：EMCI）等。 发展状况 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科教育是在管理工程专业、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管理专业、国际工程专业、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教育的基础之上逐渐发展形成的。早些时候，国际上诸所大学院所中开设工程管理这门专业的也是寥寥无几，只是侧重于某些重点方面进行专门的专业教育，

高，将对工程管理专业及行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挑战。如何使工程建筑在质量、监理的水平以及创意上有所突破，都需要工程管理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在建筑施工组织和技术、工程开发和经营、财务的滚动和回收、整体规划的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工程管理的升级和同步发展，以适应发展变化的需要。业等等。 就业状况 工程管理专业的就业领域涉及建筑工程、工程施工和控制管理、房地产经营以及金融、宾馆、贸易等行业部门的管理工作。这一专业涉及就业领域对人才的大量需求比较普遍。从银行证券到酒店宾馆，从建筑企业到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急需补充大量的工程营造管理及相关专业的人才，因此人才市场上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该专业就业领域所涉及到的工作是：综合系统地运用管理、建筑、经济、法律等基本知识，侧重于工程建筑、施工管理以及房地产经营开发，并熟悉中国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进行企业工程开发建设项目的经营和管理。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修改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就业政策，为专业人才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完善了专业人才尤其是高校毕业生脱颖而出的市场机制。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北京招聘外地人才细则》等政策，使外地专业人才留京之路进一步拓宽。享受政策优惠的人才包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与失去的二十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与失去的二十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广场协议”的签订导致日元大幅升值,成为日本泡沫经济的导火索。九十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国内经济受到灾难性打击,陷入长达二十年的衰退时期。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泡沫经济之前的日本有相似之处,研究日本泡沫经济对中国具有深远意义。 本文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及崩溃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论述了对中国的启示,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泡沫经济的理论考察。对泡沫经济相关理论进行了基本梳理,对易于和泡沫经济相混淆的几个概念做了区分,对泡沫经济的形成机制及其 危害进行了论述,加深了对泡沫经济的认识。(2)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及原因。 按照时间顺序分三个发展阶段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回顾整理,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政府宏观经济决策失误是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直接原因,同时主银行制度的消极影响、法人相互持股制度存在弊端及日本实体经济自身问题的暴露对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3)日元升值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实证分析。选取股票价格作为资产价格的代表,通过Johanson协整检验分析其与日元兑美元名义汇率之间的关系,得到日元汇率与 资产价格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即日元升值对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4)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及后果:失去的二十年。从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原因、表现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失去的二十年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政府宏观经济 政策失误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导火索,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主要表现,金融业受到巨大打击、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失业率增加、居民消费下降及经济增速急剧下滑是失去的二十年的主要表现。(5)日本泡沫经

20世纪80年代中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问题在我国开始受到重视，政府倡导的社区服务在全国普遍展开。90年代初期，民政部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开始在中国大地探讨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社区的渊源及内涵 一、社区的产生 社区概念的提出，始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社区是指相对立的一种传统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和组织形态。此后，美国社会学家罗密斯第一次在译文中划分了社区和社会的概念，提出社区和社会是有区别的。认为社区是自生的，而社会是结合的;社区是同质的或异质共生的，而社会则是异质的;社区是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而社会则是相对开放的，相互依存的;社区 往往是单一价值取向的，而社会则是多元价值取向的;社区是人们感情和身份的重要源泉，而社会则是人们理性和角色的大舞台。 二、社区的内涵 国内外学者对社区的概念理解各有侧重，对社区的定义也是人人言殊，但对社区的地域性却是基本认同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社区成为多学科学者研究的对象。有的学者表述为“社区是若干个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地域里，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部分社会学家认为，社区是进行一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生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也有的学者指出：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还有的认为：社区是由聚集在某一地域内按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具有共同人口特征的地域生活共同体。可见，人们在概念的理解、定义的确定上各有不同，但大都同意在地域意义上使用社区一词。因此，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第二节社区的特征及构成要素 一、社区的特征 社区的概念既然是有一定地域范围的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那末它必然具有 以下几个特征。 1.