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思想中的儒佛道三家思想的体现
苏轼思想中的儒佛道三家思想的体现
长春街小学徐惠
一
苏轼对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基本态度，是广泛吸取，兼容并包。因而他的思想呈现出一种复杂而丰富的面貌，既充满矛盾，但经他消融调和之后，又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这是苏轼思想的独特之处。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他对三家都有吸收，又都有扬弃，他是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三家思想中，从人生处世态度看，儒家是积极用世的，而释、道则归于虚无，是消极出世的。这两方面是矛盾对立的，在一般人的思想中很难兼容，但苏轼却能加以消融和调和，找到他们之间的共通点，从而融为一体。
但三家思想在苏轼生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中，表现并不完全相同。从总体上看，苏轼在政治上表现出一种积极用世、经世济民的精神，以儒家思想为主；但在生活上，在处世和人生态度上，特别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处于逆境时，就更多地表现出佛、老思想的影响，常常以“静”和“达”来对待并排解人生的种种不幸和苦闷。从时间发展上看，则贬官黄州以前，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他关心现实政治，推崇和学习贾谊、陆贽那样的政治热情，反对空言，积极从政，重视对现实政治的考察和分析，对现实政治提出许多改革的建议和实际的措施。而贬官黄州以后，释、道思想的影响则愈来愈明显，愈来愈重要。
不过，虽然苏轼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特点和侧重面，但三家思想又都是纵贯他的一生的。他年轻时就喜欢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他对老庄思想是一拍即合，很自然地在内心引起
共鸣。不仅对老庄，就是对道教的道术，他从年轻时起也深有爱好，至晚年也没有改变。谪居惠州时，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求刘尽发道术之秘，并希望对方惠赠给他炼成的外丹。在信中说，他“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对佛家他也很早就有接触，年轻时即与蜀中的文雅大师惟度、宝月大师惟简交往。通判杭州时，喜听海月大师惠辨说法，颇有感悟。他回忆当时情况说：“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一闻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到贬居黄州时，他在很长时期中“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唯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不仅研习佛理，而且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他在反省往日的“举意动作”，求“自新之方”时，便“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到城南精舍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而愈到晚年，愈是遭遇不幸，在生活上便愈多地吸收佛、老思想，作为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手段。他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善处穷，随缘自适，超然物外，更加努力追求“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如他在给子由书中所说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所谓“但尽凡心”，就是他所追求的“以时自娱”，而“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可作乐事也。”而这种人生态度的基础，便是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他至死也没有放弃“致君尧舜”、“尊主”、“泽民”的政治理想。因此，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在苏轼一生的不同时期，尽管有主次的不同，有消长的变化，却是始终并存的。
二
苏轼的儒家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忠君、报国、利民的从政原则；第二是德治仁政的政治理想；第三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态度。这三方面是互为联系，不能分割的。下面着重谈谈第二个方面。
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在苏轼考试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就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文中热烈赞颂儒家一贯标榜并引以为典范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之际”，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的仁政德治的样板，其特点是“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进而说明统治者赏善罚恶是为了勉励和惩戒，故“赏”能使人“乐其始而勉其终”，而“罚”则能使人“弃其旧而开其新”。然后提出“广恩”、“谨刑”的原则。他引《传》（《尚书》孔安国传）云：“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又引《书》（《尚书·大禹谟》）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指违背常规）。”在此基础上又加以发挥，提出坚持实行仁政的基本原则：“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最后概括出“天下归仁”的理想（在他看来也是一种规律）：“以君子长者之道得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这虽然是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但确实反映了苏轼的政治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成了他后来一生从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贯彻始终的。
《思想论》也是表现他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章。此文作于嘉祐八年（1063），在从政不久的凤翔任上。这篇文章表现了苏轼在政治上的务实精神。文中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要有坚定明确的目标，同时经过实际的考察，提出周详而又可行的计划，然后按照计划坚持下去。这篇文章本身就体现了他提出的这一原则和精神。文章中的论点，就是他对当时宋王朝的政治经济情况进行了实际深入的考察以后提出的。文章一开始就指出：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立”指施政以前提出的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切实可行的计划）；其卒不成（指结果不能获得成功）；唯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苟立而成矣。”然后明确地提出当今之世的“三患”：“常患无财”、“常患无兵”、“常患无吏”，进而提出“丰财”、“强兵”、“择吏”三方面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指出这是宋王朝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问题：“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他又提出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也就是要事先定好计划，不可盲目行动，这是“贵于立”的首要问题。二是：反对“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对政策、用人等用舍、兴废，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确定，也不能以口头上赞同者的多寡来确定，而是要以绝大多数人（指老百姓）内心是否拥护来决定。他指出：“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意思是说，那些直接传到自己耳中的意见都是不敢指责非难我的看法的）。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同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在苏轼看来，政策一定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才能取得成功，但这个多数，不是指对自己说好话的人有多少，而是指天下实际拥护的人有多少。苏轼的这一见解是很深刻的，是他德治仁政思想和重民思想的集中表现。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苏轼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即使到了晚年远贬岭海时期，那时他已是罪废之人，不在其位也不谋其政了，但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中，却仍然坚持这些理想，仍然努力
加以阐发、提倡。这集中地表现在他在海南所写的收在《志林》中的十三篇史论（又名《海外论》）中。
