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与日本刑法相比

中国刑法与日本刑法相比

至少在传统上是大不相同的。但是，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体系地进行了重新编纂，分为第一编总则与第二编分则，总则又包括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第二章“犯罪”、第三章“刑罚”、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在刑法的基本原则方面，还规定了罪刑法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这些近代刑法的根本原则，这一点又与日本刑法典的体系以及日本刑法学的发展方向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同时，中国刑法还把诸如单位犯罪、犯罪集团、量刑标准等写入了刑法典，日本刑法对此也一直在努力但始终未能实现。中国终于制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大刑法典。以上这些就是我的直观印象。

尤其是，中国刑法典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从正面肯定了罪刑法定主义，我认为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如何把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与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联系起来，也就是如何使有关犯罪成立的第1编第2章“犯罪”体系化，还是一个问题。在日本，对于如何在罪刑法定主义的基础上构建刑法体系，也展开了实质性的辩论，这一点在后面还将谈到。在此想就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第1编第2章第3节“共同犯罪”这一点，就日本学界对于数人参与犯罪这种情况所研究的几个有关罪刑法定主义的问题作些介绍，进而从正犯与共犯的区别这一角度来做些探讨。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一样，在正面确定罪刑法定主义之后，首要的问

题就是犯罪论，也就是如何使得犯罪的成立要件体系化的问题。首先，想就这一点谈谈我个人的观点。

例如，中国刑法典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般认为该规定还有这样一层含义，即“只要不是故意杀人，法官就不得适用杀人罪”，以及法官不得就杀人罪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其他刑罚，在此层面上，就可以理解为该条也规定了裁判规范，即对法官作了命令?禁止性的规定。把握这一点，进而认为刑法具有作为裁判规范的特性的观点在日本很有影响。

然而，在作为裁判规范发挥效用之前，刑法首先具有行为规范的功能，也就是对于一般国民而言，刑法是规定“不得杀人”的命令?禁止性规范，这也是我在犯罪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至于犯罪是否成立，首先应该从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的命令?禁止性行为模式，即根据是否符合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来认定。我认为，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对其进行是否应予以处罚这一实质性判断之前，首先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形式性判断，即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所预先规定的命令?禁止性行为模式，只有在确定该行为是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之后，才能再作实质性判断。否则，就有可能对即便不是刑法所预先规定的行为，但仍以该行为性质恶劣、应予以处罚为由而认定为犯罪。只要是以罪刑法定主义为原则，就应以构成要件该当性作为犯罪成立的第一性的要件。对于构成要件该当行为，还应再作该行为是真正应予以处罚的有害性违法行为，亦或是刑法上有必要追究责任的有资性行为这种实

质性判断。这就是我的犯罪论观点，我把它命名为“形式性犯罪论”。与此相反，还有一种观点在日本也很有影响，我称其为“实质性犯罪论”。该观点把刑法首先作为裁判规范来把握，认为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成立要件并不一定重要，充其量也仅仅是法官选择值得处罚的行为时的一个标准而已。形式性犯罪论与实质性犯罪论之间的对立在日本一直存在，尤其是近10年，围绕罪刑法定主义的争论益发尖锐，就如同以前的新派与旧派之间的对立一样。具体而言，我与东京都立大学的前田雅英教授就进行了广泛的辩论。我从赴日留学的研究人员处了解到，中国似乎也存在这种对立。

以构成要件为中心的犯罪论，用“三分法”对犯罪的一般成立要件进行了系统化，即将其分为构成要件、违法性以及责任这三个部分。按照其理论，某种行为要构成犯罪，首先必须是该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实施该行为，通常有发生有害结果的危险，构成要件正是把这种性质恶劣的行为予以归类成型。例如，中国刑法典第232条就对“故意杀人的”这种行为，以法条的形式作了明文规定，违法且有责之行为一旦符合构成要件，原则上就应该认定为犯罪。因此，在诉讼程序上，检察官只要对是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这一点作出立证，原则上即已足够。然而，具有第20条的正当防卫与第21条的紧急避险的事由时，则例外地认定其得以阻却违法性，不构成犯罪。还有，对于未满14周岁或有精神障碍的无责任能力人，即便能够认定其存在故意，也作为例外情况，认定其得以阻却责任，不构成犯罪。这种肯定犯罪成立要件的观点就是所谓“三分说”体系。

形式性犯罪论认为，对于判定是否构成犯罪，确定构成要件至关重要。正如前述，构成要件把存在形式多种多样的具有有害性、违法性、有责性的行为予以类型化，并以刑法条文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法律条文的内容可以通过解释而加以明确，形式性犯罪论的作法就是避开该行为是否有害而应予以处罚这一点，而首先从构成要件的用语本身去推导其内容。当然，用语本身的含义也并不一定是单一的。例如，对“脑死亡是否意味着人的死亡”这一点，在日本就见解不一。我认为，即便“脑死体”作为人的生命体还存在保存的价值，但也不能因此就认定“脑死体”不是“死体”。总之，对此应该按照社会一般观念或社会常识去判断。

形式性犯罪论还认为，由于刑法在规定构成要件之时，是使用社会一般人的语言而使之条文化的，因此，即便是对于条文的解释，也只能以当时的社会一般观念或社会常识为标准。这也就要求刑事审判人员应该加强自身修养，经常了解、并力图发现何为行为当时以及现在的社会常识、社会一般观念。以上述内容作为本文的基础，下面进入探讨的问题。

二、问题之所在

1．区别正犯与共犯的意义

上面谈到了我本人的犯罪论观点，它要求必须是以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为基轴去认定犯罪。无论行为如何有害且性质恶劣，只要其事实

不符合构成要件，就不能作为刑法意义上的对象来认定。换言之，只要没有出现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或行为，就不会产生犯罪的问题。在日本，把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称为“实行行为”，把亲自实施实行行为者称为“正犯”。“正犯”这一用语由德国的“行为者性”演变而来，“正犯”是与教唆犯、从犯，也就是与共犯相对应的概念，它被作为刑法条文用语而用在日本刑法典的第60条、第61条、第62条中。

