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相关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相关生物标志物研究

进展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关键词】涎腺肿瘤流式细胞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

涎腺粘液表皮样癌（mucoepidermoid carcinoma）是口腔颌面部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它危害人类健康、威胁人类生命。根据国内六院校统计资料，在11947例涎腺上皮肿瘤中约占30％[1]，可见于任何年龄，40～60岁为发病高峰。根据癌细胞分化程度和生物学特点，分为高分化（低度恶性）、中分化（中度恶性）和低分化（高度恶性）三型。当前，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的组织学诊断主要依靠HE染色切片，还没有一种用于诊断或估计预后的特异性标志物，因此研究用于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的诊断、预后和治疗特异性标志物就显得非常重要，随着肿瘤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一些新的生物标志物不断出现，不仅对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的病理诊断提供了帮助，并为其预后、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独特作用[2]。但是目前，国内外所报道的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相关生物标志物较少，很多学者正在致力于对其的研究中。

1 肿瘤增殖标志物

肿瘤细胞DNA异倍体是恶性肿瘤细胞特征性标志之一，瘤细胞的增殖分数决定肿瘤的恶性程度，可以采用流式细胞术（flow cytometry，FCE）对癌细胞DNA倍体状态及其增殖分数进行分析，为患者的预后提供客观的信息[3]。Hicks等[4]对涎腺粘液表皮样癌预后因素进行研究时发现，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的增殖分数是评价其预后的明显因素。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细胞DNA倍体状态与复发及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因此，DNA倍体和增殖分数的检测是研究涎腺粘液表皮样癌增殖状态的基本方法之一。

1.1 增殖细胞核抗原（Prolif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PCNA）白，作为DNA聚合酶δ的辅助因子直接参与DNA的合成，对DNA复制的调节起重要作用。它在增殖细胞中表达最高，是评价细胞增殖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与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的恶性程度及预后有关。在PCNA表达与涎腺粘液表皮样癌恶性程度相关性研究中，许多学者均发现涎腺粘液表皮样癌恶性程度与PCNA表达指数明显呈正相关[5，6]。Takahashi等[7]对27例腮腺肿瘤病人预后与PCNA表达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将病人分为良性、低度恶性及高度恶性三组，高度恶性组的复发率和病死率明显高于良性和低度恶性组，结果发现相应的PCNA指数分别为0.7%、2%及23.1%，高度恶性组PCNA指数明显高于其他两组，故认为PCNA是决定腮腺肿瘤的预后的重要因素。

1.2 Ki67

Ki67抗原是由两条多肽链联成的核蛋白，是核基质的一部分，它的表达因细胞周期而异。Ki67在G1中期到晚期出现表达，在S期和G2期逐渐增加，在有丝分裂期达到最高值，有丝分裂后迅速降解。可以通过单克隆Ki67抗体来检测肿瘤细胞的增殖状态。研究表明，Ki67抗原表达与涎腺粘液表皮样癌恶性程度密切相关，随着恶性程度增高，Ki67抗原表达水平也明显增高[8，9]。Skalova等[10]通过对35例涎腺粘液表皮样癌患者的研究，认为Ki67抗原的表达水平可作为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的一个明显的预后因素。

2 癌基因与抑癌基因

2.1 C erbB 2

原癌基因c erbB2，又名HER－2或erbB相关基因，它位于人类17号染色体长臂的2区1带，转录一种结构类似于EGFR的mRNA，编码分子量为185000的跨膜酪氨酸激酶蛋白，在正常细胞的分化和细胞生长信号传递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经研究发现，在高度恶性涎腺粘液表皮样癌中，普遍存在c erbB2的过度表达，而且c erbB2癌基因蛋白阳性表达率随涎腺粘液表皮样癌恶性程度的增高而增高与其组织病理学分级正相关。在预测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的进展中起到一定的作用。Press等[11，12]用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 tion，FISH）和免疫组化方法对58例涎腺粘液表皮样癌进行研究，38％出现c erbB2过度表达，21％观察到c erbB2基因扩增；有基因扩增的12例中，11例均出现c erbB2过度表达，两者与MEC的复发和生存率降低明显相关，经与其他传统预后因

素进行多因素分析后表明，c erbB2基因扩增及过度表达是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独立的预后因素。

2.2 p53基因

p53基因是目前公认的抑癌基因，其结构和表达的异常，是迄今为止人类肿瘤中最常见的基因改变之一，人们对p53基因在人类肿瘤中的作用做了较多的研究。大量研究表明，p53基因的丢失、突变甚至重排都广泛存在于肿瘤组织和培养的肿瘤细胞中，突变频率高达50%，显然p53突变与人类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Soini研究表明p53在涎腺癌中的阳性率(22%)明显低于肺癌阳性率(63%)，其中14例粘液表皮样癌中仅有3例p53阳性，3例未分化细胞癌中有2例阳性表达。Azuma等用一种使瘤细胞选择生长的培养方法，对来自涎腺多形性腺瘤的标本用免疫组化方法观察了p53的表达，提示p53突变在唾液腺的多形性腺瘤的发展中起一定作用。也有学者[13]在粘液表皮样癌的研究中表明，p53蛋白异常表达率是较低的，而p53总阳性率则较高，p53在低分化粘液表皮样癌中的阳性率大于中、高分化粘液表皮样癌，说明p53的阳性表达与肿瘤的分化程度有关，分化越差，阳性率越高。

2008年8月白美玲等：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相关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第4期2008年8月河北北方学院学报（医学版）第4期2.3 p16基因

p16基因是继p53之后新确认的又一个与人类多种肿瘤相关的抑癌基因，其表达产物p16蛋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1个直接控制细胞增

殖周期的细胞内固有蛋白，许多恶性肿瘤均与p16基因的异常表达有关[14]。p16基因定位于人类第9号染色体短臂(9P21)上，由3个外显子和2个内含子组成，该基因的产物是p16蛋白。p16蛋白能与细胞周期素D竞争性结合细胞周期素依赖蛋白激酶(CDK4)，从而抑制PRb的磷酸化，导致细胞生长抑制，阻止细胞从G1期进入S期，正反馈抑制细胞增殖。当p16基因发生突变后，细胞周期正反馈调节失效，导致细胞向恶性转变。Cerilli等的研究结果提示p16基因的失活在某些涎腺导管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15]。p16蛋白失表达与肿瘤细胞生长快、异型性大等恶性肿瘤的病理特征相关，可以作为判断预后的较有价值的客观指标。

