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介绍

1.生平简介

2.功绩、言论、思想等贡献

3.世人的评价

4.个人的启发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李宗陶

发自：项城、广州最后更新：2009-11-04 17:25:28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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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对袁世凯，人们有过许多称呼：袁项城，是借用他的祖籍地；袁宫保，是用清廷所赐“太子少保”衔，当上民国大总统之前，这是他最喜欢的称呼；大总统，从他53岁叫到56岁，但长子袁克定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提起父亲依旧称“先大总统”；洪宪帝，从1916年1月1日到3月22日，共83天；卖国贼、窃国大盗，从民国叫到新中国，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

他的后代在上历史课的时候，不是“无地自容”，就是“回家暗自流泪”。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骆宝善精研袁世凯20多年，能一眼辨认出袁氏手迹。“我读书的时候，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我在中大教书时，也跟学生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直到我退休了，才能不这样讲了。”

“过去史书上说，袁世凯是个纨绔子弟，其实不是这样。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他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4年书，长进很大。他自己说过，那几年，为了要博一个功名，他读书累到吐血，都没考取一个举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骆宝善忽然记不起袁世凯某年乡试所作的挺不错的联句，女儿悄悄递进来一张纸条：“光绪五年：重门惊蟋蟀，万瓦冷鸳鸯。”字是骆宝善的妻子刘路生写的。夫妇俩都是袁世凯的研究者，连女儿对袁世凯也很熟悉。

“袁世凯留下来的东西，是一批家书和向清朝政府报告的文牍。从家书中看，他的思路很清晰，考虑事情很周密，对事情的把握和分析，肯定在同龄人之上。”骆宝善主持了国家“七五”社科规划基金资助的“袁世凯研究”项目，他主编的《袁世凯全集》囊括了所有已发现的家书和文牍，将在2011年夏天出版，计30卷，2500万字。

这个人

袁静雪（原名叔祯，袁世凯三女）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军人派头：黑呢制服，站或坐时，腰背挺直；平常少有笑容；生气时骂“混蛋”，气极了，“混蛋加三级”；待部下很客气，但他们都很怕他。有人夸张地说，袁世凯坐在那里，睛光四射，像一只老虎。

在中南海的时候，袁世凯吃饭时要奏军乐。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道，每当军乐声起，总管太监张谦和的嘴就会因生气而变扁：“简直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统领军人，对袁世凯来说，“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一次闲谈，张之洞问袁世凯练兵的秘诀，袁世凯说：“练兵事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

国民党人杨思义回忆说，“袁世凯深知人情，除了威胁之外还有利诱，事情便可圆满。”

被清廷开回原籍彰德（今安阳）洹上（村名）3年，袁世凯不仅仅是湖上垂钓，他实在是很忙的：外界消息源源不断汇总到他这里；留日学生回国，多绕道来拜，家中常常宾客满堂，他则视各人的才能，分别给待遇、给资助。所以许指严在笔记中说，那两年里几乎每个月都有革命党揭竿而起，“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

袁世凯待人接物，礼数周全，出手大方。

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分别在京受到过袁世凯的隆重招待。袁世凯把自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腾出来，让孙中山下榻，以示恭敬，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今张自忠路3号）。孙中山曾经对人说：“袁世凯真能办事，气度也不凡；虽然习惯于玩权术使诈，但也是迫于时事，不得不这样。”他还细述了见面时的观感：“跟他刚一见面，他是至诚至真的样子；进一步谈，你会发现他话中有锋芒，眼光四射，一般人是窥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我是心中存疑，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对。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说的不一样。他真是一个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

在官场

袁世凯早年亲近康有为，与之称兄道弟，是强学会中第一个捐银的人。甲午战败后，他内心深处是倾向变法维新的。他对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为之下。他上奏光绪帝的新政万言书充满了新鲜气息和要求变法的急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采用西法，彻底更张，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

晚清时期，跟袁世凯关系最密切的要人有3个：李鸿章、荣禄、奕劻。

袁世凯从朝鲜回京后，官居二品，是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当时军机大臣是翁同龢、李鸿藻、荣禄；李鸿藻尤其器重袁，荣禄也附和。

