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计划经济体制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惊人了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文章讨论了两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打破了长期的、不正常的寂静,造成了再也平静不下来的经济格局,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

关键词: 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算起,到20XX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这30年,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举世瞩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有亲身的经历。

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谁都不可能在1978年就能预知此后的中国经济会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我们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学习、提高、成长。

回顾这30年,使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第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在序言中,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

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是非常艰难的。尽管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可以照常维持下去。这一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它有可能顽强地存在下去。原因是: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把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一个想背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是十分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居民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由劳动人事机构按计划安排好,流动难以如愿,抵制这种安排等于自己断送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个人作为消费者,也要由计划部门安排,具体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是凭票证供应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也无一不同行政主管机构的

安排有关。假定居民个人想离开计划经济所安排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他在生活上将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认为计划经济的运转得到了行政权力的支撑。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组成的。例如,计划的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等。它们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就算某个或某个居民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违背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而使自己的经济活动有所发展,那也只能被当作偶然的、非常规的事情,而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别人可以效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或单个居民都只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认和顺从的态度,和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无法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无误、不容怀疑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支柱,这种经济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辩护,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选择,把任何背离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这就是说,通过计划经济理论的解释,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出现了这种或那种问题,但一来这是历史所注定的选择,无法更改;二来如果要离开计划经济的轨道,那就是滑到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对社会、对、对个人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等于背叛。计划经济体制既有行政权力作为支撑,又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为之进行辩护和论证,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内计划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正统的经济理论,任何对计划经济提出怀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观点都被打成异端。由于人们从学校里、从书籍报刊上、从电影电视中所读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传计划经济的东西,于是人们也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各种想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行为加以谴责、加以抵制。某个或某个居民个人如果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有些举动,就会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围的人鄙视他、嘲笑他、斥责他,使他不得不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周围的人的压力。尽管这些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以致于到后来,连最初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也会进而怀疑自己可能真的错了:立场错了,观点错了,于是本来正确而且很有创新意义的改革尝试,就这样被扼杀了、消失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

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

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归功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的决策,归功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实践者这些年来在推进改革与开放中的努力。

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统治下,要在改革开放方面迈出第一步是何等困难。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了“左”的方面的压制。邓小平同志支持了这场讨论,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进行了重大创新。他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他所设计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与道路,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填补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空白,揭开了这一理论的新的一页,并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毫无疑问,假定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进展,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不可能被逐渐打破。

改革开放初期,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广、乡镇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这三个方面取得了成绩。正是这些冲击的结果,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失去阵地,最终不得不趋于解体。

要知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依赖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有的农村中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它也不可能持久,而且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甚至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农村普遍挨饿的条件下,可以容忍家庭承包,只要经济形势稍好一些,马上就展开攻势,把家庭承包取消了。再说,即使有的乡镇办起了一些不受计划经济控制的小,那它们也顶多只是小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生产一些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大中型所不注意或不屑于生产的小商品,起着拾遗补阙的作用,不可能扩大生产规模,不可能成为与国有大中型一争高下的经济力量。而更有可能的是:它们迟早会被上级主管部门以各种方式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朝着所谓“更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过渡。

至于经济特区的建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乡镇的兴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乡镇的兴起,最初纯粹是自发性的,而不是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倡导的,只是在政府领导人发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及其意义,发现了乡镇的作用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之后,经过研究甚至辩论,统一了认识,才加以肯定,给予扶植。经济特区则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特区没有

自发建立的任何可能性,经济特区的建立完全是政府的有意识的行动。只有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有可能出现深圳等经济特区。从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这一事实,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怎样牢固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假定不是政府采取有意识的行动,那是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牢固结合的条件下,使某一个地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发展经济的。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终于发生了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了,乡镇兴起了,经济特区建立了。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只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僵硬控制,让农民能够自主经营,自己承担生产经营的风险,并得到自己劳动成果中应当归于本人的部分,蕴藏于广大农村中的生产潜力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农村的经济走向繁荣;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是可以通过改革与开放而大大缩小的。只要计划经济少一些,市场调节多一些,经济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会以较大的幅度提高。

