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在有关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

学术界在有关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上，一直在争论着，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由于管理学科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所引发的争议更是火热。

针对商学院的学术研究，似乎有三个“魔咒”：

1 商学院里没理论。

这个观点很普遍。讲这种观点的人常常把管理学科与商学院混同起来，认为管理学是个实践性强的应用性学科，缺乏纯理论的研究。当年，管理学从经济学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学科门类时，中国学术界里就有人质疑过管理学的学术地位，甚至以诺贝尔只有经济学奖而无管理学奖为理由，不同意设立管理学门类。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学不仅成为单独的学科门类，而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都有了管理学学部，说明了管理学在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大批的经济学者也到管理学部来申请研究课题，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管理学的学术地位。

如果管理学有理论，那么她是应用理论？还是基础理论？两者之间如何界定？管理学是否具有精神特征与器具特征？可不可以分有哲学层面知识与专业层面的知识？应该说，无论战略管理还是组织行为，都有她们内在的哲学思考，也需要借助其他社会学科的哲学思考；同时她们也具有针对现实的专业思考。在管理学术研究中，我们强调知识贡献，主要是肯定管理理论在哲学层面上的知识贡献，从基本的社会现象中找出它的内在规律来。这就是基础性研究。

在管理实践中，由于管理知识还来不及完全普及，则需要一些用短平快的手段，将一定层面的管理知识迅速转化成生产力，指导企业的发展。不过，这些多是咨询公司的业务。管理咨询并不代表管理研究。正如有人所讲，doing the right things 是做学问，而doing the things right 是做咨询。“商学院没有学问，只剩下钱了”之类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商学院不仅仅从事专业学位教育，更主要的是从事本科生与学术型的研究生教育。

当然，上述的批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明人们还是希望商学院有更多的学术成果。

2 商学院的排名不是学术排名

这个问题是前一个问题的继续，涉及到商学院是学术型还是实践型的，是研究型还是教学型的，研究和教学怎么并重的问题。身处研究型大学里的商学院是侧重研究呢，还是侧重实践呢？侧重于学术，还是侧重于教学？在专业学位大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研究型大学里的商学院又如何定位？这些或多或少困扰着商学院的发展问题，也影响着商学院的排名。

目前，对商学院的排名有教育部权威性的学术排名，主要是针对有博士点的学院，但不能充分说明各个商学院的整体学术情况。此外，还有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的排名、社会上的排名以及学生心目中的排名等。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内还没有单独的学术研究排名。出现这种问题，原因很多。其中，并不排除人们对商学院的研究能力表示怀疑的现象。

最近几年，国内的学术研究陆续地在国外顶尖的期刊上发表了。这是国内学者的研究融入国际研究的一种新现象。但是，仍旧有人对此质疑：我们研究中国的问题，难道一定要在国外

期刊上发表才能说明我们的水平吗？还有人甚至质疑研究的方法论，认为一些文章里所用的那些数理方法都不能解释现实的真相，也不能提出说服人的理论与对策来。这就使得有些教师对所谓的学术研究望而却步。

为了吸引更好的学生，商学院的教育还是需要一个认可的排名。一些商学院便找到国外资格认证的捷径，以期用国外的认可获得国内的认可，但是仍旧不能说明该学院的学术地位，得不到学术界的真正认可。

3 保护研究的弱势群体。

目前，我们学校的研究体制仍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即大学之外还有相应的国家级的研究机构。这是我国特有的现象。这样，即使在研究型大学里，商学院在研究与教学上还是存在哈姆雷特式的“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与教学之间摇摆。研究型大学的商学院是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而减少一般教学的问题，在各个学校里的实践是不一致的。

一些商学院的教员认为国内外就那么几份的顶尖的期刊，要在那上面发表论文是很困难的，甚至批评国内期刊的论文发表体制，安于教学好就是好教师的心态。这些人把自己放到研究的弱势群体里，要求得到一定的评价体系的保护。

在以上的说法中，核心的问题是个对学术研究的价值认识的问题。用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个追求什么样的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即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评价中国商学院的学术研究问题。

无独有偶。美国的商（管理）学院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一些著名学者们对美国商学院目前所谓的顶尖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研究过于阳春白雪，与管理实践脱钩，并且质疑商学院学术排名的依据问题。

著名的战略管理学者彭维刚教授与戴斯教授为此据理力争，力图捍卫管理学术研究的精神。本期的封面文章就是他们合写的文章“以学术精神的名义”。他们强调：学者就是学者，学者不是实践者，学者们“通过专注于基础研究，会创造最大价值”。在文中，他们还引证了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西蒙在1967年所讲的话，“如果商学院坚持院内所有的研究都直接与商务有关，就不可能招聘到一流的科学家。如果能够更好地表示出对基础研究的尊重，并允许至少有一部分教员所从事的研究与商务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的话，商学院就会好得多……留住优秀科学家所要支付的代价，如果这叫做代价的话，就是他们某一部分的活动只产生优秀的理论，而不必与商务所关注的某个方面相关联。”

彭维刚教授与戴斯教授认为，赢得奥运奖牌的能力与现实世界并没有多大的相关性。例如，在100 米赛跑中，金牌获得者与银牌获得者之间0.01 秒的差距会有什么重大的统计意义呢？但是，奥林匹克竞赛代表着人类苦苦追求卓越的精神。我们在学术研究上也应有如此的精神与奉献。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管理学术研究上现在更需要结合中国管理的现象，做出更多的知识贡献。

