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叙事艺术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叙事艺术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两部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作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通史与断代史之先河，同时也在文学史上也见证和演绎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和中国文学文体散骈渐分的阶段。《史记》、《汉书》之比较研究由来已久，但在过去大量的比较研究中，多以两者孰优孰劣为比较之根本，多少年来，“扬马抑班”亦或“扬班抑马”，聚讼纷纭。本文通过《史记》、《汉书》叙事方而的对比解析，解读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体由散向骄发展之痕迹，探求两者在文学创作中叙事风格特点。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汉书》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

班固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传记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写出了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霍光传》、

《王莽传》、《外戚传》，都是公认的名篇。一般说来，班固的笔下不像司马迁那样时时渗透情感，只是具体地描写事实、人物的言行，却也常常能够显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如《张禹传》写张禹的虚伪狡诈、善于阿谀取宠以保权位，不动声色却能入木三分。最为人传诵的是《李广苏建传》中的李陵和苏武的传记。这两篇感情色彩较浓，其感人之深，可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如写苏武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凛然不可屈的情景：

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中（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又如写投降匈奴的李陵送苏武返汉时的复杂心情也很出色：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

虽驽怯，今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略）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这两节，写英雄人物苏武，固然生动强烈地显示了他对自己民族的浓厚感情，写降敌人物李陵，也揭示了他的悲剧命运和复杂的心情，都不流于公式化和脸谱化，这种地方可说是深得《史记》精髓的。

《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值得注意。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 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

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 冠德于百王。”④ 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因此，司马迁与 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⑤ 二、体例内容 《史记》、《汉书》同为彪炳千秋的历史巨著，体例上都是纪传体。《史记》首创纪传体，内容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体配合，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汉书》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内容上有纪、表、志传。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著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班固的《汉书》也开创了我国以纪传断代为史的编撰体例。此书一出，也对史学产生

浅析《史记》的叙事艺术

浅析《史记》的叙事艺术 学生姓名：李向阳学号：20135021102 学院：文学院专业：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闫孟莲职称：讲师 摘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叙事艺术极为高明。司马迁独创了纪传体的叙事结构，叙事主题鲜明，脉络清晰，详略得当，善于以小见大，追根溯源，探求事件深层次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且较其他史书来说，《史记》在文学性故事性方面更强。 关键词：叙事艺术，纪传体，追根溯源，故事性 Abstract:as the firs biographical history in China, narrative art of shiji is extremely sophisticated. Sima Qian created the biographical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theme and bright, clear lines, detailed slightly proper, good view, traced back, and decide to search events underlying factors,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shiji stronger in terms of literary narrative. Key words:narrative art, biographical, traced back, story 《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规模庞大，体系完善，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其文学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司马迁不但文学修养极其深厚，文字生动，笔力洗炼，其在《史记》中所展现的叙事技艺也是极为高明。《史记》首变先秦叙事角度，开创纪传体史例及多种叙事法，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难怪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认为《史记》的叙事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独创纪传体叙事结构和以写人为主的叙事风格 《史记》之前的史书如《左传》都是编年体，受其编年体的叙事结构限制，叙事较为分散，不能相对集中地记叙，只能以时间顺序交代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而《史记》独创的纪传体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人物为线索，串联起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这样集中地围绕一个人叙事，既可以更好地突出所要表达人物的性格，又使得事件的故事性可读性大大增加。 纪传体自然是以描写人物见长，这也使得《史记》在文学价值上远超之前的史书，它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它所描写的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头百姓，三教九流，应有尽有，甚至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许多下层人物，这是以前史书所没有的。《史记》中的人物，各自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不同类型有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也各有各的不同。比如同样写谋士，张良和陈平便一个神秘莫测，一个却富有人情味。在不同类的人物之间，反差会更大，使得《史记》成为一部人物的图鉴。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善于把握住人物的基本特征进行渲染，使人物形象的个性更加突出。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祖传的射艺刻画很多。正是因为这一点，《史记》的人物才个性鲜明。在刻画人物时，司马迁还用到了互见法，苏洵首谓司马迁写人叙事

《史记》的叙事艺术

《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沟通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如果说本纪是车毂，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七十列传，是群星。《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

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三、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如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四、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

