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_制度化皇权与唐代政治文化_陆扬
文汇报/2016年/1月/22日/第W10版
文汇学人
帝国的终结:制度化皇权与唐代政治文化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扬
一般研究帝制中国时，学者习惯于区分作为个人的皇帝和通过官僚系统体现的朝廷(或皇帝)的权威，这种区分也被广泛用于解释唐后期政治体制的种种现象。这一认知最大的问题在于未能认识到制度化的皇帝权威的巨大象征意义和积极作用，而这在我看来才是唐后期政治局面得以维持的秘诀之一。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恐怕只有依靠皇帝权威这面旗帜才能达到建立一种新的权威体制的目的。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这部相当不成熟的小书主要收入了我在过去四五年内撰写的有关唐五代政治文化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从构思到最终完成，常常经过相当漫长的岁月，其间又不断受到新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成果的影响，但它们之间仍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都是围绕两个在我看来非常重要也互为依托的历史课题，一是唐后期皇帝权威的特殊性对唐代政治秩序的影响，二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构成，所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论文汇集，而是仍待完成的两部专著的缩略版，这两部著作一是讨论八到十世纪权力结构的变化，一是从南北朝到五代的“文”与政治的关系，收入本书的文章呈现的是那两部著作的部分主要观点。这些文章原先在学术期刊和论文集里刊载过，这次趁着成书的机会，我又将其中绝大部分文章作了修订扩充，个别文章改写扩充的幅度相当之大，几近于重写，目的是尽量将原先版本中表述不清楚或证据不够充分的地方加以改进。
接下来我想说明一下这部书里的文章主要涉及了哪些重要的学术问题，特别是为何我要用《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作为概括性的书名。虽然我到近年才真正倾向于采用清流和清流文化这些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中晚唐政治文化和群体的重大变化，我对唐代这些现象的关注、基本解释框架的形成等等，都应该追溯到撰写博士论文的年代。
选题的由来
我仍清楚地记得，1997年一个深秋的下午，温暖的阳光洒满卡内基湖畔的红叶，我送家人去大学上课，随身带上了从葛思德图书馆借来的孙国栋的《唐宋史论丛》。孙国栋先生的研究我那时已经大体熟悉，尤其是他那篇精巧的小文《从<梦游录>看唐代文人迁官的最优途径》。携带该书原本是为了细读收入其中的《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没想到那大半个下午，真正吸引我的却是《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阅读之时就感觉孙先生的分析虽丰富而有创见，却难以说服我，尤其是他将唐代政治精英按门第出身做简单分类，门胄子弟常被简单等同于旧门大族成员，在我看来尤其造成历史认知上的紊乱，因为这种方法既不能反映唐代的情况，也不能准确说明唐人仕途成功的关键因素。我当时便将自己的一些想法随手记下，这就构成了今后思考这一问题的开端。
这种对唐宋间政治与社会精英的变化的研究兴趣可以说发生在一个对我个人而言很不寻常的时刻，其结果可以说既不幸又很幸运。那时我刚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助理教授，但因博士论文尚未完成，所以只能先担任全职讲师(Instructor)。我研究工作的重心之一是想要解释从八世纪晚期到九世纪前期，唐代的政治格局究竟发生了何种根本性的变化，所以精力大都花在探寻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制、军事和财政等方面变化的脉络，尤其是唐宪宗元和时代的朝廷政治以及中央与藩镇的关系。与十八年后的今天相比，那是一个很不相同的年代。学界对安史之乱后的唐帝国的研究远不如唐前期研究来得丰富，许多重大问题尚未被触及，具有开拓意义的综合研究尤其罕见。就我特别关注的政治史、制度史和财政史而言，当时最具原创性的论著仍主要出自日本学者之手，
从日野开三郎、松井秀一、崛敏一、砺波护等前辈学人到年轻一代的妹尾达彦、高桥继男和渡边孝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虽然不出数年功夫，中国学界的研究就呈现出了后来居上之势，但在那一刻仍显得较为薄弱，比较重要的是张国刚的藩镇研究，袁刚的唐后期中枢体制研究和陈明光、吴丽娱、李锦绣等的财政史研究。西方学界的情况类似，主要贡献还是来自于杜希德(Denis C.Twitchett)、查尔斯?彼得森(Charles Peterson)和麦大维(David McMullen)等学人的论著。如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研究对象的唐代墓志，那时也惟有很少数的学者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唐后期政治史研究也算是一种充满勇气的冒险。
之所以会选择九世纪前期的唐宪宗时代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回想起来，原因至少有如下几个:一是我对所谓盛世的唐前期的兴趣远不如对纷乱多变的后期来得大，这一倾向既出于史学的考虑也有个人的倾向。从史学角度而言，我觉得中国只有到了九世纪，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才开始具有足够的多样性，让研究者能聆听到多种声音，窥探到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我个人也更留意复杂而多变的现象和人物，唐代前期的很多人事往往被官方粉饰性的史撰文字所左右，面目显得单一而刻板，后期的特殊境况使人物与事件的复杂性能在各种书写中得到更多的呈现，也更能使人看到历史的种种潜流如何在回环激荡中冲出峡口，酿成巨潮。其次，唐后期朝廷的政治生命力之强是个难以用史学界惯常接受的论述框架来解释的现象。在这问题上日野开三郎的论述对我最有启发，他是唯一能从积极角度去看待唐后期唐廷自我调节能力的史家，也是唯一能在陈寅恪之外提供一个唐后期由中兴到最终崩溃的解释框架的史家。我那时希望能在重新检验他的分析的基础上对唐后期的变化作出综合性的解释。
除了以上两个重要理由之外，我的选题也和我被西方中古史的研究所吸引有关，特别是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约翰?鲍德温(John W.Baldwin)和威廉?彻斯特?乔丹(William Chester Jordan)为代表的美国学界对欧洲中古盛期(High Middle Ages)的三位法国重要君王的详尽研究。其中最让我钦佩的是斯特雷耶对美男子菲律普(Philip the Fair)的研究，他能在直接有关美男子菲律普影响法国宫廷政治的材料几乎付之阙如的情况下，通过对宫廷各种重要职位的人选、职能的精细分析，巧妙得出美男子菲律普才是掌控全局之人的结论，否定了此前学界认为美男子菲律普只是个傀儡的流行看法。这让我在中国制度史研究之外看到了一个不同的境界。我当时感觉包括宪宗在内的唐后期君主和美男子菲律普的情况相当接近，也就是他们对帝国的政治决策究竟有多大作用，仅仅依靠简单的史学逻辑来分析是难以获得有深度的认知的，而若处理不好这一问题，对整个唐后期政治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的偏差。
在本书收入的文字里，直接来自当年博士论文的只有《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原名《从西川和浙西事件看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篇，是根据博论的一节扩充而成，基本呈现了当时的视角和分析手法。另一篇与博士论文有关联的文章是《九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其中主要看法虽来自于博论中有关宦官体制的部分，真正写成更为全面的论述则是在十年之后了。在《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之前，几乎没有史家从藩镇领导层的认知和立场去看待藩镇和朝廷的冲突，也没有史家对这两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做过分析。我的出发点不只是要说明元和初年的这两个事件对宪宗建立其政治模式的关键性影响，还想提醒学界宪宗在处理这两个事件中树立起来的个人威望为元和时代朝廷日益占据政治制高点带来了无形的帮助。上世纪90年代以前，“势”在古代政治中的作用甚少为研究者重视，我的看法间接受到罗志田分析民国北伐胜利的舆论因素的启发。但我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这两个例子说明新的政治史不再只是关于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更是关于行动中的人或群体对权威和合法性的不同认知的历史，这种不同的认知以及导致的政治行为的错位常常是冲突的根源所在，这一认识在史学上的意义要比解释具体事件深远得多。当下史学颇为流行地方视角，但我的文章则和这一取径有颇大的差异，倒不是因为我觉得这种视角没有价值，而是我感觉唐代的资料尚未丰富到让我有信心完全采用这种视角。至于现在有些学者全然不顾历史书写的内在局限和唐代地方社会的复杂性，将来自唐代地方的暴力抗拒都视为被压抑的地方声音的宣泄，并由此做出价值判
