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地域文化特征
安康，位于陕西最南部，在北纬31042’—33049’，东经108001’—110012’之间，之里北倚秦岭，南靠巴山，滔滔汉水在绿色苍茫的秦巴腹地一泄千里，既有北方地域的壮美，又有江南水乡的秀丽，典型的南北过渡色彩，着意描绘着这片热土。
研究安康地域文化，我们首先要重视地理因素。作为安康人生活空间的地理模式，客观地规定着安康地域文化的特征和范型。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影响着安康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反过来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实践也把自然人格化了，人的目的对象化了，这种人化的自然成为一种人化因素又反作用于生活其中的人，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心理，使主体自然打上区域文化的印记。因而，安康这片特殊的地域所孕育涵养的安康文化，也像这片神奇的土地一样璀灿斑斓，异彩纷呈。不仅和中国的大文化有着强烈的同一性，也有着极为鲜明的个性。这种鲜明的个性集中体现在它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上。南北交融兼容并蓄，既有周秦文化、中原文化、甚至羌氐文化的影响，又有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基因，这种在数千年历史繁衍中逐渐形成的多层次文化积淀，使这片土地成为一个五光十色的文化圈。它与周围文化圈相交相切，交相辉映，成为中国地域文化发展史上奇丽的一页。
远古文化中多民族汇集融合的胎记
汉水中上游气候湿润、雨量充沛，物产丰饶，是人类理想的生息繁衍之地。初民们总是缘水而居，因而古代文明与河流结有不解之缘，接连的考古发现证明，汉水中上游正是人类的一个摇篮。
1970年在与安康东部接壤的湖北郧县“龙骨洞”发现的猿人牙齿和打击石器被证明在时间上早于北京猿人。1989年在郧县曲远河口发现的更新世人类头骨化石是35万年前的直立人遗骸。1980年至1983年在与安康毗邻的汉中南郑县的梁山龙岗发现了大量旧、新石器文化遗址。1990年，在安康市汉江北岸关庙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址，其文化内涵与梁山旧石器一样，具有旧石器早期中期特点，成为联结黄河与长江流域旧石器文化的重要环节，集合了我国南北方石器制作的风格，形成一个文化过渡带。证明20—200万年前，就有原始先民在安康劳作生息繁衍，他们的拓荒为新石器时期汉水中上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汉水上游相继发现大量新石器文化遗存。不仅有最具代表性的仰韶文化李家村类型文化，半坡类型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而且有典型的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大溪类型文化和屈家岭类型文化。1986年在紫阳县白马石新石器遗址中发现大量既不同于黄河流域文
化又
不同于江汉地区文化的古代遗存。近于四川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被命名为白马石类型文化，为研究巴蜀文化的起源、发展提供了新的考古证据，成为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巴蜀文化早期阶段的考古学文化代表。
仰韶李家村文化类型目前已查明主要分布在汉水中上游一带。东起旬阳县构元新天铺，西至汉中南郑龙岗寺。在安康境内发现的遗址有石泉县马岭坝，汉阴县阮家坝，紫阳县马家营，汉滨区关庙铺坝，旬阳构元新天铺等。把安康文化有据可考的发生时间提前到了7000年前。说明仰韶文化时期，在安康这块土地上，原始农业经济已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大量考古证明，安康自远古就是南北文化交汇地区。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燧人、有巢、华胥、神农、伏羲、太昊、黄帝、少昊、蚩尤、颛顼等历史传说人物，大体反映了母系、父系氏族社会的状况，其时代约为新石器时期。在安康有史料可考的氏族主要有：
古华胥氏族。华胥为伏羲之旧族，散居泗水一带，华胥裔支后来西迁入华山而陕南，《华阳国表》的范围就包括安康。