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由于社区是社会成员的生活基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活动是在本社区内进行的，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消费各种生活资料，解决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需求，以此建立了多种社会人际关系，通过社区，共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因此，社区不仅包括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而且包括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大陆文坛出现的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反思”一词是哲学上的一个术语，含有反省、回顾、再思考、再评价、怀疑以往既成的结论等多层意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他们视野更加阔大、思考更加深入，反思文学从而应运而生。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在反思文学兴起的初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一个个事件的历史真实不断在文学中得到展示，而这些，也就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题材。这一时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悲剧性的，作家们在悲剧中倾诉了人民的苦难，贯注着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思考。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随着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从王蒙写作《蝴蝶》开始，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这样，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在反思文学的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它的一次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 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含。 背景社会条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家条件：“右派”作家归来；青年作家涌现思想条件：文学不再满足于暴露揭示伤痕，而试图对历史作纵深整体性思考。 类型 反思内容：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反思对象：较广泛，干部、右派、知青、农村、军营生活、商人、“内奸”等在文革中命运。思考触角，追索从左到极左的深层历史原因。 反思主体：复出作家、知青作家、女性作家可与“伤痕文学”相比较。特征 1.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从文革上溯到四清、大跃进、反右。再现反思社会灾难和人生悲剧。 2.反思历史，同时文学反思，作家主体、文体意识觉醒。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开始朝着价值多元的经济社会转型，面临着更加开放和意义多极的社会形态，以意识形态为轴心的新潮艺术越来越不堪负荷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压力，陷身于社会和自身文化的双重危机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先锋艺术要想继续保持先锋的地位和承担批判的职能，就必须首先完成自身方法论和价值思维的转换。而观念艺术以其开放的话语结构和回归现实的价值取向，为这种转换提供了无以替代的方法论资源。由此，很快受到了先锋艺术的青睐。“八五”运动后期，伴随着劳申伯格中国巡回展的影响，西方观念艺术话语被引入了中国二十年来，中国观念艺术从植入到生长，一直备受争议，国内对观念艺术的研究虽然不够成熟，但也渐成气候。大致看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新潮时期观念艺术的研究，九十年代观念艺术的研究和新世纪初行为艺术的讨论。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时期，新潮艺术在“八五”期间发展到了顶峰。然而，这一时期也潜隐下了观念艺术的种子。劳申伯格的作品巡回展“使中国观众几乎在毫无知识准备的情况下接触到了观念艺术”[1]。同年，《世界美术》杂志译载了勒韦特的《观念艺术》和罗伯塔.史密斯的《观念艺术论语》两篇文章，把观念艺术的概念引入了中国。一些新潮艺术家把观念艺术看作最前卫的艺术开始尝试着进行观念艺术的实验，出现了象黄永砅、吕胜中、徐冰、和张培力这类使用“观念主义”方式的艺术家，他们或以转化置换的方式把日常生活意象作为创作资源（如：吴山专、王广义），或以挪用再造的方式把中国传统和民间文化作为观念演绎的媒介（如徐冰、吕胜中）。 尽管学者们对于能不能把“中国观念艺术史”上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存有异议，但这一时期理论界对观念艺术的介绍引进和研究探索，在中国观念艺术史上的意义却不容置疑。大致看来，这一时期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国外文献资料的译介和引入。二是对国内新出现的一些观念艺术现象进行评价和研究。 新潮时期最早译介过来的是《世界美术》刊载的《观念艺术》[2]和《观念艺术论语》[3]两篇文章。两文都对观念艺术的功能和特点进行了阐述，其中以罗伯塔.史密斯的《观念艺术》论述的更为细致。它详细地分析了观念艺术的起源、特点和分类，深入地阐释了观念艺术运动兴起的原因及其意义。如作者在论述观念艺术特点时指出：“（观念艺术）是前所未有的对观念的强调”，而这种观念是“一系列庞大而杂乱的信息、主题和事物，用一件单一

20世纪80年代来我国幼儿园社会会领域课程沿革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50290238.html,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来我国幼儿园社会会领域课程沿革 作者：廖莉 来源：《早期教育(教师版)》2006年第06期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课程的发展，经历了从“常识”到“社会”的变化过程。该过程积累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去研究、借鉴。 一、20世纪80年代的“常识”课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幼儿教育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78年教育部颁发了《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80年又制定、试行《幼儿园教育纲要》，对文革期间在幼儿教育领域内反科学的种种谬论和措施，予以全面的拨乱反正。 该时期幼儿园课程的特点是，批判了文革期间幼儿教育成人化的做法，在指导思想上提出了主体观，强调课程的实施要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了活动观，重申了游戏、观察、劳动、日常生活等各个环节对幼儿成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发展观和个体观，指出幼儿教育应当运用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要求和方法来实施教育；并明确强调幼儿教育要发扬老解放区“一切为革命”、“一切为孩子”的革命传统教育思想。 然而，该时期的幼儿园课程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以“常识”课程为例： 1．课程目标单一，片面强调知识的灌输，忽视幼儿个性品质的培养；未能涉及幼儿社会情感、社会技能的培养目标：在社会认知方面，缺乏对自我认知、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 。 2．课程内容设置陈旧，局限于幼儿常见的日常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和常见的动植物等。李淑贤(1991)指出，从对刚入园幼儿的抽查结果来看，当时小班常识教材的10项主要内容，已有8项被50％以上的幼儿在入园前就熟悉了。课程内容对幼儿缺乏吸引力，难以引起他们的 兴趣。

