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现状问题和对策-CUHKIGEF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现状、问题和对策

刘明康

研究专论第四十四号

二零一六年三月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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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现状、问题和对策

刘明康1

2016年3月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即使按当时明显高估的官方汇率计算，中国的GDP也仅有2164.6亿，不足当时美国的十分之一；而人均GDP则仅有220美元，是世界上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但在2014年，中国按现行汇率计算的GDP已经达到了9.18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的60%；而人均GDP则达到了6767美元，已成功跻身上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人均值上看，中国经济在这三十多年中所取得的成绩都堪称奇迹。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挑战和危机。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就开始有所回落，2012年和2013年的实际GDP涨幅都只有7.7%，而2014年更是降到了7.4%，创出了近年新低。排除一些暂时性因素的扰动，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经济已开始经历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转换，开始从“旧常态”逐步过渡到“新常态”。

从世界范围看，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高速增长后，GDP增长率逐渐向中低速回落是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出现了发展停滞、失业增加、投资回报率降低、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Clarida，2010）。尽管从目前看，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潜在的风险却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为了预防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避免很多国家在高增长回落后陷入的困境，就必须主动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找到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那么，“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在哪里呢？从经济学角度看，它应

1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BCT银联集团杰出研究员、香港大学Asia Global Institute

杰出研究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名誉院长、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前主席。本文中的所

有观点都源自于作者本身，并不代表或反映作者所属各机构的看法。

该主要来自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的提升。在经济学中，TFP是以一个余项的概念出现的，它指的扣除各类要素（如资本、劳动等）投入的贡献后，所不能解释的产出，它通常被用来反映要素的使用效率。在经济增长领域，TFP是判断经济体的增长质量和增长潜力的重要标准。

在“旧常态”下，尤其是改革的早期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为主的。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投入要素价格低廉的条件下，这种增长方式支撑了中国经济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高速增长。但是，在要素价格飙升、环境压力增大的今天，这种主要依靠要素驱动的增长方式显然是难以为继的。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效率的增进，也就是TFP的提高。习近平主席曾指出，“经济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显然，这样的增长只可能是由TFP的增进所带来的增长。

在本文中，我们将对TFP的来源、影响因素进行介绍，对中国的TFP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有助于提升TFP水平的政策建议。

2. 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和决定因素分析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TFP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具体的生产要素相比，它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更大。2正是因为其极端重要性，因此不少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将其视为整个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既然TFP如此重要，那么它究竟来自何方？又有哪些因素在影响TFP的高低呢？在本节中，我们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一体两翼、十大因素”的分析框架。

2.1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两大来源

总体来说，经济中TFP的进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资源配置状况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

所谓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指的是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将更多的生产要素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产业或企业，从而让既定技术水平和投入下的产出得到提

2一项著名的研究显示，1988年时，世界上人均GDP排名前五的国家，其人均GDP是排名末五位国家的31.7倍，但如果让各国之间拥有相同的TFP水平，那么该差距将缩小到不到4倍（见Hall & Jones，1999）。由此可见，TFP的贡献作用要远远大于要素投入。

升。根据定义，这种配置效应可能在两个层面上发生，一是产业之间（Syrquin，1986；Chenery & Syrquin，1988），二是产业内部（Hsieh & Klenow，2009）。其中，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通常随着技术变迁的发生而进行，它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的发展程度。一般来说，对于正处于迅速工业化中的国家，产业间资源配置对TFP的提升会较为明显；而对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对TFP 的影响则较为有限。而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则发生在企业之间，它对TFP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经济体的制度状况和市场的运作效率。

所谓技术进步，指的是通过引进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让既定要素投入下的可能产出获得提升（Solow，1956）。要实现技术进步，主要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自主研发；二是技术引进。一般来说，对于临近技术前沿的经济体，自主研发对于TFP提升的作用更为重要；而对于技术较为落后，离技术前沿较远的经济体，技术引进将是其实现技术进步的最重要手段。

从作用机理上看，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技术进步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如果用生产可能性曲线表示，那么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意味着生产点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内部向曲线边界的移动，而技术的进步则意味着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外推（如图1所示）。

