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女性文学与道教渊源_覃问秋
作家杂志Writer Magazine2010No.12古典文学新探
摘要唐代是道教大发展的时代，也是女性文学大发展的时代，而成就最高的女作家几乎都是女冠。道教对女性的尊崇以及唐代女性入道的兴盛催生了女冠诗人，而女冠诗人女道的身份使得她们可以享受自由而广泛的社会交往，从而造就了她们的诗歌成就。
关键词：唐代女性文学道教渊源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女性文学大发展的时代。虽然唐代女性作家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皇后、公主、嫔妃、命妇，下至民女、女冠、女尼、娼妓，但在唐代享有盛誉的女诗人几乎都是女冠，如当时著名女诗人鱼玄机、李冶、元淳等均为女冠。而著名女诗人薛涛，古籍中虽未明确她为女冠，但她晚年著女冠服却是事实，实亦为在家修行的女冠。就诗歌数量而论，这些女冠诗人的存诗最多。其中，薛涛诗在《全唐诗》卷803中收88首，卷866中收1首，共计89首；鱼玄机诗在《全唐诗》卷804中共收50首；李冶诗在《全唐诗》卷805中收16首，《全唐诗补遗》收2首，共计18首。元淳诗在《全唐诗》卷805中收2首，《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中收4首，共计6首。占唐代女诗人全部作品的九分之一。
除了这几位著名的女冠诗人外，中唐还出现了一批“道姑诗人”，如卢眉娘、戚逍遥和杨敬真、马信真、徐湛真、郭修真、夏守真等。《全唐诗》卷863所收“女仙”诗以及卷864、卷865所收“神鬼”诗当中实际上就有不少属于女性道教中人创作的作品。
有人做过统计，这两部分女冠、道姑诗人的作品在《全唐诗》总计约210首（女冠约7位，存诗164首（卷797-805），又据卷863至865所收的女仙、神鬼诗中推测出其中一些也属于女冠诗，约42首，加上外编补遗收录的女冠诗4首）。唐代女冠诗人之多、创作数量之丰、艺术成就之高，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唐代女冠诗人，是唐文学创作的特殊群体，她们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唐代文坛造成了相当高的影响。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看，唐代女性文学与道教的关系的确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和研究，它涉及到唐代宗教思想、女性地位、士人生活与士风、市民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对这一论题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唐代社会文化，了解那个时代道教繁荣和发展的情况，以及宗教和文学之间相互的影响，同时，对于把握唐代女性文学的阶段性特征、品质和独特的美学风貌，进而从宏观角度揭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确立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可见对这一论题的探讨具有如文化史一样的双重意义。
二道教对女性的尊崇及唐代女性入道的兴盛
道教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它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形成之后又反过来对它的文化母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道教本身又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成为我们探索中国文化底蕴的一个切入口。因而，鲁迅先生曾指出：“前曾言中国的根抵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在《而已集·小杂感》一文中，鲁迅再次诠释此义：“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的大半。”日本学者橘朴也提出：“要理解中国人，无论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道教对女性抱有一种尊崇的态度，这是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鲜明特色。法国道教学者Cathrine Despeux说：“在中国儒教、佛教道教三种基本教义之中，道教在观念上对女性最抱有善意。”
道家理论肯定了男女的平等，认为“然而无名阴阳男女者，本元气之所始起，阴阳之门户也，人所受命生处，是其本也。生理性别，本阴阳元气，无贵贱之分。”“虽有男女，性无差别。”并且对男女互补衍生的客观属性作了进一步解释：“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阴阳自少至老，而分为五行。少阳成木，老阳成火。少阴成金，老阴成水。参而和之，而成夫妇。”道家哲学为尊重女性，提升女性意识，提高女性地位，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
罗时进在《中国妇女生活风俗》中认为：“在道教理论中，女性决非是可有可无乃至可轻可贱的，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独自愿望的社会角色。重阴阳等男女是原始道教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道教教义中，只要修行，女性像男性一样可以得道升天。道教继承了中国原始母系社会中的女神崇拜的传统，与其他宗教不同，“道教男神没有赶走女神，更没有使女神一个个变性；相反，原有女神不仅继续得到崇拜而且不断增添同伴，共同成为女修行者效法的‘楷模’”“大道不问男女，皆能有成。”“修仙修佛，希圣希贤，总无男女可分，惟在心志精虔。”女子通过得道修炼照样可以成仙启示了广大妇女她们有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唤醒了女性的性别意识，为女性打造了追求精神超越、自由自主地决定人生命运的钥匙。
而在唐代，李唐皇室为了抬高自身门第以抗衡山东士族，攀附老子为始祖，以老子为教祖的道教遂被尊奉为国教，道教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对唐代文学包括唐代女性文学的的影响尤其深刻。
唐代帝王从初唐开始就崇重道士，对名道士大加优宠：召入宫禁问道、亲受道豫、赏以宝物、加以官爵、封以尊号。上所好者，下必趋焉，唐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大力推崇，使得整个唐代社会形成了崇尚道教的风气，孟浩然《梅道士水亭》诗云：“名流即道流。”一语道明了道士在社会上的尊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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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道教提倡的自由平等观念对妇女的吸引，更由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唐代社会女性入道蔚然成风，其中不乏帝王之家的后妃和公主，女冠的人数之多历史颇多记载。根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卷83与《唐会要·尊崇道教》卷50的统计，唐诸帝的211位公主中就有15人入道。而据《大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观，总共1687所，1137所道士，550所女道士。”又据《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载：“天下观1687所，道士776，女冠988。”1764名道士中，女道士竟有988人，占了57%。
这群入道的女性中，就有李冶、鱼玄机和元淳等一些才学不凡的女诗人，她们以出众的才情和坎坷的人生际遇，成就了“女冠诗人”的显著声名。下面试从社会历史和宗教文化的整体背景出发，探索女冠诗人人生求索的轨迹与她们创作的关系，从而证明道教对唐代女性文学具有的深刻影响。
三女冠诗人的女道身份及社会交往与创作的关系
1入道为女性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生活空间，催生了女冠诗人
道教发展到唐代更具有“主生”、“主乐”性，追求长生不死、追求人间自由快乐是人们求道信道的目的。正如葛兆光先生所剖析的那样：
“道教既不禁欲，又能长生，既能得人间富贵，还能成仙了道；既快活，又高雅，真是妙不可言！当然人们在俗世中如有不如意，也可以到道教中来，既可享享清福，做做神仙梦，可以借此为‘终南捷径’”。
而唐代宽松而优越的道教政策以及由此营造的崇道的社会文化氛围，使道士和女冠逐渐成为唐朝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阶层。施蛰存先生说：
“妇女入道也是改变阶级地位的一个办法。在宫里做公主，不能随便接见外人。做了女道士，就改变了身份，可以自由邀集门下清客了。社会地位、家庭门第本来不高的妇女，做了女道士，就不属于她原来的阶级，因为僧道不在四民之列。这样，她们就有资格结交达官贵人。皇帝不能宣召一个平民妇女进宫去，但可以请一位有道行的女道士进宫去。”
高利华先生也说：
“道教发展到唐代,正趋于风流、迷乱、狂热时期，虽身价陡增、应者云集，但作为一门宗教严格地讲道教还没有真正定型成熟，许多仪式，如神谱、斋戒、清规等，都未正式形成规范。道教徒们凭着狂热的信仰，以想当然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表现出相当世俗化的倾向，以满足现世生活的种种企求。道教既清雅、又不禁欲，把男女之交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道教在养性和全生方面是最实际的、也是最关注现实的，它把两性关系堂而皇之地归结为阴阳互补、衍生全性的关系，所以在唐代，道教徒不像儒者那样斤斤计较男女之大防，女冠风流冶艳也属情理之中。”
