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评价————张学良

英雄的赞歌——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民国四美男子之一。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前半生戎马征战，后半生却遭幽禁。谈到他，我们耳熟能详的包括“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九一八事件”，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伟大的。

一个人的个性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生活环境，年少艰苦的生活条件造就了他坚毅的性格。父亲母亲的影响，也让他有了正直、冷酷、坚强的一面。在了解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回忆中，可以发现他喜欢开玩笑，平时则和蔼、平易近人，在公事上就刚烈正直，就是这样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却也真真实实地谴责自己是罪人。如此谦卑恭谨、正气浩然、明敏坚定、待人真诚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敬仰的。然而他却也因为发动“西安事变”而饱受非议，从不同的政党角度来看，“西安事变”利弊各不相同。可是从他本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出发点却是为了“民族统一”大义。

张学良和他父亲张作霖是不一样的，他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厌倦军阀统治和封建主义的世袭制度。在西安事变后期送蒋宴会上他曾说：“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我父亲有我父亲的志向，我有我的志向。”他生平一贯的主张就是拥护国家的统一，他坚决反对内战，看到老百姓因内战被蹂躏失所，饥寒交迫，内心会非常难过和内疚，希望今后不要再打内战。西安事变结果——蒋最终获释，而国民政府提前停止剿灭共产党，中国建立形式上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就是对此的最好体现。同时，他也痛恨日本，绝不卖国，绝不事仇，曾立下生做抗日雄，死成抗日鬼的豪言壮语。对于“九一八事变”痛失东三省，我相信那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他也不愿意同胞受苦、惨遭蹂躏。在面对各界声讨与谴责时，张将军说“丢失东三省，我是有责任的，但我是奉命这样做的。”此话看来或多或少都有点推卸责任的意味，然而其后续做法却又让人看到了其真诚痛苦之处。“学生爱国无罪，如果有学生冲进来，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此般委屈求全，内心苦痛无人能解，足见其心胸宽广和对人民的爱护。

提到张学良，我还是不想避讳其风流韵事。我认为，一个男子能吸引如此多女子为其倾心，足显其魅力所在。虽不足为外人道也，但也能反映其少年功成，才华非同一般。如此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引佳人倾心反倒不正常了。可以说，他一生功大于过，赞扬多于贬斥，我们还是应该以民族英雄的角度来对待他。

如何正确的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如何正确的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该从哪些方面入手研究？ 要想对历史人物做出合情合理的评价，必须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下，具体注意下列几点： 1．特定的历史背景。背景是历史人物活动的大舞台，人物同样的活动如果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那就可以做出不同的评估。 2．确定评估标准。我们看一个人物的活动或举措，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仅从道义的角度去考虑。而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统一等。 3．防止以偏概全。通常说人无完人，就是指对人物的评估要一分为二，全面客观。对历史人物要考虑他的阶级性和时代性。 4．克服英雄史观。历史上有作为的人物是时势造就出来的，同时也要承认人物的个性特点对事物的一定影响力。 5．要根据具体材料所提供的有效信息，克服思维定势，将材料观点和教材有关知识进行综合分析。 6．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决不能主观臆断，空穴来风。也就是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给予评价。 下面我们以评价曹操为例加以说明： 一是要注意区分文学作品的曹操形象与历史中真实的曹操。文学作品中，由于受到“忠奸论”与“正统”（正名）思想影响，将曹操丑化，评为乱世奸雄。戏剧舞台上定位之为“白脸”。问题出在文学作品脱离了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更多地是以个人的感情作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违背了评价历史人物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二是要将曹操历史作为中的“为政”与“为文”加以区分。政治上，曹操挟豪强之威，挟天子以令，注意发展生产，唯才是举，掌握军事计谋，运筹帷幄。文学上开创建安文学新气象，作品流传千古，如《短歌行》等，意蕴深远。 三是是将“正统”思想与历史人物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客观或主观进步性加以区分。东汉没落瓦解，非曹操之过，亦非曹操所能挽救，罪不在操，但曹操发动战争兼并战争，当然给人民带来困苦，此为过。“正统”思想不可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只有认清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才能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四是注意曹操为统一天下所做的努力，尤其是赤壁之战。此乃条件不成熟之举。要求统一是历史的进步，但违背历史客观，一意孤行，未能实现，此为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