荣禄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据说驭袁有术。因他出面保全，小站时期的袁世凯才渡过了胡景桂弹劾案的危机，非但未受惩处，反而受到清廷嘉勉。从此，二人过从甚密。戊戌变法时，康梁及谭嗣同要袁世凯杀荣禄，是对二人的交情没有吃透。

袁世凯真正建立政治威信是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事件。当时华北大乱，山西乱、山东乱、京城也乱。袁世凯从小站兵营急赴济南到任山东巡抚，铁腕镇压，“清内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谊”，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

李鸿章是最早用袁世凯的人，但他的资深幕僚张佩纶（张爱玲的祖父）对于袁世凯的看法前后变化很大，从早年的欣赏转变为日后的厌恶，认为李鸿章晚年昏聩，用错了人。在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密信中，张称袁是“小人之有才者”。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明白写道：“光绪末年，小人阶之以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后来当上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段芝贵本由巡捕起家，是一个供达官差遣的走卒，因捉得袁家逃仆，袁世凯大喜，赞他有才，叫他捐了个道员，然后上折保荐；后来段芝贵重金购歌妓杨翠喜献媚于庆王府载振，一夜间成了封疆大吏。

处在这样一个龌龊官场中的袁世凯，所用之人，差异很大。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很多人，如唐绍仪、詹天佑、梁如浩、梁敦彦等，以及严修、胡景桂一类正人君子，都受到过他的重用。一些流品颇杂的人物，

也被他收到麾下，如杨士琦、梁士诒、朱家宝、赵秉钧、凌福彭……而袁世凯自己，从朝鲜回国后攀结李莲英等人的丑行也已被日本学者揭开；即使在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任上，他也是要每年进京“走动”的。

他的威势由他50岁寿辰的场面可见一斑：京城寿帖卖空；北京锡拉胡同袁府贺客盈门，达官亲王争相献媚。李泰棻笔记中说，此前那桐（大学士，当时与袁世凯都任外务部尚书）去请京剧泰斗谭鑫培为袁祝寿，想破例演两出戏，谭老板半开玩笑说：“中堂如肯给我请个安，我就来个双出。”话音未落，那桐已一请到地。

埋葬了清王朝，用什么代替它？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战胜俄国，给了清廷一个救命稻草般的启示：议会是个好东西。

日本在1889年有了议会，而俄国在这次战争之前没有。伊藤博文（曾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劝告中国的钦差大臣，皇帝如果把宪法钦赐给国民，就可以继续位居万民之上而不受束缚；无论如何，最高权力不能落入人民手中。

1906年，慈禧宣布即将建立宪法体制；1908年，她颁布预备立宪诏书，以9年为预备训政期。

1911年4月，清政府实行政府改组，指定了一个“内阁”，13个阁员中满族9人，汉族4人。

6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

很快，华中、华南、东北几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清，实行独立。

每省都由“新军”的指挥官担任督军，与省议会共同组成新的省政府。其实质，费正清认为：“就是一省的温和改良派，以宣告独立来继续他们的士绅统治，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维持住了他们在地方的政治、经济控制权。他们远远无意于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也谈不上群众参与。”

延续了268年的清王朝、绵延了2132年的帝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算起）是灭亡了，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

让我们看看总统大选的一幕吧——

1912年10月6日，宣武门大选会场被三四千“公民团”团团包围，另有正式军队荷枪实弹，往来梭巡。在众议院会场，国民党、进步党及各小党派议员共到759人，需投票3次，检点人数、发票、投票、唱票，每次约需4小时，至少要两三天才行。

洪帮首领张尧卿率领的这支“公民团”，本色是流氓。他们代表“民意”警告每位议员：不选出袁大总统，不准出场。进步党议员籍忠寅、田应璜、张汉、廖宗北、彭邦栋等一干瘾君子烟瘾发作，涕泪满面，哈欠连天，然“公民”无情，决不通融。烟徒们抓耳挠腮，捶胸顿足，扯发撕衣，出足洋相。后来，他们在会场里乱窜，到处寻找国民党议员，又是拱手，又是敬礼，苦苦哀求，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意愿，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早散会。

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面包点心，说是拥护袁总统的议员们用的，送进去了；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物，送不进去，“公民”们破口大骂“饿死活该”，国民党议员惨遭挨饿。

