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通史在线阅读
中华通史在线阅读（华夏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中华先祖农业起源文明起源邦国时代古史传说夏王朝觅踪殷商兴亡商代文明武王克商周公摄政周王室的衰落
春秋争霸孔子列国变法战国七雄诸子百家
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
秦国崛起秦始皇统一中国楚汉战争郡国并行文景之治
汉武帝两汉经学昭宣政治王莽改制光武中兴
丝绸之路清议与党锢黄巾起义三国鼎立诸葛亮治蜀
西晋统一魏晋风度门阀政治梁武帝治国北魏孝文帝改革北周武帝陈朝兴亡魏晋佛教
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
再造统一炀帝功过贞观之治武则天开天盛世
安史之乱中晚唐的困局世界都会长安吐蕃兴衰敦煌
唐朝对外文化交流唐代宗教五代十国宋太祖澶渊之盟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王安石变法靖康之难宋金和战偏安东南
东京梦华宋代新儒学宋代文化
第四卷《辽西夏金元》
契丹兴起西辽建国完颜阿骨打金朝兴亡辽金文化
西夏兴亡蒙古兴起忽必烈大帝两都巡幸大元帝师八思巴
海上丝绸之路马可·波罗与中国元顺帝妥懽帖睦尔
第五卷《明清》
明太祖朱元璋永乐迁都郑和下西洋内阁制度土木堡之变王阳明心学海疆与互市张居正改革耶稣会士来华江南市镇白银资本崇祯帝明清更迭清王朝的稳固统一大业收复台湾军机处摊丁入亩文治与文字狱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自强运动甲午战争维新与革命帝制的终结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世界上原生态的文明都诞生在农业起源地
在世界范围内，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三个：西亚、东亚和中南美洲。西亚是小麦、大麦的起源地，畜牧业为山羊和绵羊；东亚，以中国为代表，是大米、小米的起源地，畜牧业主要为养猪业，另有鸡、狗等；中南美洲为玉米的起源地，农业以玉米为主体，伴有南瓜和豆类，在印第安人的传说里叫做“农业三姐妹”。这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产生了世界上六个原生形态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中国、中美洲、南美安第斯文明。其中，中南美洲文明年代较晚，而且局限在不大的范围内，真正对世界文明发挥巨大作用的只有西亚文明，后来发展成为西方文明；另一个便是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
气候突变是中原成为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原因
中原扮演了中华文明大熔炉的作用，这里不仅占尽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而且经过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对外扩张，仰韶文化晚期的分化、龙山时代的再度崛起这一波三折的文明化过程，最终形成了对外具有海纳百川般的胸襟，对内较早形成了一整套与神权有别的所谓“礼制”的统治理念。从地理上讲，这里拥有丰富的环境资源，居天下之中，八方辐辏之地，来自四面八方各种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交汇融合的大熔炉，是其他各地区所不能比拟的。
中原地区之所以能够成核心，还有一个环境的原因，是气候的突变，给夏王朝的诞生，提供了外部条件。据研究，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一次大范围的气候事件，也成为中原文明诞生的催化剂。传说中的大禹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治水成功，提高了中原领袖的威望，加强了权利，以至于大禹对诸侯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夏王朝诞生了，从而揭开了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的帷幕，中国文明正式形成。
这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连接四面八方文化区系的文化分布格局，奠定了中国多元一体有核心的文化基础，给中国历史的走向以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千百年来流传着“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名言。
“三皇”或出自于推想“五帝”可能实有其人
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保存和流传历史。这些内容后来被后来才发明的文字记录下来，便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古史传说中有些可能是关于远古时代的朦胧记忆或想象，也有些则属于古人对宇宙和自然的一种解释，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全部信以为真。当然，这些古史传说中毕竟含有真实的历史素地，更不会是古人无端的捏造。在我国流传的三皇五帝当中，所谓三皇
属于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不过，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各家所说不尽相同。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其实在别的古书上还有许多“帝”。只是后来人们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
盘古的故事较早见于三国徐整的《三五历记》，盘古开天地的说法是我国先民对世界形成的看法，其所云“天地混沌如鸡子”“元气鸿蒙”之类的描述倒与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有某些相近之处。
武王克商究竟在哪一年
西周利簋铭文拓片。其文意为，周武王征伐商纣，在甲子那天岁星当头的早晨灭了商。
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至少有44种说法，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而从文献学的研究来看，整个西周的时间也不过四百多年，这样大的误差难以让人满意。武王克商这件事，是商、周两代的分野，确立这一年代定点，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一启动，这个问题就成为整个工程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经过缜密的思考和科学的论证，夏商周断代工程为解决这个问题，制定了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分期和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分析，缩小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出武王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出一个最佳年代。2000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正式公布，将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思想家。经他之手奠定了西周的制度，构造了西周的政治文化。周公的个人魅力、他所开创的事业以及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数百年后的另一个伟人——孔子，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1500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