我个人认为，这一点与中国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有很大不同。在我看来，中国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主要分为主犯与从犯，只要能确定某种犯罪是在二人以上参与之下所实施，就可认定为是共同犯罪。并且，按照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参与者又分为主犯与从犯。主犯对全部犯罪行为承担罪责；而对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从犯，则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所成立之罪的法定刑。使本无犯意者产生犯意并实施犯罪的，也构成共同犯罪；按照其所起作用，分别作为主犯或者从犯来处罚。中国刑法典第29条第2款规定了独立教唆罪，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中国刑法典在规定对共同犯罪的处罚时，按照行为人在其所参与的共同犯罪中所起的实质性作用，而分别作为主犯或者从犯来处罚，因此，中国刑法中的主犯与从犯可能分别相当于日本刑法中的正犯与从犯。但中国刑法按照“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分为主犯与从犯，并且还规定了独立教唆罪，因此，尽管与日本刑法中的“教唆”名称相同，但其实质内容却是大相径庭。

日本刑法典在第60条规定了相当于中国刑法中的主犯的共同正犯，

即“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即只要不是“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就不能成立正犯。这是基于“犯罪只是在自己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即实行行为时下才成立”这一观点而形成的。因此，由是否在共同犯罪中起重要作用这一实质性要素所引导出的中国刑法中的“主犯”，在犯罪成立方面并不重要，这是因为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能否认定其共同实施了实行行为。如此，只要不存在正犯即实行行为，就不成立犯罪。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正犯”在日本刑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实行行为比其他任何要件都要重要得多”，甚至认为日本刑法是以此为前提而构建，亦不为过。

上面这种观点也贯穿于教唆犯和从犯。刑法第61条把教唆犯规定为“教唆他人并使之实行犯罪的”，因此，没有“实行行为”则教唆犯不成立；第62条把从犯规定为“帮助正犯者”，因此，从犯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这些立法都是以罪刑法定主义的构成要件观念为基础，对此，毋庸赘述。

今天所要探讨的正犯与共犯的区别问题也与此相关。正如前述，我拜读了中国刑法典中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但从中未找到正犯与共犯的观念，因而只能认为主犯、从犯的区别就在于各自在共同犯罪所起的作用的不同。换言之，区别主犯、从犯及教唆犯，并不是以是否共同实施了实行行为为标准，而是根据其对于完成共同犯罪所起的实质性作用。这与其说是犯罪成立上的区别，倒不如说仅仅是处罚上的区别而已，想必作如此认识也未尝不可。

日本刑法把共犯分为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从犯），这是从

犯罪的成立这一角度出发所作的规定。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的区别，以及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时至今日，激烈的争论也未停止。究其原因，无外乎是以罪刑法定主义的观点为基础而产生，也就是，只要首先存在实施了实行行为的正犯，才会构成犯罪，对行为人予以处罚也是以实行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只有对该实行行为施加了影响才会构成犯罪。

2．学说的展开

下面就迄今为止日本学者如何区别正犯与共犯这一点，扼要地作些介绍。

以前，主观说占据主导地位。主观说认为，以意欲完成自己的犯罪而实施行为的为正犯，以意欲加担他人的犯罪而实施行为的为共犯。其后相继出现了其他学说。客观说认为，对结果施以原因者为正犯，对结果仅仅施以条件者为共犯。限制性正犯概念说认为，以自己之手实施实行行为者为正犯，其他即便是把他人作为工具而利用的，也只是共犯。与限制性正犯概念说相对应，扩张性正犯概念说主张，凡对构成要件的实现施以条件者，均为正犯。行为支配说也很有影响，该学说认为，由于正犯的本质就在于按照自己的意思完成犯罪，因此，利用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而完成了犯罪的，亦为正犯。

3．形式说

形式性犯罪论以构成要件为基轴来构建自己的犯罪论体系，这一点通过上面的讨论已很清楚。按照形式性犯罪论的观点，认为“自己实施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为正犯。”的形式说要更为妥当。所谓自己

实施，也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实施，因此，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自己的手去实施，因此，凡用自己的手去实施者为直接正犯，凡把他人作为工具加以利用而实施者，则为间接正犯。

与此相反，共犯则是自己不亲手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而是通过教唆正犯、帮助正犯来参与，也就是，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而参与完成犯罪。从此意义上说，要构成作为共犯的教唆犯、帮助犯，就必须存在自己实施实行行为者，即必须有正犯存在。从共犯以正犯的实行行为为前提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共犯从属于正犯。这一点与中国刑法典第29条第2款规定的独立教唆罪，也就是与处罚教唆的未遂的规定是不一致的。

中国刑法典第27条第1款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第2款还规定了刑罚的必要性减轻，这与日本对帮助犯的处理是相同的。对此，当然可以想见中国刑法中的从犯也是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基于此，我认为中国刑法也有不处罚从犯的未遂这一立法价值取向，各位以为如何呢？如确实如此，把教唆犯从正犯之中独立出来进行处罚，而把从犯隶属于正犯进行处罚的作法，难免不让人感到有欠连贯性。

三、共犯的处罚根据

1．学说的展开

想必已经清楚，中国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就相当于日本刑法典总则第11章的“共犯”。在以“二人以上参与，其中至少一人实施实

行行为而实现了犯罪”作为要件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刑法典第29条第2款规定处罚教唆的未遂即规定了独立教唆罪。在日本，为了解释现行法律，共犯独立说也曾影响甚广，该学说就主张对于教唆、帮助等共犯的处罚，应当独立于正犯。

就为何有必要处罚共犯即共犯的处罚根据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当前以“惹起说”影响最广。“惹起说”认为，根据就在于共犯对他人的行为实施了加担行为，进而惹起了法益受侵害这一结果的发生。由于刑法是以防止法益受侵害为目的，因此，把共犯所实施的对他人的法益侵害行为的加担行为本身作为处罚的根据，也就理所当然了。

2．共犯的处罚根据

问题就在于，某些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仅仅是施加了原因，对此行为进行处罚是否妥当。例如，教唆杀人的行为，尽管可以成为杀害他人的原因，但仅有教唆行为，还不太可能出现让他人现实死亡的危险。对此，倒不如说应该以让对方实施了刑法所预先规定的杀人的实行行为为必要。也就是，从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出发，只要没有现实地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就不得处罚幕后人。

我认为，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而产生了法益受侵害的结果，这才是共犯的处罚根据。

四、共犯的本质及其从属性

1．是犯罪的共同还是行为的共同？

在共犯或者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应以何种共同内容为必要这一问题，其结论是不言自明的。日本刑法界曾一度认为应该以共同实现了诸如杀人或盗窃等特定的犯罪为必要，这就是所谓的“犯罪共同说”。但考虑到犯罪的本质部分是实行行为，相较共同实现特定的犯罪，我认为实行行为更为重要。例如一方是杀人罪，另一方是伤害罪，尽管分别是以实现不同的犯罪为目的，但二者的实行行为都是以对他人的身体施以危害行为为内容，二者在这一点上存在重合部分。我认为，在此重合限度之内把二者作为共同正犯处理也未尝不可。我称其为“部分性犯罪共同说”。这也适合于中国刑法典第25条所规定的“共同犯罪”。例如，在主犯以伤害为目的，结果却成立杀人罪的情况下，我认为，就主犯而言，应以伤害罪为限而作为共同犯罪来处罚。

