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摘要：近代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打破了“夷夏之防”，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外交体制，慢慢地融入了世界，形成了新的国家关系，成功实现了外交的近代化。文章从外交机构的演变、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原因、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晚清外交机构近代化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观念，也没有正式的外交机构，而是将所有中国以外的国家通通视为朝贡国来对待，直到鸦片战争才迫于世界形势作出变革。

一、外交机构的演变

1、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政府，没有国家概念，中外关系是建立在朝贡体系的基础之上，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将所有与之交往的国家一律看作藩属国，缺乏平等的外交、通商关系。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国家曾多次来到中国，想与中国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但这种情况直到鸦片战争前也没有任何的改变。清代以前的中国由于没有和外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活动的需求，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与其他国家的来往基本上由礼部负责。

2、清王朝雄踞满洲时，为了笼络蒙古王公，设立了“蒙古衙门”，后来改为“理藩院”

[1]。清王朝所面临的对外交往事务，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中原王朝，北临强大的俄国，南邻从海上东渐而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客观情况的变化，决定了国家机构也必须随之调整，对外交往的事务分别由理藩院和礼部承担。理藩院掌管西南、西北地区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事务，并负责与俄国的交涉。1861年总理衙门设立后，理藩院的部分外交职能并入总理衙门，理藩院只负责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事务，不再负责对俄交涉，其在清政府机构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总理衙门设立前，清朝主要的外交事务由礼部负责，包括东渐而来的西方殖民国家事务，以及从东南海路、陆路而来的原中国藩属国事务。

3、19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东来，清朝原有的由礼部和理藩院处理对外事务的机制，根本无法满足西方国家想要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关系的强烈要求。清朝政府虽坚持地方政府不得与外夷交往的传统定制，但在通商口岸地区，地方督抚事实上已被卷入到“夷务”中去。特别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拥有88万军队的“天朝上国”败给了只有几千人且长途跋涉远道而来的英国殖民侵略者，其政治上腐败无能，经济上财政拮据，军备废弛的状况完全暴露。在西方殖民势力的强攻之下，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派遣钦差大臣与之议和，传统的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体制被打破。资本主义国家对清政府由地方官员

办理对外交涉、交往，而没有中央级的外交机构的状况极为不满，清政府建立一个中央级专管外交的机构势在必行。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成立。总理衙门的管辖范围，不但包括办理对外交涉、通商等事，凡与洋务有关者，比如修建铁路，开矿办厂，购买机器、船炮、枪械，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管理关税等，皆归其管理。清政府在京师设立了中央级的外交机构，但就其主观愿望而言，并没有长期与列强进行外交周旋的思想准备，仍想尽可能地保持传统的部院机构格局、旧有的理藩遗制。在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下，由于清政府及总理衙门大臣的腐败无能，确实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莫大的耻辱和灾难，但是，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历程来看，总理衙门的设立又有重要意义。首先，总理衙门的设立，标志着清王朝的对外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次，总理衙门的设立，改变了中国过去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局面，使中国有可能步入国际外交轨道；再次，总理衙门的设立，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专门外交机构的政治体制格局；最后，总理衙门还结合当时世界各国的通例和自己的国情，确定了中国的国旗、国歌，使中国不再以王朝而是以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舞台。

4、总理衙门设立之初，西方国家驻华使节普遍表示欢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国各种侵略势力的逐渐深入，他们对总理衙门越来越不满意。20世纪初，清朝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这是因为：

而是过渡性和临时性机构，官员也多为兼差，办事效率低，官僚作风和官场习气严重，引起

动中，许多外交事务是由南、北洋通商大臣所掌管。正是由于以上原因，1901年，清政府下令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既然当时的清政府已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须同西方列强交往，那么清政府就不得不适当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制度，以便与世界接轨，和西方列强趋同。外务部存续期间，在处理对外交涉方面，基本顺应了时代潮流，实现了中国外交形式而不是外交实质内容的近代化。

二、近代中国外交转型原因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由传统的朝贡制度开始向近代外交转型，接受西方近代外交理念。这不是清王朝自觉选择，而是外忧内患的逼迫，在惶恐困惑中开始近代化的进程。

首先，打破了“华夷秩序”，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是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主要思想背景。中国传统的外交体制是宗藩体制，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对外关系模式，即华夷秩序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国比周边国家和民族发展拥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再加上对世界其他重要文明缺乏了解，故认为自己是世界文化和地理的中心。因此中国称周边少数民族和所有的外人为“夷”，这是中国远古以来的习惯。中国的皇帝就是天下的共主，即宗主国，外邦各族只有自视为藩邦属国才有资格同中国交往。中国作为上国，有责任保证“藩属国”的安全和稳定，但对“藩属国”的内部事务一般不干预，只是在新君即位时予以册封，“藩属国”则定期派员朝见中国皇帝，奉表称臣，进贡方物。这种传统的宗藩外交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在对外关系中首要维护天朝体制，其次是要坚持以理服人、以信义为本的传统准则[2]。

