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案例及讨论
“汉中案件”可谓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第一案。案件大致如此：
1984年10月，患者夏素文，59岁，被医院诊断为“肝硬化腹水”。1986年6月，病情加重，被送入汉中市传染病院肝炎科住院诊疗。经该院肝炎科主任、主治医师蒲连生诊断为：１、肝硬化腹水；２、肝性脑病（肝肾综合症状）；３、渗出性溃疡并褥疮２－３度。入院后的第三天，病人烦燥不安，于1996年6月28日清晨开始昏睡，８时医院查房，夏素文的儿子王明成向该院院长雷某询问病情，雷某答：“病人送得太迟，已经不行了”。王听后，要求为其母实施安乐死，免受痛苦，雷回绝。９时，王明成及其妹王晓玲来到蒲连生办公室，要求为其母实施安乐死，蒲先回绝，在王明成兄妹表示愿意承但责任后，蒲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的处方，注明家属要求“安乐死”，王明成在处方上签了“儿子，王明成，6月28日9点40分”的字样。护士长将处方退回医生办公室，拒绝执行。蒲又指令实习生为夏执行处方，实习医生不从，但在蒲的斥责下，无奈违心地为夏注射，实际只向病人的体内注射了75毫克。蒲又交代接班医生李某，“夏素文若在12点尚未咽气,你再打一针”。后李某又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的处方，让护士注射。夏素文于29日凌晨5时死于病房。（摘自《医德的困惑与选择：医学伦理学案例分析》（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1980年，蔡根法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国内首篇介绍安乐死的文章后，仅有少量反对文章，随后多是对安乐死的肯定性的证明。
1986年6月28日，在王明成和妹妹一再请求对母亲实施安乐死的要求下，蒲连升医生为病人夏素文实施了安乐死。后来，王明成的大姐把蒲医生告上法庭。汉中市公安局遂立案侦查，随后将蒲连升、医生李某、王明成和其妹收审。同年9月，汉中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和王明成批准逮捕。当时此案在国内法学界和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安乐死的大讨论。
1986年1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医学哲学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邀请了30多位医学界和哲学界人士座谈关于安乐死的问题。
1987 年1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午间半小时》节目中播出安乐死讨论会的录音节目后，节目组收到了邓颖超同志的来信，信中说：“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了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很赞成，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1987年8月，在我国上海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安乐死学术讨论会”，百余名哲学、伦理学、法律、医学和社会学界的学者对安乐死进行了深刻激烈的讨论。
1988年在七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妇产医学严仁英权威、儿科专业的泰斗胡亚美首次提交安乐死立法议案，并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1990年3月，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汉中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并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法院“不作犯罪处理”的批复下，汉中法院于1992年3月做出终审判决：王明成及蒲连升无罪。
1994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安乐死学术讨论会，就安乐死的医学、社会、伦理、法律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陈蕃等人发出《关于建立“自愿安乐死协会”倡议书》，并拟就了《中国自愿安乐死协会章程（草案）》，受到社会的关注。
2001年10月8日，上海市闵行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该市首起"安乐死"的实施人梁万山判处有期徒刑5年。92岁的梁母因脑溢血深度昏迷瘫痪，形同植物人。67岁的儿子梁万山不忍其母受痛苦，为救母病钱耗尽。一向孝顺的他终于用触电的方式结束母命，以后投案自首。此案的审判结果更表明我国司法界视主动安乐死为故意杀人罪。
2003年，在“十届人大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受中国另一位医学重量级人物胡亚美的委托，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
2003年6月，国内媒体大量报道王明成要求安乐死新闻，再度引起人们对安乐死的关注。
2003年7月，针对有政协委员在广东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应可以实行“安乐死”，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违反《宪法》。
十多年来，安乐死的各类事件不断发生，核心问题是安乐死能不能被伦理证明，立法是
否有适宜的条件。
安乐死立法必须非常完善
陕西汉中人王明成，十几年前曾为母亲请求医生施行“安乐死”而成为我国安乐死事件第一人。但当他自己也因患胃癌晚期，疼痛难忍而请求医生实行“安乐死”，却被医院拒绝了。于是，王明成放弃治疗出院回家。最近，当王明成在病痛中去世后，安乐死的沉重话题再次回到人们面前。不少人认为有关部门应该为“安乐死”立法，以解决患者的痛苦和医院、家属的两难处境。
笔者认为，“安乐死”是当今社会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为“安乐死”立法必须慎之又慎，切不可操之过急。实际上，早在1935年，全世界第一个提倡自愿“安乐死”的团体就在英国成立，“安乐死”也从此开始了它在人类伦理、医学、法律等领域的蜗牛般爬行。各种调查统计数据都显示，大多数人对于“安乐死”持理解和支持的态度。
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荷兰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而荷兰人敢于“吃螃蟹”的行为，却遭到了众多国家政府的强烈反对。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安乐死”面临着巨大的医学难题。什么样的病人才是无法治愈的，什么样的痛苦才是病人难以承受的？对此，有时候根本无从断定。临床医学是在不断探索、实践中逐步发展的，有些病症看上去已无救治的可能，而实际上又有“起死回生”的希望；有些病症目前无法治愈，但是几年、十几年之后就有可能被治愈了；有些意志力薄弱的患者，可能会因一时之痛而自愿放弃治疗；有些病人家属，可能是因为不愿意受拖累才请求医生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在具体的临床实践中，如何应付、甄别种种复杂的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次，因为“安乐死”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医学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如何才能避免不法之徒借实施“安乐死”之名，行谋杀病人之实？“安乐死”一旦开禁，会不会导致“安乐死”的滥用？这是最令人担忧的。为避免这些问题出现，荷兰法律为医生实施“安乐死”作了相当严格而详细的规定：一是病人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接受安乐死，并且要病人多次提出相关请求；二是根据目前通行的医学经验，病人所患疾病必须是无法治愈的，而且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认为是难以忍受的；三是主治医生必须与另一名医生进行磋商以获取独立的意见；四是医生必须在“安乐死”实施后向当地政府报告等。
然而，即使有了这些严格而详细的规定，恐怕也很难完全杜绝“安乐死”不被人所利用。因此，实施“安乐死”，立法必须非常完善与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