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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成因

浅谈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成因
浅谈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成因

浅谈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成因

摘要:张爱玲的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人们了解她的作品,但对于她作品中悲剧创作色彩的成因了解得却很少。本文主要从张爱玲家庭经历的变故,感情的受挫以及动荡现实环境的影响三方面探讨了张爱玲小说悲剧创作色彩的成因。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成因

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也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的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张爱玲小说中的代表作几乎全是悲剧,她以独特的视角挖掘人物悲剧命运的成因。强烈,明晰而独特的悲剧意识始终贯穿于她的小说中,而她复杂的心理世界以及她孤僻的性格,则是形成她独特的悲剧创作观的主要因素。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成因。

一.家庭经历的影响

张爱玲1920年出生于上海,她的祖辈,家庭门第曾颇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流派”主要人物,官至督察院左副都御史,一度颇得朝廷重用,祖母是晚清重臣李鸿章之女。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是典型的遗少,旧习气极深,性情又坏,在张爱玲周岁之后便瞒着家人在外面养了一房姨太太,他没给张爱玲留下多少父爱。母亲黄逸梵是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的女儿,崇尚西方文化,美丽而有才华,与小姑几度赴法留学,是一个新式女性,但她的美丽与才华似乎又造成了失误——她过于注重了自我而忽略了应当给儿女的母爱。张廷重夫妻的结合因为彼此的文化崇尚、性情追求的差异而最终破裂,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最后因与后母不和而被父亲毒打囚禁达半年之久。“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私语》)。

父母的思想文化素质,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以及兴趣爱好,潜移默化中都影响着作家个性和创作风格的形成,张爱玲自幼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目睹家庭由兴盛到衰败、腐朽、破裂的景况,亲身感受到人间的无情、生活的哀伤和家庭的束缚与冷酷。“她是一个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无论是父爱还是母爱,也不懂得怎么去爱他人的女孩,世事教给她更多的是自爱

甚至自私。她的早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的是,女孩通常会有的那些天真烂漫、活泼可爱,在她身上全部被扼杀了。”(1)正是这样阴暗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铸就了张爱玲悲剧的创作风格。

张爱玲的小说作品多是选择普通男女的情爱和婚恋故事为题材的。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半生缘》中的几对婚姻,都没有爱。顾曼桢与沈世均由相知到相恋,爱得纯情真挚,无利益计较,无物质牵挂。然而,他们无法逃脱厄运的魔掌。曼桢陷入亲姐姐曼璐所设的陷阱里,曼璐妄想利用妹妹为祝鸿才生一个孩子,并利用这些来套住自己的男人,锁住婚姻。曼桢在受尽凌辱逃脱魔爪之后,带着满腹的辛酸和屈辱去找世均,然而世均在无望中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匆匆与自己不爱的翠芝结了婚。可怜的曼桢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翠芝也不爱世均,她爱的是世均的朋友叔惠。旧家庭的千金小姐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个可心的人,可是命运成就不了她。不但家世的鸿沟他们无法逾越,就是已经成为新派人物的叔惠也不会接受她。曼桢也好,翠芝也好,他们都无法逃离没落的旧文化、旧观念对他们的迫害。腐朽的旧文化圈住了男男女女,他们只能在圈子里打转转,走不出来,也逃不掉,演绎着一出出令人寒心,阴差阳错的爱情悲剧故事。

在张爱玲的又一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为了能够得到乔其乔的爱意,守住乔其乔那总还是有一点的“爱情”和婚姻,甘愿替自己的姑母当诱饵,换得舒适的生活。还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与孟烟鹂的婚姻悲剧,实际上就是王娇蕊和王士洪的婚姻悲剧的翻版。佟振保在知道孟烟鹂与裁缝的恋情之后,仍保持缄默的原因,不仅出于对名誉的考虑,还在于他在孟烟鹂身上发现了王娇蕊的悲剧宿命。即无法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寻求些许幸福,也无法在婚外偷情中寻求到永久的快乐。“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人物穿着不同的服饰,姓名和身份包装着不同的故事,他们碌碌无为地经营着各自的生活,精神失去了自由却还无声无息地活着。在张爱玲的笔下,人生就是一场噩梦,人活着就是供人游戏的玩偶。”(2)

一场场情爱游戏中,到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腐朽的,苍凉的,肮脏的气味。在“男女问题”这条主线中,张爱玲将笔锋指向了虚无的情爱和无爱的婚姻。她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苦涩的,带着浓烈的悲剧色彩,这些正是张爱玲在童年时期对父母悲剧婚姻体察的再现。

二.感情挫折婚姻失败的影响

张爱玲在上海走红后,结识了上海日寇统治期间的“文化汉奸”胡兰成。胡兰成当时的身份是汪伪政府的高官,他这种复杂的身份,增添了张爱丽与胡兰成感情史上的政治色彩。张爱玲在与胡兰成交往的过程中看到了胡兰成的博学多才,以及他良好的艺术情趣,心生仰慕之情,从此两颗心越走越近。在同胡兰成热恋的这段时间里,张爱玲逸兴遄飞,意气扬扬,维持着高产高质的写作,这段热恋带来的欢悦使她更加才气焕发。以张爱玲对政治的态度,胡兰成的身份她可以不以为意,甚至对他日后的处境暂且也可以“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她不能不面对胡已有妻室这一事实。

1944年,胡兰成的妻子得知丈夫的婚外情后,便主动提出离婚,给张爱玲腾出了位置。就在这年,张爱玲与胡兰成在上海结婚。然而,幸福是那样的短暂,一年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战败,被当作“文化汉奸”的胡兰成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被迫亡命天涯。张爱玲强忍着内心的恐慌,依然紧紧跟随着爱人。可是,逃亡途中的胡兰成,依然拈花惹草。很快,他和武汉17岁小护士的恋情完全曝光。张爱玲在悲痛中听到了家庭破裂的声音。1946年2月,张爱玲在早春的严寒中,登上了前往温州的轮船。她在那里苦等了二十多天,期待着胡兰成在她和小护士之间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期待着他的回心转意。但是最后等来的却是胡兰成与小护士同居的消息。张爱玲在风雨中绝望了,一场传奇式的婚恋就这样拉上了凄凉的帷幕。