明清时期所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以宗藩关系为主要形式的东亚国家关系模式，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统治者将这种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模式外化为整个世界的国家关系格局。明清王朝统治者也由此生成闭目塞听、盲目虚骄自大的天朝上国意识。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扩张，东渐而至天朝大门之外时，不谙世界大势的天朝君臣未能对已发生了巨变的世界形势做出清醒而迅速的反应，使中华民族经历了巨大的灾难，失去了一百多年的发展进步时间。特别是清王朝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蛮夷”，强烈的文化自卑心理使清朝统治者更想利用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论”来加强自己的正统性、合法性。清朝统治者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更加确信儒家学说，极端排外，更加顽固地执行和强化中国中心论，以传统对夷狄的态度来对待西方各国。这种做法使得迫切想要打开中国市场的英法等国感到屈辱，没有受到主权国家交往中应有的尊重，因此，西方国家一直处心积虑地改变这一状况，要求取得与清朝官员“平等”交往的权利。但清政府却始终将英美等国的要求归入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体制中。近代欧洲国家体系是人类历史跨入近代大门之后，欧洲各国，特别是那些强国，在与别国交往时，并不承认他国独立主权，而是将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抽象化，将其对其他较为落后东方国家进行的商贸经济侵略，政治、军事侵略通通归结为维护其本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正义”行为，是强权政治、炮舰外交。这一外交理念，成为后来西方列强对待东方国家和民族的最主要的政策基础，中国几千年的对外关系格局被改写。

其次，外交官员的努力是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坚实基础。近代中国外交的演进，与外交官员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奕 、文祥、桂良等人奏请设立总理衙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机构；郭嵩焘在屈辱中就任驻英国大使，揭开了近代中国向外遣使的序幕；

外务部的经营，使中国外交更具专业性；中华民国时期陆征祥对外交部的规范化建设，使外交部与国际接轨等。正是有了这些外交官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得近代中国构建起近代外交制度体系。

曾纪泽出使俄国，为收回伊犁与俄国据理力争；杨儒为收回被八国联军侵占的东北三省，顶住威逼利诱，使俄国霸占东北三省的计划落空；1915年巴黎和会上为了收回山东，顾维钧慷慨陈词，赢得了各国的尊重。这些外交官为国家、民族的尊严进行了不屈的抗争，中国新一代的外交家开始崛起，并创造了与外国争国权的历史。这些外交知识丰富的外交官，使得中国在外事艰涩之际找回民族尊严。

最后，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外交转型起了双重作用。鸦片战争后签订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中对中国的对外交涉作出了规定：要求互派公使、在通商口岸地区设领事，将近代外交制度中的使节制度引入了中国；要求中西官员直接交涉促成了五口通商大臣的出现等，将近代外交制度的一般交涉规则强加给中国，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制度转型的开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允许外国公使入驻北京，中国遣使西方各国，中国皇帝按照西方近代外交规范接见各国驻华使节，1875年，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近代中国外交制度中的使节制度出现。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后，西方列强要求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将近代中国的外交制度建设向前又推动了一步，使中国具备了近代外交制度中的中央外交机构的一般特征。辛亥革命后，中国按西方模式建立起所谓自由世界的政治制度，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华民国借近代外交手段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愿望并未实现，在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和平”大会时，中国依然是列强砧上之肉。西方列强将其外交制度强加给中国的过程，就是他们不断在华攫取特权、损害中国主权的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外交走向近代化，反抗外来侵略，追求国家独立的过程。

三、近代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

近代中国外交近代化是在列强强大的武力逼迫下被迫实行的。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拥有众多藩属国的泱泱大国，在遇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于西方现代化的大潮之中，这既是中国的进步，又是中国融入世界无法回避的选择[3]。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既是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制政体的转变，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形象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近代中国外交的近代化，使中国的国家地位得到认可，并开始全面恢复主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社会也逐渐认可了中国的存在。

总的来说，中国外交的近代化是成功的，为中国走出东亚，广泛参与国际合作，建立新型国家关系，融入世界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李兆祥.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7.

[2]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

[3]赵佳楹.中国近代外交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5.

近现代中国外交

近现代中国外交史及练习题 一.近代中国的外交 1.清政府：四次侵略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北洋军阀政府：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华盛顿会议签署《九国公约》再一次损害中国的主权 3.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侵华奉行妥协退让政策 近代中国屈辱外交的原因：①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独立②当时中国综合国力弱，弱国无外交 二．新中国的外交 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⑴国际形势：冷战时期，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敌视、孤立、封锁、包 围. ⑵成就： ①建国第一年同17个国家建交，为恢复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②积极参与国际活动： （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

（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3）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 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2.70年代的外交 ⑴国际形势：美苏争霸，苏攻美守 ⑵成就： ①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益重 要的作用。 ②1972年中日建交。 ③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表明美国孤立中国的失败和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 交的胜利。 ④70年代初国际上掀起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3、改革开放后 ⑴国际形势：两极格局解体，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主题 ⑵成就： ①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这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成功