2．共犯独立性说与共犯从属性说

在共同实施不同犯罪的实行行为的情况下，就每个犯罪而言，分别构成共同正犯或者共同犯罪。例如，教唆实施中国刑法典第264条规定的盗窃行为，但被教唆者却实施了第263条规定的抢劫行为，那么，作为共同犯罪成立抢劫罪，而教唆行为则构成盗窃罪的教唆犯。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盗窃罪与抢劫罪是不同的犯罪，但在把他人的财物不法占为己有这一点上，二者的实行行为存在重合。教唆犯因重合行为，也就是从属于盗窃的实行行为而成立。在此情况下，共犯并不从属于正犯的罪名，而是从属于实行行为，这称为共犯的实行从属性。

只要没有现实地实施违反刑法所预先规定的禁止?命令的行为，就

不应出现刑法处罚的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要没有现实地实施实行行为，就不得对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本身进行处罚。总之，共犯独立性说并不妥当。

五、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

1．共同正犯是否是共犯

日本刑法典第6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由于正犯是自己实施实行行为者，所以，共同正犯当然也是正犯。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实行行为的，则都已经是正犯，那么，第60条并不一定再有必要去作所谓“都是正犯”的规定。也就是说，第60条很清楚地包含有这样一个立法趣旨，即尽管本来不能称之为正犯，但仍与“正犯”作相同的处理。因此，在甲乙二人均抱有杀害丙的目的，且各带凶器并摆开了架势的情况下，即便丙只是因甲的一击行为而死亡，二者也都应该对此负杀人罪罪责。虽然乙本来只是共犯，但如果二人以上的行为人结为一体实施行为，则使得结果的实现变得更为容易，也便产生了与正犯同等程度的危险性。在此意义上，其与利用他人的实行行为而完成犯罪的正犯即教唆犯、帮助犯有所不同。共同正犯处于正犯与共犯中间的位置，因而法律作了“都是正犯”这一规定。 2．实行共同正犯与共谋共同正犯

二人以上结为一体，相互利用相互帮助而实现犯罪的，都是共同正犯。如此，则存在即便行为人不在犯罪现场也可以构成正犯的共谋共

同正犯。所谓共谋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相互谋议实施犯罪，并由其中一部分人实现了谋议所决定的计划，从而认定全体共谋者成立共同正犯的情况。反对共谋共同正犯的观点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但判例很早便肯定了共谋共同正犯的存在，学界现在也基本上不再存在异议。

尽管如此，对于二人以上的行为人在现场结为一体实施行为的情况，以及虽经相互谋议却只有一部分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在要件上仍有必要加以区别。对此，我主张应该区分为实行共同正犯与共谋共同正犯，也有判例支持这种观点。在实行共同正犯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对共同实施犯罪这一点有理解即已足够，并无把共谋的事实作为要件的必要；而共谋共同正犯则是基于共谋的事实而产生相互利用相互补充进而实施行为的关系，因此，“共谋的事实”便尤为重要。

对于中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当然也可以认为包含着共谋共同正犯。第26条第1款所规定的犯罪集团与主犯、第2款所规定的犯罪组织以及第3款所规定的首要分子都是日本刑法中所没有的概念。但实际上如果有了这些概念，既可以对各个共谋者的性质及其作用予以细分，更可以对量刑予以定型，因而对于解释日本刑法也是大有裨益的。但要区分犯罪成立意义上的主犯与从犯，实际上却非常困难，因而也就容易使得二者的区别随意化，这也便有违反罪刑法定主义之嫌。

3．共谋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

由于中国刑法采取的是“凡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参与犯罪，均认定为共同犯罪”这一原则，所以我感觉中国并没有对共同正犯与教唆犯?

从犯的区别问题展开特别深入的研究。确实，对于从犯、教唆犯，都是按照它们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加以处罚，这也容易让人认为没有必要进行特别的研究。但第27条又规定可以减免从犯的刑罚，因此，界定作为其要件的“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含义就尤显重要；再者，主犯与从犯的区别既然在量刑上也有体现，因此就很有必要对此确定一个明确的标准。

在日本刑法中，由于教唆犯与帮助犯并不是正犯，所以，情节方面暂且不论，至少对于其行为本身是按照轻于正犯的犯罪来处罚的。与中国刑法一样，日本刑法规定对教唆犯处正犯之法定刑，因而也有观点认为区别教唆犯与正犯并无实质性意义。如上所述，按照通常的理解，教唆犯与帮助犯都是共犯，都是轻于正犯的犯罪，对它们的处罚都具有例外处罚的性质。在教唆犯的情况下，行为人使本无犯意者产生犯意，但仍然要以按照被教唆者自己的意思实施犯罪为必要；与此相对，区别共谋共同正犯与帮助犯则要困难得多。认为应该以犯罪所产生的利益为谁所有这一实质性观念去区别二者的见解，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判例的作法也近似如此。但我认为，仍然应该以是否可以认定存在相互利用、相互帮助这种关系为标准来进行判断。

六、正犯与共犯的区别

1．正犯的形态

至此，以构成要件在刑法体系中最为重要这一点作为前提，并以符

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为实行行为、自己亲自实施实行行为者为正犯这一点作为基轴，探讨了几个与正犯和共犯相关连的问题，作为以上内容的归纳，再次想就正犯与共犯的区别作些整理。

所谓正犯，是指亲自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也就是亲自实施实行行为者。在通常情况下，实行行为都是用自己的手，借助工具而实施，这称为直接正犯。毫无疑问，不借助工具而利用他人实现犯罪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种情况是把他人作为工具来利用，从而完成犯罪。对此，在有“他人介入”这一意义上，可称之为间接正犯。

教唆犯的情况与间接正犯非常相似，在利用他人而完成犯罪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教唆犯的特征体现在使被教唆者产生犯罪意思即故意这一点上，因此，利用者是以被教唆者的犯罪意思或者故意为媒介而得以利用他人的。正因为是以被教唆者的意思为媒介，就不能完全按照行为者的意思来利用。从此意义上看，教唆行为虽然也是危险行为，但其程度并未达到实行行为所具有的可以使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因此，对教唆行为予以独立处罚，并无必要。