断，结果是历史分寸感的丧失。
也许因为这篇文章隐含的“颠覆”倾向，2002年在《唐研究》刊出以来影响了一些年轻的唐史学人，她(他)们的研究也支持了我的整体判断。但我仍感觉文章口吻过于正面，对元和时代政治的走向显得过度积极，缺乏必要的反讽。有趣的是，文章发表整整十年后，五方新出土的墓志意外地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有力地支持了我当年对刘辟事件的分析，于是我又撰写了《从新出墓志再论九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但此刻的文字已尽量褪去当年的那种正面的色调，更希望呈现的是历史那灰色的面相。
一个后现代经验主义者
回顾写博士论文的历程，记忆犹新的是，《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所引发的那些问题，不仅占据了我不少思考的时光，也逐渐使我意识到唐代中后期的士大夫有独特的政治评价话语体系，以往被唐研究领域学者不加思索采用作历史证据的许多文字，包括对政事、财政、军事、外交乃至社会现实和往昔历史的种种叙述和议论，都需要更符合历史语境的文本解读，或者说需要透过一层滤镜，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其史学上的利用价值。这就影响到博士论文涉及的许多方面，但由于原先设定的范围和时间的限定，使我不得不按既有的史学路数继续沿政治史和制度史的方向推进，虽然读过我的博士论文的学界同行大都认为它对整体了解中晚唐政治和社会有实质的贡献，我本人却并不满意。当时我已开始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后现代经验主义者(A post-modern empiricist)，乍听起来这个定位充满矛盾，其实我想做到的是在解读唐代书写时，除了对相关的史实做尽可能严格的考辨，还需不断反省潜藏在这些书写里的修辞意向和话外之音、书写者与书写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我个人的史学立场，这样才能尽可能避免盲目的实证主义倾向。
所以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感觉对很多书写的性质的辨析和历史现象的阐释仍带有简单的实证倾向，揭示出来的历史图景也不够丰富。尽管若干年后，我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将之扩充成为一部关于八到九世纪唐帝国政治变化的英文书稿，但那已经不太能代表我的史学思考和旨趣，这也是为何我迟迟不愿寻求那一部书稿出版机会的主要原因。若要对唐后期有一种全局性的洞察，首先就需要对唐五代的各种书写作更系统的批判性解读，然后才能确立起符合当下史学要求的叙述。这项工作也应该以充分阐释清流文化这样的现象作为前提，但如此一来，研究涉及的范围更大，要讨论的问题也更错综复杂，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以碎片化的局部研究来达到目的。从学术生涯的角度来说，这种不切实际的固执是非常不明智的，不仅我个人为此付出代价，也让对我寄予希望的师长同行承担了很多压力;但幸运的是，这一过程反而使我对未来工作的意义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也使我更能体会史学研究的终极乐趣。
重新看待唐代中后期的政治文化精英的形成和意义
另一件幸运的事是，在此前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中，我已注意并讨论了唐代政治理念和运作中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作为个人的皇帝和作为一种制度的皇帝之间的重要区别。一般研究帝制中国时，学者习惯于区分作为个人的皇帝和通过官僚系统体现的朝廷(或皇帝)的权威，往往将前者意义上的君主私人意志视为是很多内廷机构权力膨胀的根源，同时习惯于将后者看作是正常情况下比较符合传统政治理性的权力运用。这种区分也被广泛用于解释唐后期政治体制的种种现象。这一认知最大的问题在于未能认识到制度化的皇帝权威的巨大象征意义和积极作用，而这在我看来才是唐后期政治局面得以维持的秘诀之一。正是在面对来自各方的挑战和重重危机之时，以唐德宗和宪宗为代表的君主认识到通过中央官僚系统传达的朝廷权威已不足以产生预期的效应，原因是中央官僚系统和挑战的主要来源——地方藩镇体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仅仅依靠这一种政治权威的传递方式，一旦受到对方的抗拒，朝廷就会陷入被动的状态，这种被动甚至会引发更大的政治危机。同时从行政有效性的角度而言，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局面下，唐代官僚体制的复杂运作过程和等级观念也很容易使其丧失必要的灵活性和权威的有效性，因此需要在这之外建立一种新的权威体制来加以弥补。建中四年(783)熟悉政治情况的陆贽就曾给德宗如下的建议:
至于君人有大柄，立国有大权，得之必强，失之必弱，是则历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国之权，在审其轻重。德与威不可偏废也，轻与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恃威则德丧於身，取败之道也；失重则轻移诸已，启祸之门也。陛下天锡勇智，志期削平，忿兹昏迷，整旅奋伐，海内震叠，莫敢宁居，此诚英主拨乱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谓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驭轻之权耳。陛下又果於成务，急於应机，竭国以奉军，顷中以资外，倒持之势，今又似焉。(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卷十一，中华书局，2006年，335页)
陆贽正是察觉到了德宗统治初期内轻外重的失衡现象，才提醒德宗要牢牢掌握“居重驭轻之权”。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恐怕只有依靠皇帝权威这面旗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德宗后来的体制改造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
首先在八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内，出现了一个以制度化皇帝权威为核心的新政治秩序，代表这一政治秩序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内廷权力系统，和外朝官僚体系之间呈现平行运行的局面，双方各自的职能根据新的情势作出相应的调整，两者的权力平衡最终要靠皇帝来维系。这一新模式既不同于学界普遍接受的所谓南衙北司之争，也不同于当时有学者提出的所谓新三头中枢体制。内廷的权力机构，无论是内诸司使还是学士院，代表的主要是制度化的皇帝权威而非皇帝的私人意志。所谓制度化的皇帝权威，是指这种权威看似直接来自皇帝本人，实则必须通过制度化的内廷机构来彰显，而不是任由皇帝的私人意志来左右。但是相较于外廷官僚系统体现的朝廷权威来说，内廷机构象征的皇帝权威又显得直接而个人化，造成一种特殊的威力。这一体制既然围绕皇帝权威而展开，势必对皇帝的统治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这一体制要能成功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能理解和遵守这一体制要求的权力分配规则，也取决于皇帝在内外廷之间的政治仲裁能力。这一体制的灵活运用可以使朝廷多一层保障，在其自身和地方挑战者之间提供了一种政治运作空间，既便于维持政治底线也便于妥协。
这一体制从诞生到成熟，其间颇为曲折，但变化的大致方向是清晰的，只是具体过程充满了不可预知性的因素。在相应机构的设立和运作上，既有在来自外部种种压力下的仓促抉择，也有君主个人性格意志的烙印，唐帝国内部各种政治势力对这一体制的认知和应对也因不同时空状态而变化。比如德宗既自信又敏感的性格，加上他统治初期与藩镇的大规模冲突所带来的阴影，使得他在统治后期，更倾向一种“内敛”的统治模式，倚重以少数亲信为核心、以内廷为决策场所的政治运作，这一偏向造成平行系统的失衡，最终导致了所谓的“二王事件”，引发外朝的普遍不满。这种向内廷过度倾斜的情况随即在宪宗时代得到了纠正，朝廷大政的宰相负责制，学士院秩序的建立和知枢密地位的确立都是重新调整决策系统的关键步骤，这些调整使内外廷权力更为均衡。但总体而言，德宗所做的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权力重组，一种新型的君主独裁。伴随着这一体制出现的是制度化的宦官权威。
《九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一文集中论述的就是九世纪前期的这一变化。对于以往的唐史研究来说，唐后期的宦官制度化和宦官权力的膨胀似乎已经有了现成的解释，也就是将之视作在皇权衰退时代的政治紊乱的结果，这似乎和大家印象中宦官操纵皇帝人选等现象能很容易联系到一起。但这些看法不仅常陷于史学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也缺乏历史现场感，甚至和史料中的大量描述相违背。关键原因是缺乏历史的想象力，未能将宦官机构的权力增长及其合法性和中晚唐体制化的皇帝权威对应起来考虑，同时简单地将唐后期宦官权力的增长看作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本人主张应将唐后期宦官的政治权力的内涵作出更精确的界定，并将这种权力置于更为复杂的历史境遇之中加以解释。制度化的宦官系统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皇帝个人宠信而骤然掌控朝野大权的权阉现象，这一现象在安史之乱后曾频繁出现，如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等，但在德宗之后，即便有，比如宪宗时期的吐突承璀，也只是昙花一现，取而代之的是像梁守谦和刘宏规这样的凭借多年政治贡献和行政服务而登上权力巅峰的宦官官僚。德宗时期出现的这一根本性变化使宦官体制能更有效地起到维护皇帝乃