“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春秋战国——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
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理论。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发生了非常的文化事件，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最终形成了希腊、印度、中国三大古典文化中心。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雅斯贝斯所提出的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相互批评排斥，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绚烂的一笔。
秦国崛起——预言家无法预料的重大事件
相比较周初（公元前11世纪）便分封建国的齐国、燕国，以及韩、赵、魏三国的前身——晋国，秦的立国晚了整整三个多世纪。公元前9世纪末，秦族的首领非子因擅长养马，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封于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一带的“秦”（今甘肃张家川东）。
当时，欧亚大陆游牧民族正大规模地从西北向东南迁移，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戎狄已深入至今渭河至洛河一带。秦处于西戎包围之中，艰难地寻求着生存和发展。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
秦独特的发展历史，使得一向以高度开化文明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国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然而，正是这个地处边陲、被视为野蛮、落后的蕞尔小国，五百年后却打败了经济高度繁荣、文化异常发达的六个关东大国。
慨叹于这样的结局，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如何在五百年中发生这样的惊天大逆转？
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吗
新莽铜诏版，出土于甘肃合水县，为王莽统一度量衡的诏书。
王莽作为儒家一派的巨子，代汉而立，创建立一个庞大而崭新的帝国，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也许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其他王朝缔造者不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时势造英雄，大多开国帝王，为帝王而帝王，为的是获得权力的快感，而王莽则有超越现实利益的更大的政治抱负。他斩获帝王的权力，目的是能够把经家学说付诸实践，创建一个平等安宁快乐理想社会。这一切我们可以从王莽建立新朝前后、实施一系列具体改革中可以得到答案。
王莽的失败，是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冲突的结果。一般来说，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完美和谐的社会，社会至上，但是建立完美社会秩序需要国家制度来支撑。所以，要实现理想，就必须向现实妥协。
我们不能同意班固等旧的史学家对王莽定论，同样我们也不同意胡适的说法，王莽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胡适错了，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
人口压力是西汉灭亡的重要原因
谈到西汉灭亡，我们一般会归结为政治的腐败。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常常会被忽视。其一是人口自然增长这个变量。根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了西汉平帝时，达到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这个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才被超越，这样的人口密度与我们现代也差别不大。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其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其二是自然环境变化的变量。西汉末年，天灾不断，黄河多次改道。成帝、哀帝时，流民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
西汉末年人口自然增长加速，带来了大量社会剩余劳动力，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人口的激增的结果是流民数量的暴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被严重损坏。以前，在解释王朝兴废原因是，也许我们过多强调阶层的对立与矛盾，其实，在垦地面积基本固定，生产方式无革命性改变，人口激增是任何一个王朝命运无法承受的。
隋炀帝功过——国强而民不富的隋王朝
千百年来，隋炀帝都是作为“暴君”“昏君”的典型代表受到人们的口诛笔伐。这样的评判对他来说是否公平？真实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这种形象
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后人的建构？他真的干下了那么多的暴行，抑或只是后世“众恶归之”的结果呢？
平心而论，隋炀帝虽是亡国之君，却是有为之主。他曾经是平陈之战的统帅，又曾不辞辛劳巡幸漠北与陇右，为国家统一与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过很多贡献。与此同时，他实行的许多措施和制度，如创设进士科、开通大运河等，都在后世影响深远。隋炀帝的许多未竟之业，几十年后都在一代明君唐太宗之手完成。甚至连导致隋王朝倾覆的征辽之役，也在唐太宗时期再次发动，直到高宗时，才最终得以完成。
某种程度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隋炀帝推行的是急政，而非暴政。毕竟，民力是有限的，虽说隋炀帝的许多政策都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但对于当时的情境而言，似乎都推行得早了一些，急了一些。因为，经过数百年割据战争后的中国百姓最需要的是安定，他们最基本的要求仍然是过上平稳富足的生活。