2.4 ΔNp63

p63作为p53家族成员之一，首先引起关注的是其在肿瘤中的作用。p63有两种异构体，即TA异构体和ΔNp63异构体，二者具有完全相反的功能，TA异构体具有抑制肿瘤的功能，可使细胞进入细胞周期和/或诱导凋亡，而ΔNp63异构体可能具有某些原癌基因的活性，可以抑制TAp63和p53依赖的靶基因的转录，不诱导凋亡。目前对于p63在涎腺肿瘤中的表达研究较少。国内有学者通过对ΔNp63在涎腺上皮性肿瘤中表达的半定量分析，显示ΔNp63在涎腺上皮性恶性肿瘤中的表达高于良性肿瘤。随着涎腺肿瘤分化程度的降低、细胞间变，ΔNp63表达增强，提示ΔNp63并未作为肿瘤抑制基因起作用，相反在促进癌细胞增殖与去分化中有显著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为ΔNp63具有的原癌基因活性提供了佐证。

2.5 p27

p27是一种细胞周期因子依赖激酶2（CDK2）和细胞周期素E （CyclinE）的复合物，阻止细胞由G期进入S期，进而抑制癌细胞的增殖，而且p27在涎腺恶性肿瘤中的表达比良性肿瘤明显低[16，17]。Choi等[18]对粘液表皮样癌预后与p27表达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p27的低表达与粘液表皮样癌恶性程度较高，区域淋巴结出现转移以及患者处于临床的Ⅲ、Ⅳ期之间明显相关，p27表达在各种临床及病理学因素中是最显著的预测生存期的因素。低表达提示预后差，是预测涎腺粘液表皮样癌预后的独立因素。

3 粘附分子标记物

3.1 CD44v6

有关CD44v6在涎腺肿瘤表达的研究不多，Xing等[19]发现涎腺多形性腺瘤的上皮成分和肿瘤间质成分均表达CD44v6，而腺样囊性癌等恶性肿瘤只有肿瘤细胞表达CD44v6，并与恶性程度无关。Kapadia 等[20]发现涎腺导管癌肿瘤均表达CD44v6。国内吴轶群等[21]报道，CD44v6在腺样囊性癌的阳性表达率为70%，并且与组织学类型和复发有关。比较这几种肿瘤的组织学来源和肿瘤性上皮细胞成分及根据上述研究进展，可以认为CD44v6粘附分子在涎腺肿瘤中的表达，可以帮助了解涎腺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分子生物学改变、判断其组织学来源，并且有可能作为涎腺肿瘤预后评估的参考指标。

3.2 Pan钙黏蛋白

Pan钙黏蛋白是一类介导同样互相黏附的钙依赖性跨膜蛋白，参与

形成与维持正常细胞间连接，是介导细胞间连接最重要的一类分子。细胞间黏附分子的缺失，是许多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在实验中发现钙黏蛋白在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组织中的表达位于细胞膜上，这也反映了这种黏附分子的正常功能定位，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组织中普遍存在Pan钙黏蛋白的基因的失活和表达缺陷，致使维持细胞间的黏附功能丧失，从而导致粘液表皮样癌细胞增殖、分化失控，转移能力增强。Pan钙黏蛋白在高分化癌组织中呈阳性或强阳性表达，而在低分化癌组织的表达明显下降，表明癌细胞的分化依赖于Pan钙黏蛋白的维持。资料还显示，在有淋巴结转移组中，Pan钙黏蛋白表达明显低于无淋巴结转移，提示Pan钙黏蛋白的表达与淋巴结转移有关[22]。故检测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组织中Pan钙黏蛋白的表达对判断肿瘤的恶性程度，预测淋巴结转移趋势，指导临床治疗方案，以及改善患者的预后均有重要意义。

4 其它

耐药性的产生是由于细胞膜上耐药基因MDR，编码的P糖蛋白（P gp）过度表达所致，多药耐药基因（Multi drug resistance gene，MDR）的表达产物P gp是一种跨膜蛋白，本身形成单一生物通道，具有药泵功能，可是细胞内的化疗药物量浓度梯度转运出细胞，降低细胞内药物浓度而产生耐药性。MDR基因编码的P gp在人正常组织有不同程度的表达，主要分布在有分泌功能的内皮细胞中。许多学者利用免疫组化和特异性核酸探针研究发现涎腺粘液表皮样癌均有MDR基因表达[23]。故检测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组织MDR1/P gp的

表达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也可将肿瘤细胞MDR1/P gp表达水平作为判定治疗方案，判断预后的参考指标。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是一种由疏键连接的同源二聚体糖蛋白，分子量34～50KD，人VEGF 基因位于染色体6p21.3，由8个内显子和7个内含子构成，由于剪切方式不同可产生不同单体。VEGF广泛分布于肿瘤细胞。但VEGF受体几乎只分布于内皮细胞表面，目前已发现的VEGF受体有flt1和KDR/fik1，均属酪氨酸激酶受体[24]。VEGF与受体结合后，受体发生自身磷酸化，诱导一系列信号转导机制，从而发挥生物学效应。VEGF可增加微血管通透性，诱导血管大分子物质的漏出，有利于外基质的形成，为血管内皮细胞的增生、血管的形成、提供支持辅助血管生成。还可以通过内皮细胞特异性受体刺激血管内皮细胞增生和毛细血管袢形成，诱导血管内有丝分裂，直接刺激血管生成，并产生纤维蛋白原激活物和胶原酶，促使细胞脱落进入血管或向邻近纤维蛋白和结缔组织基质扩散，为肿瘤浸润、转移创造条件。VEGF在涎腺粘液表皮样癌中表达主要位于中间细胞和表皮样细胞的胞浆和胞膜，它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刺激血管生成。因此，VEGF在病理性生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血管生长抑制剂，现在被认为是抑制肿瘤生长最有前途的治疗策略之一。故检测VEGF在涎腺粘液表皮样癌的表达，有助于判断肿瘤的恶性程度和病人的预后[25]。

综上所述，随着肿瘤分子生物学进展，人们已认识到肿瘤的发生是一个多基因参与、多阶段的病理过程。通过研究，各种标志物对涎腺

粘液表皮样癌的早期筛查、诊断、病理分型、分级、风险评估、转移趋势及预后等方面的意义各不相同[26]。所以建议这些标志物应联合应用，才能对治疗涎腺粘液表皮样癌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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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kalova A，Lehtonen H，Von Boguslawsky K，et al.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cell proliferation in mucoepidermoid carcinomas of the salivary gland.Clinicopathological Study Using MBI 1 antibody in Paraffin Sections[J].Hum Pathol，1994，25：929935

34βe12、P63在涎腺黏液表皮样癌中的表达

目录 中文摘要 (Ⅰ) 英文摘要..............................................................................................................III 前言. (1) 1材料与方法 (3) 1.1实验材料 (3) 1.2主要仪器和设备 (3) 1.3实验方法 (4) 1.4免疫组化评分标准 (5) 2实验结果 (7) 2.1MEC病理组织学分型 (7) 2.234βe12和P63在NSG组和MEC组中的表达 (7) 2.334βe12和P63在不同的MEC组织病理学分型中的表达 (7) 2.434βe12和P63的表达与MEC临床表现的关系 (8) 3讨论 (10) 4结论 (13) 参考文献 (14) 综述 (17) 附录 (26) 致谢 (29) 在学期间承担/参与的科研课题与研究成果 (30) 个人简历 (31)