至朝廷权威的作用;二是在此过程中，作为皇帝权威的物质性体现的宦官机构，更加具有了政治的正当性，也逐渐产生出强烈的群体意识，进而与难以适应这种变化的皇帝产生冲突。
以上大体是我撰写博士论文时形成的对唐后期政治模式的基本看法，我之所以觉得这是件幸运的事，是因这些看法促使我改弦更张，从另一个角度去重新看待唐代中后期的政治文化精英的形成和意义。最初我被《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所吸引，除了关心唐后期政治人物的身份背景之外，也和当时西方宋史界对唐宋社会阶层流动的热烈讨论有关。可是我深感西方宋史界的分析并没有建立在对中晚唐的深入了解上，如迄今仍有不小影响的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对唐至明中叶的社会菁英变化的论说，将唐后期整个上层统治集团界定为所谓的“贵族”(aristocracy)。这一论说基本是以宋代成熟期的某些现象为出发点，用化约的方式来制造出唐代的某种理想型态，将两者加以比较以确定变化的特性，并且找寻导向宋代这些现象的唐代元素，这是一种典型的后见之明。这一模式显然受到内藤湖南学说的引导，同时也渗入西方社会学对传统中国的社会精英的理解，实际上简化了唐代复杂的变化过程，尤其忽视中晚唐变化的丰富性和重要性，以至于从八世纪后期到十世纪前期的历史成了印证宋代某些特点的历史注脚。清流群体就是一个在此种视角下被错过的重大历史现象。这一群体不是单纯的政治集团，也不只是社会或文化群体，而是以某些特殊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的群体，有着复杂的演化过程和原因，这使以往的种种从单一视角出发的分析框架失去了解释的力度。这也促使我想要以这一现象为核心来考察中晚唐政治和社会的变迁，然而此前我对中晚唐政治史的研究使我察觉到仅从社会史或传统政治史的角度去认识这一现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和唐代社会特定的对政治文化的想象联系起来，才能看到一个迥然不同的历史面貌。
清流文化:能让我感受中晚唐乃至五代宋初特殊氛围的“事件”
上文已经提到，我是近年才采用清流和清流文化这些概念，而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使用“文学宦族”这个自创的概念，为的是强调这一群体多重而混合的性质，但这一概念仍是现代的创造，而“清流”则来自唐人的书写，相对更能捕捉当时社会的直观认知。当然“清流”作为指涉某一群体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这就容易让中文语境中的读者产生联想，可是唐代的“清流”的内涵与其他时期的“清流”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必须加以严格界定，这方面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唐代的清流文化》一文中。在英文表述里，我却迄今仍使用“Iiterocracy”这一对应于“文学宦族”的自创专有名词来指代，以区别于西方中国史界常用的“贵族”和事功官僚(meritocracy)之类的概念。应该指出的是这一英文词并不理想，只是鉴于目前尚未能有更恰当的语词，姑且用之而已。
本书讨论的清流文化，作为一种现象，不少方面早已为学界所关注和探讨，但是以往的讨论通常分散在三个不同的范围内进行，即唐代科举文化，中古士族研究和唐中后期政治史。从这些角度作出分析自然有其价值，但普遍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这三种类型虽时有交叉，却很少能真正融汇起来，因此会遮蔽研究者的视域，使他们难以把握清流与清流文化的整体面相。囿于政治史、社会史或文学史的界限，只将清流群体和文化的某一特征作为考察对象，作出局部性的解释。然而只有在观察了这一现象的整体面相之后，才能充分认识到它的历史特殊性，并进而意识到若孤立地从政治权力、文化资源或家族背景等方面来解释，难以细致地说明这一现象的出现和演变过程，更难以说明它与唐代社会的互动。就像古朗日(FusteI de CouIarges)对他的法国听众说的:“假设一百名专家通过抽签来分别研究法国历史的各个片段，你认为他们最后能写出法国历史吗?我很怀疑，因为他们之间至少缺乏事件的联系纽带，然而，这些纽带也是一种历史真实。”(转引自Marc Bloch，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p.134;此处译文引自马克?布洛克著，黄艳红译《历史学家的技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38页)清流文化正是一个能让我感受中晚唐乃至五代宋初特殊氛围的“事件”，我的希望是未来的研究能更多注意将清流文化和唐代社会各种发展链接在一起的种种纽带。
以文学官僚家族为主要特征的清流群体之所以会在中晚唐出现，是多种历史条件交织发酵的
结果。这些条件有的是长时段内形成的，比如中古社会心态里对“清”的观念的重视和对等级性社会身份的普遍认可，虽然“清”的标准在南北朝晚期开始逐渐从门第转为文学才能，“文”却也因此被提升到一种崇高的地位，甚至趋于神秘化。当这些情况遇到唐朝特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根本性的变化就产生了。唐帝国以政治地位决定身份的取向使做官成为广大社会菁英的生涯目标，同时因为对“文”的作用的社会想象的日益强大，造成“文”和以皇帝权威为核心的政治型态的高度结合。这就赋予了清流成员特殊的地位。以进士词科为代表的科举也从单纯人才选拔(recruitment of taIents)的机制转化为对既有社会精英份加以认可(affirmation of identity)的机制，使得清流家族的出现和延续成为可能。当然以上这些因素相互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常常互为依托，这一点我在《作为一种方法的政治史——以唐代为中心》这篇文章里会有比较详细的阐述，可惜这次未及将该篇文章收入到这部著作中来。
汤普森(E.P.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的前言里，对工人阶级之所以能被视为一个“阶级”(cIass)作了理论性的精彩说明。他说阶级是个动态的现象，无法做静止的观察，阶级也不是一个标签或范畴，而是一群人因为类似经历而产生了共同的经验，并通过文化的方式展现出其群体意识。他指出“阶级”既有复数也有单数，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时，他选择了作为单数的“阶级”:
复数可以进行描述，其含义既清楚又不清楚，它把一些不连续的现象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是裁缝，那里是织工，堆积在一起而形成工人阶级的复数。
但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Class，VintageBooks，p.9;这里采用的译文来自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译林出版社，2013年，2页)
假如唐代清流也构成这样一个类似阶级的群体，那么究竟应该是单数还是复数的呢?在《唐代的清流文化》一文里，我也倾向将其当作单数来处理，虽然清流成员有着复杂的社会网络和多重身份，他们通过相似的经历而产生同样的经验，比如科举的同年、幕府的生涯、翰林学士院的共事等等，从而构成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群体意识。作为“行动主体”(agency)的清流成员的认知通过何种方式来推动这种价值和意识的产生，又是如何与同时期其他社会政治观念相激荡的，都是我想要深入探明的问题，本书的工作只能说是一个开端，更详细的分析则留待另一部专著来完成。
我最初对于清流家族的特点的印象，主要来自于阅读正史、笔记与唐人诗文等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在反映晚唐的情况方面却存在严重的不足。近年大量墓志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使得晚唐乃至五代清流家族的婚宦状态获得更清晰的呈现。本书中收入的文章《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与此同时，我也日益认识到五代研究对了解唐后期历史的重要性。一种历史事务的潜在力量常常是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才爆发出来，包括清流文化在内的晚唐社会的很多现象只有到了五代才能让人看到其最深刻的影响。受到这一看法的驱动，近年我更多地关注五代的历史，《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就是这种关注下的研究尝试。五代不仅仅是一个上承晚唐，下连北宋的纷乱的过渡期，而是将唐代文化整合重组并建立新范式的时代，冯道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共同体的产物。他既是清流文化的真正受益者，也是促成这一文化转变的代表性人物。他个人生涯的成功必须放在精确的文化坐标上加以说明。