在彭文刚与戴斯一文的后面，本刊还附录了南开大学管理学院任兵老师的来信，以及两位老师就学术研究本质的讨论。刊登此类通信，是希望在商学院的学术界里引起讨论，探讨中国

管理学术研究的发展道路问题。

“泉水总是向河水汇流，河水又汇入海中，天宇的轻风永远融有一种甜蜜的感情；世上哪有什么孤零零？万物由于自然律都必融汇于一种精神。何以你我却独异？”我们真的需要找到我们的学术精神，并为此而奉献。

教你如何在学术界生存

香港科大教授倪明选：教你如何在学术界生存“学习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自己做研究呢？”11月3日，在华中科大举行的2006光电子信息与技术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上，国际知名计算机专家、香港科技大学倪明选教授，针对这个曾经困扰过无数年轻科技工作者的问题，结合自己的经历，与广大博士生畅谈自己“在学术界生存的经验”。 精读论文拒绝“洗脑” 做科研时，别人的论文读得越多越好？ 倪明选指出，这是很多年轻的学者选课题前存在的一个很大的误区，这样只会给自己“洗脑”，从而丧失自己的想法。“最恰当的研究方法应该是精选一定量的好的论文，边阅读边思考，这会给自己很多启发。”他告诉在场的博士生，自己曾经有不少特别优秀的学生，就因为过度阅读他人的论文而变得平庸。 怎样做好研究？怎样选出好的研究课题从而写出好的论文？怎样处理好与导师的关系？”对此，倪明选认为，首先要确信自己已经为开展科学研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即已经精通基本技巧、具备进一步学习的能力；其次则要有开放的思想，对于一个课题，一定要放开思维，这样才能有新奇的想法；再次，则要有批判性的思想，有批判性的思想才能对事物有更深刻认识。 倪明选告诉广大博士生，“选课题是研究的开始，是做好研究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根据自己的经验，倪明选指出，“找课题一定要根据自己个人的兴趣来，兴趣是动力的源泉；同时还要兼顾所选课题是不是符合自己的水平，这样才有利于自己的研究。” 喝喝啤酒找找灵感 课题选好了，那么在课题研究中好的想法从何而来？倪明选提表示，喝喝啤酒，放松一下，在放松中更容易找到灵感，懂得目前的工作情况，在工作中慢慢积累，同时要对自己的研究课题一定要有深层次的认识，同时拥有广博的知识面。 “要有好的idea并不难。”倪教授这样告诉在场博士生，“只要注意到上面几点，同时注意一下研究的方法，就很容易想到好的idea了。” 反复寻找才有研究 倪明选还通过对英文“研究”的巧妙解构，诠释了他眼中的研究。 “研究的英文拼写research=re + search。”创新、创造、合作，加上反复地探索，这就是研究的态度，“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都能做出成果。” “现在很多研究生不能处理好与导师的关系。”针对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代际关系紧张”问题，倪明选指出，在美国求学时，不少学生到毕业时与导师关系已经成水火不容之势，毕业后也是从此不相往来。对此，倪明选认为，这样是很不利于自己的研究。因为在学习阶段，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导师辅导的。要处理好与导师的关系，也不是唯导师之命是从，有自己的观点一定要敢于提出。 对此，他讲到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学生曾经向自己提出过一个很新的观点，当时自己也没有很在意，认为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但是这个学生没有放弃，最终他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很重要的研究成果。 记者 耿俊伟 记者团 朱俊刚 陈婧婧

美国学术界文化软实力研究综述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 ol.27 No.17 Sep. 2010 第27卷第17期 2010年9月 美国学术界文化软实力研究综述　 金筱萍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　要：在查阅哈佛大学图书馆软实力研究相关数据库资料的基础上，统计和分析了美国学者软实力研究的成果数量和涉及的领域，归纳了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研究的3个阶段，浅析了美国学者在软实力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进展和特点，指出了我国软实力研究应着力探讨的几个重大问题。 关键词：美国学术界；软实力；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32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0)17–0157–04 1美国学者文化软实力研究成果的数据概况 1.1书目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1990年提出的“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近十年来，美国学者对于软实力相关理论的研究如火如荼，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相关数据库书目查询中输入关键词“Soft Power”，共显示出122个查询结果，书名中有“soft power”的书18本。软实力研究创始人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研究方面的著作共7本：《领导的力量》、《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美国实力的矛盾：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什么不能自行其是？》、《全球信息化时代的权力：从现实主义到全球化》、《软实力：全球政治的成功之道》、《实力游戏：华盛顿的故事》、《勒住升起的太阳：美国抑制日本成为全球性实力的策略》。1.2学术论文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 进入学术论文库，使用快速搜索法，输入关键词“Soft Power”，要求显示全文数据，共有108个搜索结果。在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有29篇相关的博士论文。 1.3研究成果所涉及的领域分布 从已知的研究成果分布状况来看，美国学者研究成果所涉及的领域比较集中于国际政治方面。已知的18本书名中有“Soft Power”一词的书，基本上都是在论述国际政治有关方面问题时阐述软实力的问题，包括约瑟夫?奈本人的著作亦如此。29篇博士论文中，有28篇论述国际政治方面的软实力，这些论文所涉及的国家范围很广，有关于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关系发展的软实力问题，对欧洲关系的软实力探讨问题，关于秘鲁及东方改革中的思想与政策对改革的影响问题等。对中国软实力方面问题的研究相对比较热门，有5篇博士论文涉及中国软实力的问题，其主题也基本在于研究 evidence on spillover via R&D collaboration［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09，19(1)：41–71. ［16］　ATALLAH，G. Research joint ventures with asymmetric spillovers and symmetric contributions［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 New Technology，2007，16(7)：559–586. ［17］　DECOURCY，J. Research joint ven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 New Technology，2007，16(1)：51–65. ［18］　LERNER，J，STROJWAS，M，TIROLE，J. The design of patent pools：the determinants of licensing rules［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7，38(3)：610–625. ［19］　LUNNAN，R，HAUGLAND，S A. Predicting and measuring alliance performance：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8，29(5)：545–556. ［20］　LAI，W H，CHANG，P L. Corporate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R&D allianc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9，(4)：7. ［21］　GRAVIER，M J，RANDALL，W S，STRUTTON，D.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knowledge in alliance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8，12(4)： 117–130. ［22］　KIM，H，PARK，Y. The impact of R&D collaboration on innovative performance in Korea：a Bayesian network approach［J］. Scientometrics，2008，75(3)：535–554. (责任编辑：高建平)