山西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4βe12、P63在涎腺黏液表皮样癌中的表达 摘要 目的： 本实验通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分别检测34βe12、P63在涎腺的正常组织（Normal salivary glands，NSG）和黏液表皮样癌(Mucoepidermoid Carcinoma，MEC)中的表达情况，以探讨二者在涎腺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临床意义。 方法： 本实验的研究标本来自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病理科存档的手术切除的涎腺肿瘤组织的石蜡标本（时间为2006年1月-2014年1月），其中正常涎腺组织（NSG）为10例，黏液表皮样癌（MEC）为35例，采用免疫组化法分别检测二者在各组织块中的表达情况，所得的实验数据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34βe12在10例NSG组中无表达，而在35例MEC组中有30例呈阳性表达，阳性率为85.7％，两者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34βe12在MEC的20例高分化组和15例低分化组中阳性表达数分别为16例（阳性率为80.0％）和14例（阳性率为93.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34βe12在31例无复发组中的阳性表达率为83.9％，4例复发组全部表达，复发组的34βe12阳性率显著高于无复发组（P＜0.01）；34βe12在31例无淋巴结转移组中的阳性表达率为83.9％，淋巴结转移组中4例全部表达，淋巴结转移组的34βe12阳性率显著高于无转移组（P＜0.01）；34βe12与黏液表皮样癌以肿瘤部位、性别、年龄各组之间的阳性表达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2）P63在NSG组和MEC组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10％、71.4％，两者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P63在高分化组和低分化组中阳性表达例数分别为12例（阳性率为60.0％）和13例（阳 I

第三章 第一节 饱和烃生物标志物组合类型及地化特征(1)

第三章烃源岩可溶有机质生物标志物组成特征 第一节饱和烃生物标志物组合类型及地球化学特征 饱和烃生物标志物组成比较复杂，在原油和烃源岩中分布比较广的主要有正构烷烃、类异戊（间）二烯烷烃、环烷烃（甾、萜类化合物）等。这些化合物的相对组成及分布特征取决于烃源岩有机组分的生源母质、沉积环境和成熟度等多种地质和地球化学因素。因此，烃源岩中饱和烃生物标志物组合特征可以反映烃源岩中有机质的原始母质、沉积环境及演化程度。不同层位或同一层位的泥岩，由于沉积环境的差别，地球化学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为了便于讨论不同层位或同一层位不同岩性组合的烃源岩的油源贡献，根据烃源岩的生物标志物组合特征，可将其划分为三大类型（MA、MB、MC）。 一、烃源岩生物标志物组合类型 1．MA类 MA类烃源岩正构烷烃碳数分布特征呈单峰态前峰型（或正态型，个别为双峰态前峰型），植烷（Ph）相对含量大于姥鲛烷（Pr）的相对含量，β-胡萝卜烷和伽马蜡烷相对含量中等～很高；ααα20RC27、C28、C29甾烷呈“V”型分布，部分样品中ααα20RC27甾烷含量接近于甚至大于ααα20RC29甾烷的含量。表明烃源岩形成于湖水盐度较高的还原环境，有机质生源以低等水生藻类为主，有高等陆源植物生源贡献。这类烃源岩中代表来源于藻类生物的规则甾烷与来源于原核生物细菌的藿烷系列化合物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也反映了藻类生物生源的有机质占优势。 根据β-胡萝卜烷和伽马蜡烷的相对含量，MA类烃源岩可进一步划分为MA-I和MA-II 两亚类。MA-I烃源岩中β-胡萝卜烷含量较高，伽马蜡烷含量中等～很高，主要分布在阜二段中部、阜四段上部和泰州组，以黑色、灰黑色和深灰色泥岩为主。不同层段MA-I类烃源岩的主要差别在于，阜二段、泰州组烃源岩样品的C20、C21、C23三环萜烷含量较高，β-胡萝卜烷含量较高，而阜四段烃源岩样品的C20、C21、C23三环萜烷含量较低，β-胡萝卜烷含量相对较低。MA-II类烃源岩中β-胡萝卜烷和伽马蜡烷含量中等，主要分布在阜四段，阜二段也有分布。 2．MB类 MB类烃源岩正构烷烃碳数分布特征为单峰态后峰型或双峰态后峰型，低碳数正构烷烃中不可分辨化合物含量较高，鼓包比较明显。低碳数部分与低等水生生物母质有关，高碳数部分主要来源于高等植物蜡，C27、C28、C29ααα20R甾烷呈上升型或“V”型分布，且ααα20RC27甾烷<ααα20RC29甾烷，表明这类烃源岩中沉积有机质来源以陆源高等植物为主，这类烃源岩中来源于原核生物细菌的藿烷系列化合物与代表来源于藻类生物的规则甾烷相比，具有一

《感染相关生物标志物临床意义解读专家共识》要点

《感染相关生物标志物临床意义解读专家共识》要点 尽管近年来医学科技已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但直到今天医生们所面临的多数疾病，如肿瘤、代谢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都是无法彻底治愈的，即使最常见的支气管哮喘和慢阻肺也往往需要终生不间断治疗。感染性疾病与上述疾病截然不同，其中大多数只要诊断准确，治疗恰当，都可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彻底治愈。感染可发生在临床各科，人体任一部位，因此，与感染有关的诊断技术和治疗手段是所有临床医生均应掌握的基本功之一。 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如只靠症状、体征及影像学表现有时会遇到困难，如某些老年性肺炎，可以无发热，或仅有轻微发热，也可缺少呼吸道症状，可能只表现为意识的某些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没有实验室相关检测指标的帮助就可能发生误诊。某些非感染性疾病也可有一些酷似感染的临床表现，如血液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及隐源性机化性肺炎（COP）等，此时感染相关生物标志物的检测对鉴别诊断的参考意义更大。除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外，某些生物标志物对判定患者的预后与确定抗感染疗程也有较大帮助，甚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区别引起感染的致病原（细菌、真菌、结核、病毒）。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IDSC）决定编写此共识，争取尽量系统、客观、全面地向临床医生介绍常用的和即将在临床推广的与感染相关的重要生物标志物，以供大家在临床实践中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生物标志物是绝对敏感又绝对特异的，不能单凭某个生物标志物的改变来诊断疾病，只有结合、参照患者的临床表现与其他实验室检查结果，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传统细菌感染生物标志物 1. 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及分类：白细胞升高合并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常提示急性细菌性感染，特别是革兰阳性球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肺炎链球菌等）感染。少数病毒感染，如流行性乙型脑炎和流行性出血热也可有上述表现。此外，血液与实体肿瘤、血管炎、成人Still病及肾上腺皮质激素的使用等多种非感染原因，也可引起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升高。其生理性增高见于新生儿、月经期、妊娠、分娩及情绪变化等。 白细胞总数升高合并淋巴细胞比例升高常提示急性病毒感染，如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若长期持续升高，需注意与血液系统疾病，如白血病等进行鉴别。 白细胞升高合并嗜酸粒细胞比例升高常提示寄生虫感染，也可见于结核、变态反应、肿瘤及药物等原因。 病毒、非典型病原体（如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体等）及某些原虫（如疟原虫、黑热病原虫）感染可致白细胞减少，在细菌感染中白细胞减少常见于沙门菌感染、结核和布鲁菌病；白细胞正常或减少同时合并嗜酸粒细胞下降常提示沙门菌感染。应当注意的是，除上述情况外，某些细菌引起的严重感染（如脓毒症）时，白细胞总数也可显著减少，常提示病