2．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

在利用他人完成犯罪的情况下，问题点往往是如何区别教唆犯与间接正犯。间接正犯是利用被利用者，并使其按照利用者的意思去完成犯罪；而教唆犯则是使得他人产生犯意，并利用他人的犯意来完成犯罪。二者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是否以他人的犯罪意思为媒介。因此，即便被利用者有自己本身的犯罪故意，但只要能够认定是按照利用者的意思完成了犯罪，就构成间接正犯。

3．共谋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

所谓共谋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通过共谋，建立一种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从而完成犯罪的情况。在共谋者中，当然包括具有主犯格的行为者。但对犯罪的成立而言，是否是二人以上结为一体而实施实行行为则尤显重要。是否是主犯，这在犯罪情节方面是重要的要素，在犯罪的成立方面则并不重要。

即便不在犯罪现场也可以成立共谋共同正犯，如何把它与不用实施实行行为就可成立的教唆犯、从犯加以区别，常常是研究中的难点。我认为，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社会一般观念，看根据社会一般观念，是否能够认定为是二人以上结为一体实施了实行行为。

七、结语

以上走马观花似地探讨了正犯与共犯的区别问题。作为上述内容的结论，我认为，中国的“共同犯罪”的概念就相当于日本的“共犯”。对于相当于主犯的正犯，以及从犯、教唆犯，中日二国刑法均分别作了规定，从中也可以找出它们的共通之处，因而，二国间开展共同研究也完全可行。但二者之间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中并没有实行行为即“正犯”这一概念。我个人认为，为了更能在共犯理论中体现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很有必要引入正犯的概念，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该文是大谷实教授于2002年6月10日至13日访问武汉大学时，在法学院所作演讲的内容，本文在发表时做了适当的删改。

日本国学校法人同志社总长、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

【作者介绍】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与参考文献

在此作者对两国规定的比较认识有误，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理论上认为“起次要作用的”从犯，实施的是实行行为，只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是次要的，所以，也包括在日本刑法规定“正犯”的概念之中，并不完全等同于其刑法规定实施帮助行为（非实行行为）“从犯”的概念（编者注）。

关于中国刑法人道主义原则及体现

关于中国刑法人道主义原则及体现 二百多年前意大利人贝卡利亚发表了《论犯罪与刑罚》一书，提出了一条颇为有益的普遍公理：“为了不使刑法成为某人或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暴行的工具，从本质上来说，刑法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同犯罪相对称的并由法律加以规定的。”[1]在上述公理中，包含着现代社会三大刑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即罪刑决定主义原则，罚款均衡原则和刑罚人道主义原则。这些基本原则至今仍然是各国刑事法律的圭臬。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刑法人道主义在我国仍未引起学术界和司法界的足够重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认真反思和深刻检讨。 一、刑法人道主义的缘起与蕴涵 人道主义一词源自拉丁文意味着人道精神。其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最初形式是人文主义，它从反宗教统治和封建专制出发，提出以人为中心，要求关怀人、尊重人性和人的尊严，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启蒙主义时期，人道主义进一步成为资产阶段最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念之一。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道主义逐步进化成为以人为中心和目的，关于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现实生活和幸福、人的解放的学说。[2] 18世纪中期，受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刑事古典学派针对中世纪的严刑酷罚提出了刑罚人道主义思想，主张废除和限制死刑，取消残废性和耻辱刑，建立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改良监狱，给犯人以人道待遇。废除肉刑，减少死刑，禁止绝对不定期刑等都是

在刑罚人道主义的倡导下取得的丰硕成果，其至今仍为西方国家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现代刑法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之一。刑法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和人性等德性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形象相对立，表现出国家在制定和运用刑法时对犯罪以及犯罪之实施者的一种宽容态度。但是，这只是刑法人道主义的表象，刑法人道主义的蕴涵究竟是什么？对这一极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问题，我国学者有不同看法： (一)学者曲新久认为[3]：刑法人道主义的实质命题乃是将犯罪人作为伦理主体对待，而不是物理处理。刑法人道主义意味着对于人的自主性的承认，其中心思想是：犯罪人是人，因而必须将其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手段对待。该学者将刑罚人道主义的蕴涵阐释为否定性和肯定性两个具体规则。否则性规则是指绝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肯定性规则是指在最低层面上要求满足受刑人作为人的基本需求，在更高的层面上要求给以受刑人以尊重并引导受刑人的自尊。其中从犯罪人的真实需要出发，考虑犯罪人利益，为犯罪人着想，是刑法人道主义最为重要和最为基本的内容。(二)学者邱兴隆认为[4]：犯罪的实施者与刑罚的承受者是人不是物。不随意剥夺犯罪人权益，给犯罪人以人的尊重，是社会人道观念的必然要求。国家作为个人权益的保障者，必须尊重而不随意剥夺个人权益。犯罪人虽然应受惩罚，但不会因犯罪而不再是社会意义上的人，那么其权益也具有不可随意剥夺性。在任何情况下，人道观念都是公正观念的前提与基础。在不尊重人、不把人当作人的前提下，任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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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刑法》全部罪名一览表 原文地址：目前我国《刑法》全部罪名一览表作者：大理著名专家律师目前我国《刑法》全部罪名一览表（含修正案八） 【大理著名专家律师—马培杰律师】 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 1．背叛国家罪刑法第102条2．分裂国家罪刑法第103条第1款 3．煽动分裂国家罪刑法第103条第2款4．武装叛乱、暴乱罪刑法第104条5．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法第105条第1款 6．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法第105条第2款 7．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刑法第107条 8．投敌叛变罪刑法第108条 9．叛逃罪刑法第109条 10．间谍罪刑法第110条 11．为境外窃取、剌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刑法第111条12．资敌罪刑法第112条 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 13．放火罪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 14．决水罪同上 15．爆炸罪同上 16．投放危险物质罪同上 17．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上 18．失火罪刑法第115条第2款 19．过失决水罪同上 20．过失爆炸罪同上 21．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同上 22．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上 23．破坏交通工具罪刑法第116条、第119条第1款 24．破坏交通设施罪刑法第117条、第119条第1款 25．破坏电力设备罪刑法第118条、第119条第1款 26．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同上 27．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第119条第2款 28．过失损坏交通设施罪同上 29．过失损坏电力设备罪同上 30．过失损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同上 31．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刑法第120条 32．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第120条之一，刑法修正案三 33．劫持航空器罪刑法第121条

关于新中国刑法的一点思考 (对死刑的认识)