在《武王非圣人》一文中，他极力反对武王伐纣，提出“天下归仁”的原则：“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也就是说，即使纣暴虐无道，亦不能诉诸兵。“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以不得辞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可乎？”因此他认为，神器随仁义自来，不可强取，也不得推辞。以“天下归仁”的思想看，武王伐纣为强取，所以他认为“武王非圣人”。在《赵高李斯》一文中所表现的政治思想，同他早年的改革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一是重视任人，二是反对严刑峻法。他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历史经验，其一就是始皇用人不当：“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其二就是秦法过严，结果是“以法毒天下”。因此，他引用周公的话说：“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又引用孔子的话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其‘恕’矣乎！”主张“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
在统治方法上，他崇尚礼治而反对法治；在法与人的关系上，他认为人比法更重要，反对“任法而不任人”，反对重法而轻人。这些思想都是在他早期的政治思想中明确提出的，而到晚年仍没有改变，可见他是一贯坚持的。由此看来，儒家思想在他的晚年不仅没有放弃，而且在他的思想中仍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并没有完全被佛、老思想所取代。
三
苏轼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对政治改革的态度，在仁宗、神宗、哲宗三朝表现是不一样的。仁宗朝，嘉祐六年（1061），他向皇帝献《进策》和《进论》各二十五篇，系统地提出自己的革新主张；八年（1063）又作《思治论》，进一步阐发自己的改革主张。神宗朝，熙宁二年、三年，王安石变法时期，他却上《议学校贡举状》，又两上神宗皇帝书，全面反对新法。而到哲宗朝，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废除新法时，他又反对尽废新法，尤其是反对废除免役法。
对于苏轼在这三个时期的不同表现，学术界曾有不同的看法。分歧主要在两点上：其一是，苏轼在政治上到底是属于革新派还是保守派？抑或是属于游移于革新和保守派之间的中间派？其二是，三个时期的不同表现，是反映了苏轼政治思想的重大转变呢，还是在本质上是体现了他政治思想的一贯性，只不过具体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特点不完全相同罢了？
我们认为，从总体看来，苏轼在政治上基本上是一个革新派，既不是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利益的保守派，也不是动摇于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中间派。当然应该承认，苏轼的政治思想是存在着矛盾的。三个时期的不同表现、不同主张，是他思想中固有的矛盾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但不是动摇，更不是随风转舵。在不同的政治条件下，思想肯定会有变化，但不仅不是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在变化中仍表现出其前后的一贯性、一致性。这一贯性和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哲学上动与静的矛盾的自然观，形成了他政治上既积极主张革新，又要求以静待变的稳健改革的思想。在《御试制科举》中，他表述了万物皆生于动的进步的自然观：“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在《策
略一》中也提出类似的观点：“仲尼赞《易》，称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观之，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以其动而不息也。唯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又在《苏氏易传》卷一中说：“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蛊。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这就是苏轼主张政治革新的思想基础。这无疑是进步的、积极的。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在二十五篇《进策》的《策略一》中就鲜明地表达了他积极革新的锐气：“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意思十分明白，就是说如果不改革，将是十分危险的。但另一方面，苏轼又主张微变、渐变和以静待变，而反对过激、过猛、过速的变革。《宋史》本传在谈到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时，就指出他主张“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他赞扬盖公“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思想。盖公为秦末汉初人，提倡黄老之术，主张以清静无为的思想治理国家，得到苏轼的赞扬，他“师其言，想见其为人。”在他后来写的《问养生》一文中，将这种渐变的思想阐述得更加清楚：“寒暑之极，至于折胶流金，而物不以为病，其变者微也。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使此二极者，相寻而狎至，则人之死久矣。”因此他主张“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这一点，应该说同主张激进改革的王安石很不一样的。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主张以“征诛”为变法开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苏轼确实有他偏于保守的一面。这是他既主张革新而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在对政治形势的认识上，同王安石并没有什么区别，他认为“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
也。”并指出当时的“三患”在“无财”、“无兵”、“无吏”。而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也在于富国、强兵。但苏轼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任才，而不在变法。早在仁宗朝他就指出：“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苏轼强调吏治的重要有他合理的一面，同时指出王安石实行新法中由于任人不当（“新进勇锐之人”），给新法带来不少弊病，也是正确的。但将变法和任人对立起来，完全否定变法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也有其片面性和保守的一面。
第三，苏轼从政的原则是忠君、报国、利民，所以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又不是全部地绝对地否定新法，他也肯定某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改革，这同他关心民生疾苦，以是否便民、利民为出发点分不开。所以他在通判杭州时，就“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而后来他在检讨自己反对新法是“辄守偏见”时，也申言自己是“此心耿耿，归于忧国。”旧党当政时，他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尤其反对废除免役法，也是从对人民有利无利这一点出发的。他论析“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而主张去其弊而不变其法。总观王安石和苏轼的改革主张，并加以对比，可以这样说：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以法家思想为基础，特点是激进和峻刻；而苏轼的改革思想则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又杂以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特点是渐进和宽简。或者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苏轼的改革主张是儒家的宽简之政与道的不为而为思想的混合物。两家的改革主张，可以说是各有短长、利弊。苏轼虽然缺乏王安石变法的激进性，但他稳健渐进的思想，又可以避免激进派操之过急以至苛峻扰民的缺点。
由以上三方面来看，苏轼的政治思想中既有进步和革新的一面，也有片面和偏于保守的一面，但从主导和本质方面看，他是主张革新的，是爱国爱民的，或者可以说他是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稳健的革新家。他在仁宗、神宗、哲宗三朝政治上的表现，不是动
摇，更不是随风转舵，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是在不同政治条件下，一贯固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的不同表现，同时也是他思想中固有矛盾的反映而已。
四
如前文所指出的，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态度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他对儒家有吸收，也有批判；对释、道二家，也是有吸收，有批判。但在积极从政和遭贬失意的不同时期，因处于顺境和逆境的不同，又有不完全相同的表现；同时，他对三家又有意地加以调和。
从对社会人生的基本态度看，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是积极入世的，而释、道思想的主要倾向则是消极出世的，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苏轼看到这种矛盾，在他政治上奋发有为、想望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时，他曾经批判过释、道思想。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他说：“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其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指出佛老思想之虚空不着边际，很难实行，真的实行了，对“人主之名器爵禄”也是有极大危害的。但在他处于逆境时，即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难于实现而个人又遭受到排斥打击时，则又更多地接受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释、道思想中找到精神的寄托。与上引的一段文字相反，在《醉白堂记》一文中，他借称颂韩琦来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这完全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庄子·齐物论》主张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齐寿夭，认为“道未始有封”，即认为道是没有界限差别的，认为任何事物的差别和人
