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与南北朝佛教研究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1期摘要：任继愈把南北朝佛教纳入到中国思想史的整个流程中进行考察，针对南北朝佛教发展的社会历史基础，形

成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其中心议题“心性论”颇具思想史意义；并以南北朝佛教对儒学的宗教化以及与道教的关系为案例，阐释了南北朝佛教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改造与贡献等。关键词：任继愈；南北朝；佛教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0）01－0040-06

2010年3月

第10卷第1期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Comprehensive Edition ）Mar.2010

Vol .10No .1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

任继愈与南北朝佛教研究

曹振明

（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9）

收稿日期：2009-12-14

作者简介：曹振明（1986-），男，山东临沂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

任继愈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他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

宗教学、历史学的奠基者和优秀代表。任先生的佛教研究方法，区别于传统的佛教学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他不是立足于佛教信仰，也不仅仅局限于佛教史实的考证，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现代科学研究的语言，来研究中国佛教及其哲学思想，揭示中国佛教发展变化的规律，注重佛教与儒、道二教复杂关系的考察，发掘佛教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改造和贡献，努力把佛教纳入中国思想史的整个流程中进行考察，以更好地认识中国的佛教史、思想史，乃至全面认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南北朝佛教的研究，是任先生卓有成效的领域之一，凸显出任先生研究中国佛教的特色，为中国佛教史、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南北朝佛教发展的社会历史基础分析

任先生在考察和评述中国佛教时，注重将其置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背景当中，坚持与社会史结合的方法，重点分析佛教及其思想发展的社会历史基础。任先生指出：

“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1](P106)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文

化的发展，是在当时社会思潮，历史发展的总形势

下进行的”[2](<<序>>.P5)。

（一）汉魏以来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汉魏以来，中国出现了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政治越来越黑暗，政权争斗此起彼伏，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广大农民失去土地；门阀士族日益强大，世代把持社会经济政治特权，社会等级森严，带来了残酷的阶级压迫，农民起义随之爆发，再加之民族政权之间的混战，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裂，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任先生指出，

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给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土壤”[1](P107)

。一方面，广大

民众希望借助宗教得到精神安慰，甚至幻想宗教会帮助他们摆脱日益深重的苦难；另一方面，统治者也通过扶持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以平等出世姿态为世间不平等制度辩护，巩固统治。但是，汉末三国，道教已受到严重打击。而宣扬众生一律平等、解脱众苦与轮回、

人人皆可成佛的佛教，恰可很好地满足以上两个方面的社会与政治需求，一方面佛教逐渐俘获了大量民众，另一方面，亦成为统治者麻痹民众的统治工具，获得王公贵族的政治支持。佛教获得了广泛发展的社会政治土壤。

（二）汉魏以来的社会思潮

汉魏以来的社会思潮为南北朝佛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根源。自东汉末，儒家经学支离烦琐，黑暗、混乱的社会政治，也使得儒家经学欺世盗名，名不符实，无助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儒家统治地位动摇，社会开始寻求正统思想之外的“异端”，

思想文化方面出现某种程度的活跃，为佛教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魏晋时期，产生了试图从思想文化层面解决时代课题的“玄学”思潮，“无”“守一”等成为时尚命题。而佛教的“空”“禅定”等理论与玄学思潮恰相契合，乃至一同被认为是消极无为的“玄妙”思想，佛教即开始利用理论上的契合而依托于玄学并积极迎合玄学，常常借用玄学思想来解释佛教理论，致使佛教思想与老庄玄学思想一起受到人们的欢迎，随之佛教学者甚至得与士大夫谈玄论理，推动了佛教的深入传播。汉魏以来的社会思潮，“为佛教在义理上的普及，奠定了思想基础”。[1](P117)

（三）门阀士族及民族政权的精神诉求

门阀士族及民族政权的精神诉求也成为南北朝佛教发展的重要基础。南北朝门阀士族世代掌握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特权，但他们又要标榜自己有着超乎世俗物质享受之上的精神境界，积极为自己所谓“不为物累”，看不起富贵、名位的“超脱”“高傲”的虚伪态度寻找理由。如“维摩诘在南北朝受到普遍的欢迎和尊重，就是因为他把南北朝门阀士族的腐朽生活神圣化了，把伪君子的二重性格美化了”[3](P539)，这是南北朝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所追求向往的。另外，对佛教的精神诉求，还表现在民族问题上。自两晋以来，北方多为少数民族政权，民族之间存在着种族偏见，对汉族的儒家文化而言，佛教则来自西方“夷族”，比较容易为北方民族政权接受。于是，“这个宗教很快成为北方各族人民共同信奉的宗教，它这种优势远非道教和儒家所能比拟”[4](<<绪言>>.P1)。门阀士族及民族政权本身的精神诉求，亦可演化为一种政治的支持，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四）寺院经济的强大

任先生还指出，佛教在南北朝得以很快的发展，与寺院经济力量的壮大有分不开的联系。东晋初期佛教寺院还没有独立的经济力量，经济基础并不稳定。[5](P161)到了南北朝时代，寺院经济发展成了以经营土地为主兼营其他的强大的“相当独立”的经济实体。[4](P20)它们拥有土地，还经营高利贷、招纳佃客等，还享受着免役免税等特权。如南朝有“白徒”“养女”等，北朝则有“僧祗户”“佛图户”等。此外，王公贵族也经常给予寺院巨额捐赠，社会民众也多尽力施财捐钱，寺院收入十分可观。因经济力量的强大，此时的僧众已经成为南朝封建地主阶级中新兴

的阶层，此时的寺院经济已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此成为佛教发展的物质条件，“为佛教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固的经济来源”，更甚至“也为以后隋唐时期佛教建立宗派提供了经济前提”。[2](P93)

此外，南北朝时期南北地区大开发、国内国际文化大交流等也成为南北朝思想文化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此不细述。[2](<<序>>.P3、4)其实，侯外庐先生早就提出，“思想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又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6] (P28)，但对南北朝的佛教未及全面考察。在前人基础上，任先生则对南北朝佛教发展的社会历史基础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

二、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及其中心议题

经过学者科学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20世纪初，南北朝佛教发展的基本框架已被基本勾勒出来。但任先生认为，之前学界习惯的看法，往往认为魏晋南北朝思想主要就是玄学，对儒家经学、道教的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阐述的不够。[3](<<绪论>>P2-3)这与历史事实相违。任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思想史，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玄学时期，二是玄学与佛教般若时期，三是“佛教经学”形成时期。魏晋玄学流行、鼎盛约几十年，以后还有一些影响，那已是玄学的余波了。其余300年的时间，佛学逐渐占了主流。东晋以后，直到南北朝结束，都是佛教经学的形成时期，“心性论”成为其中心议题。[3](<<绪论>>P2-3)此可谓任先生对魏晋南北朝思想发展的整体把握。由此，南北朝佛教成为整个中国思想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中国思想发展的深化和内在趋势，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的内容和内在价值。

（一）社会思潮由玄学向佛学的转移

魏晋时期，玄学成为社会思潮。西晋时期郭象的独化论后来居上，超过了以前的阮籍、嵇康、裴頠及王弼等，把玄学推向了顶峰。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郭象的独化论也意味着玄学时代的终结。此后，玄学的内容已无所创新，《文心雕龙·论说篇》言“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无论内容还是水平都没有超出西晋。东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影响仅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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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波而已了。至于魏晋时期的佛教，虽有流传但流传不广，在思想界里并未有所反映，如玄学著作中并没有发现佛教思想的影响。此时的佛教主要是依附于玄学而发展的。[3](P454)