西方学术中最让我受益的还是经典研究
最后，我想稍微谈几句西方学术方法对我个人研究产生的作用。假若浏览一下今日中国史学界流行的研究课题，西方学术思想的身影可说无处不在，差别恐怕只在于是直接祭出本尊还是使用替身。就以我所属的中古史研究界而言，当下频繁出现的论题如社会信仰、医疗与身体、历史
书写、视觉文化、物质文化等等，没有西方史学的导夫先路是颇难想像的。这种情形的得失当然不是这篇短短的序论能给予讨论的。相较而言，本人的研究对象大多属于学界似乎都有定论的旧课题，对更年轻一辈的学人来说也许并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不过或许正是因为我的研究着眼于旧问题，才更容易感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学术方法的启发，这种启发带来的不只是思想的碰撞，还有发现的愉悦。严格来说，西方学术的方法很少直接影响我对唐代政治文化中一些重要现象的研究，我也极少在文章中引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除非有明确的界定和指向。西方的学术方法，特别是来自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产生的作用更多是帮助我去思考如何概括和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去注意那些在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习惯性思维中容易遭到忽略的层面和联系。马克?布洛克说过:“任何分析首先需要合适的语言工具，这种语言应能准确勾勒出事实的轮廓，同时又须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以便不断适应新的发现，它尤其不能有模棱两可的摇摆之处。而这恰恰是历史学家的弱点。”(Marc Bloch，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D’Historien，p.135;此处译文引自马克?布洛克著，黄艳红译《历史学家的技艺》第二版，139页)应该说，相比于中国史学，西方史学更善于概念的提炼和运用，也更倾向于对自身的学术立场加以反省，这些特点都有助于在史学写作中避免做那种个人经验式的说明。
影响的具体来源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有的我开始并不觉得和自己的研究有直接关系，但在日后的工作中却突然意识到其价值;有的重要方法的获取，是经由再三转手的途径而来，现在已记不清中间有哪些环节;还有的时候，一种理论对我的价值并非那种理论最为人知的贡献或成分。这一经验似乎颇能用来印证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关于思想资源的影响轨迹的看法。总的来说，最让我受益的还是西方学术中的经典研究，比如上文提到的斯特雷耶等人对法国中古君主的研究，还有格尔茨(CIifford Geertz)关于权力的象征化的分析，以及坎托洛维奇(Ernst H.Kantorowicz)的名著《国王的双重身体:中古政治神学研究》(The King’s Two Bodies:A Study of MedievaI PoIiticaI TheoIogy)。我曾以“科举的两重身份”为题展开过讨论，借用的正是《国王的双重身体》中“双重身体”这一语汇，用以强调作为一种制度的唐代科举，兼具两种性质，既是选拔官僚人才的机制，也是认可社会菁英身份的机制，承载的是中古特殊的社会意识。这使唐代科举和宋代以后的科举有本质的不同。甚至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field)对我来说也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概念。他用场域来说明“客观关系网络所构成之开放性结构”，也是“行动者争夺具有价值支配性资源的空间场所”(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麦田出版，2013年，164一167页)。虽然他更多强调场域中资本拥有者和权力拥有者之间的斗争，但我觉得这个概念，经过一些修正，可以借用来帮助我们想象唐代科举文化的运行。也就是介入这一科举实践场域的人员，无论是朝廷官僚，还是普通士人，还是社会的其他成员，比如武人、宦官甚至宗教人物，他们的身份都因介入这一场域而获得了转换，不再单纯是原有的身份，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声名的确立过程等等也可以通过场域的特点来加以说明。无论是迎合，抗拒还是颠覆，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个场域的支配性价值所笼罩，“虽有智者，亦逃不出”(此处借用胡适语，可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三联书店，2014年，175页)。
清流文化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与政治的关系，这是当下中国史研究中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我们生活在只认可赤裸裸的权力的时代，虽然日常生活里，人们仍不断要从刻板的官方文字中咀嚼出政治风向的滋味，面对在古代的政治和礼仪空间中曾拥有至高权威的文辞表达，反而失去了敏感，这是令人遗憾的。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自近代以来语言越来越被视为权力的附庸，反倒不像中古时代，语言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与政治权威之间也存在着更多的张力。对于这种关系，西方的学术研究反而更值得借鉴。比如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论述欧洲晚期古典和中古时期拉丁文言与公众的关系。自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以来对修辞学在文艺复兴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分析，与唐代对文的重视有高度的相似性，包括论辩中词藻的华丽装饰(ornatus)也和唐代王言相比较。再比如美国史家林?亨特(Lynn Hunt)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的专著里，用相当的篇幅阐述了大革命时期出现的特殊语言如何成为改变社会的工具，她用“权
力的诗学”(“The Poetics ofPower”)这一标题来形容这种语言的形塑力量。其实唐代政治的转向中也存在类似现象，只是没有那么剧烈而已。唐前后期对于政治文化权威的表述就有很大的不同，同样是中书舍人或者中书侍郎，我们对照一下前后期这些职位的任命制书，就可以发现，用于描述委以这些职位的官员的素质和履历的用词有显著的差异。
就本书关注的课题而言，在所有来自西方学术的资源中，带给我最深刻启示的莫过于两位人物的著作，一部是思想史家昆汀?斯金纳关于政治书写的分析。当我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了解他关于“言语行动”(speech acts)的说明时，它几乎彻底改变了我对唐代书写(特别是文士书写)的解读方式，虽说现在斯金纳的思想史方法对我来说不再那么新鲜，但在当时，却使我认识到通过唐士大夫的书写去判断其信念，是件多么容易失误的事情。另一个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部著作对我说明唐代清流文化现象的重要意义，是我在形成对清流文化的基本看法多年之后才意识到的，可以说是后知后觉。汤普森笔下的英国工人阶级和唐代的清流成员，无论哪方面，相差都是巨大的，但是两者间竟也有某种意想不到的相似。在汤普森撰作的年代，裁缝和织工的经验很少进入史家的视野，他让我们看到这些卑微的人们是如何造就出宏大的社会图景。而许多唐五代的清流成员，尽管曾经在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时，也同样淡出了今天历史研究者的视野，甚至成为历史的尘垢。
汤普森的著作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是对历史中人的主体性的尊重。从他的解释可以知道，汉语的“形成”一词难以充分包涵“making”的意蕴，后者兼指主体(各类工人阶级成员)对于这一过程的主动参与和他们所处的条件。汤普森说他要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等从他们身后遭受的不屑一顾(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中解救出来。这显然需要历史学家的道德勇气。在一个对精英的作用高度怀疑的时代，将唐代的清流作为彰显的对象虽未必需要有汤普森的勇气，多少也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如果史学工作者也可以分为狐狸与刺猬两个类型，本人无疑属于后者，也就是只能在一个缩得很小的范围内进行聚焦式的工作，不过我读到过一个立陶宛的创始传说，里面提到说上帝一开始曾把大地弄得比天宇还大，多亏一只刺猬的提醒，才把大地缩小到和天宇相称。由此可见，在那只刺猬眼中，大地虽然被缩小了，却仍可以有天宇一般的浩瀚。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陆扬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中国文化概论 读后感.