“国强而民不富”，这是隋王朝留给后人的一个深刻印象。隋王朝聚集了巨额
财富，即使经过了隋末农民战争，其国库残留的粮食与布帛依然数量惊人。然而，老百姓却在一次次的劳役与兵役的征发中困苦不堪，民怨沸腾，最终使不可一世的隋王朝迅速崩溃。如何藏富于民，而不是滥用民力，至今仍值得世人思考。
西藏史料中的吐蕃攻陷长安
763年十月，吐蕃调集20万大军，经泾州、邠州、奉天、武功等地向长安进犯，即位不过一年的唐代宗急忙重新任用平定安史之乱的元勋郭子仪担任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然而为时已晚，就在长安近郊的周至，仓促集结的唐军一战溃败，代宗仓惶出逃陕州（今河南陕县），郭子仪收集残兵败将退保商州（今陕西商洛），吐蕃大军顺利进入长安。
这次吐蕃大军之所以长驱直入，攻入长安，其原因在汉文史料中并不清楚，但在藏文材料中详细记载了其中的缘由。据《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记载，由
于吐蕃在陇右地区不断攻取唐朝州县，唐朝为集中力量收复安史叛军占据的两京，只好答应每年给吐蕃纳绢缯五万匹，以换取吐蕃暂时罢兵。在《旧唐书·吐蕃传》中，则只记载了762年肃宗派郭子仪等人与吐蕃使者在鸿胪寺歃血为盟，但碍
于尊严，向吐蕃纳绢的详情就没有记录下来。随着肃宗去世，代宗即位，不愿再向吐蕃纳贡，这就惹恼了吐蕃，于是达扎路恭提议，直接向唐朝京师长安进军。这件事，在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虎年（762年）也有明确记载。
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
从唐末五代到宋仁宗时期的一百五十多年里，中国的政治舞台经历了一个由武人专政转向恢复文官体制、重建士大夫政治传统的演变过程。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曾在太庙里立下誓碑，令后继子孙当皇帝的，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言事之官。有关誓碑的记载虽然不足，但其中体现的治国理念确实被宋太祖的继承者们所遵循，宋朝也因此成为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随着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重新崛起，中国传统政治所特有的“朋党现象”也日渐发展，并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极大地影响了宋朝政治的走向，成为宋朝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宋代农业、货币、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城市化的革命宋朝虽然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商业、货币、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国外的汉学家常把宋代经济出现的巨大进步称为“宋代经济革命”，并归纳为农业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城市化的革命等方面。从政治方面看，宋朝相对开明，并且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鼓励经商的王朝。宋朝建立后，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确立了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行模式。宋太祖颁布《商税则例》，表明宋朝从建立伊始就有了正式的商税法规。同时，政府的商业管理机构也日趋完善，对商税的征收进一步程序化和制度化，商税和田税截然分离，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
卡特万会战——伊斯兰教史上最大的会战
盛极一时的辽朝逐渐走向衰落，最终被来自东北的女真族灭亡。契丹贵族们并没有甘心失败，仍妄图重整河山“以光中兴”，耶律大石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西走中亚，以虎思斡耳朵为中心，建立了西辽王朝。
西辽建国后，与塞尔柱王朝的君主桑贾尔在萨末鞬以北的卡特万展开了战斗。这是中亚史上的一次著名战役，也被认为伊斯兰教史上最大的会战。战斗中桑贾尔军死伤惨重，桑贾尔仓皇向西逃跑，从此塞尔柱王朝的势力退出了河中地区。
耶律大石结束了中亚长期以来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东起土拉河、西至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南尽阿姆河、兴都库什山、昆仑山的庞大疆域。而高昌回鹘、东喀喇汗、西喀喇汗、花剌子模以及葛逻禄诸部都成为西辽的藩属国。
金海陵王迁都——史上最野蛮的拆迁
海陵王在大多数汉族官员的支持下，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偏处一隅，不合时宜。贞元元年（1153年）他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样金朝统治中心由东北内移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
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将始祖以下的十个皇帝的坟墓迁到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埋葬，同时命令会宁府毁掉宫殿宅第，把原址夷为平地，让百姓耕种。这样破釜沉舟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回到上京，只能跟从海陵王迁来燕京，从而将女真地区和汉族地区一样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元朝就是“大朝”
1271年，在汉族儒臣的建议下，忽必烈取《周易》正式“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宣布建国号为“大元”。
实际上，就蒙古人而言，大元国号的产生，并无特别的意味。所谓大元，就是大蒙古国（Yeke Mongol Ulus）的汉式表达。早在蒙古国时期，就已出现了“大朝”的称谓。元本身也是大的意思。“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与此同时，忽必烈的第二个年号“至元”，取的也是相同意思。此后，蒙古语官方文书在书写国号时，常常将二者叠加，出现了“大元大蒙古国”的称谓。
海军军备差导致忽必烈征日失败
从1266年到1273年，忽必烈先后5次派出使臣赴日招抚，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可均不得要领而回，于是引发了1274年的第一次征日。此次征讨，大军虽于今九州福冈附近博多湾等处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只得无功而返。
第一次征日并未使忽必烈灰心，此时他正密切关注南宋战事，于是继续派使臣前往日本招抚。这次幕府终于有了明确答复——将来使全部斩首。当消息传到大都时，忽必烈终于被激怒了，一个专门对付日本的机构——征东行省建立起来了。