《史记与汉书》比较

《史记》与《汉书》比较 汉语言专升本071 曹燕萍 07011102 一、音关系 1a.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1b.王乃与伍被谋，为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杀之。（《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此例“为”与“伪”字音相近（匣疑旁纽、同属歌韵），“为”假借为“伪”。 2a.汉使马邑下人聂翁一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史记?匈奴列传》） 2b.汉使马邑人聂翁一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汉书?匈奴传》） “详”与“阳”字音相同（喻母阳韵），“阳”假借为“详”。 3a.相如不得已往，一坐尽倾。（《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3b.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倾。（《汉书?司马相如传》） 此例中“疆”与“强”为异体字。 4a.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史记?佞幸列传》）4b.其后宠臣，孝文时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谈、北宫伯子。（《汉书?佞幸传》）《史记?佞幸列传》中有宦官名为赵同，而《汉书》中所记此人名为赵谈。记同一人之名而用字不同是因为司马迁之父字“谈”，于是用一同音字“同”字来代替“谈”字。 二、义关系 （一）义同 5a.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史记?匈奴列传》）5b.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生，以为欲说，折其辞辩。（《汉书?匈奴传》）此处“先”与“生”为同义异对应。 6a.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謁者。（《史记?汲郑列传》）

论史记的艺术手法—虚构的真实

论《史记》的艺术手法—虚构的真实 摘要：《史记》代表了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给予其高度评价。《史记》气势磅礴，情真意切，深广宏富，醇厚典雅在中国文坛上熠熠生辉，成为后世文学的典范。但历来对《史记》中详细记述的史料真伪有所争议，本文认为虚构正是《史记》一项非常重要的艺术手法。 关键词:《史记》真实虚构艺术特色 以现代学术眼光衡量，史学特质对于《史记》来说尚在浅层，其更深层的特质当属于文学。《史记》取材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还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其史学成就突出表现为“真”。 《汉书.司马迁传》云：“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史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实录。”司马迁这种实录精神，真实的为我们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前期历史，展现了那个历史时期波澜壮阔、风起云涌、慷慨悲壮的历史人物；特别是他能够突破自己的个人感情，不因自己个人感情歪曲历史，表现不怕杀身之祸的英勇无畏的批判精神、求实精神，真实反映历史真实面目。 然而《史记》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其文学特色又突出在“假”。假，即虚构，非历史真实的。“虽假仍真”是《史记》的特色。虽是虚构，它却比真实更真实。这里的虚构，即是艺术虚构；前一个真实，是生活的真实，后一个真实，是艺术的真实。世界上任何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都是编造的。但艺术的真实却比生活的真实更真实。生活的真实往往是琐碎的、无实际意义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则是内在的本质真实，是超越现实真实上的真实，是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和象征的真实。《史记》的非历史真实，具有某种浪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

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

《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 导读：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

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硃买臣传》） 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望之传》、

史记的艺术特色

1、《史记》的艺术特色：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

史记_的史学价值,文学特点[1]

《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不仅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具有高度的文学成就。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史记》写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卜者、方士、倡优等，各行各业都有，比先秦史书更加广泛。《史记》写及人物四千有余，个性突出与完整者不下百人。 《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首先得力于对历史人物特征的准确捕捉和精心选材。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大都有鲜明的特征，如李斯自私、刘邦隆准、项羽重瞳、李广善射、扁鹊擅医、邓通爱钱、信陵君好客、石奋恭谨、韩信能忍、王温舒残酷等等，他还常常抓住一个人物的几个特征，甚至不避人物特征的缺陷，如周昌口吃、张良瘦弱等。在诸多人物特征中，他最注重的是性格特征，其他方面的特征及传记选材大都是围绕性格特征精心进行的。为此，他在选取人物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大事刻划人物性格特征的同时，也不排斥小事。此外，为表现人物性格，他在选材、安排上还十分注意互见法的运用，即把某一人物的部分材料，并不写入他本人的传记里，而写入他人的传记中。如“鸿门宴”一事，在《项羽本纪》中详写，在《高祖本纪》中略写。 其次，《史记》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和虚实相生手法刻划人物。前者如“完壁归赵”、“渑池之会”（《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描写，东廷辩论（《魏其武安侯列传》）的描写，都是通过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来表现人物性格的。后者如《鸿门宴》，作者只实写了项羽、刘邦一席，而对其他人物包括诸侯王及主要将领，并没有形诸笔端，但通过被写实人物的语言行动，读者明显可以感到他们的存在。 此外，《史记》还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如《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迎侯生的经过，便突出地将三者综合在一起来表现人物性格。 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的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如《赵世家》中程婴、公孙杵臼，为保护赵氏孤儿与权奸屠岸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斗争。在二人看来，为了争取善与正义的最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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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异同之我见 相同点： 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不同点：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纪传体史书，《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体例方面，《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大量增添了一些新材料、新史实，极大地丰富了记事内容。其次，班固对《史记》的一些篇目和内容也作了调整。《汉书》还开辟了一些新领域，扩大了史学范围，也增补了《史记》的不足。 思想上，和《史记》相比，《汉书》的局限性还是很大的。这是由于司马迁是一位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却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因此，《汉书》虽