中国的国际环境外交之路

国际环境外交报告 《谈中国的国际环境外交之路》 11会展A1丁炳强

中国的国际环境外交之路中国正成为世界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一支力量，这其中必然有着中国外交的身影。通过《国际环境外交》这门课的学习，我了解到外交的丰富内涵，特别是环境外交的很多知识，也深深地体味到环境外交的巨大作用。环境无小事，而外交发挥的作用也正是我们应当加以重视的。 20世纪60-70年代初期，国际环境外交开始酝酿，兴起。30-60年代在发达国家发生的“八大公害”事件引起了各国有识之士的关注。这些事件造成的危害触目惊心，在一些学者和民间组织的推动下，全球环保运动开始兴起，人们的环境意识开始觉醒，西方发达国家为治理和改善受到严重污染的国内环境而相互展开科技合作，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些越界的环境纠纷。双边和区域性的环境外交初露端倪。 同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外交之路也正是伴随着世界环境外交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人类环境会议。联合国成员国政府的代表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探讨人类关于环境的权利与义务。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中国环境外交的开端。 从此，中国也走上了国际环境外交的舞台，并在其中发挥了具有建设性的作用，日益得到了广大国家的支持与拥护，为我国环境外交事业的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国派出了由国家计委、燃化部、卫生部和外交部共同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通过此次会议，至少参会人员开始意识到中国也存在环境问题，并得出了“中国城市的环境问题不比西方国家轻，而在自然生态方面存在的问题远在西方国家之上”的结论。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转变。此次会议对推动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和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的召开，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在此过程中，中国环境保护意识也开始觉醒。这一时期，随着周恩来的重视和环保意识的逐渐觉醒，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均开展了更为积极的环保工作，环保重点仍然是“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主要表现如下: 1.出现了成立环保机构的高潮。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71年，国家计委成立“三废”利用领导小组。这是中央政府成立的第一个环保机构。1973年1月，又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筹备办公室。在中央政府的带动下，北京、甘肃、湖北、广东、贵州、河北、河南、辽宁、云南、浙江、湖南、山东等省市新建或重构了“三废”治理利用办公室等环保机构。若再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设立环保机构的天津、上海、黑龙江和新疆四省市区，到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召开前夕，已有16个省区市设立了环保机构。此外，长春、成都、大连、贵阳、南京、武汉、郑州、重庆、襄樊、宜昌等中心城市，也新建或恢复了环保机构。与此同时，1972年6月，成立了第一个跨省市的环保机构———官厅水库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关于保护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珠江流域、太湖水系等水域的环保领导小组。到1973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已初步形成了涵盖中央、省、地市三级行政单位的环保组织网络。环保机构的成立为现代环保事业的顺利起步准备了重要组织条件，同时，也奠定了区域治理与流域治理相结合的环保基本格局。当然，由于环保机构基本隶属于同级政府，它们之间还缺乏上下级隶属关系，这是中国环保行政制度化之前所具有的重要组织特征。 2.召开会议研究污染治理问题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央及部分地方政府曾召开若干会议，专门研究污染治理问题。1972年卫生部在上海召开了工业“三废”污染问题会议;同年4月，国家建委召开了“烟囱除尘现场会议”。在中央的带动下，各省市政府在传达会议精神的同时，也专门召开了此类会议。环保会议的召开，对人们加深对环境污染严重性和环保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推行环保举措，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3.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更为广泛的污染调查环境保护受到更多关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

中国外交面临的新环境新挑战

中国外交面临的新环境、 新挑战 主讲：王逸舟教授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引子：从近一时期周边动向说起 南海、东海、黄海真的有事？ --一种区域格局的震荡调适 ?判断一：中国崛起是周边乃至全球格局变化的主要变量之一。 ?判断二：成败关键在内不在外，尤其体制改革的“进” 或“滞”。典型事例--- ?增长的出国潮（留学生、旅游者和出国务工者） ?国防现代化出现全新的机遇

挑战一：新的发展危机 中国发展处于十字路口 --低端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海外能源供给与通道出现麻烦；?环境生态恶化、国际压力增大；?粗放增长的模式加剧对外依赖；?全球制造业金字塔的中低位置。?案例一：从石油进口国名单看安全隐患 安哥拉，沙特，伊朗，俄罗斯，利比亚阿曼，苏丹，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 ?案例二：原料进口的巨大压力---中国占全球粗钢生产的47%； 三分之二的铁矿石需要进口； 现有产品结构中低端占大头。 王选先生的一个评估： “我们造壳，别人造芯“。

挑战二：新的安全威胁 A类：传统安全威胁 公众常识小测试--- 中国的面积、民族和邻国新一轮全球蓝色圈地后果；涉我主权争端的复杂难解；跨界民族问题的微妙棘手；建国以来主权冲突的启迪；国际法与制度的更多约束；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道义律。B类：非传统安全威胁 形态及特点： 1.威胁形态的变幻莫测 2.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 3.内部矛盾与外部介入 案例一：SARS等恶性传染病 案例二：金融海啸造成严重损害 案例三：三股势力坐大的恶果

挑战三：新的国际压力 ?中国崛起的正负效应；?内外认知的巨大反差；?可畏不可亲的经济龙；?消极形象的复杂成因；?风范大国的成长方向。案例分析--- ?新殖民主义的夸张想象；?外援与公共产品的匮乏；?创造性介入的增强方向；?国际贡献度金字塔观测；?姚明高大形象的新隐喻。