们认识的是非，都是相对的。苏轼所表现的，实际上就是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而在《超然台记》一文中，他更阐发和推崇那种超然物外的思想，他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他认为美恶齐一，因而无所谓“去取之择”，这样就可以“游于物之外”了。而他之能“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可见他的乐天派的性格和生活态度，确实跟庄子齐生死、齐得丧、等富贵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上，而且主要在身处逆境需要排解内心苦恼的时候；而在牵涉到政治，牵涉到国家的治乱兴亡时，他又是排斥和批判佛、老的。如在《六一居士集叙》中，他说：“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没有人能加以矫正）。”因而大力推崇韩愈和欧阳修，认为以韩愈配孟子是相宜的，认为欧阳修“其学推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之。”
他对儒学也是有所批判的，有所强调的。他批判儒者强调性而忽视情。在《韩愈论》中他说：“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婴儿乎？’喜怒哀乐，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也。”但他反对空谈性，反对把情和性对立起来，“离性以为情”。他认为儒学是近于人情的。在《中庸论》中他说：“夫六经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又在《诗论》中说：“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
他还调和儒学和佛、老思想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他认为佛、老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有其相通之处。在《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他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他批评《史记》中所说庄子诋訾孔子之徒是并不真正了解庄子，实际上“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意即实际上赞同而文辞上不赞同），阳挤而阴助之。”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一文中，他甚至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并且肯定南华长老认为佛家虽是出世的，但与入世的儒家实际相通不悖的思想：“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本来是很不相同的，他却极力调和，可见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是要努力使儒、释、道三家熔于一炉。对韩愈他是十分尊崇的，却批评他固守孔孟而不能吸收杨、墨、佛、老之学。他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苏轼学习佛、老思想，虽然是想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境地，而实际上却是达不到的。对于一般学佛、学道者的玄虚莫测，他是扬弃的；他所重视和吸取的，是比较切近人生的实用的一面。所以他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在本为玄虚缥缈的佛老思想中去追求一种简易、粗浅、实用，这是苏轼学佛学老的独特态度，也是他能将三家思想融通的又一方面。他同陈述古谈禅理，曾有极风趣的“龙肉”和“猪肉”之比，是很说明问题的。陈批评他所理解的禅理过于粗浅，而禅理照陈看来是比较玄妙精深的；苏轼就将粗浅的比作“猪肉”，将精妙的比作“龙肉”，说：“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当然，苏轼并不是一点没有受到佛家和道家的虚空、
命定论等思想和人生观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也是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如下面这样的诗句在他的诗集中就为数并不算很少：“浮生知几何，仅熟一釜羹。那于信仰间，用此委曲情。”（《次丹元姚先生韵》）“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浰阳早发》）“宠辱能几何，悲欢浩无垠。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用前韵再和孙志举》）等等。由此可见，他对佛老思想和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基本上一样的，即为我所用，从自我需要出发，加以利用和改造。
五
从总的倾向和基本精神看，苏轼学习和吸收佛老思想，并不是为了避世，更不是出于一种人生幻灭，而是体现为一种人生追求。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是超世俗、超功利的。如果不是从表面上看，那就不难发现，他是吸收佛老思想中他认为有用的部分，并加以改造利用，以构建他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是超脱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它的积极的意义在于，体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的升华。他在《答毕仲举》中曾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这里讲的“静”和“达”，就是一种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第一个层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世俗人生的超脱。名利、穷达、荣辱、贵贱、得失、忧喜、苦乐等等，都是人生现实欲念所生出的一种羁绊和枷锁，到了“静”和“达”的境界，就从这种羁绊和枷锁中解脱出来了。第二个层面，可以理解为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而变得无比的开阔和广大，可以不受尘世的污染，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包括极痛、极苦、极悲的境况之中）都能处之泰然，甚至得到一种愉悦和欢乐，得到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但这种境界，在实际上充满倾轧、争斗、残害、悲苦、烦恼等等的尘世中，是很难找到，也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这种人生追求，常常只能是
一种精神的寄托或理想，或者说只是一种想象，而作为一个诗人，这种追求和想象熔铸在他创作中，就变为一种艺术创造。例如《前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超然台记》等等作品中所创造的，就是这种不受外物羁绊的、超旷的、自由人生的境界。这是一种人生追求的艺术化，他所创造的，既是艺术境界，也是精神境界。不过，从表面的超脱中，我们仍然能看到隐含其中的人生的忧苦。在“静”与“达”中，身处现实世界中的诗人，也不免时时露出挣扎的痕迹。
他所追求和构想的这种人生境界，除了熔铸为艺术境界，表现于许多杰出的作品之中以外，在诗文中还有不少对他自身内心体验的直接表述。如说：“祸福苦乐，念念迁逝，无足留胸中者。”（《与孙志康》）“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又在前引给子由书中说：“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此外万端皆不足介怀。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吾作乐事也。”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所说的，那种“私窃乐之”的“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的境界，不就是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获得了极大自由的人生境界吗？
正由于他对佛、老思想持这种态度，因此他能入亦能出。许多人引用他的《和陶神释》诗：“莫从老群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甚欲随陶翁，移家酒中住。”认为是他对佛、老思想的否定，或者说是由于在佛、老思想中得不到寄托排解而产生的一种信仰的幻灭。其实纵观苏轼整个一生的人生态度，我们不妨说，他从早年到晚年，学佛学道，实在并未真正相信过佛、道所宣扬的那种虚无缥缈的仙山与天国，这些诗句只不过是表明，他对于佛、道思想同样不受其束缚羁绊，能入也能出而已。
明乎此，我们就不难认识到，佛老思想对苏轼文艺创作的影响，主导方面还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关于这一点，他在《送参寥师》一诗中有过非常鲜明的表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参寥是一位诗僧，他的思想已达于“空且静”的境界，但并非寂灭虚空，而是洞达群动的“静”，是包容了万境的“空”。“卧云岭”的静观自身，同“走人间”的阅世经历，在参寥那里，两者不仅不抵牾，而且可以说是相契合的，因而在诗歌创作中才能达到“至味”之境。这里说的是参寥，实际上也是他本人艺术追求和艺术经验的一种概括。
儒释道
