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道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试论儒、道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摘要】
苏轼，一个全能艺术家，一生的曲折不尽言表。他却能以一种举重若轻的大家风范作逍遥游。于艰难困苦中，以其天才之笔在我国文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以其爱国爱民之心创下了令人瞩目的政绩。本文联系苏轼的生平，分析其人生观，提出自己的看法：儒家思想是苏轼的精神主流，佛老思想是他超越苦难的武器，两者的结合构成了他人生观的基调。

【关键词】
苏轼，生平，人生观，儒道互补

【正文】

一，引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出生名门世家，“一门三学士”，史上少有。但他的仕途上充满坎坷，他少年得志，21岁便考取进士，但在王安石变法时，他反对剧变和法治，以渐变论与王对抗，因意见未被采纳而请求外调。王安石罢相后，新党从苏轼的诗文中罗织罪状，将他逮捕，这就是有名的“乌台之案”。苏轼九死一生，历尽磨难，数月后侥幸被释，被贬黄州，闲置四年，后改贬汝州。旧党司马光执政时，苏轼被调回京都任要职，但又与旧党发生分歧，出知杭州。又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哲宗亲政，新党得势，他又被一贬再贬，一直远放到儋州。65岁才遇敇，次年病逝常州。
终其一生，在仕途上两其两落。苏轼经历的大喜大悲，绝非一般人士所能想象的。但他在沉浮不定、变幻无穷的人生面前，独立不惧，潇洒自适。在艰难坎坷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苏轼是“一个全能作家，诗、文章造诣都很高”【1】。他因散文成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宋词“至苏轼而又一变”【2】，“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3】，其词“为词立法”；其诗为“宋诗的典范”，题材广阔，各体兼备，风格多样。“士大夫不能读坡诗，便自觉气索”【4】；他以博大的思想修养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对文艺的规律作了深刻而系统的阐发和总结。
苏轼在地方上也成就了一番作为，政绩甚佳，名声颇好。
苏轼何以能在艰难困苦中成就其功业呢？本文拟从儒教与道教对苏轼的影响这一角度，分析他的人生观，寻求他艰难玉成的原因。

二，主体
苏轼人生态度的形成，从思想根源上来说，是受宋儒、释、道“三教合流”学术思想的影响。他的“蜀学”将儒家入世哲学与佛老出世精神相融合，呈现出鲜明的儒道互补的特点。叶嘉莹先生认为他有“用世之志与旷世之襟怀”。前者即儒家入世思想；后者即道家心境。在中

世纪以后，儒、道两家的思想经过长
期的激荡融合，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基柱，在入世与出世的人生困境挣扎着寻求“立身”的士人大多无法逃脱其牢笼，儒家的入世思想行之不得时，援佛、道入儒以求精神自救的现象极为普遍。那么苏轼何以能成为独一无二的丰富、厚重的他呢？其人格魅力何在？
1，儒家思想时苏轼人格精神的主流
苏轼小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5】苏辙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记载：苏轼幼时，母亲教他读书，讲到范滂时，他说：“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呼？”可见苏轼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范滂自居。构成苏轼人格精神主流的是儒家思想，主要表现对事业与生活的积极态度上。
1－1，锐意进取，济世报国。
苏轼“有兼济天下之志”，他在政论文章中一再阐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在党争中，他不盲从、不徇私、不阿新党、也不附旧炎。其志愿、理想、操守始终如一。尽管他与王安石的改革主张不同，但在守旧派废除新法时，他却不惜丢掉高官厚禄，与司马光顶撞，力言保存新法的必要。为此，他屡遭挫折也始终不悔；倍受迫害也决不“缄口随众”。苏辙评价他：“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恶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身害。用此数困于数，然终不以恨。”【6】“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7】
苏轼在赴任密州途中，写下了：“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其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字里行间充满着极度自信，表达出对能自主选择的自豪感。在密州，他从儒家的高度责任出发，对人民的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和歉疚：“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帮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以古代豪杰自比，表达出报效国家民族于疆场的强烈愿望：“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即使在政治上连遭打击之时，苏轼的进取精神仍未完全磨灭。在黄州，他冒死“复言天下事”，说自己“宿昔之心扫除未尽”，询问：“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未国家虑也。君子忧道不忧贫”。在屡遭贬谪的晚年，写下了批判现实的力作《荔枝叹》。怀着“至今欲食林甫肉”的极大愤慨，从唐代进贡荔枝写到宋代贡茶献花，对官吏的恶意奉承，宫廷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表达了“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端”的政治主张。他还写下了这样的

