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重庆社会科学CHONGQING SOCIAL SCIENCES 2014年第7期总第236期

全球视野中国个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个文献综述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A Literature Review

刘志丹

内容提要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命题后，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集中于基本概念、结构要素、建构原则、基本特征、衡量标准、治理方式、实现途径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方式

作者单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抚顺113001

Liu Zhidan

Abstract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es a new proposition that the general objective is to improve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ush on with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 ’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then academia launch the extensive research and lively discussion.To sum up,scholars focus on the following several aspects,such as the basic concepts,the structural elements,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s,the main features,the measurable criteria,the mode of governance and the achieve paths.

Key words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the state governance capability,the state governance model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综述》。基金项目：2013年度辽宁省社会

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谈公平正义原则与道德信念的建立———兼论儒家传统道德

的现代意义”（批准号：L13DZX022）。

虽然国家治理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进入国内学术话

语体系之中，但研究热潮的掀起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因为全

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命题。由于“将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

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因此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热

烈的讨论。

一、基本概念厘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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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讲话中，首次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概念及二者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说明。[2]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其进行了解释性阐述和扩充性补充。

（一）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

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阐述视角：一是从制度论角度将其描述为一种国家制度体系，二是从系统论角度将其界定为由众多结构要素所构成的完整系统。

1.制度论视角

在俞可平看来，国家治理体系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包括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体系。[3]辛向阳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指按照一定的治理理念确立起来，使国家能够顺利运行的体制机制。[4]江必新将其解释为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5]林振义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各个领域行使国家权力、治国理政方略的综合体现。[6]陈金龙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有效控制与管理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衔接的国家制度。[7]韩振峰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这是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8]《求是》杂志署名“秋石”的文章的概念描述也是如此。[9]

2.系统论视角

丁志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目标、治理方式等要素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国家制度体系只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或者一项内容而不是全部。[10]以下几位学者也持有相近观点。蓝志勇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是以民为本的现代人文价值观和为捍卫和弘扬这一价值体系而设计建立的制度体系，形式是法理化、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和透明化，运行目标是张弛有度、灵活有序、协调合理、高效、公平和正义，同时还是一个不完美的复杂系统，需要不断调整和变化。[11]许耀桐将其视为由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组织机构、法律法规、组织人员、制度安排等要素构成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体系。[12]徐邦友也认为，它是指一个国家有效形成秩序的主体、功能、规则、制度、程序与方式方法的总和，包括自发秩序的生成体系和组织秩序的生成体系两个基本方面。[13]

（二）国家治理能力的内涵

学术界对国家治理能力概念的看法比较一致，都认为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执行能力。俞可平将其简述为“国家制度的执行能力”[14]。韩振峰认为它是指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国家和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治党治国治军、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处理各种复杂国际事务等方面的能力。[15]在魏治勋看来，它是国家通过自身制度构建打造强能力结构体系，并据此向社会输出其治理举措、达成治理目标的行动力。[16]许耀桐认为，它是指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涵盖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国家职能、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分配社会资源、应对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处理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的能力。[17]辛向阳将其视为国家统筹各个领域治理主体、处理各种主体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水平与质量的能力。[18]戴长征认为，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国家在管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务过程中，为实现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分配社会利益并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有效控制和调节的能量及其作用的总称。[19]与此相似的观点还有《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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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署名“秋石”的文章。[20]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虽然学术界对于这一概念的本质理解差异不大，但推进现代化的着力点大不相同，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1.政府治理的范式更新

高小平提出，“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把治理体系的体制和机制转化为一种能力，发挥其功能，提高公共治理能力。[21]魏治勋也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核心要旨在于以现代治理理念重构公共权力，实现国家治理的范式转换，中心内容则是行政体系的自我再造，直接目标则是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打造民主、法治、高效的现代行政体系，为国家的“善治”创造条件。[22]徐亚文的观点与此相似，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逐步摆脱单一的政府一元管理模式，转而赋予社会更多的自治空间与自治权力，进而实现以法治为保障、以共治为路径、最终实现善的治理（善治）。[23]