启示的威力是巨大的,农村经济改革和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向全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城市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的改革,已经滞后了,必须抓紧时机,推进改革。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经济改革预示着一场更深刻、更艰巨的改革即将展开。它们就像投向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体制湖面的大石头,激起层层波浪。它们打破了长期的、不正常的寂静,造成了再也平静不下来的经济格局,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

这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历史的写照。

浅谈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一)

浅谈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一) 论文关键词]计划经济体制原因发展过程经验教训 论文摘要]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对维护国家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也日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并最终消亡。本文将试图围绕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演变过程以及对它的作用做一点有益的分析。 一、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其实,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产生是很早的,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是张闻天。1948年9月15日,他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正是在于它能以明确的经济计划去适当地布置我们的人力和物力,去动员千百万人民为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奋斗”。经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对《提纲》进行修改后,最终写进了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它规定,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体制,是实行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国家将在一定范围内对国民经济实施直接计划管理和间接计划管理。 二、计划经济演变的过程 第一、建立和调整时期(1949-1976) (一)建立时期(1949-1957) 从新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这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时期。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了短短7、8年的时间,就初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调整时期(1957-1976) 八大后,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但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党内“左”倾思想严重,探索一度出现不少失误。这一时期,主要经历了三次大调整: ①1958年,进行以管理权限下放为中心内容的全面体制改革。体制建立后不久,中央很快就发现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紧张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改革。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最早阐明了此问题;1957年8月,国家经委提出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制度的初步意见》,提出了对集中过多和控制过严的计划工作制度的改进意见;1958年8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的决定》,指出,实行在中央集中领导下,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权限划分上,扩大地方计划权限。此后,开始了以扩大地方权限为中心的体制改革。 ②1961年,进行以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的改革。这次改革是针对在“大跃进”改革中出现的偏差进行的调整。1959年,毛泽东就针对“地方权力下放过多,没有搞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强调要“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一段时间里,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正确贯彻执行,直到1961年,中央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做出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并对经济管理体制做了相应的调整。 ③文革时期,开始第三次改革。三年调整后,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正常发展阶段。从1966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不久爆发文革,此时出现了集中过多的问题,于是中央又提出了下放管理权限的问题。改革先从下放企业开始。1969年,中央决定将鞍山钢铁公司下放给辽宁省,此后,又将包括很多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内的央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在计划体制上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制度。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 12通信技术:李壮壮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问题尤其突出。在我国确 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为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经过60年的不断摸索,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着小康社会迈进。 在这60年间,我们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分配制度。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即使在当今的次贷金融危机下也能稳步前进。 虽说现在的结果是十分美满的,但这60年间我们走过的道路却是十分崎岖的。 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 建国之前,我国绝大部分生产资料掌握在少部分的军阀手中,广大普通群众生活潦倒,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大改造,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人们吃大锅饭,是情有可原。但与此同时,这种经济制度确实没有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于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逐步确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表明,一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二是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不可或缺,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两方面内容缺一不可。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第三,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一切符合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应当大胆地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所用。

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一)

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一) 摘要：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一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二要必须理顺所有制关系，坚持多种所有制并存，采用多种经营方式；三要加强经济理论研究，防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片面化、教条化；四要注意清除小生产思想的影响，代之以崭新的现代化思想、观念和习惯。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回顾；反思 新中国成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规划、实施了体制改革的第一冲击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局面。纵观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一、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主要特点是出现集权和分权的反复。因此，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要准确把握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原则，必须适度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责权限。经验表明：集权有利于国家自觉的组织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有效地实行计划经济。只有适当集权，才能统一，才能保证重点建设，才能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别，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分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但是，集权过多或分散过头，都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在集权和分权、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虽经多次反复，但不是集中过多，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就是分散过头，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现在，我们应当吸取以往改革的教训，避免走两个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既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地方利益。也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部门利益。在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总的原则应当是：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调控权的集中，又要有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中央在制订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地方合理的利益和要求，地方要自觉服从和顾全大局，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必要权力，调节好本地区的经济活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处理集权和分权关系问题上，往往只注意到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的划分，而没有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国家把应该由企业管的事情包了起来，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反而把自己陷于繁锁的事务之中。企业本身在产供销、人财物方面无权做出决策，只是各级行政机关的附属，这就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处理中央和地方、集权和分权关系上，首要的问题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经济实体。 二、必须坚持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采用多种经营方式 新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证明：追求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单一化和高级化，并不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果，只能是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只要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采用多种经营方式，市场就会活跃起来，经济就会得到迅速发展。 “一·五”计划时期，经过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公私合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有益的必要的补充。调整时期，通过改革农村生产关系，改革农村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又开始多样化。结果，经济发展，市场活跃，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大跃进”时期，急于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级”、“过渡”，企图尽快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国家经济和国家经营。农村掀起“人民公社运动，”把小社并