离开大陆后,张爱玲的创作日渐减少并逐渐趋于平淡。1957年的作品《五四遗事》,是对一个轰轰烈烈的五四时代落得一个不彻底结局的嘲讽,并通过一段普通人的感情波折对爱情的神圣和纯洁进行解构。1979的《色·戒》将感情与特工涂奸题材揉于一体,极富戏剧性和紧张感。张爱玲将对小说人物的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放在一旁,专一审视人性。将王佳芝从学校剧团当家花旦推上诱敌除奸舞台的与其说是爱国热情毋宁说是虚荣心,也正是虚荣心使她在关键时候暗通敌人枉送性命。而汉奸易先生,精细警觉,不动声色,在逃过刺杀一劫后毫不犹豫将佳人送上断头台,足见其冷酷毒辣,可他居然还想当然的以为王佳芝还是真爱他的,认为她是他人生第一个红粉知己,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她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自私残忍与自我中心奇妙地连在一起。小说的结尾充满冷嘲热讽。“联想到三十多年前张爱玲自己也曾深陷一场下佳芝式的情感泥潭不能自拔,‘隔养二州一年的辛苦路们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在对人性虚荣残忍的讽刺的同时应该也包含有对自己曾有的沉迷的否定,印证了她曾有的感慨:‘人世间的感情,没有一样不是千疮百

孔的。’”(3)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破落户”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由于父亲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范柳原的存在,等父亲死后,范柳原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两个旧家庭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一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味剂,视“女人为鞋底泥”的男人。一个是为了物质的需求,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他们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体的攻守战。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着一场恋爱的智斗。但一座城市的沦陷,成全了他们。在倾毁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那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文明的毁灭,他们的感情才会升华,情与爱成了虚无的承诺。但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么的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边的女人听。”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

《留情》中,叙述的是两个有过婚史的、年纪都不轻的男女结合到一起的故事。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了算计,目的性也十分明确。五十九岁的米晶尧娶了三十六岁的敦凤,男的目的不过是在年老之际找一个比自己年轻、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好好享受几年。因为他的上一段婚姻,实在不如人意。而女的呢,也不过是在丈夫死了之后,想找个终身依靠,也就是财产保证。这样的婚姻,结合的初衷并不是情感,而是传统社会的男女以结婚为目的的结合。所以敦凤一心巴望着米晶尧早点死掉,自己就可以在遗产中多分些钱。而米先生则空守着一份虚妄的幸福,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自己也明白敦凤对自己的想法。但他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然继续留恋在她的美色与青春中。

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不幸的婚姻是她反复吟唱的主题,这与她和胡兰成的这段感情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可见张爱玲与胡兰成的这场婚姻悲剧对张爱玲精神的打击是巨大的,这段感情经历对她悲剧创作观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动荡的现实环境的影响

1939年张爱玲考取英国伦敦大学,因战争的影响,未去成英国,改入香港大学。1941

年12月日本人进攻香港,中断了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生涯。港战给予张爱玲最深的体验是人生的安稳何其脆弱。在战争的状态下,人生的一切、平时靠得住的尔酉都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张爱玲后来回忆“围城”时难挨的感觉“……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己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烬余录》)“通过一己的不安全感,张爱玲看到更广阔的人类前景:与战争的无情破坏力相比,人的力量实在太微不足道。天道无情,人类如一盘散沙被不可知力量拨弄于股掌之间,无从明确自身的方向,前途就是虚无。个人的主观努力注定被打翻。”(4)港战烙下的“惘惘的威胁”在以后的岁月里时时浮出张爱玲的潜意识。对于乱世,张爱玲有一份敏锐的感觉和的感悟:“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缘卜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卜落日的反光,再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着,‘这是乱世’。晚烟中,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我看苏青》)

张爱玲将她生活的那个动荡时代称为“乱世”,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乱世的人起的都是只顾眼前不计将来的卜流念头。“港战在张爱玲的思想历程里是一道槛,阻断了她的思想往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经过这道槛,张爱玲再也退不回去了。身处乱世的张爱玲清醒地意识到文明的脆弱、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苍凉’‘虚无’成为她思想背景里最浓重的底色,决定她悲情观世、冷眼张看、暗含讥讽又偏于谅解的写作态度。”(5)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试图诠释着一种理由:文人在乱世中总是企图诉诸历史记忆寻求抒怀的方式。‘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她这样说道。张爱玲就这样徘徊于历史和现实之间,祈求寻找答案,发现的确是悖论,历史仿佛走到了尽头。能在繁华都市里总听得到历史回响的恐怕只有这样一个女子。”(6)

从张爱玲文章的言语中,可以看出当时动荡的现实环境对张爱玲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样的一个动乱的时代影响了张爱玲的生活,进而影响了她的写作态度和创作风格,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张爱玲悲剧创作观的发展。

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上的主基调是悲观的,消极的,不完美的,但是她的那些作品却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张爱玲生于那个时代,她的亲身经历,她的耳闻目睹,形成了她的创作背景和艺术源泉,她写出了一部部发人生省的小说,向人们展示着一个个令人彻骨的悲剧。至此,家庭经历的变故,感情的受挫以及动荡的现实环境这三个因素影响了张爱玲人格心理的发展并促使其精神卜悲观气质的形成,她的悲剧意识是个人遭际与时代共同作用的结果。悲观主义的人格气质反过来又影响她的人生观察并使其悲剧意识加深。

注释:(1)李继玲:《悲剧·人生·世俗·语式——张爱玲爱情文本技艺谈》,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5月10日,第8页。

(2)马冬艳:《悲剧的人生铸就了悲剧的创作意识——张爱玲悲剧意识探索》,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报,2006年6月,第2卷第2期,第58页。

(3)黄长华:《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第16页。

(4)黄长华:《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第18页。

(5)黄长华:《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第19页。

(6)耿娴:《听觉使生活成为生活——论张爱玲散文中的苍凉感》,珠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6月,第12卷第2期,第99页。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文集》张爱玲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小团圆》张爱玲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

3.《今生今世》胡兰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4.《张爱玲与胡兰成》王一心著远景出版社2004年