东晋时期，佛教终于在非佛教徒的著作如《列子》等中得到反映，开始以宗教哲学形态影响中国思想。因佛教般若和玄学超言绝象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概念较为接近，但其宇宙论之宏廓，物性论之玄妙，人生论之超脱，又比玄学高出一筹，故东晋时期般若学的引入，给清谈补充了新的材料，推动了清谈的新发展，而佛学在清谈中所占的比重亦日益增加，受到思想界的重视，形成“佛玄”思潮：“六家七宗”就是东晋时期玄学思想在佛教思想中的反映，此时亦出现了名僧与名士以佛教般若为内容的清谈[3](P657)。后来僧肇的《肇论》对佛玄思潮进行了总结，虽然在命意遣词上还保留了一些玄学家的词汇，但事实上则使般若学脱离了玄学桎梏而真正纳入到佛教的范围。从思想体系说，《肇论》则已经成为佛教思想的总结，而不是玄学思想的反映了。东晋后期，佛学逐渐赶超玄学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形成了魏晋玄学发展的新阶段”[3](P455)。

（二）南北朝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

如果说东晋时期的佛学终于赶超玄学而成社会思潮的主流，那么南北朝时期的佛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首先，南北朝佛教译经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无论从参与译经的人数，译出经籍的数量、质量，译经涉及的西方佛教流派，“其规模之大，均属空前”[2](<<序>>.P5)，基本完成了佛经介绍的使命。其次，佛教研究者也日益增多，解释佛教经典的著作，即所谓“论”“疏”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再次，如三论学派、成实学派、涅槃学派、摄论学派、地论学派、毗昙学派等等理论思辨更为深入的佛学流派在南北朝获得广泛流行。又次，佛教发展迅速，佛教思想活跃，信奉者也日渐众多，僧俗两界均参与进来，当时诸多士族也通晓佛学并以清谈的方式讲论佛经，如杜弼、王肃、刘献之、肖子良、梁武帝等等。最后，由于佛教盛行，又出现了大量的佛教史传、佛教典籍的目录学等，影响所及不止于佛教界。任先生指出，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由于佛经多出，学派众多，著作丰富，思想活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形成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2](<<序>>.P4、7)任先生的“佛教经学”，即是指佛教在以上方面如佛经翻译及其注疏，发挥个人见解的论著，对佛经进行整理的译著纂集以及佛教史传的编辑等的大量出现、广泛研习和普遍流行。[3](P438-442)“我们对于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地位，特别是对佛教经学的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3](<<绪论>>P14)（三）“佛教经学”的中心议题——

—“心性论”及其思想史意义

僧肇对魏晋玄学和东晋佛玄的“本体论”进行了总结，道生则把“佛性”问题推到了学术前沿，开启了一个新的思想时代。任先生指出，南北朝佛教学派众多，争相流行，但总结“佛教经学”，其中心议题则是“心性论”。[2](<<序>>.P7)、[3](P615)、[7](P313)南北朝主要流行的“四部经”、“三部论”，即《维摩经》《涅槃经》《法华经》《华严经》及《十地经论》《摄大乘论》《大乘起信论》等等，都是以此为中心议题。②

魏晋“本体论”所涉及的本末、有无、体用关系，超越了汉代的“宇宙论”而探究天地万物之“所以然”。南北朝的“心性论”，则从天人关系中，透过人的心理、生理现象，进而探究人性本质的“所以然”。它所管辖的范围不仅限于个人的精神修养、宗教实践，还要通过心性论去说明宇宙万物，已不满足于人性善恶的划分，而进一步推究人性之所以善、所以恶，更进一步推究其如何舍恶返善，抑恶扬善的心性修养，论证了人们认识的极限，提高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论思维水平。像“本体论”超越“宇宙论”一样，从“本体论”到“心性论”，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一次深化，它们所接触、涉及的问题与中国哲学思想是遥相呼应的，是中国哲学思想逻辑发展的内在趋势。此不仅意味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还为中国哲学思想提出了新的课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容和内在价值，成为整个中国思想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隋唐初期。成了中国佛教理论界的中心议题”。[5](P157)但实际上，它还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几千年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朱熹的“儒教经学”，已经过南北朝佛教“心性论”的改造补充[7](P232)。

三、南北朝佛教与儒学宗教化以及与道教的关系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就开始了中国化进程，佛教中国化，是一般学者考察中国佛教的研究视角。任先生研究中国佛教，亦特别重视考察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但除此外，任先生还特别注重考察佛教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改造和贡献，这成为任先生研

究中国佛教时的一个独特视角，南北朝佛教与儒学、道教的关系正是任先生的突出案例。

（一）南北朝佛教对儒学宗教化的影响

任先生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儒教的完成”[7](P155)。儒教的特点在于用心性论来解释儒家经典，注重自我的宗教训练，加强内心的忏悔和涵养，把反观内省的修养功夫作为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7](P191、228)

任先生指出，“儒教之所以成为宗教，多得力于佛、道两教为其支柱，而在两教中，佛教则起着主要的作用”，[1](<<序>>.P11)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的佛教对儒学的宗教化已经发生了重大影响。如，南北朝佛、儒的争论打开了中国传统儒者的视野，产生了儒外佛内的分工合作、儒佛均圣、殊途同归的思想；在南北朝的佛教中宋代儒教的一些重要思想和命题已经萌芽，如《华严经》中的“一与多”“理事无碍”等思想。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儒学之所以能够从汉代初级的宗教雏形而演变成重“心性”的儒教，实际上是经过了南北朝“佛教经学”“心性论”的改造。此是儒学宗教化的重要步骤，亦是南北朝佛教对中国文化资源的重大改造和贡献。

人性论虽在先秦、秦汉已被提出，但那仅仅是个开始，从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到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扬雄的“善恶混”说等，虽说在认识上不断前进，但在理论上还不深入。至南北朝，佛教“心性论”得到兴启，此是中国哲学思想主题的更新，并引起儒家的关注，促使儒家“人性论”价值得以被重新认知，甚至与佛教的“人性论”彼此沟通。譬如，梁武帝把《中庸》与《般若》、《涅槃》等并重，并咸为注疏，可谓是儒佛思想交融的先声；结合“佛性论”提出以净业修身，“修身为儒家之旨，净业乃佛家之教，今混而一之……修身去欲止动，以复其天命恒常不变之性……得之于心”[7](P276)，并分神为二，一为不变之体，一为神明之用，“圣人可至，而非当下即成圣。亦犹人有成佛之理，而人非即佛也。人人皆有佛性犹人性皆善也。然众生必待有漏除净，亦犹变化气质也”。

[7](P276)此可谓已为宋代儒教所习称之人人皆可以为圣人，又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开启了先河、提供了思路。由汉代儒教雏形到宋代儒教形成，“中间经过魏晋南北朝佛教经学的补充”[7](P232)，“佛性问题转为心性问题，并已经理学家寻出固定之答案”[7](P278)。任先生指出，此为哲学史上一重要公案，极可注意。