这样，一方面女道士们摆脱了家庭的羁绊，摆脱了世俗纲常伦理的管束；另一方面唐代教门清规戒律不很严格，于是她们便成了唐代妇女中颇为自由风流的一群。她们常常四处游历名山大川，公开出入于宫廷、王府，广交达官显贵，其中颇富才华者更是与当时的文人士子往来密切，与之诗词酬醉、吟风弄月、弹琴对弈，同席共饮、联袂出游，戏谑谈笑，无所不至。
比如，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后既可以继续享有公主特权，享受人间奢侈豪华的生活，又可以“自由邀集门下请客”，“招集诗人文士宴会作乐，俨然像法国十七、八世纪贵族夫人主持的‘沙龙’”。鱼玄机更是社交场上的“明星”，“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
浪，懵学辈自视缺然”。而李冶，《唐才传》更是记载：“天宝间，玄宗闻其诗才，诏赴网，留宫中月余，优赐甚厚，遣归故山。”
这些广泛的社会交际活动，开拓了她们的视野，丰富了她们的生活，使她们有了更复杂更深刻的人生和情感体验，思维空间变得相对开阔。而文学创作，就必须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本来妇女的形象思维能力，即文学创作能力并不亚于男子。而中国古代妇女被礼教的枷锁所束缚，终生足不出户，“虽文藻出于天娴，而范思不逾闽外”，她们的文学创作能力最终成为“闭锁深闺的灵鸟、埋没地底的宝玉”。而一旦进入适当的生活环境里，她们的文学创作生命就会得到复苏，唐代道教正好为当时的女道构筑了这么一个相对适应的环境，使一些女道的文学才华得到施展。
另外，不少道书，如《周易参同契》、《黄庭经》、《悟真篇》等，都是用诗歌形式写成的，《真诰》中也有不少女仙用诗歌开悟世人，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女道士能懂诗，最好还能写诗。
于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唐代女冠阶层中涌出了一大批女冠诗人。正如章学诚所言：
“且如声诗盛之于唐，而女子传篇亦寡。今就一代计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涛、鱼玄机之人。其他莫能并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礼法名门，篇简自非义之诚，此亦其明证矣。夫倾城名妓，屡接名流，酬答诗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谓善藉辞炙。”
尽管这一段话颇有贬义，并将女冠与坊妓并举，但不可否认，社交的自由给了女冠们更多的生活空间和人生体验，从而催生了女冠诗人的出现。
2女冠与文士的交往，使女冠诗人获得了创作的素材和氛围，提高了她们的创作水平，也成就了她们的诗名女冠诗人摆脱了家庭及世俗的伦理羁绊，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社交的对象，而颇具才华的文人学士是她们最喜欢与之交往的一个群体。同样，在崇道的社会氛围中，那些文士名人对脱俗超凡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女冠也都很垂青，乐意并积极主动与之交往。他们有的还与女冠结下了深深的友情，甚至演绎出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流传了许多文坛佳话。
例如，李冶入道之后，与刘长卿、皎然、陆鸿渐、朱放、韩揆之、阎伯钧、萧叔子等文人名士有亲密交往。薛涛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张籍、王建、李德裕、裴度、张枯、吴武陵、严缓、杜牧等都有往来。而鱼玄机也与李郢、左名场、李亿、温庭筠、李近仁、刘尚书等数名文士有恋情关系。
《唐名媛诗小传》记载了薛涛与元稹的交往情况：
“初，元稹知有薛涛，未尝识面，及授监察御史，出使西蜀，……严司空潜知意，每遣涛往侍。元矜持笔砚，涛走笔作《四友赞》，其略云：‘磨扪虱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媒而默默，入文亩以休休。’元大惊服。后元公赴京,涛归浣花所。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笺，涛别造新样小幅松花纸，以百余幅寄献元公。元公于松花纸上题诗赠涛曰：‘锦江滑腻岷峨秀，幻作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元稹身为重臣，亲为薛涛敬持笔砚，男女相对吟诗作文，自然别有一番情趣。除元稹外，给薛涛写过诗的文人还有白居易、王建、刘禹锡等人。
和尚皎然也有一首《答李季兰》诗，写得很特别：“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在诗中，诗人尽管婉拒了李冶的求爱，但其中欲却还休的缠绵却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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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体会到的。朱放的《别李季兰》则明白地表达了诗人对李冶恋恋不舍的深情：“古岸新花开一枝，岸傍花下有分离。莫将罗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肠断时。”
唐五代词中常见的词牌《女冠子》就有很多即题描写与女冠与文士风流韵事的作品。如《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宪曾填《女冠子》：“蕙风芝露，坛际残香轻度.蕊珠宫，苔点分圆碧，桃花践破红。品流巫峡外，名籍紫微中，真侣墉城会，梦魂通。”
女冠诗人与文士的广泛交往，大大开拓了女冠诗人生活和精神的空间，触发了她们的创作激情，同时也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比如宴饮集会时，男女诗人们写景咏物、唱和赋诗，或是别后你赠我唱、礼尚往来。翻开《全唐诗》，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文士名人与女冠相互寄赠唱和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女冠诗人的集子中也比比皆是。李冶传世约16首诗中就有10篇，如《寄校书七兄》、《寄朱放》、《道意寄崔侍郎》、《结素鱼贻友人》等均是这类作品。而《薛涛集》中这类作品更多，据大概统计，《薛涛集》中题中为“酬、和、次韵”的诗歌有15首之多，鱼玄机也有8首。如：“珍簟新铺翡翠楼，泓澄玉水记方流。唯应云扇情相似，同向银床恨早秋。”（鱼玄机，《酬李学士寄簟》）“千叠云峰万顷湖，白波分去绕荆吴。感君识我枕流意，重示瞿塘峡口图。”（薛涛，《酬雍秀才贻巴峡图》）
而与文士相恋的情感经历和心路历程更是成为女冠诗人写作中最自然的切入口，是她们创作的最大源泉。《全唐诗》存录的210首女冠诗中，写与文士产生恋情，为爱情所困的苦恼与相思之情的约有108首，占一半以上。
如李冶诗作《寄朱放》、《相思怨》、《寄校书七兄》、《送韩揆之江西》、《得阎伯钧书》、《道意寄崔侍郎》、《送阎二十六赴刻县》、《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等，对心仪的男子或是表达留恋之意，或是寄托相思之情，用情之深显而易见。鱼玄机也在与众多名士的交往中大胆地寻觅着真情追求着爱情。她的《寄飞卿》、《冬夜寄温飞卿》、《迎李近仁员外》、《和友人次韵》、《暮春有感寄友人》、《期友人阻雨不至》、《赠邻女》、《寄刘尚书》、《酬李学士寄簟》、《暮春有感寄友人》、《访赵师不遇》等诗，都直白地表达了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和相思的难言痛楚。从这些作品中，也可看出女冠诗人与当时文士交游酬答极多，生活丰富多彩，浪漫风雅。
比如，“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李冶，《相思怨》）；
“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萎萎”（李冶，《送阎二十一六赴刻县》）；“相思无晓夕，相望经年月”（李冶，《寄朱放》）；
“相看指杨柳，别恨转依依”（李冶，《送韩揆之江西》）；“旦夕醉吟身，相思又此春”（鱼玄机，《寄国香》）；“春来秋去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稀”（鱼玄机，《闺怨》）；“自叹多情是足愁，况当风月满庭秋”（鱼玄机，《秋怨》）；“画炯春眠朝未足，梦为蝴蝶也寻花”（鱼玄机，《江行》）；“门前红叶地，不扫待知音”（鱼玄机，《感怀寄人》）；“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鱼玄机，《江陵愁望寄子安》）；
“愿得西山无树木，免教人作泪悬悬”（鱼玄机，《折杨柳》）；
“自惭不及鸳鸯侣，犹得双双近钓矶”（鱼玄机，《闻李端公垂钓回寄赠》）。这些都是女冠诗人著名的爱情诗句。
与文士们的交往相恋、相互酬唱，不仅激发了女冠诗人的写作热情，而且也有利于她们创作水平的提高。如鱼玄机诗情远寄的语言特色与友人温庭筠同出一辙；李冶在创作中惯用移情和烘托，如于“郁郁山木荣，绵绵野花发”（《寄朱放》）中寓思念之情，借“繁霜月”、
“苦雾时”（《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衬孤病之状，令作品显得含蓄幽婉，与当时大历诗人的创作手法不谋而合。
另外，唐代女冠诗人的诗作得以流传，她们的诗名得以广播，这也完全得益于她们广泛的社会交往，得益于跟文人名士们的酬赠唱和。在封建社会里，因“女子无才便是德”，以致女性的才名不出闺阁，大多女性的才华被埋没，不为世人所知。如《全唐诗》卷799载，进士孟昌期妻孙氏,“善诗，每代夫作，一天忽曰：才思非妇人事，遂焚其集。”以致只有三首留存。