乡土小说与问题小说

【乡土小说】它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农村题材小说,它多取材于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厚地域风俗的农村。在20年代初、中期,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乡土小说”的作品。“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这批作家有冯文炳(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 乡土小说的兴起,是新文学小说对“五四”小说过于西方化的一次反拨。“五四”小说以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追求和对西方近现代文学及语言的借鉴与中国传统小说划 清了界限、实现了小说的革命,然而“五四”小说创作因此也存在很多弊端。其一是概念化,小说成了作家演绎思想、表达观念的形式,这个弊端主要表现在问题小说中;其二是欧化,这主要集中在浪漫小说中。浪漫小说不仅在抒情方式上直接借用了19世纪西方浪漫文学(尤其是卢梭的作品)的抒情方式,而且在抒情主人公的塑造上也过多受到卢梭及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影响,因而这一派小说在叙事上不象小说,而在语言上则又非本土化。针对这种缺陷,新文学作家曾呼吁文学的“地方色彩”,提倡文学应有“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号召作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所以,乡土小说在20年代初、中期的崛起,实际是新文学在革命之后着手建设的象征,反映了新文学现实主义的追求。 最早创作乡土小说并证明其艺术魅力的,是鲁迅。但是,无论是鲁迅还是那些后来被称为乡土作家的青年作家,在20年代初、中期都不曾明确使用过“乡土文学”或“乡土小说”的概念,更未以此相标榜。最早将这批作家回忆故乡、抒写乡愁的小说称为“乡土文学”的,是鲁迅1928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后来人们便沿用这一概念指称这一时期的这批作家的创作。 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 乡土小说的主要特征,首先是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其次,乡土小说作家往往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描绘生活与苦难中而又麻木、愚昧的故乡人,同情与批判,讽刺与哀怜相互交织,形成乡土小说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美学风格。第三,在批判和描绘故乡愚昧习俗、麻木人性、凄凉人生时,乡土小说作家仍然抑住不住对故乡的眷恋,而这眷恋又往往与某种失落感相交织,因而小说大都具有抑郁的抒情调子。

迟子建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分析

迟子建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分析 在创作中一直坚持着悲剧意识的写作,这使得她的小说富有极大的感染力,感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她的小说。本文就是从死亡意识、苦难意识来解读其小说人物命运,通过对小说结局的分,了解迟子建对悲剧意识的超越——活着,人只有坚韧的活着才能超越苦难。 一篇小说的情节设置能最直观体现作者的艺术思想。迟子建的悲剧意识在其小说人物的命运设置上,有非常清晰的体现。这些人物的命运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人物不断的经历命运的嘲弄,生命的死亡,灾难一个接一个的压过来,而作家从来不给他们留一个“光明的尾巴”,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小说里那无常的命运,能很清晰的传达出作家对于生活的悲剧性认识。 一、死亡意识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曾经指出:“死亡,是每一个诞生在光线中的人的共同命运。”然而“死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一个实在的死,而在于它震动了终有一死的人的心智,使人对自己应该认识和思考什么有所醒悟”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四卷本《迟子建文集》收录小说39篇,直接写到死亡的竟有29篇之多。虽然很多作家都热衷于探讨死亡本身的含义,但是迟子建说,“我写过的死亡都是漫不经心的,并不是刻意的设计,因为它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突然遭遇,而生活遭遇本身就是艺术的。祖父和父亲去世时对我有一种深刻的影响,有特别心痛的感觉。有人说死亡是随时降临的,不是谁能把握的生比死艰难,死是速战速决的,而生则是非常惨烈的过程”。对于一个人是怎么死的,死时的心理状态怎么样,她并不感兴趣,她的兴趣总在发生死亡事件之后,活着的人是怎样克服痛苦继续活下去。在设置人物命运障碍时,死亡情节之所以受到作家多次的青睐,在于作家内心最大的痛苦来自于亲爱的人的死亡。在她眼里,死亡是一种遭遇,一种失去,是人痛苦的最高级别。只有在人生最大的痛苦面前,才能激发出人最宝贵或者最真实的状态。作家在《死亡的气息》中说童年“从那时起我便知道人活着有多么糟糕,因为死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同人吃饭一样简单”。所以,她写了那么多的死亡,真正想表达的却是活着,活着比死亡更有难度。 《白雪的墓园》中父亲死去,关于他的死,着笔寥寥,然而他死后,却给家人带来无尽的痛苦与思念,并激发了生者坚强活着的意志;《百雀林》中周明瓦爷爷与母亲的去世,特别是他母亲的去世显出生命的荒诞与无奈,带给周明瓦一生的孤独感与残缺感,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一匹马两个人》老太婆的非自然死亡,让人扼腕,由此引发了老头和那匹马生活的重大变故……死亡之所以是最能体现人类悲剧的,在于死亡是人类最大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往往通过他者的死亡激发出来。迟子建正是通过人物面对他者死亡时呈现出的状态,揭示人类的普遍性。 迟小说的里的死亡极少寿终正寝的安详,往往都是非正常死亡,甚至是死得离奇与荒诞。各种死法都有,体现出生命的脆弱,往往连死来临之前连恐惧都来不及,多半是一种突然而至的血腥。作家对于亲人死亡的体验的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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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观白先勇的小说,可以明显地觉察到一种浓郁的伤感气氛深隐其中。他总是在讲述一个又一个悲惨的故事,构建了一个充满心灵痛苦的“悲惨世界”。白先勇始终坚持把创作目光投向个体生命,尽管其小说视野随着作家经历的变化而变化,小说的创作技巧也在不断地向前探索,然而他的创作却存在一个不变的因子——“对人类心灵痛苦的执著书写”,这种文学信念上的坚持并没有造成其创作上的单调重复,反而构画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生命图景。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背后,隐含着的是他对人的精神困境的困惑和无奈认知。白先勇是自觉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小说中经常出现对人物的性本能的描写,及对人物内心深处潜意识的深度挖掘。笔者尝试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探讨人物难以言说的痛苦,除绪论和结论,本论文共有三章: 第一章,按照时间顺序梳理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将其创作历程分为两个阶段:赴美前与赴美后。虽然其小说视野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发展,审美探索上也在更进一步,然而其创作存在一个不变的因子——“对人类心灵痛苦的执着书写”。归纳出其小说中人物的三种精神困境:欲求之阻,丧失之痛,孤独之苦。简述其表现,并探究其成因。 第二章,人物面对各自的精神困境所采取的逾越方式。或努力抗争,或漠然放弃或走向另一个极端——毁灭他人与自我毁灭。最终的结局都不免黯然。 第三章,人物逾越这些困境的失败结局,向我们昭示了人的需求与人类文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物的悲剧命运是必然的。白先勇的小说,在对这一矛盾的深入骨髓的揭示之下,可以令人感到其潜在的主观态度,即深广的悲悯情怀,他正是将这种悲悯情怀毫不吝惜地注入到其作品中去,从而完成了对人物的精神困境的客观冷静而又宽容慈悲的关照。 关键词:白先勇人物形象精神困境逾越方式悲悯情怀