2.国家治理的结构变迁

依据徐邦友的观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国家治理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变迁，这种变迁包括结构、功能、体制机制、规则、方式方法和观念文化等各个方面。[24]唐皇凤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包括治理主体的多层化和多元化、治理结构的分权化和网络化、治理制度的理性化、治理方式的民主化与法治化、治理手段的文明化与治理技术的现代化。[25]辛向阳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国家治理权力的更替是平稳有序的；国家治理组织架构是以现代化治理理念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的成本相对较低，而效能比较高；国家治理的氛围是风清气正廉洁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以制度为基础，正确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以治理主体为轴心，实现“四有”的状态；形成一个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和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局面。[26]

3.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

许耀桐认为，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治理体

系（系统结构）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方法方式）

的现代化两个方面，意味着国家治理要更加科学、更加民主、更加法治，同时也要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7]在郑言等看来，国家治理体系现

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特点，通过改革和完善体

制机制、法律法规，推动各项制度日益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国

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

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

力和水平。[28]卢洪友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治

理的制度化、法治化、规则化与规范化；二是治

理主体的多元化；三是治理手段的网络化；四是

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既关注效率，更关注社会

公平正义。[29]

（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

的关系

对于二者的关系问题，学术界的表述方式

虽然有所不同，但观点高度一致，即都认为二者

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的统一整体。俞可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增强国家治理

能力，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治理

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

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30]高小平认为，“治

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是

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硬件与软件的关系，只有实

现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才能培养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同时治理能力又反作用于治理体系。[31]

韩振峰提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二者之间是

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治理体系是治

理能力形成的基础，治理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治

理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治理能力彰显治理体

系的功能。[32]许耀桐认为，有了一套完备良好的

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一国治理能力；提高了

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展示和发挥出一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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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的效能。[33]《求是》杂志署名“秋石”的文章也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34]

二、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结构要素

历史经验表明，探究任何国家治理失败的根源都少不了来自于国家治理体系本身的结构缺陷。由此可见，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及相关构成要素是制约国家治理成效的关键性因素。这也是学术界激烈争论这一问题的根本动因。

（一）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要素

从结构构成角度来看，高小平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具体包括思想体系、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作风体系。[35]许耀桐认为，它是由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系统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概括起来，治理的结构由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等四个层次构成。[36]在徐邦友看来，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包括治理主体体系、治理功能体系、治理权力体系、治理规则体系、治理手段或治理方式方法体系、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等诸多方面。[37]胡宁生提出，它由三个基本的子系统构成：处在系统顶层的是由执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大要素有机构成的核心子系统；处在系统底层的是各类具体规则制度组成的保障子系统；处在中层的是由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与互动所构成的关键传动子系统。[38]张文显认为，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党内法规体系，二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统领的制度政策体系，三是法律制度体系。[39]依据戴长征的看法，国家治理体系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规划和决策体系，二是支持体系，三是评估体系，四是监督体系。[40]桑玉成认为，它应该包括如下几方面：一是完善的宪法、法律体系，二是健全的政府职能体系，三是良好的社会自组织体系，四是互补的政社合作体系。[41]

从要素组成角度来看，唐皇凤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一般包括四大核心构成要素：具有民主品格、公共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现代公民；一个能够有效抗衡和制约专断性的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现代社会；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在竞争性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一个廉洁高效、兼具可问责性和回应性的法治型、服务型的现代政府。[42]丁志刚指出，它由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目标、治理方式等要素构成，其中，国家治理主体是指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行为者，国家治理客体是指治理的对象；国家治理目标是指国家治理要达到的预期要求或要实现的目的；国家治理方式是国家治理采取的各种方法、办法、举措、手段。[43]徐湘林认为它包括6个基本要素，即核心价值体系、决策权威、执行体系、政治互动机制、经济发展体系、社会保障体系。[44]邵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构成主要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三大要素，目的在于使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形成一种共生与互补的关系形态，并在相互耦合中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45]