苏轼思想中的儒释道哲学 【前言】 “儒释道”一词是为古代中国最早的世界文化视野范围观，滥觞于南梁，在元明清时期发扬，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的儒教，世界三道宗教之一的佛教和东周时期黄老道神仙家演变创立的道教三教合一，体现了中华文化圈与印度文化圈的初次融合。而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处于一个儒释道三源慢慢走向融合的特殊时期。再加之苏轼个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促就了苏轼诗词中独特的三种思想的韵味。研究苏轼人生中的儒释道哲学，不仅可以在个人层面上对这一家文豪的文风笔触有更深的理解，从大层面上更是对文化融合的深入了解与研究，可以从中汲取有利于中国推进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新启示。 【关键词】儒家佛家道家苏轼文化融合 【正文】 一、作为治世之具的儒家 儒家作为统治古代中国几千年的官方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意愿。所以儒家所代表的“用世”、“建功立业”或是“治身齐家平天下”的思想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苏轼也毫不例外。 苏轼出生于儒学浓厚的文学世家，父亲苏洵文风纵横恣肆，有汉唐之风，对苏轼从小寄予厚望，亲授史书，论古今成败，所以苏轼从小就有着高远的抱负。并且仁宗时代人才辈出，以范仲淹为代表的积极入世的思想普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的以天下为己任，奋发自强的儒家用世的精神对苏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苏轼26岁便踏上仕途，一番豪言壮语“致君尧舜，此事何难2！”在参加科举考试时，所提出的仁政思想：“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人；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入与忍人。”苏轼的政治思想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儒家“入世”精神。 以苏轼文学成就的最高的前后赤壁赋来看，《前赤壁赋》中有言：“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表面上像是一首求取美人的缠绵悱恻的情曲，其实言下之意是指美人就是苏轼想要报效的朝廷，宛转地表达出自己身怀大志，却不受朝廷重用的郁结。再如《后赤壁赋》中有写入睡的苏子梦中得见化作孤鹤的道士，在“不答”、“揖予”中表露了作者虽有着入世思想却在政治上屡屡失意，结尾一句南柯一梦“开户视之，不见其处”更是将苏子的茫然和无助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苏轼的诗词中，带有这种思想的诗句并不少见，都深深浸透着儒家的“用世”思想。“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3虽有自慰、超脱之意，但是包含着浓浓的伤感与无奈，壮志未酬引发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让他迷茫，“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4都是心中仍然有着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的表现。 二、作为修身之术的道家 1《岳阳楼记》【宋】范仲淹 2《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3《念奴娇·赤壁怀古》 4
佛儒道三教文化的区别
佛儒道三教文化的区别 先说佛教、道教、儒教之异 第一、佛家讲“超世”,道家讲“出世”,儒家讲“入世” 佛教主张“无生”，认为现实对人来说都是苦海。对现实人无能为力，所以要忍受和超脱----即“超世”。要忍受和超脱，就要放弃各种欲望，追求超脱生死轮回的"苦海"而进入涅磐（无苦的极乐世界）。佛教主张舍弃对现实物质的追求，注重精神的修持和对来世的向往。道教认为,个人修养的提升乃至成仙明道，根本在于个人的修炼，跟别人没有关系，主张远离人群到深山老林找块地方修炼。道教的修炼方法上也充分反映了道教的“出世”思想。道教运用内丹和外丹进行修炼。所谓内丹就是气功,外丹就是服用长生不老药。而修炼内丹和外丹都是个人的事,秘密的事,需要远离社会，所以,道教是主张"出世"的。 儒家是主张参与社会的,而且主张个人的自我完善是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比如儒家的人生目标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是把人自身的发展与对家庭、社会的贡献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儒家是主张"入世"的。
第二、佛家重心理,道家重生理,儒家重做人 佛教对“心”的诠释，有诸多层次的分析说明，更用许多的比喻来阐释我们的心，进而教导我们如何找心、安心、净心。“心理学”西文原意为“阐释心灵的学问”，后来引申为“研究人类自身问题的行为科学”。这种发展演变符合佛教对宇宙人生的阐释，所谓“心能生万法”。佛教从心的角度概括世界万物的一切，并对人的行为问题进行根本性的探讨与阐释，因此，佛教早已构建一套成熟的心理学知识体系。佛教的教义几乎都在谈心，在诸多经论中随处可见，其中以“唯识学”对人类精神的分析，最具现代心理学色彩。 道教主张以生为真实，追求延年养生、肉体成仙。道教认为，人的生命由元气构成，肉体是精神的住宅，要长生不死，必须形神并养，即有“内修”“外养”的工夫。 儒教是礼法，要求如何做人，每个人应该怎么做。儒教崇尚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哪怕削足适履也要人来适应宗法社会的纲常，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讲的是净，道家讲的是静，儒家讲的是敬。佛家讲
部编版六年级下《浣溪沙》教案(含教学反思)
9.浣溪沙 ［教学目标］ 1.了解与苏轼有关的文学常识。 2.反复朗诵，品味用词的凝练，理解词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3.学会以乐观的心态对待生活中的变故和挫折。 ［教学重难点］ 理解词的意思，体会词中所表现的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江水东流不返，正如人的青春年华只有一次一样，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古今无数人为之悲叹。那么，苏轼又是以怎样的精神状态来面对生活中的变故呢？让我们随着苏轼的笔触一起走到《浣溪沙》中去寻找答案。 1.简介作者。(课件出示) 2.介绍创作背景。(课件出示) 二、朗读课文 1.听朗读音频，注意听准节奏和重音，可以轻声跟读。听完后提问：从哪里看出这首词是游记?（点明小序的作用） 2.指名朗读课文，其他同学点评。 3.全班齐读。 三、翻译词句 1.参见课本注释，通读全词。师补充部分字词含义。（白发，代指老年。） 2.同桌为一组，用自己的话说说词的意思。（一个同学译上阕，一个同学译下阕） 3.学生合作交流。 4.指名说意思，其他同学点评。 5.师说全词意思 四、悟意境，体感悟 1.师：大家觉得苏轼在游清泉寺时心情是怎样的？（对学生各种不完全的回答，教师相机引导。） 2.师引导：如果我们能体会出这幅画面的意境，也许我们就能体会出词人的心情。下面请大家闭上眼睛听着朗读走进这幅画面，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一会儿告诉大家你看到了什么。（上阕写景，描绘了三幅画面：山下小溪边，长着矮小娇嫩的兰草，山上松间沙路洁净无尘，黄昏时潇潇细雨中杜鹃鸟在啼叫；下阕转入抒怀：由西流的溪水，想到青春可以永驻。）（课件出示图片） 3.向学生介绍画面赏析的方法：反复诵读、抓住特征、调动感官、联想想象。 4.一个人在怎样的心情下，笔下的景物才会如此清淡幽静?（平和宁静） 5.苏轼面对挫折还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这体现了他怎样的人生态度?（旷
苏轼诗词艺术特色
苏轼诗词艺术特色 苏词在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词的的开拓了新天地。苏轼以其奔放的才情，将词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怀古记游、写景咏物、亲情友谊、田园风光以及参禅说理等等，突破词“艳科的”定见，把词的社会功用提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苏轼有意突破“诗庄词媚”的界限，以自由挥洒的文笔，定了大量风格豪放之作，开一代新词风。他以诗境诗语入词，形成了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豪放是苏词的主体风格，而在豪放中时有旷达情怀的流露。代表作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妈娇?赤壁怀古》。抒发追求理想、热爱人生的美好感情。如《水调歌头?怀子由》。爱情词与咏物词的风格则以婉约见长。如《江城子?掉亡》、《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苏轼词的内容:
苏轼扩大了词的领域,用词来抒写生活情趣,政治抱负,身世感慨,亲友情谊,农村生活,咏物,谈禅,说理等,无所不宜. 苏轼词的风格 苏轼词以豪放为主,有名的有.在裏描写了赤壁战场的雄奇景色,周瑜,诸葛亮等英雄人物的形象,颢示了对人生的乐观态度和建功立业的抱负.苏轼词虽以豪放为主,但还有清秀,穠丽,温婉,蕴藉的一面,如(莫听穿林打叶声)写得简淡.苏轼词不喜欢雕琢,善於吸收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漱f语,给人清新朴素的感觉. 特点： 1．开创了豪放词风。 苏轼在婉约之外，大量地创作豪放词，开创了豪放词风，促进了词风的转变。我们一般认为苏轼的豪放词能够借助瑰丽壮伟的意象，恢宏的意境来抒发其慷慨豪情。苏轼豪放的艺术风格表现主要有三： 一是将充沛激昂甚至悲壮苍凉的激情融入词中； 二是在写人、咏景、状物时以慷慨豪迈的意象，飞动峥嵘的气势，阔大雄伟的场面取胜； 三是以奔放雄豪的音调著称。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均体现出这一风格。 2．以诗为词。 所谓以诗为词，就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 3．突破了音律的束缚。
试析苏轼人生分期的儒释道思想及其成因