女冠诗人们是唐代社会上特殊的一群，她们女道的身份使得她们有机会与文士名人广泛自由地交往、酬唱，这样借文士名人之名或之手，她们的诗篇得以保存，她们的诗名也得以传播开来。比如李冶的诗不仅受到才士们的夸赞，名声之大竟为皇帝所闻，因而有“无才多病分龙钟，不料虚名达九重”（李冶，《恩命追入留别广陵故人》）颇为自得之句。薛涛也以诗名受知，历事十一镇。而鱼玄机“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
所以，谭正璧先生说：“蔡琰、王嫱之绝塞长征，李冶、薛涛之浪漫交际，李清照、朱淑贞之颠沛流离，便充实了她们干枯的生命，助长了她们蕴藏未露的天才的发展，使她们得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一地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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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覃问秋，女，1963—，广西柳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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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代妇女地位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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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讲魏晋、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 阶段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 政治：国家分裂，出现民族大融合；中央集权制遭到破坏，三省制雏形出现；九品中正制，士族势力强大。 经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江南得到开发，北魏均田制形成，草市产生。 科技文化：三教并行，儒学危机；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和民族融合的特点；书法、文人画等成为自觉艺术。 隋唐时期(581～907年) 政治：由政权并立到走向大一统，民族融合；中央集权加强。 经济：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农耕经济繁荣；手工业发达，瓷器出口；商品经济繁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繁荣；重农抑商政策松动。 科技文化：政策宽松，出现了三教合流的趋势；科技领先世界，文化繁荣，形成中华文化圈。 一、魏晋至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 (一)君主专制的演进 1.魏晋南北朝：形成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体制。 2.隋唐：三省六部制 (1)内容 ①三省：唐朝中央的三省为中书、门下和尚书，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 ②六部：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2)影响 ①三省相互牵制和监督，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 ②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造，以后历朝基本沿袭。 (二)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加强
1.背景：唐中期在地方设节度使，名为朝廷藩镇，实为割据势力。 2.问题：安史之乱后形成藩镇割据局面，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 (三)选官制度 1.九品中正制 (1)含义：由品评官评定人才优劣、然后授官的制度。 (2)盛行朝代：魏晋南北朝。 (3)选官依据：门等出身。 (4)弊端：不注重才能，真正有才学，但出身低微的人很难为官。 2.科举制 (1)形成：隋炀帝时设立进士科，科举制形成。 (2)完善：唐宋元继承并完善了科举制。 (3)作用 ①把读书、考试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有利于打破特权垄断、扩大官吏人才来源、提高官员文化素质。 ②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 二、魏晋至隋唐时期的经济 1.农业 (1)耕作技术：魏晋南北朝时，北方旱地形成耕耙耱技术，南方水田也形成耕耙技术。 (2)生产工具：隋唐时江东地区出现曲辕犁。当时已经安装了犁评，可以调节犁耕的深浅，标志着中国古代犁耕技术的成熟。 (3)灌溉工具：唐朝时创制筒车。 2.手工业 (1)冶金业：南北朝时出现灌钢法。 (2)制瓷业 ①北朝烧出成熟的白瓷。 ②唐朝形成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 ③唐朝越窑的秘色瓷极为名贵。
唐朝饮食文化
唐代的饮食文化 [摘要]由于统治者的推崇，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唐代饮食文化中也具有了浓厚的道教色彩。虽然唐代人们食用的蔬菜主要来自园圃的供应，然而采食野菜仍是当时饮食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一来利用野菜充饥，二来也为自己的食物增添新爽的口味。在唐代，唐朝饮食文化与外国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 [关键词]唐代；饮食；文化；道教；野菜；酿酒；胡食 一、唐代饮食文化中浓厚的道教色彩 唐朝建立后，统治者因为自己姓李，于是将老子李耳追命为李唐王朝的始祖，倍加推崇道教，使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仅次于佛教的重要宗派。因此，一些道教的习俗风靡了全国，道教对唐代的饮食也有了深刻的影响。 1.鱼、肉在饮食中受到多方限制 道教的教规对信徒的日常饮食有严格的约束，禁食荤腥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唐朝统治者为了追尊道教，将道教的禁忌推行全国，使全国百姓都以此为约束。734年十月特下令“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宰杀渔猎”。这样，大唐的百姓即使不信教，也必须遵循此制，前后食素三天。 道教经典中认为龙多为鲤鱼转化而来，神圣不可侵犯，食之者将遭遇大祸，加之“鲤”与“李”谐音，唐代统治者于是严禁捕杀食用鲤鱼。731 年正月唐玄宗下令“禁捕鲤鱼” ⑵，凡捕得鲤鱼者必须放生，街市有贩卖鲤鱼者杖六十⑶。推而广之，唐代统治者更是制定出一系列条例，限制钓鱼食用，将禁食鲤鱼推广到限食一切鱼虾。因此，在唐代鱼类经常成为难入肴馔的珍稀。 2.道教名词在菜肴中频繁出现 道教名词频繁地出现在饮食、菜肴之中的情况在唐代前基本没有，然而在唐代的菜谱中却经常出现，形成一种时尚，。用道教名词命名食品、菜肴大体可分为如下三类：（1）直接称之为道人的，如“菊道人”⑷。（2）用“神仙”、“仙人”命名，如“玉桂仙君”⑸、“仙人鸾”、“八仙盘”、“神仙粥”等等。（3 ）用道教传说或典故命名。道教讲求长生不死，所谓仙，按照《释名·释长幼》的解释是“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按照这一说法，唐人食品、菜肴中便产生了许多以“长生”、“长命”来命名的肴馔，如“长生粥”、“长命面”等等。 3.道教节日及节日饮食习惯引入民间 由于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道教节日在唐代颇为流行，节日的饮食习俗也被带入了民间。道教将上元、中元和下元分别作为天官、地官和水官大帝的生日，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唐代统治者将三元节进一步推广，下令民间百姓也必须遵守三元日食素并且禁捕杀渔猎的规定。今天上元节即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