诗句：“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
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其“当世志”。对国家、社会、人民的责任感；对理想、抱负的追求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
1－2，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但他从未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无论处庙堂之高，还是在江湖之远，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渝。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人生主张，无论穷达显厄，他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勤政爱民，努力兴利除弊，政绩卓著。
苏轼的一生总处在司马光的保守派和王安石的改革派的斗争之中，但他的立场始终站在老百姓的一边。他反对新法，但在任地方官期间，他看见了新法的某些利民之处，便改变了对新法的态度：“吾侪新法之初，辄受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旧党执政时，他因在罢免役法等问题上担心“民未必乐”，又与旧党发生分歧，结果新旧两党都不容他。尽管如此，他在地方上“勤政爱民，尽心责守”【8】，减免租赋，赈济灾民。在凤翔，他被称为“苏贤能”；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建苏堤”【9】；在海南，他建医院、办学校；在密州，他救旱灾；在徐州，他抗水灾；在惠州，他修桥梁。他深得人民的爱戴。
在反对变法时，苏轼也不懈怠手中的公务。在杭州，他忙于处理囚犯，连除夕夜也不能早点回家。在徐州，他与民一起，和水灾整整奋战半月之久。在山东只当了三天的地方官，可久在这短短的三天里，他严惩贪官污吏，为民请命，上奏取消官盐，为百姓称道不绝。他恪守本分，遵循原则，尽管屡遭不幸，仍尽自己所能为民办事。
在“乌台诗案”沉重的打击面前，苏轼在写给知交的信中吐露了肺腑之言：“吾侪虽老且穷，但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懔于时，遇事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当得知武昌一带老百姓有溺婴之俗，他一面写信给鄂州知州，希望知州能从法律、教育、救济等方面设法解决，一面与别人一起组织“育儿会”加以救济。他虽贫穷有加，但也出资十千。
在惠州和广州，苏轼大力传播文化知识，办学讲演，不遗余力地推行教育，不仅使“文化未开的”儋州变成“书声琅琅，弦歌四起”的文化城，还使其先后出现了文学士子和进士；他劝农开垦荒地，移植优良稻谷，推广农业技术；他创建了广州医药院，从内地运来贵重的药物分发给

群众，以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他辅助军事事务，提出自己的军事主张；他带领百姓完成了广州水利工程建设；他捐助
修桥。一言蔽之，为国为民，他鞠躬尽瘁！
1－3，品味甘美，热爱生活
仕途之失不曾消磨苏轼对生活的敏锐的洞察力，生活之艰不曾磨灭他对生命的灵慧的感悟力。相反，在困苦中，他更深切地去感受人生的给予和馈赠，他欣喜地收藏一点一滴的快乐和生活的亮点，活出一派天真和精彩。逆境中，他的眼光依旧审美，这何尝不是一种在世的体现？在苏轼眼中，充满了一种属于生命和生活的美丽与情趣：“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见潇洒；“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有欣慰；银塘朱槛*尘波，圆绿卷新荷”具生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呈洒脱。即便在凄凉孤独的晚年，他也吟诵着：“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在逆境中品味出生活纯真的甘美，苏轼为今古第一人！
他为黄州风物而满足：“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他眼中黄州的山水可媲美济南：“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优劣也。”风物既美，不妨“扁舟草屦，放荡山水间”：“已迁居江上临皋亭，甚清旷。风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饮之，皆公恩庇馀波，想味风仪，以慰孤寂。”他躬耕东坡，有无限快慰与满足：“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他充分享受着农人的生活：“躬耕渔樵，真有馀乐”。他真诚坦率地与各色人相交，享受着人间美好情谊。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钡田院乞儿”【10】，“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11】。
琼州一如孤岛，交通不便。衣食住行皆遇困难。年老病弱，白发苍苍的苏轼自己耕种、酿酒、制墨。他写下了：“春牛春杖，无限春光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树似肉红。”这是自然的春天，也是苏轼心头的春天。这春天为“此心安处是吾乡”作了个精彩的注释。“携壶籍亦天真……醉归江路野梅新。”谁能否认苏轼毫不做作的欣喜与天真？
在惠州、儋州，他几乎是在贪婪地享受着在别人眼里看来很艰难和悲哀的生活，从中发现生命的真谛。他把生活谱写成一曲又浪漫又温馨的歌。
2，佛老思想是苏轼超越苦难的思想武器
苏轼“少时

