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与北京景山学校

陆定一与北京景山学校

(2008-07-10 00: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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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建国后

陆定一与北京景山学校

当年陆定一为景山学校题写的校名

我们中宣部大院的孩子，99%都是在北京景山学校度过他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北京景山学校是由中宣部、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城区教育局共同创办的教改试验学校。

学校第一任校长是方玄初（笔名敢峰），第一任书记是贺鸿琛。1960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中央文教小

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花了许多时间，探索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制度的改革。他于1960年4月9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教学必须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从现在起，我们想进行较大的实验，在全日制的中小学教育中，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制，适当增加劳动。我们准备以10年至20年时间，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实现全日制中小学教育的学制改革。我们对新学制的初步设想，是全日制的中小学的年限

缩短到10年左右，程度提高到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一年级。

在这种背景下，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童大林，与中宣部办公室副主任姚黎明共同商量，决定按照陆定一的设想，成立进行教改试验的北京景山学校。为什么叫景山学校呢？因为学校所在地离北京景山公园很近，又处于景山街道办事处的辖区，所以，按所在地的名称取名为“景山学校”。

1960年5月4日，北京景山学校在北京景山公园少年宫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出席了大会并讲话、授校旗。红色校旗上印着黄色大字“北京景山学校”，这几个字是陆定一题写的，后来又把这几个字制作在校牌和校徽上。

白底黑字的校牌在骑河楼校区挂了许久，1966年7、8月间被红卫兵给砸烂了。现在景山学校搬到了北京灯市口大街，现在镶嵌在墙上的金属校名，是由邓小平题写的。

1960年，以中宣部机关党委的名义，将北京市九十一中学和北京市东高房小学合并，组成北京景山学校。当时高年级在九十一中上课，我们低年级在中宣部幼儿园楼上课。

光阴似箭，许多往事恍如隔世。当年我在景山学校只不过是个顽童，别人问我景山学校的事情，我顿时陷入茫然。幸亏老同学相聚，竖起来的就是一面面镜子，而且连一些被湮没的小事也都绘声绘色有感情地映现出来了。

说起景山学校的建立，除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外，不能不谈到童大林，因为他是一个关键性人物。当时，他是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是深为陆定一信赖的得力助手。建立景山学校，是他提议和一手策划的，他是最主要的创始人。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景山学校。从1960年到1966年的6年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景山学校的教改事业上。当时，景山学校的具体筹备工作，由从北师大调来的贺鸿琛、苏式冬、陈

心五、刘曼华等人负责。当初景山学校由中宣部（用的是中宣部机关党委的名义）、北师大和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共同领导，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宣部。如果没有中宣部这棵“大树”和有关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景山学校要搞动作那么大的教学改革试验是难以想像的。那时，教育工作在党内由中宣部归口管理，景山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大得很，怎么改都行，这个条件是别的学校不具备的，也可以说是景山学校的特殊优势吧。

196O年，中宣部把在教育处工作的干部方玄初调到景山学校任校长，当时在中宣部分管教育工作的副部长张磐石和在各处室工作的姚黎民、庞达、龙卧流、罗劲柏、龚育之、卓晴君，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戴伯韬、张志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刘静和，北师大的刘墉如、丁尔升，东城区教育局的周平、刘力邦等人，也都在台前或台后为景山学校倾注了心血。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龙卧流后来主动要求从中宣部教育处调到景山学校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了景山学校的语文教改工作，并因此在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批斗。扪心自问，一个在党中央宣传部门工作的干部，为了孩子们的成长，竟然主动下放的一所基层学校去工作，这样的人，不是活脱脱的现代武训吗？我如今也在学校工作，可是这样的事情却再也见不到了。