浅谈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福利

浅谈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福利 【摘要】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体系始建于建国之初，它是我国当代社会福利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在这一社会福利制度变迁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特点，同时这种社会福利制度的不足点也显现出来。 【关键词】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福利制度；变迁；特点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体系始建于建国之初，它是我国当代社会福利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其30 左右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核心、以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初步覆盖劳动就业、医疗卫生、教育、养老和伤残等领域的社会福利体制和救济、救助制度，在促进当时的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建国后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变迁历程 对于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进程，可以进行阶段式的概括。 一是起步阶段。主要指1949 年到1957 年间，这一阶段不仅国家直接承担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问题，而且还委托公有化组织来实现政府的福利职能，社会福利思想体现了“家庭保障责任与社会互助精神”的有效结合。[1]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针对旧社会遗留下来诸多问题，新生的人民政府除了通过恢复和发展生产之外，还针对各类具体情况提供救助，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开始起步。 二是逐步发展阶段。1958 年到1965 年间是中国社会社会福利制度在曲折中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福利经历了许多的变迁，并最终得以确立。其一，50 年代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形成后，使得城市居民能够较为平均地得到基本生活品；其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安置就业的政策为城市劳动者提供了就业保障；其三，农村经济的集体化为政府向农村转移城市富余劳动力提供了条件；其四，在城市企事业单位中建立福利性住房体系和职工福利服务体系。 三是停滞不前阶段。此间，人民政府对劳动保险管理体制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在总体上使当时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了具有国家———企业保险性质的制度，随后逐步建立了“职业———身份”等级福利制度，但1966 年到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严重干扰了我国社会福利事业。 四是恢复重建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 年，我国社会社会福利事业得到恢复。这一阶段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制度性的调整，构建了“国家———企业———集体”的福利保障模式，主要强调农村集体和家庭以及个人的保障功能。 五是深化改革阶段。从1992 到2003 年，我国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改革和发展的主旋律就是走向“社会福利社会化”。这一阶段中，我国养老、医疗、教育和其他诸多方面都实施了“社会福利的社会化”。随着重点发展经济，我国逐步形成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优抚安置的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基本框架，“城乡二元的福利结构”得以改善。 六是改革向纵深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侧重民生问题，标志着我国社会福利在理论与实践上有新突破。将我国社会福利发展划分为以上几个阶段，是为了在理论上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的需要。 二、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特点 建国后，我国建立的是与前苏联类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制度。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对人们的总体性需要给予满足，通过设立社会保险制度为全社会的劳动者提

浅析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及利弊-2

浅析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 原因与利弊 专业：中共党史班级：2012级研究生业余班姓名：zc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由来，要正确评价计划经济的历史地位，就要结合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生产力条件，正确认识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并深入发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这关系到对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历史的公允评价。 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4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转变。面对历史与现实，我们又应如何看待和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呢？我个人认为，新中国在建国初期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因此，对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原因的讨论，要历史地来看待，必须放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分析。 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极端化的模式。各级政府部门的经济计划深入经济运行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手段和力量。计划经济之所以兴起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拥有强大的权威和力量；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革命，一般都是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压