学术界关于世界近代史起止时间的争论

学术界关于世界近代史起止时间的争论 文一庸 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问题，目前史学界共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看法。 （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说。这是传统的观点，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一段论述，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1648年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这两次革命不仅反应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应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可以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说明，把英国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是有充分理由的。第一，在政治上，英国革命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和国家原则，推翻了流行于欧洲2000多年的“神圣王权”，建立起了一套以共和政体、议会政治和两党政治为特征的新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为后来许多资产阶级国家所效法，而英国革命所表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也在后来历次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了证实。第二，在经济方面，英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使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使英国最早开始了工业革命，而且使欧洲其他国家也受其影响，在工业和农业方面，都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第三，在意识形态方面，英国革命中和革命后所产生的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世界的影响尤其重大。英国革命促进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在资产阶级文化史上，准备了“启蒙”时代。最后，英国自革命后至近代末期，始终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世界近代史从英国革命开始，许多问题的根源便容易明白。 （二）尼德兰革命说。这种观点认为，世界近代史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落的历史。因此，要确定它的开端时间，必须先确定开端的标准，那么什么是开端的标准呢？他们认为必须从以下三方面考虑：第一，研究资本主义的产生，必须发端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时机，不能提前也不能推后。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基础，它在促进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本主义开始的世纪，集中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经济政治发展的水平和要求。第二，在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世纪，选定一个能够集中地反映该时代本质和主流、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有较大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开端的标志。因为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只有通过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表现出来。资产阶级革命的首次成功，自然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重大路标。第三，世界近代史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在确定它的分期标准时，必须牢固树立以近代世界为一全局、整体的观念，不能任意割裂和取舍。只有把上述三点有机的结合起来，全面地综合考察，才能正确地认识近代世界历史的开端。根据这样的标准，毫无疑问，16世纪的尼德

中国工程机械学术界的泰斗-石来德

中国工程机械学术界的泰斗——石来德 核心提示：在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提起石来德的名字，涉水稍深的人，几乎对这位工程机械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都有所耳闻。他的人生经历虽没

在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提起石来德的名字，涉水稍深的人，几乎对这位工程机械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都有所耳闻。他的人生经历虽没有传奇色彩，但他的埋头钻研，扎实奉献的精神却赢得了赞誉，在学术和科研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广为业内人士所瞩目。 1955年，17岁的石来德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同济大学。一开始他学的是土木系结构工程专业，后来转学建筑及制品专业。1959年，他被调到同济大学机电系新成立的建筑与筑路机械专业任教。在教研室的安排下，他开始学习被当时视为“高技术”的非电量电测技术。为了结合生产实践，他深入车间岗位，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曾到华东电子仪器厂当“学徒”，学习基本电路和焊接电路知识，也曾到上海电表厂，学习磁带记录仪等仪器的工作原理和相关知识。返校后，他结合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主编出版了教材《应力应变测量技术》一书。随后，他相继完成了对柳州工程机械厂和厦门工程机械厂生产的装载机所进行的结构应力应变测量试验，以及对浦沅工程机械厂生产的汽车式起重机进行的应力应变测量及性能试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石来德的不懈努力下，他学术研究水平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在长沙成立的国家建筑城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聘请他为评审委员会专家。 八十年代中后期，为了壮大教学和科研力量，石来德积极参与并争取成立了建设部同济大学环卫机械所、华东及上海地区建筑和筑路机械质量检测中心，形成了一个以上海同济为中心的工程机械研究平台。他们组织科研成果的鉴定，发动青年科技工作者撰写论文，同时激发在校学生对专业的关注与热情，为同济大学工程机械专业日后申请博士点打下了基础。在石来德主持同济大学设备处工作期间，他锐意改革，在校领导及相关学科负责人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把同济大学的实验室办得有声有色，为同济大学在日后争取到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三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打下了基础。他在科研处的工作同样取得了巨大成绩，根据他的设想，要把科研抓上去，首先要有项目。于是他着力在三个方面采用措施：一是抓信息；二是抓政策；三是抓组织。抓信息就是去了解国家的科研发展规划和立项信息，掌握各地方经济建设的动向。抓政策是制定科研奖励政策，鼓励教师从事科研，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抓组织就是组织力量去争取课题，攻下课题，获得成果。采取这一系列的变革措施后，同济大学的科研能力迅速提高、科研经费大幅增长。据教育部1993年统计，三年间，同济大学的科研经费已经进入全国高校自然科学类科研经费最高额的前十位，增长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由于石来德在科研和学校管理上取得的非凡成绩，他被任命为同济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并光荣入党。为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学校还派他到美国进修。在谈及访美感想时，他说：“我在美国时访问过很多的知名院校，了解到这些院校都非常重视研究生教育，并且一流的院校，其研究生的数量均超过了本科生。”因此，回国后他提出研究生教育是强校之路的口号，并积极行动起来，加强学科建设，扩大招生名额，还募集资金建起了同济大学研究生院大楼，也这是全国高校的首幢研究生院大楼。作为获国务院批准建立的首批高校研究生院，同济大学研究生院在石来德主持下，学术氛围浓厚，在全国研究生院评估中取得了好成绩，并获得了研究生院先进集体单位的荣誉称号。