（二）南北朝佛教与道教的关系

任先生认为，南北朝的佛、道二教虽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二教的交融更为突出和重要，而佛、道二教的融合，则更多地表现为佛教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改造和贡献，道教吸收佛教更为普遍，“寇谦之、顾欢、陆修静、陶弘景等道士就是这么做的”[3](P900)。（1）南北朝佛、道二教的斗争，“主要是通过理论上自由的探讨、平等争辩的方式进行的”[3](P909)，并导出了一种良好的学风，产生了大批蔑视权贵、勇于捍卫自己思想观点的学者，促进了南北朝学术的繁荣，使南北朝成为一个学术大丰收的时代，如《白黑论》《明佛论》《灭惑论》等等，都是争论的产物。（2）对汉魏时期倍受打击的道教来说，欲建立自己的宗教系统与佛教抗衡，不得不吸收佛教较为深刻、系统的教义教规以充实自己，南北朝道教领袖大讲因缘祸福、灵魂轮回与超度，注重组织、仪轨建设，《无上秘要》本身即是北周武帝综合道教各个派系的企图，但在构建道教宇宙观时，也不得不借助于“三界”“劫运”“缘起”及佛教“五戒”等思想。（3）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的合流趋向表现突出，寇谦之纳佛为真神，陆修静主张佛、道“殊途一致”，陶弘景会通佛道，晚年授佛教五大戒，兼收佛、道为弟子，卒前遗令以佛道二教仪物共葬。“以道士身份学佛，已成时尚。”[3](P422)。（4）对心性论的共鸣。陶弘景在论述“道”的时候，也开始思考“道”与“性”的关系。陶弘景在《真诰》中言：“此说人体自然，与道气合，所以天命谓性，率性谓道，修道谓教。今以道教使性成真，则同于道矣”。[3](P421)这里陶弘景用《中庸》的性命论作解说，认为“道”与“性”是一致的，可以合为一体，虽是陶弘景援儒入道的努力，但已不难看出，南北朝佛教兴启的“心性论”所引起的社会思想之影响，已遍及当时“三教”。

四、任继愈南北朝佛教研究的特色与贡献

“如果只看到佛教的活动，而没看到佛教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更大范围内的全局之下所起的作用，那就会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地位和影响难以做出适当的评价”。[1](P13)任先生治佛教，是区别于传统的佛教学者的。纵观任先生的南北朝佛教研究，其特色和贡献至少有如下四点：

（一）坚持与社会史结合的方法，注重发掘佛教发展的社会历史基础，努力还原佛教及历史的真相宗教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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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马克思指出：“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8](P425)任先生研究佛教，不是立足于佛教信仰，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现代科学研究的语言，坚持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原则，将佛教置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进行考察，注重发掘佛教及其哲学思想的社会历史根源。佛教如果“脱离了使它发展的社会条件，就不会起作用”[9](P21)，任先生把“高入云霄”“不食人间烟火”[1](<<序>>.P3)的佛教纳入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当中，努力“透过历史的迷雾，比前人看到更多的历史真相”[1](<<序>>.P15)，“尊重曾经存在的历史事实”，尊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1](<<序>>.P17、14)使自己介绍的中国佛教史尽可能准确、可信，符合历史实际，并借以“揭示出它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有助于加深认识东汉以后中国的古代封建文化，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哲学史、文学史以及整个历史”。[1](<<序>>.P3)（二）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再行系统、详实的历史考察和总结，提出了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大势在20世纪初，南北朝佛教发展的基本框架已被基本勾勒出来。在前人成果基础上，任先生对南北朝佛教进行了更为全面、详实的系统考察、梳理和总结，对南北朝佛教的研究作出了重大推进。比如，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分河西之传译（北凉昙无谶）、南朝之译经、北朝之译经等方面对南北朝佛经翻译进行了考察、梳理，但对真谛等译经事业未及细致、全面的考察，某些方面尚有待深入。任先生进一步考察，总结出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四大区域或四个译经集团：凉州译经和昙无谶译经集团，北朝译经和菩提流支译经集团，南朝佛驼跋陀罗、求那跋陀罗译经集团，南朝真谛译经集团，并明确指出南北朝佛教基本完成了佛经翻译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任先生进一步提出了南北朝佛教发展的大势所在：在玄学、佛玄思潮后，东晋后期佛学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南北朝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心性论”成为其中心议题。

（三）除历史考察外，有着突出的哲学洞察力，既善于剖析佛教精致的哲学思想，又重视揭示佛教思想之间的矛盾

除历史的考察外，研究中国佛教史，任先生还特别重视对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深入考察：一方面善于剖析佛教精致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重视揭示佛教思想之间的矛盾，显示出任先生突出的哲学洞察力，成为任先生在考察中国佛教史的一大特色。任先生指出，佛教哲学“逻辑分析、心理分析相当精致，辩证法思想也相当丰富”，比起欧洲中世纪和中国的封建主义哲学都更精密。[1](<<序>>.P17)如《华严经》通过信与理、无与有、法身本体与佛智本体等构建了丰富而杂多的出世思想体系，为佛教的发展展现出或者从“理”或者从“智”的两条道路，通过一与多、相即相入提出了一般与个别、同一与差别、本质与现象等一系列范畴，导出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思想，展现出佛教丰富的辩证法，并对后世思想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除此外，任先生还十分重视揭示佛教思想之间的矛盾。对佛教哲学进行“批判”也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点”。[1](<<序>>.P12)如“佛性”学说对中国思想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其自身却充满着矛盾：何为正因佛性，阿黎耶识是杂染的还是清净的，佛性是本有还是当有等等，引起了学界的重大分歧，甚至造成了同一学派的分裂，一直延续到隋唐也不拿出一个定论。

（四）把南北朝佛教纳入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流程中，把它当成其中的一个环节去看，并着重分析佛教对中国思想史的意义

任先生始终致力于把佛教思想作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组成部分，“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多年，我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7](P476)。“过去的中国哲学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讲玄学，对儒教的经学、道教的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阐述得不够”[3](<<绪论>>.P2-3)，他们没有把佛教看作中国哲学的一部分，更没有把南北朝佛教思想放到中国思想发展流程中应当放置的地位上。南北朝“佛教经学”的中心议题“心性论”是承接魏晋“本体论”发展而来的，是中国思想发展的深化和内在趋势。后来隋唐佛教思想以及宋代儒教也是接着南北朝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心性论”仍是隋唐佛教探讨的中心议题。而宋代儒教，已经南北朝佛教“心性论”的改造补充，两者有着内在联系。[9](P307)南北朝的佛教，上承汉魏思想、下启隋唐宋明哲学，并与儒、道二教发生了复杂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容和内在价值，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改造和贡献很大，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思想发展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我们要客观评价南北朝佛教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的意义。

王霸杂之的国家治理模式形成。注释：

①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6页。②崔大华：《道家与中国文化精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③金春峰：《“德”的历史考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7年第6期。

④司马谈：《史记·论六家之要旨》，摘自《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⑤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8页。

责任编辑：张增强责任校对：杰卿

Comparative Study of Legalists'and Huang-lao Taists'on "Law"

Zhu Xiaohong

Abstract:Legalists insist "defining obligation and confirming law"and focus on the king while Huang-lao Taoists maintain "Tao creating law"and focus on the public.The cours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Qin and Hay dynasties shows that the public is the core value in legislation.But the instrumental reason of legalists has its advantages in ruling a nation with law.At the beginning of Han Dynasty,the merging of Taoism and Legalism is the starting of the governing pattern that integrates Confucianism moral theory with legalists'law theory.