教师专业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以来,经过20多年的理

教师专业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以来，经过20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已经发展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教育研究共同关注的课题，是当今教师教育改革的主流话语。分析教师专业发展现有的观念及存在的问题，探索教师专业发展的可行性模式，对于提升我国教师素质、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为一种职业，教师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在“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明确提出即将教师行业视作一种“专业”之前，教师更强调作为一种“职业”，在专业化程度上远不如律师、医生等。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教师行业缺乏严格的准入制度，教师的成长或发展缺乏科学的、独立的评价机制。在现实中教师弱专业化的重要表现就是“谁都可以当教师”，由于大量缺乏师范教育或教师教育训练的人员进入教育行业，教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整体质量不高，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健康发展。随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逐步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战略体系的核心，教育价值的重要性空前凸显，教育的质量、教师的水平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这种大背景下，教师专业化、教师专业成长被提了出来。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中明确宣告教师职业是一种专业。教师被界定为一种“专业”，意味着教师成为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可见，在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几千年里，教师专业化的提出和实施只是近五、六十年的事情。在我国，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的调整的基本措施》，指出：“教师职业本来就需要极高的专门性”，强调要确认教师职业的专业化。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第35次国际会议通过了《关于教师作用的变化及其对于教师的职前教育、在职教育的建议》，强调指出教师职业作为专业，必须重视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的统一性和教师培养的终身化。这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操作提供了指导性原则。20世纪八十年代，一篇题为《救命！教师不会教》的文章，引起了美国公众对教师质量的担忧，从而拉开了以“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的美国教育改革的序幕。在“教师专业发展”的理想体系里，教师队伍不再是一个大杂烩，成为一个具有严格准入制度的“专门化”行业，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这个理想的体系已经越来越向现实的实践转化。教师专业发展理念的产生及其贯彻执行随之成为教育研究与改革的热点课题。 那么，究竟什么教师专业发展？从广义的社会学视角来说，“专业”是依据社会职业划分的专门职业，即某专业相对于其他专业有着独特的技术、运行及评估机制，不同的专业之间强调相异的理念与操作系统。所谓的“隔行如隔山”反应的就是这个原理。教师专业发展就是要使教师职业达到“专业”化，也就是说，从事学校教育的人只能是通过特定训练而具备教师特质的人士来担任。从有关教师专业发展(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的研究文献来看，在对教师专业发展概念的理解上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教师专业发展等同于教师专业化 认为教师专业发展等同于教师专业化的理解又可以区分出三种情况。(1)二者同指教师职业从非专业或半专业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业的过程。在构词上，“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分别应该是“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在提出教师专业化理念的最初，两个概念在这种涵义上的使用比较多，人们对教师专业化的研究和实践，主要是从教师群体角度来关注。(2)二者同指教师个体从新手逐渐成长为专家型教师的过程。在构词上，“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分别应该是“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 (3)二者都包含了教师职业专业化和教师个体专业化两个过程。在构词上，“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既可以分解为“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又可以分解为“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 2．教师专业发展有别于教师专业化

20世纪80年代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面对毒品在全球日趋泛滥、毒品走私日益严重这一严峻形势，联合国１９８７年６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了关于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会议提出“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并建议将每年的６月２６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共同抵御毒品的危害。同年１２月，第４２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将每年６月２６日确定为“国际禁毒日”。 毒品泛滥是当今世界面临重大问题之一。据统计，全球约有２亿人在使用毒品，吸毒人群遍及全球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吸毒人群日益年轻化，年龄在１６岁至６４岁的人口中，约５％的人一年至少非法吸食过一次毒品。全球每年毒品交易额达８０００亿至１万亿美元，每年因滥用毒品致死的人数高达２０万，上千万人因吸毒丧失劳动能力虽然国际社会在遏制毒品蔓延、打击毒品走私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毒品问题仍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公害。据统计，全球约有２亿人在使用毒品，吸毒人群遍及全球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每年毒品交易额达８０００亿至１万亿美元。此外，全球每年因滥用毒品致死的人数高达２０万，上千万人因吸毒丧失劳动能力，吸毒人群日益年轻化。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认为，要想控制毒品泛滥问题，就要从毒品的来源——毒品种植入手。据联合国《２００７年度世界毒品报告》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６年全球鸦片总产量达６６１０吨，创历史最高纪录，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４３％。其中，阿富汗鸦片产量为６１００吨，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２０００吨。其主要原因是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０.４万公顷增至２００６年的１６.５万公顷。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指出，虽然全球毒品泛滥的情况目前已得到控制，但从根本上解决毒品问题任重道远。各国应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开展技术援助，并采取有效措施从