评价屈原

在我国古代哲人中,屈原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影响,恐怕只有孔子这样圣人可与之相比。 孔子的影响,主要在他的思想。不管后世的人们怎样崇扬他,也不管近代以来人们怎样企图打倒他,他所提出的社会思想,他所规范的伦理道德,毕竟笼盖了二千余年的中国历史,成为今天人们所不能不面对的巨大存在。 屈原则是一位行动者。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除了《离骚》、《天问》等一篇篇回肠荡气的辉煌诗作外,他自身的遭际和在其中所显现的道德、人格,似乎更为人们所瞩目。——他是作为一个为黑暗时代所埋葬的伟大悲剧人物出现在历史上,并震撼了整个民族心灵。在许多时代人们的心目中,他似乎成了某种精神道德的体现者或楷模,高高屹立在苍黄翻覆的历史烟云之上,俯视着百代千秋。 有趣的是,屈、原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方式,又与孔子如此的不同——屈原的意义和价值,几乎在每一历史时代,都须经历激烈的争辩,才得到一部分的实现。从汉代到明清,从“五四”时期到抗战阶段,以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新时期,每个时代几乎都有自己的“屈原问题”。人们在探讨时代的命运和做人的规范时,往往把屈原作为一种历史参照进行比较,作出选择,从而对他的精神、人格实行再认识、再评价。正是在这种不断被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历史中,屈原显示了精神风貌的左右偏移,并牢牢地保持了对一个民族的影响。 这种情况是由什么决定的？对屈原的评价历史曾经有过些什么争议？它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人们什么样的需要或心理？这是颇有意义的课题,我们不妨作一简要的探讨。 一、屈原——投影于历史的双重精神 任何伟大人物能够对后世发生久远的影响,都是他们自身的功业或精神,给予历史以巨大投影的结果。所以要探讨屈原如何影响于后世,须得考察在他的一生中,究竟有些什么功业或精神品格,足以震撼后人的心灵？ 人们常常只把屈原视为诗人。但据司马迁、刘向记载的屈原事迹,他在当时显然是作为一位非同寻常的辅弼之臣,而登上楚国的政治舞台的。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一旦出现在楚朝廷中,便以卓绝的治国才华得到了楚怀王的倚重。《史记》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惜墨如金的史家笔下,这数十字的概述已完全足够证明,屈原早期在楚国政治生活中,具有怎样举足轻重的影响了。 但屈原在历史上却没有留下引人瞩目的功业——因为他不久就被贵族党人进谗诬陷,遭到了怀王的疏黜；接着而来的两次放逐,更把他远远地隔绝于政治生活之外。一位有志于辅助楚王,成就五帝、三王之业的大贤,就这样论为流落江上的憔悴迁客。 在屈原被重用期间,楚王君臣曾励精图治、整刷朝政,迎来了称雄南天的短暂兴旺。弃逐屈原以后,楚国之航船便在风雨飘摇中一再触礁搁浅,迅即降为睥睨天下的强秦之附庸。数十年后,便以灭国之祸在历史上从此消失!屈原的遭际,就这样与一个国家、民族（楚人）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而他沉身汨罗的悲壮一幕,似乎也成了泱泱雄楚一朝覆灭的历史悲剧的序幕。 倘若屈原退出政治舞台后,从此以屈从命运的达观“明哲”自命,颐养天年,默默地老死于山野荒村,他便不会给历史留下多少记忆。但屈原却奋身抗争了——他忘不了曾寄予莫大期望的楚王,忘不了他曾为之奋斗的复兴楚国的梦想,更忘不了“筚路蓝缕”、经历了多少世纪艰难创业而终于自立于南方的楚民族的命运。他虽已不再能为这个民族的兴旺贡献心力,却要用自己尚存的生命,为它的苦难凄怆呼号。长长的十多年放逐生涯,由此成了屈原不屈不挠与党人群小斗争的延续。在他身上两种最主要的精神品质,在这段最黯淡的生涯中,得到了最光彩耀眼的闪射——那就是对于恶势力所施加的压迫、摧残所表现的无畏抗争精神,和即使蒙受多大冤屈、遭受多大摧残,也决不背弃祖国、民族的忠贞精神。 屈原对恶势力的抗争,早在从政时期就有锋芒锐利的显露。他亲眼目睹过朝中党人怎样狗苟蝇营地追逐于势利,“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竟不惜