学术界关于世界近代史开端时间的争论

学术界关于世界近代史开端时间的争论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问题，目前史学界共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看法： 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说 这是传统的观点，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一段论述，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1648年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这两次革命不仅反应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应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可以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说明，把英国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是有充分理由的： 第一，在政治上。英国革命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和国家原则，推翻了流行于欧洲2000多年的“神圣王权”，建立起了一套以共和政体、议会政治和两党政治为特征的新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为后来许多资产阶级国家所效法，而英国革命所表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也在后来历次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了证实。 第二，在经济方面。英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使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使英国最早开始了工业革命，而且使欧洲其他国家也受其影响，在工业和农业方面，都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第三，在意识形态方面。英国革命中和革命后所产生的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世界的影响尤其重大。英国革命促进了唯物主义世界

观的发展，在资产阶级文化史上，准备了“启蒙”时代。 最后，英国自革命后至近代末期，始终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世界近代史从英国革命开始，许多问题的根源便容易明白。 二、尼德兰革命说 这种观点认为，世界近代史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落的历史。因此，要确定它的开端时间，必须先确定开端的标准。那么什么是开端的标准呢？他们认为必须从以下三方面考虑：第一，研究资本主义的产生，必须发端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时机，不能提前也不能推后。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基础，它在促进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本主义开始的世纪，集中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经济政治发展的水平和要求。 第二，在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世纪，选定一个能够集中地反映该时代本质和主流、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有较大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开端的标志。因为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只有通过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表现出来。资产阶级革命的首次成功，自然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重大路标。 第三，世界近代史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在确定它的分期标准时，必须牢固树立以近代世界为一全局、整体的观念，不能任意割裂和取舍。 只有把上述三点有机的结合起来，全面地综合考察，才能正确地

中外学术界近30年来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述评

中外学术界近30年来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述评 摘要：本文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开端和思想起源、内容及实质、提出的背景与意义三方面综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界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该研究的成果及不足之处。 关键词：“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中国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学术界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一些以前已下“定论”的研究课题亦被学者重新拾起。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风潮的鼓励下，近30年来，中外世界史学术界开始了以新的视野、新的角度，再一次审视、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华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系统整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研究的新成果，有助于深化对美国在华外交政策的认知。 相比起建国初期中国学术界一致地认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反映了美帝国主义阴险、虚伪的侵略本质不同，近30年来中外学术界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有了更多元化的认知。 一、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开端和思想起源 大多数的中外学者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出发，认同美国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开端和起源国家，承认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于1899年9月6日和1900年7月3日两次向英、德、俄、日、意、法诸国发出的照会表明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出台。 然而，部分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蒋相泽、吴机鹏就在《简明中美关系史》一书中把“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追溯到1843年美国政府派遣顾盛来华订立五口通商章程时国务卿韦伯斯特下达的训令[1]（P28）。而美国学者塞缪尔·比米斯则在其著作《美国外交史：第3分册》中界定“门户开放”政策的开端时间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同中国建立条约关系至19世纪终结之间[2]（P3）。马士·宓亨利同意塞缪尔·比米斯的观点，在其著作《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指出“门户开放”政策可溯源至十九世纪的上半叶[3]（P419）。 还有学者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英国起源说。牛大勇在《英国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缘起》一文中专述了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是由英国最先于19世纪末向列强提议实行的观点，认为由于英国倡导“门户开放”政策和参与瓜分活动的双重身份导致其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破产，不得不转而通过对美国施加影响促使其出面争取各主要侵华国家承认“门户开放”政策；该文章还进一步探讨得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经济原则，提出最惠国条款写进中英《虎门条约》是“门户开放”政策缘起的标志的看法[4]。曾志赞同牛大勇的观点，在《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一文中指出“门户开放”不是什么新政策，而是老政策；不是美国的政策，而是在英国同中国的关系中由来已久的政策[5]。P Joseph则在其著作《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1890-1900》中提到“在向中国索取通商特权方面，英国是主要的发动者”以及“英国一向带头行动，开放中国向世界通商”的观点[6]。Fairbank 也在《American China Policy to 1898》一文中赞同“门户开放”政策只是美国在英国的牵引下提出的观点[7]。美国学者费正清对此也有独到见解，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坚持美国宣布的商业“门户开放”政策是由英人所形成的、美国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政策得自英国人传统的观点，提出依靠各贸易国家的集体势力以保持中国对贸易的“门户开放”的思想最初由英国人提出[8]（P304）。 我国台湾学者李定一别树一格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中国起源说，他在《中美早期外交史》一书中认为是中国在1843年自动采取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依据是

