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文体学

　文体学首先来自于古代的修辞学，来自于亚里斯多德的修辞论。现代文体学创始人是法国文体学家巴利（索绪尔的学生），文体学的性质是一门结合文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适宜于对文学和语言学很感兴趣的学生学习的一门课程。简单地说，文体学就是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去阐释文学内容和写作风格的一门学科。帮助学生理解作品的深刻内涵和写作技巧。同时，激发学生开展批评性阅读，尝试建立自己的见解。
编辑本段发展历程
西方文体学的研究可上溯到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研究，早在公元100年就出现了德米特里厄斯的《论文体》这样集中探讨文体问题的论著。但在20世纪之前，对文体地讨论一般不外乎主观印象式的评论，而且通常出现在修辞学研究、文学研究或语法分析之中，文体研究没有自己相对的地位。20世纪初以来，在采用现代语言方法之后，文体分析方法摆脱了传统印象式直觉分析的局限，逐渐深入和系统化、科学化。欧洲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较有影响的独立学科，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文体学也逐渐成为一门具有一定独立地位的交叉学科。 现代文体学创始人是法国文体学家巴利（Bally,1865-1974）（索绪尔的学生），他借用索绪尔的结构主要语言学反思传统修辞学，力图将文体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建立起来，使文体分析更为科学化和系统化。巴依的研究对象是口语体的文体。他认为一个人说话时除了客观地表达思想外，还常常带有各种感情色彩。文体学的任务是探讨表达这些感情特征的种种语言手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入手，分析语言的整个表达方式系统。虽然巴依没有特别关注文学文本，但他们的普通文体学对于文学文体学的形成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稍晚于巴依的德国文体学家斯皮泽（Spitzer, 1887-1960）被普遍尊为文学文体学之父，斯皮泽的研究对象不是口语，而是文学作品。斯皮泽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因此他详细分析具体语言细节所产生的效果，从而有别于传统印象式批评。此外，他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分析长篇小说的被称为“语文圈”的研究方法，即寻找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偏离常规的语言特征。然后，对其作出作者心理根源上的解释，接着再回到作品细节中，通过考察相关因素予以证实或修正。受到德国学术思想的影响，斯皮泽将文体学视为连接语言学与文学史的桥梁，旨在通过文体特征的研究来考察作者心灵以及民族文化和思想澶变的历史。
编辑本段学科历史
50年代末以前
文体学的发展势头较为弱小，而且主要是欧洲大陆展开（在

英美盛行为新批评）。俄国的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的结构至于等均对文体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英美，随着新批评定逐渐衰落，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语言学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1958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文体学研讨”（参见Sebeok, 1960），这是文体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次会议上，雅各部森宣称“。。。倘若一位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诗学功能不闻不问，或一位文学研究者对语言学问题不予关心，对语言学方法也一窍不通，他们就显然过时落伍了。”（Jakobson, 1960:377）就英美来说，这个研讨会标致着文体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大诞生；就西方来说，它标志着文体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并即将进入兴盛时期。
60-70年代：现代文体学的兴盛时期
在60和70年代，西方科学主要思潮盛行，语言学和结主义蓬勃发展，带动了文体学的发展。现代文体学的兴盛，表现在流派纷呈，如：“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这六种流派的区分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标准之上的。“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的区分，依据的是文体学家所采用的语言学模式。文体学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体的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极为密切的寄生关系，新的语言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外文催生新的文学体派。“形式文体学”是指采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布龙菲尔德描写语言学、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等形式主义语言学理论来进行分析的文学学派；“功能文体学”指采用系统功能语法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而“话语文体学”是采用话语分析模式以及语用学和语篇语言学来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等文体学派的区分主要以研究目的为依据。卡特和辛普森指出，语言学文体学是“通过对文体和语言的研究，来改进分析语言的模式，从而对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文学文体学则“旨在为更好地理解、欣赏和阐释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作品提供根据”；而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特指以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权利关系为目的的文体研究派别（Carter and Simpson, 1989:1-17）。在60和70年代，文学文体学达到鼎盛时期，很多的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转向文学文体学（参见Chatman,1971）。“ 文学文体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首先，它可泛指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为终极目的的文体学派。不少声称

