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时代教育的反思

在传媒时代，教育就象一张被过度曝光的照片，但人们过多的迷恋的是它的畸异。如果我们稍留点神就不难发现，这种看似沸腾的热度其实主要就集中在两端，上端的主要集中在现行教育所提供的东西难以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需要和人身心的全面发展上，也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教给孩子什么东西的问题；下端主要集中在教育过程中各种违背文明社会对人正常身心健康的教育方法上，也就是应该怎么教孩子的问题。这其中象钱理群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而广大的社会舆论尤其是各种媒体则主要关注的是后者。所以我们大家好象都在谈论教育,但大家所了解的教育却基本上都是不健全的。这是因为展现教育的声音是不均衡的。假如我们把教育比做一座大的金字塔，那么聚焦在金字塔顶端的就是现行教育的最大既得利益者，高校、重点中学和各级教育行政主管，是他们享有教育的绝对的话语权，公众今天对教育的那点印象多半来自他们的言论。

我们必须承认，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真心为我们的教育着想，并提了不少意见，中间有许多话很有道理，大家想来也的确该往那方面去做，但大多只能是口头上说说，缺乏具体的实践操作意义。究其根本还在于这些大多为他们停留于自己的书斋就一时所感所发之感慨。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总是挤不出这点时间走下来好象也习惯了这样，而有些人似乎更乐于这样。

而处在第一线的底层老师深知现状却又缺少诉诸话语的机会，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也必须弄一些大家一看都是假的却又不得不弄的东西。这就使整个教育教学现状与文本所体现的东西出现了完全的脱节。一方面自上而下那些貌似深刻的的专家性指导因远离实际而沾染了苍白的贵族气，另一方面来自中学的那些自下而上各种陈腐的方法论又充斥着一股庸俗的匠人味。

而在广大的金字塔的底层，还埋藏着一个最大的教师群体，他们承受着社会赋予他们关于教育的最大压力，也对现行教育有着最为切身的体验，却根本没有诉诸话语的机会，只能做沉默的大多数。这样我们所知道的实际上是社会以极不正常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由于缺少了书写它的一个最大群体的最底层的一线教师的切实参与显得表面热闹而没什么实际意义。因此尽管全民似乎都在谈论教育，但我们所看到的教育远不是广大一线教育工作着的实际经历和真实感受，而是根据言说者权力的大小和社会形势需要而精心润色后的政治信条。这就又涉及到两个我们一直在回避的问题。a、我们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那么教育的失误究竟在那里？b、为了纠正我们的失误也为了更好地推进现代化进程，我们的时代最需要教育在哪方面作出努力？也就是说正在开展的现代化最需要教育培养后面样的人？

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两点。首先是前面说过的，我们的教育仍然沿袭着从前的教育理念和模式，而没有根据日益发展的现实作出符合实际的调整。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里，任何试图以紧密的思想控制和空洞的道德说教来完成对受教育者约束管制的做法都是徒劳的。教育迈向自由民主开放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可是一直以来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自由开放的教育仅仅当成一项单纯的教学方法，而忘了它首先是一种指导教学的思想的解放，一种自上而下的思想控制的放松。否则就象中国老式的花瓶，肚子看来不小，颈部却只是一个细细的口，从这里是很难真正飞出自由的鸽子的。

还有一点我认为更重要的，那就是始终没弄清我们受教育对象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境界。我们讲因材施教材不弄清施什么教呢？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目前所要施教的主要对象其实并不仅仅是在校的中小学学生。从孩子的角度看，相信世界各国的心智水平都差不多，我们要关注的是孩子所成长的社会土壤。因为孩子送到学校前其实早已非璞玉一块，带有很深的父母亲属家庭生活痕迹，到校后又受各个老师性情思想熏陶，毕业走上社会后更是受所在地方社会成员文化习俗生存品行的影响，所有这些将对孩子的成长产生重大的要比单纯的学校教育多的多的影响。我们的教育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能避免成人身上那些消极的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这个民族极其缺乏的，能改良整个民族素质并对艰难的现代化进程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它传授的是我们的孩子，针对的却是在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成人，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教育决策者所应该真正考虑的问题。不可否认，要弄清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众素质和当前的基本思想状况并不容易，但这决不能因此成为我们不去尝试的理由。