1研究述评及选题意义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保障领域的研究成果可谓

1研究述评及选题意义 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保障领域的研究成果可谓丰富，但也还有明显的不足。从成果形式看，以论文居多；在专业书籍中则是以教材为主，其他专著较少；从研究内容看，较多地集中在社会保障的宏观层面，深入细致地剖析、论述某一个专题的著作还不是很多，特别是研究农村社会保障题材的专著更不多见，毕天云的《社会福利场域的惯习——福利文化民族性的实证研究》（毕天云，2004）是近年来对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从研究视角看，学者们较多地关注制度层面的内容，如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重建，试点方案的论证及实施后的经验总结，国外相关制度的介绍和借鉴等，而对于这些制度和政策最根本的基础——社会保障的目标群体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大量的研究论证只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证明其必要性，很少从这些制度的目标群体的主观感受和需要的角度考虑制度的合理性。即使少量的研究作了这方面的实地调查，但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往往将被访人的思维局限在调查者已设计好的问题之内，有时难以反映出被访人的真实想法，特别是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则更是如此。 对于农民保障观念和保障需求的研究，目前基本上还是空白。谈到农民的保障观，有些学者认为应对其加以引导、教育，使之树立起正确的社会保障意识。这种观点其实是基于农民无社会保障意识或是其保障意识落后的假设之上的。这种自认为比农民先进、正确从而可以代表农民作政策选择的观点其实危害大矣，在此类观点指导下论证并实施的政策最终落得无疾而终的结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毕天云在《社会福利的文化透视：观点与简评》（毕天云，2004）一文中从文化视角透视社会福利，详细梳理了文化起源、文化背景、文化传播、文化决定和福利文化的理论观点，分析了文化对不同社会制度下福利制度或福利模式的影响及型塑，揭示了福利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对社会福利体制差异的决定性作用；王思斌在《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制度与文化的视角》（王思斌，2001）一文中以制度文化为视角，强调其对人们日常行为的约束指导意义，提出只有了解人们所认同的制度文化，才能真正理解其行为。这些观点对本项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试图采用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从农民自身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审视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考察它在农民的生命情境中处于何种地位，农民是如何理解保障的意义的，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应付自身所面临的风险的。笔者希望通过此项研究，可以反映当前我国处于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保障制度背景下的农民真实的社会保障愿望及需求；此项研究不仅可以作为制定相关制度和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而且可以提出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政策的新范式，“从根子上”揭示社会福利体制的差异（毕天云，2004），并在此基础上与西方当前关于福利文化的观点进行对话和讨论。 2研究框架及创新之处 （1）研究框架 本研究以福利文化为理论框架，将其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作为两个分析层次，描述

认识和情绪海德格尔生存存在(精)

认识和情绪海德格尔生存存在 摘要：情绪把人迫入与事物的关联之中，认识是在情绪中建构出来的。畏、烦和惊讶等基本情绪把我们驱入源始认识之中并为科学认识奠基；基本情绪的蜕变使源始认识降落到日常认识的层次上，进而为科学认识准备必要的条件；纯粹的科学认识也有情绪的参与。关键词：情绪基本情绪认识源始认识科学认识 Abstract: We are compelled into connections with things by moods that constitute our knowing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It is fundamental attunements such as anxiety, boredom and wonder that displace us into primordial knowing or disclosedness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scientific cognition. Transformations of fundamental attunements make the primordial disclosedness into everyday knowing and therein prepar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scientific cognition. Even the purest scientific cognition has not left all moods behind them.Key words: mood ; fundamental attunement ; knowing ; disclosedness ; scientific cognition1 总论认识一度被认为必须摆脱情绪等主观因素的干扰才可靠。心理学的研究已揭示了情绪与认识的联系及对认识的某种正面作用，但是它未能也不可能从源头上彻底揭示出二者的关系。作为思想家的海德格尔不会具体地实证考察认识与情绪的关系，他甚至否认以科学的方式把握情绪的可能性。但是，海德格尔把认识与情绪都作为人这种此在的本质要素，从生存论-存在论上揭示出了二者的本质关联。海德格尔在讨论情绪问题时，有时区分出生存论-存在论层次的情绪和生存-存在者层次的情绪。他把前者叫做情态（Befindlichkeit, state-of-mind 或disposition）或基本情绪（Grund Stimmung, basic disposition或 fundamental attunement）；把后者叫做情绪（Stimmung, mood或 feeling或 emotion）。但是在许多场合他又往往并不遵循这种术语上的区分。在本文中我们使用的“情绪”一词既包括了生存论-存在论层次上的情态或基本情绪，又包括了生存-存在者层次上的情绪。在需要明确表示生存论-存在论层次的情绪时，我们就使用“情态”或“基本情绪”。海德格尔认为，情绪是人这种此在的基本生存论性质，在存在论上也决不是无关轻重的。因为此在总是有情绪的，即使在说“我没情绪”时，其实也正表明了一种厌烦的情绪或低落的情绪。但是“人是有情绪的”与“墙是有颜色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陈述。对于后者来说，颜色是墙的一种属性，现成的存在者（墙）的一种现成的属性（颜色）。对于前者，如果我们予以恰当的理解的话，那么，不仅“人”不是现成的，而且“情绪”也不是现成的，“情绪”不是“人”的一种属性，而是人这种此在的本质构成要素。严格地说，不是人具有情绪，而是情绪拥有人；不是我们进入这种或那种情绪之中，而是情绪把我们迫入这种或那种与事物关联之的中。情绪以多种方式决定着人，调整着人的存在方式，设置着人的存在基调。“情绪不是在灵魂中作为一种体验而出现的某种存在者，而是我们相互共同在此的方式。”[1] 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此”之存在，“此”（Da, there）标志着人的展开状态。并不存在完全没有展开的人，亦即绝对没有不带“此”的人。人之为人就是敞开着的，就是此-在（Da-sein）--展开着的存在。情绪就属于此在的这个“此”，并把此在带到其存在面前。此在总已以情绪的方式被展开，情绪在此在的总已存在且不得不存在这种被抛状态中展开此在，并同时展开此在的基本存在状态-