生物标志物

生物标志物 科技名词定义 中文名称：生物标志物 英文名称：biomarker 定义：用于监测和评价能够导致生物有机体的生物化学和生理学改变的化学污染物。 所属学科：海洋科技（一级学科）；海洋科学（二级学科）；环境海洋学（三级学科） 本内容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 生物标志物：在亚个体和个体水平上既可以测定污染物暴露水平，也可以测定污染物效应的生理和生化指标。 对于疾病研究，生物标志物一般是指可供客观测定和评价的一个普通生理或病理或治疗过程中的某种特征性的生化指标，通过对它的测定可以获知机体当前所处的生物学过程中的进程。检查一种疾病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对于疾病的鉴定、早期诊断及预防、治疗过程中的监控可能起到帮助作用。寻找和发现有价值的生物标志物已经成为目前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 自1994年蛋白质组概念提出，定量蛋白质组学已经成为蛋白质组学研究的热点和中心。定量蛋白质组学便是检测正常与疾病状态下组织全部表达蛋白质在量上的差别。 定量蛋白质组学中的蛋白质定量技术也成为发现生物标志物的重要途径。 生物标志物是生物体受到严重损害之前，在不同生物学水平（分子、细胞、个体等）上因受环境污染物影响而异常化的信号指标。它可以对严重毒性伤害提供早期警报。 这种信号指标可以是细胞分子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可以是某一生化代谢过程的变化或生成异常的代谢产物或其含量，可以是某一生理活动或某一生理活性物质的异常表现，可以是个体表现出的异常现象，可以是种群或群落的异常变化，可以是生态系统的异常变化。 生物标志物分类 从功能上一般分为: 接触（暴露）生物标志物 （biomarker of exposure）; 效应生物标志物

生物标志物

泥炭沉积的类脂化合物（正构烷烃、脂肪醇、脂肪酸、甾酮、三萜类化合物和类异戊二烯、直链酯类等）、纤维素中C，H，O 同位素，以及泥炭腐殖化度和孢粉、生物化石等都是恢复古环境的良好指标。虽然泥炭的这些气候代用指标能够反演古环境的相对干湿、冷暖，但并不能定量地给出温度值的大小。 1、GDGTs（甘油二烷基甘油四醚脂） 研究较多的GDGTs化合物主要包括类异戊二烯类（GDGT-0~GDGT-4）和支链类（I~III）两大类，类异戊二烯GDGTs被认为是古菌细胞质膜中所特有，是古菌存在的生物标志化合物。 与该指标的相关内容： （1）CBT：环化指数（the Cyclisation ratio of Branched Tetraethers） （2）MBT：甲基化指数（the Methylation index of Branched Tetraethers （3）研究发现支链GDGTs 结构中甲基个数（MBT指数）主要受当地年平均大气温度（MAAT）影响，其次受环境pH影响；支链GDGTs结构中环戊烷个数（CBT指数）主要受环境pH控制。 （4）环化指数（CBT）/甲基化指数（MBT）是近年来根据支链四醚膜类脂（GDGTs）提出的定量化重建土壤pH和陆地年平均大气温度（MAAT）的生物标志物指标。 （5）Weijers等人提出的MBT/CBT 指标在近海、湖泊沉积中都得到了较好应用，并依此将MBT/CBT 指标应用到泥炭沉积中，讨论了指标在泥炭沉积中的适用性和应用潜力。文章发表在2007年的《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上。 （6）许云平等利用GDGTs来重建全新世渤海湾有机碳的来源及沉积能量（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GDGTS衍生出的指标BIT比值可用作湖相、河口、滨浅海环境沉积物中判识有机质来源的重要指标。 （7）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HPLC-MS）进行GDGTs分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2、脱-A-三萜烯系列化合物（属脂肪族） 脱-A-三萜类是地质体中重要的生物标志化合物，已在石油和各种沉积物中多有报道，认为是高等植物三萜类经光化学和/或微生物氧化使得A环丢失的降解产物。该系列化合物在沉积物中的出现一方面说明被子植物的输入，另一方面显示A环的丢失是高等植物五环三萜类较为普遍的转换途径。 与该指标的相关内容 （1）可反映气候的干湿、温度高低以及沼泽水位的高低； （2）研究发现，该指标在泥炭中的积累与沼泽发育期生物群落结构组成差异密不可分；（3）脱-A-三萜烯变化序列与植被群落结构演替具有相关性（可以与孢粉、植物大化石的结果相互验证） （4）GC-MS分析采用惠普6890气相色谱与HP5973质谱联用仪

粘液表皮样癌

粘液表皮样癌 基本概述 粘液表皮样癌（mucoepidermoid carcinoma）也称粘液表皮样肿瘤（mucoepidermoid tumor），在涎腺肿瘤中占5%～10%。Stewart等根据其临床特点和组织学特征将其称为粘液表皮样肿瘤，并又分为良性及恶性两类。WHO也曾采用粘液表皮样瘤的名称，但以后许多学者认为这种命名分类并不恰当，认为此肿瘤全部为恶性，应称为粘液表皮样癌，并根据癌细胞分化程度的高低和生物学行为，将其分为低度恶性和高度恶性粘液表皮样癌。 WHO1990年修订的涎腺肿瘤的命名及分类已采用这种分类方法。虽然“粘液表皮样”一词并不完全合适，但基本上反映了肿瘤的主要成分为粘液样细胞和表皮样细胞。粘液表皮样癌来源于腺管的上皮细胞。[1] 发病原因 肿瘤的主要成分为粘液样细胞和表皮样细胞。粘液表皮样癌来源于腺管的上皮细胞。[2]临床表现 粘液表皮样癌发生在腮腺者最多，约占70%以上。小涎腺者常见于腭部，其他部位，如磨牙后区、颊部、上唇、下唇等部位则少有发生。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以30～50岁多见，女性多于男性，约为1.5∶1。高分化者常呈无痛苦性肿块，生长缓慢。肿瘤大小不等，边界可清或不清，质地中等偏硬，表面可呈结节状。 腮腺肿瘤侵犯面神经时，可出现面瘫。手术后可以复发，但颈部淋巴结转移率低，血道转移更为少见。与高分化者相反，低分化黏液表皮样癌生长较快，可有疼痛，边界不清，与周围组织粘连。腮腺肿瘤常累及面神经，颈淋巴结转移率高，且可出现血到转移。术后易于复发。因此，高分化黏液表皮样癌术低度恶性肿瘤，而低分化黏液表皮样癌属高度恶性肿瘤。前者较常见，后者少见。 粘液表皮样癌的临床表现与临床的分化程度关系密切。高分化型，占多数，一般为无痛性肿块，生长较慢，病程较长。肿瘤体积大小不一，边界清楚，质偏硬，活动，表面光滑或呈结节状。可为囊性，亦可为实性。发生于腭部或磨牙后区者，可见肿块在粘膜下呈淡蓝色或暗紫色，粘膜光滑，质地软，穿刺可抽出少量血性紫黑色液体。 低分化型肿瘤生长较快，常伴疼痛。边界不清楚，呈弥散性，与周围组织有粘连，可破溃而继发感染，形成经久不愈的溃烂面，并有淡黄色粘稠分泌物。有时可形成涎瘘。发生于腮腺者，累及面神经时可发生面神经瘫痪症状及面肌抽搐症状。发生于腭部者，可能破坏硬腭。[3] 辅助检查