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专题

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专题 1．鸦片战争—新中国成立：被动开放 （1）晚清外交：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领土、贸易、关税、领海、司法等主权受破坏，中国开始沦为半殖半封社会。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成立总理衙门专管外交、通商和洋务事宜。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同外国自由通商、交流文化，平等往来，但不准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中法新约》第一次使列强取得了对华资本输出特权。《马关条约》使众多列强可向中国输出资本，列强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维新派希望列强支持中国变法。义和团运动以“灭洋”为口号盲目排外。《辛丑条约》划东交民巷为使馆区，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半封社会。 （2）南京临时政府外交：南京临时政府发布《告各友邦书》，幻想以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来换取列强对革命的支持。 （3）北洋政府外交：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掌握清政府全部统治大权并最终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最后以基本接受“二十一条”来取得日本对其称帝复辟的支持。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走上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共的成立、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都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有关。大革命时期，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高潮，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 （4）南京国民政府外交：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发动政变，篡夺了大革命果实，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共对峙时期，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基本实现了关税自主。抗战时期，英美苏等国谴责蒋介石破坏中国抗日大局，英美等国取消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企图实现控制中国、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 2．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1）过渡时期：面对两大阵营尖税对立的国际形势，中国政府采取“一边倒”（倒向苏联）等外交方针（还包含“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团结世界各国人民），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记忆：①尊重主权②不侵犯，③不干内政④等⑤和平），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准则。1954年，新中国第一次世界五大国地位参加日内瓦会议。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 （2）探索时期：针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的霸权主义，中国的外交方针是“两只拳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外交政策：总体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每个阶段有所调整。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50年代中期 面临环境：美国的孤立敌视政策 外交目标：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 外交政策：外交三大决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重点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成果： 1、基本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巩固了新生的政权； 2、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南斯拉夫除外，受苏南关系的影响）与一 些民族主义和北欧的国家建交； 3、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显示了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4、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誉。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 面临环境：世界动荡、分化、改组；中苏出现分歧并扩大；国内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 外交目的：推进世界革命 外交政策：放弃“一边倒”的政策，提出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重点是发展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成果; 1、与包括法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建交 2、由于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了与接壤国家的 陆上边界问题和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3、中法（1964年建交）建交使该时期的重要成果。 该时期外交特点: 1、夸大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对世界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并带有强烈的意

识形态色彩（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依据） 2、该时期的外交树敌过多，具有四面出击的特点，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外交还 是不断前进的。 第三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末 面临环境：中苏严重对峙，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外交目标：缓解苏联的威胁，改善所处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一条线，即按照大致的纬度画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大片即并团结该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该阶段成果： 1、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 2.70年代中国同70多个国家建交基本完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形成第三次建交高潮，至1979年底已与120个国家建交，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第四阶段：80年代——90年代 面临环境：国家局势缓和，中国开始启动改革开放； 外交目标: 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 1、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又赋予了新的内涵；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的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 3、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政策； 3、确立了对外开放为长期的基本国策； 4、以“一国两制”来促进国家统一； 第五阶段：21世纪以来 面临环境：国际多极化、民主化趋势加强 外交目标：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积极谋求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 综述 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故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其唯一的依据，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为依据。

新时期中国外交环境发展变化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首届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性学习成果展示 题目新时期中国外交环境的变化 系部：建筑工程系班级：2014200601 队名： 一、选择新时期“中国外交环境的变化”的原因： 随着中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在态势上出现新变化。 （一）中国外交更加积极主动 十八大突出了一些新理念。比如，提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向世界表明中国希望建设什么样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 十八大对全面推进中国外交提出了新要求。比如，提出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等，表明中国外交在心态、姿态

及行动上都将更加积极进取和勇于担当。 （二）中国外交更加全面平衡 中国外交在指导原则和布局上都更加注重平衡。在外交原则上，一是平衡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发展与依靠发展的关系。由多年来一直注重服务发展、促进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到同时也强调依靠发展，发挥大国作用和影响，更加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二是平衡把握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强调积极有所作为，表现为外交上的主动性、进取性。三是平衡把握坚持独立自主与发挥大国作用的关系。坚持不结盟、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同时在国际及地区事务中，积极发挥与自身实力相适应的建设性作用。十八大首次将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写入报告，既是对国际社会期待的回应，也是中国外交自我调整的表现。四是平衡把握国际权力与责任的关系。 在领域外交中，十八大除原有意义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外交之外，重视海外、海洋、网络、太空等领域的利益维护，首次将“公共外交”写入报告，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十八大也表明中国将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作为理想追求，让中国站在21世纪国际道德的制高点，有利于塑造和提升国际话语权。 （三）中国外交更加开放包容 中国外交更加突出合作共赢，展现全球情怀。十八大指出，人类共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重申中国始终不渝奉行