第3次计票时，天已经黑了，议员们不得不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做出选择，袁终于得票过半。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掌声稀稀拉拉——国民党议员不鼓掌；进步党中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会场外，“公民团”听说选举完毕，领了报酬一哄而散。4天后，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身穿陆海军大元帅钴蓝色礼服，头戴叠羽帽，乘着八抬彩轿，出现在故宫太和殿前。他宣誓就职后，文武官员都呼“万岁”。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两万多人的部队，是乘坐二人肩舆代步的，现存的一张照片中，那轿夫的肩头刚好在大总统的足下。

一年多后的1914年12月23日，在历代帝王都举行过祭天仪式的天坛，袁大总统也“祀天”，他是乘坐钢甲小汽车去的。从新华门到天坛，沿途加铺黄土，这是皇帝出行的礼节。

章太炎说，“袁公就职岁余，渐恣肆”。

外国观察家们依据他们对中国少得可怜的知识，曾坚信在中国，皇帝是需要的。美国政治协会首任会长古德诺，经短期访问中国、因而被认为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安排，为袁世凯当宪法顾问。古德诺根据在北京一年半的经验得出结论：“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古德诺不幸落得一个坏名声，因为他似乎在理论上支持了袁世凯的复辟，而袁世凯预先支付给顾问50万金的支票。唐德刚看过那篇专门写给袁世凯的《共和与君主论》原件后，评论道：“从法理、学理和史实角度来看，这篇谬论不算太谬，但古先生谬在老学究的政治天真，以及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脱节。”

袁世凯语录

论国体

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

从数千百年专制之后，一跃而跻共和，宜吾国民之色然而喜也。然世凯深以吾国之未进步为忧也，深望我国民常处于不足，勿夸张自满也，深望以公诚推与，勿互相猜忌也。四万万心惟一心，国乃强。

后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

西儒恒言：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

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

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改革以后，人民受种种激刺，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预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所引为憾事者也。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

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谈施政

古今立国之道，惟在整饬纪纲，修明法度，使内外相系，强弱相安，乃可巩固国基，争存宇内。

世凯向持锐进主义，不甘以畏难保守自居，数十年苦心经营，当为诸君所共见共谅。但现值改革之后，亟当维持秩序，利用厚生，建设从稳健入手，措置以实事为归。

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故分设农林、工商两部，以尽协助提倡之义，凡学校生徒，尤宜趋重实业，以培国本。

欲国之长治久安，必使人人皆有生计，而欲达此目的，则必趋重于农工商。余闻文明国头等人物往往欲为实业家。

国家既采法治主义，庶政皆藉法律以行。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

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

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之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也。

实业之不发达，厥有二因：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资本之缺少。无论何项实业，皆与科学相关，理化之不知，汽电之不讲，人方以学战、以商战，我则墨守旧法，迷信空谈。

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余对于教育之观念如是。

夫输入外国文明与其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

夫国家者国民之公产也，故效法列强先进之精神，当以国利民富为前提。

谈宗教

人民信教自由，举凡各教，均一视大同，毫无偏倚，不论其信教与否，亦不论其信仰何教，均须互相尊重，悉泯猜疑，冀享幸福。

谈二次革命

乃本年七月间，少数暴民破坏统一，倾覆国家，此东亚初生之民国惴惴焉将不保。余为救国救民计，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厌乱，将士用命，不及两月，内乱敉平。

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

谈道德善恶

吾国民性最驯，惟薄于守法习惯，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习之既久，则道德日高。

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

忠之本义，忠于一国，非忠于一人也。人人以国为本位，勿以一身一家为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群。

吾国向重信义，近来人心不古，习为诪张，立身且难，何况立国。

吾国向以名教为大防，经四千年之胚胎变化，自有不可磨灭者存。乃或偏于理想，毁弃一切，不做实事，专说大话，未得外国之一长，先抛本国之所有，天性浇薄，传染成风，本之不存，叶将焉附？

有恒心，然后有恒业。人而无恒，则有事时犯一乱字，无事时犯一偷字。

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民之好恶虽不尽同，而是非善恶必有标准，大致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善，越礼犯义者，则为非为恶。余愿国人有辨别心。

若以贫弱不堪之国，不学他人之文明，而惟学其奢华，是以病夫与壮士斗也。

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谈与日条约

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

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谈蔡锷反对帝制

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

袁世凯[编辑]