就爱好喜欢《庄子》文章”【12】，他说：“吾昔有见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心矣。”【13】说明苏轼对道家学说精髓有早悟。在杭州，他与禅师来往密切，与
他们谈佛论道。听了禅理，他有“百忧冰解，行神俱泰”之感。在黄州，精神极疲惫的他研读佛家经典，从其美学思想中寻求心灵的平衡点与衔接点。在惠州，他作诗云：“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吾生本无待，俯仰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海南，他“《楞严》在床头，妙偈时仰读”。北归时，他正式以佛家弟子自居。可见，禅宗思想对苏轼的影响之大。
2－1，佛老思想在苏轼身上的体现
两度流贬，理想破碎，苦衷难言！经历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的苏轼，当想到自己华发早生而功业未成时，不由慷慨悲歌起来：“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他感叹着“人生如梦”，诉说着人生的无奈：“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此时，道家的寻仙访道的思想涌上了他的心头：“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一种退隐之念油然而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莫从唐举问封候，但遣麻姑更爬背。”“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但苏轼始终不是一位隐士，他生活的小舟始终未能驶出现实世界。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眷恋，使他直面逆境，善处人生。故他虽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从“谁见幽人独往来”到“一蓑烟雨任平生”；从“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到“也无风雨也无晴”；从“孤坐冬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鬓”到“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苏轼的怨恨和激愤成了历史，他变得更开阔磊落，平和冲淡。“休将白发唱黄鸡”传达的是直面人生的喜，真切久长。“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上没有人类固有的弱点，而是他能够克服并超越这些弱点。”苏轼在无奈和悲愤之后，走出了一条新路，其思想武器就是佛老思想。
2－2，从两个贬谪地看苏轼用佛老思想对苦难的超越
黄州是苏轼原本春风得意的人生遭挫的第一站，荒僻冷落，贫穷落后且被中央遗忘。亲友与他疏远：“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自得罪后，虽平生善后有不敢过问者。”挫败感、屈辱感及功业未遂的隐痛使他苦不堪言。在痛苦与寂寞里，苏轼徘徊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才得以达到最后的超脱和旷达。过程漫长而痛苦，如破蛹而出的

娥，奋力挣脱重重束缚，经历千辛万苦，才锤炼出一个全新的自己。而黄州时的旷达，海未达到最高精神层面，他的“旷”主要是针对他的寂寞苦闷。为了挣脱困扰，为了凌驾痛苦，苏轼荡涤者自己的
灵魂。他积极且熟练地运用老庄及佛学的思想，却没有让它真正渗入自己的生命，与自己曾经的思想融为一片。期间，他亲事农桑，真真地贴近了底层的劳动人民。因为自己身份的转变，对民的同情变成了一种同等的关怀和感同身受。风雨中吟啸徐行的中年人是其独特的形象：淡泊、超然，处逆境无悲戚之容。对风雨的蔑视，对不幸人生的挑战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以轻描淡写的人生气度来压倒人生的一切挫折与不幸。
岭南“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燃亦未易奚数，大率皆无耳。”是一人间地狱。“海南连年不熟，饮食百物皆艰难，又泉广海舶不至，药物醡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消沉，是一种沉重的无奈。苏轼如同被遗弃于荒岛之上，难免有孤寂飘零之感，然而他依然完成了精神的自我飞跃。在物质条件几倍困于黄州的岭南，苏轼从无助地自问：“何时得出此岛耶？”到最终唱出：“我本儋耳人”、“九死南荒吾不恨”的昂扬之音，所用的时间不长。苏轼何以能很快地构建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为自己换上了崭新明净的心灵新装？应该说是岭南的艰苦充分激发了他超越的欲望，若超越不了，困境也许就会困扰他的余生。更因为他的心智在黄州时已成熟。这次的超脱，是重拾当年挣扎蜕变后的平和，是让生命过程重演与回放。此时的他对佛老这件思想武器已经运用自如了。故他有信心也有能力在最短时间里变地狱为天堂，在困境中发现生活的美。岭南时期的苏轼渐渐摆脱了那个被官场、被名利、被困苦捆住的自己，而获得了精神与灵魂的安顿，诚如他所说的：“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此时的他已看清政治的风风雨雨，对待困苦的思想已完全成熟。佛老思想已不单纯是武器，而是他生命与思想的一部分，达到了最高精神层面的融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已了悟了：“方达八达之路”。他走到了生命合精神完全自由的状态。故而他锤炼得更为平和自然，成熟冲淡，有了一种天然的宽容之美。东坡成了一个传播文化的使者，把自己的生命与儋州人的生命系在了一起。他收徒讲学，开井凿泉，关心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他走到了他们中间：“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
2－3，苏轼对佛老思想的辨正运用
苏