《中国文化概论》读书报告 读过《中国文化概论》这本书之后,感觉自己身处一个文化展览馆,对于文化相关的方方面面均有所收获,知识体量和思想意识方面都有了明显提升。 《中国文化概论》由张岱年、方克立主编,全书正文分上编、中编、下编三部分:上篇对于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结构、发展历程等方面均有全面的介绍;中编介绍了中国的文化的财产,例如文字、科技、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这一部分从时间线上介绍了有关知识,更倾向于一种科普意义;下篇介绍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系统、近代的转变与革新。每一部分都叙述得详尽而有条理,使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可感的立体结构。作者纵古观今,介绍方式系统而简明,让我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对于中国文化的特征有了整体的把握,对中国的文化瑰宝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并引发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思考。下面我会对最有收获的几个部分进行介绍: 一、文化的本质: 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甚大,故而文化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狭义文化“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人们在看待文化时,不应该讲这两者割裂开来,应当辩证统一的去看待,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与方法论的一个基 本要求。 就我自身而言,往往会将侠义文化视作文化,缺少了一种更高层次的视角,故而在某些问题上也会得出较为经验主义、不具有普适性的结论。读过此书后,我很好的纠正了对文化狭隘的见解。 二、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
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句使用广泛的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揭示了经济对文化的作用:文化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又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作者在这一部分中对农耕经济和商品经济进行了全面的讨论,最后总结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基本特点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促使中国文化保持强大的延续力,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使得中国文化兼具包容性,农耕经济的早熟又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凝重性。反过来,上层建筑对于促进农耕经济的发展,保障农耕经济的长期持续性,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自古形成的庞大的官僚体系,出于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又会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当然,这不仅仅是官僚的阻碍,在农耕经济下中国百姓自古形成的保守、官本位的意识形态,对于商品经济也起到了抑制作用。 三、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 “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 在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文化在各朝各代都存在着冲突和交融,例如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交汇,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贡献,在这些文化的作用下共同形成了当今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 更加让我感触颇深的是中外文化的交汇:第一次中外文化大交汇可以追溯到汉代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从佛教在中国所占据的地位就可以看出佛教对于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起到了巨大的启迪作用。此后,中国的文化系统不仅吸收、消化了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哲学,还在再创造的基础上反输出给其他文化系统。对于第一次中外文化大交汇,可以说中国受益颇多,有助于中华文化的延续。 第二次中外文化大交汇开端于明朝万历年间,水平远超中国的欧洲文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系统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并且至今仍在继续中。在这个文化震荡期,
《大众文化研究》教学大纲
《大众文化研究》教学大纲 崔蕴华编写
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454 目录 前言 (1456) 一、本课程性质、编写目的、课程简介 (1456) 二、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456) 三、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1456) 第一章现代大众传媒与中国大众文化 (1457) 第一节当代传媒与传媒理论 (1457) 一、当代传媒与大众 (1457) 二、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1458) 第二节批判理论流行的背后 (1459) 一、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契合的价值基础 (1459) 二、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相契合的文化基础 (1460) 教学环节设计 (1461) 复习与思考题 (1461) 拓展阅读书目 (1461) 第二章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分析：告别“先锋” (1463) 第一节先锋现象的消失 (1463) 一、“先锋”现象的消失 (1463) 二、失落的冲动 (1463) 第二节新文化现象的崛起 (1465) 一、新生代艺术的崛起 (1465) 二、市民／商业文化意识的出现 (1466) 复习与思考题 (1466) 拓展阅读书目 (1466) 第三章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休闲”现象 (1468) 第一节休闲文化的产生 (1468) 一、休闲的产生与盛行 (1468) 二、休闲的产生原因与特点 (1469) 第二节市民文化与休闲文化 (1470) 一、“第三种力量”的产生及特点 (1470) 二、休闲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调整 (1471) 教学环节设计 (1472) 复习与思考题 (1473) 拓展阅读书目 (1473) 第四章大众文化与中国电影、消费文化现象 (1474) 第一节电影与大众文化 (1474) 一、当代电影的大众化 (1474) 二、电影的消费意识 (1475) 第二节“消费意识形态”的浮现 (1477) 一、消费文化的出现 (1477) 二从“芙蓉现象”看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 (1478)
文化帝国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爆炸性信息得以最快速度传播的今天，文化全球一体化也在悄悄地滋生蔓延。当全世界人都在麦当劳肯德基店进进出出时，当全世界人都在边喝可口可乐边谈论美国好莱坞电影明星时，当全世界人都在沉浸在过圣诞节的欢乐气氛中时，文化帝国主义的黑影便一点一点地变得巨大起来，眈视着第三世界及弱文化国家并向之靠近。 这个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是文化帝国主义扎根的土壤。强大的国家利用自身的优势向弱小国家的民众传播宣扬其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的优越性，希望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弱国民众的本土意识，从而达到在文化、政治、经济上完全控制第三世界弱文化国家的目的。这股不可抵御的力量正在迅速向全球蔓延，以致于第三世界不得不接受“现代性的诅咒”，不但在经济上要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 在文化上也要纳入源自西方的叙事模式。因此有的学者说东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帝国主义国家一直以一种强者的姿态俯视着东方国家。 在帝国主义霸权隐秘的运作方式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正在多方面向东方发起攻击。首先来看我们的言语。现在世界最广泛应用的语言是英语，很多国家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者第一语言。而在英语日渐成为世界的普通话时，世界上的其他语言种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可以说英语尤其是美国英语已成为世界交流的主导语言。西方媒体在披着“公开、公正、客观”的华丽外衣下不断地对中国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价值观念、政治体制等进行抨击，目的是想歪曲对东方国家的理解。在大众文化方面的冲击和入侵尤以好莱坞电影最为明显。在早期好莱坞电影中，“东方”与“黄祸论”不可避免的联系到了一起。19世纪90年代“黄祸论”在欧洲正式形成，并逐渐成为西方对东方的一种论调。“黄祸论”认为黄种人从生理到心理上都是孱弱的、野蛮的，而且粗鄙、暴力、未开化、道德感缺失、异教和幼稚。在这种意识延续下，好莱坞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而在全球化的时代，“东方主义”的政治功能丝毫没有减弱。自从穆斯林世界被贴上美国头号敌人的标签之后，“阿拉伯”就与“恐怖主义”联系到了一起。 因此可以说全球化正在催生另一种形态的帝国体制。它不是以军事强制为杠杆，没有鲜血和暴力，而是一种通过资本、信息和市场来冲击国家主权，促使国家和领土的界限再度淡化的新的帝国主义。在这种文化威胁之下，要求霸权主义消除隐秘运作方式、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的呼声也不断地从东方发起。只有文化、经济、政治上实现了对话，东西方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警惕文化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实行封闭的保护政策，完全和西方隔绝。“不开放无以成文化”，我们在反对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坚决反对文化封闭主义和文化的极端民族主义。中华民族近乎百年的屈辱史告诉我们封闭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我们的民族有着灿烂的传统文化，但是如果只在自己筑起的城墙之内骄傲地自我欣赏的话，就会慢慢地风干萎缩。所以我们民族要不仅要修炼好“内功”，还要大胆地“走出去”。我们要对自己的民族以及民众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在众彩纷呈的异文化中进行适当的取舍，在满足大众对优秀异文化的需求和保持本土文化特色之间做到平衡。事实上，日本、韩国、香港的典型例子告诉我们：在文化上进行适当的开放并不会使本国文化消亡。 因此，我们在警惕文化帝国主义时，还要进行适当的开放，让本国文明和其他各大文明在平等交流中接触，在各大文明激流的碰撞下迸发无限的生机。
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詹家慧 290700223 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近二十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的奇迹，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而当我们欣喜于现代化所带来的繁荣时，也深深体验到了现代化所带来的灾难。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这一切是有代价的，土地越来越贫瘠，淡水越来越缺，天空越来越暗，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来冷漠了，道德意识也越来越淡泊了……于是我们想到了儒家文化。很多思想家重新审视了儒家文化，逐步发现了它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走向中国现代化的中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确实如此，我认为从整体上说儒家文化对于现代化问题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一、对儒家文化的认识 儒学是中国古代一个以孔子为代表的有立场、有观点、有徒众的学术派别，包含了丰富的人生哲学和道德哲学，其要旨是对人的关照，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究，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而儒家文化是在孔子的学说的基础上经过了二千五百年的不断发展变化而演变而成的中国文化。儒家文化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它统治了中国思想领域长达几千年。它有自己的完整体系，它强调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主张以仁爱为核心，包括礼、义、孝、悌、智、勇、忠、信等范畴；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崇尚自然、欣赏自然，认为万物是平等的；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主张全面发展，以整体为美。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都是在相对落后的基础上继承演变发展起来的，截然割断历史的现代化是不存在的。传统儒家文化是历史积淀的结晶，她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也必然渗透到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犹如人体中的血液和水份，不是某个历史英雄说不要就可以不要的。传统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是极为重要的，具体表现为： （一）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这种道德规范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守礼思想虽然有不少消极因素，但也无形中教导着人们要守礼义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很多商家若坚持信誉，将货真价实，买卖公平，那么其商业命运一定不短；但商家若是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哄抬物价，违背信誉，那么其