有峤氏族。《国语》云：“少典娶有峤氏女，生黄帝炎帝”。《路史·后纪三》云，“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首感于常羊，生神子，人面龙颜，好耕，是为神龙。这里的“华阳”指秦岭以南，有氏女安登“游于华阳”，正说明陕南汉江上游有其母族。伏羲、女娲支裔族。《春秋世谱》云“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皆风姓，为东夷族首领，其裔支向西迁徙，女娲氏裔支迁入平利县。
以往论者，多云陕南在原始社会时期，为巴、蜀部族，对炎黄，东夷裔支注意不够，因而忽视了陕南文化因素的多元性。其实，在远古时间在汉水中上游既有炎黄裔族，也有东夷裔支，更有南方巴、蜀别支，还有西戎族的氐羌，说明安康原始的胎记上就打有南北、东西文化交汇的烙印。
南北文化的交汇
在上古时期，中国文化表现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文化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方文化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南北文化的不同特征在石器时代就已显示出来。北方的仰韶文化以粟、彩陶、半地穴式建筑为主，南方的河姆渡文化以稻、灰陶，干栏式建筑为主。在后来的发展中，由于受不同的地理、自然条件的影响，南北文化在社会风俗、文学、宗教、哲学，民族性格等方面，也都显示了各自不同的特色。孔子云：“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衽金草，见而不厌，北方之强也。”《文心雕龙》亦云：“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蛾谣于飞燕，
始
为北音。”在民族性格方面，北人豪侠刚悍，喜快马长鞭，大漠荒原；南人温文柔弱，赏桃花绿水，春风秋月。在语言上，南北差异也很大。北方方言铿锵有力，语速较慢，南方方言柔软温和，语速较快。总而言之，南方文化多阴柔之美，浪漫，秀媚而清新；北方文化多阳刚之气，刚健、凝重而典实。（见梁中效《汉水上游文化史寻踪》）
安康地处南北过渡地带，南北文化在此交流融合，因而，安康文化必不可免地要受到南、北方文化的冲击影响，显示出兼容并蓄的特点。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工具，研究安康方言，我们也从中寻到南北文化交汇的痕迹。汉水自古就是一条黄金水道。西周以后十多个设在关中的王朝，都依赖它将东南各地贡赋运往京都，将汉水视为生命线加以开发保护。西汉至南北朝，汉水流域经济文化欣欣向荣，帆樯所至，四通八达。商贸云集，以至成为全国重要的农贸集散地之一。元末战乱，带来汉水上游日渐荒凉闭塞，清代中期大规模移民垦殖，又使汉江上游经济复苏，鼎盛时安康竟成“秦头楚尾一大都会。”不断地大规模地人口流通，使安康“风气兼南北”，“语言杂秦楚。”“其声音山南近蜀则如蜀，山北近秦则如秦。”安康东部，“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同”（见《华阳国志》）安康大部分为南方方言，但有意思的是安康城周围却形成一个北方方言岛，说明周秦方言很早就影响到安康。安康复杂多样的方言特点，与关中、陕北、中原、西蜀等地域方言不同，内部没有大体的统一性，这正是南北文化在安康交会的生动体现。
周秦、荆楚、巴蜀文化的碰撞融合
地域文化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灿烂的青铜文化已由盛而衰，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时期。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完全丧失了控制诸侯的能力。同时，铁器和牛耕的使用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各诸侯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壮大，政治上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由此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诸如幽燕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陇文化，氐羌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百花争艳，万紫千红，使中国文化从此更加璀灿夺目。安康地处巴蜀、荆楚、秦陇三大文化圈相交相切之处，其光彩更为奇丽。
汉水流域是楚人故乡，也是荆楚文化的源头。这里自然资源丰富，劳动产品充裕，人们不需过度劳作而可生活，（见《汉书·地理志》：“楚有汉江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种水薅，民食鱼稻，以渔猎伐山为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信巫鬼，垂瑶祀，与巴
