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内容提要】如果以社会福利的体制转变和发展趋势作为新的视角，来透视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变迁过程，我们将获得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新文本和新图景。这个文本和图景中呈现出了这样的一条主线：人的生活保障和福利从最初的个人命运和家庭义务，逐渐成为了政府责任和国家行动，而且，这一责任和行动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吝惜、排斥到慷慨、包容；最终，在作为一项制度的社会福利与个人应当享有的社会权利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匹配——尽管迄至今日，这种匹配还远未达到和谐的水平。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体制发展过程的追溯和寻访，把握牵动这一演变过程和未来走向的主线索，深入总结其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启示，显然是一项兼具学术内涵和实践意义的工作。
大约300多年来，“走向现代”成为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条红线，它贯通在“现代史诗”璀璨多彩的图景之中，连缀起了“现代叙事”数不清道不尽的情节，也留下了无数发人深省、有待破解的谜团。在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以民生为重的社会福利事业越来越成为了当代中国问题中的头等大事。从西方社会福利体制发展和演变的视角重新寻访历史的足印，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我国民生保障以及社会福利的根本实质、实际需要、价值取向等，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大有助益的。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福利
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放置在“社会转型与社会福利”这一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观察视角中，既可以理解这项制度产生的早期背景，同时也能够看到它所面对的诸多困境的现实根源。这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把握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和矛盾。
(一)从济贫到保障：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初期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最初是与“走向现代”和资本主义文明相联系的，而且，这项制度的后续演变也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紧张和冲突的一种直接回应。
按照沃勒斯坦的看法，“历史资本主义是一个物质至上的文明”，“从物质上看，不仅冲在前面的人得到高额报偿，而且，顶部和底层之间物质报偿的差异很大，并在整个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历史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的物质产品，同时也创造了空前的报酬两极化”。①历史的轨迹也显示，经历了“双元革命”——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当一个“所向披靡的资产阶级”的新社会得以建立之时，也营造出了一个前景未卜、充满危机的年代。“站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理论家后面的，是一大群准备将温和自由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的群众。处在资本主义企业家之下和周围的，是被迫离乡背井、满腹怨言的‘劳动贫民’，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②事实上，正是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剧烈的矛盾冲突，将社会福利制度推向了西方历史的前台。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往往要溯源至英国的《济贫法》(160l)这项社会保障措施。16世纪下半期，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英国，大批农民因失去土地和家园而破产和流浪，导致了城市贫民和流民的激增，酿成了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1572年，英国都铎政府通过了强制征收济贫税的条例。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政府颁布《济贫法》，试图通过行政救济和收容措施来缓解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1723年，英国议会通过立法规定各教区可设立“济贫院”。一般认为，《济贫法》规定了国家以税收转移支付的方式实施社会救助，在西方社会福利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③
也有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正式建立的。面对经济衰退、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工人运动兴起，俾斯麦政府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社会保障的三部法律——《疾病保险法》(1883)、《工人赔偿法》(1884)和《伤残、死亡和养老保险法》(1889)。这三部法律被视为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立的标志性文献。继德国之后，欧美各国也先后推出了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各种法律。如法国的《工伤保险法》(1898)、《养老保险法》(1910)，意大利的工伤保险及老年和残废保险的法案(1898)，荷兰的《工伤保险法》(1901)和《疾病保险法》(1913)，挪威的《疾病保险法》(1890)、《养老保险法》(1892)和《工伤保险法》(1894)，丹麦的《疾病保险法》(1892)、《工伤保险法》(1898)及《失业保险法》(1907)，瑞典的《养老和残疾保险法》(1913)，《职业损伤保险法》和
《年金法》(1916)。也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一时期，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与欧洲各国相似的措施，通过了《济贫法》的修正法案，即新《济贫法》(1834)。至1929年，英国《济贫法》中止，为现代社会福利政策所替代。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也颁布了社会保险和保障的相关法律。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基本确立。④
(二)贝弗里奇报告：“福利国家”的第一步
1929年至1933年，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大萧条”，史称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的一次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次人类史上撼动级数最强烈的经济大地震，几乎“把资本主义带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⑤通货膨胀、股市崩溃、企业倒闭、失业率、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户破产都创下了“史无前例”的记录。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1932—1933)，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率达到了30％甚至40％以上。
在1929-1933年危机过后，西方国家曾经普遍出现过特种萧条时期。在大危机、大萧条期间，大批工人被解雇，抛向街头，成为产业后备军。英国工人失业人数曾接近300万，占劳动力总数的22％以上；德国失业人数竟一度达到700至800万，约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法国失业者也曾达到半数。⑥
失去生活保障的劳工阶层面对着最为艰难的时世，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成了国家和政府的心头大患。然而即使在英国，这个失业保险最普遍的国家，投保的劳工人口也不到60％，德国的失业参保率在40％以上；欧洲其他地区失业保险的人数多则不过四分之一，最少有低到零的。⑦大量的失业人群带来的负面结果，对欧美工业国家的政局造成了最为严重的打击——资本主义世界这次似乎是在劫难逃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社会崩溃却并未发生。有学者认为“主因在各国鉴于惨痛教训，大萧条之后纷纷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⑧也有研究者认为，正是社会福利制度拯救了命悬一线的资本主义。
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事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需要进一步激励士气和增强社会团结，这也推动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1941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着手制定战后的社会保障计划。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受英国政
府委托，出任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主席，负责对现行的国家社会保险方案及相关服务进行调查，并就战后重建社会保障计划进行构思设计，提出具体方案和建议。第二年，部际协调委员会提交了工作成果，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
《贝弗里奇报告》(1942)——全称是《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被视为这项制度的奠基性文献。从这篇报告在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也可看出社会福利制度对于剧烈社会冲突的柔化功能：“社会主义组织对报告的反应并不一致，社会主义组织的右派认为《贝弗里奇报告》已经走到了通往莫斯科的半路上。左派则批评报告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革命的实质问题上引开。”⑨
报告分析了英国贫困的成因，探讨了“摆脱贫困之路”，指出，通过社会保险并根据家庭需要进行双重收入再分配才能摆脱贫困。首先要改进国家保险，以使失业者和生活遇到困难的人能够生活在贫困线以上。改进的三个方面是：扩大覆盖对象范围、扩大覆盖风险范围、提高待遇标准。⑩报告力求既要充分运用又不拘泥于过去的经验，超越以往部门利益的限制和驱动，把社会保险作为提供收入保障、消除贫困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国家提供福利的原则是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某些群体的局部利益。社会保障必须由国家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通过国家和个人共同的合作来实现。报告亦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宜过高，应给个人参加自愿保险和储蓄留出一定的空间。(11)报告涉及了全方位的社会福利问题，着力形成一个完整的福利体系，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中许多新的福利项目是福利制度发展过程的根本性突破。对于报告设计的福利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家庭扶养职能，由国家直接代替家庭向非劳动人口承担部分扶养责任，更为有的学者视为福利国家的核心。
英国政府基本接受了贝弗里奇报告的建议，于1944年发布了社会保险白皮书，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贝弗里奇也因此获得了“福利国家之父”的称号。此后，社会福利成为了英国的一项国家制度和社会政策，开启了欧洲各国建设福利国家的制度发展里程。迄至今日，报告仍被视为“是社会保障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也是现代从事社会保障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必
读书，它对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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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一个进程：作为权利的社会福利
也有人认为，贝弗里奇报告中的另一个划时代贡献，还在于勾勒了社会福利的权利形态，为社会福利成为一种权利和制度范畴开辟了一条进路。事实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所作的演讲《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1873)中，当这样的念头——“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稳步地变为体面的绅士”——萦绕其中之时，他就已经涉及了社会权利这一问题。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当时工人阶级在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方面的极度不平等、不体面甚至非人道的待遇，以及由此引发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冲突，是使A.马歇尔十分纠结和痛心的一个问题。他问道：“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有其无法超越的界限?”对此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实现平等——他们当然不会；而在于进步能否稳步、哪怕是很慢地取得，直到每一个人都成为绅士为止，至少在职业上如此。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并且必将实现。”(13)也就是说，作为经济学家的A.马歇尔明白，在私有制和市场化条件下，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正当的(事实上这种不平等也是不可避免的)，他所谴责的是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不平等，用他本人的表达也就是，“一个绅士”与非绅士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或差异。(14)
75年以后，另一个马歇尔——托马斯·马歇尔——接过了A.马歇尔的主题，在《公民权与社会阶级》(1950)一书中，他指出了“蕴含在马歇尔论文中的社会学假设”，即一种基本的人类平等，这种平等是与共同体完全成员身份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进而说：“所有人要求享受这些条件的权利(claim)实际上就是要求分享社会遗产(social heritage)的权利；进而就是要求成为社会的完全成员(full member)的权利，即成为公民(citizen)的权利。”(15)作为社会学家的T.马歇尔也明白，社会阶级体系(social class system)的不平等事实上是难以抹平的，但只要公民身份的平等得到认可，阶级体系的不平等“也许就是可以接受的”。T.马歇尔指出，基本的人类平等或言公民身份的平等与各经济阶层的不平等并不是不相容