这里很显然存在一个观察视角问题。我们平常所谈的人文精神主要是在学者眼中的，它更多见于书斋沙龙，大学里的集会场所里人们的高谈阔论；而香港式的人文思想则更多扎根于民间，与经济利益、政治参与和民权思想融为一体，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它困难不那么高雅，但却更务实，具有更广泛的参与面而这在北京人来说还相当缺乏，对整个中国就更显得遥远。香港恒隆集团懂事长陈启宗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他最不喜欢的一个名词就是“知识分子”，他认为有“知识分子”就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人不是知识分子，这里“知识分子”还是一种身份，有地位等级。我认为陈先生说的恰恰是目前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民族素质状况。今天尽管学术界关于“后现代”“解构”的名词满天飞，但绝大多数人基本上还处于文艺复兴前后西方人对民主社会认知的那种混沌状态，对自由、人权人道主义都还在自发的带朴素本能的初级阶段，喧嚣一时的人文精神仅仅停留在文人雅士的论辩中，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还显得陌生而遥远。所以如果说香港的人文精神正在悄悄死去，而大陆的人文精神则还需要萌芽。这是我们教育决策部门应该正视的第一个问题。

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

我们的教育是以把所有人都培养成人才作为目标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是成不了人才的。一个真正务实的教育决策者应该明白，目前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培养学生中少数尖子群体，甚至不是选拔人才，而是对受教育主体（不管今后当教授部长还是农民下岗工人）都应该明白并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自觉遵守维护且让整个社会的运转能体现某种规范的东西。

在向现代化的蹒跚迈步中，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现代化滩头抢占的是人才，但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现代化最需要的不是人才，恰是产生人才特别是让人才得以很好立足的土壤——一个良性的健康的符合现代规范的适合人才自由发挥成长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拥有的机制创新能力和更新能力，对于该国能否取得竞争优势并在世界经济中取得领先地位，比其他任何因素，象自然资源、科技装备水平、人口质量等都更为重要”。（1）这就要求我们教育的决策部门在制定决策时要更加符合实际，培育与塑造一种适合技术时代的技术素养，具有内在的自觉的民主参与需求，能很好的组建和维护现代民主制度的现代人——公民。具体的可以参照陶行知先生所言“对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对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对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2）

很多人又要把它归结为人文精神，我却很不愿意这么讲，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所谓的人文精神往往停留在一个纯学术领域。而多少年来，我们的学术研究习惯了高高在上，总是摆脱不了一身苍白的贵族气，而教育是实打实的东西，玩些哗众取宠的花头是没用的。我们既然谈到了要改进教育，就一定要结合当前的社会实际和中小学教育现状，作些具有可行性操作意义的改动。还是回到前面所讲的素质教育。在当前的中小学教育中，素质的划分主要体现为技术类和人文类两类，中小学课程的编排也大体以技术类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人文类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为基础的。如果说技术类素质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主要本钱的话，我觉得人文素质该是学会一种你能让别人和你一样能生存的东西。我们过多的强调了教育是让人学会生存，我觉得在今天有必要突出教育同样是让别人和你一样能很好的同时生存。但是这种人文素质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性与人际和谐，我们要在短短几十年人类与声俱来的劣根性和几千年社会发展积淀下的历史阴暗面是不可能的；它也不是单纯的强调国家观念下的纪律，它该是象麻将的规则一样亲和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共同遵守且能自觉维护，并能在脑海里长久的扎下根的东西。简单的说我们的教育不是要塑造一种学院式的人文精神，而是要打造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公民社会。

关于与教育相应的社会现实状况问题，我这里不再多说,在这里结合钱老师的这本书里的有关内容再简单的说一下。钱老师在文中多次引用了蔡元培先生的“五育”教育，即，军国民主义教育，智力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并结合鲁迅的“立人”思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联系到当前的教育，钱老师认为，目前的教育处于被拦腰斩断的状态，主要弄的是上半截的实用的东西，而美育的教育被歪曲而世界观的教育从蔡元培提出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它一直遭到怀疑和否定。

而在“往哪里去？！”一文中，钱老师结合中学教育中的核心东西——高考试卷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钱老师站在他的高度，对构成试卷的基础与作文部分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一针见血的指出了目前高考试卷反映的问题实际上因为在“教育的原点”上出了问题。导致的结果是，“培养的人才，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的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与职员，他们能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但一无思想，二无个人创造力、想象力，不过是能干的奴隶与有用的工具——是国家与商业机器上的双重齿轮与螺丝钉。”它体现了“现代教育的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有能力有效率的专门科技人才，但同时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奴隶化的陷阱与危险。但现实情况大家都看到了，由这些“齿轮与螺丝钉”组成的行政部门和商业机构的确是一无思想，二无创造力和想象力，但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基本职能“循规蹈矩、标准化、规范化”不仅根本没达到，反而还处在一个令人担心的境地；他们不仅不“能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反而成了迟滞社会前行的阻力；他们不仅没变成钱老师所认为的“能干的奴隶与有用的工具”，反而在现实生活中成了专横的大爷与无用的摆设。