蜀俗同。”）因而人
际间的生存斗争尚不激烈，宗法观念也淡薄于中原。平等的物质生活使楚人崇尚自然，喜幻想，富于浪漫精神。
荆楚文化的内在核心是老庄哲学。汉水流域作为老庄哲学的发祥地，它不仅以系统的认识论，丰富的辩证法和高超的思想内涵润泽了荆楚文化，而且在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荆楚文化对安康的浸润深远而广泛
春秋战国之际，安康疆域属楚。当时“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其势不两立”（见《韩非子·有变》）秦国和楚国都清楚地看到了汉水上游在天下统一进程中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这里既是他们的严重威胁，又是必争的焦点。安康作为楚的后大门，楚国对它的重视和控制自不待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安康与鄂西北相毗邻，山相连，水相依，虽说有朝秦暮楚之变，但安康文化与荆楚文化血脉相连，水乳交融的情状不仅没有变，而且日渐浓深。清代安康诗人叶世倬的诗句“今日入秦仍入楚，秦山大半楚人耕”，就是生动写照。
荆楚文化对安康文化心理人格，民风民俗民间文艺，饮食衣饰、民居建筑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笔者在研究安康民歌安康民间故事，安康民俗等方面，不时发现安康与荆楚相通同一之处。诸如原始的自发性自由精神，富于幻想，尚武善卜，重丧仪，求美容，“有病信巫不信医”，在饮食方面，“尚滋味，好辛香，”“大苦咸酸，辛甘行些”，“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种自然朴素的生活，顺应自然规律以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力求人与自然合一的生存观，已成为安康人的文化传统。
安康文化在接受荆楚文化浸润的同时，也受着巴蜀文化的强烈影响。
巴蜀先民很早就活动于汉水中上游地区。到春秋中期，巴蜀文化已形成体系。由于巴蜀与秦、楚接壤，其相互影响是很直接的。紫阳“白马石类型”就是典型的巴蜀文化。汉滨区五里出土的军阵乐器虎纽淳于，立发纹身人面纹戈，巴式剑，蝉纹矛；紫阳县出土的铭文戈，虎纹戈；汉滨区大河镇出土的巴式柳叶剑，平利县出土的汉画像砖都是安康文化与巴蜀文化交流的明证。在风俗习惯，饮食服饰，方言歌舞等方面，巴蜀文化的烙印也显而易见。以紫阳民歌为代表的安康民歌就极富四川风味，特别是喊山调的高腔。安康西南各县的方言近似川音，汉剧的对白也采用川话。巴族性劲勇，善歌舞，尤以用鼓伴舞的《巴渝舞》之刚武之姿而最为有名，在汉水上游流行最为广泛。安康盛行千余年的数十种民间广场舞蹈，
无不受到巴渝舞的影响
。平利、紫阳、镇坪、汉滨等县区发现的大量崖墓即与巴人悬棺葬俗相似。镇坪县发现刻有干栏式房屋建筑的画像砖，出土的球腹性陶器等，都留下了巴人在安康生活的痕迹。在巴山山区农村，人们用白布、青布包头，妇女用丝帕缠头的习俗，招婿、转房的习俗，也与巴蜀极似，俚谚俗语，也几无二致。
自秦统一天下后，安康地区长期属于秦的版图，秦文化对安康文化的影响毋庸多言。秦文化对安康文化的浸润着重于制度文化。作为文化结构“中层”的制度文化，秦文化对安康文化的影响，不仅巩固了物质文化成果，同时也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嬗变，使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等逐步更新。价值是文化问题的核心，不同区域的文化之所以相互区别，主要是因他们之间不同的价值系统。所谓文化重构说到底就是价值重构。安康文化对秦文化的归属，实质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就经济方面而言，是以分散的个体小农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就政治方面而言，是以维护君主独裁统治，“天不变，道亦不变”为终极价值追求的专制制度。这种经济上的自然分散和政治上的强制集中，必然造成对人格自由的过分限制，导致人格的萎缩，形成内向封闭保守的文化氛围，和崇古守旧唯上唯书，伦理至上，重义轻利，片面顺从等价值特征。这种文化性格，实际上在秦统一中国后，数千年历史过程中已逐渐成为安康文化的主体价值观。
综上所述，奇异的安康文化圈，是一个独立的，有物质的地域文化类型。它不仅具有与中国传统大文化的强烈的同一性，不仅和周围地域文化有着血脉相联的相通性，而且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南北交汇，兼容并蓄。集百花于一束，熔众家为一炉，而又不失自己固有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