的，“这种公民身份提供了一种平等的基础，在其之上可以建立一种不平等的结构。”(16)马歇尔对社会权利的限度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断言在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享有的公民权利是没有缺陷的，或者说人人平等在实践上就像在原则上宣称的那样，“显然就荒谬了”。他的告诫发人深省：“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不存在。权利是有的，但救济却经常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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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线索使我们得以探明社会权利理论的核心问题：既然阶级阶层结构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那么如何使其变得具有合理性从而是可被接受的——这一思路才是更为现实可行的。也有学者说得更加透彻：19世纪后期的欧洲各国政府，都全神贯注于那些通常称作“社会性问题”的事情。其核心问题基本上是“国家怎样才能控制由工业化释放出来的种种社会力量，尤其是怎样才能控制对现存政权构成威胁的那个人口众多的无产阶级的兴起”上面。“把刚刚形成的工业无产阶级合并到民族国家之中来”十足是一个大问题，对它的解决足以同时衍生出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作为一门学问的社会学。(18)这里应当把社会权利理论也包括在内。
必须承认，社会权利理论的思考是现实的，实际功效也是显著的，如吉登斯所言：“马歇尔说道，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公民身份与资本主义的阶级体系一直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但是，胜利的是前者，尽管这种胜利可能并不全面，但阶级斗争的威胁已经不再足于瓦解资本主义秩序了。”(19)但吉登斯也发出了如此告诫：“不管怎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场景中，公民身份权利不但没有也无法消解阶级分化，尽管它们确实弱化了阶级冲突所带来的张力。公民权与资本主义阶级体系之间的遭遇导致了协议休战，导致了‘阶级妥协’而不是其中一方无条件的胜利。”(20)这些经验和教训无疑被收进了社会的记忆。与市场化经济和劳动商品化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社会的剧烈分化导致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不公，以及触目惊心的贫困现象等等，对于弱化社会冲突、柔化阶级阶层关系、避免社会震荡，始终应保持高度的警醒。
历史的背影毕竟渐行渐远。当年的风雷已然散去、喧啸归于沉寂，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说，势不两立的阶级对抗得以平息，不共戴天的社会怨恨终于释怀。社会福利作为一项
权利，其初始内容得到了丰富，其原始形态也发生了蜕变，社会包容的底线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社会权利的普遍意义也在日益扩展。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谨记T.马歇尔、吉登斯等人的明智——在实践上，社会权利能够带来的实际能够享有的保障和福利，远远不会达到绝对平等、绝对全面、绝对普遍的范畴。因此，对于社会权利理论的有所保留的清醒姿态是必要的。这里所谓“有所保留”，即指对其中的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加以甄别，使不合理因素得以剥离和滤除，吸取其合理因素为我所用。
(四)福利国家的危机与历史的迂回
福利国家一度曾经功勋卓著：这项制度设置在不平等的雇佣结构中添加了调和剂，使社会阶级阶层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冲，从而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更为重要的是，在控制社会张力、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保证了生产活力和市场繁荣的持续，也应归功于福利国家。有学者如此认为，“社会权利”就应该定义为：它是保证企业竞争力和最大限度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一种“生产性投资”。(21)鉴于社会权利对于福利国家的核心意义，上述定义对于福利国家的“生产性投资”功能，也是很好的注释。
然而，二战后的西方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结构等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后，经济衰退、贫富分化、社会风险化等等趋势，福利国家曾经的盛景渐渐消损。于是，“资本主义改变了吗?”成为了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实际上，20世纪大约最后的20年中，西方社会饱受福利危机的折磨：高水平的福利开支越来越难以为继，已有的“福利共识”出现了瓦解，而这又对社会认同和共享价值观造成了动摇，社会因此再次面对新的冲突和动荡。总而言之，曾经解救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福利国家自己遇到了麻烦，左翼和右翼的夹击不仅令其难堪，而且双方的评判截然相反，这又让福利国家的任何改革尝试都左右为难。
如左派阵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国家增强对资本的监管，调整社会再分配体制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在他们看来，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社会弊端，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则可以使之得到缓解或克服；国家向贫困的家庭和个人提供公共物品、实施社会救助等，这些是市场无法做到的。“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同时也
是应该的，因为公共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代表着集体意志。”与之相反，右派阵营的新自由主义者则主张收缩国家干预、保护个人自由和竞争原则，更加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他们把福利国家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源泉，认为恰恰是福利国家对它的受益者(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造成了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他们甚至认为福利国家如今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22)不过，左翼和右翼的共同看法可能更加切中要害：他们都在担忧“以我为中心”的社会和“自我优先”的一代，这种趋势对共同价值和公共关怀造成的瓦解，以及对社会团结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尽管如此，他们在这个问题的归因、回答和解决方案方面仍然难以形成共同的立场。
这一复杂的社会背景唤起了一些持中间道路的改革声音。其中最为著名的如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他力主不能简单地放弃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因为其中一些是“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应当改变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状况，提出更明确的方向感和目的感的政治框架。(23)必须超越左派与右派——前者“认国家为答案”而后者则“把国家当敌人”。为此，需要一种“新平等主义”，这种平等观关注的是拓展人们的各种机会，而不是收入再分配(即结果平等)。具体地，在经济上，通过创造有弹性的、有活力的经济作为再分配的前提条件；政治上，不是关注消除阶级差别、追求地位平等，而是使生活机会达到平等；在社会权利上，在大范围内有条件地限制各种权利，使权利与责任紧密地结合起来。(24)其他如“福利多元主义”、“发展性福利主义”等，在中间道路的改革主张中也是有代表性的。
围绕福利国家的各种争论和建议呈现了一个历史性线索：伴随经济市场化而来的劳动商品化，由此而来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尖锐的阶级对立、社会冲突、工人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秩序在风雨飘摇中做出了一个选择：以社会保障和福利对劳动力收入给予“非商品化”的补偿，这一社会权利催生了福利国家。(25)但是，在不断加剧的经济低增长、人口老龄化、社会风险化等打击下，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我们争取的真正的社会进步受经济资料限制”，需要“进行某些巧灵的社会手术”(26)，西方国家似乎重新走上了“再商品化”的轨道。
福利国家的兴盛、危机、改革显示了历史的迂回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常态。
二、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内在悖理
当我们将社会福利制度放置在“现代故事”中，作为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讨论时，即是从现代意义来理解和解释这一制度性设计。这也意味着，作为一种体制和制度的社会福利，是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变迁的产物。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福利从前现代的适合于权力集团的政治统治和利益需要的一种选择性行为，逐渐能够应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要求，从而演变为了与共同生活中的多元化、个性化趋势相联系的正式体制，并被视为社会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基本权利，而且通过政制的设计、政策的制定、发展的规划、财政的预算等，对其稳定的供给给予了制度化的保证。
上述演变也展现了这样的过程：社会保障和福利发生了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扩展，从某些群体的特殊待遇逐渐发展到惠及全民的普遍权利。伴随着社会成员应当享有这项权利的观念的社会化和普遍化进程，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观察和探究的范畴也得以形成，譬如，传统福利与现代福利，小福利与大福利，特殊福利与普遍福利，补缺福利与普惠福利，剩余性福利与充裕性福利，排斥性福利与包容性福利，选择性福利与非选择性福利，道义性社会福利与制度性社会福利……等等，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学术和实践领域。在这些范畴表达的二元辩证关系中，也处处显露出学术与实践面对的两难窘境。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探索和建立适合中国自身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都会提供某种深刻的启发。
(一)效率还是公平：市场经济始终的困扰
从欧美国家的发展看，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之所以发生和确立，正是源于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巨变——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利益结构的重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等等，这场现代性变迁导致了深刻的困境。伴随着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必然是空前未有的阶级矛盾、对立和冲突，一定时期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其所造成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面临瓦解，统治阶级的权力支配地位也为之动摇。为此，必须使势不两立的阶级冲突得到调节和柔化，达成“阶级妥协”而避免同归于尽，社会问题也有望得到一定的缓冲和化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正是在这个转变中应社会秩序的
维持以及政治统治的需要而生的。譬如，德国俾斯麦执政下的社会保障就被“视为抵御社会主义的良药，作为赢得工人阶级对威廉独裁统治的忠诚的手段”。(27)同样，福利国家也被视为解决西方社会棘手问题的一副良药。
尽管如此，作为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冲突的具体表现——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平等、财富与正义之间的矛盾和纠结，以及它们表达的资本与劳动的不同诉求、斗争、博弈，始终贯穿在作为一项制度的社会福利之中，对其政策的权衡和选择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从而牵动了这一制度的自我调节、应时修改和基本走向。如美国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为里根准备的《总统经济报告》中称：“无论在生产或者在消费方面，在重新安排资源时，要做到既可改善某个人的地位，又不损害其他人，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这种经济是没有效率的。”报告继续说，“有效的经济制度是关心个人的需要：每个人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奔波，这才算是有效率”。(28)看得出，效率与公平的绝对协调和平衡更多地是一种想象，并未真正实现过。
类似的困扰也反映在其他范畴之中，譬如，就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而言，平等与个人自由有时可能会产生冲突。自由地竞争是至高无上的市场原则，但事实表明，当社会中的阶层、群体和个人在市场制度下自由地进行货币交易，精英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巨大差别就是在所难免的逻辑。所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坚信：“这个问题不是所有人是否最终平等——他们一定是不平等的”，而是使“至少在职业上每个人都是绅士”成为可能。(29)面对不平等的社会事实，吉登斯对“胜者通赢”(winner-take-all)的现象发出警告：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的社会将造成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胁社会的凝聚力。(30)以至于官员和学者不得不郑重思考理想追求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分野，以避免过度的理想化使人遭受“仁心善举的伤害”。
这些困境中包含了两面启示：如果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现代社会秩序的正常维持是不太可能的。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也并不是万能的，仅靠这项制度尚不足以使社会生活获得免于一切困扰的保证。我们须避免以其作为一劳永逸的答案，不断在社会的动态运行中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二)不平等的合理化：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分层结构
社会分层对于把握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制度安排，进而深入体察其中内含的不平等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视角。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对于社会资源和机会的配置，以及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分层现象的显著作用，这一传导过程使得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分层现象具有了合理化效果。