Key words:legalists;Huang-lao Taoists;law;Taoism;morality

注释：

①先人已去，后人自勉。本文参考文献涉及到任继愈的《任继愈自选集》、《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以及《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发展史》。其中，《中国佛教史》

《中国哲学发展史》为任先生与多人合著之作，但均由任先生主编，也可视为反映任先生思想的材料。

②任先生指出，“佛教经学”以佛教的语言“佛性”来阐论“心性论”，但“佛性”问题，说到底还是“人性”问题，是人性论的折光反射。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81.［2］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3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85.［3］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M ］.北京：人民

出版社，

1983.［4］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2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88.［5］任继愈.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M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6］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任继愈.任继愈自选集［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9］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张增强责任校对：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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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9页）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曹振明

任继愈与南北朝佛教研究

Ren Jiyu and the Study of Buddhism in South-North Dynasties

Cao Zhenming

Abstract ：Ren Jiyu studies the Buddhism in South-North dynasties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whole Chinese ideological history.Based on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the Buddhism doctrines is formulated centering on mind-nature theory.Taking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in South -North dynasties on Confucianism and the relations with Taoism,he explores the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culture by Buddhism in South-North dynasties.Key words ：Ren Jiyu;South-North Dynasty;Buddhism

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诞生于古印度。在我国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之间，佛教辗转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隋唐时期是佛教繁荣时期，此后，佛教便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进步。佛学的思想、文化、艺术在中华文化的长流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舶来文化，它逐步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和推崇，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世界观的整体塑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宗教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它是如何深入到中国百姓生活的？又是什么原因让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高度发展繁荣？这是我们主要谈的问题。 佛教的传入，至今流传着许多传说。 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这件事记载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 还有一种说法，汉明帝夜梦神人飞行于殿前，不解，问于群臣。通人傅毅回答道：“此即天竺得道者，号之曰‘佛’。”汉明帝遂派蔡愔等十二人去往西域，求取佛法。永平十年，蔡愔等人用白马将取回真经佛像驮到洛阳。明帝下令敕造精舍，是为白马寺。传说《四十二章经》即在此译出。 传入之事，众说纷纭，或玄幻，或写实，或光怪陆离。但不管怎样述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佛教传入的年代大致在西汉末年东

汉初年。其作为宗教，在传入时，利用了当时人们神异玄幻的思想观念。佛教传入最初期，信奉者大多是王室贵族，如桓帝宫中立祠，楚王斋戒祭祀。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理解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本土黄老之学的无为之道、省欲去奢思想与佛教教义有相似之处，所以出现了以黄老之学解释佛教教义，佛与老子同祭的现象。 与此期间，不少印度西域僧人相继抵达中原，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开始大量译著佛教经典，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小乘佛教经法，有的外来僧侣还进行佛法的宣讲。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迷迦谶。西域人士的译著工作，对于中国深入了解和理解佛经义理有一定推动作用。而成书于三国孙吴时期的《牟子理惑论》更加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佛教的认识。牟子认为，佛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神仙、真人等有相似之处。《牟子理惑论》的诞生，说明了佛教在中国有其独特的信仰特征，而不像儒学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规范。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使汉王朝土崩瓦解，历史推进到我国自秦统一以来第一次分裂时期——三国时期。黄巾起义是以道教的另一派别“五斗米道”作为思想依托的农民起义。因此，进入三国后，曹魏政权对于道教采取打压的政策。而因早期佛教以道家黄老学说解释教义，所以佛教在此期也受到了禁止。而佛教由于其自身外来特性，加之当时其势力影响还是有限，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后期打击力度有所减弱。所以当道教失去了公开活动的机会时，却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并出现了汉人受戒后的“中国第一僧人”朱士行，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

论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姓名：张丽周班级：2010级历史学专业学号：20100301056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佛教初输人中国，以后汉为中心，约当西元第一、二世纪，这时期的佛教对中国影响并不大，只能说是外来的文化。第二期是瑰晋南北朝，约第三到第六世纪，佛教逐渐兴蛊起来，成为中区文化，这是承先启后的重要时代。第三期以唐朝（西元六—九到九〇七年）为中心，佛教大蛊，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成为有力而创新的内区文化。那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是如何发展的呢？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一、佛教的传入 （一）佛教输人中国的原因 中国在佛教传人之前，文化发展已经相当发达。从传说中的五帚、尧、舜，直到夏商周三代，段墟甲骨、铜器、铁器的古物出土，都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有相当自主而系统的承脉。昕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都充满了文化的优越感，汉朝又是声威远播的时代，佛教这个外来文化能整个融入中国，甚至影响住后千百年，发展出属于中国的佛教，实非偶然。 第一，佛教发源地的推动，印度高僧越山航海的传教热忱。其中，尤以印度摩揭陀国阿育王（西元前二六四年～二二七年），继承孔雀王朝的正统，更是佛教的保护者，派遣高僧分赴叙利亚、埃及、锡兰、西藏和印度全境，传播佛教，对后世影响深远。佛教也就随著高僧的脚步传遍西亚、中亚各国，最后来到了中国。 第二，交通的便利。古时交通和传播异常不便，后经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出使大夏，身历大宛、月氏、大夏、康居四国，甚至葱岭以西的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五国，葱岭以东的乌孙、于阗、楼兰、车师五国。匈奴降伏后，各国使节往来不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几乎无不与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西交通也因此大开，较古昔更为便利。当时西域已经有许多佛教国家，张骞闻身毒国有浮图教，即为佛教。东汉明帝与和帚时，班超征服西域各国，更架起中西、中印之间的桥梁，文化交通更为方便。 第三，魏晋时代，五胡南移，元瑰入主北中国，北方胡族多信佛教，于是带进大批信佛的胡人，当时边境胡汉杂居，佛教便渐渐深入民间生活而成为正式的信仰。 第四，虽然中国本身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在佛教输入时，儒学已混合了阴阳五行和谶讳之学，成为有宗教意味的学术，与民间追求神秘境界和超现实的心理相通。同时，汉代哲学也有宗教迷信的一面，讲趋吉避凶，当时的道教兴起，也讲吐纳守一，吃药飞升以廷寿命，混合了先秦方士的思想。佛教在这样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传入中国，它所提出的人生观、因果关系，不生不减和极乐世界等思想，系统严密，仪式隆重，足以填补当时以谶讳、神秘为主的思想空虚。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佛法，只把它当成民间信仰，以为佛就是中国所谓的神或超人，将佛教夹杂在中国原有的信仰和思想文化中。（二）佛教的输人与流布佛教输入中国的时与地，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人以为最早可能在周朝末年。例如《列子》说：“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说明周末已知西方有圣者。又如，《历代三宝记》引《朱士行经录》说：“秦王政四年（西元前二四三年），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魏书》释老志也说：“按汉武帚元符中（西元前一世纪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臬兰，过居廷，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护其金人，帚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丈余，不祭祀，但烧香拜佛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注一）汉明帚求法的故事更多，大

佛教对南北朝的影响

09历本6班陈卫民2009084615 佛教对南北朝的影响 西汉建立统一王朝以后，统治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使西汉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得到了繁荣发展，“文景之治”之后西汉更是达到封建王朝的发展顶峰。西汉不仅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而且也打通了陆地丝绸之路，加强了西汉王朝与外界了联系，西域各国纷纷与西汉的来往，汉朝与西域的交往从此日趋频繁。然而此时，佛教也开始慢慢的从路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渐渐地在人民心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东汉末年，国家支离破碎，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社会动乱不已，佛教结合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使贫苦大众在战乱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和依靠，佛教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代，汉朝瓦解后，各地军事力量四起，连年征伐，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政治混乱，五族内迁，社会动荡。但在思想文化史上，则是国内各民族融合，外域文化进入，给中国原有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多元的发展特征。儒佛道的相互抗争和影响。这一时期，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渐广泛，并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和儒家思想发生了冲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思想文化大碰撞。这个过程是一个相互冲突、影响和整合的过程，造成了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与此同时，佛教也溶合了中华文化而逐渐完成了中国化。在战火烽烟四起的年代，在现实生活中人民无法得到心灵的慰籍，然而佛教使人们的心灵得到了安

宁和平静，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和儒家学说独尊地位的被打破，为佛教的流传和长足发展提供了良好时机。佛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应了统治阶级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也为处于苦难中的广大贫苦大众指引一条精神上的自我解脱道路。因而佛教盛极一时，一跃而成为时代的主要精神。 随着佛教思想的盛行，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巩固了封建统治的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大量佛经和佛学著作问世，发展了佛教思想理论，佛教与我国道教、儒家思想的交流不仅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在语言学、雕塑艺术以及天文学、医药学和法律等方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在绘画方面，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等画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汉画的技艺和风格，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绘画表现手法的影响，在绘画理论和表现手段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褒衣博带，神采飘逸，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风格，成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南朝画风的代表．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很多，不仅从哲理上，也从声律上对中国的文学产生的重大的影响，从而形成诗理即是佛理的文坛现象。然而，佛教的流行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弊端和危害，统治者盲目的广修寺塔，寺庙霸占大量土地，造成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而且施舍大量钱财，对人民的血汗钱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

