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经济奔溃的原因
党媒新华社办的《了望东方周刊》揭露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1963年冀朝鼎去世后，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出现在追悼会上。这个单位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他对冀朝鼎的评价：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的原因。
2011-11-14 15:21:18| 分类：蒋介石| 标签：|字号大中小订阅
一、政治反动说: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利益，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长期进行反共内战与人民为敌。
二、经济崩溃说：认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导致南京政权的败亡，提出经济崩溃说：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经济由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内战的巨大消耗而陷入严重危机，币制改革使经济加速崩溃。财政经济的总崩溃，既推动国统区民众起而为生存斗争，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的激化和军事与政治的危机，导致南京政权败亡。
三、未来得及制度创新终至合法性危机说：把中国放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提出未来得及制度创新终至合法性危机说：中国是在庞大的人口压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政治衰败和国家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开始现代化起步的。南京政权面临来自外国列强、地方势力和民间社会三方面挑战，来不及实现制度创新，厉行政治、经济、农村等各方面改革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只得向专制体制回归；于是丧失现代化导向，不但无法化解抗战胜利后的参与爆炸危机，反而发生合法性危机，最终被以中共为代表的自下而上兴起的革命力量击败。南京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了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引发社会对抗；政府在集权的同时不向社会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也无力通过制度创新完成变革，结果丧失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合法性基础。
四、全能主义政治推行失败说。学者们把视角上溯至清末，指出从传统官僚帝制到现代中央集权科层制之间必须经过集权（传统）——分权——集权（现代）的过程，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启动。民国以来至30年代的权力分散和政治无序，诱发了全能主义政治的产生。但国民党的全能主义政治在权力凝聚与分散两个层面都犯了错误。政府偏重从地方收缴权力而不注重决策的分层化，造成在中央能够控制的权力网络，决策过分集中于行政中枢，特别是蒋介石个人，权力运作中人治传统更起作用，制度化水平低下。国民党在本应分权的社会层面却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并对地方势力施行削弱和消灭政策。结果是被剥夺殆尽的民间社会丧失了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愈演愈烈的暗斗明争贯穿南京政权之始终，削弱其统治。于是全能主义政治走向全面衰败，出现改朝换代的革命。
五、腐败说。、国民党既不能实现向现代法理型政党的结构转变，又丧失了革命党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在意识形态内聚功能减弱、组织结构涣散和政治无内部制衡与外在监督的情形下，逐渐趋向腐败。表现为贪污腐败、组织涣散、派系争斗的政治腐败是国民党统治垮台的根本原因。蒋介石的观点认为国民党军队腐败根源于党的腐败，推论出国民党腐败是该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国民党的腐败与抗战胜利后的劫收结合起来，劫收是南京政权失败的原因。国民党政权腐败的政治根源有三：一是清党和向旧军阀势力妥协，使该党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丧失革命精神和活力；二是删除三民主义中的革命成份，失去抗御腐败的思想
武器；三是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体制在设计和程序上的弊端，使其缺乏应有的制衡机制，基层组织涣散。
六、私有制说。认为南京政权失败原因在于所依靠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意识形态，这决定了他们为满足私利必然损害和牺牲人民利益，必然失去人心，走向败亡。
七、失去农村（民）说。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迅速崩溃，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未解决具有决定意义。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而南京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农村精英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豪强恶霸逐渐占据底层权力中心，乡村阶级冲突加剧。到南京政权统治时期，政府穷于应付各方面挑战，对农村底层的控制更加微弱，政府职能在农村基本只体现为征粮、征赋、征丁，加剧了与农民的紧张关系。渴望土地的农民在共产党的土改措施下被大规模动员起来，成为改朝换代最强大的社会资源。
八、综合因素说：
1. (1)南京政权缺乏统治基础。1927年后国民党失去了工农的支持；作为该政权社会基础的土豪劣绅又不能同其真正合作；民族资产阶级在绑架、勒索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吞并下逐渐与南京政权分手；军队也因清党而失控，素质低下、纪律败坏，不堪依靠；从而失去建立一个国家的起码条件。(2)尽管国民党建立起一个现代形式的政权，但派系纷争、贪污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与该政权相始终，统治机器一直不能正常运转。(3)地方割据势力始终作为一支强大的异己力量存在，使南京政权的统治受到严重削弱；解放战争时期，占军队多数的地方军队的瓦解，是直接促其军事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长期对抗，“割据分权行为破坏了国民党政权的政令军令统一”，是南京政权覆亡的必然性因素之一。南京政权本应施行民主政治以整合地方力量，实际却是对地方势力施行削弱和消灭，引起对方如法对抗，损其统治，促其崩溃。党政权遭到全方位重创，加之共产党的有力竞争，该政权崩溃的步伐大大加快。(4)南京政权处在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由乱到治的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定、战乱频仍；人口迁徙极为频繁，人口过剩的巨大包袱伴随政权始终；政府未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间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导致整个社会陷于恶性循环的混乱中。对外，南京政权还要时时应付来自列强的严峻挑战。在国内外诸方面、多种压力下，加速了该政权的崩溃。南京政权覆灭是由许多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权的阶级属性、社会基础、政治行为模式、政党及军队状况是其崩溃的必然性因素。抗日战争、政治民主化骗局的败露与内战的挑起是其失败的两个偶然性因素