工业化早期及其后的一定时期，社会的极度不平等引发了两大工业阶级的对抗和冲突，针对国家权力的“解放政治”成为了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目标，整个社会陷入了暴风骤雨般的震荡。伴随着西方社会福利的制度化，其对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释放出的调节和缓冲功能，使社会的不平等性被控制在可容忍、可接受的限度内，避免了任何一方无条件的完胜，社会的强烈波动因此而逐渐衰减和抚平。最终，正如我们今天所见证的，“生活政治”取代了“解放政治”，争取更多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构成了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实际内容。社会矛盾和冲突不仅变为了“茶杯里的风暴”，而且柔化、精细化和“制度化”了，成为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和制度框架中的一种常态现象。这一演变过程也意味着，社会结构和分层体系的的不平等性趋向于合理化了。
从西方福利国家的主要类型(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来看，其社会不平等现象和分层结构各有不同的特点。一般认为，自由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侧重于发挥市场配置机制、自由竞争原则，国家和政治权力对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持不干预态度；对于市场化、商品化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政府主要采取补救式的保障救助政策，普救式的社会福利则是有限覆盖。在保守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中，市场机制相对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国家居于福利供给的主导地位，传统的家庭关系在社会福利制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公民的社会权利是获得福利的前提，个人享有的实际权利与其工作和参保年限、过去的表现与现在的给付是相互关联的。相应地，社会阶层的较大差别、等级制度和阶层特权是保守主义模式福利国家比较突出的制度现象。在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追求平等，实行统一定额式的给付原则，而且给付慷慨。为避免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化、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分化和不平等，这类模式的一些国家
努力将一般工人纳入到较高的福利制度阶梯之中，使其享有的福利达到中产阶级的福利水平，这些措施扩大了新中产阶级，这种福利制度又被称为“人民福利”。
但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不可能消除社会结构和分层现象中的不平等性，只是使之合理化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产生更大不平等的趋势，而福利国家则存在着创造更大平等的趋势和意图，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持续性的”(31)，这一判断仍然能够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种真实。在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践中，对有限的福利资源只能“目标锁定”，采取选择性的配置，不同阶层、群体的保障和福利“所得”是有差别的，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所享”也是不同的，因而也就不能避免上层、中层、下层、底层群体的分离。一些学者认为，在现存的阶级体系内部，福利政策又产生出新的分层类型，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一定意义上加大了贫富差距。“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中，社会权利的增长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阶级体系。在大部分情况下，福利服务也没有能够消除贫穷——尽管瑞典和奥地利等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在这方面走得最远”。(32)所以，社会福利制度通过社会资源和机会的配置可以使社会利益结构得到某种调整，但并未脱离社会的不平等性及分层结构的合理化这样一个问题。
(三)社会福利制度的曲折演进：商品化—非商品化—再商品化
随着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变迁，经济摆脱了与乡土社会关系的共生状态，市场也从传统习俗经济中获得了“解放”，经济活动本身构成了一个特别的领域，效率、利润和剩余成为了追逐的目标，资本积累对于再生产的规模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变，由原本的经济“嵌入”在社会之中，转向了社会依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与此同时，市场化和商品化作为基本线索，贯穿于社会福利的演进过程。前工业化时期的自然经济形态的终结，依赖土地等自然产出来维持的自给自足走上了终点，经济市场化、劳动商品化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存和保障方式，无论是家庭的自我防护，还是行会、教会的救助措施，或是领主、君主的仁慈善举，已不能形成抵御各种风险的屏蔽效果。特别是对于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的人们，其生计维持和福利开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和雇主。在此情形下，社会福利及其作用方式也发生了市场化、商品化的转变。
历史进程表明，当市场和交换关系成为了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的生存越来越取决于货币化收入，市场化和商品化过程并不能提供完全的保障和福利。而且，与其他市场现象相一致，劳动力市场也受到竞争原则和供求规律的支配，竞争中的不利者几乎难以避免贫困的威胁。如果说，市场经济和竞争原则提高了效率，使社会再生产的扩大成为趋势，那么也可以说，正是市场化和商品化使得一些个人和群体的保障和福利受到剥夺，生活陷于贫困甚至绝望。也因如此，如果要经济效率、企业竞争力和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就需要一种与之相悖的逆向过程，使之成为对经济市场化和劳动商品化的补充。这就是社会福利制度应当发挥的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的重要功能。显然，从更为实质的方面说，社会福利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
就劳动的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而言，福利国家是最为典型的制度设计。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使劳动者免于贫困，使其能够不完全依赖于市场和出售劳动力而生存，这就确立了市场化、商品化的体制性保护机制。同时也应看到，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张，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过程引发了另一种后果，即高额的福利支出推高了税负，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金融、生产、物流、商业以及环保、教育、医疗等)越来越高，从而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抑制了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扩大能力。不仅如此，劳动者也失去了必须工作的理由和动机，社会的勤奋、进取和敬业精神也失去了动力。最终的结果是，福利国家陷入了财政危机，整个社会也陷入了各种问题的危机。福利国家于二战以后达到巅峰状态不久，就走上了危机重重的时期。如果从1948年英国率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从兴盛到危机，前后仅仅30年左右的时间。自此，西方各福利国家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改革。这一改革过程，用学界的表述来说，是社会保障“再商品化”的趋势。通俗地说，更像是一个不断打破福利津贴的“大锅饭”的过程。然而，越是改革却困境越深。这样，福利国家实际的轨迹画出了一个又一个改革与危机相互交叠的怪圈。
(四)所享与所得：福利的普惠承诺和国家的有限能力
当T.马歇尔表示“权利是有的，但救济却经常跟不上”，实际上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福利的普惠承诺与国家的有限能力”这样一个问题。随着西方社会生活更深地走进现代的范
畴，社会福利制度的一种趋势也越来越显著——原本用于展示统治阶层的慷慨仁慈的接济和布施日渐失去了必要性，对社会贫困人群实施补救的国家责任和社会道义得以确立，而且，这一救助的最低保障原则逐渐成为了面向一般国民的普救主义原则，现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普惠主义价值原则也得以形成和确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国家的福利承诺与福利能力两者间的矛盾纠结。即使在上述转变的初期，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承诺与福利能力之间的两难困境已经开始显露。
为应对西方社会现代性持续转变中的实际问题，社会福利制度中包含的国家意志和政府责任也日益明确和自觉化，这可以说是“福利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在其普遍共享的福利目标隐含了一种理想：“一种健全的福利体制，它在某种相当高的程度上为全体公民，尤其是最有需要的公民提供有效的保障”。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欧洲福利制度的总体价值观：“全社会共担风险、共享机会；培育社会团结或凝聚力；通过积极的社会干预，保护最弱势的社会成员；鼓励工业领域中的协商而不是对抗；为全部人口提供一个丰富的社会、经济公民权利框架。”(33)
然而，尽管欧洲(尤其是北欧诸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广受赞许，有时被称为“全民福利”、“人民福利”，在现实中，几乎无限的普救式共享福利并未真正实现过。因为，即便是在经济繁荣的状况下，社会福利支出受到的制约也是刚性的，国家的实际能力总是使福利的真正变现不得不大打折扣，于是，“所享”与“所得”的实际距离是难以抹去的，这使得“全民福利”、“人民福利”相当程度上还是一个期待。相关研究指出，在任何国家包括英国和北欧国家，全民福利模式也没有完全实现。英国的“全民低保”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其相当的非缴费型给付都是针对一定的目标群体进行的。即使在北欧三国，许多非缴费型补贴也是家计调查式的。由此可见，在福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关目标的定位、对象的遴选、福利的给付底线等，都是必须的程序。这也折射出了社会福利体制总会伴随着某种理想性特征：期待的“所享”与现实的“所得”总是有区别的，而且，即使是“所得”也并非是均等化的。事实上，如果对福利国家的改革进行简化地概括，那么，筛选福利目标群体，收缩福利支出，降低财政压力，进而缓解福利国家的危机，是这一过程脱离不了的题中之义。
因此，“权利是有的，但救济却经常跟不上”也是一种提醒——“所享”的承诺基于形式化的社会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所得”作为实质性的变现，其有限性也是难以超越的。(五)不等价交换的世界体系与社会福利的全球格局
从全球格局着眼，西方福利国家并不限于欧美社会系统自身，而是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社会福利状态更是与世界体系的运行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沃勒斯坦的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不等价交换”体系，这种“不等价交换”在两个维度上运作：一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阶层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二是发生在被纳入世界体系的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前一个维度主要反映了西方国家本身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特别是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关系不合理性；后一个维度则体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关系，特别是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不均衡性。这样，以世界体系为观察点，我们能够通过这一体系的内外两维，观察到社会福利及其制度运作的全貌，进而对全球范围的福利资源的流向有所把握。
首先，“不等价交换”的内维。就西方福利国家不等价交换系统的内部运行而言，其秩序的保持有赖于两种重要制度——工业仲裁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一方面，各种工业仲裁形式的普遍建立，使资本利益阶层与劳动工薪阶层的冲突被限制在制度性的框架内，确定了各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和方式，同时也对其利益诉求给予承认，从而“卸除了阶级冲突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并使19世纪相对激烈的阶级斗争让位于和平的政治竞争和工业谈判”。(34)另一方面，为了使国内各阶层和群体的财富占有、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调节和拉平，西方福利国家在尽可能给付可分享的社会福利、提高可上升的社会机会的同时，政府也对高额福利支出的可承受性、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更有效地缩减财政赤字等，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与此相关的是，政府必须将国内税负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不至于引发社会内部的反抗。
其次，“不等价交换”的外维。对于世界体系的秩序维持和福利国家的正常运转来说，“不等价交换”的外部维度也许更为重要。沃勒斯坦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35)世界经济是一个
国际生产和贸易的分工体系，不同地区和不同产品被这一劳动分工的链条连缀在一起，各国按照“不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贸易转换，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利益”过程——各国的贸易利益所得是不同的。
商品链的地理方位不是随意分布的。如果在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向心型。它们的产生点是多层次的，但目的地却汇合于少数几个地区。这就是说，它们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缘向中心或核心移动。人们很难否定这一经验观察。
尽管每隔50年左右商品链都经历一番重大调整，一个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商品链体系却被维持下来。(36)
边缘国家总是处在一种两难境地之中：“对于那些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由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地区，因而对于核心地区所创造的这种文明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它们往往陷入一种两难境地：拒绝接受将是一个损失，接受也是一个损失。”(37)因此，“不等价交换”的外维揭示了福利资源的全球流动态势，反映了核心地区(西方福利国家)与边缘地区(发展中国家)结成的福利世界格局，由于前者在全球体系中的强势地位，从而能够从后者获得源源不断的超额经济收益。这就从实际操作层面确保了其工业仲裁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既能够满足各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又将国内税负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从而保证了“不等价交换”内维运行秩序。