试析苏轼人生分期的儒释道思想及其成因 分享到：更新日期：2012-05-07 | 点击：5次 | 一键收藏本论文摘要：苏轼一生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步入仕途之时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然而在其政治受挫、遭遇“乌台诗案”后，身心疲惫的苏轼又试图在佛道中寻求心灵的宽慰。心胸宽广、生性乐观的苏轼在与佛道的结合中自身的文人心态发生了积极转变，他没有完全沉溺于佛道以寻求解脱和避世，而是将佛道思想为我所用，进而转化成为自己人生哲学的精华部分。儒释道的积极融合标志着苏轼人生哲学观的正式形成，而“超脱旷达、随遇而安”便成为他人生的真谛。 关键词：苏轼人生儒释道反思 一、苏轼早期的笃信儒学 苏轼从小便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尊尚孔孟，十岁时便由母亲教授儒书，他在启蒙学习中受书本的影响：“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东坡先生本传》）贾谊是汉文帝时“通诸家之书”的儒士，以儒治国。陆贽是唐德宗时名臣，以儒学为宗。苏轼以他们的学习榜样，建构自己的政治蓝图。所以他曾对朋友这样说道：“我非因农家，安能事耜耰，又非将帅种，不惯挥戈矛，平生负壮气，岂可遂尔休。”（《送宋军用游辇下》）年轻的苏轼对政治抱着无比热忱与信心，认为现实政治的权力具有广泛改变一切的力量，只有全心全意投身于政治的洪流中，才能完成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1］苏轼这种早期的儒家思想主要是由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个人因素这三方面共同形成的。 当他在回忆当年（公元1061年）与乃弟子由双双赴科举考试时，内心深处的思想意识完全是以儒学为指导的，“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赴密州早行》），充分展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潘苍崖在评东坡所写的《范增论》时说：“子瞻祖其家学，气焰赫奕，人多慕之。要之自六经出，则源深而流长，人见其正大温粹，不知其所养者本也。”他自己在《上梅圣俞书》中也说：“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苏轼早期博览经籍群书，思想上深受六经儒学的影响。 二、壮年受挫后的佛道思想与积极转变 （一）苏轼与佛道渊源
西游记中的佛、道、儒
西游记中的佛、道、儒 《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蕴含了许多学派的思想，有对佛教尊崇的描写，有对道家修行求长生的描述，同时还把儒家思想融入其中。西游记可以说是反映佛道儒三教的基本义理的杰出代表。 首先《西游记》主要是描写师徒五人取经路上的经历，取经路就是反映他们在一次次经历磨难最后到灵山感悟到最终的解悟，修成正果的过程。这本身就反映一种佛家修行的理念。佛法可以用“四圣谛”来概括：苦谛，指经验世界的现实；因谛，指产生痛苦的原因；灭谛，指痛苦消失；道谛，指灭苦的方法。这与师徒取经之路的经历也很符合，有需要经历的磨难，有磨难产生的原因，有消除磨难的方法，最终到一切磨难消除终成正果。同时小说中也有大量对于佛法无边的描写。最早在西游记第七回中就有体现，“佛祖慧眼观看，见那猴王风车子一般相似不住，只管前进。大圣行时，忽见有五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青气。他道：‘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灵霄宫定是我坐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管浓墨双毫笔，在那中间柱子上写一行大字云：‘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写毕，收了毫毛。又不庄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翻转筋斗云，径回本处，站在如来掌内道：‘我已去，今来了。你教玉帝让天宫与我。’如来骂道：‘我把你这个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离了我掌哩！’大圣道：‘你是不知。我去到天尽头，见五根肉红柱，撑着一股青气，我留个记在那里，你敢和我同去看么！’如来道：‘不消去，你只自低头看看。’那大圣睁圆火眼金睛，低头看时，原来佛祖右手中指写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大指丫里，还有些猴尿臊气，大圣吃了一惊道：‘有这等事，有这等事！我将此字写在撑天柱子上，如何却在他手指上？莫非有个未卜先知的法术。我决不信，不信！等我再去来！’好大圣，急纵身又要跳出，被佛祖翻掌一扑，把这猴王推出西天门外，将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唤名‘五行山’，轻轻的把他压住。众雷神与阿傩、迦叶一个个合掌称扬道：善哉，善哉！”1这段描写就可以看出即使是众神都无法降服的孙悟空，到了如来面前却是连如来的手掌都逃不出去。而之后，在取经路上，大鹏的出现又一次体现了佛法无边的思想，大鹏是取经路上最难对付的妖怪，无论是孙悟空还是其他神仙都无法降服，可是到了如来那里，如来只是谈笑风生，慢慢讲说大鹏来历，挥动手指就收服了大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小说对佛法的宣扬与尊崇，不仅反映了佛的尊崇，也反映了佛法无边，佛的思想是修成正果的关键，佛的法力可以令任何妖魔灰飞烟灭。 除了对于佛教的描写，小说中还有许多对于道家思想的描述。但相比于佛家，作者对于道家的描写却不像对于佛家那么尊崇。小说中有不少描写都是皇帝昏庸，道士掌权。比如乌鸡国国王，与妖道结拜，最后却被其推入井中，最后得师徒一行搭救才重掌大权。再比如车迟国国王任用三个妖道为国师，听信道士，让无辜僧人为道士服务。而 1《西游记·第七回》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二月版p66
浅谈《前赤壁赋》中苏轼的儒释道互补思想
浅谈《前赤壁赋》中苏轼的儒释道互补思想 福建建阳张叶华 摘要：苏轼《前赤壁赋》一文情、景、理相交融，在对赤壁那优美的山水风月的描绘中蕴含了丰富的儒释道思想，他以赤壁为依托，反思人生、审视历史、参悟天地，以宏博开放的胸襟，对儒释道思想兼收并蓄、灵活运用，撷取各家精华，弃其糟粕，得以超脱、释怀。 关键词：苏轼前赤壁赋儒释道思想 苏轼《前赤壁赋》一文情、景、理相交融，在对赤壁那优美的山水风月的描绘中蕴含了丰富的儒释思想，这些思想几乎贯穿苏轼一生，了解此文思想内涵对解读他的其它文章亦大有裨益。这篇赋仍然采取主客对话的形式。据考证，这吹箫者是道士杨世昌，苏轼《次孔毅父韵》曾说“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吹箫者的身份说明苏轼与道家往来甚密。但吹箫客的箫声及言辞，与其说是经苏轼组织润饰的道士之语，不如说是借道士之口，抒苏轼之思。苏轼与客的问答，正是表现了苏轼思想中矛盾冲突的两个方面。而苏轼最终说服客，则说明他思想得到了解脱，乐观积极的一面战胜了消极的一面。《前赤壁赋》的思想十分丰富。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的龙晦教授在他的《从<前赤壁赋>谈苏轼的宗教思想》一文中提及：“我们仅将它分为两个大段。第一段从‘壬戊之秋’起至‘寄遗响于悲风’止，这一大段是运用的道家思想；自此以下为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倾注了佛家思想。”但我认为，苏轼的《前赤壁赋》不单是体现了佛道思想，而是儒、释、道思想的融合。苏轼学问博大、宏博开放，对儒释道思想了然于胸，将三种思想融合一体又不着痕迹，这不仅表现其高超的艺术技巧，更反映了他已形成与众不同的儒释道互补的思想及“君子如水，随物赋形”的行为准则。下面，我将对《前赤壁赋》一文逐段分析，兼以苏轼的其它文章印证，探索此文中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舒卷自如、超逸旷达的襟怀。 一
苏轼诗词的风格特点分析
苏轼是北宋文坛革新的杰出领袖，也是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一个全能的文学天才。他在文学理论上强调“文”、“艺”并重，丰富了美学理论；他的文艺散文，以隽婉的风格和流畅的笔调，显示出诱人的艺术境界；他的诗歌思想深邃，技巧纯熟，代表了北宋诗歌的最高水平；在词章创作方面更显示了无以伦比的艺术才华，他“以诗为词”，提高了词的表现力，不仅“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写下了豪放与旷达的千古绝唱，开创了豪放词派，而且“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把宋词浓丽深婉的特色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前人多将苏词归于豪放一派，其实苏词风格是多样化的：既超迈豪放，又至情深婉；既放达深旷，又隽秀清逸。本文仅就其词风的豪放、婉约与清旷进行初步的分析论证。 一、气势恢弘、激情磅礴的豪放风格 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是豪放词的代表，他能够借助瑰丽恢宏的意象来抒发慷慨豪情，将充沛激昂或悲壮苍凉的激情融入词中，并开拓了词的写作范围。 （一）气势磅礴、场景宏阔雄壮 气势恢弘。苏词的豪放词有气势豪迈飞动、场景宏阔雄壮的特点。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是一首著名的豪放词，磅礴的气势、壮美的场景、雄浑的境界，正是豪放词风的体现。词的上片写景，描写赤壁的景色，前三句，仿佛是描述远景，长江水浩浩荡荡，滔天波浪如大浪淘沙，送走了一代风流人物；次三句，描写近景，目光投向赤壁古战场；上片最后两句，是上片景物描写的总结。下片怀古，词人抓住周瑜年轻有为的主要特征，塑造了他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并由此联想到自己华发早生，功业无成，不免产生人生如梦之感。总体来看，这首词从江水的东流，感受到时光的逝去，进而把江山与人物合写，使“江山如画”与“风流人物”都
赤壁赋 儒释道
从《前赤壁赋》看儒释道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赏析《前赤壁赋》写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这时苏轼谪居黄州已近四年。作者无辜遇害，长期被贬，郁愤之情，实在难免。但他又能坦然处之，以达观的胸怀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不被颓唐厌世的消沉情绪所压倒。他在这篇赋中自言愁，而又自解其愁，便反映了这种复杂的心情。赋主要抒写作者月夜泛舟赤壁的感受，从泛舟而游写到枕舟而卧，利用主客对话的形式提出矛盾、解决矛盾，深微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隐忧，同时也表现了他旷达的人生态度。文中“客人”之悲由三方面的感触产生：一是赤壁一带的江山触发他想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年何等英雄，而今安在?何况吾辈渔樵江渚之上!二是由江水无穷想到人生须臾，渺如沧海一粟。三是要摆脱现实处境，渴望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赋写“客人”的生悲之因，实为下写苏子的开导之词蓄势。文中苏子的话针对“客人”的感触而发。他从宇宙的变化说到人生的哲理。认为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一刻也不会不变，人生短暂，自然可悲；但从不变的角度看，那就是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都会无穷无尽。况且天地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如此，人世间的荣辱、得失、忧乐便不足为念了。最后他为“客人”指出出路：到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显然，赋中客人和苏子的话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意识。