如果将TFP的提升比作一个身体，那么这两个源头就是带动其提升的“双翼”，在现实中它们所起的作用都是不可忽略的（陈永伟，胡伟民，2011；Chen, Hu & Redek, 2014）。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更应该发挥这两大来源的积极性，最大幅度实现TFP水平的增进。

A B

A

B

X X

Y Y

(a) 配置效(b) 技术进

图1：TFP 进步的两大来源

图2: TFP 进步的“一体两翼、十大因素”分析框架3

2.2. 全要素生产率的十大影响因素

对于任何一个TFP 的来源，都有会受到特定因素的影响。在图2中，我们给出了影响TFP 的十大因素。在本节中，我们将对影响TFP 的因素逐一进行介绍。

3 某些因素会同时对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在后文中，我们会详细对此进行详细解读。 资源配置状况的改变 技术 变迁

TFP 进步

市场

效率

制度 环境 产业

结构 税收 政策

劳动力

素质 技术

转移 社会 环境

研发和 转化

基础 设施

金融 体系

1、制度环境

良好的制度是实现TFP增进的前提条件。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早就指出，“归根到底，只有良好的生产环境才能带来经济繁荣”（North，1990），而制度就是塑造这种环境的“规则和机构”（Ulubasoglu & Doucouliagos, 2004）。在研究中，制度可以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其中前者指的是政治稳定性、民主化等问题；而后者指的则是法治和对契约精神的尊重及对产权的保护。

制度环境对于TFP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良好的政治制度有助于减少经济运行的成本，从而让资源实现更有效率的配置。具体来说，好的制度有助于保障契约的执行（North & Weingast，1989），有助于让企业避免受到攫取和侵害（Olson，1991），这些都有助于降低经济中的交易成本，让经济运作更为顺畅。另一方面，良好的制度还能让人们形成更为有效的预期，从而进行更为长期的研发等活动。研发通常是长周期、高风险的活动，只有用良好的制度保证研发者的收益，才能保障其进行研发的积极性（Bastos & Nasir，2004）。

需要说明的是，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耦合性。对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只有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才能促进TFP提升和经济发展（Acemoglu，2003；Glaeser et al，2004）。

2、市场化程度

市场化是实现TFP增进的重要手段。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早已说明，市场是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相对于计划经济，市场可以更好地利用分散在每个经济主体中的私人知识，从而引导资源向更有效率的地方进行配置（Hayek，1945）。因此在给定的资源约束下，更高的市场化程度可以让资源使用更为有效，故而能实现更高的TFP水平。

大量的经验文献都验证了市场化程度对TFP水平的促进作用。例如，跨国研究表明，市场更为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对较快，TFP水平也相对较高（De Melo et al；1997；Havrylyshyn et al，1998）。多数国家在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效率都会出现巨大的进步（Fidrmue，2001）。而微观层面上的研究则表明，市场的不完善会严重损害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从而造成巨大的TFP损失，而市场化的深入则会通过纠正“错配”，实现TFP的增

进（Hsieh & Klenow，2009）。有研究表明，作为重要的转轨国家，中国在1997-2007年间，TFP增进的39.2%是由市场化贡献的（樊纲、王小鲁、马光荣，2011）。

3、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变迁影响TFP水平的重要动力。发展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产业结构对TFP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Syrquin，1986；Timmer & Szirmai，2000）。

研究表明，在工业化的早期，产业结构的变迁可以对TFP的增进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因为农业的TFP水平要大大低于工业，故随着大批的劳动力和资本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经济整体的TFP水平会出现巨大的跃升。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对于TFP增进的促进作用会减弱，甚至会出现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当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时，第三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而相对来说，第三产业的TFP的提升水平会慢于工业，4因此资源从工业转向第三产业的过程可能会出现TFP增长的放缓，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鲍默尔病”（Baumol，1967）。

当然“鲍默尔病”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变迁不再能促进TFP的增长，只不过推进TFP增长的动力将从“大产业”（如三次产业）结构的变迁，转向更为细分的产业结构变迁。例如，不少研究已经证明，将工业内部的更多资源转移到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将显著提升TFP水平；而第三产业内部的更多资源向生产性服务业转移也将实现这一点。