可见，“不等价交换”的外维运行不仅与“不等价交换”的内维稳定是一体相联的，而且，“不等价交换”外维越是成功运行，西方国内社会福利的制度和政策等也越是游刃有余。这就提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不再仅仅限于本国的内政范围，而是与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运行状态有着复杂的关系。从20世纪西方经济体系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期间的国内社会和政治变化来看，从经济和市场领域、企业收益降低和劳动薪酬下降，到资本与劳动的雇佣结构出现新的紧张，再到国内财政和福利支出遇到麻烦等等——这类伴生性社会问题经过一定程度的内部发作，其后，随着外围经济剩余的输入，内维的福利资源又进入了新的丰盛期，其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于是渐趋释放和缓解。
因此，当我们对本国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进行研究时，社会福利的世界格局是一个非
常必要的研究视角。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系统(国家、社会、文化以至群体、组织等)，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因而使其需要的满足程度受到限制。这就使我们必须思考“社会资源汲取能力的改善”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从历史过程和文化的比较视野来考察作为系统现象的中国社会，不难看出，更多地倾向于社会资源的单向汲取，而且是限于系统本身的单向‘内汲取’，如此，对系统需要的满足就难以形成可持续性和可扩展性，从而逐渐导致了系统更为深层的积弊和沉疴。这是中国社会一直以来所面对的重大困题。如果中国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就必须使这一状况得到根本转变。”(38)
三、发展的适度与从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启示与反思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提示我们，一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与其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与该国民众对社会生活的新诉求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它应当蕴含一种意境、赋有一种伟力，对发展的方式、适度的波幅、前进的节律，能够保持自我调节和理性驾驭。
(一)积极和主动的发展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品质的提高，中国发展的参照系也一再出现调整，人民群众内心的参照尺度也随之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众对于本国的发展标尺也在不断刷新。中国应当成为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的生活应当具有更高水平、更好品质、更加幸福。人们不再仅仅是从纵向上和自己的过去比较、和前30年比较、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而是更侧重于从横向上进行比较，与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比较。参照系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心态和民众精神的乐观、昂扬、向上的指向。社会心态和民众精神的这种变化，促使民生保障和福利事业必须积极发展和主动发展。这种积极发展和主动发展，主要在于民生保障和福利的支出应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合理的比例，并使民政和民生支出在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财政预算决算计划中得到体现。
相关研究显示，在2005年全国各项社会福利费用中，政府财政支付的部分与企业和个人负担的部分，占全国GDP比例不足9％，其中政府支出部分占GDP的比例仅为5％。而且，政府负担的社会福利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虽然已达到27％，但是与其它国家相
比，仍属于一个较低的比例。从几个主要OECD国家(法国、英国、瑞士、德国等)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社会支出比重不断增加，到了2003年，几个主要OECD国家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15％，即使是一贯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仍大大高于中国。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捷克、匈牙利等也分别达到19.6％与16.4％。(30)
可见，我国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现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有明显的不适应性，与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明显的不适应性。所以，应当采取积极发展、主动发展的姿态，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家能力，在近期初步建立起适度的全覆盖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福利配置的公平性，形成更加完善的普惠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
(二)动态和可控的适度
考察综览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一定时期的运行，这一制度最终几乎都难逃一个宿命，这就是深陷危机并难以自拔。问题的形式也许多种多样，但问题的结局几乎如出一辙。例如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其实行的普惠福利和慷慨给付，似乎提供了幸福国度的楷模，一度令人称羡。然而，这种制度也使过度的福利依赖成为了特有的文化现象，导致了政府给付能力的崩溃。于是，福利国家、甚至最好的福利国家(如北欧诸国)不得不进行改革。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改革措施更为严厉，削减给付水平，缩短给付时间，严格限制给付条件，等等。在实行社会保险型的福利制度国家中(德国是其典型之一)，上世纪90年代也进行了所谓“温和私有化改革”，对养老保险支付采取了削减给付的标准、提高退休的年龄、严格给付的资格等措施。在一些实行强制储蓄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如新加坡、智利、阿根廷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也被迫进行福利制度改革。智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实行了社会保障改革，主要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私营化，以减轻政府负担、提高运营效益。其他“东亚儒家福利模式”地区和国家，如我国香港、台湾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对西方发达国家“福利病”始终保持警惕，福利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倾向于采取高就业、低保护的谨慎福利政策。即便如此，“东亚儒家福利模式”地区和国家也面临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
这就警示我们，以往各国福利制度都难逃痛苦的循环：危机—改革—危机—再改革，政府的政策在福利膨胀与福利收缩的交替挤压之下来回拉锯。这种痛苦还来自于社会的反应和压力，任何削减福利的企图都可能引发国民的不满而爆发社会抗议和抵制，社会动荡的危局使得各国政府心有余悸，往往不得不放弃改革。
有鉴于此，在建立中国特色的普惠民生社会福利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在动态中保持适度性和可控性，在福利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家财政能力，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亦如我们所认为的，也许社会福利制度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拖拽着一条选择性、排斥性、非包容性的阴影。这促使我们不得不保持“适度的永恒性与普惠的适度性”。
(三)自我调节的节律从容
改革开放是不断应对各种困境的过程。几十年的艰辛逐渐涤去了稚气，也渐渐积淀了沉稳的社会心态。2010年，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和日本，领先全球。但是，对于此时的中国，淡定是最为珍贵的姿态。
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农业尚未脱离“靠天吃饭”，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1％，比发达国家低了约20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30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8倍，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4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0％至15％；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缺少知名品牌，中国产品的增加值率只有日本的4.37％、美国的4.38％、德国的5.56％。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非常低，约为3800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的9000美元，在世界上排位百名之后，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西部内陆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沿海地区的1/10左右。中国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的贫困标准，中国城乡贫困人口约2亿左右。中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对经济增长潜力、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家庭结构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关专家认为，对21世纪而言，面临的挑战在于人们没有经历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社会上出现如此多的老人。(40)
显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认识得出的结论。”(41)相关研究发出提醒：对社会福利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基于国家实力和政府财政的现实，“在很长的时期内，除了义务教育，免费性的福利项目的重点还是应该在低收入人群和特定人群身上。对于城市与农村中等收入及中等收入以上人群，更多地还要以缴费型的社会保险项目为主导。”(42)因此，国家财政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支撑一个全覆盖的福利体系，以及能够支持到什么样的福利水平，就对中国智慧提出了一个拷问。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为民为政者应谨记：公平不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公平和效率应当形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作为国民权利的社会福利应当有利于焕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开辟新的动力来源。社会福利一旦变为滋生依赖和惰性的土壤，个人的进取心和社会的创造力将为之摧毁。发展的包容性和福祉的普惠性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的目标，然而，如果失去了社会稳定和秩序保障，则将一事无成。西方福利制度的刚性困境从反面启示了我们，如何创制更为弹性化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使得自我调节和节律从容成为可能，也使得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成为合理的权利和可持续的制度。
这一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在于，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以及财政收入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在对社会福利的各项支出当年以及逐年增加所需要的财政资金等等进行测算的基础上，使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能力之间形成一个适宜的比率。同时，将不断增长的社会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的各种弊端和社会负面影响减缩到最低限度，使社会福利体系的制度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而避免重蹈西式高社会福利的覆辙。
作者：杨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注释：
①(35)(36)(37)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5、42页，第8页，第13、17页，第12页。
各国社会福利制度