大清帝国第2任内阁总理大臣

中华民国第2任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第1任大总统

中华帝国皇帝（筹备）

中华民国第1任大总统（复任）

1916年6月6日（56岁）

中华民国京兆地方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廷（又作慰庭、慰亭），号容庵，汉族，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今项城市）袁张营村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重要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北洋新军领袖[1]，对近代中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恢复作出过重要贡献[2]，被称为中国近代陆军之父[3]，是中国警政、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奠基人[4]，对中华民国的成立起到关键作用[5]。曾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和中华民国大总统等职。

袁世凯出身官宦家族，于清末投身行伍，后随军赴朝鲜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又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指挥军队击溃日军，被清廷委以重任[6]，回国组建新军，襄赞洋务运动及清末新政[7]，自道员、总督、巡抚累升，至入值军机处，甚至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清末头号权臣。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是大清帝国的直接终结者，他用和平手段劝使大清皇帝逊位，临朝称制的隆裕太后诏授袁世凯全权组建临时政府[8]，中华民国因而得以真正成立[5]，并完整继承晚清版图。

当选为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延续自己在前朝当政时的改革思想，积极发展民族实体经济，竭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在赣宁之乱和倭扰之患后，伴随着政局和社会乱象[注1]，质疑共和立宪的声音甚嚣尘上。相较于落伍的君主专制及在中国踉跄而行的共和立宪，部分列强当时施行的君主立宪[注2]被认为对拥有千年君主历史的中国地区更为有利，中外相关学者力谏变更国体以巩固国基。经国民会议表决，多数代表赞同改变政体[9]，袁接受推戴后，着手建立年号为洪宪的中华帝国，但在日本及反袁势力的摧挫中以失败告终[10]。袁于1916年6月6日逝世，受国葬礼遇，葬于河南安阳洹水北岸袁林[11]。

目录

[隐藏]

? 1 早年生涯

? 2 崭露头角

? 3 小站练兵

? 4 清末政局

o 4.1 戊戌变法

o 4.2 义和团

o 4.3 清末新政

? 5 东山再起

? 6 大清帝国覆灭

?7 中华民国总统

o7.1 临时大总统

o7.2 正式大总统

?8 与日条约

o8.1 背景

o8.2 经过

?9 中华帝国

o9.1 君主立宪背景

o9.2 中华帝国结束

?10 任内施政

o10.1 文化方面

o10.2 军事方面

o10.3 经济方面

o10.4 教育方面

o10.5 政治方面

o10.6 捍卫领土

o10.7 禁毒禁赌

?11 评价

o11.1 中立评价

o11.2 私人评价

?12 家族

?13 著作

?14 袁世凯相关书籍

?15 注释

?16 参考文献

?17 外部链接

早年生涯[编辑]

袁世凯于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张营（今项城市千佛阁办事处袁张营村）一个官宦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他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他的父亲因此将他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族谱的谱名字辈“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给他命名“世凯”。

祖父袁澍三乃地方名绅，曾任陈留训导，父袁保中官至候补同知。叔父袁保庆曾在袁甲三的军中带兵，官至二品江南盐道道台。生母刘氏是项城县南顿人，袁保中的妾室。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金陵等地读书。袁保庆病故后，复随堂叔袁保恒至燕京念书。1876年秋，赴陈州参加乡试不中，年底与沈丘于氏结婚。1878年袁保

恒去世，返回项城，移住陈州，与当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结交，拜为金兰。1879年秋，再次乡试不中，遂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出身淮军，为庆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崭露头角[编辑]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高宗李熙之父云岘君李昰应利用军队兵变，成功夺权；朝鲜“事大党”与云岘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征朝鲜半岛。吴长庆的幕僚马建忠设谋，要袁世凯将云岘君拘捕，云岘君被掳至保定问罪后，当年年仅23岁的袁世凯，则以“通商大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式陆军并控制税务。

1884年朝鲜政治又起纷争，政权内部分化为新旧两派势力。一派是以闵妃为首的外戚集团，另一派则是要求改革的士大夫激进派。以金玉均激进派为代表的“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被“事大党”及闵妃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袁世凯当机立断，指挥军队击退日本军，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12]1885年，袁世凯被封为“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1887年8月开始，朝鲜政府先后向日本和欧美各国派遣使节，以对国际社会宣示其外交自主。大规模的独立外交活动，引起清政府不满。[13]