近代史人物资料

此资料仅供参考 慈禧，林则徐，吴佩孚，段祺瑞，徐向前，陈毅，林彪，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毛泽东 曾国藩-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清朝湖南长沙人，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因讨伐太平军时，有大肆屠杀平民之情事，而与其弟曾国荃被称为曾剃头或曾屠户。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思想——明用孔孟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 ?组建湘军?大战太平军?攻占南京?追剿捻军?主办洋务? 天津教案 （1）按阶级立场或者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曾国藩是有过的，而且这个过很大，因为曾国藩在打倒太平天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所以，曾国藩的过失或者罪责是延续了封建社会，延续了满族人主政的清朝。 （2）从国家利益而言,他是功不可没的大功臣;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强大了军事力量,影响了后来的知识分子;例外,曾国藩的文才 也很出色,为后世留下了一笔财富;如果不是因为乱世,也许他会成为

一个像鲁迅一样的文人让人永远记住;但他用他的方式为祖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影响了整个中国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李鸿章大家自己查查我就不总结了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

评价历史人物

《评价历史人物——李鸿章》探究性学习教学案例初中历史教材涉及到的古今中外历史人物不胜枚举，对于初中学生来说，怎样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学生往往会凭借对电视剧或者文学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形象来举例说明，如果学生不善于在历史学习中，寻找评价历史人物的规律，得出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一般方法和步骤，常常会错误地认识历史人物，就会误读历史。《历史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要使学生学习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为了实现新课标要示，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就显得尤为重要。 探究性学习强调将学生引导到问题情境中去，促使他们去发现问题，自主探究，自主解决问题，这既符合初中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也符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要求。新课程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探究性学习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载体。如何让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性学习，主动获得知识，学会学习，就显得至关重要。为此，我在教学实践中，以“评价历史人物——李鸿章”为例作了一些尝试，获得了一些历史教学感受。 一、以学生为中心进行课堂教学设计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实施新课程改革的主渠道、核心部分。从新课程实施的角度看，只有走进了新课堂，才是走进了新课程。 首先，对李鸿章的各方面分析，一是要了解其人生成发展过程和所处的历史背景；其次，要掌握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从而把历史人物放到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环境中去分析。促使学生向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发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①选好课题，以“你最想研究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或“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为题，让学生讨论确定研究历史人物的对象。教师先介绍李鸿章的概况，根据学生对李鸿章的初步评价，把学生分为若干小组。 ②依据争议的项目，分成若干小组，一组是对李鸿章积极评价为主；一组是对李鸿章的消极评价为主；另一小组是中性立场，或者说是李鸿章是近代史上的多面人，然后指导学生去搜集相关的资料。通过查找资料，用史实加以说明。 ③让学生在课堂上展示各自观点。在探究活动中，教师应以问题或者任务为出发点，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拥有正确的学习方法，并且能够自主地搜集历史资料。教师鼓励学

2019历史上关于对屈原评价问题的争议语文

历史上关于对屈原评价问题的争议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 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８２篇之多的怀南王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

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 “‘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