各国福利社会保障制度比较 余慧慧 11哲学 H11114034 1.西欧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的内容有： 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社会救助——基本收入维持、负所得税、住房补助、社会基金 社会津贴——疾病津贴、疾病照顾津贴、工伤津贴、法定产妇津贴、法定疾病津贴、住房补贴、儿童津贴、无劳动能力者生活津贴等 特点： 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确立了福利普遍性和保障全面性原则； 以国家为直接责任主体； 以国家为全体国民提供全面保障为基本内容； 以充分就业、收入均等化和消灭贫困等为目标；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责任关系取代了建立福利国家之前的雇主与雇员、领主与农奴以及社团伙伴之间、家庭亲属之间的责任关系。 2.德国国家保障型社会保障制度 国家保障型社会保障制度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属于国家保障性质。其宗旨是“最充分地满足无劳动能力者的需要，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并维持其工作能力”。 特点： 国家通过宪法将社会保障确定为国家制度公民所享有的保障权利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保证的，是根据国家社会经济政策在整个国家国民经济范围内实行管理取得的。 社会保障支出全部由政府和企业承担，个人不交纳保障费。 保障的对象是全体公民宪法规定，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积极参加社会生产，对无劳动能力的一切社会成员提供物质保障。 工会参与社会保障事业的决策与管理，一方面劳动者通过人民代表机构对社会保障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工会从基层工会到中央理事会，都参加实施社会保障。 3.美国市场化模式的社会福利制度 美国于1935年颁布社会保障法令，美国社会保障仅限定在以下三个项目范围内： (1)向那些临时或永久失去收入的人和家庭提供现金支付的项目； (2)向在上述条件或在某种情况下接受保险金的人和家庭，向在一既定范畴内的所有人提供医疗照顾的项目； (3)向一既定范畴内的所有儿童提供现金支付的项目。 特点： 管理社会福利保障的一体多元制，是兴办和管理社会福利保障的一体多元化，公私兼顾，联邦和地方政府兼顾，其侧重点时有调整。 美国社会福利保障项目的多层次，美国的社会保障项目据笔者综合有就业和失业福利保障、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产生与百家争鸣；两汉时期的百家的罢黜与儒术的独尊；宋明时期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明清时期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发展四个重要的阶段。从这四个时期的内容上看，以一贯之的都与儒学有关，于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它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秦朝受到打击、西汉成为正统思想、宋明进一步发展、明清衰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以完善自身，达到满足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需要。作为统治者不管采取何种思想，都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 一、“百家争鸣”思想的形成、主要成果及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领域异常自由和活跃的时期，几乎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此时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 第一，在经济上，井田制崩溃。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促使井田制走向瓦解；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 第二，在政治上，周王室衰微，士大夫崛起。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代，各种力量在争衡、较量。对社会变革的现实发表不同的看法，提出改革时弊的各种方案，就必然会出现观点各异的现象；加上新的统治阶级还未有绝对的权威，人们的思想也就不受任何条框的束缚和制约，尽可以畅所欲言。 第三，在阶级关系上，“士”阶层的活跃和受重用。各诸侯国都想富国强兵，兼并他国，取代周天子的地位，因而特别地礼贤下士；“士”们也希望实现用自己的思想主张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愿望。 第四，在思想文化上，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私学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知识渊博和阅历丰富的文士，同时也为学术繁荣提供了舆论阵地。在社会上，一批以传播文化，发展学术为宗旨的社会力量被称为“诸子百家”。 “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形成和实践上.这种理论同剩余型模式与制度型模式的区别在于,它促进了"生产性的"、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干预.发展型社会政策结合经济议题,力图通过协调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来改善所有人的福利.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若干实际的社会投资策略和资产建设策略,实现社会政策从以消费和再分配为导向的服务转向提高受助者能力、扩大经济参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干预方法,这使发展型社会政策明显有别于福利领域的其他方法.中国正力图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处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反思时期,社会政策的作用凸现.怎样在"社会转型"与"全球化"双重叠加的背景下,发挥社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点政策议题.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意义是: (1)要重新重视和确立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主导角色; (2)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安排上要具备长远性、战略性眼光. 社会保障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并不是一件由来已久的事情，但它在西方国家所释放出的能量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如果把整个社会经济比做一艘乘风破浪的舰船，社会保障就是遭遇风暴时的避风港，它消除了人们处于不确定社会中的恐惧，减少了社会成员面临的种种风险。可以认为，西方国家发达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保证最近几十年以来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有力武器。 市场经济的补充与法治精神的体现 社会保障制度最早形成于十九世纪末的德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英、法、瑞典、加拿大等国家中得到正式确立与发展。各国相继以社会保障形式干预国民收入再分配，主要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缓和随工业化的发展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通过政府干预解决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社会保障一贯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结果的合理修正，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 西方各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历程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并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1881年德国首次以“皇帝诏书”形式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开了世界各国通过法律确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先河。随后颁布了《事故保险法》、《伤残及养老保险法》、《职业介绍及失业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了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样，瑞典、法、英、美、加、日等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构建过程中，无不伴随着大量详细的社会保障法规的颁布与实施，这成了西方国家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一大特色。 “从摇篮到坟墓”的关怀 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因国情不同而异。但不外忽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 社会保险是在国民遭遇疾病、受伤、生育、死亡、年老、残废、失业等情况，造成收入中断或丧失时，给予一定的补助及帮助以保障其生活来源的制度。它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社会保险是一种社会互助式的保障制度，它是在个人与雇主缴费的基础上，由国家财政支持运作的，带有国家强制性。其中社会保险的四大支柱——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事故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基本部分。以瑞典为例，它的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1994年支出能够占到当年整个社会保障支出的86%，其核心地位可见一斑。 社会救济是国家为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提供的保障制度，一般由财政拨款。具体的救济
丹麦社会福利制度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丹麦社会福利制度 篇一：国外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对我国的借鉴 国外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对我国的借鉴 摘要：通过了解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特别是欧洲一些福利国家，借鉴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成果，来对我国现阶段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的缺陷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老龄化，老年人社会福利，社区服务，发展性福利 正文： 国外老年社会福利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 角度来观察，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明显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重点来比较福利国家的老年人福利制度，以下是几个主要欧洲国家的老年人社会福利的内容： 丹麦(丹麦社会福利制度)老年人社会福利 老年人津贴 主要内容老年人住房和院舍服务 老年人医疗保障和家庭服务
普遍性：面向全体公民 制度化：社会立法制度化；制度化的全方位保障； 基本特征公共积累方式：福利资金来源于税收 权力下放：地方政府享有广泛权利 多样化的社会服务：服务面广 宗旨重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荷兰老年人社会福利 宗旨参与公共生活、自力更生、需要时适当帮助 医疗保健福利和社会福利服务：老年人公寓、老年照料院、护理 主要内容院 住房福利：65岁以上课申请“高级住房” 较高的福利水平 特点规范的老年人社会福利运作机制：成熟的政策法规、政府与非政 府结合、严格的教育培训、良好的评估机制 英国老年人社会福利 收入补助 医疗健康福利 主要内容老年人社会福利服务：院舍服务和社区服务（居家服务、家庭照 顾、医护、心理服务）
发展性福利：建立社交场所、举办联谊会等 法国老年人社会福利 老年人收入福利 老年人医疗保健福利 主要内容老年人院舍福利 家庭保健服务 发展性福利 可以总结出发达国家社会福利的主要内容：老年津贴、长期健康保健、住房补贴和居家生活服务。 老年津贴是指老年人除退休金以外获得的由政府部门 发放的陷阱津贴，有些国家的老年津贴是按年龄发放的。如英国退职年金和丹麦的老年年金；而另一些国家的老年津贴则是根据老年个人的收入情况发放的，如美国的补充保障收入。 另一个主要的内容是长期保健服务，这也是人口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即包括医疗、康复、适当居住环境、家庭保健、日常生活照料、专业护理机构服务等一系列健康和社会服务交互作用项目和支持环境。 福利国家的政府往往通过修缮老人公寓和向老年人提 供住房补贴来改善老年人的住房条件。绝大多数的老年人都拥有自己的房子，只有一小部分老人在住房问题上需要政府的帮助，老年人公寓则是老年人居住的一个选择。有些国家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积极作用 福利制度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中起来，而后用于社会上收入不高的居民，以部分改善他们在初次分配中收入过低状况的一种制度。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分配方式。福利制度从创设至今，大体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危机、调整五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福利制度发展为由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和项目组成，并且各有一整套具体内容和详细规定的制度，虽说其最初目的之一是为了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但它对于战后缓和经济危机，缓解劳资矛盾，保证社会稳定，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分配制度，它是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的重要改良主义措施，是资本主义社会调节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是通过高税收来实现的。各国政府通过对不同收入的阶层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特别是累进税减少了由所有权产生的分配不合理，缩小了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强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凝聚力，这一税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缓冲器”、“减震器”。广 泛的社会福利措施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最低经济要求和社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动荡，平息社会不满，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安 全网”作用，同时向社会成员灌输现存体制和价值观的合理性，减轻对现有制度 的离心力。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前提和保证。 第二，调节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发展。根据一般规律，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较大，其新增收入绝大部分能够转化为现实消费；而高收入阶层由于其阶段性消费已基本饱和，在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其新增收入则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储蓄或其它金融资产。“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覆盖全社会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网络，居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福利，使居民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当期消费甚至适度超前消费。例如，美国大部分社会福利开支是以政府转移支付形式进入低收入家庭，在贫困家庭或个人较高边际消费作用下，这些支付的90%以上形成了社会购买力，使 美国经济不断维持了一种较高的有效需求状态。[2]因此，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国 家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稳定器”和“调节器”的作用， 政府通过福利支出可以适当调节社会需求，刺激或抑制消费，适度的福利开支能推动经济发展。 第三，促进社会服务，缓解就业压力。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