迫，经济落后和不独立，因此要求实行赶超战略，而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政府集中资源配置以及高积累机制，都使得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后去选择它。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体制，除主观认识因素外，当时的工业化压力、资源短缺和政府动员能力强也是重要因素。5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实现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建立了强大廉洁的政府，真正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是，这个时期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国内落后的工业和众多的人口，使得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和提高积累率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强大的政府自然要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这种要求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就使中国走上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是由其内在的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的要求决定的，因而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之后的一个必经阶段。新中国在50年代之所以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社会主义要搞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是意识形态因素，通过加快工业化实现现代化是其制度和发展目标因素，国际经济环境的空间限制是发展战略选择的制约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中心、搞计划经济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不存在可以替代的其他道路。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分析，需要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从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关系看，它是在当时经济发展多重约束条件下的一个现实的体制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

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后期

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后期，这一阶段是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同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这一阶段的中国企业无论是所处的外部环境，还是内部能力，都有其特殊性，同时也带来了企业战略导向的不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之路，这一时期呈现了以下一些特点：首先，企业由被政府控制逐渐转向被市场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更好、更快的发展经济,我国采用了政府控制企业的方式，其目的是实现全民的共同利益。然而，伴随着这种方式也带来了国有企业的效率不断下降，资源并没有被有效的配置，并创造出最大的价值。为此，政府转变了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控制，代之以市场为影响手段，对经济发展进行有效协调，激励企业选择真正有能力的经营者，做出最优选择。 其次，非国有企业发展迅速。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引进了制度竞争，推动了国有体制的改革。在封闭的环境中，没有比较，没有竞争，低效率的体制可以产期存在。但在开放的经济中，效率成为检验企业优劣与否的重要标准，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弊病暴露无疑，使得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企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实有企业876.1万户，内资企业327.6万户，占企业总户数的37.4%；外商投资企业28万户，占企业总户数的3.2%；私营企业首次突破500万户，达到520.5万户，占企业总户数的59.4%，注册资本（金8.3万亿元，从业人员6927.5万人，个体工商户2621.4万户（沈莉，2007）。 再次，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更加严峻。全球化和技术的创新使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前景更为严峻。以前备受保护的中国国有企业所控制和影响着的中国国内市场受到了非国有企业的强烈冲击，而对于那些有着预见性的企业，市场化也出现了许多机会。事实上，中国的市场竞争依然存在着行政垄断，这给国内的竞争环境也带来了巨大破坏；同时，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还具有“血拼”色彩，这种竞争虽然是对计划经济的彻底否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综上所述，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化，短缺型经济类型成为历史，中国企业的竞争开始不断加剧，利润越来越薄，持续增长更加困难，企业将面临更加不确定性的环境。 随着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在这一阶段正经历着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管理体制的变革，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形成的竞争环境的适应，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目前正处以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转轨和管理创新期。中国企业的发展与壮大不但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局面的核心因素，更进一步地成为影响到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为此，对企业的关注和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企业作为经济体系中微观，但同时也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其生存与发展的首要问题在于明确自身的前进方向，确定自身前进的步骤。换而言之，就是要确定企业的发展战略，为企业自身的存在确定价值意义，向各种利益相关者通告其持续、坚定的发展前景。因此，对企业战略导向的选择就成为了关键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更特殊的问题在与中国企业面临着剧烈变化的制度环境和任务环境，企业自身的能力也在随之不断起伏波动，它们因此更加需要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选择企业的战略导向，从而能够适应整体改革和国际化的需要，实现企业科学、有序的战略变革，进行科学、有效的战略导向选择。因此，本书希望能够在中国转轨时期这一特殊的背景条件下，从行业管制到逐步放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政治体制的逐步改革等外部环境和中国企业的现实状况等角度来分析外部环境与内部能力是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战略导向选择，又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 在这个转轨以往的特点时期，中国企业也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特点，这些特点体现了中国企业所处的环境特点和时代特征。 首先，从企业内部制度环境来看，企业内部制度因素主要表现在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上，具体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樊燕萍），2005）： （1）产权制度改革没有突破性进展。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形成的 所谓市场经济体制是指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基本手段的一种经济体制。它是高度发达的、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大商品经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指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只能作为经济运行的调节者，对经济运行所起的作用只是宏观调控。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在不断的历史探索中逐渐找出的一条适合我国的经济发展之路的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联系的，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有根本的不同。它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体现着它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出谋划策。本文将就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不断完善、基本内容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等几方面阐述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形成的。 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探索中初步形成 （一）建国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是在1953年至l957年期间逐步形成的。那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需要相匹配的经济制度来发展中国的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产生。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单一、限制、排斥甚至消灭非公有制经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经济决策权和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政企不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毛泽东主席的《论十大关系》，陈云在八大上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等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领导人这些创造性的思想观点，为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构想。 面对老一辈领导人遗留下的问题，邓小平开始进行深入的思考，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做出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79年，他就提出，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邓小平于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同年6月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建议。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形成