对新中国刑法发展的一点思考 摘要：刑法是法制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经历了种种变迁，在社会大潮的带动下，不断完善，促进着经济的发展，维护着社会稳定。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刑法不断迎接着新的挑战。本文简要介绍了中国刑法的发展历程，就当今刑法的死刑问题、人权问题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并进行了一些小小的思考，希望能够对刑法有更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中国刑法死刑人权 一、前言 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学生，我很庆幸选了才斋讲堂这门其实不算是课程的课程。当初怀着一半好奇一半无所谓的心情选了这门课，真正上课后，才发现这门课远比我想象的要丰富、要精彩。已经结束的八场讲座，不仅涉及到人文、社科、历史、经济，甚至还有法律、科学、天文，每一场都是被精心准备并认真讲授的，每一场都座无虚席。在这些讲座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前沿问题》一讲。 在我原来的印象中，刑法与我们这些守法小公民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一提到刑法最先想到的就是监狱、死刑。但是在陈教授用通俗幽默的语言，为我们剖析了近几年来热议的一些刑事案例后，让我们透过案例的故事性，看到了更深层次的法律与社会伦理，看到了生活中其实无处不在的刑法。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沈泽玮在评论中国九月的审判活动时说了以下这么一段话：“无论如何，将这七八起案件拼凑起来，基本形成照出中国现状热点议题的一面镜子。上至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及其关系圈的权钱交易往来、下至底层摊贩杀死城管的悲情暴力行为，中国社会的公与不公、罪与罚、法治与人情之间的各种灰色地带，通过一个个案件具体走进公众视线并引发舆论深刻地思考，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到底怎么了？” 带着这些启发与疑惑，我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论文，第一次想要了解刑法，第一次对刑法有了一些小小的思考。 二、中国近代刑法的发展 刑法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一样长，最典型的比如死刑，是国家统治人民的一种有力手段，也是最强硬的手段。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随着国家制度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一、单选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罪。（A） A.受贿 B.贪污 C.侵占 D.滥用职权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论处。（D） A.行贿 B.贪污 C.侵占 D.受贿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对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D） A.责任人 B.领导 C.行贿人 D.单位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罪。（A）A.行贿B.贪污C.侵占D.受贿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行为。（C） A.单位行贿 B.介绍贿赂 C.单位受贿 D.对单位行贿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罪追究刑事责任。（D）A.受贿B.贪污C.侵占D.行贿 7.《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明确，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D）A.15B.20C.25D.30 8.《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人以上的，应予立案。（D）A.4B.6C.8D.10 二、多选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中国古代刑法

一、刑事政策 中国古代刑事政策主要表现为“刑罚世轻世重”。“刑罚世轻世重”起源于西周。周灭商之后，如何统治广大的“殷顽民”及原来臣服于殷商的众多诸侯方国成为棘手问题。据说，周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不惜汙尊降贵，向殷朝元老箕子请教作为治国安邦的大法。 周朝最高统治层内部的观点也不一致，据说当时有三种代表性的意见，一是姜太公主张应“咸刘厥敌，靡使有余”，即将敌人全部杀光，不留残余；二是召公奭主张“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即只杀掉有罪之人，留下无辜的人；三是周公旦主张“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亲”，即保持原来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变，利用殷商贵族，以仁为本，进行统治，但如果有谁胆敢作乱，不论商人还是周人，都应镇压。 最后，周公的主张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强调应根据具体情形，由朝廷编订“建国之三典”：“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相传到周穆王时制订《吕刑》，将上述原则概括为“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 ，即强调适用刑罚必须懂得轻重权变，根据社会情势确定刑罚的轻与重，既要注意刑罚适用的统一性，又要注重适用刑罚的灵活性，这样做有助于正确处理案件，也有利于制定完备的刑律。 周代之后，“刑罚世轻世重”成为历代奉行的一项基本原则。春秋时代，子产有“宽猛相济”的主张，认为“惟有德者能以宽服其民，其次莫如猛” ，表现在刑事政策上，也就是轻重相济，以重为主。战国时法家大都强调“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 ，当时之世既“争于气力”，故必须“重刑轻罪”。儒家的荀子则强调“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曹操治魏，也强调“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而明太祖朱元璋更明申此旨，对建文帝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 可谓深得此中真谛。 附带需要说明的是溯及力问题。在汉代，采从旧主义，依据犯罪时的法律定罪科刑。至唐代改采从轻主义，凡犯罪未发、已发未断而逢格改者，若改重则依旧条，减轻则从新法。到明代又改为从新主义，无论轻重，并依新律拟断。清同明制。这也是“刑罚世轻世重”政策的一个方面。 二、犯罪主体 1、“化外人” “化外人”类似我们现在说的外国人，但当时的范围要广一些，除了外国人以外，还包括在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之人。按照《唐律疏议》的解释，是指“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这一定义适用于以后历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部分名词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论部分，部分名词解释 1.刑法: a) 广义：指一切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b) 狭义：指系统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刑法典。（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刑法体系：指刑法典的组成和结构。 3.刑法的解释：对刑法规范含义的阐明。 4.立法解释：就是由最高立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 5.司法解释：就是由最高司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 6.学理解释：就是由国家宣传机构、社会组织、教学科研单位或者专家学者从学理上对刑法含 义所作的解释。 7.文理解释：就是对法律条文的字义，包括单词、概念、术语，从文理上所作的解释。 8.论理解释：就是按照立法精神，联系有关情况，从逻辑上所作的解释。 9.扩张解释：是根据立法原意，对刑法条文作超过字面意思的解释。 10.限制解 释：是根据立法原意，对刑法条文作狭于字面意思的解释。 11.刑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意义， 并体现我国刑事法治的基本精神的准则。 12.罪刑法定原则：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13.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对任何人犯罪，不论犯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财 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如何，都应追究刑事责任，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依法定罪、量刑和行刑，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14.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典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 责任相适应。）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分析罪重罪轻和刑事责任大小时，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而且要综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把握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程度，适用相应轻重的刑罚。 15.刑法的效力范围：即刑法的适用范围，是指刑法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和在什么时间内具有 效力。 16.刑罚的空间效力：就是指刑法对地和对人的效力，也就是要解决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 17.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 用的问题。 18.犯罪的形式概念：就是把犯罪定义为违反刑事法律并且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19.犯罪的实质概念：不强调犯罪的法律特征，而试图揭示犯罪现象的本质所在，或者说，是想 说明犯罪行为之所以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根据和理由。 20.犯罪的混合概念：是指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合二为一，既指出犯罪的本质特征，又指 出犯罪的法律特征的概念。 21.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刑法典第十三条）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 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22.社会危害性：即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损害的特性。 23.犯罪构成：就是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