1894年初，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形势紧张，朝鲜国王向清国借兵镇压，李鸿章同意出兵，6月4日清军开赴朝鲜。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相关条款，6月7日清廷将出兵事宜知照日本，同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清廷称日本也已出兵。6月11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军到达朝鲜京城。获悉清廷出兵后，起义军6月11日与朝鲜政府签订《全州和约》，朝鲜内乱有所缓和。6月12日大鸟圭介主动与袁世凯会晤，商谈共同撤兵，但日本内部对此不满，在没有达到全部目的前拒绝撤兵，清日双方对此相持不下，7月25日，日本军队在丰岛海面对清军发动袭击，挑起丰岛海战，进而引爆清日甲午战争。[14]

小站练兵[编辑]

主条目：小站练兵

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军海陆皆败收场，袁世凯奉命随军撤退天津。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李鸿章等大臣乃于1895年举荐袁世凯负责督练新军，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命袁世凯接替胡燏棻练兵。袁世凯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15]袁世凯开始了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天津小站的练兵生涯，史称小站练兵，这股兵力后来成为清末陆军主力。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军、淮军的旧制。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大胆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15]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普鲁士风格曲调的《大帅练兵歌》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6]小站练兵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加快了旧军队的淘汰速度，对中国地区军队的近代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5]

清末政局[编辑]

戊戌变法[编辑]

慈禧太后

戊戌变法因戊戌政变而失败，对于1898年发生的戊戌政变，袁世凯是否向荣禄告密，存在不同说法。光绪帝重用的维新派人物寄望于袁世凯的新军，9月18日（八月初三）谭嗣同夜访法华寺，面劝袁世凯兵变，出兵慈禧太后所居之颐和园，控制燕京政局。但忠于慈禧太后的荣禄曾有恩于袁世凯[注3]，所以有观点认为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回天津后将谭嗣同的想法告诉了保守派势力荣禄（时任直隶总督），荣禄连夜赶到北京将情况告诉慈禧太后，慈禧发动政变，光绪帝遭软禁。但这种观点有许多破绽。

近代根据史料记载，戊戌时袁世凯倾向维新派，并未主动告密，[17]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颁布训政诏书，慈禧全面掌握政权。假如袁世凯真有告密行为，那么谭嗣同作为劝言袁世凯劫持慈禧的人，可谓罪不可赦，但上谕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逮捕谭嗣同。[17]同时，时间和技术也是问题，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抵达天津已是日落，赶到荣禄处已是夜间，即便告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荣禄根本无法在凌晨及时赶回北京。可见慈禧太后凌晨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17]再者，根据清宫档案《知会簿》军机章京命令军机大臣值班情况看，袁世凯回天津之前，保守派已经采取了行动，可见政变非袁世凯回天津主动报告引起。[18]其实，1898年6月11日后，慈禧就为发动政变做准备，包括一系列孤立、监视光绪皇帝的行为[注4]。[19]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罪责为族灭的叛国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这只是脱身之举。[17]即便按照维新派原计划进行，袁世凯对于戊戌维新能否成功仍有争议，因为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七千人新军战力，并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于北京附近的九万人部队。然而，戊戌变法被镇压与袁的告密有直接关系。

相传袁世凯听闻康有为已被革职待参，惧怕“围园诛后”一事暴露，牵连自己，遂向荣禄告密，西太后闻之大怒，下令逮捕康、梁诸人下狱，并诛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

义和团[编辑]

义和团在山东的排教行为，引起欧洲各国不满，1897年11月德国借口巨野教案，武装侵占胶澳地区后引起连锁反映，俄、英、法等竞相效尤，纷纷争占租界地。在此期间，袁世凯先后向山东巡抚张汝梅[20]、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21]、代理营务的徐世昌[22]出谋划策，预筹战备。袁世凯提出的建议促使清廷认识到山东局势的严重性。1899年5月1日，荣禄命令袁世凯和聂士成各率所部，开往山东境内演习。袁世凯此行的目的，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23]，实则是遏制德军。[24]