听说后来龙卧流因病去世了，呜呼哀哉。

景山学校刚刚建校时期，教师多数都很年轻，他们是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体育学院等学校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缺乏教学经验，但朝气蓬勃，教学上旧框框少，教改的热情很高，教学楼夜间灯火通明，从备课、批改作业到编教材，刻蜡板，从不言累言苦。为了给孩子们从小打好基础和进行教改试验，优秀教师和大学毕业生结对子，特别是教语文和外语的，凡能适应小学的大都安排到小学工作，打破了小学老师同中学老师的界线。李中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周正逵、周韫玉、张经之是北师大语文教师，还有新

来的大学毕业生朱蓉先、方碧辉等，他们来到景山学校后都在小学任教，带头进行教改试验。那时景山学校教授语文、外语和数学的三支小学教师队伍，可以说在全国是少有的，甚至是仅有的。可惜的是，景山学校的教师队伍在文革中被拆得七零八落，大伤了元气。

景山学校是以进行教学改革试验立校和起家的，从小学低年级起开设外语。我上学时开设的语种就有英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达五种之多。小学一、二年级语文的集中认字和中、高年级的以阅读为基础（精读古今名篇和指导学生大量阅读）、以作文为中心安排语文教学，数学引进法国、日本和原东德的中学数学教材，放在小学低、中年级进行形数结合的教改试验，中学语文的文言文教学，化学的“单元教学”，以及形势教育，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教育，有声有色。记得在景山学校三周年校庆的大会上，方玄初校长曾即席赋诗：“聚首骑河意气高，弦歌朝暮倍辛劳；他年教改功成日，北斗摘来作酒瓢。”多大的口气啊，但这决不是狂言，而是立志教改、志在必得的真实豪情，挥动了他在文学上浪漫的翅膀。

大院的孩子们，每当谈起当年在景山学校的学习感受，大家的共同点一是基础打得好，二是培养了学习习惯，三是多少还有一些抱负。

七十年代初，国家急需英语人才，外交部曾专门到东北和内蒙地区寻找景山学校的学生，经过强化培训后送往国外工作。可见当年的教学质量不一般。

1960年景山学校招收了四个初一年级的新生，对他们进行教改试验。到1965年上半年他们完成高二课程时，经教育部批准，同意让他们自愿报名提前一年参加高考。这时离高考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了。全年级100名学生中有50人报名参加，结果25人被高等学校录取。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朱维群（朱泽的孩子，当年住在新灰楼）就是当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当时，景山学校还办了两个大学班，一个叫《政治班》，被我们戏称为部长班，一个叫《农业生物化学班》，被我

们戏称为工程师班。文革刚开始，就一风吹了。

当时学校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决不片面追求升学率，而致力于学生整体素质的锤炼和提高。要求他们无论将来是否上大学，也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能有出息。现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于宁（于碧的孩子，当年住在红后楼）和西单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刘秀玲，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当年，在景山学校就读的中央领导、元帅、将军和其他干部子女，在学生总体中所占的比例较小，在这些学生身上，一点也看不到什么特殊化的影子，甚至下大雨、下大雪也很难看到有汽车接送。这些领导同志对学校的教改试验都很理解和支持。那时，学校的硬件条件很差，只有两栋极普通的教学楼（连实验室都是临时改装的）和一个教工食堂，再加上一个小小的操场，拥挤不堪。文革中江青诬称景山学校是贵族学校，完全是别有用心。后来陈伯达又窜到景山学校，强令学校将校名改为“骑河反修学校”，并要学校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什么中小学八年一贯制（包括高中）的试验，真是一派胡言，既使人气愤，又使人啼笑皆非。

近几年，许是老之将至吧，同学们格外念旧，常常相聚。虽然每个人境遇各不同，但有一点却相似，就是口才文笔皆了得！大家不觉恍然，当年景山学校的教改成果，不正体现在我们这些教改试验田的孩子们身上吗？我认为，现在教育界的轻言改革和盲目闯新，是可能将公众引入谬误的轨道的。事实证明，在很多情况下，勇敢捍卫和继承前人经过历史检验的优秀传统，或许反而更难，却更正确些。在现行的中小学教育中，与其改来改去，翻云复雨地搞“创新”，不如认真总结全面恢复文革前国内教育的经典范例和宝贵成果更好些。当今教育界如果能认真总结景山学校当年的教改经验，于国于民，善莫大焉！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这是朱自清的《匆匆》。当年，为我们四年级学生朗读这篇课文的，就是年轻的，长着圆圆脸庞的汪童年老师。师音犹在耳，多少个日