生态毒理学中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038　生态毒理学中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万　斌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北京　100050) 摘要:　生物标志物是生物体受到严重损害之前,在分子、细胞、个体或种群水平上因受环境污染物影响而产生异常变化的信号指标。对它的检测可为严重毒性伤害提供早期警报,因此受到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本文对生态毒理学领域中生物标志物的特性及其在行为、生理、生化方面的研究进展加以综述。关键词:　生物标志物;生态毒理学;生物标志物检测 中图分类号:　X 171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1226(2000)022******** 审校者:修瑞琴 收稿日期:1999205207;修回日期:1999209227 美国国家科学院生物标志物委员会于1987年对生物标志物(b i om arker )进行了系统论述[1]。目前,生物标志物已被许多学科发展运用,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生态毒理学领域中,生物标志物也占有重要位置,其概念和检测研究均有所扩展,本文对这方面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 1　生态毒理学中的生物标志物 在美国国家环保局发表的有关生物标志 物的报告中,将生物标志物概括为:穿过机体屏障并进入人类组织或体液的环境污染物或其产生的生物效应。对它们的检测结果可作为生物体暴露、效应及易感性的指示物[2]。90年代初,D ep ledge 和Fo ssi 等[3,4]曾先后提出生态毒理范畴的生物标志物,认为生物标志物是生物体组织或体液样品中或在个体水平上所能检测到的生化、细胞、生理或行为变化,这种变化可阐明生物体暴露和产生生物效应的信息。Gok soyr 等[5]认为这些生物标志物系统是生物体暴露于亚致死剂量下的有毒化合物而发生异常变化的信号指标,这种指标不仅可为环境质量退化提供早期警报,而且可以特异性地检测到环境中致癌、致畸、致突变化合物的生物可利用性。 环境污染物首先必须进入生物体,到达靶位点后,才可能产生生物学变化。广义上说,从暴露到效应产生,其间的级联生物效应都可用适当的生物标志物进行检测,这些生物反应从分子相互作用到细胞损伤及至整个生物体的毒性显现都反映了生物系统与环境因子的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可发生在分子、细胞及个体水平上,使生物体产生功能、生理、生化变化。如果这些生物反应先于严重的结构损害,标志物就有助于确定生物体所处的污染状态及其潜在危害,为严重毒性伤害提供早期警报。2　生物标志物的特性 确定一个与各毒性终点相关的实用标志物需多学科的合作研究。污染导致的最初反应是从分子相互作用开始的,因此,基于分子机制的标志物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6]。使用与毒性相关的标志物可加速环境污染危险评价进程,增大其可靠性。 一种标志物应能敏感有效地反映出生物体发生严重损伤之前的生物变化。在用动物模型研究低浓度污染物效应时,选择敏感的标志物尤为重要。有人曾用处于胚胎或幼体时期的生物体来检测生物的生理变化,如 En senbach 等[7] 发现斑马鱼在胚胎仔鱼阶 段,生长、发育和存活率对有机污染十分敏感,很低浓度的3,42二氯苯胺(40m g L )