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样广泛、深刻、尖锐、彻底，它没有像《史记》那样热情赞颂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没有赞颂游侠、刺客、商人、医生等下层人物的品质和才能。相反，他从封建的伦理道德出发，批评游侠“不入于道德”，《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很浓。 从文章风格而言，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司马迁作为我国古代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他的文章风格要比班固更丰富多彩，《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汉书》更高，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汉书》也有它的独到之处：第一，班固写人叙事不以夸张场面见长，不像《史记》那样绘声绘色地渲染气氛、描写情节，而是在一种娓娓而谈的过程中以简炼准确的笔调勾画人物，使各式各样的人物的心理神情也生动地闪现在读者眼前，如《苏武传》写苏武就是如此。第二，《汉书》的语言不像《史记》那么感情浓烈，气势雄放，但它简洁规范，韵味悠远，自有一种妙处。《史记》取材广泛，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语含真情，笔势雄健，显得生动活泼，挥洒自如；《汉书》则多取材于《史记》，汉武帝以前的史实记载大都沿用《史记》的原文，往往倾向于已有文献的复述和保存，具有“文人习气”，在写法上也是平实稳健，组织严谨，语言富丽典雅又很凝练，在描写的生动性方面比之《史记》相差甚远，在文学性上也逊色不少。

史记的历史成就

简论《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其塑造人物形象，善于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和精心选材，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虚实相生手法、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 （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的人物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 （3）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使他满怀悲愤，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5）结构和语言。《史记》整体结构系统宏伟，人物传记的结构，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作者自己之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毛遂自荐之语，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富于表现力。 4、《史记》的文学成就 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肯定其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成就。司马迁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尤其是那些传记性文字。充满感情的传记无疑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以，《史记》不仅建立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也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总集。对《史记》的文学成就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这里强调三点： 第一，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作为历史着作，《史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

《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

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硃买臣传》）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

《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

如对你有帮助，请购买下载打赏，谢谢！ 试结合作品分析《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 答:从文学的角度看，叙事艺术和写人的艺术是《史记》最值得重视的部分。《史记》以记人为核心，把叙事和记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相辅而相成。先从总体上简要提示一下《史记》的传写人物的成就： ①以独创的“互见法”记写人物的主要经历和重要特征。这是《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 以写刘邦为例。《高祖本纪》自然以写刘邦为主。写其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其知人善任，雄才大略，以及得天下后仁爱保民、稳固政权的政绩等等，显然都是正面的描写。毕竟刘邦是本朝的开国帝王。刘邦性格中狡诈、阴刻、残忍、无赖的一面，司马迁并不放过，只是另有安排。在其他人物的传记如《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中毫不客气地如实写来。如在《项羽本纪》。不仅通过范曾之口写刘邦“贪于财货，好美姬”，更着重写刘邦的无情和无赖： （楚军）围汉五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 ”于是遂得脱。……(楚汉在广武对峙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此外，《萧相国世家》还写了刘邦如何猜忌功臣，《淮阴侯列传》记叙他不断以阴谋手段削夺韩信兵权，以及诛杀功臣的阴刻残忍。通过本传和其他人物传记的补充描叙，刘邦完整的经历及其多侧面的性格特征就充分表现出来。 《史记》“互见法”的使用，既让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但《史记》令人赞叹的是：在非“互见”的情况下，即在同一篇传记里，也做到了这种对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刻画，如《项羽本纪》。记中写项羽，既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如揭竿而起，率领天下英雄兴兵灭秦；又有儿女情长，如与虞姬悲歌死别；既义重如山，如与部下同甘共苦，财物分享；又吝啬小气，如刻好的官印却迟迟不发给得到分封的功臣；有时果敢决断，如杀宋义而自立，有时又优柔寡断，如鸿门宴上不忍杀掉刘邦。总之，经过司马迁精心选材，通过多种材料详略互异的穿插描述，在一篇传记里就使项羽这个人物丰满生动，个性鲜明。 ②善于使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有重要人物之间的对比，对比之下，相互映衬。也有一般人物和重要人物之间形成的烘托性的对比，烘托主要人物的性格。例如在《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狡诈机智的刘邦形成鲜明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都说过一句意愿相同的话，只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率直卤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两个人先后都入驻秦都咸阳，刘邦听从张良、樊哙的谋议，不入秦宫室，封存其资财府库，与地方父老约法三章，约束兵士，秋毫无犯。项羽则屠杀烧掠，得其财宝、