问题小说与乡土小说2

问题小说就是为提出某种社会问题而创作的小说。由于作者思想倾向不同,初期问题小说中有一部分作品专以“美”和“爱”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大部分则并不提供答案,是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而“不开药方”本身,也正是问题小说的特点之一。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的流行,主要反映了大批知识青年的觉醒。它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需要,又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结果。后来,问题小说也体现著作家密切关心现实这一优良的传统。 了问题小说的创作。 发展1、“问题小说”起步,表现了探究人生意义的热忱。代表作《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揭露了“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 2、宣扬爱的哲学。如果说初期“问题小说”只是问病源,不开药方。《超人》则标志着冰心对种种社会问题开出了她的“药方”--这就是“爱”的哲学。《超人》《烦闷》《悟》构成了冰心“爱的三步曲”,爱的核心是“母爱”。 3、《倪焕之》它通过一个大的时空跨度去展示社会生活。小说从辛亥革命发生写到大革命失败。写了十几年的历史变迁,包括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这十年间中国社会从乡镇到都市的现实生活。》)《倪焕之》重现了五四青年的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悲剧处境。是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心里变迁史”中的重要一章。 问题小说的缺失与不足 1. 忽略了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氛围渲染和形式等文学要素,小说的社会认识价值超过甚至损害了其文艺审美价值; 2. 小说过重的哲理色彩和理性深度,有图解观念的创作形式,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 3. 缺乏现实的生活基础,缺少鲜活的生活气息,存在明显的主观臆想和向壁虚构的成分,影响了作品的感染力。 乡土小说 它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农村题材小说,它多取材于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厚地域风俗的农村。在20年代初、中期,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乡土小说”的作品。“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 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乡土小说是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其次,乡土小说作家往往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描绘生活与苦难中而又麻木、愚昧的故乡人,同情与批判,讽刺与哀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二稿修改

前言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直面残酷的生活,将目光投注于在痛苦和困难中挣扎的人们,讲述这些苦难灵魂的悲剧生活,展示出一幕幕震撼的人生悲剧。张爱玲对时代、文明、人生的悲观认识,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荒凉感和虚无感。从而散发出浓厚的悲剧意识,呈现出一种苍凉的美学风格。张爱玲的这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和创作意识值得我们探究。 一浮世的悲歌 (一)、不可逃离的悲剧命运 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意识。在她的小说中,人的生存欲望与现实困境的悲剧性冲突是其小说的基本冲突。张爱玲从自己的生存状况出发,从童年、亲情、恋爱、婚姻生活等切身的感受中探索个体的生存状况,她的人生观和生命的悲剧感就渗透在她对个体在荒凉世界里的生存状况的描绘。她以一种逼近本质的直觉,揭示个体生命的悲剧性,传达她对一个时代的生存体验:人的生存欲望和现实困境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矛盾,人注定要成为被征服者,在最终结局面前,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终究要归于沉寂。“总之,生命是残酷的”,[1]没有悲壮,只有无奈的堕落和苍凉。张爱玲认为,人生永远无法完满,只有委屈和难堪的生存,痛苦才是人生的永恒主题。在她看来,人生与现实困境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由不得自己做主。“人生恐怕就是这样罢,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2]这种将人生看作麻烦,麻烦与生命同生同灭的感悟,就是张爱玲创作的出发点,她在《论写作》一文中谈到:“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3]张爱玲透过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情感体验、精神状态,从司空见惯的生活中挖掘出其中的悲剧内容。 1.鲜明的悲剧个体 张爱玲的创作大多是描写普通人的平庸生活,“他们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在难堪的生存中“有挣扎,有焦虑,有慌乱,有冒险”。[4]张爱玲认为这才是生命真正的图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沉沦,在荒凉的胁迫中表现出对自我生命意义的困惑,以及对虚妄无妄的生活困境的屈服是人类荒凉的生存景况的呈现。张爱玲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往往赋予这些角色鲜活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生存欲望和意志,他们大多想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平庸无为的世界里抓住些什么,或是爱情,或是理想,或是平凡稳定的生活。但最终的结果往往得到更多的痛苦,一步一步地看着自己所追求的走向幻灭。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一名普通的小女子,一位单纯的中学生,为了学业,她向自己的姑妈求助;