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 道教是在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传统宗教，它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它以道和德为教义的核心，吸收了道家哲学的部分内容，以神仙思想为其中心思想，精、气、神的理论是其思想的最高理论。道教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塑造，对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潮都有深远影响，更有甚者，道教的很多题材直接进入文学作品，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道教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塑造所产生的影响 道家与道教的精神做基础，道家与道教的戒条，也就是中国文化教人为善去恶的教育范本，它以天道好还，福善祸淫的因果律做根据，列举许多做人做事、待人接物的条规，由做人做事而直达上天成仙的成果，都以此为标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潜移默化中已经接受了这样的道德观念，于是也相信有一种超越自然力量的“道”存在于世间，而这个“道”在一般人那里就是“良心”，就是一种敬畏观念，而在知识分子那里，便成为一种道德行为规范。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些文人进行文学创作也多半遵循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人在世应多行善事，行善事会有好的报应。 在道教观念的影响和塑造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也有较强的适应性，他们不仅能入世，也能出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他们都能安然处之，道教主张轻功名，重生命，道教的主要经典《道德经》大抵以虚静无为、冲退自守为事，这种不与世争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文人在失意之时能够得到一种自我解脱，儒教使中国人处于工作状态，道教使中国人处于游戏状态，道教的自然主义，正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的心灵的止痛药膏。在这种处世哲学下，中国文人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在不同的心境下写出不同的作品，李白是这样，苏轼是这样，还有很多的文人都是这样，在一种淡泊的心态下也让他们的文学作品有了更多的风采。 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潮的影响 道教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极大。《庄子》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寓言哲理著作，寓言故事并非人世间所真正有的事情，一般都是作者通过现实生活中所残留的现象来想象而构成的虚拟世界，庄周在其幻想的国度里构建了自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理想世界，其丰富瑰丽的想象开启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的大门。屈原的《离骚》现实叙述与幻想驰骋相交织，同时蕴含着哲学、宗教、文学等多重因素，是远古神话传说的直接的和完全的继承者，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也在后世薪火相传，汉代的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郭璞、鲍照、陶渊明、盛唐的李白、中唐的李贺以至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以及明代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汤显祖的“意趣神色说”等浪漫主义的美学理论，明清的小说家吴承恩、蒲松龄，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甚至清代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的开端部分也极具浪漫主义色彩，“游幻境”的片断实际上是对人物形象的一次总结，具有强烈的神奇魔幻的色彩。 总而言之，道教的思想观念中崇尚自然“无为”，反对“有为”妄动，反对人为物役，欣赏率性“逍遥”，老庄重视自然，反对人之妄为对自然本性的束缚；孔孟则强调礼教，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老庄的思想影响文艺，使之以追求自然美为最高境界；而受儒家影响的文艺则推崇雕琢美，在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这样两种观念也明显并存，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各有侧重罢了。 道教题材直接进入古典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受到了道教的影响，甚至还有很多作品直接以道教神话故事为题材，使得中国古典文学表现了丰富多彩的特色，其中魏晋游仙诗、玄言诗、山水诗，唐代山水诗、田园诗、吟咏道教的诗、宋元的话本、元明的戏曲以及明清的小说很多都带有一定的道教色
浅谈唐代女子教育
浅谈唐代女子教育 唐代无疑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放的朝代，它的“开放性”特征为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女子提供了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历史舞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唐代女子享受了比前代女子更多的自由以及更大的受教育权。下面我将从伦理教育、家庭教育、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四个方面谈谈我对唐代女教的了解。 我国古代一直是男权社会，男女“生而不平等”比比皆是。即使在唐代，女子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任然是服从男权社会，使其更地顺从丈夫、侍奉公婆、治家教子，所以“三从四德”依然是伦理教育的主要内容。三从四德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唐朝女教书《女论语》、《女孝经》等妇德教育文献，都围绕封建伦理道德，具体阐述了妇女礼教规范。核心是让女子知晓为妇之道，以便日后很好地“事夫”。此外，唐代还很注重对女子“孝”的教育，唐玄宗颁布重出了《孝经》，鼓励和倡导全社会进行孝的教育。 虽说操守贞节是古代对妇女的最基本要求，但唐时少数民族的各种风气强烈地冲击了汉族原有的封建礼教桎梏，唐代妇女也受此影响，不少女子冲破世俗观念，主动追求爱情，未婚少女自主选择婚姻、已婚妇女离婚改嫁或夫死再嫁的例子在唐代也不胜枚举。而且唐朝社会诸多“妒妇”和“惧内”的事例，不仅反映出唐朝女子泼辣果敢的个性，也反映出她们不依赖丈夫，自信独立的特点。这与唐代女子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她们有了文化知识，本身素质提高，对地位的要求当然也有所上升。 在唐代，普通人家的女子也是无法获得受教育机会的，所以女教的普遍模式依然是家庭教育，只能在家庭接受父母兄长特别是母亲的言传身教。由于母亲的教育与子女的成才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对女子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正因为唐代女子普遍受到教育，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质，也促使她们教育出一批优秀的人才。 对女子而言，社会对她设定的角色是一个能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操持家事的贤妻良母形象。因而，家政技能是母亲对其进行家教的主要内容。女子在出嫁前要接受纺织、助祭、采桑养蚕等家务工作的训练，以便将来在夫家能操持家务。需要指出的是，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影响下，唐代女教允许女子所掌握的知识，基本停留在识字、记数以及浅易经书的启蒙教育水平。 在古代艺术世界的殿堂里，唐代妇女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女子艺术教育成就主要集中在诗歌、歌舞和书法领域中。 在诗风鼎盛的唐代，女子学诗已成普遍现象。而公认为成就最大的是居然是社会地位低微的娼妓、女冠。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娼妓女冠们大多生活经历颇为丰富多彩，饱尝世间冷暖，因而她们有更多的人生感慨和复杂情绪；再着她们的身份地位特殊，较少受到世俗礼法约束，有更广泛的社交生活，取材相对容易，因而她们的思想精神更加自由流动；同时受到来往文人骚客的熏陶，文化修养随之提高。比较出名且保存诗作最多的是薛涛、鱼玄机，李冶，她们与刘采春并称唐朝四大女诗人。 在唐代，女子的歌舞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的教育机构——教坊和梨园，教导宫人女子音乐和舞蹈的技艺，教授的乐舞内容也比较多元化，既有中原传统乐曲，也有从西域传入的胡人舞蹈和音乐，这是在其他朝代是很难看到的。这开启了女子艺术教育的风气，使唐代女子的艺术素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道教对古代小说的影响