关于张学良的评价

关于张学良的评价 以前，听到的有关张学良的事情和评价，有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特别是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更是很多，即使是在历史课上、教科书里，也没有对他的歌功颂德，反倒是认为他是国民党军的头子，做了很多危害国家、共产党的事情。我总觉得对张学良的评价是否有些过于偏颇了。最近，我查了很多关于张学良的资料和大家对张学良的评价。发现，果然如此，对张学良的评价确实有很多人是赞扬和崇敬的，但不乏有很多人持有反面态度。 很多对张学良评价消极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富家公子、纨绔子弟，做人风流等。他所执行的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陷，更是这些人对他进行批判的最有利把柄，可以说这是张学良人生的一个最大污点，足以使后人对他产生这种消极的评价并且是那么的理直气壮。 但是，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虽然有一定的依据，是不可抹去的历史事实。但只对张学良进行这些负面的评价，恐怕是对他的不公正评价，不客观评价。张学良为什么一直以来都被人称作“少帅”？“少帅”一词恐怕不是一个贬义词吧，这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大英雄。 张学良不仅是英雄，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张学良虽然在战争年代隶属于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军的司令。比如：1928年6月，张学良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同年12月，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舆论谴责；12月任国民党北平绥靖主任；1935年10月，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但是他所做的另一些事情对于祖国的统一，维护国家主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说最为著名的“西安事变”，这便是他最为有利的正面评价证据。 在当时，面对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并派周恩来等为代表到西安帮助张、杨正确解决事变。西安事变使得和平统一战线形成，国共共同抗日的局面形成。不仅从危 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拯救了中国革命，让中国从内战走向了联合抗日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团结，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事变发生后，少帅却被蒋介石判刑，囚禁；受到蒋介石的监视长达50年之久。可以说，少帅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国家主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做出了难得的牺牲。 在今天看来，无论张学良是服从于国民党也好，服从于共产党也好，他始终是坚守着自己的爱国热情。比如，在学生时代，他参加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二十一条”运动；从参加内战之时起，他就开始了反对当军阀，反对军阀割据和混战，反对军阀扰民害民，力主和平统一与和平建设，力主对外征战的思想与主张，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工作；1928年，为了反抗日本侵略，发动东北易帜；1929年7月挑起“中东路事件”，发动“抗俄战争”；1930年9 月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基本上制止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中国“再造统一”；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所醒悟，坚信惟有联共抗日才是出路。这些都说明了张学良的爱国情怀，他真正是一个爱国将领，不论是从中国共产党

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浅谈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现代界定可概括为：从根本上看,历史人物的行为是否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国家是历史人物活动须臾不可离却的舞台,也是历史人物活动的归宿,国家的安危盛衰与个人命运休戚相关。林则徐在国难当头时曾明确表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将“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修身立命的终极目标。为国、爱国,历来被视为最高的道德准则,被传统社会视为“大谊”。自古以来,人们对爱国者总是钦佩有加,对卖国贼则深恶痛绝,其情感依据即源于此。因此,符合国家根本利益应是检验历史人物历史表现的一个重要尺度。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总体目标。人类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地努力,就是渴望能不断推进历史的发展,推进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其每一点成就都渗透着人类艰苦卓绝的努力。因此,历史人物的一切活动,自然应服从于这一总体目标,并接受其检验。只有明确标准，才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评价的原则 （1）历史性原则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就是说，评价历史人物时一定要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决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历史人物总是以特定的空间做活动舞台,在某一阶段时间内进行活动。其思想、活动受制于时空等诸条件。因此评价历史人物要考察其生活的社会背景,时代特征,思想潮流、风俗习惯等因素,从中发现影响历史人物的关键要素,把握其活动的实质,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历史人物给以实事求是地评价。既不能以个人好恶评价历史人物,也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可能有缺点错误, 但我们只能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待。 （2）阶级性原则 历史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阶级社会中,因而也就具有一定的阶级属性。历史人物的的种种活动,乃至观点立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要求评价历史人物时，既要看历史人物的出身，更要看历史人物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其作为对哪个阶级有利。例如：评价李鸿章、曾国藩时，要特别强调运用阶级性原则，对他们的主要活动，尤其是在洋务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进行客观分析，以了解洋务派官僚发起洋务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在运用这一原则时还应注意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绝不能简单化，唯成分论。如对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历史人物全盘否定，对农民阶级中的历史人物完全肯定。要注意两点：一是阶级是不会改变的，但个人是可以转变的。列宁说“阶级是各不相同的”，但“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自由地转到另一个阶级”例如，佃农出身的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后来他领导这支队伍，推翻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做了皇帝。朱元璋本人也就由农民阶级转化为地主阶级了；二是相同阶级出身的人可以走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 （3）辨证性原则 评价历史人物要树立正确的唯物史观,坚持辨证的观点,应用两点论,做到一分为二。例如：对于陈独秀的评价，以往总是强调他犯了右倾错误，很少讲他的贡献。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在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搞托陈取消派“反对我们”之后说：“陈独秀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

【最新范文】对屈原的社会评价

对屈原的社会评价 (一)前人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 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