论中国刑法发展史

论中国刑法发展史 打开历史的卷轴，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泱泱华夏五千年的进程，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是如何能在沧桑岁月中屹立不倒，是如何能在改朝换代中激流勇进，这一切的一切，终究都逃不过一个“法”字。 法度，是维系一个国家耐以生存的纽带，特别是刑法，更是以铁腕手段促使国家安定统一的法宝。 早在氏族社会时候，刑法的身影便以悄然出现，但那时，无国度一说，刑法便只能作为一种规则存在于社会上，夏商周也并为对其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一直到了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出现，让底层阶级的人更加深入的了解到刑法。 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李斯，最终确是死在了自己所推崇的法度之上，“具五刑，诛三族”，可谓惨兮。 到了唐代，刑法完成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朝鲜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唐，无论是法典的体系，刑法总规的具体规定，刑法分责罪名的规定，还是在刑法的执行上，近乎相似。日本与中国的交往，随着唐朝的强大日益频繁。公元645年，日本开始学习唐朝的法律文化模式。其中，唐朝对日本关于刑法方面的输出颇重。以至于日本学着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某一部分法律采用了唐律，只不过稍微斟酌国情，改变了下。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和社会主要矛盾，民族矛盾发生了

重要的变化，出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统治者为救亡图存，变法自强，开始了一场以“斟酌各国法律”为指导思想的法律活动，中国法律传统向主罚合体，刑法为主转变。刑法的修订遂成为整个清末法律的核心和关键内容。它首次采用了独立的刑法典型式，完全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体例和名称，既实现了刑法分则的民族化，也完成了犯罪类型的现代化。虽据中国国情不能废除死刑，但酌情减少了死罪条目，引导中国刑法在体系上与世界刑法的接轨。在共犯的规定上，完全受大陆法系刑事立法例与刑法理论的影响，采用了正犯，片面共犯，过失共犯等诸多中国传统刑法没有的概念，在刑事制裁体系上，参照世界通例，使刑事制裁体系符合了当时的世界潮流。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一直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但也学习苏联刑事立法方面的经验。以此便有了“刑法是保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是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 我国刑法的目地和一切剥削者国家刑法的目地是完全不同的，一切剥削者国家适用刑法只有惩罚一个目地，我国刑法的目地是惩罚和教育，，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 中国的刑法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无论是唐朝对朝鲜，日本的法律输出，还是晚清对各国刑法体制的吸收，都说明刑法的国际化离不开国家间的相互交往，只有开放的国际环境，才能促成中国刑法体制的改革更新。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刑法国际化建设，也面临着学习与移植的对象选择问题，比如说向说学习，俄罗斯还是西方列

最新刑法全文

最新刑法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1修正）目录 第一编总则 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二章犯罪 第一节犯罪和刑事责任 第二节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 第三节共同犯罪 第四节单位犯罪 第三章刑罚 第一节刑罚的种类 第二节管制 第三节拘役 第四节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第五节死刑 第六节罚金 第七节剥夺政治权利

第八节没收财产 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 第一节量刑 第二节累犯 第三节自首和立功 第四节数罪并罚 第五节缓刑 第六节减刑 第七节假释 第八节时效 第五章其他规定 第二编分则 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第二节走私罪 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第五节金融诈骗罪 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 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 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 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五章侵犯财产罪 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 第二节妨害司法罪 第三节妨害国(边)境管理罪 第四节妨害文物管理罪 第五节危害公共卫生罪 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第八节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第九节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八章贪污贿赂罪 第九章渎职罪 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 附则 第一编总则 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第二条【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提供 第四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第五条【罪责刑相适应】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关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理解、适用及立法完善

关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理解、适用及立法完善 作者：陈忠林 我国《刑法》第6 条第一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都适用本法。”根据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该款即我国刑法空间效力属地原则的规定，正确理解我国刑法中的属地原则，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如何理解《刑法》第6 条第一款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哪些属于该款中中提到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以及如何认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内犯罪”。鉴于我国刑法学界对这几个问题的解释，多有与我国参与的有关国际条约、我国国际法学界以及刑法规定本身内在逻辑相悖，或者不甚清楚的地方，笔者愿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望能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一如何理解《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在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上，我国刑法学界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刑法》第6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在我国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是否属于我国领域，是否属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适用范围的问题上。 从刑法效力角度看，在我国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涉及到两个不容混淆的问题：一是在我国登记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应否适用我国刑法；二是对在我国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是否应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对前者的回答必须以我国刑事管辖权的范围为基础，而对后者的回答则只能以我国领域的范围为据。这二者的区别在于：一国的刑事管辖权是一个没有地域限制的概念，因为一国的刑事管辖权不仅包括属地管辖，而且也包括属人管辖、保护管辖、普遍管辖和专属管辖（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用来表示一国对该国船舶行使管辖的崭新的概念），除属地管辖外，后四种管辖的范围都与特定的地域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一国的领域则是一个必须有明确地域界限的概念，因为所谓一国的领域是一个国家能够行使完全排他性主权的地域范围，因而一国的领域只能是“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注：王献枢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137页。）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根据有关国际法规定及国际惯例，应将我国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理解为我国的领域，对在上述空间范围内发生的犯罪应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学界的这一理解，不仅不符合国外刑法学界、我国国际法学界在此问题上的主导性观点，更是违背国际法有关的基本原则，有悖于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和公约规定的精神。 （一）我国的船舶、航空器不应解释为我国领域 在一国登记注册的船和航空器是否属于该国领域，在国际法中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除少数人外（注：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296页；李恩慈：《论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的立法完善》，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188页。），绝大多数的人都对此持肯定的态度。理由是根据国际惯例，在一国登记的船舶或航空器，不论是民用或军用，不论是国家所有或是私人所有，都是该国的“拟制领土”，旗籍国应对其享有属地管辖权。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将船舶、航空器视为旗籍国的浮动领土，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依据。因为，尽管我国国际法学界的主流认为认为对船舶、航空器适用旗籍国刑法属于属人管辖（注：王献枢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第84页。），但是，根据国际法学界“占主导地位学说（有争议！）（惊叹号为原作者所加—笔者），公海上的船舶是船旗国的国土”（注：［德］英戈·冯·文希：《国际法教程》，知识出版社（1997），324页。）。而且我国国际法学界也有人认为，国家属地管辖权中的“属地”“包括一国的领陆、领海、领空，也包括在该国