中国文化概论试题
中 国 文 化 概 论 （习题） ————张令牌 中国文化概 论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25分） 在下列每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并将其字母标号填入题干的括号内。 1．郡县帝最终得以确立时在位的皇帝是（B ）
A．汉景帝B．汉武帝C．汉高祖D．汉文帝 2．尧舜时期的都城建立在（A ） A．汾河谷地B．河套地区C．江淮地区D．胶东平原 3．京杭大运河走向衰落是在（C ） A．宋朝B．元朝C．清朝后期D．明朝前期 4．唐代被称为世界文化融会场和集散地的是（C ） A．洛阳B．上海C．长安D．开封 5．唐宋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状元乡”、“秀才县”，主要是由于（A ）A．典范人物的影响B．自然环境的影响 C．地理条件的影响D．区域意识的影响 6．据东汉学者郑玄解释，能走牛车的路称为（B ） A．径B．畛C．涂D．道 7．京剧脸谱的不同颜色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表示鲁莽豪爽的是（C）A．红色B．白色C．黑色D．紫色 8．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大量考订、校勘、辑佚、辨伪和注解的是( C ) A．浙东学派B．桐城学派C．乾嘉学派D．扬州学派 9．制成最初的指南针——司南的朝代是（ A ） A．战国B．东汉C．北宋D．南宋 10．司马迁把现在徐州以东包括苏州、扬州一带称为（ C ） A．南楚B．北楚C．东楚D．北楚 11．避讳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语言禁忌，避讳之风起源于（ D ） A．南朝B．秦朝C．唐朝D．周朝 12．旧时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伶人行的祖师是（ A ） A．唐明皇B．秦始皇C．嫘祖D．杨贵妃 13．在中国历史上，农民意识强烈的皇帝当属（ C ） A．秦始皇B．汉武帝C．朱元璋D．乾隆 14．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后，剪辫子、穿中山装的服饰标志属于（ B ）A．阶层标志B．政治标志C．职业标志D．信仰标志 15．在我国庆贺婴儿“满月”礼这天，主持“去胎发”仪式的是（ C ）A．爷爷B．爸爸C．舅父D．族长 16．全盘西化的提出者是（ D ） A．李大钊B．郭沫若C．贺麟D．胡适 17．唐代以后通行的文字字体是（ B ） A．行书B．楷书C．隶书D．草书 18．我国古代把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轨道称为（ A ） A．黄道B．红道C．紫道D．白道 19．现存最早的药学专书是（ C ） A．《针灸甲乙经》B．《千金要方》C．《神农本草经》D．《千金翼方》20．元朝把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对待，其中地位最低下的是（ D ）A．蒙古人B．色目人C．汉人D．南人 21．民间人士对中国烹饪地方差异概括正确的是（ A ） A．南甜、北咸、东辣、西酸B．南甜、北咸、东酸、西辣 C．南咸、北甜、东辣、西酸D．南辣、北咸、东甜、西酸 22．宋代文学的代表样式是（ B ）
29775文化学概论
高纲1517 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大纲 29775 文化学概论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编 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Ⅰ 课程性质及其设置目的与要求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文化学概论”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所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使考生通过系统学习对文化的界定、文化学的形成和发展有较全面的了解，熟悉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功能、文化现象、文化类型、文化模式、文化传统、文化传播、文化变迁，以及中西方古代文化流派和近现代文化思潮等内容。通过课程学习，为从事文化问题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1.学习对文化的界定及文化学的形成与发展等知识，了解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2.理解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及文化学的研究方法。 3.掌握与文化相关的知识。 4.了解中西方古代文化流派和近现代文化思潮等内容。 5.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 （三）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联系 “文化学概论”是本专业当中具有提高性质的一门基础课程，它为考生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学知识。考生可以了解文化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与文化相关的一些知识，陶冶性情、丰富思想，从而对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Ⅱ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概述 一、课程内容
本章简要而全面地介绍了人与文化以及文化的起源问题。 二、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个人与文化、民族与文化、人类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把握文化的起源、文化的内涵，从而对于文化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思考。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领会：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与本能以及文化与生态的关系问题。 2.掌握：文化与劳动、文化与语言、文化与思维的关系、文化起源于人类劳动。 第二章文化与文化学 一、课程内容 本章简要而全面地介绍了文化的定义、特征以及文化学的发展简史、学习文化学的基本方法等基本内容。 二、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文化的定义、文化的特征以及文化学的倡导和建立，从而更系统宏观地把握文化学的发展历史。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领会：“文化”的词源、文化的结构、学习文化的基本方法。 2.掌握：文化的经典定义、文化的特征。 第三章文化现象（上） 一、课程内容 本章简要而全面地介绍了物质生产文化、物质消费文化、制度文化等基本内容。 二、学习要求 通过学习，了解物质生产文化、物质消费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基本内容，从而对文化现象有更深刻的把握。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领会：婚姻制度的发展、家庭制度的发展。 2.掌握：物质生产文化的分类、物质消费文化的分类、氏族的演变和定义、民族和国家的定义。 第四章文化现象（下）
中国文化概论知识点总结
1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 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家国一体 2.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 伦理道德 3.老子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 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4.契：商人的祖先 5.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 6.鲁国大夫公豹：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 君子求道，处士，隐逸，穷而乐 7.一般来说传统道德规或德目有两种： 由伦理学家或统治阶级上升为理论的规；在世俗生活中得到认同的习俗性规 8.尚书皋谟把人的美的概括为九项：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9.孟子将母徳扩展为五伦十教 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 10.管仲则提出四维七体 礼义廉耻；（孝悌慈惠，恭敬忠信，中正比宜，整齐樽诎，纤强省用，敦蒙纯固，和协辑睦）综合为六德：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孝友睦棩任恤，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1.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 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 12.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仁爱孝悌 13.礼之运作，包含有之德 谦和 14．老子曾以江海处下为例告诫人们不要自矜自伐自是 15.在中国社会中，是直接贯通的 家，家乡，国家 16.克己奉公培育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精神，要求个体服从服务于整体 17.中国到的不完全反对私利，关键看是否合乎道德 18.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 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立的精神 19.中国传统伦理形成向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这种学说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我，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 20.修己慎独的修养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 自觉性与主动性 21.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容和合理核 先义后利，以义制利 22.孔子强调，并把它作为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准 见利思义 23.宋明理学在把义利与公私联系的同时，又把义利与等同
论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论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院系：师范教育学院 专业：小学教育 班级：13级小学教育专升本（1）班学号：133160139 姓名：牛若南
论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作为古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古代产生深远影响更对现代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是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的传统思想对历代执政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儒家思想也和世界多元价值相互接轨和碰撞，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方面浅析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继承 思想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一个社会起着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思想对一个社会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也深刻的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文明。对一种文化或者说思想的重视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因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集千古圣贤众多儒流于一体的历经变化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影响
1、在国际方面，当今世界政治、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并存的世纪，不同文明之间会出现新的繁荣。但是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仍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并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做出贡献，也将成为世界各国认同的思想观念，还将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准则。儒家文化提倡的这些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世界各国调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 2、在国内方面，儒家思想的“民为邦本”培养了当代社会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对我国社会主义国家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有重要指导作用。也正是儒家思想中重视人民的作用，才促使我们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中之重。 二、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经济体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从孔子时的春秋战国起它支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在中国引起了持续不断的争论，有人说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国民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教人以知书达理之道，有人说儒家思想毒害中国国民，使得知识分子沉迷于