阿尔茨海默病的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_胡轶虹

文章编号：1003- 2754（2016）01-0090-03中图分类号：Ｒ749．1+ 6 阿尔茨海默病的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胡轶虹，白春艳，周 艳综述，孙宏侠审校 收稿日期：2015-11-14；修订日期：2015-12-28作者单位：（吉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吉林长春130021）通讯作者：孙宏侠， E-mail ：huyihong76@163．com 阿尔茨海默病（AD ）是老年痴呆的最常见的类型， 老年人在出现症状后3 9y 内可导致死亡［1］ 。世界上超过350 万人患有AD ，在超过85岁的老年人诊断AD 的比例超过1/3［2］。在AD 中检测出许多分子病变：由有毒amyloid β（A β）聚集形成的细胞外淀粉样斑块和由过磷酸化tau 蛋白形成的细胞内的神经元纤维缠结是典型的AD 病变。 AD 通常根据发病时间分为两型［3］。早发性AD ：在65岁前发病，是一种非常少见的（＜1%），常染色体显性家族性疾病，是由APP 及早老素基因突变引起，与γ-分泌酶复合物对A β的作用有关。晚发性AD ：绝大多数的AD 患者都是此类型，发病年龄晚（＞65岁），呈散发和不均匀性，由年老、遗传和环境危险因素等引发。虽然晚发性AD 病因是未知的，A β的清除下降可能是疾病发展的主要因素［4］。许多家族研究及遗传学分析显示载脂蛋白E （APOE ）基因的ε4等位基因是晚发AD 的主要危险因素 ［5］ 。 AD 诊断学标志物的许多研究显示：循环生物标志物包括A β肽（A β40和A β42）和tau /磷酸化-tau 可用于AD 的诊断， APOE 基因的多态等位基因的基因型分析也用作晚发性AD 的预测性标志物。尽管关于AD 的诊断标志物研究处于不断进展中，在各个研究中存在大的可变性和不一致性，拖延了各种AD 标志物作为诊断工具在临床中使用 ［6］ 。另 外，几个研究表明，循环小分子核糖核酸（miＲNAs ）在AD 患者的血清及脑脊液中有特异性的变化，提示miＲNAs 可用于 AD 的诊断，单独或与其他AD 生物标志物联合使用［7］ 。本 文将就AD 相关的几种生物学标志物作一综述。 1 APP A β斑，由细胞外A β蛋白在脑中沉积及聚集而成，是AD 的主要神经病理标志物。A β第一次于1984年由Glenner 和Wong ［8］从脑血管淀粉样变和AD 相关的淀粉样蛋白斑块的纤维中分离出来。APP 由两个独立的蛋白水解途径裂解。非淀粉样蛋白途径是由α-分泌酶控制，α-分泌酶裂解APP 并释放出APP 的细胞外氨基端，形成分泌的淀粉样前体蛋白-α（sAPP α）。其后，一个83残基的C-端片段（C83）被γ-分泌酶消化，释放细胞外p3和淀粉样蛋白胞内区域（AICD ）。淀粉样途径结合了β-和γ-分泌酶的顺序动作，在细胞内位置如内质网或高尔基体形成了A β肽。β-分泌酶，也称为β-位点淀粉样前体蛋白裂解酶-1（BACE-1），裂解APP ，生成N-端sAPP β和C-端C99肽。C99肽由γ-分泌酶裂解，形成A β，A β可错误折叠形成细胞外纤维，是AD 脑中淀粉样斑的主要成分。在人类A β的主要形式包括40个氨基酸（A β40），但是A β的长的形式（A β42），在C-端另外增加了两个氨基酸，被发现与AD 有关。 Goate 等［9］于1991年首先报告了在AD 家族中APP 的 错义突变的分离，其后又报告了两个突变，包括单一氨基酸在跨膜区及密码子717的替换。如今，超过30种APP 错义突变已经得到证实，大约有25种是致病的，在多数病例中导致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早发性AD ［10］ 。尽管APP 基因突变通 常是常染色体显性， A673V 突变导致AD 却是常染色体隐性的方式 ［11］ 。 2 早老素和γ-分泌酶复合物 Schellenberg 等［12］于1992年发现的第一个遗传连锁的家族AD ，位于14号染色体上。随后，其他团队通过遗传连锁的研究揭示染色体14q24．3的图谱位点（AD3）与AD 进展型有极高的敏感性。他们分离出一个最小的共分离区域，包含AD3基因和一个新基因（S182）的转录，这个新基因的产物被认为包含多个跨膜域，就像一个完整的膜蛋白。这种蛋白质包含5个不同错义突变保守域，和早发性家族性AD 高度相关。这个蛋白质被命名为早老素1（PSEN1），应用一个克隆定位方法证实PSEN1位于14q24．3， PSEN2位于1q31-q42。PSEN1是γ-分泌酶与呆蛋白、前咽缺陷1（Aph-1）和早老素增强子2（PEN-2）复合物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PSEN1是一个多面体膜蛋白，它构成了γ-分泌酶复合物的催化核心。已经报道的PSEN1突变超过180种，大多数是错义突变引起氨基酸替换。PSEN1突变是早发性AD 最常见的病因，占18% 50%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早发性AD 。PSEN1突变能引起伴有完全外显率的非常严重形式的AD ，发生在58岁左右，而不完全外显率也曾经报道过。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不同种族有不同的PSEN-1突变型。在一个不相关的加勒比裔家庭中报告了一个导致早发性AD 的PSEN-1基础突变 ［13］ ，表明A431E 突变在墨西哥家庭导致早发性 AD 。回顾性队列研究449例受试者［14］，他们是PSEN1E280A 携带者，已经完成临床随访，显示出AD 痴呆不同阶段的临床进展。研究显示在35岁、 38岁、44岁、49岁、59岁可以分别识别出无症状前-轻度认知障碍（pre-MCI ），有症状pre-MCI 、MCI 、痴呆、或者死亡。 早老素2（PSEN2）的识别是由于其与PSEN1高序列同源性，它的位置在连锁分析定义的候选区域内。PSEN2基因错义突变导致早发性AD 非常罕见，发病的年龄相比PSEN1要晚。PSEN2突变患者的发病年龄变化很大，外显率在感染的家庭成员间也比PSEN1低。PSEN2在早发性AD 的作用仍然是未知的，但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突变PSEN2通过氧生物活化的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增加β-分泌酶活性 ［15］ 。 ·09·J Apoplexy and Nervous Diseases ，January 2016，Vol 33，No．1

2020泌尿系统感染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2020泌尿系统感染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泌尿系统感染（urinary tract infection, UTI）是临床最常见的感染之一, 发病率及复发率较高。肾脏移植术后感染中有30%以上为UTI[1]。中段尿培养是目前UTI诊断的金标准, 但其阳性检出率低且耗时长, 不能满足临床诊疗的需求。因此, 寻找更加敏感和准确的UTI生物标志物作为中段尿培养方法的补充,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我们就UTI的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 UTI的预后与感染部位有关。因此, 快速而准确地鉴别上尿路感染及下尿路感染有重要的临床意义。PCT和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是临床上常用的炎症指标, 近年来作为判断UTI的生物标志物, 临床诊断效果很好。XU等[2]对PCT与CRP在鉴别儿童上尿路感染和下尿路感染中的价值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 PCT和CRP 均可作为鉴别诊断儿童上尿路感染与下尿路感染的生物标志物, 但PCT的敏感性（90.47%）及特异性（88.0%）均优于CRP（敏感性为85.7%, 特异性为48%）, 表明PCT是更适合用于鉴别诊断儿童UTI的生物标志物。

LEVINE等[3]研究发现, PCT可以作为排除UTI的生物标志物, 他们分析了293例UTI患者血清PCT水平, 结果显示, PCT< 0.25 ng/mL 可以排除UTI, 这种排除性的生物标志物可以更有效地避免抗菌药物的滥用。 2 肝素结合蛋白（heparin-binding protein, HBP） HBP是相对分子质量为37 000的低分子蛋白质, 储存在人类中性粒细胞分泌体和嗜苯胺蓝颗粒中, 当其从活化的嗜中性粒细胞中被释 放时, 可作为多功能炎症介质引起血管渗漏并趋化和诱导单核细胞[4, 5], HBP是各种潜在细菌感染的生物标志物, 有研究结果表明, 血浆、脑脊液和皮肤中HBP水平的升高与菌血症、细菌性脑膜炎或链球菌感染有关[6]。儿童尿中HBP水平的明显升高可反映UTI程度。KJ? LVMARK等[7]的研究发现, 尿相对于尿白细胞, 诊断尿路感染更敏感且更具特异性。他们对成年患者进行研究后发现, 尿HBP与尿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和亚硝酸盐相比, 尿HBP是区分下尿路感染和肾盂肾炎的最佳的生物标志物[8]。 3 黄嘌呤氧化酶（xanthine oxidase, XO） 人类的XO主要存在于肝脏。CIRAGIL等[9]的研究结果显示, UTI患者尿XO活性会增强, 且仅当尿液中含有> 105/mL的细菌时, XO活性才显著增强, 尿液中XO活性诊断UTI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为100%。尿XO或可成为新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用于诊断UTI [10]。