在公元1世纪前后，印度佛教开始由西域传入中国。自从中国有了佛教之后，中国的宗教、哲学、伦理、建筑雕刻、语言文学以及生活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大的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各种传说，多将佛描绘成为头顶金光、轻举飞升的神仙。例如“明帝感梦”的记载即是如此：“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为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金黄色。?帝于是遗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明帝梦见金人，形象高大，头顶有日月一样的光芒。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表明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在人们头脑中有很深的印象；明帝以此询问群臣，就有人将明帝梦中的形象与佛联系起来，体现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了比较快的发展。 在哲学方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种唯心哲学对我国原有的哲学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宋朝时期的朱熹把这一理论渗入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之中。佛教的三论宗主张“诸法性空”，又称法性宗、空宗。该宗以真俗二谛为纲，以“无得正观”为基本思想，认为一切万有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是无自性的，也就是毕竟空无所得，但为引导众生而以假名说有，这就是“中道”。该宗通过重重否定的“四重二谛”，表明佛所说任何言教不过是权教，只有忘言绝虑才能真正体悟佛说的真理。而佛教的其它体系还有“性具实相”、“三谛圆融”等等学说，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哲学体系。 在宗教方面，佛教输入了新的观念、新的教义，形成了新的教派，而且对道教和儒教也有重大的影响。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儒、道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与儒、道的交融互动中，最终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佛教以其特有的教义教导人们要空灵、空寂、空无，不要怨怨相报，忍耐人间百般苦，以求西登极乐世界。另外，佛教以其浩如烟海的宗教文献和其宇宙论及其精密的宗教仪规，大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精神领域。 道教和儒教在很多方面也学习了佛教的一些思想。而在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之时，道教也逐步形成，双方同时面临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传播的问题，造成了佛、道互争高下的局面；魏晋以后，佛教的发展逐渐达到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程度，于是导致了思想层面和制度层面上与儒、道的争辩。西晋道士王浮与僧人帛法祖争辩屡败，遂编造《老子化胡经》以贬损佛教。它称佛教是老子西行为教化凶顽的胡人而设，这也就是著名的“老子化胡”说；到东晋时佛教方面侧出现了《清净法行经》予以回应，它提出“三圣东行”说，即老子、孔子和颜回分别是佛的三个弟子摩诃迦叶、儒童菩萨、光净菩萨所化现，以证明佛教高于道教。在其后更是进一步将道教中的伏羲、女娲也看作是宝应声菩萨和宝吉祥菩萨。《清净法行经》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与道教之争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更是激烈。尽管它们之间的争斗十分激烈，但作为在同一地区发展的宗教，必将趋于融合。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提出了三点：一是区别了“在家”、“出家”修行所应遵循的不同规范；二是

魏晋时期佛语外来词汉化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0116849181.html, 魏晋时期佛语外来词汉化研究 作者：朱文琦 来源：《科教导刊·电子版》2013年第11期 摘要汉语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历久弥衰，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汉语能够不断的引进吸收外来词汇来丰富与发展自己。其中对汉语影响最大的当属魏晋时期佛教及其外来词的传入。 关键词魏晋时期佛教外来词汉化过程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魏晋隋唐时期，佛教的东传过程中对梵语这一语言系统中佛教词汇的吸收，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增强了汉语表达能力。这一时期汉语对佛语外来词的吸收，不仅从根本上对汉语的词汇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大量的佛语外来词被借译到汉语以后，从词形到意义都受到汉语词汇规律的制约，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 1 佛教外来词分类 随着佛教传入的外来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只见于佛教经典中，并未进入汉语词汇常用语而成为全民语言的佛经专用语。如荼毗、泥梨等词。 第二类是经过汉语改造后，今天依旧活跃于人们口语中的词汇。可分为两类： （1）一部分词语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佛教词汇，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舍利子、袈裟等。（2）还有一部分词语则完全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很难找到佛教文化的影子，如“导师”：在佛教里他是指引导人成佛的人，是“佛”、“菩萨”的统称，又指佛说法时，担任唱经表白者。它进入全民语言后，是指指导学习或指示方向的人。 2 汉化的原因及途径 佛教文化之所以能扎根中国并深深影响汉人的心灵，是因为它迎合并依附于中国固有文化，进而与之合流，首先求得生存之所，然后又选择合适的契机发展自己，使之符合中国国情需要与民众的心理需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经过翻译、使用和逐渐的汉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结构，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体系。而词汇作为语言中最为敏感的部分，受佛教的影响也最为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的整合——以西晋墓葬出土的青瓷堆塑罐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的整合 ——以西晋墓葬出土的青瓷堆塑罐为例堆塑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型、功用很特殊的一类器物，此期墓葬中常有出土。其纹饰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模拟现实社会生活类纹饰。包括建筑纹饰，如亭台、楼阁、门阙等；现实人物，如乐舞杂技、胡人、骑马武士、跪坐人物、侍立人物等；现实动物，如犬、猪、羊、鸡等家禽家畜及熊、狮、飞鸟等禽兽。第二类为人们虚构的祥禽瑞兽类。如虬龙、麒麟、辟邪、天禄、朱雀（凤凰）等。第三类为宗教类纹饰。如乘龙羽人、骑兽仙人、佛像等。通过分析的堆塑罐上的宗教类纹饰，我们可以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在中国的整合。 （一）西晋墓葬出土青瓷堆塑罐 1979年1月，江苏吴县狮子山四号西晋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发现了一件青瓷楼阁堆塑罐。该罐通高46.2、底径15.6厘米。罐身高26.4厘米，微鼓的腹部，中间镂有一孔，饰有两排模压而成的片状贴饰，共31个。有铺首衔环、天禄、仙人骑神兽、蜥蜴、佛像和侍者等。罐上堆塑高19.8厘米，大致可分为三层：上层为罐口，略呈四方形，四面各带一个“凸”字形镂孔，四周栖息着飞鸟，口上覆盖着一个四出攒尖宫殿顶式盖，与罐口合为一体。中层塑有四个伸出的“玄武”头，头上各顶一四方形小角楼。下层的前、后各有一座三层楼阁，廊柱上分别饰有仙人骑神兽、跪而示敬的奴仆等形象。前面楼阁的两边，各有门阙一座。后面楼阁两侧，各有龟趺驮碑一座，分别刻划着“出始宁，用此……宜子……”等字样，除以上几字外，其余字均不能辨认。在门阙与龟趺碑之间，各有三尊跪地的人像，头戴冠，身着短衣，均两手握于胸前作“扠手示敬”状。人像的外边，还饰有鹿、狗等走兽。该罐釉色黄绿，腴润而光亮。垂釉之处，釉呈玻璃状，有开片。近底部露胎处，呈豆沙色。该罐出于前室东南角。 其他类似的还有出土于江苏江宁赵士岗M7，吴凤凰二年的；出土于江苏江宁上坊，吴天册元年的；出土于浙江宁波慈溪，西晋太康元年的；出土于浙江平阳鳌江，西晋元康元年的；出土于江苏吴县狮子山M2，西晋元康二年的各种相似有纪年的青瓷堆塑罐。○1