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成分的更改1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S O C I O L O G Y P K U 1 9 2 2 【编者按】徐规教授关于畲族名称、来源与迁徙的文章，引用大量古籍文献、族谱信息，详细介绍了宋代以来这支人群的历史变迁及可能追溯到的其祖先来源，分析了这一群体与临近族群之间可能的血缘联系，这一群体的曾用名，周围人群对他们的称呼，历史上可能的迁移路线等。这些文献 的研究和讨论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内部的族群差异和族际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认识在这片土地上居住过的各群体的族源与迁移活动、传统经济与文化活动的特征、集体信仰、在不同朝代中的社会地位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徐规教授的这篇论文是这一领域学术探讨的典范。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类历史文献研究开始被纳入“民族识别”的轨道而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中，成为政府识别一些群体是否可以被认定为独立“民族”的重要依据。我们从文章中看到，在中国历代古籍文献中，从来没有把这些群体（无论是“畲”还是“瑶”、“蛮”等）称为“民族”，文献中介绍的这些群体，只是一些在族源、语言、信仰传统、文化习俗等方面具有自身特征、也许在社会地位方面也与周围其他人群存在差异的群体。这些群体的人口规模或大或小，有时与其他群体合并，有时自身分解为多个更小的群体，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这些过程就是中国历史上群体演变的常态，与近代从西方引入的“民族”概念无关，也很难生硬地套入斯大林“民族”定义四条标准（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之中。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群体演变，只能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理解当年这些群体的具体态势和他们在历史上的自我认知，而不能套用现代政治话语来加以生硬的解读。 【论 文】 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成分的更改1 ——以西南地区为例 赵永忠2 本文结合西南地区，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有关民族成分更改的相关规定和具体做法作一简要的论述，希望对目前有关民族成分变更工作有所裨益。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改民族成分的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曾开展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民族识别工作。到1979年，我国55个少数民族识别工作顺利完成。到1990年止，经国务院确认的少数民族共有55个，加上汉族，全国共有56个民族。至此，祖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族属和民族成分、族称以及大家庭中民族成员结构等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为进一步解决好国内民族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 但是在民族识别工作中，特别是在1964年以前，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民族识别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对部分少数民族识别有误，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解放前长期遭受民族歧视，部分少数民族不敢申报真实的民族成分。如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民族歧视和压迫，迫使居住在贵州省石阡县汤山镇燕子岩、万安乡银丰村、亚新村、扶堰乡九龙湾、青阳乡桃子湾、鹅犁董、聚凤乡高坪指甲坝及县城、本庄、白沙的部分夏、姜、包三姓和江口县匀都土家族苗族乡漆树坪、桃映乡街上的胡姓隐瞒自己羌族的民族成分，而报为汉族。[2]又如满族本是贵州省世居民族，主 1 本文刊载于《学理论》2010年第6期，第49-52页。 2 作者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述评

理论前沿2002年第3期研究动态 43 [摘要]1980年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一直呈活跃局面。本文对国内学术界引介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情况以及 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概括。 [关键词]意识形态;热点问题[中图分类号]F03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1007-1962(2002)03-0043-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述评 鲁克俭 一、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引介 1.国内刊物对国外意识形态研究的译介。 1980年以来,国内刊物先后刊发了多篇国外意识形态研 究的译文。《哲学译丛》1980年第2期刊登了西方“马克思学家”L.柯拉科夫斯基《没有选择的人》一书中的一节“意识形态和理论”,该文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起来,并否定“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刊登的澳大利亚学者G ?马尔库斯的文章“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三种含义”,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探讨马克思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同期刊登的英国《新社会》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知识社会学”,介绍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第2期刊登的苏联学者达维久克季塔连科的文章“从‘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到‘重新意识形态化’观念”、莫斯克维切夫的文章“‘非意识形态化’理论的产生”、格拉诺夫等人的文章“‘重新意识形态化’———克服精神危机的企图”,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和后来出现的“重新意识形态化”思潮;《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 3期刊登的波兰学者M ?杜勃罗西尔斯基的文章“科学?意 识形态?世界观”,考察了“科学”、“意识形态”,“世界观”三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第5期刊登的苏联学者的文章“世界观与意识形态”,对“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 上述这些文章的作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都很熟悉,因而在行文中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通过这种渠道,国内学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已经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2.