1281年五、六月间，两只庞大的远征军驶向日本：一支从合浦（今韩国马山）出发，由第一次征日主将忻都率领，共4万人，战船900艘；一支从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由南宋降将范文虎等率领，共10万人，战船3500艘。可到八月初，台风再显神威，彻底摧毁了元军战舰。十四万大军生还者不足五分之一。前近代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征就这样失败了。
日本则因两次抗元均借助了台风之力，炮制出所谓“神风”之说，太平洋战争后期出现的“神风突击队”即源于此。
元朝第二次征日失败，原因很多。就日本而言，有了第一次战争经验后，幕府早已在九州沿海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各地精锐武士云集于此，以逸待劳，严阵以待。相比之下，元朝则显得战争准备不足，比如，当元军请求忽必烈为远征军配备足够的战马、火器时，忽必烈竟以海战不需此类装备为由予以回绝。对征日统帅，忽必烈也未慎重考虑，以致将领之间战前矛盾重重，无法协调统一指挥，在鹰岛迟滞达一月之久，失去了最佳战机。更为致命的是，因军事征调期限很严，远征军不少战舰系没有龙骨、只适合内河航行的平底船改建而成，日本九州海下考古发现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以这样的战舰越海奔袭日本，会留下巨大隐患，在台风来袭时不堪一击。所以说，所谓的“神风”，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由元朝自身原因所造成的。
嘉靖皇帝称王阳明心学是歪理邪说
十六世纪初的王阳明心学，如同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当时死寂的学术风气，打破了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吸引了大批年轻的士子，但因此也招来了朱子学者的攻击。他们把王阳明的新奇之说视为“异端”。在1523年由礼部主持的科举会试，策论的试题影射王阳明学说，批评王阳明的心学“阴诋吾朱子之学”。面对这样的策论试题，正参加会试的王阳明门人徐珊，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了考场。
嘉靖七年，王阳明病逝。朝廷非但没有表彰这位尽职而死的大臣，反而惩罚性地不给予他恤典，新建伯的爵位也不能由他的后代继承。在给吏部的批复中，嘉靖皇帝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皇帝的态度无疑在说，王阳明的学说就是歪理邪说。如此不公正待遇，对王阳明心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白银资本使明朝社会贫富悬殊
英国历史专家罗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中指出，16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一个从中世纪那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向以货币、市场和商业交换为基础的更自由的、更具流动性状态迅速而集中的转变。无独有偶，这样的一种巨变，在16世纪下半叶的明代中国也在上演。正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在货币的冲击之下，任何社会都要脱胎换骨。”白银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经济环中人们
的心理平衡。以货币为核心的交换介入全部的社会关系后，就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观念。对于少数恪守儒家之道的明朝人来说，流动的商品和白银搅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明朝社会由明初静谧的冬季，逐渐过度到喧嚣的春季、疯狂冲动的夏季，并最后走到面目全非的秋季。在1609年编成的《歙县志》中，作者很遗憾地感叹当初那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贸易纷纭，诛求刻核”的社会面貌。
缺乏对国际化因素的应对之道致使清入主中原
十七世纪初的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国际化的因素。这一地区政治力量也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但是由于明朝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在后金势力迅速崛起的过程中，整个地区的局势显示出对明朝非常不利的变化。正是缺乏对这种变动中的挑战的有效应对，导致了明朝最后的失败和清朝铁骑的入主中原。
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疏离导致戊戌变法的失败
戊戌变法是由于上层士大夫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而主动奋起寻求从内部进行改变来对应外部侵略的一场政治实验。它的失败并不完全在于维新派年轻缺乏经验，事实上正是这些年轻而对国家的未来有着深切忧虑的士大夫才会舍身投入这样一场与个人利益无关的与旧势力的搏斗中。而那些处于位极人臣的实权派所做的，仅仅是为了保全个人利益而置王朝的整体利益而不顾。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话语很少能与底层民众的日常需求相得益彰。底层民众被各种神秘信仰、气功、武术等小传统所占据。底层民众本质上是反清的，富于抵抗和起义的传统。但在列强强大的政治经济侵略背景下，他们自发的反抗为清政府所利用，造成了义和团运动的悲剧。但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反侵略运动，也让列强看到了中国民间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因此，瓜分中国的企图有所收敛。1900年7月3日，美国向列强各国发出第二次门户开放的照会，强调应保持“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长远的安全与和平”。从此，明目张胆的瓜分行为逐渐冷却下来。对于体制内的官僚集团来讲，在近二百多年的统治中，极端的君主专制将官僚体制内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一种习惯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们贪念的仅仅是权位和金钱，而对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命运没有任何考量。原因一点都不奇怪，在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中，以政府的名义所做出的罪恶行为的后果是由全体人民来承担的，从未有人试图去追究参与决策者个人的责任。这就导致了以损害国家