佛教与南北朝赋

佛教与南北朝赋 侯立兵 内容提要南北朝佛教之昌盛使赋体文学深受浸染。佛教题材或直接、或间接对赋有所渗入。就创作主体而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赋僧和僧赋。就创作艺术而论，佛经译传从音韵和修辞等方面丰富了赋的表现手段。 关键词赋佛教南北朝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在与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融合过程中不断中国化，逐渐成为中国人的重要心理力量。佛教在中国真正风行是在西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尤为兴盛。南朝各代的帝王及一般文人学士大都崇信佛教。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南朝佛教兴盛景象的生动写照。北朝除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其余历代帝王都较为扶植佛教。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佛教对汉魏六朝赋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选取南北朝赋作为主要文本来论述佛教对赋体文学的浸染，而为了考镜源流，间或也论及南北朝前后的一些赋作，尤其是东晋和隋的赋作。 一佛教题材之渗入 （一）佛教题材的直接入题 佛教思想对赋体文学浸染的最为显著之体现莫过于相关题材的直接入赋，这一般从赋的题目即可判定。从现存文献来看，南北朝赋直接以佛教题材入题的作品有：梁武帝萧衍的《净业赋》①（《全梁文》卷一）、北魏李颙的《大乘赋》②（《全后魏文》卷二九）、陈江总的《修心赋》（《全隋文》卷十）。

作为梁朝的开国皇帝，武帝萧衍笃信佛教，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他还多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萧衍以帝王之尊力倡佛教，使得佛教盛极一时，他在位期间把佛教几乎抬高到国教的地位。据何小莲《宗教与文化》记载，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人，仅建康就有大寺700余座，僧尼信众常有万人。梁武帝一生撰写了大量的佛教著述，其中就有以赋体写成的《净业赋》[1]。从赋题来看，此赋是以铺叙清净善业的修习为主旨的。“净业”乃是佛家之语，指清净之善业，是往生西方净土的业因。《观无量寿经》一云：“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修净业，即净修，就是净业的修习，也就是清眼境、净心尘，明心见性的功夫。从赋的长序看，它在交代为赋缘起的同时，也表现了梁武帝向佛之心的极端虔诚，其中描写自己即位以后坚持素食的一段尤为感人： 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箸，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虽自内行，不使外知。至于礼宴群臣，肴膳案常。菜食味习，体过黄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谢胐、孔彦颖等，屡劝解素，乃是忠至，未达朕心。[2] 为了清除“杀害”和“欲恶”二障，梁武帝不仅“不啖鱼肉”，而且“亦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处四十余年，虔诚之心，可谓至极。赋的正文则着重阐发自己对于如何修净业的体悟。赋中首先铺叙人的各种欲望对趋向善道的障碍，所谓“至如意识攀缘，乱念无边。靡怀善想，皆起恶筌。如是六尘，同障善道”。赋家极力阐述了因果轮回思想：人类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追逐“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情欲无节，患累无穷，在现世就会“殃国祸家，亡身绝祀”，而死后将会“轮回火宅，沉溺苦海”。在阐明净业障碍的基础上，赋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为何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为何兴盛 12291025 刘昊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华夏大地上的兴盛时期。佛寺大量出现，信佛之人不断增加，上到皇帝下到平民百姓，甚至一些儒生，都开始信佛。唐代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大臣郭祖深上疏谓：僧尼十余万……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足可见当时佛教之兴盛，信佛人数之庞大。佛教为何兴盛？可以说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当时的社会环境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自汉武帝大一统以来，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但与此同时统治者开始奢侈腐败，贪图享乐。这就导致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减弱。社会上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大量百姓失去土地，生活贫困。到了东汉末年，矛盾激化，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混战，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之后虽西晋短暂统一，但经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百姓生活依旧没有改变，社会依旧是动荡不安。一般说来，每逢社会混乱，各种思想就会自由传播弥漫。所以这就为佛教的流行提供了社会土壤。 另一方面，当时的统治阶级也大力支持佛教发展。从南朝来看，梁武帝信佛，在他的推动下，佛法在南朝盛极一时。梁武帝身体力行，虔诚拜佛，他自己“日一蔬膳，过中不餐”并且“永断辛膳”1。他还诵经讲学，撰写文章。而在北方，统治者更加支持佛教发展。因为十六国中很多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他们入主中原，但内心存在一种自卑感。因此对同为外传而来的佛教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并且佛教的主张有利于他们用来“糅化人心”。他们就大力支持佛教发展，广建佛寺，使佛教在北方发展到了极高的高度。 除却社会环境和统治者支持的客观因素外，佛教自身的主观因素同样极为重要。 佛法主依自力，非依他力；主救世，不主出世。佛教提出一“涅槃”境界，主张“三世因果轮回报应”。倡导一种永恒的观念，更关注人的内心。这些就符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阶层的心理。统治阶级生活奢华糜烂，富甲天下，但物质的丰富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精神的空虚与恐惧，他们急需一种精神上的寄 1《全梁文》卷二十三

佛教对南北朝的影响

佛教对南北朝的影响 南北朝是一个分裂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大撞击、自由，宗教大发展的时代。佛教于东汉自西域传入中国。据说，公元67年，佛教正式有官方传入中国。东晋时由于战乱得到大力发展，唐宋是其盛期。佛教传入中国，在思想、艺术及政治领域渗透得最深刻与深远，甚至一度与儒家思想并驾齐驱，左右着国家政策文件的颁布与实施。 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动乱，干戈四起。对于文人，除却充满乱离的感伤以外，也是一个惶恐度日的年代，宗臣对文人的轻言杀戮，便充满了威胁性，在时事与人事两茫茫的气氛下，文人在现实中的得不到慰藉，惟有率性自然，甚至放浪形骸，借助佛教等思想工具，以作为对社会的反应，宣泄自己对时代的不满及满怀惆怅的寄托。 佛教以微风之姿潜入中国，却以旋风之势席卷中国，其中在南北朝这一特定的历史沃土下，更体现的其顽强及蓬勃的生命力。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对南北朝时期绘画艺术的影响。 翻开绘画史的相册，不难发现当时的画家对我国传统画风与传入我国的具有佛教特色画风作了全面的比较，并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学习与交流以致南北朝时期的绘画内容及手法相对于传统都有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顾恺之、陆探微等画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汉画的技艺和风格，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绘画表现手法的影响，在绘画理论和表现手段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同时，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神采飘逸，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 二、佛教对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文学总体特征是乱世文学。这一时期的文人，有许多都被莫名其

佛教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

浅析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佛教是在东汉永平年间传入到中国来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佛教渐渐与儒学、道教相并列，成为中国古代三大教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这足以看出，佛教的传入，不仅对中国古代政治有着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坛。 在汉代，儒家诗教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可以看出，佛教传入之前的文学基本上是为政治上的教化而服务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有关。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和三纲五常限制了文学作家的创作题材，这一时期的文学展现的多半是规劝教化、经纶致世的文章。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渐渐出现。“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其实早在东汉时期，文学的自觉性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是张衡的《归田赋》，赋中虽然尚未显示鲜明的个性，但分明已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在，自我意识加强了，个人价值得到了关注。文学自觉性变化的标志之二是魏

