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演讲 罗斯福

罗斯福
你们还记得，在我们取得政治自由之后，发生了两种相反的观点的论争：一种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观点[2]，他真诚地相信由少数几个热心公务而往往又是家道富足的公民组成的政府的优越性；另一种是托马斯·杰弗逊的观点[3]，他竭力主张政府由全民选出的代表组成；他主张人人享有自由思想的权利，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自由信仰宗教的权利，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而最最重要的是，人人都有自由选举的权利。

许多具有杰弗逊派思想的人都坦率地承认汉密尔顿和他这一派具有高尚的动机和无私的精神。那时，许多美国人都乐于承认，倘若政府能够保证维持像汉密尔顿派所说的那种高水平的无私的服务精神，当然就用不着担心。因为汉密尔顿派的理论基础是，采用四年一次的选举制度，仅在少数受过高等教育和最有成就的公民中进行选举，总是能选出最优秀的分子来治理国家的。

然而，时间已经证明，正是杰弗逊以罕有的锐利目光明确地指出的，按照人类本性就存在弱点的法则，按汉密尔顿理论的做法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使政府变成由自私自利分子把持的政府，或是为个人谋私利的或代表一个阶级的政府。这种做法最终会使自由选举归于乌有。因为杰弗逊认为，正是我们这个完全不受牵制的自由选举制度能够最确实可靠地保证组成一个民众的政府。只要全国的选举人，不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财产的多寡，都能在投票地点不受阻碍地自由选举，国家就不会有专制寡头统治之虞。

从那个时候以来，在我们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美国人力求将选举权局限在一小部分人之中。记得25年前，哈佛大学的埃利奥特校长曾把这种观点归纳起来[4]，对我说了大意如下的一番话：“罗斯福，我坚信，即使我们在美国各州成倍地增设大学，即使高等教育已得到全面普及，只要选举权局限在得到学位的人当中，不出几年，这个国家就要毁灭。”这番话若是由一个刚得到学位的人向在座许多早已持有学位的老前辈说出来，未免会失之于无礼；但是，向我说出这种观点的却是一位以在全国努力推广大学教育而闻名的伟大的教育家。

我必须承认我完全同意他的估计：全体选民通过自由的、不受牵制的选举从而对政治社会问题做决定的能力一定大大优于上层社会少数人形成的小集团的能力。

本杰明·富兰克林对我们这所大学做出过极大贡献[5]，他也认为虽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道德的基本原则是永恒的、不变的，但是这些原则的应用则应随着一代代人生活条件、模式的变化而做必要的变化。倘若他今天仍然健

在，我可以肯定他必然会坚持这样的观点：哲学家与教育家的全部职责在于根据现时的条件而不是过去的条件将真理、善良与正义的永恒理想付诸实用。生长与变化是一切生命的法则。昨日的答案不适用于今日的问题──正如今天的方法不能解决明天的需求一样。

永恒的真理如果不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赋予新的意义，就既不是真理，也不是永恒的了。

教育的作用，美国一切大学术机构的作用，是使我们国家的生命得以延续，是将我们经过历史烈火考验的最优秀文化传给青年一代。同样，教育有责任训练我们青年的心智和才能，通过具有创造精神的公民行动，来改进我们美国的学术机构，适应未来的要求。

我们不能总是为我们青年造就美好未来，但我们能够为未来造就我们的青年一代。

正是一些像这所学校一样伟大的学府，冶炼和塑造各种保证国家安全、创造明天历史的思想。文明的形成有赖于许多知名与不知名的男女公民，他们心胸开阔，孜孜不倦，勇于探索，决不屈服于专制力量。

现在不是钻进象牙塔里，空喊自己有权高高在上，置身于社会的问题与苦难之外的时候。时代要求我们大胆地相信：人经过努力可以改变世界，达到新的、更美好的境界。没有人能够仅凭闭目不看社会现实的做法，就可以割断自己同社会的联系。他必须永远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随时准备接受新鲜事物；他必须有勇气与能力去面对新的事实，解决新的问题。

要使民主得以存在，善于思索的人与敏于行动的人都必须去除傲慢与偏见；他们要有勇气、有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有谦虚精神，去寻求与传播那使人民永保自由的真理。

朝着上述目标，我们会寻找到个人的平静，那不是歇息而是经过努力奋斗后的平静；我们会对自己的有所作为感到由衷的满意；为取得力所不能及的成就而感到深深喜悦；懂得了我们所创造的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要更为辉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