4、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决定TFP水平的重要外部条件。稳定的社会、合理的收入分配、积极的文化氛围，都会促进经济更有效率运行、激发更多更新的创造，进而达到促进TFP增长的效果（Harris，2002）。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是最为根本的经济主体和创造主题。人的工作效率和创造积极型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生活环境的影响。在一个安定、公平，充满流

4Baumol用一个例子说明了这一观点：一百年前，小提琴四重奏需要四个人演奏，今天它依然需要四个人演奏，可见，服务业的特点决定了其生产率水平可能在长时期内不会有巨大的提升。

动性的社会中，每个人将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能力，因此资源的利用效率就会更高，TFP水平也随之更高（Grafton et al，2004）；而在一个动荡、不公平、凝固的社会中，所有人都将失去工作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资源的使用效率和TFP 就会低下（Persson &Tabellini，1994；Alesina & Rodrik，1994）。

因此，如果政府只重视单纯的经济绩效，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只顾效率不顾民生，就有会有损TFP的增长、有损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如果政府的经济政策可以兼顾发展和民生，那就能在既定资源约束下发挥更高效率，释放出更高的TFP水平（Arjona et al，2003）。

5、税收制度

税收是影响TFP的一个重要政策渠道。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税收对于TFP 的影响主要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税收会提高要素的使用成本，提升生产和经营成本，这会严重扼杀企业家精神。大量经验研究已经证明，高税收会导致更少的人进行创业，进而阻碍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发挥（Gentry & Hubbard，2000；Cullen & Gordon，2007）。另一方面，对不同产业或者企业征收差异性税收，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对TFP产生负面影响（Feldstein，2006、Hiseh & Klenow，2009）。在现实中，很多国家由于税制复杂，因此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面临的单位税率会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都会干扰资源配置的有效进行，从而可能造成TFP损失。

6、基础设施

良好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电力、互联网等）可以大幅提升市场的运作效率，从而提升整个经济的TFP水平。但是，基础设施属于典型的“公共品”，具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私人对其投资的积极性是比较小的。从理论上讲，如果政府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就可以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对经济的TFP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不过，经验研究的结果显示，以上理论关系在现实中并不十分确定。

一些经验研究表明，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可以对TFP产生正面的影响。例如，一项著名研究表明，美国公路网络的建设对TFP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

并由此促进了经济增长（Fanald，1999）；而另外的几项经验研究则说明，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大幅提升私人投资的回报率，从而产生可观的外溢效应（Aschauer，1989；Easterly & Rebelo，1993）。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对于TFP的作用并没有那么简单直接，它受到基础设施利用效率、建设的融资方式的因素的影响。例如，有学者曾对东亚和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使用效率进行过对比。他发现，前者的基础设施利用率要明显高于后者，而两者在TFP方面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这一差异得到解释（Hulten，1996）。而另一项研究则表明，如果政府通过背负大量债务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其对提升TFP的作用可能会被大大削弱（Aschauer，2000）。

以上研究启示我们，政府确实可能通过提供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公共产品来让经济运行更为有效，并由此提升TFP。但要实现这点的前提是，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必须是市场中真正需要的，并且在提供时还要选择合理的融资方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要量力而行。

7、劳动力素质

劳动力的素质是影响TFP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影响首先是通过统计渠道发生的。在实际计算中TFP经常以一种余项的形式出现的，由于在大多数关于TFP的研究中，只考虑劳动力投入的数量而不考虑其质量，因此这些研究中的TFP本身就包含着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当然，这种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伪相关”关系。但是，即使剔除了上述统计误差的影响，劳动力素质对TFP 依然存在着正面影响：一方面，更高的劳动者素质可以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进行更有效率的生产；另一方面，更高素质的劳动者也会有更高的概率发现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Romer，1990）。尤其是在接近技术前沿时，高素质劳动者在推进TFP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关键（Nelson & Phelps, 1966）。5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使得高劳动力素质会对TFP起到促进作用。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劳动力素质重要组成部分的健康对TFP的贡献是巨大的，但长期以来却一直被人们忽略。根据Mattke etal（2007）估算，健5在经济学上，这一现象被称为“Nelson-Phelps假说”。