浅议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浅议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键词：经济体制；改革；回顾；反 新中成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划为两个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划、实施了体制改革的第一冲波。十一届三中全后，以邓小平为核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创了中国经济体改革的新局面。纵观这一波澜壮阔历史进程，既积累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教训。 一、要正确处理权和分权的关系 十届三中全会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容就是处理集权和分的关系，主要特点出现集权和分权的反。因此，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验，集中到一点，是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系。 准确把握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原则必须适度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责限。经验表明：集权有利于家自觉的组织国民经济的综平衡，有效地实行计经济。只有适当集权，才能统一才能保证重点建设，才能缩小地之间的差别，实现各族的共同繁荣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富；分权在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极性，提高生产效率。是，集权过多或分过头，都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十一三中全会前的经济体制革，在集权和分权、中和地方关系问题上，虽经多反复，但不是集中多，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就是分散过头，削弱了社会主义济必要的集中统一。现在我们应当吸取以往改革的教训避免走两个极端。在这问题上，既不允许存在损害家全局利益的地方益。也不允许存在损国家全局利益的部门利益。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坚持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极性的方针。总的原则应当是：既有体现全

局利益的统一性，又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性；既要有维护国家调控权的中，又要有在集中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必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护中央权威。宏观调控权必须集在中央，中央在制订政策要充分考虑地方合理的利益和求，地方要自觉服从和顾全局，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必要权力调节好本地区的经济活。 十一届三中全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处理集和分权关系问题上，往往注意到中央和地方行政权的划分，而没有处理好国家和业的关系。国家把该由企业管的事情包了起来，既不了，也管不好，反而把自己陷于锁的事务之中。企业本身在供销、人财物方面无权出决策，只是各级行政机关的附，这就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展。因此，进行经济体改革，在处理中央和地方、权和分权关系上，首要的问题是扩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济实体。 二、必须坚持多种有制形式并存，采用多种经营方 新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变的历史证明：追求所有制经营形式的单一化和高级化，并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果只能是阻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相反，只要允许多所有制并存，采用种经营方式，市场就会活跃起来经济就会得到迅速发展。 “一·五”计划时期，过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义经济，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公合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作公有制经济有益的必要的充。调整时期，通过改革农村产关系，改革农村管体制和管理制度，