关于中国新刑法典对有组织犯罪 惩治

关于中国新刑法典对有组织犯罪惩治 目前，有组织犯罪以其对社会巨大的危害性和整体冲击性，已成为世界各国立法、司法机关和刑法理论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有组织犯罪的活动和危害已逐渐突破一个国家的范围。如何改革和完善立法与司法、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并从理论上探讨有组织犯罪的刑罚惩治问题，已成为各国所共同关注的焦点。 一、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我国的有组织犯罪，起源于旧社会的帮会。（注：参见康树华主编：《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各类黑社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严厉打击，短短几年内便使得猖獗的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有组织犯罪的各种雏型-结伙犯罪和团伙犯罪增多。根据中国警方公布的数据，从1986年到1994年，中国查获的犯罪团伙数量，已由3万多个发展到20万个；其成员也由11万余人发展到90万人。个别地区重大（及特大）刑事案件的70～80%是犯罪团伙所为。（注：转引自孙茂利：《中国有组织犯罪的原因分析与趋势预测》，《青少年犯罪研究》1996年第10～11期。）其中一部分逐步发展为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犯罪集团。虽然目前中国的多数犯罪集团还不具备黑社会犯罪的完整特征，但其中有些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操作规程，已具有黑社会组织的某些痕迹和性质。因而可以说，在我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已经出现”，（注：

参见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人民日报》1997年3月14日。）并呈“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趋势”。（注：赵秉志主编：《新刑法典的创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页。）从某种程度上讲，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已成为中国境内各种犯罪活动中对社会危害极大的一种恶性犯罪，它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我国大陆目前尚无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只存在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换言之，某些犯罪集团已经具有黑社会组织的某些痕迹和性质，但还不具备黑社会犯罪的完整特征，属于在犯罪集团之上，向黑社会组织过渡的一个中间形态。从产生形式上看，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自产型；二是境外渗透型。（注：参见康树华主编：《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前者包括帮会复辟型、亲缘同族相聚型等；而后者则主要以内外勾结的形式出现，即境外黑社会在我国大陆发展组织，扩充力量。从地域上看，可以分为固定地域型和流动型两种，前者是指在某一固定地域内进行犯罪活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后者是指以流窜犯罪为主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我国有组织犯罪即黑社会组织犯罪及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从宏观方面而言，呈现出在数量上日益增多、在质量上向典型的黑社会组织演化、在活动领域上趋于跨国跨地区性、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从组织内部来看，呈现出内部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员激增、趋于职业化、智能化和现代化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的内容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的内容是什 么? 推荐：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刑事和解刑事谅解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案件管辖刑事诉讼 离婚证起诉离婚程序离婚起诉书协议离婚离婚损 害赔偿离婚诉讼 刑法是我国基本的法律，公安机关、检察院及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对犯罪分子做出判决的时候都要参考刑法规定。并且，为了进一步的贯彻刑法，指导办案机关侦办刑事案件，最高法也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对相关条件进行释义。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的内容是什么?下面我们跟随小编了解下相关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 ▲第一章管辖 第一条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包括：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本项规定的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其中证据不足、可以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有证据证明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第二条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 针对或者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网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被告人、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以及被

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 第三条被告人的户籍地为其居住地。经常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为其居住地。经常居住地为被告人被追诉前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住院就医的除外。 被告单位登记的住所地为其居住地。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登记的住所地不一致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其居住地。 第四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中国船舶内的犯罪，由该船舶最初停泊的中国口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五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中国航空器内的犯罪，由该航空器在中国最初降落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六条在国际列车上的犯罪，根据我国与相关国家签订的协定确定管辖;没有协定的，由该列车最初停靠的中国车站所在地或者目的地的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第七条中国公民在中国驻外使、领馆内的犯罪，由其主管单位所在地或者原户籍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八条中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犯罪，由其入境地或者离境前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被害人是中国公民的，也可由被害人离境前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九条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释义 刑法解释：第一条【制定刑法的目的和根据】第一条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解释】本条是关于制定刑法的目的和根据的规定。 刑法和其他法律一样，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刑法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制定刑法的目的和立法根据的规定中明确地体现了我国刑法的本质特征。 本条主要规定了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制定刑法的目的 根据本条的规定，制定我国刑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因此，它决定了我国的刑法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刑法是根本不同的，它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是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是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手中的法律武器，因而也就决定了制定我国刑法的目的只能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其中“惩罚犯罪”，就是通过刑法，规定什么是犯罪，哪些行为是犯罪，犯什么罪应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的方式，对任何触犯刑法规定的犯罪分子，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为惩罚犯罪提供法律武器，这是制定刑法的目的之一。“保护人民”是制定刑法的根本目的，这里所说的“保护人民”，不仅是指保护人民个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等合法权利不受侵犯，也包括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安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遭到破坏。 二、制定刑法的依据 根据本条的规定，制定我国刑法的依据有两个：一是宪法；二是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宪法关于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目前中国刑法典关于性犯罪的问题及完善