轼之所以能超越苦难，原因在于其对佛老思想的运用与继承。佛老思想主清虚无为，易把人引向消极。然而研究了佛道之后，苏轼的感情更丰富了，对生活更热爱了，对理想的追求更热烈了。可见，他对于佛老之学并非全盘接收，而是取了其
意义中积极的一面。
他创造性地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看待人生苦难、欢乐的观照法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佛老的“与物为一”的思想是一件使他生活得更美好的工具，是一种帮助他走出困境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使他心灵平和与安详的精神武器。但它不会占据他的心与全部的思维空间，左右其人生。苏轼拥有的是一个完整的精神家园。佛老思想只是他建造精神家园的砖瓦，只是帮助他构建完成精神世界，使它更牢固完美，却无法替代它。他抛弃了佛家的厌世主义，却接受了众生平等之说，因而他更爱百姓和人民了。他所接受的道家的清心寡欲的思想，也是被自己锤炼过、过滤过的。他辨正地继承朴素唯物主义辨正法：承认世界的一切皆流动、皆对立的思想，但不堕入消极悲观、世事虚无之境。他看清的是进退、穷达、福祸的可转化性和不定性。故他有能力也有智能对困难洒脱地一笑。笑是对困境的正视与超越，也是对人生的不舍和继续前进的勇气。
3，儒道互补是苏轼的人生模式
儒家的入世与有为，使苏轼热爱生活与人生；道家的无为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启迪他走向圆融与通达。研究佛老，使苏轼在困境中的选择，老庄思想使他宣泄内心之苦又保持洁身自好的最好武器。他在老庄哲学中，发现这片天地与他原来走过的路并不矛盾，它们是互补的。这在岭南时期的苏轼的思想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他说：“宰官行世间道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此时的他眼里，佛老思想与儒学是可以融通合一，相辅相存的。他认为：“佛教有助于儒学，亦有赖于儒学。”他吸收佛道的思想之一就是物质是运动的，无一事物可长久。故他坚信人生是流动的，穷、祸、福皆不可期，福难久，困苦也难长久。艰难困苦终将过去，功名利禄也是过眼云烟。然而这并不导致他人生的虚无，在他眼里，人生依旧多姿多彩，生命仍然值得珍视和爱惜的。着便是儒家进取论给他的影响。他也有知命说，但他的知命是乐命和安命；是积极地接受现实，面对未来；是“尽人事”；是“不以命废志”。他知的是生命的流动性和个人荣辱得失、升降沉浮的

不固定性。知命但不听命，竭尽全力亦不成了无遗憾。他承认痛苦却不逃避痛苦，而是超越痛苦。所以他不执迷于“进”，又不执着于“退”，他在人生上“进”，在个人荣辱得失中“退”。他超越的是对功名、仕途的执着，未弃的是对国家和百姓的责任，淡漠的是个人的荣辱得失
和功名利禄。他用佛老的思想去“善其身”，用儒家的原则去“济天下”。这两种行动，在他身上是不分离的。因为有儒家的进取，被贬的苏轼仍可以“未忘为国家虑”；因为有佛道的“执一通变”，他才会在困境中活出自己的个性与风采、旷达和洒脱。在他对苦恼的吟咏中，我们看到了一颗天真自然的灵魂，而在他超然物外的性情中，我们又看到了一颗热爱生活，累于国事的心。
儒和道在苏轼身上无表面与实质的分野，是组成他完整人格的两个方面。儒家的进取之心，是他一生的追求；道家的无为为治也是他全力追求的。得意时，他一腔热血奔腾不止，对理想的追求坚持不懈；失意时，他归心佛老，纵情山水，臻于物我两忘之境。他始终心怀儒家之志，用道家的思想和理论作为自己生活的调色板；他一直修身治国，而心里却是归从道家的任性自然，无拘无束。“修身以儒，治心以释”，修身和治心并不互为表里，是苏轼生命里同样重要的两个原则。参寥是这样评价苏轼的：“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14】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他即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乐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隐退、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为后来在类似的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儒到互补对封建时代后期的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加大的影响，成为他们普遍奉行的人格模式。

三，结论
苏轼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却屡遭不幸，一生坎坷。尽管怀才不遇，数度被贬于偏僻落后之地，与亲人只能共守皓月，却依然乐观豁达。“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看似悠然自得，无异于寻常人的闲情逸致，但在这挥洒之间却流露着笑对人生的沧桑之心。苏轼淡泊名利，安平乐道，深知饱读圣贤书的责任所在。无论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婉约清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磅礴壮阔，或是“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沧桑感慨。还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地豪情万丈，苏轼用自己的一生书写着一个词人

所能达到的辉煌；书写着为官一生的责任；书写着一个大写的“人”字！他的目光永远停驻在遥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