叛逃_抗争和困守_解读古龙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2005年12月社科纵横Dec,2005 总第20卷第6期SOCIAL SCIENCES RE VIE W VOL.20NO.6 叛逃、抗争和困守 )))解读古龙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李军辉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内容摘要>古龙作品在塑造一大批义薄云天的侠士和浪子的同时,也塑造了一大批惊世骇俗的女性群体,她们在男权社会的挤压下,或是无路的叛逃者,或是失败的抗争者,或是执着的固守者,她们永远走不出命定的悲剧,从而成为了一群无法安顿灵魂的女人。 =关键词>叛逃抗争固守古龙作品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4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106(2005)06-0149-02 卓尔特立的古龙,其小说能在众多的新派武侠小说中异军突起,自成一家并广为流传,是与他独特的创作手法分不开的,他本着/求新、求变、求突破0的宗旨,对于人性给予了特有的关注和描绘,将写人、写人的命运、人的情感与性格这一文学命题应用到武侠小说中来,从而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创造了大量的义薄云天的侠士和浪子。然而,对于女性,古龙将其定位于风云变幻的武侠世界的点缀,是风流侠客的陪衬。从古龙作品中众多女性形象中,我们读出了女性自卑自贱与被塑造被书写的人生大悲剧。本文以此为突破口,走进古龙笔下五彩斑斓的女性世界,来破译其精心塑造的女性群体。 一 在古龙构筑的女性群体中,出现了以石观音和水母阴姬为代表的社会叛逃者,她们的存在体现了女性对男权社会彻底的决裂和对于女性自身的特殊关照。她们有着超越常人的能力和手段,并营造了一个个拒绝男性入内的纯本体空间,对自己和同性的迷恋寄托着所有的情和欲。她们把目光完全从男性身上挪开,带着欣赏、爱慕,甚至贪婪,凝注于女性本身。5楚留香传奇6中的石观音有着疯狂的自恋情结,一开始她只是一个很普通很正常的寻爱女子,但在历经挫折之后,她便不再相信男女之间会有真爱的存在。在寻爱而不得的情况下,她只能逃避到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在一个女性自我命名、自我指涉的世界中,骄傲而狂放地关注着自我。正如楚留香所说:/你一辈子都想找一个你能爱上的人,到头来你爱上了你自己。01她把对自己的爱与欣赏寄托在一面华贵无比的镜子上面,沉浸在自我的镜象之中,感受着生命的自在自为和完美无缺。她对镜子诉说着所有的喜怒哀乐、荣辱得失,在目光的抚慰中,感受着满足和快乐。在石观音看来,每一个男人都戴着一幅虚伪的面具,/所有的男人都叫我恶心0o,女人一旦陷入男性社会便失去自我,只有逃离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属于自我的领域内,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一切的男性闯入者都是无谓的看客而已,他们不会也不可能真正进入她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有/我0和/镜子0的存在。镜子是石观音,)生爱恋的承受者,也是她最大的秘密和隐痛。所以楚留香在和她决斗中,就很机智地击碎了那面镜子。/镜子里的人被击碎,镜子外的石观音也像是受了重重一击,整个人都怔住了。0?就在她发怔的瞬间,楚留香出手击败了她。因为石观音不明白碎掉的到底是镜子,还是自己。她精心营造小心呵护着的纯粹的自己竟在顷刻之间归于毁灭。她不得不以服毒自杀的方式表达对男权社会近乎偏执的逃离和更为彻底的背叛。这是她走向绝对自我的最高形式。换个角度讲,楚留香毁掉了一个病态的爱着自己的石观音,却在无意中完成了一个绝对女性的神话。而对于水母阴姬这个不可一世的神水宫的宫主,在小说中,被古龙这样定义:/她本就是个不正常的女人,她的情欲是畸形的,她讨厌男人却将情欲在女人身上发泄。0?似乎在水母阴姬从未想过为什么要逃避男人的时候,她已经开始了她叛逃的旅程,她对于男子也没有什么失望与仇恨,有的只是天生的讨厌与不屑,而对于女性的欣赏和爱恋似乎也是与生俱来的。为了实现与男权社会的隔离,她建造了一个不许男子入内的完全属于女性的领地)))神水宫。这个被外界看成是圣洁得不可侵犯的神坛,其实只是水母阴姬为自己营造的伊甸园,这实在是对道貌岸然的男权世界的挑衅和讽刺。水母阴姬不在乎外部社会是否认可,只追求自己的内在世界,在一个纯粹女性的空间,与同性为伴,在女性对女性的张扬和体味中,品尝着挑衅后的欢乐和宁静,唯如此,生命之美才能完全释放。然而,为男权立书的作者古龙并没有给她一个真正的女性领地,既然这个世界为男权主宰,那么一切都不可能脱离这一主宰,于是水母阴姬不经意爱上了一直男扮女装的/雄娘子0,当她发现/娘子0变成了/夫君0时,一切都已无可挽回,她的生命里从此多了一份对男子的牵挂。虽然,多少年来她不想面对却不得不面对,她倾其一生所设计的女性世界也变得不再纯粹,而归于破碎。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男权文化支撑起的古龙世界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女性空间,对叛逃前景的展望和追求在男权的阴影之下化为乌有,而女性永远也走不出命定的悲剧。但是她们对男性世界的叛逃从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武侠小说中女性最终成为男主人公的奖品的形象轨迹的回避,显示出女性生命状态的多样和复杂。但这也以一种阅读障碍成为大多数读者不喜欢她们的根本原因。为此,她们也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 二 古龙说:/女人,她可以是人,可以是神,也可以是兽。0而在其小说中,女性更多地接近于兽,兽性大于人性是此类女性的共同特征。他们有着超越一般男性的表现欲、权利欲、性欲,并为自己种种欲望的实现而不择手段,谈笑之中,把一切的道德约束、男权法则消解为零,在极度的放荡不羁中张扬着自我,膨胀着欲望。在男权压抑和仇恨的壁垒中以各种令人咋舌甚至引以为耻的方式争取个人生存空间,实现自我存在价值,在实现对男性世界的大抗争之后,品尝着生命的大欢乐。然而,固有的男权屏障无法撤除,女性的 149

沈从文小说中悲剧女性形象塑造

――沈从文小说中悲剧女性形象塑造 【摘要】沈从文创作了大量的以湘西风物和人事为背景的小说,女性形象描写是湘西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小说中众多的女性形象既是美丽的,又是残缺的。沈从文在颂扬湘西世界美好人性的同时,再现了湘西女性的生活状况。众多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表现了沈从文独特的审美眼光,寄托着他的审美理想。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小说悲剧女性美丽残缺 现代作家沈从文以他对故土湘西的深深爱恋的情结,用他的神来之笔为我们创作了大量的以湘西风物和人事为背景的小说。浓郁的乡土气息,魅人的风土人情,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正如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写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⑴湘西世界成了无世俗污染的“自然保护区”,成了现代人寻求安宁的精神殿堂。在这座希腊小庙里,沈从文用流光溢彩的文字为我们塑造了一座座值得瞻仰的艺术形象,本文旨在对其湘西小说中几个具有悲剧性格和命运的女性形象的解读,阐述沈从文是要通过这种残缺的美来寄托他的社会理想。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美丽纯情的少女,如翠翠、三三、夭夭、媚金等;饱经磨难的家庭妇女,如萧萧、三翠等;因为贫穷生活所迫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妓女,如《柏子》中的妓女、《丈夫》中的老七等。 沈从文笔下写到湘西女性时,总是将无尽的爱倾注于笔端,所以,他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美丽的,天生丽质、柔美如水、恬淡自然。例如翠翠、萧萧、三三等,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出一长串名字。她们或温柔可人,或聪慧机灵,或勤劳纯朴,或稚嫩天真,或忠贞痴情,或悱恻缠绵……她们共同组成了绚烂多彩的女性群像。她们不光具有外在的美,更具有内在的美,她们没有任何伤害他人的意识或行为,只凭借简单而执着的信仰生活着,是人性至善至美的化身。她们的形象是美丽的,但大多数女性的命运又都是残缺的,当这些美丽善良的女性遭受打击和毁灭时,就给我们思想上带来强烈的震撼,我们不光会因为她们的美丽涌动喜悦,也会为这些美丽的毁灭而黯然神伤。 一、翠翠----懦弱性格的失败者 《边城》因恬静悠远的风格、柔和温润的笔调、诗词曲赋的意境而被誉为田园牧歌。翠翠历来被看作是“爱”和“美”的完美结合体。翠翠生长在湘西山区的偏远小镇——茶峒,与勤劳朴实、重义疏才的祖父靠着一只渡船相依为命。生活虽然贫穷,但她有祖父的疼爱。她是自然女性,“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又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⑵竹林就是她的家园,连她的名字也取自那满山逼人的翠色。终日与山水为伴,她的身上也有了山水的灵气,具有大自然赋予的活力,她不染纤尘地成长着,内心中对爱情对象二佬傩送的选择是生命本能的自然选择,绝无物欲的掺杂,翠翠爱上傩送,不因他是船总的儿子,而是因为她欢喜梦里的歌声,欢喜随着歌声去摘虎耳草,那歌声在夜梦中曾浮起她的灵魂。她的爱情与自然有着很大的联系。在读者面前,翠翠天真善良,淳朴活泼,体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⑶。她是这样一个生动透明的“美”的形象,“美”的化身。