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个别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甚嚣尘上，在大多数时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离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团依然不愿罢手。原因也很简单，政权崩盘的后果都是由全民来承担的，其中灾祸最深的尤其是那些普通民众。即便连这些利益集团也在战火中玉石俱焚，他们也停不下掠夺的脚步。原因也很简单，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本身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自身具有运行的惯性与动力，虽然这种动力是非理性的。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导致了王朝一个个的崩溃，但又一个个的重建，人们从未从中得出有益的行动经验。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中，我们尤其能看出这种罪恶的繁衍机制。
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周公摄政
克商后两年，周武王在镐京病重。临终前，他召见弟弟周公，把年幼的太子诵托付给周公。周武王深知，他即将留下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王朝，他需要给这个新兴的王朝找一位可靠的监护人。这个被选中的人就是周公。周武王一定不曾想到，他的这个应急之举，不仅给西周王朝奠定了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根基。
周公东征。从2004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岐山县西北的凤凰山南麓周公庙附近，陆续发现了二十二座拥有墓道的高等级墓葬。其中，有十座拥有四条墓道的墓葬，四座三条墓道的墓葬。和它们相伴的是七千多片甲骨，其中有刻辞的甲骨六百八十八片。多片甲骨中有“周公”两个字。墓道是商代以来，高级贵族墓葬的重要标志之一。墓道的数量越多，标志着墓主人的身份越高。四条墓道则是现在发现的墓道的最高等级。此前发现的等级最高的西周墓葬，也只有两条墓道。甲骨是商周贵族占卜用的工具，历年的考古经验表明，占卜甲骨只在王都和诸侯国都出现。周公庙的发现表明，埋葬在这里的是西周王朝身份最高的贵族家族之一。学者推测这里和周公家族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家族的每一位族长都被称为周公。他们中间最有名的一位周公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的弟弟，名为旦，在后世周公成为了他专有的称谓。
周武王去世后，年幼的太子诵即位，他就是西周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这个大局统揽的摄政者，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他的政治理想，在东部地区，一场酝酿已久的叛乱，已经席卷而来。
周武王仅用一天时间就攻克商都，迫使商王纣自杀，看似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了商王朝的统治。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真正摧毁商人的根基。在离开朝歌前，周武王封商王纣的儿子武庚留居殷商故地，继续统率商人。同时他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于其周围，监视和防备商人的活动，号称三监。这种监视的方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回到镐京的周武王，夜不能寐。该怎么样让这些殷人真正臣服，该怎么样统治这并不真正为自己掌控的广大国土？在余下的日子里他没有，也来不及拿出更好的办法了。
蛰伏在商人旧地的武庚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东山再起的时机。现在这个时机到来了。他挑拨对周公摄政感到不满的三监，联合起来进行叛乱。和商人关系密切的奄和蒲姑两国也伺机而动。整个王朝的东部地区陷于混乱之中。在仔细权衡了形势之后，周公果断决定率军东征。
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战争的残酷和艰难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东征的周公是坚定的，不彻底镇压这次叛乱，他绝不班师。凯旋的周公脸上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他在思考，在回想那场刚刚过去的，牺牲了他成千上万士兵的战争，他要彻底解决周武王留下的问题。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分封制在夏商就已经存在。一般认为，那时的分封制度，是在氏族方国的自然分化之下形成的，对旧有的方国氏族原地认定，把它们纳入夏商王朝的统治之下。周武王克商之后，沿袭了这种做法。像封商王纣之子武庚于殷，继续统率殷人，就是这种做法。他同时立了自己的三个弟弟为三监，想防范武庚。但是，三监之乱说明这个办法行不通。与以往的分封不同，从周公摄政时期开始的大分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有目的的、自觉的政治行为。它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推行分封的方式，用政治手段人为地建立经过设计的政治格局。周公成王时代的大分封，以姬姓的王室裔亲和异姓的姻亲为主。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烟墩山的宜侯夨簋铭文，记录了西周康王时期，宜侯夨由虞侯改封为宜侯的册命过程。这篇大约一百三十字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西周分封制度的具体样本。
在分封之前，周康王认真考察了地图，确定了分封的范围，并在宜地的宗庙举行了祭祀。然后在一个特别选定的日子，举行仪式，宣读册命的诰辞：将虞侯夨改封到宜地，做宜侯，给予一系列的封赏。
虞侯夨改封于宜，是因为周康王认为需要加强对南方的控制。每一个受封的西周诸侯国，都是西周王室的一个军事据点，是王室的地方代言人，代行周的统治。这些诸侯国对王室承担着这样那样的义务，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军事上形成对王朝的护卫。经过大分封，形成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局面。诸侯国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利，王室则通过对其执政卿的任命，和由王朝直接派遣官员监国来实现对诸侯国的控制。每一位新的诸侯国君即位时，必须得到周王的册命，他的身份才能得到正式的认可；诸侯国君还必须在固定的时候去朝见周王。
在宜侯夨的封赏清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几条：
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邑卅又五，□□百?又卌。
锡在宜王人□又七姓。
锡郑七伯，厥□□又五十夫。
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
宜侯夨在被封在宜地的同时，还受封有一定的民众。这就是西周分封制度的核心“授民授疆土”：受封的诸侯，会同时得到土地和人民的封授。
每一个分封都有明确的目的。卫国（初封朝歌，今河南淇县），是周公之弟康叔封的封国，商都朝歌所在。伐灭武庚后，康叔受封于此，目的是在原来的商人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