如何认识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
如何认识西方的福利国家制度？ 福利国家制度，是由国家立法而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经济环境来讲，战后西欧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繁荣为建设福利国家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从政治环境来讲，战后西欧各国的执政党在福利国家问题上达成了不同程度的共识，这种共识保证了福利国家发展的延续性。从国际政治环境来看，美苏对抗为西欧各国发展经济和福利事业提供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东欧国家的存在给西欧各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迫使西欧各国增加社会福利。 福利制度的产生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产物。福利制度的内容与水平决定于生产水平，是资产阶级自觉调节本主义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可减轻贫困程度但却不可能消除贫困。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福利国家制度”，没有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保证资本积累和继续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方式，从而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福利制度也是一把双刃剑 一、积极作用 1、维持劳动力的正常生产与再生产，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2、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工人阶级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 3、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民个人的自由 二、局限性 1.竞争力下降。高成本无论对于企业来说还是对于国家来说，其结果就是竞争力的下降并影响到国家经济增长水平。 2.政府借贷和赤字增加。从根本上说，福利国家再好的社会保障，都是来自工作者的缴纳。3、福利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福利制度可减轻贫困程度但却不可能消除贫困 因此，完全的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是不现实的。降低福利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这也是一个规律。这些规律已经或正在被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着。 目前我国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要建立一个符合国情的福利制度，选择一个具有长效机制的福利制度模式，不断完善已经初具规模的福利制度雏形。
西方福利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简介 陶承德等在《科技革命与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一书中认为，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社会物质财富大量增加。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就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处于贫困线以下。特别是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竞争的加剧，使许多企业生产不景气甚至倒闭，使相当数量的工人失业，生活水平下降。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兴起和形成福利制度。福利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加强社会福利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是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的重要的改良主义措施，是资本主义社会调节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的重要原因之－。 福利制度的初创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在I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长期萧条，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特别是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德国，俾斯麦政府对工人运动除了采取镇压手段之外，也把实行社会改良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手段笼络工人，德国就成了世界上最早制定社会保障立法的国家，它在1883年、1884年和1889年，先后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和老年及残废保险法。许多欧洲国家也借鉴和学习德国，如英国、瑞典、挪威、芬兰、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等国也先后制定有关疾病、工伤事故的法律，1911年英国还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全国性的、强制性的失业保险法和国民健康保险法。 在本世纪30年代，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发生，造成了大批劳动者的失业，贫困和饥饿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极度恐慌，特别是德、意法西斯的上台和空前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和战争使人民觉醒，在欧洲左翼的政治力量加强，苏联社会主义又给人们指明了新的社会发展方向，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在这种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步伐，美国国会于1935年8月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还建立了有关给年老退休的工资收入者直接提供年金津贴、失业补偿、贫困和盲人救济、被扶养穷困儿童救济、促进妇孺健康和公共健康服务等9个社会福利计划。并于1942年11月为了动员人民支持战争，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威廉.贝弗里奇受英国政府之托，提出了一个题为《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这就是西方社会保障史上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基本思想，一是社会保障应以保障居民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为限；二是社会保障应体现“普遍和全面”的原则，即应包括所有居民的各种不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这个报告得到英国战时联合内阁和战后工党政府的原则批准，英国相继建立了家庭补助法（1945年）、社会保险法（1946年）。国民健康服务法（1946年）、国民保险（工业受伤）法（1946年）、国民救济法（1948年）等。1944年制定的教育法也把免费的中学教育确立为普遍享受的权利。法国、瑞典等国也进一步完善了福利制度，使福利国家的框架基本形成。 陶承德等认为，50年代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特别是60、70年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也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善福利制度、发展福利国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进入完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福利的享有面愈益向全民化发展。社会保险制度逐步把保险范围由工资收入者的职工保险扩大到非工资收入者如农业经营者、手工业者、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对收入很低或没有收人而无法参加保险的贫困者、失业者伤残者等通过设立社会救济和其他社会福利补贴项目来保障最低生活水平。 第二、社会福利项目更加广泛。除退休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外，还纷纷设立了各种救济，象住房补贴、孕妇补贴、儿童营养补助、单亲家庭补助、老年人医疗照顾计划等。如英国公民一出世便可享受国家发放的婴儿补贴；产妇有医疗补助；学龄儿童除了在公立学校免费就读以外，还享有儿童津贴；失业者可领取失业保险金或失业救济金；病患者可以在公立医院享受免费医疗；同时可以领取疾病津贴或疾病补助救济；老年人有退休金、养老金；死亡者家属可领取抚恤金等。瑞典的社会保险制度源于英国，又超过英国，被誉为“从摇蓝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如瑞典公民年满67岁即可领取全额的基本年金，而且不交纳任何手续费，也无需经过收入情况调查，雇工和雇员不交纳保险税。 第三、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增长。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均占相当大的比重，社会福利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如美国1975年社会福利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达18．7％，占政府开支比率达57．4％，1982年的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西欧的英、法、德、意、比等6
各国福利比较
现在，世界多数国家都建立起覆盖所有国民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看看一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是怎样的。 一、法国：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4.9% 在法国，公民从娘胎到死亡受到400多种福利的保护。法国社会福利的特点是不管国籍，只要在法国有合法居留身份，就可享受。笔者在法国留学时，照样享受他们的住房补贴和育儿补贴。 法国医疗保险全民享有，根据个人收入情况，公民每年仅交几百欧元的医保费，大致是一个星期的最低工资，失业者则免交此费。家庭如果只有一人工作，可将配偶及子女纳入自己的保险中，交费不变。病人每看一次医生只交1欧元的挂号费，其余所有费用在自己的保险账户上由社保机构划拨。 在法国，农民每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1欧元约合8.9元人民币），每养1头牲畜补贴300欧元，补贴农产品要求符合环保生产标准。 对无工作或低收入家庭，根据家庭人口数每月领取405.62欧元到851.81欧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则每增加一个孩子，每月加162.25欧元。 孩子从在娘胎里的第5个月起到满3岁，如果父母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领取156.31欧元的幼儿补贴。如果父母为照顾孩子而停止工作或减少工时，则每月可领取320.67欧元到484.97欧元的育儿补助。 如果雇用保姆照看小于6岁的孩子，并且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享受65.46欧元到199.78欧元的补贴。如果家庭有两个孩子，每月补助 108.86欧元，以后每增加一个孩子增加139.47欧元。孩子长到11岁时，每月补助再追加30.62欧元，16岁时每月再追加54.43欧元。此项补助直到孩子找到工作为止。 法国国民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如果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标准，孩子每个学期开学时可领取249.07欧元的补助。从初中到大学，学生可获得每个学期54.9欧元到3456欧元的助学金。 残疾人根据残疾情况，每月可获得109.40欧元到1025.72欧元的补助。 法国一些城市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有的城市则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或提供免费自行车。 二、美国：穷人医疗政府买单，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1% 一位在美国加州的华人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失业，可他一点也不感到恐慌，因为他可以领一年的失业金，然后再申请政府的救济金，救济金每月1600美元（1美元约合6.7元人民币），房贷供不起，不要紧，也由政府无偿补助，日子照样过得很体面。 研究数据显示，1995年夏威夷一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领取的福利相当于年薪36000美元的工人。 美国的小学到高中教育免费，大学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负担，学生只负担一小部分。社区大学的学费低于每年1500美元，约是美国从业人员平均年收入的1/30。为确保条件具备并且愿意读书的孩子能读大学，政府对贫困家庭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 美国有专门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救助（Medicaid）系统，为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障，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医疗救助预算占州GDP的22%，其中联邦政府补贴57%。