康问题每年对美国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2600亿美金，但由健康问题引发的生产率损失可能还数倍于直接损失。

8、金融系统

金融体系的发展对于TFP的增进有两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发达的金融体系能让资本向更有效率的领域进行配置，从而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良好运作的金融体系有助于资源的更有效配置，提升TFP水平（Rajan & Zingales，1998；Fisman & Love，2004）；而金融抑制、金融摩擦等，则会阻碍资源配置的有效进行，进而造成TFP损失（Midrigan & Xu，2010）。

另一方面，研发和创新也需要发达的不断进步的金融系统的支持。作为TFP 增进的重要来源，研发和创新行为往往需要大量的、持久的投入，而其结果又通常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特征决定了其顺利进行必须要有金融系统提供资金支持（Bougheas, G?rg, & Strobl,2003；Ughetto,2008）。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不尽相同。从这个角度看，除了金融服务的可及性、金融深化程度等因素外，金融系统的结构对于TFP及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林毅夫、孙希芳、姜烨，2006；林毅夫、孙希芳，2008）。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本身有很强的治理要求。在信息时代，除了本身稳健性治理要求之外，文化上要求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来满足日益丰富的客户体验是对金融治理文化的巨大挑战。这方面的不同，也带来了对TFP增进绝然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9、研发和转化

研发是获得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也是让TFP提升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接近技术前沿的国家，研发几乎是让TFP提升的唯一途径。根据内容的不同，研发可以分为基础研发和应用研发，前者是力求发现以前所没有认识到的知识，而后者则着眼于将已有的技术投入应用。

有大量文献曾对研发力度和TFP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考察。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更高的研发力度确实可以促进TFP的提升，但不同类别的研发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基础研发会产生很大的外溢作用，其对TFP的增长贡献更大，但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时间也较长，对研发者的回报也较小（Guellec ,von Pottelsberghe & de la Potterie,2001；Abdih & Joutz,2005；Ulku,2004；Chen & Dahlman, 2004）。相对之下，应用研发的回报较为丰厚，回报周期也较短，因此也更受到私人企业的偏爱（Cameron et al,1999；Lichtenberg & Siegel，1991；Hall & Mairesse，1995）。由此可见，基础知识的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品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供给可能出现不足，因此政府如果能对基础研发进行一定的扶持和补贴，就能有效促进TFP的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研发外之外，对研发成果进行转化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不进行成功的转化，那么知识就只能停留在书本上，而不能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

10、技术引进

自主更生、自主研发永远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技术转移是实现技术进步和TFP增进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对于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在现实中，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是各国实现技术引进的两条重要途径，它们都会对TFP 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FDI对TFP的影响，曾有过大量的经验研究。多数研究显示，FDI会产生显著的技术外溢，因此能对投资目的地的TFP水平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Keller & Yeaple，2003；Griffith et al，2003）。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发现，FDI 也可能对当地企业产生挤出作用，进而对其TFP水平造成损害（Aitken & Harrison，1999）。此外，还有研究者指出，如果FDI来源国与当地技术水平相差太远，则当地将无法消化先进技术，因此不能实现有效的技术转移（Isaksson，2007）。

有关贸易对TFP影响的研究也十分丰富。研究显示，贸易对TFP的提升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贸易的商品本身是技术的载体，它能带来本国所没有的新技术；另一方面，在贸易过程中，本国的人力资本也能得到提升，而这将间接对TFP起到促进作用（Mayer，2001）。通过这两条途径，TFP水平都能得到提

升。当然，和FDI一样，贸易究竟能对TFP发挥多大的作用，取决于很多因素（如两国间的技术差距、本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状况等）的影响。