1901年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及光绪皇帝的朱批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后，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并间接或直接地支持义和团，毓贤尤为显著，既要防止德国等列强继续入侵，又要防止民教纠纷引起教案。列强入侵清国，严重影响治下中国人生计，导致反抗出现，进而引起教案，而教案又是列强宣战，进行扩张的出师之名。对此局势，毓贤无力驾驭，只因惧怕洋人，所以煽动民众闹事。

[25]这引起列强对他的不满。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径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撤换毓贤，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美国公使称：“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26]，不点名的推荐袁世凯代替毓贤。此意见亦符合慈禧太后及荣禄罢免毓贤、任命袁世凯的想法。12月6日，袁世凯被任命为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爆发，山东省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清末新政[编辑]

主条目：清末新政

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成为疆臣之首、北洋之主，同年他顺利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任直隶总督期间，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督办新军、发展实业、奖设工商等。1901年上奏呈请建立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前身），后来参与到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的建设中，他一手创办的北洋军医学堂成为今天中华民国最高层级的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由他倡导的北洋新区，是中国地区率先采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而建成的城市新区。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基础，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六镇，后改称为北洋陆军重新编制，总兵额达7万人。1905年10月末，袁世凯在河间府举行河间秋操，为中国地区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现代化正式野战演习。1906年又举行了彰德秋操，中外瞩目。

1898年政治改革因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推行。几年后，立宪声浪风生水起，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而领导这次政治改革的人正是掌握北洋大权的袁世凯。

经过月余准备，由袁世凯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炉，因对满清亲贵不利，又遭反对。慈禧又改换其他大臣继续制定方案，最终形成对满人官员有利的方案。[27]1907年丁未党争中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黜，林绍年请辞，因而袁世凯与张之洞替补调入朝廷，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但同时也让他疏远军事，有明升暗降之嫌。同年，在袁世凯的运作下，中国地区第一支新式警察队伍，及中国地区历史上最早的近代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均正式成立于天津；同时，袁又下令直隶各州试验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升任摄政王后，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于是解除袁的职务，知道形势不利，袁决定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彰德府洹上村（今河南省安阳市）。在此期间，袁韬光养晦，隐居时仍关心政事。

东山再起[编辑]

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新军陆军第八镇兵变，引爆武昌起义，并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后相继有多个省宣布独立，支持反清；为取得交战的合法地位，各方反清势力[注5]均主张组建中央临时政府。清国知道清国国内，仅有北洋军可以抵抗叛军，于是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起义，但荫昌无力驾驭北洋军。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英美等国公使也建议起用袁世凯，载沣见内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唯有于10月14日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派其南下压制起义，袁世凯一面奏请清政府停止进攻，一面表达善意，让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议和。

[28]革命党人、相继独立的各省、海外华侨则都希望袁世凯赞助共和，他们中有的希望袁回旗北向对付清廷，有的发出推举其担任筹备中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邀请。[29]如10月27日，黎元洪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11月2日，伦敦和芝加哥华侨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11月9日，革命党人黄兴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将袁世凯与拿破仑和华盛顿做类比，表示若袁能直捣黄龙，南北各省都会听命于他；11月12日，黎元洪又向袁世凯表示，只要袁“能来归”，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就非袁莫属。[29]

另一方面，10月29日张绍曾等将领联名向清廷施压，请求朝廷尽快立宪，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独立各省立宪派的诉求，史称滦州兵谏。兵谏次日，清廷宣布特赦国事犯（即政治犯），解除党禁。11月1日清廷又宣布解散满人皇族内阁，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资政院于11月8日推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从南方抵京组建组阁，

11月16日以汉族人为主的袁世凯内阁名单公布[注6]。11月26日，北洋军一举攻克汉阳，这样既能给清政府内部主战派有所交代，又能迫使黎元洪谈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意调停战事，愿意促成袁世凯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在起义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有意停战，并于11月30日达成停战协议。[28]12月2日，《时报》发表袁世凯的政见，他呼吁各方以大局为重，满汉两族冰释前嫌，主张清廷君主立宪，以避免国家分裂，他会与进步党中的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通力合作，使各事都能处置妥当。他说：

“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矣。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 (30)

”

大清帝国覆灭[编辑]