进行“文学文体”研究的语言学家将文学文本纯粹视为语言学分析的一种材料或者检验语言学理论可行性的实验场所（这则60年代以前十分常见）。他们以发展语言学理论为目的，在研究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阐述和改进相关语言学模式，仅注重语言学描述本身的精确性和系统性，而不考虑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美学效果（即时有也只是一笔带过），这是“语言学文体学”的典型特征。但其他很多从事文学文体研究的人则是将文体学作为连接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桥梁，探讨作品如何通风语言的特定选择来产生和加强主题语言和艺术效果，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体学”。在60年代末以前，无论是“文学文体学”还是“语言学文体学”采用的都是形式语言学理论，故被依据语言学流派来划分文体学流派的批评家视为“形式文体学”。 文学文体学的兴起之日正是新批评的衰落之时。与新批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学文体学之所以能在前者衰落之时兴盛起来，也许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文学文体学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武装了自己。其二，有些文学文体学家采用了比新批评更灵活的立场。他们虽然反对将作品视为社会文献和历史文献，但并不屏弃对作品背景的了解。利奇曾明确提出：“如果要对每一个实例进行透彻的、卓有成效的分析，就必须了解每首诗的背景，包括作者的生平、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等等。”(Leech, 1969:vii) 与新批评相比，文学文体学虽然注重文本，但一般不排斥作者，有的还能从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此外文学文体学作为对传统印象直觉式批评的修正和补充，填补了新批评衰落后留下的空间，在语言文学教学中起了较大作用。 文学文体学是连接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桥梁，它集中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一派别看来不过是帮助进行分析的工具。他们不限于采用某种特定的语言学模式，而是根据分析的实际需要，选用一种或数种适用的语言学模式（参见 Leech, 1969, Widdowson, 1975, Turner, 1973; Leech and Short, 1981）由于他们的目的在于帮助进行文学批评而非有助于发展语言学理论，仅关注与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密切关系的语言特征，因此在语言描写的系统性方面往往较为薄弱，不少语言学家或者语言学家出身的文体学家认为这样的文体分析不纯正，在他们看来，文体学应当帮助发展语言学为目的。不难看出，文学文体学较易为传统批评家接受。大多数的文学文体学家都将作品阐释与语言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往往反复阅读作品，以找出与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

相关的语言特征，然后运用适当的语言学工具对有关的语言结构进行分析和描写，阐明他们的文学意义。在这样的文体研究中，描写过程与阐释过程密不可分；被描写的是经过阅读阐释发现与文学意义相关的语言现象，而语言分析过程又常能加强或修正阐释结果。 70年代初以来，功能文体学蓬勃发展。“功能文体学”为“系统功能文体学”的简称，它特指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文体学派。韩礼德是功能文体学的创始人之一。1969年他在意大利召开的文体学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颇具影响的论文“语言功能与文学文体”（韩礼德，1971）。该文提出了“语言的功能理论”是进行文体研究的较好工具。所谓的“语言功能理论”是指“从语言在我们生活中起某种作用，服务于几种普遍的需要这一角度出发来解释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韩礼德区分了语言具有三种“纯理功能”或“元功能”：即表达说话者经验的“概念功能”；表达说话者态度、评价以及交际角色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的“人际功能”和组织语篇的“语篇功能”。这三种纯理功能相互关联，是构成语义层或者“意义潜势”的三大部分。韩礼德运用属于概念功能范畴的及物性系统对威廉戈尔丁的小说《继承者》的文体进行了详细分析（详见申丹，1997；张德禄，1999）。 韩礼德的这篇论文可谓是系统功能文体学的经典之作。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其语言功能理论打破了传统上文体与内容的界限。任何语言结构都有其特定的语言功能。韩礼德明确指出，“文体存在于任何领域之中”。他所区分的用于表达经验的概念功能属于文学文体学不予关注的“内容”这一范畴。将文体研究扩展到这一领域有利于揭示人物生存活动的性质和观察世界的特定方式。另一特点即其分析的系统性。韩礼德对《继承者》中及物性过程类型合数量、参加者的类型和数量以及环境成分的类型和数量都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精确统计，并通过图表的形式将分析统计结果予以系统的图示，让人一目了然。这种分析的系统性是以其语言学模式的系统性为基础的。 在韩礼德之后，有不少功能文体学家采用及物性模式对文体的语义层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至于人际功能方面，功能文体学家一般从分析语气、情态、人称、表达态度的形容词和副词等入手探讨文本中反映出来的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小说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关系），以及他们对于经验内容的立场态度和价值判断。值得一提的是，倘若功能文体学研究的是戏剧或者广播访谈等实际对话中的人际功能，这些研究也很有可能由