历史人物评价张学良

历史人物评价张学良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

英雄的赞歌——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民国四美男子之一。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前半生戎马征战，后半生却遭幽禁。谈到他，我们耳熟能详的包括“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九一八事件”，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伟大的。 一个人的个性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生活环境，年少艰苦的生活条件造就了他坚毅的性格。父亲母亲的影响，也让他有了正直、冷酷、坚强的一面。在了解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回忆中，可以发现他喜欢开玩笑，平时则和蔼、平易近人，在公事上就刚烈正直，就是这样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却也真真实实地谴责自己是罪人。如此谦卑恭谨、正气浩然、明敏坚定、待人真诚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敬仰的。然而他却也因为发动“西安事变”而饱受非议，从不同的政党角度来看，“西安事变”利弊各不相同。可是从他本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出发点却是为了“民族统一”大义。 张学良和他父亲张作霖是不一样的，他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厌倦军阀统治和封建主义的世袭制度。在西安事变后期送蒋宴会上他曾说：“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我父亲有我父亲的志向，我有我的志向。”他生平一贯的主张就是拥护国家的统一，他坚决反对内战，看到老百姓因内战被蹂躏失所，饥寒交迫，内心会非常难过和内疚，希望今后不要再打内战。西安事变结果——蒋最终获释，而国民政府提前停止剿灭共产党，中国建立形式上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就是对此的最好体现。同时，他也痛恨日本，绝不卖国，绝不事仇，曾立下生做抗日雄，死成抗日鬼的豪言壮语。对于“九一八事变”痛失东三省，我相信那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他也不愿意同胞受苦、惨遭蹂躏。在面对各界声讨与谴责时，张将军说“丢失东三省，我是有责任的，但我是奉命这样做的。”此话看来或多或少都有点推卸责任的意味，然而其后续做法却又让人看到了其真诚痛苦之处。“学生爱国无罪，如果有学生冲进来，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此般委屈求全，内心苦痛无人能解，足见其心胸宽广和对人民的爱护。 提到张学良，我还是不想避讳其风流韵事。我认为，一个男子能吸引如此多女子为其倾心，足显其魅力所在。虽不足为外人道也，但也能反映其少年功成，才华非同一般。如此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引佳人倾心反倒不正常了。可以说，他一生功大于过，赞扬多于贬斥，我们还是应该以民族英雄的角度来对待他。

如何科学评价历史人物

如何科学评价历史人物 [摘要]本文针对初中生往往低估、抹杀或夸大历史人物作用的现象，提出教师应从四个方面科学评价历史人物：即要注意搜集历史人物史料，要坚持历史观点，要看其一生主流，注意克服英雄史观，从而对历史人物作出科学评价。 [关键词]科学评价历史人物英雄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人尤其是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作用。所谓历史人物不是指历史长河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社会历史进程或重大历史事件有突出作用、影响较大、留下明显痕迹的人，他们对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历史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会依据教材中提供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或事迹，对重要历史人物做出分析、判断和评价。可是由于学生受影视作品影响和认知水平、判断能力限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低估、抹杀或夸大其作用，这样就不可能对其作出全面、公正、客观评价，也就很难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目标。这就要求教师必须能科学评价历史人物，方可指导学生进行科学评价。 (一)要注意搜集历史人物史料 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一般是采用史论法。史论法就是用历史人物具体言论、行为评述其是非功过。而历史人物的言行往往是分散在教材中，教师在平时教学中，要注意把历史人物零散的事迹整理出来。整理历史人物事迹通常采用分类法和分期法。分类法即把历史人物一生重大事迹按类别归纳评述的方法，如总结李鸿章的活动可采用此法，分三大类：①参加洋务运动，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创办了洋务运动时期最大的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创办了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②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组织了淮军；③投降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中法战争中奉行“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致使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灭；甲午中日战争中，奉行“避战自保”的方针，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签订了《马关条约》。分期法即把历史人物的活动纳入各个历史时期加以叙述、评价的方法，近代史上人物大多适用此法。如孙中山的主要活动：①辛亥革命前：创建革命团体兴中会，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制定革命纲领“三民主义”；②辛亥革命中：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确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妥协退让，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共和苏联帮助下，决定改组国民党与中共合作，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5月建立黄埔军校。 (二)要坚持历史观点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就是说，评价历史人物时一定要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来进行，决不能脱离当时社会现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些错误倾向：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如认为韩非子主张君主专制的观点是反动的等；对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估计不足，从而拔高、颂扬古人，把古人现代化，与今人简单类比，牵强附会。因此，应充分认识到历史背景的重要性，以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为突破口，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如陈赓曾在广东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时救过蒋介石，但延安整风时，康生不满地对他说：“当年如果你不救蒋介石的命，不就可以少打这么多仗吗？”陈赓回答：“当年如果蒋介石死了，不就成了烈士