中国近代外交

中国近代外交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几乎与世隔绝,对周边国家的交往则建立在“宗藩制度”上,即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周边国家乃至更远的属国必须向清朝皇帝纳贡,并接受清朝册封,清廷则需为属国平饵内乱、外患,但在一般情况下不干涉属国的内政。然而,进入近代,随着西方的迅速崛起和中国的日趋衰退,形势为之大变,中国成了饱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国家。 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起,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欧美列强和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蓄意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外交事件和国际争端,从而使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对外交涉活动十分频繁。在历次对外交涉活动中,由于中国积贫积弱,缺乏强大的国力作支撑,因而大多未能摆脱屈辱退让的局面,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在对外交涉活动中,尽管也出现了许多有民族气节的民族精英,但外交成效却微乎其微,成功的先例少之又少。 一、两次鸦片战争到晚清时期 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夺取了众多的在华权益，还迫使清朝进一步改变了传统外交体制和外交礼仪惯例，我们不得不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外交开始出现近代外交制度的雏形。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西方文化也开始逐渐传入中国。在此影响下，中国思想界也相应地逐渐发生变化。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近代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也一步步地深化。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商战”，就是这种认识不断深化的具体体现。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60 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70 年代、80 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在90 年代则大体上称为“新学”。从“夷务”到“新学”的演变，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态度的变化，而且折射出他们外交观念的演进和更新。 二、北洋政府时期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与过渡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 的地位。这是一个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不断加剧的时代，也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背景下由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逐步向近代化工业社会迈进的时代。北洋政府正是在新旧冲突并存、中西撞击与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取代清王朝而建立起来的。这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大背景决定了这个政府的内政外交方针既延续了晚清时期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半资本主义的性质。北洋政府前期的外交基本上是延续了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对外策略，特别是想通过承认、维护列强在华的各项即得利益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即“维持外交”。由于当时中国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国内派系斗争激烈，北洋政府外交的首要目的就是通过承认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来换得列强的承认，其特征就是将统治者的军阀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1912 年3 月10 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曾向列强发出秘密照会提出若能获得支持便以大总统对外宣言的形式声明：“所有前清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之后，北洋政府得到了各国的承认。 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给中国外交观念带来了一次革命，孙中山提出了共和国、民族主义、主权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先进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全新的理念并形成了系统的外交思想体系，虽然在实践中没有实施的机会而未能引导中国外交走上新的道路，但却在中国人民心中撒下民主的种子。

当前的国际环境与中国的外交战略

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专业：通信工程 年级：2011级 姓名：鲁敏 学号：1106020131 课程名称：当前的国际环境与中国的外交战略任课老师：张彦德 论文名称：当前的国际环境与中国的外交战略 当前的国际环境与中国的外交战略 通信工程1班鲁敏 1106020131

众所周知，在当今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国际局势似乎也变得甚为微妙，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总体看来，仍是以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和欧洲诸国为主轴，在历史和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任何两国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角逐与对垒。而在如今以经济金融市场为核心利益的主流经济时代，只有在发展了强大的经济实体与商业网络之后，才能真正树立起自己的国际地位，才能使自己立于强国之林！ 世界向何处去？当今世界还处于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它病得很重，不同的人对它的前途有不同的看法。在西方占主流的人认为它还有救，只需要做些调整而已；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它正在一步步接近死亡。西方还有人想得更深一些。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这里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几百年来鼓励人们不顾一切地、有时甚至不惜用战争手段来实现发财致富美梦的资本主义理念，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地球还能不能承受坏境的破坏和战争的摧残？ 其实，人类要生存，不仅需要物质，而且更需要精神。地球孕育了人类，人类应如何在地球上相处？人类应如何对待地球？千百年来，许多先知先觉的圣贤都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宗教领被、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都留下了许多醒世恒言。远的不说，80多年前，印度的圣雄甘地指出当时社会有“七宗罪”：“没有原则的政治、不劳而获的财富、没有理智的享乐、没有人格的教育、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牺牲的宗教。”对照当今现实，哪一条不是说得入骨三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最终会驶向无比美好的理想社会。中途，也许会进站停一停，兴许还会倒退一段，但绝不会太久，很快就会继续前进。 有人说，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精神世界存在。自然科学无法帮助人类了解这个精神世界。宗教曾经努力过。人的一生不能不知道世界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一个人人生的坐标，一个好的人生观，一个好的世界观能够时刻指引着你个人的前途和方向，你不会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迷失自己，更能在别人的沮丧中看到自己的前途。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和走向

新中国成立——50年代中期 面临的环境：美国的孤立敌视政策 外交目标：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 外交政策：外交三大决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重点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成果：1、基本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巩固了新生的政权2、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南斯拉夫除外，受苏南关系的影响）与一些民族主义和北欧的国家建交3、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显示了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4、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国际认可和赞誉。“一边倒”。在当时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中，这是维护自身主权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选择。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逐步实行“一大片”政策，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 面临的环境：世界动荡、分化、改组、中苏分歧出现并扩大，国内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外交目的：推进世界革命 外交政策：放弃“一边倒”的政策，提出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的政策（此期间的重点是发展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的成果;1、与包括法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建交2、由于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了与接壤国家的陆上边界问题和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3、中法建