道教对古代小说的影响 与其它宗教一样，道教代表了人们对自身能力的幻想和超越，反映了人们内心最深处一些不可能实现或不被社会现实容纳的愿望，这从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历史上众多无神论者对宗教已进行过无数次深刻批判后，在人类思维和科学技术相对昌明的今天，宗教仍然存在并且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道教中的神仙思想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道经所描述的彼岸世界和神仙，衍生出不少神话故事。 道教神仙们那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状态刺激了作家的想象力，使得它们的作品总带有一定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而不同于佛教高层的是，道教的仙真们不那么高高在上，更加贴近现实，比如那些地仙、鬼仙，他们的行为往往就与现世的人一样，更容易为普遍民众接受，更容易被小说作者模仿。 道教小说的孕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神仙传说。诸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一类作品，已有不少神仙传说内容。东汉时已有不少神仙故事在流传，所以才有王充《论衡》的问世。随着道教的建立和道教活动的逐步展开，各种新的神仙传说、道教故事不断产生。较早的有托名刘向的《列仙传》，继之有葛洪的《神仙传》，以及《三茅真君传》、《洞仙传》等，都是在这种气候下产生的。 两晋南北朝时期，以神仙鬼怪为内容的志怪小说甚为流行。 鲁迅评价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研究志怪小说的起源和发展，不难发现它和宗教的密切关系。中古社会宗教迷信的规模声势，影响都远超前世，神灵观念深入人心，其中以道教为甚，在民间社会最有市场。道教集中国以往一切迷信之大成，把巫术、神仙、纬、卜筮、符咒说等等包容兼收，创造出诸多神仙，无时无处不在。精怪神灵，层出不请，遍布人间，而道教法术，神通威灵，变化万端。宗教迷信和神灵观念如此发达、深入人心，本身又如此繁复，这是必要造成大批先到股市的产生和流传，不仅前代产生的旧故事传说会得到传播的几回，而且新的故事传说也会大批产生，这样志怪小说就有了极为丰富的素材来源和各种题材内容。 魏晋之际在道教史上为开教时期，一些道教学者或深受仙道思想影响的文人，尝试整理以前出现的妖怪变化思想与故事传说，企图为这新型的宗教建构一套理论。诸如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刘敬叔的《异苑》、刘义庆的《幽明录》、王嘉的《拾遗记》、任防的《述异记》以及题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等等。仙道思想一方面是道士实践其养生术的哲学依据另一方面也提供林林总总的仙道故事传说。这些代表人物诸如干宝、葛洪等，他们在浓厚的道教风尚中，具有方士、道士化的文人性格，因而他们能在道教发展的初期，搜集大量妖怪变化神话与故事传说，并以其奇特的卢纶边说仙道变化思想。 两晋南北朝的道教文学在小说中占着主导地位。南北朝时期，有关神仙方面等道教内容的故事不断增添，丰富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 隋唐开始，中国小说进入重要发展阶段，在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出现了传奇小说。 一些道士和奉道文人借鉴传奇家之笔法，创作了道教传奇小说。鲁迅先生指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
略谈唐代墓葬中的道教因素
道教与李唐王朝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使得它在唐代具有了国教的性质，并保持了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在李渊起兵前后，道教徒们为他制作图谶，大造舆论，甚至给以经济资助，有的还直接参加了他的起义队伍。茅山道士王远知曾向李渊密告符命，李淳风借老君之口宣称李渊乃受命之君，楼观道士岐晖则测定李渊必是“真君出世”。李渊称帝后，即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祚有应”，“历数有归，实惟天命”［１］，并确认他与道教教主老子的一脉相承，尊老子为始祖，还对道教徒大加封赏，努力提高道教地位，并由此掀起了唐代崇奉道教的热潮。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推进高祖李渊的崇道抑佛政策，积极兴建道观，并为一些道观书额。唐高宗封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并立祠堂，天下诸州广置观所；还下令以《老子》为上经，令天下百官皆习，并把它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对道士也是倍加优宠，让他们隶属宗正寺，把道士作为宗亲对待。唐玄宗更是神化“玄元皇帝”，大批制作玄元皇帝的图像，颁行天下，同时，他又积极开展对道经的收集、整理、注释和传播，不断扩大道教的影响。 “安史之乱”后，各地道教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统治者的崇道活动也有所减弱，但崇尚道教、尊奉其祖玄元皇帝的既定政策仍然作为维系李唐王朝的精神支柱而继续受到重视，从而促进了道教在中唐以后的恢复和发展。 道教在唐代臻于极盛，对全社会的影响力也就大为增强，在唐代墓葬中表现也相当突出。道教信仰的内容庞杂，主要来源于原始巫术、秦汉方仙和先秦道家的思想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创建发展起来的道教，谙熟符咒禁祝的祈禳压镇，擅长炼丹服食的神仙方术，注重养性修身的养生之道。道教为世人描绘了极乐的境界—— —神仙的理想生活，于是神仙世界成了世人企及的至高境界。道教又是一种极其贴近世人生活需求的宗教，它为自身作了很好的定位，即在人与神鬼之间充当媒介，以法术沟通人神，阻隔人鬼，成了世间的拯救者。道教施法需要借助灵器来完成，其符印剑镜就成为上通神明、下达鬼怪的神物，人们在试图躲避象征死亡的鬼魅世界时，会想到借助符印剑镜等道教法物来作为护身的法 略谈唐代墓葬中的道教因素 武玮 （河南博物院，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２） 【关键词】唐代墓葬；道教；镇墓石；柏人俑；石真；壁画 【摘要】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在唐代得到迅猛发展，其表现在墓葬方面，出现了大量的与道教有关的镇 墓石、柏人俑、石真、十二时俑等随葬用品，同时墓葬壁画中反映道教升仙题材的内容也更为繁兴。 ５ －－
略论唐代妇女的经商活动
略论唐代妇女的经商活动 唐代妇女的经商具有被动性，多因寡居，生活无着不得已而经商。由于她们经济力量不足，只能选择投资少、资金周转快的行业，所以经商的行业面相当狭窄，仅限于旅店、餐馆、酒店等少数服务性行业。经商的规模较小，经营的地域范围也较为狭小。在经营过程中，不少人利用女性的特点经商，同时注意商品的质量问题。一些女子有胆识、有气度，颇具侠肝义胆。 标签：唐代；妇女；经商活动 唐代妇女与其他朝代的妇女相比，在许多方面都以其引人瞩目的特有风貌独领风骚，所以评述、研究唐代妇女的论著明显多于历代Ⅲ。从总的研究状况看，对唐代妇女地位、观念、生活等方面的研究较多，而对妇女在经济方面的活动尤其是经商活动则关注较少。高世瑜的《唐代妇女》与李斌城等人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都涉及了妇女的经商问题，但由于两书选题各有侧重，未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宁欣《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太平广记>为中心》一文，以《太平广记》的史料为主对唐代妇女的经济活动进行了论述，如个体小生产和家庭手工业、商业旅店业与餐饮业、娱乐业及娼妓业、信贷业，以及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个体小生产者、个体小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指婚媒中介女巫占卜经纪人一类)和官私婢女等所参与的经济活动，对妇女参加经济活动的特点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由于题目的关系，该文对妇女的经商问题没有展开探讨。在本文中，笔者拟就唐代妇女经商涉及的行业、经商的特点等问题略作梳理，就教于方家。 一、妇女经商的类型 唐代妇女由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及个人能力的关系，经商的规模、行业门类也不相同。她们经商的规模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较大规模的经商与中小规模的经商。 (一)较大规模的经营 地域辽阔的唐代中国，商人的活动通常是进行地区性的贸易。如太原人石宪、郏城人姜崇贵之父、巫峡的尔朱氏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唐代妇女也有跨地域经商且经营规模较大的，俞大娘是一典型。当时江湖语云：“水不载万。”是说大船的载重量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年间，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自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俞大娘所率的商船十分巨大，往来于江西、淮南之间进行长途贸易。船上俨然是个小社会，住有人家、建有街巷、种有菜蔬。资料中对这位俞大娘的描述可能有些夸张，但“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她的船队规模大、经商地域广、交易额较大应是没有问题的。豫章估客女谢小娥，“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段之弟兄，
从唐代的婚姻状况看妇女的社会地位