张学良人物评价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却在民国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功不可没。 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国民政府在东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员会，营建自己的铁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展葫芦岛港以对抗日本治下的大连港，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从1928年到1931年，除了对抗日本外，张学良对苏俄也日益强硬。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苏联与国民政府不再合作。1928年底东北易帜以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中东路冲突。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正式与中国断交。中苏断交后，张学良与苏军又发生武装冲突，但是，东北军同苏联红军的战斗力相差过于悬殊，张学良失败。此后，双方于1929年12月22日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的状况，并规定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中东路问题，协商中苏复交和通商事宜。1930年10月11

日，中苏莫斯科会议召开，中方代表为莫德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国收回中东路，“坚持到底，不辱使命”，因此，在中东路问题上就陷入僵局，根本未涉及复交和通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1931年10月7日，前后会谈25次，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被日本占领，中苏关于中东路的谈判中断。 九一八事变大家都熟悉，张学良在九一八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少帅想想：东北易帜的目的，就是依赖全国的力量抗拒日本和苏俄。仅仅靠东北自己的力量，能同日本作战吗？绥芬河、诺门坎与苏俄军事对抗的失败，很明显是前车之鉴。在抗日问题上，张学良打定主意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那些认为仅仅靠着东北军就能在九一八事变中击退日本的网友，不光是对事变前夕东北的双方兵力状况不清楚，而且恐怕有点判断上的偏差，同那种认为三元里抗英式的举动就能打败英国人的思路是类似的。说这些，并不是给张学良洗清罪名。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也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不抵抗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动因，正在于此。 关于西安事变，是评价张学良的一个关键。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的分歧最大。西安事变的实际后果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分歧最大正是在这种后果上而不是在动因上。至于有的朋友说西安事变同共产国际有关，仅仅是传言，从能找到的史料看，没有任何依据。相反，共产国际事先根本不知道事变的消息，所以，事变后才有塔斯社关于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汉奸的策划等等说法。我个人以为，张学良洗刷自己“不抵抗将军”名声的因素，在事变起因中占极大比重。至于杨

关于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

一代枭雄——曹操 “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不识英雄真面目，横看成岭侧成峰。”曹操，是个令人争论不休的人物，有人说他是英雄，也有人说他是奸贼。英雄和奸臣的两种说法，都是只重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英雄注重了“雄”（能力）而忽略了正义性，奸臣则没有突出能力。因此，我们说“奸雄”是对曹操的最好评价，既肯定了曹操的能力又对其事业的非正义性作了论断。 曹操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英雄人物。他才华横溢，能诗擅赋；他是一个合格的军事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长期打压吴蜀联盟，从而奠定了曹魏集团的军政基础。在治世，他会成为一个出将入相的能臣。奈何东汉纷乱，他只能成为一个雄踞一方的霸主。乱世的奸雄，治国的良相，护国的将军，人中的龙凤。 这就是曹操。他可能是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人。他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奸诈狡猾，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看来，曹操好像有几张脸，但又都长在他身上，一点都不矛盾，这真是一个奇迹。实际上，曹操是真实的，也是本色的，包括他的奸诈、狡猾、残忍、暴虐，都表现得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真诚而坦然。这实在是一种“大气”。 曹操确实是很大气的。读他的诗和文，常会感到他的英雄气势。哪怕是信手拈来，嬉笑怒骂，随心所欲的短章，也因有一种大气而不显粗俗。尤其是他的《观沧海》，是何等的气势：“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的诗，确非大手笔而不能作。曹操毕竟是乱世英雄，对于生命的毁灭，他比谁都看得多。他的感慨，是多少要带点终极关怀的意味的。 曹操实在是聪明。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时代，最好的武器就是实话实说。这不但因为实话本身具有雄辩的力量，还因为你一讲实话，西洋镜就拆穿了，讲假话的人就没辙了，他们的戏就演不下去了。当然，曹操这样说，并不完全出于斗争策略，还因为他天性爱讲真话，说实话。即便这些实话后面也有虚套，真话后面也有假心，有不可告人的东西，也隐藏得很自然，不露马脚。甚至哪怕是说假话，或者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话，或者是把假话藏在真话的后面，也讲得坦荡，讲得流畅，讲得理直气壮。可以说，曹操这个人就连撒起谎来，都是大气磅礴的谎。 对于曹操，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评价。唐太宗评价曹操说：“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毛泽东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司马光评价曹操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易中天评价曹操：“大