3. 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现状的分析

为了发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首先必须制定合理的政策，以有效促进中国TFP的发展。政策的合理制定是以充分了解国情为前提的，只有对中国的TFP现状有深入了解，才可能制定有效的政策。在本节中，我们将对TFP现状、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力图为科学决策提供基础。

3.1.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3.1.1.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图3给出了1990-2013年TF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由图，在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由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全社会的创新热情也被大大激发，因此TFP出现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到90年代中后期，受宏观调控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TFP的增长急速放缓，并一度出现了负增长。这种趋势在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后逐步得到扭转。大批外资企业通过FDI方式进入了中国，它们带来的高技术及其产生的外溢显著提升了中国的TFP水平。在这一阶段，中国的TFP一直以较快的速度保持着增长（除了2003年受SARS影响外）。但是，在2007年的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对中国影响逐步加大，TFP的增长率迅速回落。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基本告一段落后，这一下降趋势仍然没有停止。在2013年，中国的TFP增长率只有0.1%，而2014年中国TFP增长率甚至降为了负值，为-0.1，也就是说，这两年经济效率如同逆水行舟，不进而退。

图3：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1990-2014（%）

数据来源：美国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整体经济数据库（TED）

3.1.2.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再来看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状况。在图4中，给出了1990-2014年资本、劳动及TFP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状况。可以看到，从1992年-1995年，TFP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是较高的。平均来看，这一阶段中经济增长的46%可以归结为TFP的增长。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受国企困境等因素的影响，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转为负值，尤其是在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的1998年，TFP下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相当之大。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投资拉动，同时劳动力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后，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重新回升。在2000-2003年这个阶段，TFP增长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率的48.6%。虽然从2004年起，TFP 的贡献率略有下降，但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保持在了35%以上。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了中国，为稳定经济增长，中国迅速出台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迅速上升，而同时随着负面经济环境影响、投资效率下降等因素的影响，TFP 的贡献率则迅速降到了20%左右。但是，在2010年后，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基本走出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但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一直在下降。2013年，TFP

对增长的贡献已接近于0，整个经济增长几乎完全是由投资在拉动，到2014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为负拉动。这一点，是十分值得忧虑和关注的。

图4：劳动、资本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注：三种颜色的柱状图高度分别代表三大因素所能解释的经济增长率。本图根据TED数据计算。具体分解方法和使用数据见附录2。

3.1.3.分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析

为了对中国TFP的变化趋势进行理解，我们需要对其变动的来源进行分析。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TFP变动有两大来源：配置效应和技术进步，而造成配置效应包含两个层面：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在本节中，我们先分析三次产业之间的变化趋势，并考察各产业TFP的变化和产业间的资源配置分别对TFP的变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图5中，我们给出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产业TFP的年均增长速度。由图，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事实：第一，1990-2013年间，第二产业的TFP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47%；第一产业次之，为0.54%，而第三产业的增速则最慢，仅有0.18%。第二，从时间上看，三次产业TFP在总体上都出现

了下降。尤其是在2006-2010年这一阶段，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TFP增速下降更为明显。

图5：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产业TFP的增长状况注：由于TED数据库没有分行业数据，因此本图根据CIP数据进行绘制。CIP数据和TED数据在口径上略有差异，因此对TFP的估计也有一定区别，但总体来说用两套数据估计的结果在趋势上是一致的。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三次产业的TFP变化对经济整体TFP变化的影响。根据Jorgenson及其同事的一系列研究（Jorgenson & Griliches，1967；Jorgenson，Gollop & Fraumeni，1987），经济整体的TFP变化可以分解为产业内部TFP的增长和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应。在图6中，给出了几个时间段内两种效应对经济整体TFP的作用。可以看到，在我们关注的时间段内，TFP增进的主要动力来自产业内部TFP的增进，而配置效应的作用是不定的。在2010年之前，配置效应的贡献是较大的，这说明在这个时期内，产业间配置的作用是正的。这应当归功于工业化的贡献——由于第一产业TFP的水平和增速都远远低于第二产业，因此更多资源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会对TFP的增加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从2011年起，配置效应对TFP的贡献开始降为负值。这预示着，所谓的“鲍默尔病”可能已经在中国出现：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达到了一定阶段，

通过将资源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所能释放的TFP已经越来越少，而资源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大规模转移的进程则正在开始。如果以上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通过资源的产业间配置提升TFP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因此要提升TFP可能要更多地从各产业内部着手。

图6：整体TFP增长的分解

注：本图根据CIP数据进行绘制。分解方法介绍见附录3。

3.1.