从唐代的婚姻状况看妇女的社会地位 网络教育学院05(2)历史专业李拴昌 内容摘要: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是“开放型”社会，表现在许多方面，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可从婚姻制度、婚俗文化、妇女的婚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得到表现，再结合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的原因。 关键词：唐代、婚姻状况、妇女、地位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观念一直占主导地位，妇女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地位极其低下。相对而言，唐代妇女是幸运的。她们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社会，其开放特点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外交关系等方面，而且反映在民间礼俗和婚姻制度上。她们受到的封建束缚和压迫相对较少，一改过去哭不露齿，站不依门，行不露面的传统，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她们拥有广泛的权利：参政权；受教育权；财产继承权；家庭成员的决定权；家庭事务的管理权；自我意愿的决定权；婚姻的决定权（包括初婚决定权、离婚决定权、再婚决定权）。下面我就唐代的婚姻制度、婚俗文化、妇女的婚姻生活和社会生活，谈谈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愚生将感激不尽。 一：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和婚俗文化 法律是在阶级社会中产生并用来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强制力量,我国几千年来有关婚姻、家庭的法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在秦朝，秦律已经有了对婚姻、家庭问题的简单规定。到了唐朝，封建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法律也趋于完善，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６５１年）颁布的《永徽律疏》（简称唐律），它得古今之平，在中华法系中堪称最为完美的一部封建法典。其中，对于婚姻制度的规定，在结合礼教的过程中，兼顾社会生活和民风民俗，将情礼法恰当结合，
初盛唐的崇道狂迷
初盛唐的崇道狂迷 ———谈终南山道教与文人活动 赵超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在唐代崇道的大环境下，终南山凭借着自身的道教优势和与帝王的特殊关系成为一代道教名山。又由于它距离京都不远往来方便，就很自然地吸引了不少文人士子在此流连、隐居。他们或以退为进或修道养性，透过这一小的群体我们可以窥见初盛唐诗人的崇道风貌及其文化成因。 [关键词]终南山；道教；李白；王维 [文章编号]1672-2035(2005)02-0086-04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 A 终南山见诸史册是很早的，在《禹贡》中就有记载：“终南惇物，至于鸟鼠”。这里的终南即为终南山。《诗经·秦风·终南》中有云：“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其实，终南山的成名还是因为与老庄的联姻，乃至后来道教在此立足发展。到后来楼观道派的形成，使得终南山成为道教的名山，到了唐代更是名噪一时。又由于终南山距离京都不远，往来方便，就很自然地吸引了不少文人士子在此流连、隐居。他们或以退为进或修道养性，透过这一小的群体我们可以窥见初盛唐诗人的崇道风貌及其文化成因。 一、终南山因道而显的发展过程 古楼观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南的终南山北麓，传说为周时关尹子的故宅。《汉书·艺文志》注关尹“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魏晋神仙道教的道士梁堪居楼观修行，得郑法师和仙人尹轨亲传神仙方术，其弟子王嘉，为著名高道，甚得苻坚和姚苌礼遇，著有《拾遗记》和《牵三歌谶》传世。王嘉传孙彻，孙彻传马俭，形成楼观道团。北魏太武帝时，楼观道渐兴盛。魏孝文帝时，王道义弟子陈宝炽常诵《上清大洞真经》，有未卜先知之术，其徒李顺兴、侯楷、弟子严达，皆有异术，名重一时。北周武帝宇文邕废佛道二教，特招严达、王延、
唐代妇女贞操观
唐代妇女贞操观：守礼节白刃不能移寒如霜雪 李渊时代虞世南应昭为秦王李世民府监写《列女传》以装饰屏风。李世民登基后即在《即位大赦诏》中明确表示：“节义之夫，贞顺之妇，州府列上，旌表门闾。”唐朝立国之初，就要求地方官员每年都要将贞女烈妇的事迹上报。这种政府性的积极提倡与奖励贞女节妇的举动，无疑潜移默化的加强了唐朝妇女的贞洁意识。 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36岁死了后，唐太宗曾大力宣扬其写的《女训》三十卷，尽管《女训》已经失传，其内容已不可考。但从长孙皇后曾说过的话“妾于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从乘舆。”“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愿闻政事？”等等来看，《女训》的内容无非是劝导女人三从四德、守节甚至殉夫，宣扬男主外女主内等等思想内容……唐太宗死后为什么连十几岁的小妾们让其出家做尼姑到感业寺为自己守节。武则天也曾是一名节妇，万幸她和李治勾搭上才没当成永远的节妇。从李世民一系列的措施可见唐政府对妇女贞洁的重视。 魏徵寿在缺少文献资料的情况下编写《隋书》，在许多前朝重要名人都无传的情况下却不忘写列女传。 《隋书列女传》开篇说：自昔贞专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妇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温柔，仁之本也；贞烈，义之资也。非温柔无以成其仁，非贞烈无以显其义。……观夫今之静女，各励松筠之操，甘于玉折而兰摧，足以无绝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结尾，史臣曰：夫称妇人之德，皆以柔顺为先，斯乃举其中庸，未臻其极者也。至于明识远图，贞心峻节，志不可夺，唯义所在，考之图史，亦何世而无哉！ 柳宗元在《河间传》中说：“闻妇之道。以贞、顺、静、专为礼。若夫矜车服耀首饰。族出讙闹以饮食观游。非妇人宜也。” 李翱《杨烈妇传》：“妇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尽恭顺，和于娣姒，于卑幼有慈爱，而能不失其贞者，则贤矣。”从这些唐朝男人的文章言论中可以看出强调妇女的贞洁重要。 孟郊《列女操》：“贞妇贵徇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去妇》：“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静女吟》：“艳女皆妒色，静女独检踪。任礼耻任妆，嫁德不嫁容。” 张籍《节妇吟》：“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虽然这首诗作者以自己比喻节妇，但也渗透出作者及唐朝男人内人深处要求渴望女人守节的意识。白居易《妇人苦》：人言夫妇亲，义合如一身，及至生死际，何曾苦乐均。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身犹抱节。邵谒《金谷园怀古》：“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美人抱义死，千载名犹彰。”《贞女墓》：“生持节操心，死作坚贞鬼。至今坟上春，草木无花卉。”从大量的唐朝文献及诗歌表明，唐朝不止要求妇女守节从一而终，而且具有极其浓烈的压迫妇女的社会氛围。 在政府的提倡与奖励下贞洁观念已深入唐朝女人的心里。唐朝宋若莘、宋若昭姐妹写的《女论语》开宗明义第一章立身就说：“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
第三章 道家的文学观
第三章道家的文学观 第一节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论 ●《老子·四十一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王弼注曰：“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而 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 有声是指具体的声音，它只能是声音之美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故非“大音”。 而“无声”则可以使你去想象全部最美的声音，而不受具体“有声”之局限。 附录 ●北京大学西语系严宝瑜教授说过这样一个故事：美国大音乐家约翰·凯吉曾创作过一部 著名的钢琴独奏曲《4分22秒》，演出时，一位钢琴家在钢琴前静坐4分22秒钟。据说在这段时间里，听众可以听到许多美妙的音乐。有趣的是中国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据《晋书》记载，陶渊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第二节庄子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文艺美学思想（文艺创作客体的审美风格：“自然”、“素 朴”） ●庄子认为“道”是“无所不在”(《知北游》)、“无始无终”(《秋水》)，这是从时空 上对“道”的哲学认识。庄子心目中的“道”即为“自然”，也就是说，“道”即“自然之道”(郭象《庄子注》)。 ●《天运》篇里的东施效颦，就充分说明保持自然的本性就能获取美的效果；相反，违背 自然去盲目效仿就会产生丑的效果。《秋水》篇更加说明了这种祟尚自然的思想：“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民，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天，即道也。 ●基于这样的认识，庄子以自然、素朴的审美风格为文艺创作的渠度。