汉代文人对屈原的评价述评

汉代文人对屈原的评价述评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

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

张学良读后感

在中国没人不知道张学良将军，但是最近几年不知道怎么了，对张将军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很多人甚至用很恶劣的语言攻击张将军，把很多不实之词加在他的身上。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于是我善意的认为，这些人是历史盲，而不是别有用心。 如何评价张学良将军的历史功过呢？ 恐怕周总理说的“千古功臣”四字最能概括吧。 说张将军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并非说张将军是无瑕的完人，相反的，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纨绔子弟公子哥的习气，谁让他是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呢？谁生在那样的家庭，大体都得吃喝玩乐吧。有人说他吃喝嫖赌抽俱全还活了100多岁如何如何，呵呵，这是小事，说说权当玩笑了。真正让张将军处于风口浪尖的，无非两件事，一是918，二是西安事变。 918事变，无需多说，传统上我们都说是蒋介石给张学良发了不许抵抗的密电，但是最

近几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蒋介石没有发这样的电报，不抵抗是张学良自己的命令。其实，无论有没有蒋的密电，张学良在这件事上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点是必须承认的。作为守边大将，当时北中国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面对敌人的侵略不奋起反抗，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我想在一点上，张学良将军自己也深深的自责，否则就不可能有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了。但是我还要说一点，张将军有他自己的过错，那么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者的蒋介石是怎么处理918的呢？他有抵抗有反击吗？他面对侵略的态度是什么？ 不也是坐着看，然后祈求国联的调解？丝毫没有一点反抗外辱的气节。所以说，918事变由一个突发的事件继而坐实成为东北沦陷的事实，不是张学良一个人的责任。 西安事变，也是传统说法和新派说法互相冲突。新派说法的种种。但是我想这些用种种猜测质疑张学良将军的人，把张学良看的过于复杂了。其实我看各种张学良的事迹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张学良是一个非常忠厚非常善良的

历史人物的评价方法

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 ---以对毛泽东的评价为例 作者：郭婷 [摘要]历史人物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对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与研究相关历史。笔者探讨科学的历史人物评价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和理论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对毛泽东的评价为例，简要介绍历史人物的评价方法。历史人物科学的评判不仅是历史事件的鉴定，更有利于历史的发展和实践。 [关键词]：历史人物评价毛泽东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个别优秀历史人物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 作用。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对一个历史时期的评价，需把其放在一定的阶级基础上评价。历史人 物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代表的阶级利益，历史人物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当时历史的发展，是否有利 于人民群众的福祉，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主要方面。本文主要以对毛泽东的评价来简要介绍 唯物史观的历史人物评价的方法。关于毛泽东，古今争议颇多。不少学者不断揪住毛泽东在探 索社会主义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不放，认为他的过大于功，这带有个人主观臆断的评价在很大程 度上有失客观性，以至于古往今来很多人对毛泽东有太多飞误解，而忽视了他应有的贡献。但 邓小平曾对毛泽东做了最公正的澄清“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是分析历史的 复杂北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的、科学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对待历史，对待历史 人物”。 一、历史分析法评价历史人物 怎样看待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前提。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在这个问题上 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唯心史观强调英雄史观，认为个别英雄人物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这种漠 视人民群众的力量，相信宿命论的观点，违背了唯物史观客观性的特点。唯物史观，特别是关 于历史人物历史作用的基本原则为科学评价历史人物奠定了理论基础。而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去评价，唯物的辩证的评价历史人物根本的首要的就是历史分析法。 1、用系统的观点看待历史人物。 没有脱离整体而存在的人，评价历史人物亦是如此。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单单是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孤立的、片面的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是一叶障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 泽东是犯了错误，我们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一定会纠正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但我们不能把 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个人品质上。我们应综合的看待问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错误不 能归结为个人的错误，同时是受到林彪、江青、“四人帮”等因素的影响，况且人非圣贤。我 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

关于对屈原的评价

关于对屈原的评价 一、前人评价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二、今人评价 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