（二）国家治理能力的结构要素

依据徐湘林的观点，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如下：一是维护多数人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二是维护和提升国家决策体系的权威性，三是维持和完善有效的行政执行体系，四是创造和维护具有活力的良性政治互动机制，五是维护国家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六是提供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社会福利体制。[46]魏治勋提出，它由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形成能力、制度实施能力、制度调适能力、制度学习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等五个方面构成。[47]曾峻认为，它具体包括化解矛盾维护秩序的能力、动态把握和平衡利益的能力、科学制定公共政策的能力、有效实现治理意图的能力、引领各个领域持续发展的能力、运用民主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的能力以及治理主体特别是政党、政府自我净化的能力。[48]戴长征将国家治理能力概括为合法化能力、规范能力、一体化能力、危机响应和管控能力等四个方面。[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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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构原则、基本特征与衡量标准

在建构原则方面，杨冠琼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构的总体原则包括网络化结构原则，利益相关者或以公民为中心原则，协商与共识达成原则，公共价值增值效应最大化原则，社会自组织与协同能力激发原则，信任、互惠与合作能力促进原则等。[50]许耀桐提出的建构原则有：一是科学治理原则，二是民主治理原则，三是制度治理原则，四是中国特色原则。[51]在基本特征方面，竹立家提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有三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现代化，二是“依法治国”体系的现代化，三是“民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52]唐皇凤总结的基本特征如下：首先，兼具有效性与合法性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其次，开放性、包容性与可问责性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外在表征；最后，国家治理体系的回应性和调适性是治理现代化的集中体现。[53]李树林提出的特征有：国家机制、市场机制、公民社会机制的互相支撑与平衡；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民主与效率的相互补充与协调。[54]高小平认为，基本特征是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布局合理，公共权力结构优化，民主发展，法治健全。[55]

在衡量标准方面，俞可平提出，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准至少有以下五个：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56]徐勇也提出了与俞可平几乎完全一致的五个标准。[57]徐湘林认为，理性化、制度化和法治化是

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三大标准，主张中

国国家治理要实现现代化与制度化结合、现代

化与法治化结合和现代化与理性化结合。[58]丁

志刚提出的衡量标准有三：一是现代国家治理

体系要求个人的归个人，社会的归社会，市场的

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二是不同领域的相互介入，不应当是替代的、添乱的、有害的，而应当是

补充的、补台的、有益的；三是个人、社会组织、

企业、政府之间在国家治理中某些重大问题、综

合性问题上应当沟通、协商、协调、合作。[59]

四、国家治理方式

法治作为中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已经成

为学者们的共识，大家所讨论的重点在于重申

法治导向型的治理方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

要地位和具体作用。

徐邦友指出，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

式是指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切权力主体或权利

主体都必须在法律规则的约束之下实施各自的

职能活动或权利行动，由法律规则调节相互之

间关系，实现规则约束下的作用互动。[60]迟福林

也强调，国家治理转型最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设

为重点，法治为先、法治为重、法治为大，逐步形

成依法治国的新局面。[61]丁伟认为，法治导向型

的治理方式的优势在于：崇尚法律至上的理念，

凸显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公开性、回应性，具有

可预期性、可问责性、可救济性。[62]赖早兴提出，

宪法和法律一方面能够保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正确方向，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也需

要相应层次的法律法规发挥确认、引导和约束

作用。[63]辛向阳提出了提高法治导向型的国家

治理能力的主要路径：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

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

个新水平；政府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

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权责

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探索建立与行

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避免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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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对于司法体制的过度干预；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为实现法治中国提供坚实的人才保证。[64]江必新认为，创新是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更新的关键，可以尝试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对抗性和“软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第二，契约化和合作规制，具体要求是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第三，提供服务或社会福利，具体要求是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第四，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具体要求是变官办为民营，变垄断为竞争；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体要求是变实体为程序，变“人控”为“机控”。[65]

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面对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和利益诉求明显多样化的现代社会，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寻求有效的资源配置结构，稳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就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议题。