他所谈的人生哲理，有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但也含有佛老思想中随遇而安、惟与自然相适的消极因素。因而“客人”的话却很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痛苦，所以当他把手书的《前赤壁赋》寄给好友钦之时，特地写信叮嘱道：“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赋分三层意思展开，一写夜游之乐，二写乐极悲来，三写因悲生悟。情感波折，层层深入。文笔跌宕变化，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景则水月流光，情则哀乐相生，理则物我相适，杂以呜呜箫音，悠悠古事。体物写志，妙在不离眼前景，而议论、见识又不囿于眼前景。情因景发，景以情显，两两相触，缥缈多姿，创造出美妙的神话般的境界。又借景说理、寓理于情，使得赋充满诗情画意，而兼具哲理。作者用清新的散文笔调作赋，中间有骈词、俪句，也用了韵，更多的是散句成分。这种赋称为文赋。《前赤壁赋》除采用赋体传统的主客问答形式外，句式长短不拘，用韵错落有致，语言晓畅明朗，其间有歌词，有对话，抒情、说理自由洒脱，表现力很强。这些都是对赋体写作的一种发展。苏轼怀有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突出体现了他的儒家思想，然而，苏轼一生政治失意、仕途受挫、生活落魄，空有满腹才学却报国无门。使他陷入苦闷、迷惘、感慨和悲伤。于是，当苏轼遭遇接连的挫败和打击，建功立业的壮志难酬，一心所渴求的梦想无法实现的时候，只好“向内”寻求精神的满足。象历史上所有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轼来说，佛老庄禅思想就是最好的慰籍。苏轼就是在佛老庄禅思想中找回了他的“自我”，找到了“最后的家”，佛老庄禅思想成了他自乐自适的乐园。但是，苏轼也并非是简单地抛弃和抉择，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态度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他对儒、释、道三家，均有吸收，有批判。在积极从政和遭贬失意的不同时期，因处于顺境和逆境的不同，又有不同的表现；同时，他对三家又有意地加以调和，形成达观自适的独特思想。这种思想在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所作的几篇赤壁诗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 ? 赤壁怀古》）中有集中体现。三篇赤壁文代表了苏轼一生文学最高成就，同时也是窥悉苏轼思想的一条管道。关键词：儒家道家释家儒道互补达观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是我国北宋中期的文学巨匠，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诗、词、文、书、画都是一代大师。其作品风格豪迈豁达，为文奔放不羁，为诗挥洒自如，为词豪放清旷、慷慨激越，南宋辛弃疾继承并发展了苏词风格，形成了“苏辛”豪放词派。苏轼一生所创作的无数篇章为人们世代传唱；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为人们所倾倒；他传奇、曲折的人生经历更是吸引了无数文人为之嗟叹、
略论儒释道思想与苏轼的创作
略论儒释道思想与苏轼的创作 苏轼，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学问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他的思想以儒家为主，而兼糅释、道两家。他的人生观比较复杂。有时从老庄的旷达出发，轻视功名；有时又站在儒家立场，批评老庄和佛家。在政治上他更多地表现出儒家入世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主张以“仁政”治国并且始终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投身政治斗争，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得到各阶层民众的爱戴。这些都与他坚持儒家思想有关。在生活上，苏轼却更多地采取佛家和道家的处世态度。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上看待人生、看待世间的一切是是非非的关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作为追求心灵解脱的基础。政治上他并不随人俯仰、随波逐流，生活上他则“随缘自适”、随遇而安。佛老思想使他遇事达观、超脱、开阔。无论何时，他都对万事万物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社会人生始终采取执着的态度。他不管遭受多么沉重的打击，面临多么险恶的环境，都没有失去生活的热情，始终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 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 岁时被贬往惠州，62 岁时贬至儋州，前后在贬六年。对于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
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他对社会的看法和人生的思考都体现在了他的文学作品中。 苏轼前后的诗文创作以贬谪黄州为限，风格显然是不一致的。早期的多才多艺和时代的鼓舞，使得苏轼积极要求上进，建功立业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这个时期的诗作大多数意气澎湃，豪气冲天。入仕后一些意想到和意想不到的政治上的打击、遭际，使其黯然思退，感伤颓废，甚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但苏轼终究未曾正式挂冠归隐。元丰三年（公元1080 年），苏轼贬官谪往黄州。谪居生活引起了苏轼思想情感上最激烈最复杂的变化。对于当时掌权派统治集团所加给自己的打击，苏轼内心十分的愤懑，十分的不平。这种愤懑与不平，有时比较隐晦，有时比较明显，有时采取自嘲、自讽、自咒，有时采取托物赋情与比方。一般来说，苏轼是一个比较乐观，比较倔强的人，但对于“乌台诗案”与谪居这样的沉重打击，像他这样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以及观点上原来就有的软弱消极的一面，就不能完全抵抗得住，所以苏轼在愤懑与不平之余，时时流露出伤感与颓废，深深为自己的命运悲哀。苏轼思想感情上这种复杂的色彩，在他初到黄州时的一系列诗作中就反映的特别鲜明。如“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初到黄州》）“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寓居定惠院之东》）“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生死。” （《侄安节起来，夜坐》）在黄州，与苏轼来往最多的朋友是隐居山林的方仙子。苏轼经常向其请教老庄养生之术以及养气炼丹之术，并自创一方（即苏氏养生益智功），记载
苏轼浣溪沙教案
苏轼浣溪沙教案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在反复诵读中体会所表达的意思和情感，品味诗意 理解词人情感主线。背诵全词 2、过程与方法： 理清借景抒发人生哲理层次，体味描写的精妙 通过想象画面感受词的意境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会词中蕴含的人生感悟 培养乐观旷达的情怀 教学重、难点： 1、诵读词，进而把握词所表达的意思和情感 2、体会词的意境， 教学设想：通过朗读、想象把无形的意境转化为有形的画面，以此来品味词的妙处;借用多媒体手段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积极鼓励学生互助学习。 教学手段：多媒体设备、苏轼图片、古曲。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步骤：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播放邓丽君的《明月几时有》，谈苏轼词的风格导入新课。 二、苏轼及背景介绍 1、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先自由发言，后教师总结：苏轼又叫苏东坡，是北宋杰出的家。他性格直率开朗，而政治道路不顺。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便是因“讥讽朝廷”被贬官至黄州。
2、问：“这样的情形如果放在一般人身上，他们心里会怎样?” “愤、抑郁、凄凉。” 3、问：“然而苏轼是用何种心态去面对这种艰难处境的呢?”学生沉思中，悠扬的古曲响起，屏幕上出现苏轼的画像及全词内容。 三、诵读 1、播放朗读的音频文件 2、学生在音乐声中自读，体会朗读要领。 3、由学生推荐朗读较好的.同学诵读，进行PK 四吟读： 1、吟读：按照诗的个性来读，按照自己的体会来读。读得较慢，有时有拖音。 2、教师示范(读出节奏、韵脚读重音，读出感情) 3、学生摇头晃脑地自由吟读 4、男生齐声吟读，女生一起吟读，看谁读得更有味。 五、译读 1、译读：以诗译诗，用现代文译，也要有韵脚 2、教师示范：山下的兰芽短短浸入小溪 3、学生试着译读后几句，老师可适当帮忙。 六、背读 1、随机抽学生背读，检查预习效果。 2、全班同学齐声吟诵这首词 七、说读 1、说读：用自己的话在译的基础上，增加自己描写的内容，然后对诗人说。 2、教师示范：山下兰芽短浸溪
儒释道对苏轼性格的影响