生物标志物监测环境污染研究新进展

广东化工 2010年第4期· 150 · https://www.sodocs.net/doc/e212645811.html, 第37卷总第204期 生物标志物监测环境污染研究新进展 姜元臻 (中山市环境监测站，广东中山 528400) [摘 要]生物标志物在环境污染监测方面的应用日益重要，文章侧重于对生物标志物在此方面的应用进行全面阐述，包括：生物标志物的定义及分类，生物标志物的特征及优势，生物标志物在检测环境污染的应用，最后还提出了生物标志物在环境监测方向的展望。 [关键词]生物标志物；环境污染；生物监测 [中图分类号]O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65(2010)04-0150-03 New Advances of Study on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Biomarkers Jiang Yuanzhen (Zhongsha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Zhongshan 528400, China) Abstract: Biomarker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e article focased on a comprehensive exposition of biomarker application in this regard, which included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biomarker,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biomarker, biomarker’s application in the detec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inally made an outlook of biomarker in the direc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Keywords: biomarker；environmental pollution；biomonitoring 1 生物标志物概述 1.1 生物标志物的定义 目前，中国的环境监测工作还主要是针对环境中化学成分的存在量进行检测。物理化学监测虽然能清楚地知道环境中各化学成分的具体含量及其变化，但却不能直接反应环境对生物所造成的毒害作用。另外，由于环境中的许多污染物含量很低，相互混合，体系复杂，仅用化学因子监测的手段往往不能够全面的反映环境的污染状况。在环保观念日益增强的今天，社会对环境评价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的要求也日益增高，这就要求建立一个综合的、多手段的、多参数的环境监测体系以实现快速、高效、准确地对环境状况作出全面的评价。而生物监测正好补充了理化监测的不足。 生物标志物是生物体受到严重损害之前，在分子、细胞、个体或种群水平上因受环境污染物影响而产生异常变化的信号指标。一种标志物应能敏感有效地反映出生物体发生严重损伤之前的生物变化，并能准确评估生物体所处的污染状态及其潜在危害，为环境污染提供早期警报。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的迅速发展，生物标志物(biomaker)的研究作为一个崭新的领域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共同关注[1]。198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首先将生物标志物定义为由生物体或样品可测出由外来化合物导致的细胞学或生物化学组份或过程、以及结构或功能的变化[2]。Benson和DiGiulo[3]认为生物标志物是在生物个体所测得的生物化学、生理学或病理学反应，而这些生物学反应能给出环境污染物的暴露，或由暴露所引起的亚致死效应资料。 生物指示物(Bioindicators)自上世纪70年代污染生态学中出现并一直沿用至今。最初只是将耐污的生物物种称为指示生物(Indicator species或Bioindicator)，随着污染生态学的野外研究和实验室毒性试验研究，逐渐将生物指示物的应用范围扩大至污染生态学的不同生物学组织层次，小至分子水平，大至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包括发生在分子、生物化学、生理、病理组织、生物个体、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等不同生物学组织水平上的生物学效应，从生物学的角度为环境质量的监测和评价提供依据。简单地讲，生物标志物就是可衡量环境污染物的暴露及效应的生物反应。一个理想的生物标志物应具备化学特异性，能够微量鉴定、试验费用低廉、检验快速，与环境样品中污染物有量的相关性等。寻找理想的生物标志物一直是环境监侧、环境毒理学及环境医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 1.2 生物标志物的分类和各种类型的生物标志物 从功能上看，生物标志物一般可分为三类[4]，即暴露生物标志物(Biomarkers of exposure)，反应或毒性效应生物标志物(Biomarkers of responser or toxic effect)，易感性生物标志(Biomarkers of susceptibility)。 1.2.1 暴露生物标志物 暴露生物标志物指示机体经化学品的暴露，即污染物引起的物体的反应，如指示对重金属暴露的金属硫蛋白(MTs)，但此类标志物不能指示污染物的毒性效应，有助于研究生物对化学分析方法很难检测到的的环境中的不稳定化合物的暴露。暴露生物标志物一般依靠测定体液和组织中特定化学物质或者其代谢物，或者与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形成的产物。 1.2.2 反应或毒性效应生物标志物 效应标志物是指在一定的环境暴露作用下，生物体产生相应的可测定的生理生化变化或其它病理方面的改变，即指示污染物对生物体健康状况的损害效应，如指示DNA损伤的DNA 加合物(DNA-adducts)，它可能是生物机体中某一内源性成分或测定机体功能容量，产生疾病或障碍的改变等。确定化学物质的生物学效应的生物标志物很多，从最简单的标志物如监测体重变化至复杂的标志物如采用免疫化学技术测定特定同功酶[5]。酶活性抑制持久，因此，可作为重要的效应生物标志物。如血细胞数和血细胞损伤的检测可提供各种资料，出现姊妹染色单体交换指示染色体潜在损伤，可由环氧乙烯暴露引起；缺乏特有淋巴细胞指示免疫抑制，可由二恶英(TCDD)等化学物质引起。HSP70家族是序列最保守并且对污染物的应激反应最为显著的一类应激蛋白。沈骅等[6]以鲫鱼为实验动物，Cu，EDAT-Cu，Zn，Pb，Cd，染料橙(HC Orange 1)及两种金属同时进行长期低浓度暴露，在不同浓度下，应激蛋白HSP70被不同程度地诱导，并有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研究发现，在低于国家渔业水质标准的浓度下，HSP70仍然有显著的诱导表达，说明水体中污染物在低于现行渔业水质标准的浓度下，长期暴露仍然会对鱼类产生一定的损伤。HSP70比传统的生长、繁殖等生物指标更为敏感。 1.2.3 易感性生物标志物 易感性标志物是指当生物体暴露于某种特定的外源化合物时，由于其先天遗传性或后天获得性缺陷而反映出其反应能 [收稿日期] 2009-07-31 [作者简介]姜元臻(1982-)，男，山东人，硕士，主要从事环境监测方面的工作。