中国文化概论考试重点
名词解释 1.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 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被称为大文化。（广义的文化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正是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因而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 2.狭义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为小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本义是以文教化。 3.嫡长子继承制：（课本）古代统治者实行一夫多妻制，多妻中有一个是正妻，即“嫡”，其子为嫡子，按照周制，继承王位的必须是嫡妻长子。至于这位嫡长子贤与不肖，不在考虑之内。如果嫡妻无子，就只能立庶妻中级别最高的贵妾之子，至于被立者是否为庶子最年长者，也不在考虑之内。 （百度百科）是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西周天子的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庶子为别子，他们被分封到全国各重要的战略要地。其目的在于解决劝慰与财产的继承与分配，稳定社会的统治秩序。 4.封邦建国制：简称封建，即分封制，是由宗法制度直接衍发出来的一种巩固政权的制度，由周人创立。，其主要旨意为将同姓子弟亲属封为地方邦国，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作为保护周王室的屏障。主要内容为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 5.一体石经：东汉灵帝时，为了正定五经文字，在熹平四年，由蔡邕等以隶书书写《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刻于碑石上，作为官方教材，立于太学，史称“熹平石经”，又称“一字石经”。 6.自然神崇拜：把诸如日月星辰、风云雪雨乃至名山大川等自然现象神化，进而把它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加以崇拜，祈求它的保护和赐福。在世界宗教史上的各种自然崇拜中，当推日神崇拜为最盛。 7.六七家宗：魏晋时期，玄学与佛学合流，形成“六家七宗”。“六家”指魏晋时期传扬般若学的六个佛学派别，它们是本无、心无、即色、识含、幻化、缘会。“本无”一家后又分出“本无异”一宗，合称“七宗”。从思想内容说，“六家七宗”都在谈论、宣扬佛教“空”的道理，但具体说法却各不相同。从立论角度、思想旨趣说，“六家七宗”又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派别，即心无、即色、本无。 8.宋明理学：是儒道释三大资源与传统在宋元明时期的新的结合。它以儒学为主干，融摄佛道的智慧，建立了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宋明理学把汉唐以来注疏五经的传统一变而为讲求四书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的传统，并以民间自由讲学之书院为依托，把传统精英文化进一步世俗化了。理学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体现。其主要派别有：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 9.以人为本：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 10.中西体用：是鸦片战争之后就出现的一种观点，流行于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这种理论一面主张引进西方的物质文化，一面又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而二者的关系，前者为“用”，后者为“体”，“用”是为“体”服务的。 简答 1.文化结构的四个层次： （1）由人类加工自然创造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2)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构成的制度文化层。（3）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 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4）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
文化产业概论题库_含答案
文化产业概论 第一章文化产业的基本概念 一、阅读理解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一切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如何理解这句话？ 答：一方面，只有通过符号的创造，人类才能创造文化。人类的一切思想，都是通过语言符号来建构和传达的，我们情感和对世界人生的感觉，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符号才能够充分地捕捉和表达。另一方面，任何符号，都是一定文化的体现，一切文化，都是符号，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 二、文化的三要素是什么？ 答：精神要素：文化的精神内容，主要指哲学、艺术、宗教、伦理道德等思想意义层面的内容。是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动力。 表达要素：文化的表现形态，是表达特定精神意义的物质形态。 规范要素：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包括思维规范，如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艺术程式、风俗习惯，明文规定的如法律条文、群体组织的规章制度等。各种规范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为补充，共同调整着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 三、文化创意产业 答：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意为手段、以文化内容创作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特征的产业。 四、内容产业 答：内容产业又叫数字内容产业，指利用数字化手段和信息技术提供图像、文字、影像、语音等内容服务的产业，其范围包括移动内容、互联网服务、游戏、动画、影音、数字出版和数字化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 五、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 答：1、产品的精神性 人类的精神构成了文化产品的基本内核，尽管文化产品也有一定的物质形态，但物质形式只是一定精神文化内容的载体，精神的内容才是文化产品的本质。 2、消费的娱乐性 文化产品的精神性，使人们在文化消费的时候，能得到教育价值、认识价值和娱乐价值，但对于一般大众文化消费而言，娱乐价值是文化产品价值的主要和基础的价值。人们的喜闻乐见，就成为文化产品的首要要求和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 3、产业的依附性 产业的依附性，是指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文化产业对物质生产力水平和政策、制度环境有更大的附属性和依赖性。（1）文化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水平；（2）文化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政策制度环境。 六、材料分析 如何看待学者明星化的社会现象？（《百家讲坛》和《公开课》） 答：1、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走向大众是有必要的 学者明星化并不一定是一种文化堕落的现象，因为学者所研究的学术是应该被公民大众所共同享有的，因此，应该鼓励学术走向大众，从而发挥学术更多的作用。 2、在鼓励学者、媒体、大众亟需“文化自省” （1）学者关键要做好真正的学问，给公众展现更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谱系，拒绝“学术失身”与“学术泡沫”；（2）大众对于媒介照单全收的心理也需要有所调整，需要提升媒介素养；（3）媒体最关键的是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坚守正确的文化导向，而不是一味地倒向市场与消费。 七、从文化产业的依附性谈如何适应国家政策制度环境 答：1、经营者要多研究国家的政策制度环境，尊重文化市场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 2、国家管理者应该尽可能地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发展文化产业创造良好的政策制度条件。 八、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答：1、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1）从生产的角度看：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文化概论》知识点梳理
中国文化概论 绪论 一、填空题 1、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某种外部状态和联系，通常称为（文化现象） 2、与英文Culture对译的汉语是(文化) 3．“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出自(《说苑?指武》) 4. 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某种外部状态和联系是（文化现象） 5、中国文化属于（国别文化、多民族构成的共同体文化、东方文化） 6、广义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 7、当一种现象以同样的形式反复出现时，其中就含有规律性，成为某一时期、某一国家文化发展中带有典型和标志作用的事情，这些现象称为(文化事象) 8、中国文化又称(中华文化、华夏文化、炎黄文化)) 9、文化传统除了延续性的特点外，还具有（稳定性） 10、中国文化属于（国别文化、多民族构成的共同体文化、东方文化） 11、贯穿于民族和国家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类文化的核心精神被称为（文化传统） 12．学界把一些不属于狭义文化的事物中所具有的人文特性称为(文化内涵) 二、名词解释 1、文化思潮：某种文化观念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事象，在某一特定时期，在一定背景下，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为多数人所赞同和奉行，其形成的潮流是文化思潮。 2、狭义文化：狭义文化又称人文文化，是某一社会集团（民族或阶级）在长期历史的发展中经传承累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总体系。 3、文化内涵：不属于侠义文化的事物中所具有的人文特征，成为事物的文化内涵。 4、文化政策：指定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行政机构对文化领域的问题所颁布的相关规定和对策原则。 5、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 6、.狭义文化：是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传承累计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总体体系。 7、广义文化：广义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 8、文化事象：当一种现象以同样的形式反复出现时，其中就含有规律性，成为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国家(民族或地域)文化发展中带有典型和标志作用的事情，这些现象成为文化事象。 9、文化观念：一个时期某一阶层或某一行业的人群对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和看法。或在某一文化事象里所表现的意识形态，称作文化观念。 10、文化政策：指一定时代，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行政机构对文化领域的问题所颁布的相关规定和对策原则。 11、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12．民族文化: 不同的民族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化的差异与特色是划分民族的标志之一。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由于历史发展条件和文化本身的结构、功能等方面的特点，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发展中，在这一或那一历史时期，相对而言，有比较昌盛、发达、普及的；也有昌盛、发达、普及的程度稍差一些的。但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会因此而丧失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 三、简答题 1、文化被划分成哪两个层次?两个层次的区别是什么? 答：①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②上层文化指宫廷文化与上层文人所创造、拥有的文化；底层文化指民间文化，即不依赖于统治阶级的广大人民及其精英人物所创造、拥有的文化。 第一章
大众文化研究