浅谈明清小说的悲剧意识

浅谈明清小说的悲剧意识 谈到明清小说的悲剧意识,首先我们得了解其繁荣及其如此繁荣的原因。已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期,小说观念的进化及之前的创造实践为大批小说家们累积丰富的经验,对日益丰富的明清社会生活、不断丛生的社会弊端加以反映的任务,已不是传统诗文所能担负。 因此小说取得了于传统诗文在文学中同等的地位,成为明清文学创作的中心和主流,可以说明清小说的题材范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丰富,艺术手法也相当之成熟全面。 以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为例,《红楼梦》一经面世,便在文坛上引起了爆炸式的轰动,不但拥有众多读者,更引起文人们竞相点评这一部惊人之作,最后总括着《红楼梦》中众多的头绪和线索的,是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知人论世,曹雪芹出生于一个与清皇室有着密切关系的贵族世家中,其曾祖在其父亲共三代四人,前后任江宁织造六十年。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四次驻跸曹家。康熙死后,曹家被卷入皇室内争,两次被抄家,其家族从此一败涂地。曹雪芹的一生,恰好与曹家盛极而衰的经历重叠。他少年时代在南京有过一段富贵繁华的生活,懂事后即目睹家族巨变,生活每况愈下,在穷愁潦倒之中,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可以说,亲身经历为曹雪芹创造《红楼梦》提供了必要的生活基础。 《红楼梦》的表层是一个哀怨动人的爱情故事:宝玉与黛玉相爱,但由于家长的横加干预,结果黛玉含恨而死;宝玉看穿了一切,“悬崖撒手”,出家做和尚去了;而宝钗在取得家长的恩准,好不容易得到了“宝二奶奶”的身份后,最终也成了这场不成功的婚姻的殉葬品。这是一个多重线索的爱情婚姻悲剧,但它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佳人故事,因为曹雪芹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示了这场悲剧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悲剧 宝黛爱情悲剧首先是社会悲剧,这体现在家长为宝玉择配的条件上。由于贾府走向衰亡,子孙一代不如一代,家长便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宝玉身上,对他的婚姻大事也一直十分关注。家长在黛玉和宝钗两人中最后选定了宝钗,原因是: 第一,从精神思想上说,只有宝钗可以使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正道; 第二,从性格能力上说,宝刹“稳重和平”,善于调解矛盾,在“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圆滑中,又有着处理家务的实际才干,可以化解家族内部的重重矛盾; 第三,从身体条件说,宝钗的“肌肤丰泽”远胜于黛玉的体弱多病,何况黛玉的病情加剧的原因,实在令家长头疼; 第四,从对男女之情的态度来看,黛玉不善于掩饰自己对宝玉的感情,宝钗却能“大理上不错”,表面上不做任何违背封建礼数的事。 这四个方面归结起来,实质就是对封建制度是顺从还是叛逆的问题,贾府虽然面临着衰亡,但家长们决不允许带有叛逆色彩的爱情萌生和发展,他们无情地摧残了宝黛间的爱情,制造了悲剧。 二、性格悲剧: 宝黛爱情悲剧又是性格悲剧,因为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宝黛两人性格上的弱点造成的。宝玉和黛玉既是封建家族的叛逆者,优势贵族公子小姐。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行为的不一致:一方面,他们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不以为然,对功名富贵和与之紧密相连的圣贤经传、忠孝节义的道德规范嗤之以鼻,他们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向往着人际的平等和个性的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贵族后代的优越感,他们的言行实际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贵族子女的身份所左右。这样,作为叛逆者的宝黛反对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为作为贵族公子小姐的他们却又不可能离开贾府生活一天;作为叛逆者的宝黛敢于心心相印地互吐衷肠,作为贵族公子小姐的他们(特别是黛玉)却在思想深处信守着封建道德观念,仍然希望通

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蕴

目录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1) 一、引言 (2) 二、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及其体现 (2) (一)苍凉的艺术风格 (2) 1、意象表现 (3) 2、氛围表现 (3) (二)悲剧性的主题内容,人物和结局 (4) 1、爱情的悲剧性 (4) 2、亲情的悲剧性 (6) 三、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 (9) (一)社会原因 (9) (二)家庭原因 (9) (三)个人情感原因 (10) 注释 (11) 参考文献 (13)

绵延不尽的苍凉—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摘要: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勇于直面残酷的现实生活,将敏锐的目光投注在痛苦和困难中挣扎的人们,讲述这些苦难生灵的悲剧生活,展示出一幕幕震撼的人生悲剧。张爱玲对时代、文明、人生的悲观认识,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苍凉感和虚无感,从而散发出浓郁的悲剧意识,呈现出一种苍凉的美学风格。 本文立足于文学研究,从女性的视角,运用文献研究、归纳演绎、综合分析等研究方法,从整体的眼光纵览张爱玲小说的创作,全面梳理、剖析和阐释张爱玲小说中所呈现的悲剧意识,追溯张爱玲小说中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 第一部分主要叙述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具体体现。张爱玲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冷冷的撕开生命外表的华美,露出人性深处的自私、阴暗、虚伪和孤独。通过独特的艺术技巧,利用意象表现和氛围表现,建构起一种苍凉的艺术格调,再加上主题、人物以及结局悲剧性的叙述和描写,逐步形成她小说的悲剧意识。 第二部分主要探究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主要从社会,家庭以及个人这三个角度简略剖析。张爱玲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动荡,父母感情的破裂,家族亲人的爱恨情仇,以及自己与胡兰成的感情的破裂,这一切的经历使其在创作上更加倾向悲凉。 本文力图通过这两个大的方面来了解张爱玲,把握其小说创作的悲剧意识。 关键词:苍凉悲剧意识小说张爱玲 Not the desolate stretch of Eileen Chang's novels--the tragedy of consciousness Abstract:Eileen Chang is a writer who has a strong tragedy consciousness and has a brave courage to face the cruel reality and life .Her keen eyes with pain and difficulty tell us the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and the tragedy of the lives, showing the scenes of life tragedyies.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inducing deduction,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overciew zhang ai-ling's novel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comb make zhang ai-ling's novels with a consciousness of tragedy, tracing her novels of the causes of