历史必修三专题一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专题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概念阐述】 1．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的概念见仁见智，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是：文化是指一种由历史延续下来、被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心中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阶层都无须思索地信奉和认同，并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始终表现出来的传统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明历史长河的文化积淀，其内容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门类，包括中国历史发展各个时期的文化积累，包括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风土人情，等等。 2．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 年)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将战国时期的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十家九流”就是由此而来的。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传统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汉时期由董仲舒提出，被汉武帝接受并且推行的文化政策。董仲舒在原来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法、道、墨等诸家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合理因素，将其发展成为新儒学。在此基础上，他建议汉武帝禁止不利于统治秩序的各家思想，以新儒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样就形成了新儒学一家独大的局面。西汉的“罢黜百家”与秦朝的“焚书坑儒”不同，它并不是采用暴力的方式控制人们的思想，而是采用由政府主导的方式推崇儒学，从而使得其他各家学派丧失了生存与成长的群众基础。而新儒学能够实现独尊，也是兼收并蓄的结果。4．宋明理学 “理学”一词始于南宋，现在专指宋以来形成的社会学术体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理学专指程（二程）朱（朱熹）的思想体系，而广义的理学是指宋代以来以“理”、“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是儒学文化的新发展。儒学在魏晋时期玄学化，在唐代又遭受了来自佛教和道教的冲击，其政治统治的思想基础地位发生了动摇，同时大量少数民族的汉化，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融入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体系已经被颠覆，因此，提出了重振儒学、修身治国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周敦颐、朱熹等为代表的一批人，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和道教中的某些教化的学说，以“理”为核心重新构建了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强调人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规范，构建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道德体系。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继续发扬了这种社会道德体系，强调“心”的完善，将理学发展至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道德体系。后代的统治者将理学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理学作为当时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思考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哲学体系，有其积极的意义。理学有利于塑造注重主观意志、注重自我的社会责任，发愤图强的民族精神。 5．三纲五常 古代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内容。最早出现在何晏对《论语》做的集解中，后经董仲舒的发展，到宋代经朱熹改造后成为伦理道德的最高规范。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
西方福利制度
西方福利制度与政府财政的关系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社会工作专业1302班许晨虹 内容摘要福利制度是国家或政府在立法或政策范围内为所有对象普遍提供在一定生活水平上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资金和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财政是指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是实现经济政策目标、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主要途径之一。文章主要从个人和社会角度，针对西方福利制度与政府财政两者的现状、问题产生根源和影响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分析了西方福利制度与政府财政的关系，有利于大家分思考福利制度在中国实行的最佳方案。 关键词高福利制度政府财政社会经济 西方国家高福利制度是二战后在民主社会主义促进下，由国家立法建立起来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环境稳定，为建设福利国家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形成了一些以瑞典、挪威为代表的西方高福利国家。 经济学中，假设这些企业、个人以“经济人”的身份出现，他们在社会中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那么针对社会福利，若交由私人来做，他们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在乎福利受益人的情况，更别说如今大家常常关注的最低生活标准。这样的做法既影响分配公平，也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但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针对企业或个人留下的社会福利空缺，就必须让政府来填补了。从前，人们只一味羡慕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多么好，多么人性化，出现了一股移民热潮。而如今，特别是经过几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后，越来越多人开始对着种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社会制度产生怀疑，人们开始沉下心来分析思考这种高福利制度背后的利害关系。 一、“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之所以被很多国家向往，在于它对社会和个人的积极作用： （一）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一些西方国家在二战后颁布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法案，保障大多数人的最低生活需要，降低贫困人口的比重，缓和社会阶级的矛盾，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对大多数底层劳动者来说，高福利制度无异于雪中送炭，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维持劳动力的持续生产和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为国家创造
专题一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高考历史知识点归纳)
高考历史备考笔记 高中历史（必修三）复习笔记、提纲专题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考纲要求】1、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2、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3、宋明理学 4、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 ◇【课程标准】1、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意义；了解孔子、孟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 2、知道汉朝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3、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 4、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了解明清时期儒学的 发展。 ◇【知识整合】 一、知识点梳理： 1、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①、各诸侯国政治改革的需要； ②、私学兴起，相对自由的学术风气的影响； ③、封建经济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④、自然科学的发展提升了人们的认识水平。 2、列举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并作扼要评价。 儒家：孔子哲学思想——思想核心是“仁”、“礼”；（仁者爱人，克己复礼）。 政治思想——①、主张“为政以德”（含民本思想）；②、提出“正名”主张。 教育思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习要实事求是、“学而时习之”、 “学思结合”、“当仁不让于师”。 评价——①、当时未受重视，后经改造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②、在世界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被推崇为“圣人” 孟子政治思想——“仁政”（核心）、“民贵君轻”。 哲学思想——“性善说”。 道德思想——先义后利，舍生取义。 人格精神——要求人们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人格精神。 评价——①、《孟子》一书被当作经典，后列为“四书”之一。 ②、建立一套系统的政治学说“仁政”，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 奠基人。 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学说，被尊为“亚圣”，对传统文化产 生很大影响。 荀子哲学思想——①“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唯物主义）
中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分析
中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分析 二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大力投资并创办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以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其中，西欧和北欧国家是西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最早, 也最为典型的地区, 被誉为包揽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 形成于战后初期, 六七十年代, 社会保障进一步扩大和完善。然而，随着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出现滞胀，导致经济危机，财政收入减少。高社会福利加重了社会负担，全面福利政策导致一些人懒惰，不利于社会进步，以英国为首的许多国家开始逐步削减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开支。虽然西方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后来的施行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依然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国家借鉴，比如说公共医疗制度、失业保障制度等。 一、福利国家的概念 为了更好的了解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要弄清福利国家的定义是什么？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福利国家”这个词来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俾斯麦实行的警察国家政策，1870年德国的历史学家描述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是在创造一个“福利国家”后来英国作家在一篇文章中采用了这个词汇。“福利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福利是这种国家形态的特性，是用来界定国家的，福利国家这种国家形态突出地强化了现代国家的社会功能，所以它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而社会福利则是社会学概念。福利本身更是经济学的概念。经济环境是国家决策的条件和基础，而社会福利则是国家决策的结果。福利国家不是社会保险，不是公费医疗，也不是家庭福利或社会救济计划。福利国家甚至不等同于社会保障或社会政策，而是它们的加总。造成福利国家的主要有两种方
中国近现代主流思想的演进
中国近现代主流思想的演进 一、总特征：日趋理性化、科学化；由向西方学习（器物→制度→思想文化），到向苏俄（苏联）学习（革命→建设），再到走自己的路（革命→建设）；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由照搬别国模式，到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 1、向西方学习（西学东渐局面的形成发展）：向西方学习器物（地主阶级抵抗派、洋务派）→制度（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思想文化（资产阶级激进派）。（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主要涉及西方近代宗教、科技、艺术） 2、向苏俄（苏联）学习：新文化运动后期宣传十月革命、中共初期的城市斗争革命道路、建国初期的建设道路（大多照搬苏联模式）。 3、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56年后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二、演进概况 （一）地主阶级富国强兵的救国（自救）思想 1、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抵抗派萌发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 （1）背景；战前思想界死气沉沉；民族、统治危机加深，经世致用思想重新提倡；鸦片战争的震动。 （2）概况：林则徐开眼看世界（设译馆译夷书，如《各国律例》、《四洲志》）；学习西方（仿制西方战船；主张建设近代海军）。魏源据《四洲志》等成《海国图志》（西方史地），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姚莹《康輶纪行》注重研究西藏，并建议清朝提防英国侵略西藏。徐继畬《瀛环志略》介绍世界各国史地。 （3）特点（评价）：有鲜明时代变化印记，核心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器物）；有浓厚封建纲常色彩；开阔人们眼界，引导人们挣脱闭关锁国牢笼，面对现实，注目世界，探索救国之路；基本未实践。 （4）特点的原因：当时对东西方差距认识有限；属地主阶级，出发点是维护中国封建“天朝”体制。 2、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中体西用）主张 （1）背景目的：清朝面临内忧外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级分化出洋务派；洋务派有实力，且得列强赏识慈禧暂时支持；总理衙门的建立、推动；中外出现暂时“和好”局面；为了解决内忧（为主）外患。 （2）指导思想：中体西用。 （3）代表：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4）实践：办近代（机器生产之意）军事工业、民用工业（辅助军事工业；分洋商之利）、海防、教育（办新式学堂、留学教育，以培养洋务实用人才）。 （5）败因：中体西用（只学技术，不学制度），舍本逐末（根本）；缺乏健全有力领导核心；列强为难；顽固派破坏。 （6）评价：进步：指导了洋务运动，促成了中国国防（军事、海防）、经济、教育近代化开端。引进了西方先进科技，培养了一些实用人才；冲击了封建教育制度；促进了思想解放；分化出早期维新派；促进了西学传播。 局限：目的具有反动性；舍本逐末，结局注定失败。 （二）农民阶级的救国救民思想 1、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理论 （1）目的：发动群众，推翻清朝，建立平等平均的人间天国（实质为绝对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现代远程教育 本科毕业论文题目西方社会福利体系探究及借鉴意义 英文题目 学生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2012年4月