于其分析对象而被归入话语文体学的范畴。至于语篇功能、功能文体学家着重探讨文本中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句子之间的衔接与文本的主题意义之间的关系等。 早期的功能文体学家一般聚焦于某一特定的功能范畴；如集中研究作者对技巧型的人称代词的选择，或集中探讨作者对属于语篇功能的主位结构的选择。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功能文体学家注意在几个层面同时展开分析，注意它们如何相互作用来构成文本文体的总体特征，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塑造人物（参见Birch and O’Toole,1988）。 系统功能文体学还要一个显著特点，即强调语言、语篇和社会语境的关系。系统功能文体学认为语言是社会符号，语篇受制于情景语境。由于系统功能文体学强调情景语境的作用，80年代以来，它在注重社会语境的学术氛围中得到长足的成长和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功能文体学家将注意力转向文本语言和权力的关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合相互作用，这自然有助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发展。不少文体研究从语法模式来说，应划归系统功能文体学；但从其研究目的来说，应属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同一，有的文体研究从分析对象来说属于话语文体学，但采用的分析工具是系统功能语法。也就是说，系统功能语法对文体学的影响已超出系统功能文体学的范畴，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文体分析工具。
80年代，话语文体学的兴起
就文体学的发展历程来说，80年代以话语文体学的兴起为标志。话语文体学指采用话语分析模式以及语用学和话语分析来进行分层的文体派别。它自80年代初以来发展较快。在分析对象上，话语文体学有两点不同于其他文体学派。一是注重分析会话，注重交际双方的交际过程。诚然，近年来的话语文体学注意研究文学文本（而不是生活中的实际对话），但即便如此，话语文体学的分析重点仍是戏剧、小说、诗歌中的人物会话、独白或巴赫金理论意义上的种种对话关系。另一特点是，话语文体学的分析对象为句子以上的单位，如对话的话轮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句子之间的衔接，或话语的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等。 话语文体学分析文学会话模式主要来自于以下几种分析日常会话的模式（参见Toolan,1990:273-274）： 1.人类学方法的会话分析。它关注社会结构中会话双方相互作用，尤为注重发起谈话、结束谈话、轮流发话、修正、接收、设计、理解显示等为完成交际任务而产生的言语方式。在《小说文体学》一书中，图伦运用会话分析的一些 概念对福克纳的小说《去吧，摩西》中的人物对话进

行了分析。他在分析中还借鉴了其他话语分析模式，尤其是Grice 的会话合作原则为基础模式。这是不少话语文体学家的共同之处，他们一般根据需要，综合采用不同的分析模式。 2.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Sinclair and Coulthard 为代表的伯明翰话语分析法。它借鉴了韩礼德阶与范畴的语法等级模式（句子――小句――词组――词――词素），建立起具有五个层次的模式（课－课段――会合――话步――行为）。该模式应用于分析老师与学生之间、大夫与病人之间或者律师与证人之间规律性较强的对话。伯明翰大学的伯顿为分析戏剧（以及日常对话），将该模式最高层次的“课”改为“应对”，并作了其他调整。在分析戏剧时，她尤为注重“话步”这一层次，从“开题话步”、“支持性话步”和“挑战性话步”的对照中，看人物之间的地位和权力关系。 3.戈夫曼提出的“脸面”和布朗与莱文森的“礼貌”概念为基础的分析模式（Goffman,1981; Brown and Levison, 1987）。这一模式将言语行为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联系起来，认为人们在对话时，注意采用一些策略来维持自身、他人或受话人的形象。话语文体学家通过揭示在对话中采用的不同礼貌策略，可说明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Simpson, 1989: 170-183）。 4. 以格赖斯的会话原则为基础的模式。格赖斯认为人们在会话时一般遵循四项合作原则，即数量原则、质量准则、关联原则和方式准则。会话双方运用这些准则来产生或者推导出各种会话含意（Grice, 1975）。这是话语文体学家在分析戏剧、小说中的会话时较为常用的一种模式，他们尤为注重分析人物话语中蕴涵的诸种会话含意。普拉特等人还借鉴这一模式来分析叙述者与受叙者之间的相互作用（Pratt,1977）。 除了借用分析日常会话的模式，在分析小说会话时， 话语文体学家还发展了自己的模式。Fowler采用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分析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的复调性质。Weber也对狄更斯《艰难时世》中的语言风格进行了分析，但他更为注重反映说话者态度和判断地情态系统的作用，通过分析主要人物的语言情态特征，揭示人物的不同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不少话语文体学家还注意分析文学篇章的语义结构。 总的来说，与功能文体学家相似，话语文体学家较为注重语言学描写的精确性和系统性，注意展示或者检验所采用的语言学模式的可行性（这个意义上说，可划归为“语言学文体学”）。话语文体学也紧跟时代潮流，越来越强调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联系，主张超越对文本美学价值的探讨，而将注意力转到文体特征与阶级、权利、观念形