国内研究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评介。 从1980年开始,国内学术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介性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加之上述国内刊物对西方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译介,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评介性研究。《重庆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刘莘的“意识形态与科学: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首开这种研究的先河;紧接着《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张汝伦的“哲学释义学,还是意识形态批判?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争论述评”,考察了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此后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论文还有:《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金德万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乌托邦: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译 介”;《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张凤阳的“从意识形态与科学之争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化”;《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1年第1期龚政文的“意识形态与艺术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考察” ;《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4期陈振明的“评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等。 针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的评介性研究始于《哲学动态》1988年第10期姚大志的“西方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此后的评介性研究还包括《求是》1989年第 11期宋惠昌的“当代世界意识形态理论演变的基本特点”, 《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余平的“卡尔?曼海姆的意识 形态概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5期姚大志的“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曼海姆哲学的实质和意义”等。 此外,还有的研究者就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中争论的热点问题进行评介,如《哲学动态》1988年第3期王兼强的“国外对意识形态与科学关系探讨”;《哲学动态》1992年第7期姚大志的“西方对‘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的三种意见”;《理论学刊》1992年第4期岳文剑的“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兼析西方的‘意识形态非科学理论’”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语段教学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语段教学研究综述 郭利霞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段教学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目前已经成了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的一个热点,表现在研究角度全面,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内容丰富。但整体而言,语段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研究者应该认真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尽可能熟悉并熟练运用各种理论,使语段研究走向深入。此外,语段研究在教材建设、个案研究、理论应用等方面还非常薄弱,以后应该加强。 关键词:对外汉语;语段;教学;研究;成就;不足;建议 中图分类号:H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603(2009)0620112207 收稿日期:2009209229 作者简介:郭利霞,女,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A Summary of Studies of P assage in T 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ince 1980 G UO Li 2xia (Dep.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kai University ,T ianjin 300071,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actuality of the studies of passage in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analyzed the achievements and demerits in current studies. K ey w ords :passage ;teaching ;study ;achievement ;demerits ;suggestion 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界的“句群热”兴起 时,对外汉语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进行语段教学的重要性,呼吁应该重视培养学生成段表达的能力(刘镰力,1980;李玉敬、孙瑞珍,1980;任远,1984等),但应者寥寥。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汉语教师队伍的壮大,教学实践的丰富,语段教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入到了语段的教学和研究中,如施光亨(1991)、陈灼(1991)、吕必松(1992)、李杨(1993)、吕文华(1994)等。吴为章、田小琳(2000)的《句群》从分类、组合和切分、句群与教学、句群与语言研究等方面句群研究进行了描写和分析,陆俭明(2000)则明确提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推行“语段或篇章本位”的教学观,加强语段、篇章分析的意识,代替过去“句本位”的教学观。可以说,经过了 二十多年的摸索和探讨,对外汉语学界目前已经 形成了“语段热”。 什么是语段?多数学者认为句群和语段是同一种语言单位的不同表述。如:“语段也就是句 群”(杨石泉,1984);“语段指的是具有一定交际目的和内容及形式上相对完整的口头语言材料,常 见的是句与句组合成的句群、段落或会话。” (齐燕荣,1996);“语段又称句群”(陈福宝1998);“语段 也叫‘句群’、‘句组’、‘句段’、‘群句’”(涛亚2000);“语段指比句子大一级的语法单位,是由前后衔接连贯并有一个明晰的中心意思的一组句子 构成的语言片段,又称‘句群’、‘句组’” (张宝林,2001);“语段指由两个以上完整的句子构成的意 义连贯的一段话,语篇指话语篇章。” (郭颖雯,2003)也有学者使用“篇章”的术语,如郑锦全 第6期2009年12月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orth China E 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 ) N o.6 December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