中文摘要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着经济停滞局面,社会福利制度也陷入了重重困境。西欧发生“福利国家危机”,美国出现“福利困境”,日本惊呼21世纪年金制度将要“崩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出了“福利国家在危机中”的警告。不仅是国外，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形势严峻，各种医疗、养老、社保等诸多问题引起社会矛盾加深，针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发现，西方社会福利结构存在较多问题，比如，。在各西方“福利国家”中,社会福利的各项开支在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大幅度下降,有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从而使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严重的失衡。另外,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各国政府的预算赤字都在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都开始考虑要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探索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道路，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全面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西方社会；社会福利制度；借鉴研究
目录 引言 (5) 第一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 (6) （一）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演变 (6) （二）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内容 (6) 1. 社会保险制度 (6) 2. 社会补助制度 (6) 3. 教育、培训、住房、医疗等福利制度 (6) （三）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及社会保障的基本关系 (6) 第二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长处及存在的问题 (8) （一）西方国家现行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的问题 (8) 1. 公共开支比重大,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8) 2. 福利收益水平偏低 (8) 3. 福利依赖严重 (8) （1）用“选择性原则”替代“普遍性原则 (8) （2）明确社会福利享受者的权责关系,推行与就业相关联的激励制度 (8) （3）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以减少公共开支 (8) （二）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措施 (9) 1、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9) 2、增收节支 (9) 3、改进社会福利体系的受益规则,引入“工作福利”制度 (9) 4、改善社会福利管理 (9) 5、调控社会福利基金的投资结构,加强社会福利基金的运营管理 (9) 第三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与改革给我们的启示 (11) (一) 完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 (11) (二) 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11) (三) 增收节支 (11) (四) 尝试推行“工作福利”制度 (12)
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专题一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1.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民间百姓），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与这一论断的精神实质较为接近的是 A．天下兴亡，匹夫有责B．民为根本 C．天下为公D．民贵君轻 2.五四运动时期进步的思想家把李贽当作反孔的先驱，冯元仲称赞他“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以下哪一项观点最有可能是他的主张 A.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B.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 C.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D.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3.李贽认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这表明他 A．坚决反对孔子的主张B反对以孔子的思想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 C．不愿与孔子同流合污D极力抨击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4.商鞅主张“重农抑商”，黄宗羲主张“工商皆本”，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看，两人的主张 A．都反映了自然经济的实质B都反映了小生产者的要求 C．都有利于当时经济的发展D都有利于加强封建统治 5.李贽称赞汉朝卓文君“善择佳偶”，自由恋爱，赞扬寡妇再嫁；称武则天是杰出的女政治家；肯定封建社会揭竿起义的农民。上述材料主要反映了李贽 A.揭露道学家的虚伪面目 B.反对男尊女卑的观念 C.破除对孔子思想的迷信 D.反对封建纲常礼教 6.张岱年在《中国文化概论》中指出：“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这里的“先天不足”是指 A．知识分子群体不够强大B．当时我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够充分 C．民众的公民意识尚未觉醒D．专制集权体制顽固持久 8.明清之际三位进步思想家的思想实质是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活跃，他们使儒家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近，由此形成什么思想 A．经世致用思想B．批判君主思想.C．自由平等思想D．重农抑商思想 10.法家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与法家这一思想最为相近的思想家是 Ａ．朱熹Ｂ．陆九渊Ｃ．李贽Ｄ．王夫之 11.黄宗羲说：“天地之生万物，仁也。帝王之养万民，仁也。自三代以后，有以不仁得天下者，则日食、地震应之，再不仁者则自遭陨灭。”其主要的观点是 A．“天人感应”B．“仁”对社会治乱的重大影响 C．君主是天下之大害D．“天行有常” 12.王夫之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批判“去人欲，存天理”，还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之司命”。这些思想主张 A．反映了农民阶级建立平等社会的愿望B．反映专制主义制度逐渐动摇 C．是早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反映D．反映工商业发展后市民的一些要求 13.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
福利国家制度的利与弊
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论的利与弊 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论的主要观点是，主张由国家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为失业、疾病、工伤和年老者提供经济援助（社会福利）。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论在其发展史上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由此建立的福利制度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危机，我们应对此作一分为二的分析。 一、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论的优点 第一，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是通过高税收来实现的。各国政府通过对不同收入的阶层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特别是累进税减少了由所有权产生的分配不合理，缩小了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强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凝聚力，这一税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缓冲器”、“减震器”。广泛的社会福利措施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最低经济要求和社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动荡，平息社会不满，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网”作用，同时向社会成员灌输现存体制和价值观的合理性，减轻对现有制度的离心力。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前提和保证。 第二，调节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发展。根据一般规律，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较大，其新增收入绝大部分能够转化为现实消费；而高收入阶层由于其阶段性消费已基本饱和，在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其新增收入则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储蓄或其它金融资产。“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覆盖全社会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网络，居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福利，使居民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当期消费甚至适度超前消费。因此，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国家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稳定器”和“调节器”的作用，政府通过福利支出可以适当调节社会需求，刺激或抑制消费，适度的福利开支能推动经济发展。 第三，促进社会服务，缓解就业压力。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论的确立和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职业培训、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部门，这些部门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失业对社会的压力。社会服务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消费主体，能为大量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在工业劳动力
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知识点详解
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1.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①各诸侯国政治改革的需要 ②私学兴起，相对自由的学术风气的影响 ③封建经济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④自然科学的发展提升了人们的认识水平 2.列举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并作扼要评价。 儒家：孔子哲学思想——思想核心是“仁”、“礼”；（仁者爱人，克己复礼） 政治思想——①主张“为政以德”（含民本思想）；②提出“正名”主张教育思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习要实事求是、 “学而时习之”、“学思结合”、“当仁不让于师” 评价：①当时未受重视，后经改造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②在世界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被推崇为“圣人” 孟子政治思想——“仁政”（核心）、“民贵君轻” 哲学思想——“性善说” 道德思想——先义后利，舍生取义 人格精神——要求人们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 评价：①《孟子》一书被当作经典，后列为“四书”之一②建立一套系统的政治学说“仁政”，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奠基人。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学说，被尊为“亚圣”，对传统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荀子哲学思想——①“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唯物主义） ②“性恶论”（但教育可使人由恶变善） 政治主张——以礼教为主，礼法并施 评价：①基本继承了儒家思想，但很长时间不为正统儒家重视。②作为战国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对中国哲学影响深远。 道家：老子哲学思想——①“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否定“天命论” ②辩证法思想（矛盾对立面及转化） 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评价：①中国第一个探讨宇宙本源的哲学家②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对中国文化，包括哲学、伦理学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道德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庄子哲学思想——“齐物”（任何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消遥”（对事物变化要采取旁观、超然的态度）。 天与人“不相胜”，人必须顺从自然 文学成就——寓言、散文蕴涵深邃的哲理智慧和神奇的浪漫主义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 法家：韩非思想主张——①主张法、术、势结合，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②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主张变法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