近年来关于学术界重庆谈判的研究

[原创首发]【政治史】近年来关于学术界重庆谈判的研究[复制链接] 墨海孤舟 初段会员 UID 347990 积分 75 帖子 74 荔枝 阿堵物 没奈何 12 ?串个门 ?加好友 ?打招呼 ?发消息 电梯直达 1楼 发表于 2010-6-19 18:15:28 |只看该作者|倒序浏览 转播0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重庆谈判的研究 重庆谈判作为抗战胜利后国内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1978年以来，在关于重庆谈判的史料编 撰出版方面已经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先后出版了《国共谈判文 献资料选辑》[1]、《重庆谈判资料》[2]、《重庆谈判纪实》[3]、 《重庆谈判纪实》（增订版）[4]等一系列资料。其中，较为重 要的是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 该书收集了非常丰富的史料,基本囊括了目前散布于世界各地 的大部分有关档案、资料。同时，在增订本中还加入了周恩来 和王若飞于1945年10月至11月同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八次 谈判的相关资料，以及约20万字的回忆文章，作者包括共产 党高级领导人、国民党谈判代表、民主党派代表、美苏外交官 等。可以说，《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是迄今为止关于重 庆谈判最为全面的资料集。 由于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前后中国诸多政治因素相互作 用的结果，因而在重庆谈判历史背景的研究方面，学者们的侧

的就是为发动全面内战争取时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 十年》[5]中认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于立即发动全 面内战还是有所顾忌。国民党军队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军事部 属，也还需要一段时间。因而，蒋介石选择了举行谈判来争取 时间。”汪朝光也在《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 期间中国时局的演变》[6]一文中指出：“虽然蒋介石内心更倾 向于用武力方式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调 动需一定时间，以及在抗战刚刚胜利不久，再行发动内战，必 将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国民党政府决定举行重庆谈判。”不少 学者通过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章百家在《对重庆谈 判一些问题的探讨》[7]一文中提出：“1945年8月，中苏条约 的签订，使得蒋介石看到了采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问题的希 望。由于发动内战的时机不成熟，蒋介石于是将对中共的策略 由最初的军事方式转变为政治和谈的方式。这个策略上的变 化，促使了蒋介石发出和谈的邀请。中共方面在最初接到国民 党政府的邀请，也颇为意外。但是根据一段时间的分析观察， 中共也意识到当时是有和平解决国共问题的可能性，而且当时 的局势来看，和谈将更有利于中共一方。”吉珊珊也在《中国 的命运由谁来主宰？——抗战胜利后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斗 争》[8]中指出：“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是为了向全国以及全世 界表明，他们不是内战的发动者，而是和平、统一的倡导者。”

当前国际学术界对资本自由流动的反思

当前国际学术界对资本自由流动的反思 国际学术界从1998年中后期开始，逐渐增加了对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怀疑和批评。而在此之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绝大多数都认为资本自由流动是资源高效配置所必须的，自由化必然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和经济增长。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巴格瓦蒂(Bhagnati，1998)和哈佛大学教授库珀(Richard Cooper，1998)撰文认为，自由流动的资本与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及其他缺陷相结合，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刺激道德风险和过分冒险行为，从而引发金融危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弗兰克尔(J．Frakel )教授认为绝大多数外汇交易和资本流动都与基本经济活动无关，它们只会减少社会净福利。这些经济学家们都赞成对外汇交易开征托宾税。 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Stigliz，1999)认为过分的金融自由化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某些情况下或许需要扭转金融自由化的倾向，对资本流动实施一定的控制。所有这些看法大大改变了原先在国际金融界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由化观点，使舆论氛围出现了反思的潮流。 正是在这般反思的潮流中，对资本流动实施控制的观点也不再被视为大逆不道。如西蒙和邵沙(Nodal-DeSimoneandSorsa，1999)就认为，起码有三点理由可以使资本管制继续存在： 一、可作为保持货币独立性的手段，因为资本项目自由化后，国内任何货币政策的调整都会因国内利率与国外利率水平不一致而使资金在本币与外币资产间流动，从而冲击国内货币政策；二、可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例如，信息的不对称常使国内外资金流向表面繁荣的行业，从而出现某个产业或行业过热，最后导致衰退，使社会净福利受损，资本流动控制可减少扭曲带来的过热；三、资本控制可以使经济维持在一个相对有效的均衡状态。而资本的巨额流动则常使均衡状态遭到破坏。 于是，对智利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实施资本管制措施给予积极评价也在这一两年中频繁出现。爱德华兹(Edwards，1999)认为，智利的资本管制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作用：