交使该时期的重要成果。 该时期的简要评价:1、夸大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对世界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依据）2、该时期的外交树敌过多，具有四面出击的特点，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外交还是不断前进的。两个拳头出击”。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美继续对抗，为捍卫国家利益、世界和平，中国实行“两个拳头出击”的方针，同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第三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末 面临的环境：中苏严重对峙，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外交目标：缓解苏联的威胁，改善所处的险恶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一条线，即按照大致的纬度画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大片即并团结该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该阶段的成果：1、18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2.70年代中国同70多个国家建交基本完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形成第三次建交高潮，至1979年底已与120个国家建交，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一条线，一大片”。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苏联严重威胁中国安全，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构想。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得到恢复。我国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既重视发展与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又注重发展同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我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对清末民初中国外交体制近代化的认识

对清末民初中国外交体制近代化的认识 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中国开始在制度层面与国际接轨，而以外交领域为最。从清朝末年的总理衙门、外务部，再到民国初年的外交部，近代中国的外交制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外交体制日益现代化，逐渐合乎国际惯例，并且催生出一大批职业化的外交人才，使原本虚弱的中国能够取得一些难能可贵的外交成果。 二、清末的外交体制变化 1840年以前的中国，沿袭传统的对外交往习惯。这种所谓的“外交”浸透着浓厚的“夷夏”观念，中国根本不屑于同属国或朝贡国进行平等的来往。当时清政府的主要外事机构有理藩院和礼部。理蕃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事务。礼部也不是专管外交的机构，它下面有两个涉外机构，主客司和会同四译馆，负贵外事礼仪接待及翻译工作。另外，鸿胪寺专掌替襄礼仪之官。军机处由于它掌握皇帝旨意的草拟和颁行，因而也参与对外决策咨询。可见，这个时候中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体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也没有一批专职的官员，只有一些分散于各机构的部门，职责比较混杂。 中国近代外交体制开始于《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大臣”的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因开放五处口岸的约定而设立，始于1844年，由两广总督兼任，实际上负责五处口岸的对外事务，是一个兼有外交权力的职务。这反映出外交体制改变的端倪，又说明清政府内心里的“蛮夷”观念没有改变---与外国打交道只不过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五口通商大臣”始终为兼职，不是专官也无专署。1858年由两江总督兼任。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迫于列强压力，1861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一直存在了40年。总理衔门的设立，使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大权进行了新的明确分工。随着外交事务的增多，总理衙门逐渐变成了最重要的中央权力机关，不但“专办外交”，而且通商、关税、传教、招幕华工、海防、船务、邮电、铁路矿务等事务，无不由其兼管。有意思的是，它管了很多非外交的事务，而属于外交的事务又并不由它全部负责。这就是有南、北洋大臣的问题。 南洋大臣，由“五口通商大臣”演变而来。1868年，因通商口岸已扩展至长江各地，“五口通商大臣”遂改为“南洋通商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长江以上各口，有时也兼理闽、浙三省的涉外通商事务。北洋大臣，初为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因通商事务扩大而改，统管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交涉事务，另外兼管北洋洋务、海防及全国性招商、各路电线等事务，由直隶总督兼任。南北洋大臣实际上管理了大部分属于总理衙门职权内的事务。但是总理街门对于南、北洋大臣，只是备顾问和代传达而已，不能直接指挥，在制度上没有隶属关系，最多是一个咨询顾问机构。 总理衙门和南、北大臣的设立，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重大进步，不仅繁杂的外交事务有所专管，在与外国交往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以“蛮夷”视人的外交态度，对内政产生积极影响。而且这些专管部门的官员也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开阔了视野，学习了近代科技知识，学会如何在近代社会进行恰当的对外交往，慢慢掌握了利用外交手段谋取本国利益的策略。 外务部的设立，标志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正式确立。它取消了若干传统礼仪手续，建立了领事制度，厘定了派外使节职制，制订了外交规章。在人事制度方面，改变了以往总理衙门人员兼差的性质，大量重用受过西式教育与留学西洋的人才，重视职业外交官的培养，在选拔官吏时较为强调专业知识。这些改革都使得清末外交人员的素质大为提高，改变了中国外交官员对于世界形势、外交惯例懵懂无知的局面，较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在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大框架内，外务部就其设立的历史背景、性质和组织形式而言，与总理衙门并无本质差别。 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演变还包括中国近代驻外机构的设立。传统中国以“蛮夷”视别国，没有派驻驻外机构人员的观念和先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逼迫下，清政府允许各国