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

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 （2）国家对经济活动采取直接指令性行政管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国家或中央政府成为经济运行中的核心主体，而企业由于只执行既定的生产计划成为政府的附属物[2]。国家主要通过一定阶段的经济发展计划实施对经济运行的调控和管理。通过组建专门的经济计划部门制定发展计划，并对企业通过指标、计划参数、实际评价等实行全面的控制，而企业的绩效则完全表现在对计划的完成和当局的偏好。高度计划指令经济要求对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都要做出细致的计划，但由于信息问题，导致计划多具有刚性而缺乏灵活性。 （3）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国家不仅要负责宏观方面的资源配置，甚至对微观的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和支出都做出计划，以实现资源在微观主体间的配置。导致在国家和政府之外并不存在实际的微观经济主体。这种体制导致经济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的省级的党政系统的领导机构，而企业和民众个人、立法和司法机构以及下级党政部门没有决策权。在后来，决策更加集中与个别领导人手中，导致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和不规范的个人决策左右集体决策而引发的一系列决策失误，严重损害了计划经济的正常运行。[3] （4）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计划配置资源的一个核心机制在于行政命令手段替代价格机制。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被压低到最小的范围。在经济运行的各个层面都充斥着政府的计划和指令。资源流向的指令刚性导致配置效率的下降，使得大量的资源都被按照政府意愿配置，资源的利用结构极不合理。政府当局往往出于政治目的实施资源配置计划，而将经济效率的标准放在政治目标之后，这也是导致计划经济配置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5）交易活动的非价格特征。按照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的观点，交易是人类经济行为中最一般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交易，而计划体制下的交易活动则被行政指令所替代，交易对象被消除了商品本性。交易活动的非价格特征，根源于计划经济本身取消货币媒介的思维[4]。这导致在货币支付之外，人们开始寻求其他的支付方法，通过牟取权力，搭便车等行为进行变相支付等行为也是导致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的根源。 （6）分配方式上采取按劳分配。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应当以按劳分配为主。这种分配方式的核心在于，根据单个劳动者的贡献大小决定其分配数额，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却不劳动者不得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公民之间进行分配。但由于工业革命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行为更多得表现为一种合作的社会性生产和团队生产过程，单个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和贡献率无法做出准确测量，这给按劳分配规则的执行带来了困难。从前社会主义国家分配实践来看，多数按劳分配实际都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这导致苦乐不均，劳动者积极性下降，搭便车行为普遍化。 （7）经济结构呈现明显的城乡分化和二元结构。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出于战略考虑采取赶超型发展战略，对城市工业和重工业发展投入较大，但由于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积累不足，经济总量较小，并且属于典型的传统农业国家，因此都采取“抽农补工”的做法，试图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违背结构均衡的发展战略，导致计划经济下的经济结构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政府投资和资源配置等优先保证城市和重工业发展，造成城市对农村的挤压，以及 工业对农业的抑止。农村和农业发展明显受到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压制，这一结构导致后期经济增长中产业链条的断裂，是造成后期改革最初发端于农村的根本原因。 （8）对外封闭型经济。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由于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涨阶段，两大社会制度的冲突从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之前就明显存在。尽管新政权都表示希望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并提出过“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指导方针，但由于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都是封闭型的。尽管早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过贸易往来，但多半是出于政治合作的目的，甚至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发生了分

现在的中国经济体制弊端

姚洋 在过去一年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听到很多关于中国和世界脱钩的问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是国际分工的一部分，中国从国际分工里实际上是得到好处的，分工不仅仅是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也有利。当然这其中会产生很多问题，也就是所谓全球失衡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负面作用到底是什么，如何去矫正呢？ 听到最多的矫正方法是，增加国内消费，减少出口，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我觉得这样一个政策建议，首先是没有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有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其次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所以才不可能见效。这里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如何来降低经济增长模式的负面作用。 中国经济模式的两大特点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出口导向。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的，有两个理论支持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一个是所谓的“梯度理论”，也就是说把全国分成梯度：沿海地区、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我们应该先发展沿海地区，然后根据梯度慢慢发展中东部地区，再发展西部地区，这是为出口导向政策奠定了一个基础；第二个理论支持是所谓的“大进大出”理论，其实就是搞出口加工业，进口原材料，在中国组装生产，然后再出口。这两个理论奠定了我们出口导向政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通过采纳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经济都增长非常快，比如说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还有稍后崛起的所谓新兴化国家，他们的增长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再有一个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美国的结盟，这点非常重要。邓小平主政之后第一个正式访问的国家就是美国，访美时记者问他，你当了副总理第一个访问的国家为什么选择美国？邓小平说了意味深长的两句话，他说，你们看战后凡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裕起来了，战后凡是跟美国作对的都还很穷。 这些都奠定了我们在80年代的基调。美国也是投桃报李，帮中国进入反苏联盟，然后给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待遇——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对美出口可以享受美国给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优惠条件，比如说它对法国的关税率只有5%，那么中国的关税率也必须是5%，这对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起了关键性作用。 实际上如果我们说16、17世纪西方世界的崛起是搭上了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快车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中国搭上了美国所构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快车，全球范围内认识到这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中国是现存世界体制的受益者。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2001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综述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按照胡绳提出并得到党史界多数人赞同的中共党史历史时期划分，这个时期无疑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分量既重而研究又比较薄弱的部分。由于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论著很多，涉及面非常广（多数不是史学论著，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研究论著，但对历史又有所涉及），加上这24年毕竟离我们太近，有些事情还看不清楚。因此，本文仅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作一点介绍，遗漏和错误恐怕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一、研究概况 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多从实证的角度，描述改革的过程，并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二是外国，多从比较角度，探索中国的改革。 （一）国内研究方面，又可分为两种研究，一是搞研究的学者型论著；二是参与决策的官员型回顾和描述。 第一类的代表作有：学者方面的有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张宇燕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吴敬琏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汤应武的《抉择——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程》；苏东斌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史略》等。第二类的代表作有：《薛暮桥回忆录》、朱佳木的《我所知道的三中全会》以及许多国家领导人的文集等。 “九五”期间，受纪念改革开放20年和建国50年的推动，国内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 张卓元等主编的《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张军的《“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张宇的《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王辉的《渐进革命－－震荡世界的中国改革之路》(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的《透过历史的表象－－中国改革2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宋承先的《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张军的《中国过渡经济导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邹东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基本经验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在丛书方面，则有：中宣部理论局组织著名学者或部门领导编写的2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丛书(作者有桂世镛、龙永图、王梦奎等，学习出版社，1998)；国家体改委研究所和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共同组织编写的“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丛书”(16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其中属于经济类的有：《中国农村改革2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20年》、《中国所有制改革20年》、《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2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20年》、《中国就业体制改革20年》、《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20年》、《中国财政改革20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20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20年》、《中国对外开放20年》；伍柏麟主编的“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丛书”(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10种：伍柏麟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理论20年》、张军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李慧中的《中国价格改革的逻辑》、石磊的《中国农业组织的结构性变迁》、张晖明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袁志刚、方颍的《中国就业制度的变迁》、张杰的《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华民的《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尹翔硕的《中国对外贸易改革的进程和效果》、陆德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分析》。 此外，还有：杜润生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高尚全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基本经验总结》(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韩志国等主编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制度效应》(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周振华的《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王全火等主编的《跨越贫困－－改革开放20年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胡耀苏、陆学艺主编的《中国经济开放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江瑞平等著的《国有企业的改革