晋南北朝时期玄言诗盛行。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玄学。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哲学上的思考。玄学不仅是道家的一种思想体现，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佛学的成分。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所以玄言诗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影响。 玄言诗是东晋的诗歌流派，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庚亮、桓温等，其特点是玄理入诗。玄言诗是由新的社会思潮改变了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礼仪规范已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这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那个乱世之下士大夫痛苦内心的折射。敏感的作家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艰难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这就促发了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们多以生死诗和隐居诗为主。“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陶渊明《拟挽歌辞》）这些诗句表明了当时魏晋南北朝最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关于生死的想法，“有生必有死”其实这也是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这里面包含了佛教思想，即“生死说”。 佛教思想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形式。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艺术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艺术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变革时代，佛教艺术的传入，从内容到形式给 我国绘画注入了新的血液。在全国各地建造许多石窟，也培养了许多艺术家，保存至今的石 窟艺术，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艺术宝库。知识分子专业画家也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带来了新 的绘画艺术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佛教艺术绘画 正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动乱，干戈四起，在现实中人们无法从中得到心灵的慰籍，便转从佛教中寻求解脱，他们清淡玄言佛理，诗乐书画往还，高雅脱俗、优游闲适而又情韵无穷，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其基本格调更切近于老庄的泯于自然和佛教的虚心静照，也更适合于偏安于山明水秀之间的心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变革时代，佛教艺术的传入，从内容到形式给我国绘画注入了新的血液。在全国各地建造许多石窟，也培养了许多艺术家，保存至今的石窟艺术，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艺术宝库。知识分子专业画家也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带来了新的绘画艺术。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的佛教译经事业如日中天，对形成中国佛教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伴随佛教而来的信奉宗教的绘画艺术、人物肖像画出现了繁荣的新面目，雕刻艺术就是这一时期的重大成就。北魏开始开凿的敦煌千佛洞、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等，都被称为中国艺术的大宝库。东晋顾恺之等人的绘画及绘画理论都有极高的成就，现有顾恺之的摹本《女史箴》，是我国文化的珍品。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以及当时的音乐、戏剧等都有很大的成就。 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的主要特点有： 1. 中外文化交流对工艺美术的影响，尤其是国内南北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对中国传统工艺的 影响。 2. 佛教在这个时候广泛流传，对建筑，器皿，服饰等产生影响。宗教艺术得到发展，影响 和带动整个社会的工艺水平。 3.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全面自觉的时期，在以前，工艺美术大多反映神秘的神鬼世界，而 这个时期，人们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世界。，在工艺美术出展现人类世界的清新可爱。 成就： 中国佛教艺术的飞跃发展，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来自印 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国迅速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大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对中国思想 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美术和雕塑艺术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绘画方面，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等画家，画艺超群理论丰富，与秦汉时期的绘画不同，不再注 意现实本身，开始探索新的领域，例如山水画即作为一种独立科目，寻求新的意境和表现方式。在绘画中还提出许多美学问题，使绘画艺术从实践到理论都得到了很大发展。魏晋时期 的绘画内容，概括起来有“三多”：第一是表现生产活动的画面多，如壁画中的《屯田图》， 描写人们的垦田、放牧、采桑等活动，颂其辛劳。第二是表现宴享、出行、狩猎等娱乐活动 的多，从嘉峪关壁画中，可以看到他们聚会、狩猎等活动，以及奴仆为主人奏乐舞蹈的情景。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是一种宗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规范，是集信仰、观念、组织、制度等于一体的复合体文化。一般认为它于两汉时期从古印度传入中国，被中国社会所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佛教中的“空”的思想与中国本土道儒的“道”“天”思想非常接近。佛教自传入我国以来，就对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佛教对哲学的影响 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只会，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国古代哲学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其先作为佛教般若学传播的媒介，其后与般若学交融汇合，最终为般若学所取代。隋唐二代，虽说儒释道齐头并进，但佛教毕竟是最强大的思想潮流，甚至成为思想界的骄子。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至于宋明理学，在“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建构方式、“明心见性”的修行方式等方面，都明显吸收了佛教的思维成果。佛学在中国近代哲学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近代哲学开端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然正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清代学术概论》）。比如康有为、梁启超本人以及谭嗣同等。可以说，不懂得佛教哲学，就很难理解魏晋以后中国哲学的具体形态。当然，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但它用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等手法来“论证”其宗教唯心主义观点，便包涵不少精微、思辩的内容，蕴含大量的逻辑分析方法和辩证法观点，这一切都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代哲学。另外，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总是在同唯心主义有神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佛教在这方面也确实起到了反面教材的作用。 二佛教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佛教为史学增加了新的记录和研究对象，丰富了史书的题材，同时史学材料也深受佛教观念的影响。史书中吸收了佛教传说的故事，也出现了佛教论著、注疏、佛教经录、佛教史传等史书形式。比如：汉末三国时牟融《理惑论》、刘宋时陆澄撰《法论》、萧梁时宝唱撰《续法论》等。自东晋道安注疏佛经22卷后，注疏经论日益成风。出现了合本子注的形式。此外，汉译佛典的钞略编目、佛经目录的考订、佛教史传的编撰，一时也蔚然成风。如慧远《大智度论钞》、慧皎《高僧传》、僧佑《出三藏记集》、杨玄之《洛阳伽蓝记》、魏收《魏书?释老志》等。 三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首先，佛教经典有很多就是典雅的文学作品。随着佛典的翻译和流传。僧侣与文人名士交往的增多，寺院讲经说法的普及，佛教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各方面起着广泛的作用。许多汉译佛经文笔畅达，词句典雅，善用譬喻，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为文学计，《法华经》、《华严经》不可不读。”随着佛经的流传，许多佛教用语演化成为汉语的日常用语，大大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文学的各国领域，无论是诗歌、散文，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小说、戏曲，都可看到与先秦、两汉经学的不同面貌，这就是受佛教经典的文体和佛教理论的各种观念以及佛教宣传方法直接的感染和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盛原因 一.政治方面 1.社会动荡,民生困苦 佛教虽两汉时传入,但因当时社会安定,并没发展余地。至东汉末三国时代始开始兴盛,至魏晋南北朝更普遍为人民所接受。此现象之产生,是由于汉末黄巾之乱,州牧割据,国内大乱,人民生活痛苦,加上战争频仍,使他们对现实感到失望。而此时完成之道教,仅以方术之运用作为吸引手段,但方术有时会用尽,加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久己变成没有灵魂之空架,故闻有如来的救苦救难,谁不愿托身自庇？ 2.君主杀戮太多,借信佛以赎罪 当时军阀互并,一旦得帝位,便屠杀前朝子孙。许多时君主都因疑而惧,因惧而思悔,恰好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他们怕自己入地狱,也怕子孙受祸,遂向佛求怜愍。但他们更有一种心理:只要他日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故现今就算如何作恶,只要在最后能向善,便可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些君主有竟出现先忏悔,后杀人的情况。 南齐书临贺王子岳传: “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鸣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 而人民见佛家思想使执政者较为宽仁,认为佛教即使未验于来生,但已见效于当时,乃纷纷信佛以求庇 护。 3.君主弘法,上行下效 三国时吴国孙权因康僧会之灵异,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传入江南之始。东晋元帝时曾诏佛僧入内殿讲经,后世君主多仿效之。南北朝时,君主多信佛,如宋文帝用慧琳,武帝用法显参与朝政,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以其时之僧穿黑衣也。又如梁武帝皈依佛法,迎达摩于广州,大弘佛法,且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文帝亦因常 幸佛寺而不理朝政。 南朝的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北朝的魏孝文帝、齐文帝、宣帝、周文帝、均曾舍其宫苑,以造佛寺。 甚者,北朝的胡太后恣行淫秽,鸩杀孝明帝,而为了赎罪,大力建设佛寺,不惜减少百官俸禄十分之一。 北方之后赵石勒信佛图澄,以之为国师,后秦姚苌奉鸠摩罗什,北魏诸帝(道武、明元、文成)均崇佛,以僧人为国师,大力建寺造塔。文成帝更凿山西云冈石窟,孝文帝开洛阳龙门石窟,与敦煌石窟同列世界三大佛教艺术,可见北朝佛教之盛。由于君主好佛,天下风从。当时北朝达官贵人死后,其家人多舍居室以施僧侣,南朝 豪门亦常舍其邸宅以建佛寺。 二学术方面 1.经学之末流 两汉学术,号称极盛,其内容不外儒生之注释经和方士之术数,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揉合术数之支离诞妄,为笃学者所鄙视,其支离破碎者,又岂能满足学人。正在缥缈彷徨,苦无归宿之际,佛教之输入,正好在学术方面 输入生气。 2.清谈玄学有助弘法 清谈玄学盛行,使士人长于析理,发明奇趣。而“佛教本贵悟解,贱迷信”,故析理的风气,有助于哲学味道的佛教传播。又清谈论老庄外,亦有佛性,故时人亦多与僧侣交游,如王导之子王洽与竺法汰交往极深,使竺法汰名重一时,又当时之学名流如谢安、王羲之等,都与佛教徒支道林来往,支道林精通佛理外,又善老庄之玄学,使佛道二家之学说调和发挥,可见清谈之风正好借作发挥佛理。 3.藉文学和美术吸引知识份子 当时之僧人,为求吸引知识份子,许多时都以文学手法表达佛理,如佛像的雕镂、石窟的开凿、绘画佛像 等,都深深吸引士人,而对佛法关注。 唐白居易题寄宗上人韵诗: “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论议,是故宗律师,以诗为能事,欲使第一流,皆知子工义,从容恣语言,缥缈离文字,旁延邦国彦,上达王公贵。先以诗句牵,从令入佛智,人多爱诗句,我独知师意。” 3.西僧之来华及译经