鲁国（今山东曲阜），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原来商代重要的属国奄国所在，奄国也是周公东征的主要讨伐对象之一。鲁国的受封是为了加强对东夷控制。
齐国（今山东淄博），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是周公东征的另一个主要讨伐对象蒲姑所在。齐国的受封也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并且和鲁国互为支持。
燕国（初封今北京琉璃河），是姬姓王室重臣召公长子克的封国。燕国的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少数族。
晋国（初封今山西翼城县），是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晋国的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诸戎，同时保证镐京和东都洛邑的通路。
从1973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西南房山区的琉璃河地区，发掘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墓葬、居住遗址和城墙遗址。1986年，考古学者发现了一座西周初年的大墓M1193。墓葬在发现时已被盗掘。所幸，盗墓贼还留下了两件铸刻着同样铭文的青铜器（克罍、克盉）。这两件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封召公长子克为燕侯的事情，证实了这里就是西周初期所封的燕国所在。
20 世纪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晋南的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了西周晋国的公室墓地，总共发现了九组十九位西周时期的晋侯及夫人墓葬，和《史记·晋世家》所记的晋侯世系完全相对应。考古发现表明，这里一直是西周时期晋国的国都所在。
1997年，在距离文献记载中的西周宋国国都商丘六十公里的河南鹿邑太清宫，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有两条墓道的西周初期的大型墓葬。这座大墓展示了以往只有在安阳这样的殷商中心区才能看到的，具有商人特色的壮观的埋葬方式。墓中出土了大量可以和殷墟妇好墓媲美的、精致的、具有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特点的青铜器。宋国，是商王朝末代君王纣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国。鹿邑太清宫大墓这个自称“长子口”的墓主，让学者们自然而又必然地将他和西周宋国的建立者——微子启联系起来。
在鲁国故城的周代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这里的墓葬按照埋葬习俗，可以分为俨然不同的两组：甲组墓葬盛行腰坑殉狗，乙组墓葬则绝无腰坑殉狗。研究者认为这是商人葬俗和周人葬俗的表现，与文献中所记载的鲁国受封时，封有六个殷人氏族的情况正好吻合。同样，卫国在受封时，封有七个殷人氏族，晋国则领有九个怀姓的宗族。
商周时代的人们，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大都是聚族而居。实力强大的旧族，对西周的统治是一种威胁。三监之乱后，周人想出了一种解决旧族势力的新的安置方法，就是把他们迁出传统聚居地，并且分散其族众。西周封建过程中，诸侯受封有一片土地的同时，还受封有一定的人民。这些人民，是以族为单位分封给诸侯的。他们可能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也可能是从别处迁来的。像卫康叔领有的七个殷人氏族，大概就是当地的原住民。而鲁侯伯禽受封的六个殷人氏族，就是随伯禽受封迁过去的。这六个殷人氏族和伯禽所带的周人氏族，构成鲁人的主体。以往的国都是因氏族的自然聚居而形成的，偏重于血缘关系，这个时候的国就有了地域的概念。这其中的意义非同小可。西周分封以后，血缘和地域结合起来，它标志着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的迈进。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
周公和成王之所以能够分封，也跟周公二次东征有关系，周公第二次又再一次灭了商，彻底摧毁了商王朝，等于完全消除了很强的敌对势力，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二次克商的话，后来的齐鲁都不可能分封，因为那个时候安阳都在商人势
力范围之内，他的东边还有好多商移民，周人势力到不了那里，因此分封只有在周公的时候才有条件。这些在《左传》上都有记载，就是封赐谁到哪去，王要参加而且要赏赐很多东西，这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周人封建的主要目的在文献上有明确的记载，就是要建立巩固周王朝的屏藩，让他们守卫在一些边缘地区，防止周边夷狄对周王朝的侵犯。而且，被分封的诸侯可以在这个基点上扩张，这等于是使周王朝的领土不断伸展。
“家国同构”——西周的宗法社会。在实行分封制的同时，西周王朝推行宗法制。在同一宗族内部，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是等级从属关系，这样层层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
宗法制度下，周王是唯一的、绝对的大宗，各地的诸侯为小宗。而诸侯国内，诸侯为大宗，他们再次分封的子弟为小宗。这些子弟还可以再通过分封，分出大宗和小宗。每个小宗都有自己的宗子作为宗族长，而小宗又统于高一级的大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既是血缘宗法上的嫡庶大小关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关系。
西周金文中，女子以她的姓氏来称呼。金文中的“王姜”“王姞”，都是周王的王后，分别是姜姓和姞姓。西周王室姜姓的王后最多，从武王到厉王，每隔一代，就会娶一位姜姓的王后。此外，还有姞姓、姒姓的王后。但绝对没有和周人同姓的姬姓的王后。周人奉行“同姓不婚”的原则，禁止同姓之间通婚。周王室必须和异姓的诸侯国通婚。周王室和异姓诸侯国之间就建立起了姻亲关系。各级贵族也是如此，必须和异姓的贵族通婚。通过联姻，异姓贵族被纳入了周人的宗法体系。
周王称呼比自己年长的同姓贵族为“伯父”，比自己年轻的同姓贵族为“叔父”；称呼比自己年长的异姓贵族为“伯舅”，比自己年轻的异姓贵族为“叔舅”。他们之间并不一定就真正存在那样密切的亲属关系。通过宗法制，周王室和贵族之间，以及贵族和贵族之间，确立了宗法上下和君臣上下并存的等级关系。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宗法的网络之中，而这个网络的中心点，是绝对的大宗——周天子。这个绝对的大宗同时又是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王的称号。就这样，周人建立了一个以“尊尊”“亲亲”为原则的等级社会。
在西周金文中，西周的都城镐京，又被称为宗周。通过宗法制，血缘亲疏关系被成功地引入政治领域，西周王朝缔造出了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
西周王朝的制度和夏商两朝的关系，自孔子以来就被认为是因袭和继承的关系。1917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发表了《殷周制度论》一文，打破了这种认识。