钱老师谈得很深刻,但他很显然过分相信了主要作为一种道德载体的教育在现实中的作用.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指导人们行为的不是某种想当然的理念，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的种种实际需求。假如我们把社会大致分成这样几个阶段：集权时代以权力为中心伴随以小农式的人际温情的社会，法治时代以秩序为中心社会成员大多被迫服从于冰冷的秩序而丧失了人之个性的社会，理想时代既有完善的社会秩序做保障又能充分发挥人的个性与创造力的社会。有什么样的阶段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换句话说，一个人尤其是普通人所接受的教育不管是怎样，只要他生活在一个他必须生活的社会里最终他多半会变成与这个社会基本状况相适应的人。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好的解释我们的教育方向与教育出来的人在实际运用中所出现的完全脱节的问题。

我们回到钱老师所讲的教育思想，从教育的进程讲，很显然是一种理想时代的东西；而我们的社会状况呢，却基本处在由集权时代向法治时代过渡的阶段，我们的教育方针，“培养循规蹈矩的标准化的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与职员，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能干的奴隶与有用的工具——是国家与商业机器上的双重齿轮与螺丝钉”，如果以理想时代对人的素质与发展的要求来看，它是极大的束缚了人的个性与创造力；但从现阶段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来看，却又是完全必要的。今天几乎已成众矢之的被许多文化人批驳得体无完肤的现行教育似乎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

在传媒时代，教育就象一张被过度曝光的照片，但人们过多的迷恋的是它的畸异。如果我们稍留点神就不难发现，这种看似沸腾的热度其实主要就集中在两端，上端的主要集中在现行教育所提供的东西难以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需要和人身心的全面发展上，也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教给孩子什么东西的问题；下端主要集中在教育过程中各种违背文明社会对人正常身心健康的教育方法上，也就是应该怎么教孩子的问题。这其中象钱理群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而广大的社会舆论尤其是各种媒体则主要关注的是后者。所以我们大家好象都在谈论教育,但大家所了解的教育却基本上都是不健全的。这是因为展现教育的声音是不均衡的。假如我们把教育比做一座大的金字塔，那么聚焦在金字塔顶端的就是现行教育的最大既得利益者，高校、重点中学和各级教育行政主管，是他们享有教育的绝对的话语权，公众今天对教育的那点印象多半来自他们的言论。

我们必须承认，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真心为我们的教育着想，并提了不少意见，中间有许多话很有道理，大家想来也的确该往那方面去做，但大多只能是口头上说说，缺乏具体的实践操作意义。究其根本还在于这些大多为他们停留于自己的书斋就一时所感所发之感慨。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总是挤不出这点时间走下来好象也习惯了这样，而有些人似乎更乐于这样。

而处在第一线的底层老师深知现状却又缺少诉诸话语的机会，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也必须弄一

些大家一看都是假的却又不得不弄的东西。这就使整个中学教育教学现状与文本所体现的东西出现了完全的脱节。一方面自上而下那些貌似深刻的的专家性指导因远离实际而沾染了苍白的贵族气，另一方面来自中学的那些自下而上各种陈腐的方法论又充斥着一股庸俗的匠人味。

而在广大的金字塔的底层，还埋藏着一个最大的教师群体，他们承受着社会赋予他们关于教育的最大压力，也对现行教育有着最为切身的体验，却根本没有诉诸话语的机会，只能做沉默的大多数。这样我们所知道的实际上是社会以极不正常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由于缺少了书写它的一个最大群体的最底层的一线教师的切实参与显得表面热闹而没什么实际意义。因此尽管全民似乎都在谈论教育，但我们所看到的教育远不是广大一线教育工作着的实际经历和真实感受，而是根据言说者权力的大小和社会形势需要而精心润色后的政治信条。这就又涉及到两个我们一直在回避的问题。a、我们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那么教育的失误究竟在那里？b、为了纠正我们的失误也为了更好地推进现代化进程，我们的时代最需要教育在哪方面作出努力？也就是说正在开展的现代化最需要教育培养后面样的人？