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探索

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探索 摘要: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的作品有着悲剧的主题思想,多以悲剧爱情故事为题材,张爱玲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从而形成了苍凉的艺术风格。张爱玲的悲剧创作意识源于她的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她在小说中,塑造的悲剧女性形象有三种:一种是受封建枷锁束缚的女性,一种是物欲与道德挤压下灵魂扭曲的女性,另一种则是由于自身性格缺陷和软弱酿成悲剧的女性。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一、苍凉的艺术风格 张爱玲的小说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她的作品有着淡漠的贫血和感伤的情调”[1]P39。胡兰成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2] P15张爱玲的小说,刻画了一个个残酷而悲凉的人物形象,苍凉是小说的底色,作品始终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这种苍凉的艺术风格[1]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弥漫浓厚悲剧色彩的主题思想 张爱玲是专写“她的时代的阴暗一面”的高手。她说:“如果我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2] P16她的威胁来自于生活,张爱玲是一个敏感的人,她善于窥探社会,把握世情,因此揭露人性成了小说的主题。她笔下这些揭露人性为主题的小说,必然成为悲剧小说。 2.以悲剧爱情和婚姻故事为选材 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3]P83张爱玲是窥探社会矛盾的小说家,她乐于立足于平凡的生活中,选择世俗的恋情和婚姻作为小说选材。《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剧人物,她编织过美丽的爱情梦,却为求金钱迫嫁,无爱的婚姻扭曲了她的灵魂,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劈杀了几个人,儿女的幸福也被她亲手毁掉,张爱玲就是以这样的爱情悲剧为题材,揭示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世俗面。 二、悲剧意识形成的深刻原因 1.家庭经历的影响 缺失的母爱、后母的虐待、父亲的狂暴,让她深深体会到人生的阴暗与悲哀,也逐渐孵化出张爱玲孤僻和冷淡的性格。“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浓郁的悲观气质,张爱玲因家庭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4] P179父母的不幸婚姻,引发

古龙小说写作特点

古龙小说写作特点 第一部分: 倪匡曾对金庸十四部武侠小说逐部评说,读来颇受启迪。金庸的小说虽宏大浩翰,但总数只有十五部(篇),各加议论,亦非难事;而古龙小说有八九十多部,我读过其中的五十部(已包括古龙的主要代表作),为五十部小说排名次,似有一定难度。与清霖兄商讨的结果,不如将古龙的十五部代表作逐一评说。 《大人物》 《大人物》无疑是古龙的后期作品,我对它有点偏爱,专门为它写过一节。 这部小说的主题标新立异,歌颂一个平凡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大人物,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书中的人物性格极为鲜明,杨凡、田思思跃然纸上。一个平凡而幽默俏皮,一个任性而热情奔放。其他人物,如柳风骨、秦歌、田心、张好儿、王大娘,都是有血有肉的角色。小说中虽然少有武打场面,但有不少精采的对话作为弥补,大为增色。我尤其佩服作者用笔之含蓄,如那个大侠岳环山并未出场,虚写一笔,无中生有,可见古龙是个聪明的作家。 可惜,《大人物》毕竟只有三十万字,小说的容量不够大,结构上也有点小毛病。作为古龙的代表作,它只能排名第十五位。 《英雄无泪》 这部小说塑造了一批刚猛冷峻的艺术典型。卓东来是一个,高渐

飞是一个,朱猛又是一个。但三个典型并不雷同。小说的气氛激烈紧张得叫人透不过气来,且又带点神秘色彩,结尾处悲壮深沉,如一曲英雄悲歌。 这部小说的妙处,还在于作者别出心裁地写了一口神秘的箱子,但作者的旨意仍在于写人。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个道理通过形象的细节表现了出来。 这部小说写内奸,写英雄的失意与豪爽,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英雄无泪》的结构有缺陷,那口神秘的箱子也太玄妙了一点。从总体上说,它尽管超过了《大人物》,但语言上却不及《大人物》俏皮。它的排名,我以为可列第十四位。 第二部分: 《大旗英雄传》 《大旗英雄传》是《铁血大旗》的修订本,是古龙中期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也可以说是古龙自成风格、走向成熟的成名作。 《大旗英雄传》气势宏伟,情节紧凑,非古龙前期作品可比,内容也比他后期的某些作品丰富,耐读。该小说的不足之处,在于描写环境与武侠小说有异,写马背上的厮杀多了一些,写得又不够玲珑,气氛也嫌太悲凉。铁中棠这个人物颇具个性,但总觉得比不上古龙写楚留香、陆小凤驾轻就熟、运用自如。小说的尾声有点模仿金庸的《飞狐外传》,作品有力度而缺少特别精采的篇章。 因此,《大旗英雄传》只能排名第十三位。

浅谈白先勇小说的女性悲剧意识

浅谈白先勇小说的女性悲剧意识 摘要:白先勇的小说,以擅长刻画女性形象而蜚声海内外。其中,关注女性命运,尤其是表现在历史场合中女性心灵深处的痛楚与伤感,是白先勇小说创作的突出倾向。白先勇以他独特的叙事方式,将时代的变幻与动荡在女性的生活起伏中表现出来,唱出了一曲曲凄婉的女性命运的悲歌。 关键词:白先勇;小说;女性形象 作为台湾第四代作家,自先勇在文坛上素有短篇小说“奇才”的盛誉。他的一系列小说,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具有独到的审美特性。著名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曾评价说,在艺术成就上可与白先勇的小说相比或者能超越他的成就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1]。的确,白先勇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得到海内外学界的普遍认可。作家兼评论家欧阳子女士认为,“白先勇才气纵横”,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2]。在白先勇“非常成功”的小说中,关注女性,尤其是表现在历史场合中女性心灵深处的痛楚与伤感,是一个突出倾向。从他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到早期代表作《玉卿嫂》,从《永远的尹雪艳》到《谪仙记》,从《香港——一九六O》到《秋思》,从《一把青》再到《游园惊梦》??在这些短篇佳作中,主人公均是女性。“他写女人,远比写男人,更细腻、更生动。”[2]白先勇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功,准确地说是和他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成功密不可分的。他“从写小说之初就没有迷失,干净利落地几步就跨到了艺术堂奥最深致的部位,直奔人物形象,直取人生真味”[3]。尤其是他的叙事方式将描写外部客观世界和自我肯定、自我怀疑、自我认同、自我否定结合起来,以感性的平叙压倒理性的分析,把时代的变幻与动荡在女性的生活起伏中表现出来,并以真挚的情感、细腻的笔触,多方位地揭示出人性的深刻性与丰富性、复杂性与矛盾性,在情感与理性、伦理与道德诸多关系中对人性进行艺术的重构,唱出了一曲曲凄婉的女性命运的悲歌。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极大关注。1958年9月,白先勇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夏济安教授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就显露出了其擅长刻画女性的卓越才情,体现出他对妇女命运题材的关注和探讨。作品中的金大奶奶曾经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葬送了她的青春,第二次婚姻葬送了她的性命。在她还不是“金大奶奶”的时候,她“嫁过人”。“夫家有钱得很”,男人却“一向有痨病,没有几年就死去了”。如果说,在这一次的婚姻悲剧中,更多地呈现为客观社会外围的原因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遭遇中,则明显地带有她自身的主观因素了。新寡之后,她名下的财产引起了歹人的觊觎。一个比她小十岁,住在她家对面的金大先生“天天跑来金大奶奶家中瞎混,混来混去,就把金大奶奶骗上了”。金大奶奶当时三十出头了,又经过第一次婚姻失意的历练,按说,她应该对生活有所领悟才对。但是,她还是被对方“满面的潇洒神态”和“一嘴巴的油腔滑调”蒙蔽了头脑,错误地嫁给了金大,从而在追求爱情的路上再一次迷失了方向。金大先生等到把“田产首饰”拿到手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对她不是骂就是打”。最后,金大奶奶服毒药,死在了金大先生讨小妾的喜宴上。 白先勇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探讨,还体现在其塑造的一系列嫁入豪门却又极为不幸的女性身上。古诗中有“铜雀春深锁二乔”、“侯门深似海”的句子。嫁入豪门的女子由于远离了世俗烟尘,她们的生活和命运历来都笼罩着神秘的面纱。这些豪门贵妇的生存状态、情感