儒释道对苏轼的性格影响苏轼的性格很复杂，有儒家内核，又有道家精神，兼有佛家的境界。因而在政治上有其保守的一面，也有其开放的一面。表现在变法上的犹豫就可以看出。 2.1 苏轼的儒家内核 儒家入世思想对苏轼影响最大的是其政治人格。他时刻把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作为自己立世的标准，“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成为他一生行为的信条；借助佛老超越佛老，而未消极出世、陷入个人的痛苦，因而苏轼超然卓绝的人格魅力历来为人们称道。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苏轼对儒家思想的自觉继承与坚守。 苏轼最早接触的更多的是儒家典籍，因此儒家思想在其人生中占据着深层次的地位。正如他小的时候问母亲，如果自己是范滂那样的人，母亲是否愿意一样。还有他关心社会矛盾，体察百姓疾苦。如“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坐；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岁晚三首?馈岁》)[7]还有在黄州之时，“救治时疫，养育孤女”[10]等等善举，无一不体现他的天下为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文情怀，也就是儒家的真正精髓。他的政治生涯，本可以顺风顺水的，但是由于心中的执拗，却饱受排挤，处处受制，险些丧命，及时行将就木的人生最后几年，也是在酷热难耐的海南岛度过的，一生虽然总能得到上司的赏识，虽说名满天下，粉丝无数，上至太皇太后，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吟唱着他的诗词。可是政治生涯确实艰辛。苏轼自幼就聪颖过人，七岁知诗书，十岁即有当世志。其弟苏辙回忆“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 考“制科”时，他曾对北宋王朝的腐败现状，写了《策略》、《策别》、《策断》等篇文章，提出“立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改革弊政的主张。而在他考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更是提出了“天下归仁”的理想：“以君子长者之道得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这种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成了苏轼后来一生从政贯彻始终的基本指导思想。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苏轼自幼开始接受爱物仁人、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从而成就了他“奋厉而有当世志”、“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的浩然之气。这种济世救民的思想进朝为官后就更加明显了。他殚精竭虑，积极上书，希望能够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思治论》奏章中，他指出北宋国力衰弱的三大因素是：“无财”、“无兵”、“无吏”，进而提出“丰财”、“强兵”、“择吏”三方面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指出这是宋王朝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问题：“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 这种德治仁政理想体现在处事行为上就是忠君爱民。苏轼的忠君不是愚忠，而是直言敢谏，公心为国。他与王安石激进变革、司马光的保守不同，提出渐变改革。以致既不取悦于变法新党，也不见容于力废新法的旧党，最后，自求改派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辗转周折。然而即使被贬他也恋恋不忘君主朝事，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那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渴望报效国家的雄心，让多少士大夫追慕不已；其中“亲射虎，看孙郎”的年轻英武的孙郎就是苏轼想要效法的对象，把自我形象融入“太守”、“孙郎”、“魏尚”的形象中，希望朝廷能重用自己，使自己一展宏图，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虽然形同囚犯，但他依然作诗，“愿为穿云鹘，莫作将雏鸭。”（《给友人陈慥》）。在到黄州的谢表中他写道：“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异物，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与滕达道书》）其肝胆忠烈，不惧不悔，死而后已的壮烈情怀，足以感天动地！ 如果说忠君是苏轼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部分的话，那么爱民惠民则是苏轼坎坷一生的
什么是世界三大宗教体系
什么是世界三大宗教体系 人类存在的特殊性在于其超越性的主动。这个主动首先体现在人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自身以及其间关系的认识。人超脱物质的束缚而对知识和精神的追求构成了人类的灵性。对个人的关照形成人个体行为的动力，而对可预见到的人类最长远的利益的关照就形成了人类的神性。人类的文化却千差万别，而人类的灵性和神性是一致的。固执于某知识体系而以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就会造就特定的文化区域，当神性的光辉照耀到这片土壤的时候，这里就会繁衍出特定的宗教信仰道德和价值体系。由于科学以确定性和可重复性作为必要条件，所以科学是没有文化与宗教隔阂的。哲学的存在条件则宽松得多，其涉及的领域也就广泛得多，同时也造成了不同文化领域对同一自然的认识分歧。政治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缩写，是道德与价值体系的执行者，是人类神性的衍生物。不同宗教间的神性是相通的，所以宣扬宗教的手段只能是沟通与理解，而非征服与对抗。不同知识体系间的灵性是浑一的，所以说科学无国界，哲学家们常相见恨晚。明于神性而志者为圣，乐于灵性而超者为仙。
神性形成了人类活动的目的，灵性的衍生物－－知识构建了人类意识赖以站立与行走的基础。源于自然的共性，不同的宗教信仰道德体现了广泛的一致性；因为自然的无穷和视角的差异，不同的宗教信仰道德体现了各自的特点，从而导致了不同宗教文化与治世策略的分别。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宗教可以分成三个体系，同属亚伯拉罕系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起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和印度教，还有中国的儒道教。 三大教系中，人们对儒道教的认识最为模糊。儒道教是中国的主体宗教，他的存在形式异于另外两个宗教体系，而他作为宗教的事实却是与其他宗教具有相同的确定性。哲学认识和人类神性这两个宗教基本元素在儒道教中十分清楚。在中国文化中，道家思想专注于哲学认识方面，而儒家思想专注于神性方面。中国的文化统治阶层在哲学方面信奉老子，而在治世方面皈依孔子。儒道教是一个独立文化圈的必然，也是客观历史事实。儒道教思想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尧舜时期。在春秋之前，两种思想混沌在一起，春秋之后儒道各自清晰出来。历史上二者统一在中国的统治文化中，也统一在道德与价值体系中，甚至于统一在大部份统治者与社会精英的个人思想之中。道家思想之于中国社会有两个主要的后果，一个
分析苏轼诗词的特点
分析苏轼诗词的特点 摘要：苏轼是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具生命力，并且对后世作家产生极大影响的作家，他的诗词坚持现实主义的主题，内容丰富并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他兼收并蓄的同时还勇于革新，倡导了词之诗化，开创了豪放词风，反映了乐观旷达和执著超脱的情怀，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苏轼；诗词；豪放派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人，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气氛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文坛人才荟萃，后人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苏轼以其作品的迷人魅力、以为人的爽直情感、以处世的乐观旷达，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生命力并且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作家之一。 一、坚持现实主义的主题。苏轼是一位关心民众，有志于经世济民的人，他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针砭和嘲讽的态度，在诗词创作中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入仕后勤于政务，又多次遭贬谪，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常常把耳闻目睹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写水灾后江浙人民的艰难，《夜泊牛口》写沿江居民的生活苦痛，《吴中田妇叹》则反映了当时赋税深重，谷贱伤农的境况。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轼对民众疾苦的关心。苏轼的关心民众疾苦的诗词很多，作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对于人民的苦难，他不是冷漠的旁观者，而是交织着强烈的爱憎感情。他常常“作诗先自劾”，首先将诗歌作为自我批判的工具，而不是仅仅表达对他人的同情。苏轼一生阅历丰富，诗词取材广泛，其社会政治诗在描写社会生活的广度方面，比起前人有着新的开掘和推进，反映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主题。 二、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学者们一般认为唐朝以前的诗歌内容较窄，格局较小，明代李东阳说：“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就创作风格而言，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诗作或许比苏诗更要突出、鲜明，但若论创作成就，苏轼则是出类拔萃的。在内容的丰富、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情蕴的深厚等方面，苏诗都是独树一帜的。他晚年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颇具特色。“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指出了两者风格的相似。但文学创作毕竟不是简单的重复，所以苏轼的和陶诗虽在用韵、句数、格调等方面与陶诗相近，但内容却不为其所限，举凡自然景物、风土人情以及人世沧桑都被苏轼纳入诗中。其题画诗不仅诗中有画，还善于传达出画中的神韵，进而自由生发，达到了信笔挥洒、自然真率的境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苏轼诗词中美学价值最高的是那些写景抒怀的作品。 苏轼喜欢登山临水，“身行万里半天下”，“行遍天下意未阑”，可以说其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苏轼写山水往往注入自己深厚的情致，如《游金山寺》先由万里征程、半生宦游导人写景，然后写江景之奇丽，并以“望乡国”照应开端，结尾处借江神见怪、自誓归田收束全篇。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曾评论此诗说：“通篇全就望乡归山落想，可作庄子《秋水篇》读。”有些诗则由写景抒怀升华到对社会生活及现象的深刻思辨，使之带有浓厚的哲思意味。《题西林壁》一诗说明拘囿于事物之中就难以看清其庐山真面目，想要认识复杂的事物就必须能从中跳出来，不能因循守旧，局限于条条框框。这样诗词就由纯粹客观的描摹写景变成有主体感情的造景，所以他的山水诗往往物我交融，情与景密不可分。苏轼的这类诗作不在于具有多么鲜明的意象，而在于在日常情景中生发出弦外之音，说出人人心中皆有而笔下却无的道理。苏轼在其词的创作中则更多的是表现自我。他的词或表现“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豪气风发的精神风貌，或流露仕途挫折和复杂的人生感慨；或表现其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或反映人生如梦的怅