汉书和史记异同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比较 一、体例内容比较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思想比较 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则强调经济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合。相比之下，班固所谓“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对于游侠，司马迁倾注情感，由衷赞叹。班固他拘泥于封建道德，对游侠很少同情。 《史记》与《汉书》都出自卓绝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都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两部史书都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两部史书对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权奸的昏庸、外戚的专横都有揭露批判。不过，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揭露，《汉书》都远不如《史记》的广度和力度。这不仅因为《史记》是私修，《汉书》是官修；而且决定于作者的思想。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则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 三，风格比较 现从两书的感情色彩、叙事方法、人物刻画、语言表达四方面略加比较。 第一，《史记》和《汉书》都能严格遵守史家“不需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而《汉书》常常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第二，《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史记》能做到随物赋形，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而采取相应的表现手法。 第三，作为汉代两部纪传体经典史著，《史记》、《汉书》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们不仅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已经消逝的历史变成可以让人重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的生动画卷。但《汉书》传写人物的成就也略逊《史记》一筹。《史记》中不少篇章真实地叙写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史记》总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矛盾剧烈的场面、个性化的语言、心理活动等表现人物性格，而在《汉书》中，有的被省略、有的被删节，便影响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史记》、《汉书》都长于刻画人物，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法，取得了一定成就。总体看来，《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 第四，《史记》与《汉书》的语言风格也大不相同。《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伤、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体例也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史记》五种体例。 第一、"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下面我从体裁，选材，结构形式，表达方式，写作技巧，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用我有限的知识来比较一下《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1，体裁。 《史记》和《汉书》都是纪传体。纪传体是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由司马迁首创。而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 2，选材。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涌现出的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3，结构形式。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展开，七十列传又在世家之外。班固取材于《史记》，承袭而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

三、思想比较 《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正是因为他自己恪守儒家正统观念，而与司马迁思想的主要分歧所在。 第一，《汉书》的儒家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四、文章风格的差异： （一）、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又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乃根据目睹所书。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史通.采撰》） 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清代赵翼亦认为，《汉书》“武帝以前传记，多用《史记》文。”（《廿二史札记.过秦论三处引用》）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比如《韦立成传》载宗庙议礼文，《杨雄传》载《反离骚》等等，多取诸现成文献。 这样，很明显使人感到，《史记》之文，更多带有生活气息，带有独创性；而《汉书》则更倾向于文献的保存。 （二）、二者感情色彩不同。《史记》和《汉书》都严格遵守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但《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比如《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在钜鹿之战时，破釜沉舟，气吞山河，在鸿门宴上，磊落洒脱；在垓下之战中四面楚歌，凄怆悲壮。把一个项羽写得活龙活现，叱咤风云，呼啸而过，浑身是血肉，是精神！而《汉书》常常是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这主要是由于二人性情、遭遇以及著史环境不同所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辱，在忍辱负重著史中正义感极其强烈；班固境遇较司马迁安顺，是奉诏官撰，朝廷赏赐甚厚，所以文章文雅醇谨。 （三）、叙事笔法方面。《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史记》之行文，往往挥洒自若，笔墨酣畅，简洁处简洁，豪放处豪放。比如《五帝本纪赞》，文简意多；《伯夷列传》，纵横变化；《屈原列传》婉雅凄怆；而《滑稽列传》则有调笑嬉戏，凡此等等，俱因文而异，变幻出之。而《汉书》之行文，虽无《史记》富有变幻的特点，但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