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孔子

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春秋末期杰出的政治家、著名的教育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历代被尊为圣人、万世师表。孔子思想学说不但影响华人，对西方也有很大影响，世界各地祭孔的庙宇达1300余座。美、日、韩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将孔子诞辰日，即每年9月28日定为本国的教师节。国家教育部计划在全球开办100所孔子学院，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揭幕，次年9月美国纽约孔子学院也正式揭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于2005年9月29日正式决定从2006年起，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在联合国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高级别的奖项—国际“孔子教育奖”，每年在国际扫盲日（9月8日）颁发，以表彰在教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然而，这一历史伟人的老师苌弘的故里就在四川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资中。 一、苌弘的生平 苌弘，字叔（约公元前565－前492年），四川省资中县人，周朝贤大夫，我国古代著名学者、政治家、教育家、天文学家。他博学多才，见多识广，通晓天文、历数，精于音律乐理，为我国音乐学界的开山鼻祖。他一生谦虚待人，乐施于人，孔子在“入周学礼”期间，专程“问乐于弘”，向苌弘请教和探讨音乐和天文知识。唐朝散文大师、哲学家、杰出文学家韩愈《师说》曰：“孔子之师 郯子、苌弘……”。明代文学家曹学 问乐焉，死之三年而血化为碧”。《孔子演义》（丁寅生著）书中“赴周京师事老子，问武乐敬服苌弘”一章，详述了公元前518年，孔子前往周国，拜师苌弘，“孔子趋前致敬礼”，虚心向苌弘请教的故事。据传，孔子删诗书、订礼乐常引用苌弘的见解，孔子修订的《乐经》，也大多得益于苌弘原著《乐经》的第二稿。苌弘还是一个见义勇为，刚直不阿，精忠报国之士。他毕生尽心竭力扶正周室，却为诸候所忌，周敬王轻信谗言，将苌弘治罪，他英勇不屈，剖腹自杀而死。死后血流不止，蜀人藏其血，三年后化为碧，成语“碧血丹青”和“碧血化珠”即由此而来。 苌弘年轻时出游河南洛阳，入朝廷为官，帮助周灵王谋划中兴统一大业。周景王在位后，苌弘参谋迁都辅佐兴邦有功，被封为大夫，掌管天文历数。他常向景王谈论星象吉凶征兆，影射诸候割据称雄的阴谋，遭政敌的仇恨，政敌采用造谣、栽赃等卑鄙手段诬陷苌弘。公元前492年，周敬王中离间之计，一怒之下将苌弘治死罪，幸得朝臣求情，后被放逐回乡。 苌弘回到蜀地龙水桥（今四川资中发轮镇龙水村），仍遭奸臣派人秘密追杀，苌弘闻讯带仆人乘舟顺龙水河而下，舟泊到资江（今沱江）牛碾沱，进入牛碾溪（资中甘露镇）的龙洞河隐居。不久奸臣秘探追踪而至，苌弘知道难逃脱追杀，便告诉仆人，我历事大周灵、景、敬三王，忠信受诬，奈何气数已尽，请将我的血收藏好，三年后让它再见天日，随即苌弘祭拜天地后，剖腹自杀。赶到的追杀者将他的首级带回报功，被掩埋在河南偃师，故今人有的误传偃师为苌弘故里，其实非也。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重庆谈判的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重庆谈判的研究 重庆谈判作为抗战胜利后国内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1978年以来，在关于重庆谈判的史料编撰出版方面已经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先后出版了《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重庆谈判资料》[2]、《重庆谈判纪实》[3]、《重庆谈判纪实》（增订版）[4]等一系列资料。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该书收集了非常丰富的史料,基本囊括了目前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大部分有关档案、资料。同时，在增订本中还加入了周恩来和王若飞于1945年10月至11月同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八次谈判的相关资料，以及约20万字的回忆文章，作者包括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国民党谈判代表、民主党派代表、美苏外交官等。可以说，《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是迄今为止关于重庆谈判最为全面的资料集。 由于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前后中国诸多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在重庆谈判历史背景的研究方面，学者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传统观点认为，国民党政府举行重庆谈判的目的就是为发动全面内战争取时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5]中认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是有所顾忌。国民党军队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军事部属，也还需要一段时间。因而，蒋介石选择了举行谈判来争取时间。”汪朝光也在《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中国时局的演变》[6]一文中指出：“虽然蒋介石内心更倾向于用武力方式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调动需一定时间，以及在抗战刚刚胜利不久，再行发动内战，必将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国民党政府决定举行重庆谈判。”不少学者通过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7]一文中提出：“1945年8月，中苏条约的签订，使得蒋介石看到了采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问题的希望。由于发动内战的时机不成熟，蒋介石于是将对中共的策略由最初的军事方式转变为政治和谈的方式。这个策略上的变化，促使了蒋介石发出和谈的邀请。中共方面在最初接到国民党政府的邀请，也颇为意外。但是根据一段时间的分析观察，中共也意识到当时是有和平解决国共问题的可能性，而且当时的局势来看，和谈将更有利于中共一方。”吉珊珊也在《中国的命运由谁来主宰？——抗战胜利后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8]中指出：“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是为了向全国以及全世界表明，他们不是内战的发动者，而是和平、统一的倡导者。”董友岚在《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述论》[9]一文中也认为：“国共双方和谈都是有诚意的，都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张小满在《论促成重庆谈判的四个方面》[10]一文中进一步提到：“国共双方实际上都是想通过谈判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国民党政府力争的是和平统一，而中共争取的是和平改革。”这些新观点对于传统观点起了深化和补充的作用。此外，美苏在促成重庆谈判中的影响也成为了近年来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美苏对于促成重庆谈判起了重要作用。汪朝光在《中华民国史》[11]中提到：“重庆谈判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这是战