俞可平给出的答案是：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66]许耀桐提出的实现途径如下：第一，树牢目标理念，即要树立与当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和目标体系；第二，加强顶层设计，即构建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多元治理格局，确定国家治理的政治、法律与管理方略；第三，突出制度建设，即建立健全国家治理的法律体系，建设法治中国；第四，推进政治改革；第五，夯实社会基础，通过民主参与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67]高小平认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做到“四个统一”和“三个结合”：“四个统一”是指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统一、法治与德治的统一、管理和服务的统一、常态管理与非常态管理的统一；“三个结合”是指坚持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相结合；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68]迟福林建议出台一个研究“四大问题”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规划：一是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建设法制化的经营环境；二是加快以公开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三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四是加快以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利益结构调整。[69]颜晓峰也提出如下四条重要途径：一是运用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与运用道德规范治理国家一体化；二是有效维护社会秩序与有效整合社会意识一体化；三是创新社会治理与强化道德约束一体化；四是治理融入生活与价值内化于心一体化。[70]李景鹏提出，实现现代化必须要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民主政治的要求，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适应法治的要求，适应社会自身成长的要求，适应现代文化发展的要求。[71]徐亚文认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着力点在于实现“共治”（或者“社会共治”）。[72]胡宁生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步骤是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的协调协同、良性互动。[73]房宁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二是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三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在实践中探索途径和方法。[74]施芝鸿给出的实现路径有：推进资源配置更加市场化、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推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和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深入人心、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更加开放化；推进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等化、社会治理更加有序化；推进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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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态修复和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更加科学化。[75]彭中礼从理论动力角度寻找解决对策：从目的论层面来说，需要转变“公民—国家”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从价值论层面来说，需要合理平衡“公平—效率”关系和“权利—权力”关系；从方法论层面来说，要从根本上摒弃人治方式和管制思维，实现“法治中国”。[76]辛向阳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要以定型和强体为主线；二要以统筹和协调重大关系为前提；三要以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77]郑言等提出了四大着力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二是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三是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四是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78]邓纯东认为，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引导作用，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文化观念提供指导和保障，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吸收中外优秀文化精华。[79]唐皇凤给出了如下核心战略：一是创新国家治理理念，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塑造改革共识；二是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自我完善能力，大力加强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三是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实现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80]江必新认为，实现有效国家治理的战略路径在于找到制高点、切入点、突破点和着力点，即治理的制高点是伦理塑造，切入点是源头治理，突破点是群防群治，着力点是法治方式。[81]卢洪友从财税预算制度出发，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财政路径在于深化财政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体系，具体包括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现代预算制度和现代分税制制度。[82]袁立炫阐述了信息化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相互关系：一是治理主体多元化与信息社会的契合关系，二是治理机制的缜密化与信息泛在化的互动关系，三是治理方式现代化与社会信息化的协同关系，四是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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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基础》，《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2期，第15～23页

[52]竹立家：《国家治理体系重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第19～21页

[54]李树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蒙古日报》2013年12月20日[57]徐勇吕楠：《热话题与冷思考——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第6～12页[59]丁志刚：《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江汉论坛》2014年第1期，第37～40页[61][69]迟福林：《国家治理体系转型需过四道坎》，《IT时代周刊》2014年第7期，第12页[62]丁伟：《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路径》，《上海人大》2014年第3期，第35页[63]赖早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内涵》，《光明日报》2014年5月14日[66]俞可平：《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南京日报》2013年12月10日

[68]高小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第9页

[70]颜晓峰：《推进国家治理构建价值体系》，《宁波日报》2014年3月18日

[71]李景鹏：《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57～62页[74]房宁：《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1月28日[75]赵登华：《努力实现“第五个现代化”——

—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日

[76]彭中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理阐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第42～46页

[77]辛向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大路径》，《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5～9页

[79]邓纯东：《吸收文化精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4月4日

[83]袁立炫：《从信息化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税务报》2014年4月23日

（责任编辑：张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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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7期总第2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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