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

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 计划经济体制具有以下重要特征（参：Brus,1972, P.65-71；Ellman,1989, P.18）：（1）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描述，公有制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财产形态。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和国有化的过程。从所有制的结构来看，改革前中国的经济体制中“一大二公”的特征十分明显，完全符合传统计划经济的共同标准。在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中，按照公有程度不同，城市工业经济所有制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农村则主要以土地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为主，但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指令性的农产品统购计划和相应的生产计划，并不具有完整的集体产权。农村土地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上，由集体管理，农民对土地仅有使用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1956年我国国民收入中，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曾经高达90％以上，个体经济比重下降为7.1％，私营经济更是降到0.1％以下。[1]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意味着我国所有制结构和调节方式都实现了向完全计划经济的转变。（2）国家对经济活动采取直接指令性行政管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国家或中央政府成为经济运行中的核心主体，而企业由于只执行既定的生产计划成为政府的附属物[2]。国家主要通过一定阶段的经济发展计划实施对经 济运行的调控和管理。通过组建专门的经济计划部门制定发展计划，并对企业通过指标、计划参数、实际评价等实行全面的控制，而企业的绩效则完全表现在对计划的完成和当局的偏好。高度计划指令经济要求对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都要做出细致的计划，但由于信息问题，导致计划多具有刚性而缺乏灵活性。 （3）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国家不仅要负责宏观方面的资源配置，甚至对微观的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和支出都做出计划，以实现资源在微观主体间的配置。导致在国家和政府之外并不存在实际的微观经济主体。这种体制导致经济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的省级的党政系统的领导机构，而企业和民众个人、立法和司法机构以及下级党政部门没有决策权。在后来，决策更加集中与个别领导人手中，导致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和不规范的个人决策左右集体决策而引发的一系列决策 失误，严重损害了计划经济的正常运行。[3] （4）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计划配置资源的一个核心机制在于行政命令手段替代价格机制。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被压低到最小的范围。在经济运行的各个层面都充斥着政府的计划和指令。资源流向的指令刚性导致配置效率的下降，使得大量的资源都被按照政府意愿配置，资源的利用结构极不合理。政府当局往往出于政治目的实施资源配置计划，而将经济效率的标准放在政治目标之后，这也是导致计划经济配置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5）交易活动的非价格特征。按照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的观点，交易是人类经济行为中最一般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交易，而计划体制下的交易活动则被行政指令所替代，交易对象被消除了商品本性。交易活动的非价格特征，根源于计划经济本身取消货币媒介的思维[4]。这导致在 货币支付之外，人们开始寻求其他的支付方法，通过牟取权力，搭便车等行为进行变相支付等行为也是导致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的根源。 （6）分配方式上采取按劳分配。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应当以按劳分配为主。这种分配方式的核心在于，根据单个劳动者的贡献大小决定其分配数额，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却不劳动者不得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公民之间进行分配。但由于工业革命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