庄子的命题有四： (1)“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2)“顺物自然”(《应帝王》)；(3)“既雕 既琢，复归于朴”(《山木》)，(4)“朴素而天下厂莫能与之争美”(《天道》)。 ●其基本论点是：文艺创作应该顺合、恪守自然本性，寻求自然的最高境界之美；文艺创 作的手段是为了取得素朴的效果，素朴美超过天下任何一种美的类型。 ●由此可见．庄子把“自然”、“素朴”视为文艺创作客体所具备的最高审美风格，要求文 艺创作必须剔除人为的雕琢和华伪，纯任自然、宰性真情地保持事物的自身本性才是真正的艺术，才能达到“功成之美，无一其迹”(《渔父》)的美学效果。 ●庄子在《齐物论》篇中把音乐艺术分为“天籁”、“地籁”、“人籁”三类。所谓人籁，是 人为地通过乐器创造出来的声音；所谓地籁，是风吹大地上各种孔穴发出的声音；所谓天籁，是自然界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自然发出的声音。在庄子看来，前二者都是假借于他物而形成的音乐，并不属于自然天成的“至乐”；只有块然自生、不假人工的“天籁”才属于“至乐”，即“天乐”。 ●《庄子·胠箧（qūqiè）》：“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 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庄子并不反对类似于“刻雕众形”的文艺创作活动，而是反对那种乖巧华伪的文艺创作 方式。 ●庄子是一个反儒者，他批判儒家文艺创作的目的性和功能性，力主“擢乱六律、铄绝竽 瑟”、“灭文章、散五采”，唯其如此，才能返朴归真于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的文明。 ●应指出，庄子企图摈弃儒家艺术生产的方式来拯救社会、疗救人性，在认识论和方法论 上有其片而性，但是绝不能因此断言庄子就是一个艺术的虚无主义者。 ●事实上，他还纠正墨子“非乐”观的错误，肯定《咸池》、《九韶》的音乐美(《至乐》)，
唐代女性地位探究文献综述
1关于唐代女性地位探究这一选题，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即唐代女性的家庭地位与其社会地位。相关史料主要分布在《旧唐书》《新唐书》《太平广记》，比较集中。 关于唐代女性的家庭地位，细分来看，又分为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三个阶段，史料主要集中在新旧唐书的各传中。如《旧唐书·李光进传》载：“光颜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进娶妻，光颜使其妻管钥家籍财物归于其女也。”又如《新唐书·徐岱传》中有：“岱吝啬，自持家管钥，世所讥云。”可见当时社会风气是主妇在家庭中担当财物的管理人。此外，《旧唐书·列女传》《新唐书·公主传》等都可作为史料依据，反映唐朝一代女性特别是贵族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所受到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较少。 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体现在女性参政，社会交往，受教育情况这几个方面。女性权利达到顶峰是在女皇武则天时期，主要史料参考新旧唐书的《则天本纪》，其余女性参政资料分散于各传中，如《资治通鉴》卷194，卷209，《旧唐书》卷51，《旧唐书》上官昭。关于女性社交，《太平广记》卷31，卷386分别记载了一些节度使夫人和都督夫人设宴招待下属夫人的事例，这对她们协助丈夫处理公务，协调人际关系有很大的好处。这就说明了当时的贵族妇女还没有完全沦为养尊处优的家庭奴隶，其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而《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士女，游春野出，遇名花则设席祭草，以红裙相插挂，以为宴幄”。反映了唐代女性能够自由出入及旅游。 除了以上史籍，还有很多史料可以借鉴参考。如《礼记》《全唐诗》《唐会要》等。 以上是关于这一选题的史料搜集情况，下面介绍当代相关的学术研究概况。近年来有关女性地位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就,特别是在古代女性地位的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所以搜集材料相对便利。 现当代的学者这要侧重从经济、法律、婚姻家庭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探究唐代女性的地位。 段塔丽于2001年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从夫妻关系看唐代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一文，她说到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放的时期，其“开放性”不仅表现在皇朝内政外交等方面，而且还生动而具体地反映在家庭内部夫妻关系等方面。唐代夫妻关系上的开放，以及丈夫对妻子人格意志的尊重和行为上的宽容，为整个封建时代所少有。此外，贵族女性的地位远远高于下层社会。据台湾王寿南先生的统计：唐代公主总共210人，其中公主二嫁者27人，三嫁者3人，除去早亡和入道的公主，再嫁公主占总数的23%，远远高于下层社会。王曰美在《齐鲁学刊》2005年02期上的《唐代贵族妇女婚姻家庭观念研究》，文中说到在唐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唐代贵族妇女的地位相对提高。她们敢想敢做,旷达不羁,向儒家礼教进行了大胆地冲击,昂扬地追求个性解放,婚姻家庭观念变得清新、率真而自然,其放达程度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极致。这些都是从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来指出唐代女性的地位较之前代有了提高，女性地位提升。但有些学者注意事物的两面性研究。如：汤蓉岚于2003年发表在《台州学院学报》上《论唐代妇女生活的悖反现象》一文，文中谈到唐代的女性向来被认为是封建时代比较幸运的一群,她们的生活多姿多彩。但她们毕竟没有超脱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因而又在法律、伦理上受到种种歧视和压制。这种悖反现象和两面性,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唐代妇女自主抗争的表现。张金桐与左占平在《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04期发表的《唐代妇女及其地位》一文也指出唐律“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的地位,与其前代婢女的“资产”属性并没有两样。唐代妇女地位的提高应该是全社会妇女地位的提高。唐人的妇女观仍然是“男尊女卑”。唐代妇女生活比较开放,当源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并不意味着其地位的改变。 近年来有关女性地位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就，特别是在古代女性的研究方面出现的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唐代一朝便是一个热门，但是以法律为出发点来研究女性地位的 1
道教起源与发展
道教起源与发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以《道德经》为其主要经典。道教是以先秦道家为思想渊源，吸收、融合其他理论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的我国本土宗教。它的教义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其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之一，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道教的渊源，可以追溯至中国古人渴求长生不死的心理和行为中。考古发现：早在一万八千余年前，中国的原始人类就已表现出他们对生命存在的顽强追求，如这一时期的“山顶洞人”曾在死去的同伴身上撒上一些象征生命之红色的赤铁粉，以图唤回逝者的生命。上古时代，已有人开始学仙，历史记载轩辕黄帝“且战且学仙”，“问道于广成子”，后修道成功，于鼎湖白日乘龙升天。记录古代先民生活的《山海经》中，也有关于“不死国”、“不死民”、“不死树”和“不死之药”的记载。战国时期，人们又多相信东海中有蓬莱等神山，由此出现了许多以追求不死成仙为务的方士，被称作“方仙道”。“方仙道”在秦汉时期曾活跃一时，是后世道教的前身之一。 “方仙道”的活动，多属具体的实践行为，而较少有理论的成份。后世道教的思想理论，主要来自于先秦道家哲学。春秋时期，老子著《道德经》五千言，阐发了一套关于宇宙