在这部著作中，王国维提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认为周取代商，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国维认为，周人制度和商最大的不同为：一是立子立嫡之制，由此产生了宗法和丧服制度，并由此产生了分封子弟的制度；二是庙数之制；三是同姓不婚之制。他认为，西周之前天子和诸侯之间没有君臣之分，天子是诸侯之长。西周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确定了天子的尊贵地位，从此，天子成为诸侯之君。在西周的分封和宗法制度下，天下之国，都是王的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也都有兄弟、甥舅之亲。王国维说这就是周人的“一统之策”。
分封和宗法制度，是氏族血缘关系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时，周人创造性发明的一种有效的国家控制方式。通过分封制度，周人终于建立了一个拥有广袤领土的强大国家，他们不再是小邦周，而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国。分封制度使西周王朝的统治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地方。
周公制礼作乐。金文礼字，像玉放在祭祀器物上。学者认为，礼本来是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进入阶级社会，贵族们将原来的风俗习惯加以改造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要求各等级成员遵守的礼仪。作为稳定统治的一种方式，夏、商两代都创设了属于自己的礼制。周公摄政时期，西周王朝参照夏商两代的礼仪，制定了自己的礼仪规范。大约在周穆王时期，周礼最后确定和完善下来。
西周王朝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自天子以下，王朝贵族分为公卿、大夫、士三级，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诸侯之臣又有卿、大夫、士的划分，各自遵守不同的礼仪规定，不得逾越，以此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在指导思想上，周礼讲究尚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道德规范。
《周礼》《仪礼》《礼记》是礼经的三部典籍，并称三礼，被认为是记载了西周王朝的制度礼仪规范的典籍。从汉代开始，国家立先秦时期的典籍《诗》《书》《礼》《乐》《春秋》为五经，作为最为重要的官方学术典籍。对后世封建王朝来说，三礼不仅是国家学术经典，也是他们制定国家礼仪的指导规范。
周公创造性地发明了周礼，通过一系列贯彻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礼节，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整个周王朝成为一个非常有序的礼仪文明之邦。这正是周公最希望实现的理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
周公应该是礼乐文明的代表。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看，到了西周中期以后，王朝礼仪确实已经比较齐备。春秋时候的社会还是非常讲礼仪的，那是继承西周的文化传统，礼乐文明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周礼被后人细分为吉、凶、宾、嘉、军五礼，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基本框架是政治制度、设官分职，是一整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周礼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使整个社会从巫术走向礼治。
与礼相伴的是乐，礼讲稳定，乐讲和谐，周公制礼作乐，使中国社会不仅长期稳定，而且充满了和谐之美。华夏文明从此进入礼乐文明时代。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教授杜维明
周公制礼作乐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商朝时，世人信奉鬼神，事事占卜；直到周公制礼作乐，中国人的视野才更多地由神转向人、转向伦理、转向礼仪……中国从此真正地成为礼仪之邦。
宅兹中国——营建洛邑。在周公的苦心经营下，周初那种暗潮涌动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
1965年，陕西省宝鸡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废品收购站收购了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器。十年之后，文物学家马承源在器底内胆发现了铭文。让他吃惊的是，铭文中有“中国”二字。这就是铸造于西周成王五年的，国家明令禁止出国展出的六十四件国宝级文物之一的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指的是西周的东都成周洛邑。
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天命只能降于处于天下的中心——“中国”的王者。洛邑正是商周时代的天下中心。周武王回到镐京后，希望能在洛邑修建新都。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周人营建了东都洛邑。洛邑建成后，周人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周成王七年，周公在成周洛邑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还政成王，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在汉朝人所作的《尚书大传》中，称摄政的七年里，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至此，周王朝已稳如磐石。
周公在摄政的七年中，为西周王朝奠定了大政方针。
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确立了天命无常、敬德保民的思想；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分封制，向一个地域国家迈进；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
宗法制，创立了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礼仪制度，华夏文明从此被打上了礼乐文明的烙印。周公去世后，周成王将他和祖父周文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
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历史学家杨向奎说：“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
陈朝兴亡