态的关系上。这无疑促进了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发展。
90年代：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蓬勃发展
90年代，功能文体学和话语文体学仍然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持形式主义立场的文学文体学则受到文化批评的强烈冲击，虽然在语言文学教学中，它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Thornborrow, 1998）。 就文体学的发展历程来说，90年代的突出标志是历史/文化文体学的蓬勃发展。80年代初以来，受重视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克思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文体学家不再把语言看成一种中性的载体，而是视为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不再把文本看成反映意识形态的一面单纯的镜子，而是把语言和文本视为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又反过来作用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辨证的生产关系，语言与社会语境互为制约，互为实现，互为建构，加重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文体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和批判语言中蕴涵的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 英国文体学家Burton是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开创人之一。她在1982年发表了一篇当时被认为是颇为激进的文章，文中提出西方人生活在一个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社会里。后浪漫主义经典文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掩盖矛盾和压迫，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而文学批评，尤其是文体学，则通过对这些文体的分析和欣赏成了为统治意识服务的帮凶。伯顿呼吁文体学家审视自己的研究，弄清楚它究竟是为压迫性质的统治阶级意识服务还是对这种统治意识进行挑战的。她认为文体分析是了解通过语言建构出来的各种“现实”的强有力的方法，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她的文体分析显然不同于传统的文体分析，因为其重点在于探究文本如何建构它自己的虚构现实。 伯顿的立场作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中具有相当地代表性。有的学者人为这一学派有两个分支。一个为福勒为首的批评语言学，另一个为MacCabe 倡导的历史语文学。批评语言学兴起于70年代末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1979年福勒与他在该大学同事Kress & Hodge 出版了两本宣言性的著作：《语言与控制》和《语言作为意识形态》。书中首先提出了批评语言学这一名称并阐明了这一派别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批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他们将语言视为社会语篇。他们注重分析各种文本尤其是新闻媒体的语言结构中蕴涵的阶级观念、权力关系和性别歧视等各种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使语言表达带上了各种烙印和偏见。他们采用的分析工具主要采用

韩礼德的功能语法。批评语言学作90年代发展迅速，在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德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均有市场。 麦考伯倡导的历史语文学则影响不大。他们强调语言研究中社会历史语境的重要性，注重某些关键性词语在历史发展演变中产生的语义变化，并着眼于单个词对文本阐释所起得作用。这种注重单个词语的历史语文学与注重分析模式和语言模型的当代文体学有一定的距离，而与英国的新批评的关系较为密切。在分析立场上则主要受到英国的文化研究，以及欧洲大陆的语言文化以及思潮的尤其实福柯的影响。他的研究基地在苏格兰的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其影响有限，而且严格意义上说，他不属于文体学。 总的来说，西方文体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期间经历了不少挑战，最为著名的有Fish, 1973 Smith 的狂轰滥炸和强烈抨击。尽管对文体学的挑战常常有偏误和过激之处，但能促进文体学家进行反思，认清文体学的局限并力争有所改进。文学发展势头有两个特点： 一是以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为代表的紧跟时代潮流的倾向；而是多头并进。不同的阿文体学家竞相发展，不断有新的文体学派形成。如语用文体学和文学语用学。 西方文体学的大本营是英国的国际诗学与语言学协会，创办了《语言与文学》杂志。
编辑本段课程简介
英语文体学是一门英语文体学是用英文讲授的课程。它是一门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它是一门交叉学科，综合了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成果，向学生介绍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辨证关系。 该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对文体学的历史沿革及现状有一系统深入的了解，为此后进一步从事语言学领域的其他方面研究及文体学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系统了解文体学发展的历史沿革及当前的最新发展，用文体学的相关理论指导其语言实践，使学生对“理论文体学”与“实用文体学”都具有更深入的了解与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