中国环境外交

中国环境外交 摘要:环境外交是伴随着环境问题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长期性国际政治议题。中国与世界在环境问题上的互动和相互影响非常深刻,成熟的中国环境外交成为世界环境外交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只有积极面对和克服中国环境外交的挑战和不足,才能实现中国的环境利益和兼顾国际共同的环境利益。 关键词: 环境问题全球化环境外交中国 环境外交是在环境问题恶化到一定程度、环境保护发展到一定阶段才逐步兴起并专门化的,伴随着环境问题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长期性国际政治议题。在国际上,较早明确使用"环境外交"一词的,应推到1983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环境外交:对美、加跨界环境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一书。[1]中国政府于1989年10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开展环境外交。从国内的相关著作和报刊论文来看,环境外交的定义有多种,相对完整的定义是"环境外交是指各种行为主体(主权国家的代表机关和个人、政党、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及公民个人)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外交行动,以交涉、谈判等和平方式去维系或调整国际环境关系,旨在捍卫国家环境权和争取国家发展权利的同时兼顾国际共同环境利益,也可以借此实现和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和其他战略意图。 一、国际环境外交的兴起和发展 在1972年以前,国际环境外交是零星的、非全球性和边缘性的外交,国际上通常把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作为国际环境外交的开端。[2]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传统安全议题不再处于核心地位;同时,由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跨国性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甚至开始威胁到一国的经济、政治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国际环境外交中来。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就,掀起了新一轮的国际环境保护和国际环境外交浪潮。 进入21世纪以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全球蔓延。环境问题成为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环境外交成为世界外交的焦点和热点之一。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于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召开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得到了各国前所未有的关注,引起又一轮的国际环境外交高潮。 二、中国环境外交的演变 中国的环境外交是在丰富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国际国内因素影响下起步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环境外交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节律与世界几乎同步,迄今大致经历了初步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成熟发展阶段。 (一)初步发展阶段(1972-1988年) 1972年6月,中国政府派出以唐克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标志着中国环境外交初登国际舞台,环境外交在双边和多边环境合作方面都涉及广泛的领域。中国签订或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等约20个国际环境公约和协定,并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本阶段,中国环境外交初具雏形,为中国增添了一个融入世界的窗口,促进了国内环保事业的发展。[3]但也存在着对某些环境问题和相关机构缺乏完整的认识、国内关于环境外交的立场缺乏协调等局限。 (二)快速发展阶段(1989-2006年)

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专题(很详细)

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专题 一．知识归纳 1．鸦片战争—新中国成立：被动开放 （1）晚清外交： 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领土、贸易、关税、领海、司法等主权受破坏，中国开始沦为半殖半封社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成立总理衙门专管外交、通商和洋务事宜。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同外国自由通商、交流文化，平等往来，但不准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 《中法新约》第一次使列强取得了对华资本输出特权。 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境地。 《马关条约》使众多列强可向中国输出资本，列强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 维新派希望列强支持中国变法。 义和团运动以“灭洋”为口号盲目排外。《辛丑条约》划东交民巷为使馆区，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半封社会。 （2）南京临时政府外交： 1911年5月，清政府秉承列强旨意发布“铁路国有”法令，强行收回民间集资自办的粤汉、川汉铁路，引起保路风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告各友邦书》，幻想以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来换取列强对革命的支持。 （3）北洋政府外交：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掌握清政府全部统治大权并最终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最后以基本接受“二十一条”来取得日本对其称帝复辟的支持。 1919年初，巴黎和会拒绝中国的正义要求，并无理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这一息传到中国，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走上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共的成立、国共第

一次合作的实现，都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有关。

专题 近代化的中国外交

专题近代化的中国外交 1、近代中国的屈辱外交 （1）清政府：四次侵略战争后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北洋军阀政府：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华盛顿会议签署 《九国公约》再一次损害中国的主权。 2、新中国的外交 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成就表现; 1 建国第一年，同苏联等17个社会主义国家建交 2、50年代外交成就： a、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b、1955年，在万隆会议（亚非国际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 3、70年代外交成就 取得成就的背景; 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①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②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 ③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 ④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意义打破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遏制孤立中国的外交僵局，打开了我国外交新局面。4、改革开放后的外交成就 背景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①中国承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2001年，（简称APEC会议）在上海举行。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②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它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 ③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 ④中国成功收回香港、澳门 考点解析 1、近代中国屈辱外交原因及新中国发展和平外交的根源 ①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独立 ②当时中国综合国力弱，弱国无外交。 ③近代史上由于中国人民饱受侵略压迫之苦，人民渴望和平，所以当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宣布我们绝不去侵略别的国家来发展自己，我们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新中国的外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2 新中国取得外交成就的原因及启示 原因①新中国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②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不断提高 ③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④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采取积极灵活的外交政策。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外交政策の演变 外交政策：总体始终坚持独立自主の和平外交政策，每个阶段有所调整。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50年代中期 面临环境：美国の孤立敌视政策 外交目标：争取国际社会の承认 外交政策：外交三大决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重点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の关系） 该阶段成果： 1、基本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の特权，巩固了新生の政权； 2、与几乎所有の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南斯拉夫除外，受苏南关系の影响）与一 些民族主义和北欧の国家建交； 3、赢得了朝鲜战争の胜利，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显示了新中国の地位和作用； 4、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国际社会の认可和赞誉。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 面临环境：世界动荡、分化、改组；中苏出现分歧并扩大；国内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 外交目の：推进世界革命 外交政策：放弃“一边倒”の政策，提出依靠广大の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重点是发展与广大の亚非拉国家の关系 该阶段成果; 1、与包括法国在内の20多个国家建交 2、由于中国の睦邻友好政策，用大约十年左右の时间基本解决了与接壤国家の 陆上边界问题和华侨の双重国籍问题。 3、中法（1964年建交）建交使该时期の重要成果。 该时期外交特点: 1、夸大了广大亚非拉国家の力量对世界の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并带有强烈の意