第一章(第一节) 1、“文化”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其中不包括（B） A 与文明同义 B 文学意义 C 美学意义 D 人类学意义 2、下列形态中不属于描述性意涵（D） A 华夏文明 B 印加文明 C 西方文明 D 有教养文明 3、下列形态中不属于规范性的意涵（B） A 文雅的文明 B 基督教文明 C 懂礼貌的文明 D 有教养的文明 （第三节） 1、中产阶级出现后，文化图谱由一分为二变成了三分天下：即上层阶级文化、（A）下层阶级文化。 A 中产阶级文化 B 中层阶级文化 C 中下层阶级文化 D 中上层阶级文化 2、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对概念则建立在（C）的主题划分的基础上的。 A 管理学 B 经济学 C 社会学 D 新闻学 3、精英文化属于（B）的文化 A 和风飘絮 B 阳春白雪 C 春风飞扬 D 春暖花开 4、大众文化是（A）的文化 A 下里巴人 B 乡下人 C 农村人 D 平民 5、在中国当下，文化的类型划分则必须具有特殊性，我们依照（D）的论述将其划分为五种类型。 A 中心 B 重点 C 主旨 D 主流 6、(A)是指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建构起来的文化，具备一定的政治经济权利。 A 主导文化 B 传统文化 C 民间文化 D 精英文化 7、英国传播学者威尔逊认为，（C）是“某个社会中所有人的文化”。 A 主导文化 B 传统文化 C 通俗文化 D 民间文化 8、英国伯明翰学派学者（D）将大众文化界定为“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用，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 A 雷蒙.威廉斯 B 威尔逊 C 托马斯 D 约翰.哈特利 9、在我国传统的用法中，通俗文化与民俗文化指的都是一种（A）的文化形态。 A 前工业社会中 B 后工业社会中 C 中期工业社会中 D 中后期工业社会中 10、文化的外延，指向三个领域：物质、（C）和社会实践。
浅析文化帝国主义问题
浅析文化帝国主义问题 45秒钟的电视广告： 女摇头，众人不解，不知少女意欲何求，这时一推销员推车前来，边走边叫，“可口可乐”，少女立即喜笑颜开，也跟着“可口可乐”起来，大家一起会心点头，相视而笑。 广告更能准确无误的传递出“可口可乐”这一“世界语言”的张狂个性。除了“可口可乐”正在侵蚀我国的饮食文化外，放眼望去，你会震惊的发现，我们的生活、情感甚至我们的观念，正在或已经成为美国通俗和流行文化通行无阻的跑马场。这是什么？这是霸权！而且是一种比美国隐形轰炸机更具杀伤力的看不见的霸权。为什么我们会喝着可口可乐叫着打倒美帝国主义，为什么我们会起一个英文名在网上呼吁抵御外来文化的扩张，为什么我们会刚贴完拒绝麦当劳的标语转身就要吃肯德基……这些举动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的文化已渗透到世界各地。 国的文化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美国的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美国就能在任何时候比任何国家都要强大，就能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导弹+经济+文化=美国式的全球化，这是美国图谋称霸世界的公式。导弹这种外在加暴力并不十分可怕，比导弹更加可怕的是经济和文化，经济渗透和文化扩张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人们把美国的文化扩张称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下诞生的。所谓“新帝国主义”，指的是在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民族独立的条件下，帝国主义的扩张战略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以经济和文化控制为主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的帝国主义属于军事帝国主义，那么“新帝国主义”则属于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家凯文·罗宾斯指出，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不仅仅牵涉到经济，实质上是美国化，也就是把世界改造成以美国为“村长兼警察法官”的“地球村”。学者H.I.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在某个社会步入现代世界系统过程中，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世界系统中的核心势力的价值，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世界系统相适应的过程。”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凭借其经济、语言、技术等软力量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文化渗透，力求建立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其政治经济霸权的“全球文化”。这种“全球文化”，实际上是英语文化，更准确地说是美国文化。 一，它是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而进行的扩张过程；第二，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而实现的全球性文化支配；第三，由于信息产品的文化含量最高（或者说信息本身就是文化产品），那么，很明显，这种
文化学概论课件
文化学概论 主讲教师：彭厚文 第一章文化释义 第一节什么是文化 ?一、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 ?“文”与“化”出现于三千年前的卜辞。 ?古书中最早把文、化放在同一句子的文献是战国末年的《周易》，其《贲卦·象传》说：“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化二字复合，联成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中国古代的文化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文治与教化。 ?二、西方的文化概念 ?在西方，文化一词源自拉丁文cultura，在德文中为kulture，在英文和法文中为culture。 ?西方古代的文化概念，其含义与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有着重大区别。
?西方学术界两个有影响的文化定义： ?（一）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定义。１８７１年，他在《原始文化》中提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二）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定义。 ?１９５２年，他们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提出：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着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 ?三、中国现代学者对文化概念的理解 ?中国现代学者对文化概念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描述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为主的定义，《辞海》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可作为代表。 ?一类是以揭示文化本质属性为主的定义，冯天瑜在《中华文化史》中下的定义可作为代表。
17春《中国文化概论》课后复习资料
17春《中国文化概论》作业_4 交卷时间：2017-08-16 16:04:21 一、单选题 1. (4分)中国寺庙最早见于记载的是 A. 苏州寒山寺 B. 登封少林寺 C. 洛阳白马寺 D. 开封相国寺 纠错 得分：4 知识点：3.6中国宗教信仰情况 收起解析 答案C 解析 2. (4分)空前提高文章的价值和功用，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的是
A. 孔子 B. 曹丕 C. 韩愈 D. 朱熹 纠错 得分：4 知识点：3.3文学成就和文学思想收起解析 答案B 解析 3. (4分)《古兰经》是哪个教派的经典 A. 佛教 B. 道教 C. 伊斯兰教 D. 基督教 纠错
得分：4 知识点：3.6中国宗教信仰情况收起解析 答案C 解析 4. (4分)古汉字与今汉字的分水岭是 A. 甲骨文 B. 金文 C. 小篆 D. 隶书 纠错 得分：4 知识点：3.2语言文学和古代典籍收起解析 答案D 解析 5.
(4分)认为“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盗跖，其性一也”，道德与知识来源于后天环境的教育和积累，这位思想家是 A. 孔子 B. 孟子 C. 荀子 D. 曾参 纠错 得分：4 知识点：3.8中国古代教育 收起解析 答案C 解析 6. (4分)（）翻译出版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天演论》 A. 康有为 B. 梁启超 C. 严复 D. 冯桂芬
纠错 得分：4 知识点：8.1深层文化差异 收起解析 答案C 解析 7. (4分)中国古代音乐，可以独奏的乐器中，地位最为重要的是 A. 琴 B. 筝 C. 笛 D. 箫 纠错 得分：4 知识点：3.7中国艺术 收起解析 答案A 解析
关于文化帝国主义
关于文化帝国主义 关于文化帝国主义 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身着奇装异服，哈韩哈日，言必称欧美的少年。于是，很多人开始高呼要保卫中国传统文化，抵制外来文化。其实，这些现象无非是说明了我们社会中某些空白之处被外来的文化填补了。如果说，这些行为真的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规范，需要进行引导的话，我认为反对者们首先要做的不应该是长篇累牍的口诛笔伐，而是尽快地找出能改变这些少年行为的“文化替代物”，但是很可惜，我们的学界和业界是有一些脱节的，很多人在呼吁抵制来自外部的文化冲击的时候，却不知道开发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 中国的电视产业的现状也许最能清晰地体现这种文化 供需上的失衡，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的电视产业每年有约600万小时的节目缺口。以儿童节目为例，中国18岁以下人口达3.67亿，但儿童节目连利基市场都不是。中国电视台的儿童节目过多依赖进口卡通，而且经常定位不当。在很多时候，我们媒体的内容话语缺失了。 英国著名学者约翰·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将文化帝国主义划分为四个层次: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及对现代性的批判。对于这个理论，我们更多是在众多学者高呼“狼来了”的时候接触
到的，当今也需要我们也对文化帝国主义作出批判，但我们或许应该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处理传统文化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抵制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入侵。这里，我想更多追问的是，中华文明的自信到哪里去了，是否大规模抵制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产品就可以使中华文明得到伟大的复兴？ 捍卫本国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的同样今天是一个具有全球性的话题。有人作出过统计，到1999年，法国影视市场的72%，德国影视市场的90.05%，日本影视市场的64%以上均为美国所抢占。电视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和严重，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98年统计，世界各国进口的电视节目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来自美国，这其间既有新闻节目、专题节目，更多是电视片（特指电视剧之类的片目）。新西兰的电视节目有50%来自美国，拉美的电视节目竞有85%来自美国。而中国的情况是，在2000-2004年间，我国进口影片4332部，其中从美国的进口占40%-50%，中国电视台播出的进口影片4000多部，美国片也约占一半。可以说在当今世界，无论那个地区，哪个国家，都能感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会被吞并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些杞人忧天，以下几点是我想要说明的。
说中——儒家拿捏分寸的智慧与中国现代化文化之建设
说"中"——儒家拿捏分寸的智慧与中国现代化文化之建设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儒家即基本上落于某种不名誉的状态。“五四”时期这种不名誉常常与落后、保守、反动、阻碍现代化等联系在一起，而今天，这种不名誉却是通过与时代脱节、不能因应时代的问题和要求表现出来。但在实际上，儒家言“中”、“致中”的活“精神”仍在当今发生作用，传统儒学到今天依然是作用于广大民众之间的“精魂”。儒家的“中”是一种行事方式，也不可否认，由“致中”所表现的无确定性的行为方式在现代化文化建设中存在着诸多弊病。 标签：“中”；儒家；中国现代化文化之建设 一 首先，我将从列文森尤其是余英时先生的儒家“游魂”说引出问题，认为儒家言“中”、“致中”的活“精神”仍在当今发生作用；其次，我将检讨儒家“致中”的实质及其潜藏的问题，并分别以荀子和黑格尔作对照；再次，我将简略地说明由“致中”所表现的无确定性的行为方式在现代化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弊病。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儒家即基本上落于某种不名誉的状态。五四时期这种不名誉常常与落后、保守、反动、阻碍现代化等联系在一起，而今天，这种不名誉却是通过与时代脱节、不能因应时代的问题和要求表现出来。 无疑，将儒家的这种不名誉状态斩截得更为分明，甚至推向极端的，列文森算是其中一个。依列文森，“儒教集团在荆棘与环境下正走向崩溃，它们的鼓、锣被抛在一边，置于腐臭的杂草与废物之间。数千年来赋予孔夫子的神圣色彩消失了，而且没有人试图挽救之”。果如是，即儒家思想乃以自身之死成全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过渡。 假如预认了列文森的说法，那么，我们在逻辑上也大体可以说，张之洞、康有为的“光荣而坚决的西化”，毛泽东时代儒家的“博物馆化”，当代新儒家的“玄辨化”以及当今我们儒学研究的“文章化”、“标签化”，大概都可以看做是儒学已经“死”了的一种表征。 或许，余英吋先生正是从儒学已远离传统的历史情境，“徒托空言”远胜于“见之行事”，甚至流于人们满足智商的一种谈资这一事实出发，将儒学在今天的现况以“游魂”加以描述。 列文森的儒家“博物馆化”说，在美国一出台便招致一些海外新儒家顽强而严厉的批驳，尽管列氏的分析不乏睿智。而相比之下，余英时先生的“游魂”说在大陆却有很大的影响，其间原因固然不仅仅来自余先生在学问上的声名之隆。很大程度上，“游魂”说的影响似乎主要来自一位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敏锐而坚实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