4.产业内部生产率来源分析：以制造业为例

在对不同产业的TFP变化状况进行了考察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对产业内部的TFP变化进行分析。产业内部的TFP增进可以分解为三个来源：企业自身TFP的增进、生存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以及企业的进入和退出（Baily & Hulten，1992；Griliches & Regev，1995；Melitz & Polanc，2013）。其中，后两种效应被统称为配置效应。运用计量技术，我们可以将整个产业的TFP增长分解为这三个来源。在本节中，我们以制造业为例，对企业内部TFP增长的来源进行分析。

在图7中，给出了用Melitz & Polanc（2013）的方法对制造业TFP增长进行分解的结果。容易看到，在2004年之前，配置效应对制造业TFP增长的贡献很大，其中生存企业间资源配置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而从2005年起，配置效应所起的作用就逐渐减弱了，企业自身TFP的增长成了制造业TFP增长的最重要

来源。在2006年，生存企业间资源配置对全产业TFP增长所起的作用甚至是负的。

图7：制造业TFP变动的分解

注：数据来自全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库。分解方法介绍见附录4。

那么，这一趋势是否说明通过产业内部资源配置，已经难以让制造业的TFP 水平获得提升了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在不同制造业企业之间，TFP水平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TFP 及其变化速度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在图8中，给出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TFP 水平。容易看到，在1998-2007年之间，各类企业的TFP水平都在上升，但总体来说国有企业的TFP水平始终要低于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的TFP水平也始终要低于外资企业。这说明，如果将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重新进行优化配置，那么制造业的整体TFP水平依然是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的。

图8：分所有制制造业企业TFP水平的变化

注：数据来自全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库

不过，由于在现实中，国有企业享有其他两类企业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因此即使TFP更为低下也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资源。这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资源由低TFP水平的企业向高TFP的企业流动，潜在的、可能提升TFP水平的优化配置也就没能真实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市场化改革可以进一步得到推进，企业由于体制或其他因素带来的不平等可以进一步得到破除，那么企业间资源配置将有可能成为推进制造业TFP增长的巨大动力。

以上我们仅对制造业进行了分析，由于数据的缺乏我们难以对其他产业内部的配置状况进行分析。但不难想象，在这些产业中也存在着和制造业类似的情况——由于体制歧视等原因的存在，这些产业内部各企业间TFP水平也存在着很大差别。只要能够在这些产业中让市场进一步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巨大的TFP也会在这些产业同时得到释放。

3.1.5.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国际比较

为了加深对中国TFP变化趋势的理解，我们需要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历

史趋势与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国家进行比较。

1. 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比较

图9给出了美国和三个主要西欧国家1990年以来的TFP变化趋势。由图，和中国相比，这几个国家的TFP平均涨幅要低得多。这主要源于这些国家和中国增长模式之间的差异：一方面，中国属于新兴市场国家，其生产水平远没有达到现有的技术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享有很大程度的“后发优势”，通过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中国就可以实现较快速度的技术提升。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十分完善，因此存在着比较多的资源错配。因此，通过制度的变革，就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迅速改善。借助这两个途径，中国都有机会实现TFP的快速增加。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类似的“低垂果实”6并不存在。一方面，由于已经处在技术前沿上，因此它们通过技术革新来增加TFP已经十分困难。尽管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一定的活力，但一些研究发现，这些技术所起的作用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考恩，2015）。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的市场机制已经比较完善，因此通过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来增进TFP的潜力也不大。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决定了发达国家TFP的平均涨幅较为缓慢。

6“低垂的果实”这一用语来自泰勒·考恩。见考恩著，王颖译，《大停滞？科技高原下的经济困境：美国难题与中国的机遇》，世纪文景出版集团，2015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