参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及宣统帝退位诏书

隆裕太后诏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

在南方独立各省为组建中央临时政府召开的联合会中，1911年12月2日《汉口会议》确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12月4日的《上海会议》根据《汉口会议》的精神，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以虚位待袁，同时决定大总统职权暂由大元帅行使，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遭到黎元洪等人反对。《南京会议》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因其在武昌，不方便到南京工作，所以让黄兴代职。[29]而黄兴力辞不就，组建中央临时政府陷入僵局。12月18日，袁世凯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体、清皇室善后、大总统的确立等问题展开讨论，南北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相关议题，根据当时的形势，袁世凯无疑将当选民国首任总统。这样的结果是同盟会不愿接受的，12月29日，同盟会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并选出孙中山为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12月31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参加这次选举的代表属非法代表。[31]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解释原因称东南各省久缺统一机关，行动困难，总统之职只是暂时担任。[28]

1912年1月11日，北洋军全体将领通电清政府，称军情紧急，请求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这其实是袁世凯压制清室主战派的手段。1月12日，袁世凯指使奕匡在宫廷会议上提出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例。1月16日袁世凯亲自上奏隆裕太后，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号，享受岁费。在当日上午退朝回家路上，袁世凯遭到中国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侍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袁世凯后来称病休息，但继续让他的亲信代他逼宫。[32]1月18日，孙中山以提出《五条要约》[注7]的方式向袁世凯摊牌，企图做实南京临时政府。[28]经过反复修改又于1月22日以公诸报端的方式将幕后谈判全部曝光，势同最后通牒，这不但令袁世凯极其尴尬和不满，也让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尽失颜面。[28]袁世凯以孙中山提出的条件与南北双方协商的内容不一致为由拒绝接受，袁世凯认为，如果清帝退位后各国不能及时承认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又不能统一中国，中国便成无政府状态，这样就无法维持秩序，对付外人。如果孙中山一定坚持己见，他不得不作废先前谈妥之事。期间，孙中山还以出让中国利益的方式企图向日本借款，以筹备与袁决战，但未能得逞。[28]袁为少生枝节，屡屡向孙妥协，同意同盟会多人进入总长之列，同盟会最终如愿以偿。[28]最终在袁世凯亲信的继续逼宫下，隆裕太后于2月12日颁降懿旨，接受优待条件，幼帝溥仪退位，清朝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让他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清朝统治宣告终止。她在《宣统帝退位诏书》中说：

“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

中华民国总统[编辑]

临时大总统[编辑]

参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1913)

在南北议和后，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通电共和，根据南方独立各省及部分革命党人自始至终的意愿，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准备将总统一职还位[29]给袁世凯，并于2月14日得到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参议院发贺电称“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袁）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2月18日，八旗全体上函袁世凯称“北方人士既推（袁）公为中国华盛顿第一，南方君子复许公为世界华盛顿第二，实为中国全体人民所同钦仰之铁证”。[33]

袁在北京外交部迎宾馆就职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履行约定迫使清帝退位后南京临时政府不愿交出实权，遂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注8]，内阁代大总统对国会负责，使大总统成为空有其名而无实权的虚职，希图架空袁世凯，并规定大总统到南京就职。袁在复电中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电报公布后，各方舆论纷纷反对定都南京。孙中山随后与临时参议院讨论投票决定定都地点，结果参议院以20票的压倒多数反对定都南京，但孙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张，最后在黄兴的威胁及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又重新投票，并以19票比17票的结果通过定都南京。[35]2月29日，北京兵变后，袁世凯决定在北京就职，成立北洋政府。

袁世凯就职后，坚持五族共和，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维持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在施政上，袁世凯遇到不少困扰，《临时约法》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但第一届内阁就与总统闹独立，内阁总理唐绍仪不仅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而且在执行袁世凯所制定的政策时，更多地不是考虑整个国家利益，而是考虑与同盟会的向背。[36]

在1913年2月举行的民国首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多数议席，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不料宋于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杀。在没有证据前提下，孙中山指称袁世凯授意暗杀，袁世凯在5月3日的政府公文中表示，宋案应候司法机关裁决。近代部分学者认为宋是被孙中山派人暗杀[37]。宋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在租界西捕房安然无恙，刚转进陈其美老部队改编的军营中，[38]还未仔细审讯，就离奇死亡。当时依靠法律解决的路径并未走完，各界也纷纷呼吁依循法律解决。但提倡“五权宪法”的孙中山却越过司法途径，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党内反对派黄兴等人循法律解决的意见，坚持诉诸武力，以造反的方式（史称二次革命）对抗袁世凯，惨遭失败后流亡日本。[39]面对种种乱象，袁世凯颇为苦恼，于1913年7月22日发表《中央困难情形文》，他从选拔人才、财政和党乱等方面阐述中央的苦衷：