2.南京政权统治时期，封建主义因素始终被大量保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微弱，半殖民地因素却影响巨大。由此导致：第一，中国民族产业资本的积累异常贫乏，商业资本很难向工业资本转化，反而常发生工业资本向商业资本的逆转。民族产业资本的稚弱和工商结构不合理，使中国：(1)始终未形成资本雄厚的产业资本家集团，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对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倾轧和专制政治的压迫。这是南京政权能实行政治独裁和文化专制，在政治上失去民心的经济根源。(2)产业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使中国时常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掠夺和各种投机行为的侵害，很难经受长期战乱的考验。这是南京政权崩溃的一个基础性经济原因。第二，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势力强大。近代中国，无论官僚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封建性和投机性。官僚资本凭借权势、采用超经济强制进行独占，所形成的垄断不是建立在生产发达和集中的基础上，而主要是从商业和银行业投机起家的，没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做后盾。到国民党统治后期，官僚资本的投机性更为严重，实力弱小的民族资本迫于通货膨胀和官僚资本侵吞的压力也纷纷效仿。结果整个社会无人生产，全去投机，经济一片混乱萧条，直至崩溃。官僚资产阶级的强大为南京政权的崩溃埋下伏笔。第三，贪污猖
獗。封建制度下贪污普遍，且官僚多用特权去经商捞外快。特权转化为经济行为的结果，必然导致贪赃枉法、政治腐败。封建主义既被大量保存，故在南京政权统治下贪污、化公为私、劫收等丑剧层出不穷，“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局”最终呈现。第四，殖民地经济特色显著。(1)中国近代工业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沿海沿江地区。这种带有显著殖民地经济特色的工业布局，使中国在抗战初期就丧失了90%左右的近代工矿业，2/3以上的交通运输线和占收入85%以上的地区，工业基础和财源损失惨重，加之庞大的战争消耗，两者相加所形成的巨大亏空，给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以毁灭性的打击。为平衡战时收支，只好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导致该政权财政崩溃的一个直接原因。(2)由于中国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封建自然经济很难真正打破，直至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才引起自然经济的解体。这就决定了商品的选择性和市场价格结构的不合理，造成进口工业品和出口农产品的不合理交换，限制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市场的扩大。到30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造成农村金融枯竭。抗战胜利后的通货膨胀使早已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迅速扩大，农民实际收入大大减少，农村进一步贫困化。这是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农村经济破产和其失去农民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统制经济失败说：战时统制经济曾使“大后方的战时工业显示了中国工业史上创纪录的发展速度”，“一度推动了中国内地现代化的进程”；但这种超经济的国家干预也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的秩序，导致民间资本严重萎缩、国家资本过度发展甚至吞并民间资本。战时统制经济与腐败、通货膨胀的关系密切。
经国大发金圆券银圆券
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可是咱们算算帐，解放区只占四分之一地盘，一亿人口，主要地域在西北等老少边穷地区。按道理来说，打起内战，更容易经济崩溃的是解放区，更害怕被封锁的也是解放区。说起搜刮民财，两边差不多。可为什么情况却完全与常理相违背呢？
其实说到底还是政府的廉洁问题。不得不承认的是，解放前的政权，是相当之廉洁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都吃苦，也就没人觉得吃苦。可国统区却是遍地腐败，人人争相腐败，而腐败又会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自然是人人不满，处处喊穷。各种苛捐杂税，中途漏到各特权官僚手里的，远远超过能用到实处的。如果不是贪污腐败的原因，也根本争取不到那么多人的支持。至于说到四大家族的财产问题，抗战时期确实没什么钱，解放战争时期，他们的私人帐户也没什么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蒋家以国家的名义，后面陆续收罗了相当多的古董、字画等。而之后，经国大发金圆券银圆券，更是肥了宋家，穷了国家。民国最后的挽救财政的机会，就是被宋家完全摧毁的。黑锅自然还是由太子来背。最后，直到退守TW时，GMD才终于有机会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和土地改革。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阴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统区出现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而导致国统区政治、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坚持独裁、专制的反动统治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
在当时为求得美国援助，出卖中国主权，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从中撰取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方面特权；再加上四大家族的野蛮掠夺；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经济危机日益加重、财政金融日益紊乱，赤字惊人；工商业大量破产、工人大量失业，工业体系趋于瓦解；农业生产衰退，粮荒严重；国民政府加紧剥削人民，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还滥发纸币，造成物价上涨，生产破坏。国统区经济处于奔溃状态，人民生活恶化。