识形态色彩（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の依据） 2、该时期の外交树敌过多，具有四面出击の特点，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外交还 是不断前进の。 第三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末 面临环境：中苏严重对峙，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外交目标：缓解苏联の威胁，改善所处の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一条线”“一大片”の联美反苏政策。一条线，即按照大致の纬度画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の战略线。一大片即并团结该战略线以外の国家，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の力量共同反对苏联の霸权主义。 该阶段成果： 1、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の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 2.70年代中国同70多个国家建交基本完成了与西方国家の建交过程形成第三次建交高潮，至1979年底已与120个国家建交，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第四阶段：80年代——90年代 面临环境：国家局势缓和，中国开始启动改革开放； 外交目标: 为国内の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有利の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 1、继续坚持独立自主の原则，同时又赋予了新の内涵；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の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 3、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の多边外交政策； 3、确立了对外开放为长期の基本国策； 4、以“一国两制”来促进国家统一； 第五阶段：21世纪以来 面临环境：国际多极化、民主化趋势加强 外交目标：中国获得国际社会の认可，积极谋求建立新型の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提出“和谐世界”の理念。 综述 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の形势和国家利益の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の大局，故国家利益の需要是其唯一の依据，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の为依据。

近现代史上中国的外交

近现代史上中国的外交 一、近代中国的屈辱外交 1、史实 （1）清政府：四次侵略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北洋军阀政府：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华盛顿会议签署《九国公约》再一次损害中国的主权。再就是袁世凯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 （3）南京国民政府：二战中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在没有中国政府参加的情况下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自治，苏联租旅顺港为条件换取苏联出兵对日宣战。 2、近代中国屈辱外交原因 （1）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独立。 （2）当时中国综合国力弱，弱国无外交。 二、新中国的外交 1、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建国初期的外交 （1）国际形势：冷战时期，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敌视、孤立、封锁、包围。 （2）成就： ①建国第一年同17个国家建交，为恢复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②1953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③日内瓦会议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 ④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使大会圆满成功。 3、70年代的外交 （1）国际形势：美苏争霸，苏攻美守 （2）成就 ①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②1972年中日建交。 ③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表明美国孤立中国的失败和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胜利。 ④70年代初国际上兴起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4、改革开放后 （1）国际形势：两极格局解体，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主题。（2）成就 ①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成功运用。 ②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1年成功举办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为止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助于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经贸联系，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扩展新的

[经典收藏]中国近代外交的一些论述

摘自：李恩涵《近代中国外交史事新研》，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第一章、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综述 1、外交与内政息息相关：广义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应该包括因外力挑战而引发的种种内政举措与变革之研究；狭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过去常常是以比较单纯的外交事件或人物为研究对象，但其实也往往涉及内政的某些层面，且往往可以作深入的分析，以了解其复杂的深刻的历史真相！ 2、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之历程： （1）19世纪中叶以来国人的掌故式的论述（如魏源《海国图志》、梁廷枬《粤氛闻纪》等），谈不上学术化。 （2）19世纪末，以美国人马士（曾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服务多年）为代表的西方人士撰著比较学术化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3）A、民国以来至1949年间，在民族主义氛围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著述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列强侵华史、外患史、国难史、外祸史、近代外交史与中外双边关系史著作；B、这时期最重要的史料刊布是故宫博物院1929年起先后影印出版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80卷，内容为起自1836年之议禁鸦片、终至1 849年之不准英人进入广州之间的一切有关“夷务”的章奏）、《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80卷，道光30年正月，即1850年2月——咸丰11年7月，即1861年8月）、《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100卷，咸丰11年7月，即1861年8月——同治13年12月，即1875年1月），三书合并称为《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此外还有王彦威、王亮父子编纂的《清季外交史料》（内容为光绪朝、宣统朝洋务始末）。C、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贡献：撰述论文；搜集和编辑史料；培养学生，如王信忠撰《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1937年，清华大学历史系）、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等均具为蒋训练指导下所撰著。D、王芸生对中日问题的研究《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1870年日本遣使来华订约——1931年九一八事变）。 E、张忠绂《英日同盟》（1931年英文版，1931年上海新月书局中文版）。 （4）1949年以来台湾之中国近代外交史（与整个近代史）研究概况：A、资料方面，编辑出版有《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海防档》（九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俄关系史料》（十五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八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法越南交涉档》（七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一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四国新档》（四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美关系史料》（三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七辑，二十一大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日关系史料》（十大册）等十一种。B、论著方面，出版许多与近代外交有关的专著，如黄嘉谟《甲午战前台湾之煤务》与《美国与台湾》、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与《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与《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王尔《中英开平矿权交涉》与《李鸿章与中日订约》、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与《曾纪泽的外交》、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与《庚子赔款》、张存武《中美工约风潮》与《清韩宗藩贸易》、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与《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陈三井《华工与欧战》、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黄嘉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运动》等。 （5）1949年以来大陆之中国近代外交史（与整个近代史）研究概况：A、资料方面，编辑出版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等十种重大事件史料汇刊。以及另一大型资料丛书《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 B、论著方面，五、六十年代的论著充满政治性，但不少也都是力作，如钱实甫《清代外交机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