“

……经年国基甫定……乃忽有赣宁乱耗发生。……一年以来，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众望。……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院，议院果清白乃心，博商共济，则物色一国最高之才，使荷一国最重之任。……乃自党见既纷，意存掣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国家既采法治主义，庶政皆藉法律以行；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

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一年以来，原有赋税，地方节节截留，中央征解无几，而善后之费日增，旧债之期更迫，乃或利用感情之弱点，倡为无责之游谈，国税则屡征而屡抗，外债则旋赞而旋否，借风作浪，节外生枝，以党略为前提，置国命于孤注……

”

正式大总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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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被国会选为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0月10日，袁在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就职演说中，谈及个人从政生涯及共和国成立后，法律、道德、教育和实业发展等方面问题。10月14日，由国会编制的《天坛宪法草案》脱稿，乃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增订版，对大总统的权限仍然有众多限制。袁世凯10月16日在《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中指出临时约法限制过苛，而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注之权，所以为了政务统一，要求国会扩大总统职权。但国会将大总统的提案置于勿庸讨论之境地，国会无视《临时约法》规定的临时大总统向议会咨询的权力，并在此后再三拒绝听取袁世凯的陈述。袁的意见遭国会堵塞后，他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公开陈述自己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争取国会外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各省军民长官在电复中均支持袁世凯的意见。[40]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根据警备司令官查获赣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组成部分）领导者李烈钧与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有密电来往勾结之实，遂发布《解散国民党通令》，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在对国民党人的告诫中，袁世凯指出：

“

……国民党之所谓党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夺权利之实。凡可以逞其野心者，虽灭国亡种，荼毒生灵，亦所不惜。其运动方法，或以利诱，或以威吓，或以诈取，务使同种之

人，互相残害，而自为狡兔三窟之谋。其鼓吹之术，或以演词，或以报纸任意造谣，颠倒黑白。利用一般思想单简之青年，一入彀中，即为所卖，附和煽乱，至死不明。此等鬼蜮行为，即个人尚不能立身，遑论治国？

”

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取消后，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休会，袁世凯派员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作为临时替代机构，在召开的首次政治会议上，袁世凯指出内政紊乱是因部分人错误理解平等、自由和共和的内涵所致，还声明乱党人员失败后卷公款而逃，并谈及外交及司法独立问题。1914年1月，袁世凯根据黎元洪等人及政治会议的意见，将国会解散。1914年3月31日，袁世凯颁布了民告官为特色的《平政院编制令》。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

与日条约[编辑]

主条目：二十一条和中日民四条约

背景[编辑]

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注9][41]

————胡适对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涉的评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的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23日以英日同盟（协约国）为理由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沿线地带。袁世凯政府分别在1914年11月18日和1915年1月7日两次要求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军。

民国初期，南京临时政府为从日本获取资金而打算与日本军部关系密切的三井物产森恪签订近乎出卖中国主权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合同》，这一借款案的主谋正是时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42]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际，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简称《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而其中部分条款就是以孙中山早前提出的若干出让中国主权的条款为底本，如有关汉冶萍公司的条款[42]及孙中山与森恪之间达成的以租借满洲给日本为条件的秘密借款案。[43][44]日本还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洲及蒙古的权益，以及承诺聘用日本人为顾问。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纳入成为其保护国。美国闻讯虽对日本提出抗议，但日方并没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经过[编辑]

《中日民四条约》文本

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凯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舆论讨伐日本，国内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让步。5月1日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日本政府删削了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

[45]5月6日，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

“

……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

”

日本政府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46]限5月9日下午6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45]此时的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5月8日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袁世凯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其他条款已非亡国条件，为避免开战，所以接受日本条件。他说：

“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46]

”

在日本的胁迫下，袁世凯政府5月9日在回应了日方的最后通牒后将当日定为中国国耻日，史称五九国耻。此后，双方分别准备签约事宜，在条约文字内容上仍有不少折冲，最后于5月25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