浅谈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成因

浅谈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成因 摘要:张爱玲的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人们了解她的作品,但对于她作品中悲剧创作色彩的成因了解得却很少。本文主要从张爱玲家庭经历的变故,感情的受挫以及动荡现实环境的影响三方面探讨了张爱玲小说悲剧创作色彩的成因。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成因 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也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的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张爱玲小说中的代表作几乎全是悲剧,她以独特的视角挖掘人物悲剧命运的成因。强烈,明晰而独特的悲剧意识始终贯穿于她的小说中,而她复杂的心理世界以及她孤僻的性格,则是形成她独特的悲剧创作观的主要因素。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成因。 一.家庭经历的影响 张爱玲1920年出生于上海,她的祖辈,家庭门第曾颇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流派”主要人物,官至督察院左副都御史,一度颇得朝廷重用,祖母是晚清重臣李鸿章之女。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是典型的遗少,旧习气极深,性情又坏,在张爱玲周岁之后便瞒着家人在外面养了一房姨太太,他没给张爱玲留下多少父爱。母亲黄逸梵是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的女儿,崇尚西方文化,美丽而有才华,与小姑几度赴法留学,是一个新式女性,但她的美丽与才华似乎又造成了失误——她过于注重了自我而忽略了应当给儿女的母爱。张廷重夫妻的结合因为彼此的文化崇尚、性情追求的差异而最终破裂,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最后因与后母不和而被父亲毒打囚禁达半年之久。“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私语》)。 父母的思想文化素质,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以及兴趣爱好,潜移默化中都影响着作家个性和创作风格的形成,张爱玲自幼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目睹家庭由兴盛到衰败、腐朽、破裂的景况,亲身感受到人间的无情、生活的哀伤和家庭的束缚与冷酷。“她是一个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无论是父爱还是母爱,也不懂得怎么去爱他人的女孩,世事教给她更多的是自爱

古龙武侠小说分析

吴思曼金融一班 古龙武侠小说分析 古龙(1937—1985)原名熊耀华,祖籍江西古龙,出生于香港,14岁时随父迁台,4 年后,父亲出走,家境困顿,靠朋友接济维持生计,后毕业于台湾淡江学院外文系。尽管台湾五十年代后期出现了声名显赫的三剑客——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台湾武侠小说一直笼罩在金庸、梁羽生的光影中。这种情形直到成熟期的古龙出现,才有了改观。1960年古龙出道武林,经过数载磨剑,在六十年代后期相继捧出了《绝代双骄》《铁血传奇》《多情剑客无情剑》。72年,金庸在完成《鹿鼎记》后功成身退。让人遗憾,而古龙接连写出《萧十一郎》《陆小凤》《七种武器》《欢乐英雄》等杰作,将武侠小说推向新的高峰,越过了同辈作品。 首先,古龙的武侠小说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其实,武侠小说这种体裁就决定了每个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都要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浪漫主义色彩。诡秘的江湖,奇异的武林,本就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但古龙小说所透露的浪漫主义气息是那色彩样鲜明,是那样别具一格,是那样独树一帜,形成了明显区别于其他武侠作家的标志。通常是一会儿“杏花烟雨江南”,一会儿塞外冰天雪地,场景变换奇快,环境离奇古怪,衬托出人物和故事异常的浪漫色彩。像《楚留香系列》第一个故事中《血海飘香》,楚留香从在海上发现一具尸体开始,引出了一个个离弃诡异、不可思议的连锁故事,而主人公楚留香和胡铁花时而入大沙漠,时而闯“蝙蝠岛”,比之西方很多浪漫的传奇、科幻、探险小说,实在也不输其下。再如《圆月弯刀》,一开始,读者会误以为那是在写一个有关狐仙鬼神与人的神话故事,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也还是写武林和江湖,只不过描写了神奇诡秘的魔教罢了,光这种能让读者产生的误解就够浪漫的了。再看古龙武侠小说的书名和人名,也无一不散发出浪漫的气息。《流星.蝴蝶.剑》,《杏花.烟雨.江南》,《天涯.明月.刀》,李寻欢,楚留香,花满楼……无不给人以遐思迩想,有时光看书名和人命就让你备感诗意了。 再说古龙的语言,那更是风格独特,诗意无穷。可以这样形容古龙的语言:简洁洗炼,干净利落,准确生动,冷峻而富于激情,平淡却充满哲理,海明威“电报体”风格,古汉语“以少胜多”特征。翻开古龙小说,随便摘抄几句,都可以证明。 “ 秋。西山的枫叶已红,大街的玉露已白。秋已渐深了。”(《陆小凤之决战前后》)“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众生为鱼肉。 万里飞雪,将苍穹作洪炉,溶万物为白银。 雪将住,风未定,一辆马车自北而来,滚动的车轮碾碎了地上的冰雪,却碾不碎天地间的 寂寞。 李寻欢打了一个哈欠,将两条长腿在柔软的貂皮上尽量伸直,车箱里虽然很温暖很舒服,但这段旅途实在太长,太寂寞,他不但已觉得疲倦,而且觉得很厌恶,他平生厌恶的就是寂寞,但他却偏偏时常与寂寞为伍。人生本就充满了矛盾,任何人都无可奈何。”(《多情剑客无情剑》) “茶虽然又冷又苦,饼虽然又干又硬,他们却还是吃得很乐,喝得很乐,对他们来说,人生中的乐趣本来已经不太多了,所以他们只要能找到一点点快乐,就绝不肯放过。 所以他们还活着。快乐本就不是绝对的,只要你自己觉得快乐,就是快乐”(《白玉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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