2010.Ⅰ法学研究 一、性犯罪的概述性犯罪不仅使被害人身体受到创伤、精神受到摧残、导致被害人家庭关系破裂、甚至出现被害人自杀的恶果，而且污浊了人们的心灵、败坏了社会的风气、有害于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应引起社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 （一）性犯罪的概念。关于性犯罪，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规定相关的概念。对此，我国刑法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主要包括：（1）性犯罪通常是指男女两性关系方面的犯罪［1］（P21）。（2）性犯罪是指直接涉及男女两性关系的性行为、直接涉及未成年人的性行为及直接展示人的性感部位的行为的犯罪［2］（P7）。（3）性犯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性交，或者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亵儿童的行为，是强奸犯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犯罪及猥亵儿童犯罪的类称［3］（P64）。（4）性犯罪是指由于出于故意侵犯他人的性权利、性健康或妨害与“性”有关的社会风化而违反刑事法律规范并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4］（P485）。我认为第一种观点表述过于笼统，并且把性犯罪仅限于男女两性之间性关系方面，范围过于狭窄，而且没有表明性犯罪所侵害的其他社会关系，对何谓性犯罪仍然难以令读者把握。第二种观点虽表明了性犯罪与性行为的直接关联，但是把“直接展示人的性感部位的行为”界定为性犯罪，未免不妥。因为诸如在公众面前暴露身体的行为，目的只是向公众暴露身体的性感部位来达到满足自己淫乐的目的，只是一种有伤风化道德的行为，并未对公众的身体或精神造成实质上的侵害，因此不宜归为性犯罪之中。第三种观点的可取之处在于表明了性犯罪的手段、对象，使读者能比较直观的了解性犯罪行为。但是此种观点也是将性犯罪限于两性之间性交、猥亵、侮辱行为，范围过于狭窄，并未包含如同“传播淫秽物品罪”之类的妨害社会风化的行为。第四种观点，不仅明确了性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排除了犯罪过失心理，而且在犯罪客体上包含了除人身权利之外的社会道德风化层面，规定较为详细，有利于打击性犯罪行为。综上所述，我赞同第4种观点。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可以纳入性犯罪的罪名主要有：强奸罪、嫖宿幼女罪、奸淫幼女罪、强迫卖淫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组织卖淫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重婚罪、破坏军婚罪、故意传播性病罪、走私淫秽物品罪、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等。 （二）性犯罪的特征。第一，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性权力、性健康或社会风化。性权力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在性行为方面作为或不作为的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包括依法建立婚姻关系和行驶正当性行为的权利等。性健康是指公民在性方面的身心健康，其基本标准是个人性的满足和社会健全运行协调一致。社会风化是指与性密切相关的良好的社会风尚和习俗［4］（P485）。近年来，性犯罪侵害的客体由传统意义上单纯侵犯他人性权力、性健康（如强奸罪）逐渐向包括侵犯社会风化（如传播淫秽物品罪）在内的复杂客体转变，给国家和社会准确认定性犯罪，打击性犯罪带来了诸多困难。第二，客观方面除了传统意义上暴力、胁迫等手段外，还包括引诱（如引诱不满十四周岁幼女与之发生性行为）、贩卖（如贩卖淫秽光碟）等非暴力手段。但是如果仅有上述手段而没有危害被害人身心健康、影响社会风化的行为的并不当然的构成犯罪，如夫妻之间以轻微暴力手段强迫对方与之发生性行为的行为。即便某种行为影响到社会风化，但是出于自愿，也不当然构成犯罪，如乱伦行为。当然，对那些在《刑法》调整之外的有一定社会危害性或影响到社会风化的行为，仍然可以用治安处罚或行政处分的方式加以规制，如当众暴露自己身体的行为。第三，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传统理论认为性犯罪是以满足个体性欲为目的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如强奸罪。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大量音像、影视制品的普及，逐渐出现了以营利为目的制作贩卖淫秽音像、影视制品的犯罪论性犯罪陈胜（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青岛266100）61行为，性犯罪的犯罪目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第四，犯罪主体既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也可以由单位构成。

2019年新刑法司法解释全文：第一章

2019年新刑法司法解释全文：第一章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第二条【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实行。 第三条【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第四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第五条【罪责刑相适合】刑罚的轻重，理应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合。 第六条【属地管辖权】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第七条【属人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能够不予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第八条【保护管辖权】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 期徒刑的，能够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第九条【普遍管辖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 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 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第十条【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消极承认】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外犯罪，依照本法理应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能 够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能够免除或者减 轻处罚。 第十一条【外交代表刑事管辖豁免】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 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二条【溯及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 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 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理应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 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1年修订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1年2月25日最新修正版刑法) 【发布文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3号 【发布日期】1997-03-14 【生效日期】1997-10-01 目录 第一编总则 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二章犯罪 第一节犯罪和刑事责任 第二节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 第三节共同犯罪 第四节单位犯罪 第三章刑罚 第一节刑罚的种类 第二节管制 第三节拘役 第四节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第五节死刑 第六节罚金 第七节剥夺政治权利 第八节没收财产 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 第一节量刑 第二节累犯 第三节自首和立功 第四节数罪并罚 第五节缓刑 第六节减刑 第七节假释 第八节时效 第五章其他规定 第二编分则

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第二节走私罪 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第五节金融诈骗罪 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 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 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 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五章侵犯财产罪 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 第二节妨害司法罪 第三节妨害国(边)境管理罪 第四节妨害文物管理罪 第五节危害公共卫生罪 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第八节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第九节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八章贪污贿赂罪 第九章渎职罪 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 附则 正文

第一编总则 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第二条【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第四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第五条【罪责刑相适应】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第六条【属地管辖权】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第七条【属人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第八条【保护管辖权】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第九条【普遍管辖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第十条【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消极承认】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中国刑法界权威高铭暄

中国刑法界权威——高铭暄 高铭暄，1928年5月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1951的年中国人民大学法 律系刑法专业攻读研究生并于1953年毕业。高铭暄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法学教授、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国际刑法研究所 所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刑法研究人总干事、国际刑法学 协会中国分会主席、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基金会法学组副组长。主要著作有：《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 总览》、《刑法国际指导原则研究》、《经济犯罪和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国际化 及其对策》、《经济犯罪和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研究》《刑法学原理》、《新中国 刑法科学简史》、《中国刑法学》、《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新中国刑法 学研究综述》、《刑法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等。此外，还撰著、主编、合著（译）有法律专业书籍70余部，发表文章近200篇。自始自终地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法典的起草及1997年刑法典修订工作。自1980年起参加了中国立法机关制订单行刑法的起草研讨和中国最高司法机关制订刑事司法解释的研讨咨询工作。高铭暄教授还作为中国法学专家，先后赴美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日本、法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考察、参加国际会议。曾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其主编的《刑法学原理》（三卷本）获国家图书最高奖项——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主编的《中国刑法学》获第二届中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主编的《刑法学》获中国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和中国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曾被收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并被收入中国多种版本的著名学者、著名法学家名录。 中国法理学权威——张文显 1985年至1993年1月起任吉林大 1992年被 1994年被人 ,吉林省委党校兼 副会长，吉林省人民政府立法咨询委员，长春市委咨询专家。吉林省政协委员、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是法理学、当代西方法哲学、法律社会学和法律政治学，尤其在法理学和当代西方法哲学领域有很深造诣。多年来，张文显教授以科学阐释法律原理，推动法学学科建设，更新社会法制观念，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为宗旨，开展法学研究。1986年以来，连续三个五年计划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3项，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七五规划）、《当代西方法学思潮总评判》（八五规划）、《法制与社会发展》（九五规划），主持国家教委优秀年轻教师基金项目1项，参与中华社科基金项目3项和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1项，负责起草国家教委“八五”和“九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出版学术专著和国家统编教材10余种，主要有《法学基本范畴研究》、《当代西方法哲学》、《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与方法论》(主编)、《法律社会学》、《法理学》（主编）、《政治与法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的理论思考》(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国内外学术理论刊物发表论文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