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演绎了数十幕王朝更迭的悲喜剧。由陈霸先建立的陈朝，是这一系列悲喜剧中的一幕。
这一幕的开启，对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的变动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幕的落下，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国力，陈朝都是南朝中最弱小的一个。这样一个王朝的兴亡，为什么会有如此特殊的意义呢？
出身寒门的英雄。有一个江南小镇，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曾居住着大量的蛮族，属于南方的土著居民，被称为“五溪蛮”。在五溪蛮的后裔中，有一位贫穷的少年，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陈霸先。
这位未来的英雄，出身于垄亩之中。因为家贫，陈霸先早年以捕鱼为业。后来做了村官，在乡里任过里正。闲暇时节，陈霸先喜欢涉猎史籍，好读兵书，苦练武艺。
不久，陈霸先来到都城建康，管理油库；因为聪明伶俐，被升为梁朝皇室宗亲——新喻侯萧映的传令官。村官、油库吏与传令官，这些都属于极低下的职位，说明陈霸先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寒门家族。
虽然出身寒微，地位卑下，但他晓习吏事，勤于工作，因而深受萧映喜爱。萧映调任广州刺史，将陈霸先也一道带上，并引入幕僚担任中直兵参军，受命“招集士马”，成为主管军队的官员，这是陈霸先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此时，陈霸先正是三十多岁的壮年时期。
然而，陈霸先要想真正上位，还必须突破一重无形的障碍，那就是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政权一直控制在南方世家大族手中，门阀制度壁垒森严，豪门大户盘根错节，所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寒门很难有出头之日。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祥
六朝时代，是中国很讲究门第的时代，梁启超甚至说六朝是中国唯一的贵族时代，有了好的出身，可以平流进取、位至公卿。在这种氛围之下，出身于寒族的、地位很低的人，是很难出人头地的。可是，陈霸先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呢？这与侯景之乱的历史背景有关。侯景之乱对江南地区造成的打击非常大，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破坏，而且东晋以来迁到江南一带的很多世家大族，基本上都被毁灭掉了。
侯景之乱让整个南方世族遭受了灭顶之灾，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陈霸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掌握了岭南的军事指挥权，其军事才华也有机会得以展现。此后，他相继讨平广州杜僧明、交州李贲之反叛，官至西江督护、高要太守。陈霸先这段经历，有两个特点：第一，其仕途是从极低下的职位开始的；第二，其每次升迁皆为展示军事才能所致，可谓因军功起家。
讨平侯景之乱。陈霸先的真正崛起，就是在平定侯景叛乱中。面对着满纸残山剩水，新任广州刺史元景仲竟然与侯景勾结，陈霸先激于义愤讨杀元景仲。此后，陈霸先率领三千广东地方兵团，挥师北上，出师勤王，讨伐侯景。其间，他遣使江陵，投到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后来的梁元帝门下，使北伐具有了合法性。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开始展翅高飞。在侯景之乱后，活跃在梁朝政治舞台上的有两大权臣，一个是出身寒门的陈霸先，另一个就是北方世族的代言人——太原王氏王僧辩。
在结成政治同盟之后，陈、王联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攻破建康，剿灭了侯景的叛军。
侯景之乱平定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元帝登基后，照例论功行赏。平定侯景之乱，以陈霸先之功居多，梁元帝仅封陈霸先为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而将王僧辩封为太尉，镇建康。军功卓著的陈霸先虽然已经享有三公之誉，但其实依然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
从陈霸先的安置问题上可以看出，以元帝为首的梁朝世族对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充满戒心。传统世族对于寒族，有着天然的出自血液里的不屑和戒备。
王僧辩出身北方世族太原王氏，一直追随梁元帝萧绎，属于西部荆雍集团的核心人物，自然是股肱之臣；陈霸先虽然军功卓著，但毕竟出身寒门，而且跟随陈霸先的将领，除个别大族子弟外，大多为江浙、岭南一带的寒门与庶族。两者出身不同，导致了政治地位的悬殊。
不同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二人政治待遇迥异。陈霸先所镇守的京口，地处抗齐前线。这种军事布置，无疑对陈霸先极为不利。而且，以王僧辩为代表的荆雍集团，还试图对陈霸先的势力形成包围。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昔日的政治联盟开始出现裂痕。梁朝最大的矛盾，其实不仅在萧墙之内，更在国境之外。两个在北方虎视眈眈的鲜卑强国——北齐和西魏，借助侯景之乱，夺取了梁朝的大片土地，甚至梁朝一向赖以凭借的长江天险，也有近一半落到北方两国的手里，南朝梁政权此时已经危如累卵。
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江陵焚书。湖北省荆州市是当年梁元帝称帝的江陵，一千五百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陵焚书。梁元帝承圣三年（554 年），在侯景之乱平定三年后，西魏大军突袭江陵，梁元帝身陷重围。一千五百多年前，江陵是整个中国藏书最多的地方，鼎盛时期，古籍藏书就达到十四万册之多，然而现在，浩瀚书海已荡然无存，历任荆州图书馆馆长都只能在这不多的古籍中，寻找当年曾经辉煌的过往。
湖北省荆州图书馆馆长欧阳军
这是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梁元帝把十四万卷藏书毁于一旦。他焚的这些书都是非常珍贵的图书。从梁元帝的内心来讲，他也不希望把这些书毁掉。有的人在死的时候，会把一些最珍贵的东西，随着自己一块焚掉，感觉好像是对文化的一种捍卫，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在江陵陷落之前，梁元帝萧绎烧毁了历年精心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他要用这些书为自己殉葬，自谓“文武之道，尽今夜矣”，史称“江陵焚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在印刷术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大量书籍只以稿本或抄本传世，无数杰出学者的毕生心血、千百年的学术文化结晶，就这样毁于一旦。梁元帝兵败被俘，被问及焚书原因时辩解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