生物标志物_biologicalmarker_

倍,经χ2检验,差异均有显著性;二项分布拟合与Edward检验均显示,扬中胃癌的发病存在明显的家庭聚集性,符合多基因遗传方式;先证者家庭成员发生胃癌的危险性显著高于均衡可比的对照家庭成员,核心家系成员间患病率的差异,可能与胃癌遗传易感性和家庭内环境因素暴露的差异有关[5,6]。 分析胃癌家族史在家庭聚集性中的作用,结果显示(资料未列出):先证者家系有胃癌家族史的比例为28134%(761/2685),对照家系胃癌家族史的比例为2170%(69/2557),两者差异有极显著性,χ2 =64612,P=01001;同样,胃癌病例有家族史的比例为41175%(291/697),也显著高于非胃癌对照家族史的比例11186%(539/4545),表明遗传易感性因素在胃癌发生中有重要地位。 同时,也应该看到,以肿瘤发病率为观察研究的终点指标,对遗传易感性作用相对较弱的散发性肿瘤而言,敏感性较低,出现一些难于解释的阴性结果,需要借助分子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技术,准确判断肿瘤早期生物学表型与遗传易感性(基因型)之间的关系。根据国内外现有流行病学资料:胃癌是在多种环境和遗传因素长时间、多步骤、交互作用下的结果[2,7],无论是外源性致癌物,或是机体产生的内源性致癌物,都要通过宿主遗传易感性因素(研究比较成熟的是各种代谢酶基因多态性)的作用,才能最终导致癌变,因此,有必要采用分子流行病学方法,进一步阐明在致癌物代谢的各条通路中,易感基因及其多态性所起的作用[8212],我们已经利用在扬中胃癌高发区获得的环境暴露与基因多态性资料,对此进行了探讨。有关结果将另文报道。 参考文献 1李茂森,耿昌友,朱阳春,等.扬中市1991～1995年恶性肿瘤发病及死亡情况调查研究1肿瘤,1997,17:47724781 2C orrea P1Human gastric carcinogenesis:a multistep and multifactorial process2first American cancer s ociety award lecture on cancer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on1Cancer Res,1992,52:6735267401 3Perera FP1Environment and cancer:who are susceptible?Science, 1997,278:1068210731 4S tadtlander CT,W aterbor JW1M olecular epidemiology,pathogenesis and prevention of gastric cancer1Carcinogenesis,1999,20:2195222081 5Nagase H,Ogino K,Y oshida I,et al1Family history2related risk of gastric cancer in Japan:a hospital2based case2control study1Jpn J Cancer Res,1996,87:1025210281 6La Vacchia C,Negri E,Franceschi S,et al1Family history and the risk of stomach and colorectal cancer1Cancer,1992,70:502551 7T oy oshima H,Hayashi S,Hashim oto S,et al1Familial aggregation and covariation of diseases in a Japanese rural community:com paris on of stomach cancer with other diseases1Ann E pidemiol,1997,7:44624511 8K ato S,Onda M,M atsukura N,et al1G enetic polym orphisms of the cancer related gene and Helicobacter pylori in fection in Japanese gastric cancer patients1An age and gender matched case2control study1Cancer, 1996,77:1654216611 9K ato S,Onda M,M atsukura N,et al1Helicobacter pylori in fection and genetic polym orphisms for cancer2related genes in gastric carcinogenesis1 Biomed Pharmacother,1997,51:14521491 10Ng EK,Sung JJ,Ling TK,et al1Helicobacter pylori and the null genotype of glutathione2S2trans ferase2mu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adenocarcinoma1Cancer,1998,82:26822731 11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Research on environment2related disease1Environmental G enome Project119981 Available from:http://w w w1niehs1nih1g ov/envgenom1 12沈靖.人类基因组计划与肿瘤预防研究面临的机遇.肿瘤,2000, 20:682721 (收稿日期:2000202220) (本文编辑:邵隽一) ?名词小词典? 生物标志物(biological marker) 能够反映致病因素或毒物从暴露到效应过程各个环节性质的特异性生物分子,如DNA、蛋白质、酶、脂质、糖类等。生物标志物的确定和检测是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因为这种确定和检测可被用来进行病因探讨、危险因素的评价、致病因子致病机理的研究、人群易感性评估、疾病流行规律的掌握、疾病防治措施的研究和评估等。 生物标志物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根据表型和基因型的特点分为表型生物标志物和基因型生物标志物,前者包括蛋白质、多肽、脂质、糖类和其他在血清和体液中可检测到的特异性分子,后者主要包括基因类型及突变型、DNA加合物、DNA多态性等;另一类是根据致病因子作用机体的过程,可划分为暴露生物标志物、作用生物标志物、效应生物标志物等。 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的深入发展,研究生物标志物的技术手段日趋先进、完善。现可用先进的核酸研究技术、蛋白质研究技术、酶学研究技术、免疫学研究技术等检测和研究生物标志物。 (方福德100005北京市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收稿日期:2000209219) (本文编辑:邵隽一) ? 6 3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1年1月第35卷第1期　Chin J Prev M ed,January2001,V ol35,N o. 1

《感染相关生物标志物临床意义解读专家共识》专家解读

《感染相关生物标志物临床意义解读专家共识》专家解读 近日，在南京举办的《感染相关生物标志物临床意义解读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媒体专访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主任解立新教授、解放军南京总医院呼吸病研究所所长施毅教授以及浙江省人民医院检验中心主任周永列教授从不同角度对《共识》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 感染生物标志物PCT与IL－6 辅助感染性疾病诊疗 感染性疾病不能仅靠症状、体征、影像学表现做出判断，优选良好的感染相关生物标志物对帮助临床鉴别感染与非感染、动态评价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指导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具有重要意义。解立新教授指出，优选感染标志物应具备的特性包括：灵敏度高，可以在感染早期即发生显著变化且不受非感染因素影响；高特异性，能够区分病原体类别，鉴别是否为细菌性感染；能够辅助评估感染严重程度和预后，监测治疗应答，并指导抗菌药物的使用等。 C－反应蛋白（CRP）是目前在临床广泛应用的细菌感染生物标志物。作为敏感的炎症指标，CPR检测快速、便捷，其升高幅度与感染或炎症严重程度呈正相关；CRP检测还可辅助区分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

此外，更多优秀生物标志物如降钙素原（PCT）、白细胞介素6（IL －6）等近年也逐步在临床上开始应用。施毅教授指出，PCT作为目前临床常用的重要细菌感染生物标志物，参考意义较大；IL－6检测的相对优势则在于急性感染的早期发现。 PCT是一种功能蛋白，是降钙素合成过程中的中间产物，是无激素活性的降钙素前肽物质。《共识》指出，PCT对严重细菌感染的早期诊断、判断病情严重程度、预后、评价抗感染疗效、指导抗菌药物应用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且对全身与局部感染具有较高诊断价值，是判断脓毒症的重要工具。 一项包含30 个临床试验的荟萃分析证实，PCT可有效辅助脓毒症的早期诊断。数据显示：当PCT截断值定为1.1 μg /L 时，早期识别脓毒症的敏感性为77％，特异性为79％。此外，PCT在局灶性细菌感染中往往正常或轻度升高，可辅助诊断局灶性细菌感染。同时，PCT水平可有效反映患者细菌感染严重程度，其浓度与全身性细菌感染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在判断脓毒症患者预后及辅助指导抗生素治疗方面，研究证实，经过有效的抗感染治疗，脓毒症患者24小时后循环中的PCT水平可降低50％，其降低程度和患者存活率升高呈正相关，而PCT水平仍继续增高或居高不下则提示预后不良；PCT检测结合临床信息能够进一步明确抗生素治疗的必要性以及优化抗生素使用流程，动态监测PCT水平可辅助抗生素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