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现状

1、如何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现状？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一个新的起点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运行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如下： 1）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例如低价售房骗局的出现，各种诈骗者的出现（尤其是对独住的老年人）等。 2）生产要素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举个例子来说：有调查数据显示，在某时间段内中小企业亏损率面达15.8%，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上升了22.3%，与此同时，中小企业歇业倒闭的传闻不断出现，有报道甚至称这些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甚于国际金融危机来袭时”。中小企业生存何以堪忧？时下盛传“四荒”说——“用工荒”、“用地荒”、“用电荒”和“用钱荒”。中小企业所有的生产要素都面临短缺，肯定是言过其实。但无风不起浪。“用工荒”传闻后面紧跟着的是劳动力薪酬的较大幅度增加。宏观调控中的土地闸门和收紧银根，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小企业贷款更难、借贷利息更高了。最近东部和中部地区不同程度存在着“电荒”，几乎所有的错峰限电方案都首先将中小企业列为拉闸对象。企业是靠利润存活的。中小企业面临的这些难题，最终都归结到了一点，就是盈利难——成本在持续上涨，而销售价格并没有水涨船高甚至还在下跌。用工、融资、原材料等成本上涨是刚性且持续的；如果是外贸企业，还涉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商品实际贬值问题，要是类似的“四荒”问题久拖不决，中小企业的歇业倒闭就在所难免。由于我国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还相对滞后，行政力量的干预往往导致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资源的获取上处于不完全平等的地位，致使小企业往往处于政策的弱势。 3）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 针对这些现状，要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处理好资源配置中谁起决定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理论和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强调市场不是不要政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起两者的职能是不一样的。政府的职责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78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78年，历经改革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1978-1984年）、改革全面探索阶段（1984-1992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0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0年至今），至今已走过28年的历程。 改革前，我国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由计划决定，是指令性计划在维系着国民经济运转。在所有制方面，追求的是“一大二公”。在分配领域，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推行的却是平均主义“大锅饭”。30年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产业结构变动活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自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扣除物价因素)增长了近14倍。我国已提前完成现代化“三步走”战略部署的前两步，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在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对外开放也在向深度和广度推进。我国已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发展格局。从1978年到2007年，对外贸易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21738亿美元，增长约200倍。对外贸易额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也由第27位逐步攀升到第3位(2006年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们不仅可以利用国际贸易组织规则来协调、解决贸易争端，还可以通过参与制订世界贸易规则，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十一五规划纲要对今后五年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阐述和总体部署。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下一步要积极推进如下一些方面的改革： 第一，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合理界定政府职责范围，加强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同时，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继续完善政府管理方式。二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调整政府机构设置，加强和完善从事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机构，减少或撤并那些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的机构。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权责，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三是健全政府决策机制。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以及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行综合执法，推行政府问责制。四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缩小政府对投资项目的核准范围。改进和完善决策规则和程序，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责任追究制和完善投资调控体系。 第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一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继续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着力完善股本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加大国有独资企业和垄断行业的改革力度，放宽市场准入，推进投资主体和产权多样化。推进集体企业制度创新，发展各种形式集体经济。二是继续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认真落实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第三，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一是完善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建立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完善非税收入管理制度。二是完善税收制度。推进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改革，调整和完善资源税，研究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 第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一是深化金融企业改革。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合理确定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加快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步伐，深化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积极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建立多层的资本次市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