浅析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及影响

浅析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及影响 史俊杰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大一统以后，分裂动乱持续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两汉之际佛教从天竺传入中国，在这段历史时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影响中国社会 秦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实现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使广大劳动人民成为自己统治下的顺民。汉朝统治者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儒教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广大文人怀才不遇，他们之中有隐居田园。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这段历史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中既有排斥、斗争，也有调和、融合，其中以调和、融合为主流，而这个过程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队中国的政治、思想、建筑、文化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魏晋南北朝佛学发展的概况 秦汉之际，秦皇汉武统一了中国，使中国呈现了很长一段的和平局面，秦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却呈现了分裂动乱的局面，而且是秦汉大一统之后分裂动乱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各个统治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壮大自己的实力，不断发动战争，掠夺土地和人民。各个统治集团不断发动战争使当时的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劳动人民在现实中无法摆脱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且在精神上无法找到寄托。而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当时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之说对信佛的人具有极大的引诱力。因此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广泛的流播。 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人们是怎样开始信佛的?据史料记载，最早开始信佛的并不是广大的平民百姓，而是宫廷里的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晋室南渡之后，佛教逐渐渗透到了上层士大夫的中间阶层。据《世说新语》的记载，不仅“殷中军见佛经，云理应阿堵上”，谢安、许询、孙盛、殷仲堪、郗超、孙绰、王坦之、王修等人，也极其热心于佛理得讨论，这些名士是精通哲理，且长于玄谈的文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 1．基础知识目标：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的原因、主要特征和表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学技术：数学、农学、地理学等方面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佛教的传播和反佛教的斗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建安文学、陶渊明与田园诗、南北朝时期的民歌《采桑度》、《敕勒歌》和《木兰辞》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绘画、书法、雕刻等方面的成就。 2．思想教育目标： （1）通过魏晋南北朝我国文化发展的原因分析，培养学生理解政治、经济对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作用。（2）通过魏晋南北朝佛教兴盛对经济的破坏作用，使学生认识宗教的双重作用。（3）通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分析，认识当时我国的一些科学家在勤奋钻研的基础上，取得了领先于世界的成就。从而树立努力勤奋刻苦学习的信念。 3．能力培养目标： （1）通过本节的教育与教学，培养学生对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的理解能力。 （2）培养与提高学生紧扣时代特征，抓住历史现象的关键，对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概括的综合能力。（3）提高学生对文艺作品的鉴赏能力与文化素质。 重点难点 1．重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数学、农学和地理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思想，道教、佛教及其反佛教的斗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建安文学、陶渊明与田园诗、民歌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书法、绘画和雕刻等。 2．难点： （1）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和特征。 （2）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兴盛的原因和危害。 教学方法 1．归纳法；2．阅读指导法；3．讨论法。 教学过程 复习旧课： 思考：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有哪些？ 学生回答：（1）江南经济开发，北方发展相对缓慢。（2）庄园经济占居主要地位，寺院经济膨胀。（3）商品经济总体水平较低。（4）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 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的文化也取得了一些成就，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原因有哪些呢？ 学生思考，然后回答相关内容。结合前面我们分析文化发展的原因的基本模式：（1）政治因素；（2）经济因素；（3）民族因素；（4）历史因素；（5）中外交流因素；（6）人民群众的因素等。然后分析出：（1）原因：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族人民的大融合，民族之间的交往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容。②北方经济的发展，江南经济得到了开发，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③外来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建筑、绘画、文学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丰富了它的文化的内涵。吸收了异域文化的成果，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继承了秦汉时期的文化成就，又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创新，从而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的前提。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发展，又为隋唐文化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2）特点：①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如南北民歌风格的迥异；外来佛教及其艺术在南北的差距，南方

论述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佛教美术发展与变化

论述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佛教美术发展与变化 佛教和佛教美术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有4条:①从丝绸之路（经今天的新疆）而入；②从南洋以海路而入；③从尼泊尔到西藏；④从缅甸到云南。其中，丝绸之路应是主要途径。 中国的佛教美术以石窟艺术为代表。中国是世界上佛教石窟艺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它持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数量之多，超过任何受佛教影响的国家，甚至包括佛教及佛教美术的故乡——印度。新疆的三仙洞和克孜尔石窟可能开凿于3世纪或更早,为中国最早的石窟，但早期实物已无存。能够保存到现在的比较完整的大型石窟，以甘肃的莫高窟为代表。莫高窟在吸收外来艺术营养，并发展中国艺术传统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大部分石窟以它为起点，散布于全国。其他驰名世界的重要石窟有（以开凿时间先后为序）：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大足石窟、剑川石窟等。 石窟艺术虽起源于印度，但传到中国后在长期发展中逐步脱离印度和犍陀罗的影响，创立了中国石窟艺术的独立体系，呈现形式和内容丰富多彩的景象。中国的佛教美术，还包括除石窟以外的其他佛教建筑、雕塑、绘画等。它们共同构成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美术和隋唐美术的主要内容，并对朝鲜和日本等东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奉先寺大佛(中国龙门石窟)朝鲜佛教美术4世纪后半叶,佛教经中国先后传播到朝鲜半岛的3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朝鲜的佛教美术在中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现存最早的有铭刻的雕塑像,是推定为539年制作的高句丽金铜佛。由于与中国接壤，高句丽的佛教美术在三国中最发达。其次兴盛的百济,以先后都城——公州、扶余为中心,出现相当数量的佛教寺院。它受高句丽和中国影响，创造了具备百济独自性格的佛教美术。新罗灭高句丽和百济后，统一了朝鲜半岛，它在造寺和造像上反映了唐代美术的深刻影响，以庆州为中心呈现繁华的景象。特别是以纯白花岗岩制作的石佛和石塔，是代表新罗美术的最优秀作品。佛国寺的石塔、石窟庵的石佛群，与其他国家的相比，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隋唐时期，佛教有较大的发展，已形成众多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创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智 （531—597），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是当时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一；法相宗，创始人为玄奘（596—664）及其弟子窥基（631—682）；此外还有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各派流行地区、所奉教义及对经典的阐发各不相同。隋唐佛学已从魏晋玄学的附庸趋向独立，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学风亦由过去的南方重义理、北方重禅定的明显区别，渐趋融合。此时，亚洲佛教的传播中心已由印度移到中国，中外高僧互相造访，不同译本的佛经得到相互交流，中国已成体系的佛教理论陆续由国际僧人传播到各国，与佛教有关的音乐、建筑、雕塑、壁画等艺术随之发展，主要经由西北“丝绸之路”得到中西融汇与交流。寺院势力在隋唐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发展较快，不仅占有大量人力、土地，还经营邸店、租赁、高利贷等业务，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