苏轼浣溪沙教学设计
《浣溪沙》教学设计 彬县新民中学胡元平 教学目标： 1、了解苏轼和有关的文学常识。 2、反复朗诵，品味用词的凝炼，理解词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3、养成以乐观的心态对待生活中的变故和挫折的习惯。 教学重难点： 1、学习即景抒怀的写作手法。 2、体会词中所表现的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教学方法： 诵读法。反复吟诵，让优美的词句引导学生进入词的意境，细细品味词中蕴含的思想感情。 问答法。在梳理词作时，教师相机提出问题让学生解答，在问答中品析词作内容。 讨论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对词蕴含的思想感情，让师生共同讨论得出结论。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步骤： 一、导入：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时”。江水的东流不返，正如人的青春年华只有一次一样，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曾使古今无数人为之悲叹。那么，苏轼又是以怎样的精神状态来面对生活中的变故呢让我们随着苏轼的笔触一起走进《浣溪沙》去寻找答案。 二、走近作者，感受其创作冲动。 1、作者简解：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人，北宋文学家、书 画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 2、感受创作冲动：元丰五年（1082）三月，词人谪居黄州期间作的一首游记词。“乌台诗案”后，苏轼被 贬黄州，在城东一个叫东坡的地方垦荒耕种，自号东坡居士，物质生活也比较艰苦。但他能抱着“但令人饱我愁无”的态度，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这首《浣溪沙》就表现出了他对人生抱着乐观的态度，没有因为仕途受挫而消极沉沦。 3、解题：“浣溪沙”，词牌名，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沙”或作“纱”。相传是由西施浣纱的故事而得 名，此调有平仄两体，分上下两阕。 三、难解词句： 参见课本注释。 补充： 浸溪：浸在溪水中。子规：布谷鸟，又称“杜鹃”。 四、鉴赏：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词前小序，点明写作词的缘由。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上阕：“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这两句既点出游清泉寺的时令，也点明了兰溪之名的由来。“萧萧暮雨子规啼”既照应了前面对溪水、沙路的描写，又烘托了一种凄冷的环境。 提问：上阕写景，描绘了哪三幅画面这些画面渲染出一派怎样的春景 明确：描绘了溪边兰草、松间沙路、雨中杜鹃三幅画面。兰花发出了短短的嫩芽，浸在涨满了水的小溪里，松林间一尘不染的沙路，黄昏时潇潇细雨声中杜鹃在啼叫，渲染出一派爽人耳目、沁人心脾、优美洁净的春景，又带有作者当时丝丝落寞之情。 上阕写暮春三月游清泉寺所见之幽雅的风光和环境。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下阕：“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两句以反问起，以借喻回答，光阴犹如昼夜不停的流水，匆匆向东奔驶，一去不复返，青春对人只有一次，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然而词人面对着眼前“溪水西流”，却产生了奇妙的遐想：既然溪水可以西流，人为什么不可以重新拥有青春年华呢人生之“再少”，
(完整版)(浣溪沙)教学设计
(浣溪沙)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１.通过想像画面感受意境、 ２.体会词中蕴含的人生感悟、 ３.背诵全词、 教学重难点：感受意境，体会词中蕴含的人生感悟。 教具预备：媒体背景音乐《旧梦不须记》、《昭君怨》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通读春诗引新词 1.同学们，春回大地，春意盎然！有人说“春天”的同义词是“沉醉”！因为春天的每一处事物，每一个角落，基本上那么的令人陶醉！看看这一处事物，你想吟咏哪首诗呢？我们一起来吟诵它。这一处呢？你想到了？读读他吧。这几首诗，确实是古代诗人对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景象的赞美。 2.那么在苏轼眼里，春天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走进他的词里去看看吧。板书课题：浣溪沙。全班齐读课题。 3.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词题，浣溪沙是词牌名，因西施浣纱而得名，此调有平仄两体，上下两阙，句式整齐，音节明快，朗朗上口，为婉约派与豪放派词人所常用。 4.关于他的作者苏轼，你们了解多少？
5.我请一位同学来给大伙介绍一下苏轼。〔设计意图：用多媒体幻灯片引出作者，学生直观的展示了作者的形象〕 二、通读感受诗的韵味 １.他是豪放派词人，因此他写浣溪沙。在读这首词之前，我们先来观看一下，这首词与别的词有什么不同？诗的前面——有一行字，这是一行小序。下面是他的上下两阙。 2.读这首词啊，每人最少读三遍，要读得字正腔圆，读得有板有眼，假如能读出词的节奏来，那你就很了不起。开始吧。 3.从课堂朗朗的读书声中，看得出来你们读得很认真，谁情愿来展示一下呢？正音：多音字：少、将，蕲， 〔评价：你读得一字不差，做到了第一个要求。你不仅读准了字音，还读得有板有眼。你很了不起，还读出了词的节奏。〕 4.你们读得如此入情入境，我也想加入你们的朗读，我来读词牌名和小序，你们读上下两阙，注意阙与阙之间要停顿。我们交换位置来读读。 5.咱们男女生合作来读读吧，男生读词题和小序，女生读上下阙。 6.嗯，读得韵味十足。全班同学齐声来读吧。 (设计意图：配乐朗诵，入情入境的展示诗意，体悟诗情。〕 三、游览此处别样风景 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首词写了什么呢？请你用上你喜爱的方法理解词的意思。理解完后，能够和同桌交流讨论。
论苏轼散文中的儒释道精神
论苏轼散文中的儒释道精神 吴永洪学号40151802018 摘要：苏轼是宋代著名的诗人、词人，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基于他的雄厚的文艺功底，他的散文在当时的文学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不同于前 人的创作手法，而从他自身对文化历史的独立思考中又呈现出了儒释道精神魅力。 关键词：苏轼散文儒释道比较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无可争议和无可替代的，是一颗光芒永恒的明珠。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序》中是这样概述苏轼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姿多彩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观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明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①在文学史上苏东坡的诗词独据一方，被人奉为经典。人们一提起苏东坡往往在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他的诗词，然而，另一方面，在当时散文并未得到大众广泛青睐的时候，苏东坡却经常尝试写作散文用以记录自己的心境，由此，用真心写真情的散文使得留给后世的文章几乎篇篇都是精辟的言语，优美的意境。曾有人这样评价他：“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能毕究。故虽大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麟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帝口）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讵可以一二之学而窥其涯涘矣。②” 一、苏轼散文创作的背景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峨眉人，苏轼一生传奇，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据《宋氏·苏轼传》记载“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气要。……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宋史》卷三三八），由于政治生涯的颠沛流离，使得丰富多彩的游历决定的他的文章内容的宽度和深度。 （一）大背景——散文创作的风气 北宋初期的散文应当时北宋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时代要求，多是以实用性的散文出现在文坛中。因为，北宋的中央集权制的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中的反应首先应景的就是诗词文章思想的高度统一。因而，在北宋初期就出现了古文运动。掌首的两大流派一时以柳开、穆修为代表的复兴儒道派，他们是借用古文运动的名义实则是为复兴儒道派提出合理的幌子；另一派则是王禹偁为代表的“道”“文”派，他们不仅重视“道”在散文中的体现，同时也对“文”给予一定的地位。随着欧阳修主持文坛，欧阳修他们开始大刀阔斧的批判改革，首先批判的就是风靡 ①1、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73-474页 ②2、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73-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