万物产生、存在及运动变化的理论，认为“道”是宇宙万物得以产生的根源及赖以存在的本体，主张人的活动应当遵循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由此开创了道家学派，并为后世道教的发展奠立了理论基础。战国时期，又有不少人依托黄帝、老子之名来阐发养生、治国理论，被称作“黄老道”。“黄老道”的学说，已不仅限于老子道家，同时还吸收了儒、墨、名、法诸家之长。这种融诸家学说于一炉的“新道家”，在秦汉时期影响很大，同属后世道教的前身之一。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是道教形成和确立的时期。东汉末年，张道陵作《道书》二十五篇，从而创立了天师道。在中原地区，张角创立了太平道，组织民众举行反抗东汉王朝的起义。天师道和太平道的出现，令道教开始成为有严密思想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教团，被认为是道教成熟宗教形态正式形成的标志。 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中涌现出了大批新的道经，并出现了许多新兴的道派，如灵宝派、上清派、三皇派，以及推崇外丹烧炼的金丹道等等。不仅如此，当时道教中还涌现出了葛洪、陆修静、寇谦之、陶弘景等一大批杰出的大师，对道教思想学说的发展、经典文书的整理、组织制度的完善、神仙谱系的制订等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些道教领袖的努力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无论是在思想观念方面、还是在行为仪范方面，都已显得较为完善。 唐宋时期，道教不仅信徒众多、宫观广布、倍受尊崇，而且在教理教义、修行方法、科仪制度等方面也有了巨大的
唐代宗教
唐代宗教 唐代的宗教很多，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袄教以及蕃教、东巴教。其中势力最强、在哲学思想上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佛教和道教。 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分派，到隋唐时期发展成为一些较为固定的宗派。佛教各宗派的宗旨相同，思考的问题也名异实同，所不同的是各自的理解和解释。佛教宗派是由崇奉的佛典的不同和理论体系的差异来界定的。佛教在唐代有了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从哲学思想到角度看，唐代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四宗：（1）天台宗。崇奉的主要佛经是《法华经》。该宗的特点是融合了南方佛教重内心领悟和北方佛教重外在修行。主张止观并重、定慧双修，使南北风格得以融合协调。（2）法相宗。由玄奘创立于贞观年间。主要经典《成唯识论》。该宗认为世上万事万物都是由“识”演变而成的。“识”分两种，一是内识，即最高的精神本体，一是人的思维和直观感觉。万法唯识，即心外无物。（3）华严宗。主要经典是《华严经》。由武则天的扶持而兴盛起来，到武宗灭佛后衰落。主要是论证“尘世心缘，心为尘因。因缘和合，幻相方生”，宣扬客观世界是依赖于主观世界而存在的。（4）禅宗。主要经典《坛经》。其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空无观，否定一切客观事物的存在。二是心本体论，万事万物都由心生。物是虚幻的，只有心是真实的。 道教在唐代地位较高，唐朝一直奉行崇道政策。在唐代影响较大的道教宗派有楼观派、上清派、重玄派。楼观派主要靠朝廷的特别扶持得以发展，但该派理论贫乏，没有独立的教义。在道教理论和哲学思想上贡献较大的是上清派和重玄派。上清派比较注重道士个人的文化修养，注重经典的研习，文化层次比较高。在修炼的方法上，强调“心”即精神意念的调节，注重身心的双向配合，不用符箓咒语之类的法术。重玄派是道教各宗派中哲学思辨层次最高度的一派。“重玄”出自“玄之又玄”一语，形容道的深奥难懂，用思辨的方式解释和发挥老子的学说。认为在世俗的生活中忘却一切，静心守一，才能得道成仙。 唐朝时儒道佛三家鼎力，原则上是儒学为正统，但并不是独尊。当时有佛道的先后问题。建唐时，为了使李家的皇权神圣化，老子被尊奉为国祖，极力抬高道教的地位。武则天时又将佛教列为第一，到玄宗时又把道教列为第一。有唐一代，佛道之间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唐高祖和唐太宗置道教于佛教之上；武则天为了取唐建周，又把道教贬在佛教之下；唐武宗为了打击极度膨胀的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听从道士之言，下令灭佛；唐宣宗继位之后，又立即扶植佛教。崇道崇佛多是出于将皇权神圣化的目的，抑道灭佛则常有具体的经济动机，但由于佛教和道教在当时都有其生存的社会基础，因此都没有被打倒。但是，由于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简化了教义和修行方法，吸收儒家的一些思想因素，增添了世俗宗法色彩，逐步从外来的宗教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加强了自己的竞争能力，因此，佛道之争，佛教还是占优势的。 总的来讲，佛道虽然有很多的冲突，但是具有很强的融合趋势。儒道佛的融合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三家的学说都是治理天下、安抚民众所需要的；其次是人在不同的时候分别需要儒家的入世进取、道家的进退自如甚至佛教的逃避放弃，仅有一两种精神是不够不完整的；再次是三家在哲学思辨的方式上具有互补性，儒家重视具体的行为规范和原则，注重实用，哲学思辨不够深入；道教和佛教对现实持超脱或遗弃态度，游离现实。三者之间的融合实际上都是立足于本家融合另外两家，结果造成三家的并存和不断的改进。
唐宋文学研究参考书目
《隋书》魏征等撰中华书局2000年1月版 《旧唐书》刘昫等撰中华书局2000年1月版 《新唐书》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2000年1月版 《旧五代史》薛居正等撰中华书局2000年1月版 《新五代史》欧阳修撰中华书局2000年1月版 《全唐文》董诰、阮元、徐松编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版 《全唐文补编》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2000年5月版 《全唐诗》彭定求等编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 《全唐诗补编》陈尚君辑校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 《全唐诗重出误收考》佟培基撰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 《唐诗纪事》计有功撰中华书局1965年版 《唐代文学概论》朱炳煦著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 《唐代文学》胡朴安、胡怀琛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唐代文学史》陈子展著重庆作家书屋1944年版 《隋唐五代文学史》周祖譔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版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程各帆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唐代文学与佛教》孙昌武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唐代科举与文学》傅璇琮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唐诗学引论》陈伯海著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10月版 《唐代幕府与文学》戴伟华著现代出版社1990年2月版 《隋唐五代文学史》上册罗宗强、郝世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邓小军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9月版 《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册罗宗强、郝世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唐诗史》许总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版 《唐代文学史》上册乔象锺、陈铁民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唐代文学史》下册吴庚舜、董乃斌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程蔷、董乃斌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唐诗与科举》陈飞著漓江出版社1996年5月版 《唐诗与佛教》毛水清著漓江出版社1996年5月版 《唐诗与道教》黄世中著漓江出版社1996年5月版 《唐诗与音乐》朱易安著漓江出版社1996年5月版 《唐诗与绘画》陶文鹏著漓江出版社1996年5月版 《唐诗与舞蹈》张明非著漓江出版社1996年5月版 《唐诗与庄园文化》林继中著漓江出版社1996年5月版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孙昌武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禅思与诗情》孙昌武著中华书局1997年版 《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 《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戴伟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李斌城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唐诗通论》刘开扬著巴蜀书社1998年10月版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傅璇琮主编辽海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罗宗强著中华书局199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