一个世纪的交集，中共与国民党为了中国的前途发展各自规划蓝图，并付出了血的代价。而最终中共建立了新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中国的现代社会生机勃勃。而国民党，这个曾经统治着中国的政权经历过一场抗日战争的摧残，在挣扎中一步步走向灭亡。这一切有其因果，而对其因果的研究学术界也众说纷纭。这里我只想探讨经济崩溃对南京国民政府垮台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政权能否站得稳就要看其政策是否符合国家的发展前途，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而经济政策正是所有发展的基奠。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并且也有一定的效果。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决定统一全国财政、建立国家银行、裁撤厘金、实行关税自主、废两改元、整理公债、实行国地税等，从而奠定了国民政府财政管理的基本格局。10月，国民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章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具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
国库及内外公债的特权。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取代银元，作为流通于市场的唯一货币形式。法币政策的实施，使国民政府加速了金融控制，增加了统治力量。1937年之前的中国经济是从金融和货币政策的统一，进而推动重工业发展。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时需要，除将所属一些厂矿内迁外，对自愿内迁的民族工业，也给予贷款和运输的便利，还强制一批所需工厂内迁，对发展大后方的经济及抗战，都有重要作用。
但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并没有实现其在《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的“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民族工业也没有得到扶植。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求得美国的援助，大肆出卖国家主权。1946年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从中攫取了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由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和国民党的掠夺，国统区的经济空前严重：财政金融极端紊乱，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工商企业大量倒闭破产，工人失业；农业生产衰退，粮荒严重。由于国民政府统治地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国民经济迅速崩溃，激化与人民的矛盾，引起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经营、控制的官僚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成为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遏制、破坏作用，并最终促使国民政府的覆灭。南京国民政府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官僚资本垄断国民经济，严重剥削中国的劳动人民，这条发展道路在经济严重落后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得不到农民的支持，不得民心，这必然导致国民党与中国底
层人民的矛盾，这些矛盾积累到一个点必然爆发，这就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败亡。
解决财政困难最根本的办法, 是开源
节流。
1927年, 国民党政权宣布实行土地改良措施,宣称要继续推行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以及北伐战争期间提出的“二五减租”政策;1928年, 国民党政权制定了《佃农保护法案》, 规定“佃农缴纳租项等, 不得超过住地收获量的百分之四十”; 1929年,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也通过了“二五减租”的决议案。但这些政策、法规和决议案都是纸上谈兵, 国民党政权无意认真贯彻落实, 而是公布完后, 任由各省酌情自行办理, 并未作强行统一要求,以致减租措施名存实亡, 原有的土地政策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 农民的状况
一如既往。
1930年6月,国民党政权又颁布了5土地法6, 但这部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孙中山关于土地政策的思想, 只是一部改良主义的土地法。它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利益, 而是继续肯定地主占有土地的现状, 因此, 农民不可能改变无地或少地的状况。（只是宣传并没有切实执行，一切形同虚设）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一度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人们渴望安居乐业、重建家园。但是，日寇刚一宣布投降，国民党即根据早就制定的具体计划，立即派出大批军政人员，抢奔收复区，以“接收”的名义，抢夺沦陷区敌伪搜刮聚敛的巨额资产，作为其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重要战略物资。与此同时，还趁机对广大人民展开无情的掠夺。这场经济大接收不仅急剧激化了中国社会的矛盾，而且给国民党政权自身也造成了致命的恶果，严重动摇了其统治的基础，从而加速了它的覆亡。首先，接收使国民党丧失了民心，从根本上毁掉了其政权赖以维持和存在的民众基础。在接收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采取了一系列穷凶极恶的掠夺性措施，杀鸡取卵、涸泽而鱼。一些“接收”大员，在收复区的大城市，抢洋房、弄汽车、抓黄金美钞。而那些汉奸、匪徒们也趁火打劫。所以，收复区的人民对国民党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广大民众以“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表达他们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彻底失望和极大愤慨。国民党虽然通过接收抢夺了大批胜利果实，聚敛了无数用作内战的物资和数额巨大的内战经费，但它的声望却由此一落千丈。一个已经毁掉了民众根基的政权，仅仅依靠军事上的暂时强大，是难以长期支撑下去的，随着人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强大，其结局必然是迅速覆亡。其次，接收使社会生产遭到近乎毁灭性的破坏。它给民族工业以致命的摧残，大批工厂停工、停产，陷于严重危机；农业收成连年大幅度下降，导致经济萧条，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恶性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急剧萎缩，财政收入锐减。再次，接收使国民党军事力量中的嫡系部队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国民党推行的消灭、吞并杂牌军的政策，加剧了内部矛盾，导致许多官兵起义、投诚，加速了其军事崩溃的速度。最后，接收极大地刺激、引发了国民党政权各级官员疯狂争夺财富的强烈欲望和穷奢极欲的挥霍享受心理，使其吏治愈加腐败，军纪荡然无存，从而导致其政权肌体迅速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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