朱光潜-论中国学术界五大通病

论中国学术界五大通病 ●朱光潜 一．缺乏爱真理的精神 中国学者，多数都还不能超过“学以致用”的浅见。他们以为，学术以有用为贵，真还是第二个问题。学术原本有实用，以前人研究学术也大半因为它有实用，但人类思想逐渐发达，新机逐渐呈露，好奇心也一天强似一天，科学哲学都超过实用的目标，向求真理的路途去走了。真理固然有用，但纵使无用，科学家哲学家也绝不会因此袖手吃闲饭。精密说起来，好奇与求知是人类天性。穿衣吃饭为餍足自然的要求，求学术真理也不过为餍足自然的要求。谁能说这个有实用，那个就没有实用呢？我们倘若要对学术有所贡献，就要趁早培养爱真理的精神，把实用主义放在第二层上。 二．缺乏科学批评的精神 第二个缺点就是武断盲从，无批判的精神，这大概是我国此前学术界“独尊”主义的流毒。武断就是过信自己，盲从就是过信他人。过信自己的固执一种学说，以为这一定是对的，别人与他辩论，他只是老气横秋，充耳不闻。这是对自己无批评的精神。过信他人的总是见风使舵，追赶潮流。这是对他人太无批评的精

神。武断和盲从，都因为没有批评的精神，都是学术界的剜心虫。我们应该同这些恶根性作斗争。 说我们没有批评的精神，不是说我们不批评，我们也很好搬弄是非，不过无科学的批评的精神，往往犯逻辑上的误谬。最普通的误谬就是提出一条主张，不举出理由；或者虽举理由，不找出几件事例来证明这个理由。 还有一个误谬是我国学者犯的最多，就是离题攻击。他们对于和私见不合的学说，未曾考究到十分清楚，未曾平心静气的用理由批评，且先把主张那个学说的人乌七八糟的乱骂一番，好一点的也要嘲笑他一番。冷嘲热讽成了某些人的特长。这些人，有些因为智力薄弱，也有些因为故意负气，同敌手抗衡。负气者固然不是，逼令他负气的人也难辞其咎。他们一个违背真理，一个致人违背真理，对于真理同样贻害。 真理是个和平世界，里面无种族，无界限，无门户，无成见，向这个世界去的个个是朋友。 三．缺乏忠诚扎实的精神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个规律在学术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自身说，不知是知的导火线，如果假不知以为知，知不复成为目标了。就他人说，以不知为知，他人如果信我，便致以讹传讹。前面是自欺，后面是欺人。自欺欺人就是自误误人。所以科学家主张一种学说，往往以毕生精力去仔细观察实验思

美国院士和中国院士的待遇PK

美国院士和中国院士的待遇PK 两年一度的中国院士增选，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485人候选名单。根据统计，申请成为院士的，有23位是在职或卸任的政府高官和央企高管。在6名央企高管院士候选人中，中石油和中石化占三名。较知名的包括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此外，该学部有效候选人还包括上海市副市长、上海交大医学院教授沈晓明，农业部国家首席兽医师于康震，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基尧，安监总局原副局长、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闪淳昌，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原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凤懋润等政府高官。这样一份名单再次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媒体如此关注每次的院士选举，其原因在于国内对院士的过分崇拜和甚至是神话。院士本身应该就是一种荣誉称号是对科技领域杰出专家的个人成就和贡献的一种 肯定。但在我国不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还是最高学术称号，具有很强经济和行政意义。国务院规定：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我国的院士均享受国家规定的院士津贴，为每月200元(免税)。院士所在单位也发放地方院士津贴，发放的津贴金额少则1000元/月，多则上万元/月。此外，几乎已公认，院士在医疗，交通等多方面享受的待遇相当于副部级。近几年院士的待遇更

是提高到的惊人程度。例如从2004年起，河南省省属单位院士年薪不低于20万元，省财政为院士每人补贴20万元配备工作用车，院士享受相当于副省级的医疗待遇，医疗费用实报实销并发给每位院士每月500元护理费用。广州人事局规定，给予在广州工作的两院院士每月津贴10000元。又如，山西省中北大学规定的引进院士待遇为，科研启动费200万元、安家费10万元、年薪20万元、来校后分配260平方米住房等。 谢礼立院士曾经在一次院士大会这样说道：社会普遍功利化，不少行政单位、地方政府把院士的数量作为衡量本单位、本地区学术水平高低的指标，好像这个区域院士多，水平就上去了。这种思路对院士的学术道德杀伤力很大。 如今，院士们被高校科研院所争相聘请，甚至出现所谓的“双聘院士”。实际上，全国的院士数量有限，不少地方都宣称自己有多少名院士，如果把这些院士数量加起来，早已超过了已有的院士总数。 另外，谢礼立院士说，一些院士个人为了所在单位、地区的利益，参加一些有违学术道德的活动、事情。这些事情往往不是院士自己愿意的，但是为了争取地方利益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