子，已经从我们手里溜过去了，多么想再听听汪老师声情并茂的朗读，汪老师每每读得兴之所至时，轻轻以指节叩击桌面的情景，已定格为我心中永远的画面。

与现在的小学语文教学相比，我们那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景山学校自编的语文教材，使我们比同龄孩子更早更快的掌握了读和写的功能。才四、五年级的我们就有了极大的课外书的阅读量，自然，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就大大增强。记的我就是三年级时，在老师的指导下爱上了看课外书。小学未毕业时，我已经看完了许多大部头的小说，象《红岩》《敌后武工队》《卓娅和舒拉》《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等等，数不胜数。书读多了，作文水平自然就上去了。那时我最盼上语文课，每每发作文本时，急切的打开，最爱看老师用红笔画出一串串的“红珍珠”，那是她对我们的褒奖。老师教育方式的神奇就在于，调动每个同学的学习潜能，把枯燥的学习变的兴致盎然。

童年的思绪随着键盘的敲击，越扯越长，非常想对亲爱的老师说一句，有你们这样的老师，是我们的人生幸事。

景山学校自1960年至1966年的文言教改实验初步证明，从小学到中学，只需花费约400课时（占中小学语文总课时的1/6左右），就能初步学好文言文；实验得到的基本经验是：文言，学比不学好，早点学比晚点学好，集中学比分散学好，文白分开比混合学好，以诵读为主比以讲知识为主好。

景山学校从1960年建校之初开始，就研究和借鉴古人的经验，制订出文言教学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其主要作法,是把中小学文言教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启蒙（小学）——入门（初中）——提高（高中）。小学生一、二年级集中识字，识字量达2500个。从三年级开始，阅读教学文白分流。白话那一翼为主，大量阅读名家名篇。文言这一翼为辅，每周用1至2课时，诵读自编或修改的文言启蒙教材，如《儿童学诗》、《词选》和《儿童学文言文》，学习《三字经》、《千字文》、

《幼学故事琼林》及文言小段。教师稍加讲解，主要是让学生自己朗读和背诵。六、七年级步入文言教学的第二阶段，开始大量学习，每周课时集中诵读，所用时间占全部语文课时的一半。起初教学生读《孟子》，后来改用《古文观止》等，使学生初步养成文言阅读能力。八年级以上是第三个阶段，主要是通过自读历史文选，如《史记选》、《汉书选》、《三国志选》、《资治通鉴选》，加以巩固和提高，开展研讨活动，初步养成对古代作品和古代文化思想的鉴别能力。

学校对生产于学生中的优秀作文，给予了极大的支持，除了在走廊张贴展示外，学校还在内部出版的作文文选上刊登，以示鼓励。于宁的那篇《锡皮猴二、三事》，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令人叹惋的是，景山学校的文言教学改革实验，连同该校语文、数学、外语三门文化工具课的中小学全套教改实验，都毁于“十年浩劫”。文言教学没能留下系统、成熟的教材，只留下我们这些当年受教育者的回忆了。

在梳理前辈人思路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景山学校文言教学的“三部曲”（启蒙、入门、提高），竟然与中国古代的教学步骤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借鉴传统经验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这种探索出现在48年前，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用忠诚铸就事业。这，就是当年景山学校老师们的共同行为规范。

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

邓小平为景山学校的题词就镌刻在景山学校大门内的影壁上。

九(1)班和王国藩合影-1966年4月于河北遵化建明公社西铺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