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两点。首先是前面说过的，我们的教育仍然沿袭着从前的教育理念和模式，而没有根据日益发展的现实作出符合实际的调整。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里，任何试图以紧密的思想控制和空洞的道德说教来完成对受教育者约束管制的做法都是徒劳的。教育迈向自由民主开放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可是一直以来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自由开放的教育仅仅当成一项单纯的教学方法，而忘了它首先是一种指导教学的思想的解放，一种自上而下的思想控制的放松。否则就象中国老式的花瓶，肚子看来不小，颈部却只是一个细细的口，从这里是很难真正飞出自由的鸽子的。

还有一点我认为更重要的，那就是始终没弄清我们受教育对象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境界。我们讲因材施教材不弄清施什么教呢？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目前所要施教的主要对象其实并不仅仅是在校的中小学学生。从孩子的角度看，相信世界各国的心智水平都差不多，我们要关注的是孩子所成长的社会土壤。因为孩子送到学校前其实早已非璞玉一块，带有很深的父母亲属家庭生活痕迹，到校后又受各个老师性情思想熏陶，毕业走上社会后更是受所在地方社会成员文化习俗生存品行的影响，所有这些将对孩子的成长产生重大的要比单纯的学校教育多的多的影响。我们的教育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能避免成人身上那些消极的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这个民族极其缺乏的，能改良整个民族素质并对艰难的现代化进程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它传授的是我们的孩子，针对的却是在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成人，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教育决策者所应该真正考虑的问题。不可否认，要弄清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众素质和当前的基本思想状况并不容易，但这决不能因此成为我们不去尝试的理由。

这里很显然存在一个观察视角问题。我们平常所谈的人文精神主要是在学者眼中的，它更多见于书斋沙龙，大学里的集会场所里人们的高谈阔论；而香港式的人文思想则更多扎根于民间，与经济利益、政治参与和民权思想融为一体，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它困难不那么高雅，但却更务实，具有更广泛的参与面而这在北京人来说还相当缺乏，对整个中国就更显得遥远。香港恒隆集团懂事长陈启宗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他最不喜欢的一个名词就是“知识分子”，他认为有“知识分子”就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人不是知识分子，这里“知识分子”还是一种身份，有地位等级。我认为陈先生说的恰恰是目前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民族素质状况。今天尽管学术界关于“后现代”“解构”的名词满天飞，但绝大多数人基本上还处于文艺复兴前后西方人对民主社会认知的那种混沌状态，对自由、人权人道主义都还在自发的带朴素本能的初

级阶段，喧嚣一时的人文精神仅仅停留在文人雅士的论辩中，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还显得陌生而遥远。所以如果说香港的人文精神正在悄悄死去，而大陆的人文精神则还需要萌芽。这是我们教育决策部门应该正视的第一个问题。

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

我们的教育是以把所有人都培养成人才作为目标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是成不了人才的。一个真正务实的教育决策者应该明白，目前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培养学生中少数尖子群体，甚至不是选拔人才，而是对受教育主体（不管今后当教授部长还是农民下岗工人）都应该明白并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自觉遵守维护且让整个社会的运转能体现某种规范的东西。

在向现代化的蹒跚迈步中，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现代化滩头抢占的是人才，但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现代化最需要的不是人才，恰是产生人才特别是让人才得以很好立足的土壤——一个良性的健康的符合现代规范的适合人才自由发挥成长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拥有的机制创新能力和更新能力，对于该国能否取得竞争优势并在世界经济中取得领先地位，比其他任何因素，象自然资源、科技装备水平、人口质量等都更为重要”。（1）这就要求我们教育的决策部门在制定决策时要更加符合实际，培育与塑造一种适合技术时代的技术素养，具有内在的自觉的民主参与需求，能很好的组建和维护现代民主制度的现代人——公民。具体的可以参照陶行知先生所言“对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对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对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2）

很多人又要把它归结为人文精神，我却很不愿意这么讲，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所谓的人文精神往往停留在一个纯学术领域。而多少年来，我们的学术研究习惯了高高在上，总是摆脱不了一身苍白的贵族气，而教育是实打实的东西，玩些哗众取宠的花头是没用的。我们既然谈到了要改进教育，就一定要结合当前的社会实际和中小学教育现状，作些具有可行性操作意义的改动。还是回到前面所讲的素质教育。在当前的中小学教育中，素质的划分主要体现为技术类和人文类两类，中小学课程的编排也大体以技术类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人文类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为基础的。如果说技术类素质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主要本钱的话，我觉得人文素质该是学会一种你能让别人和你一样能生存的东西。我们过多的强调了教育是让人学会生存，我觉得在今天有必要突出教育同样是让别人和你一样能很好的同时生存。但是这种人文素质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性与人际和谐，我们要在短短几十年人类与声俱来的劣根性和几千年社会发展积淀下的历史阴暗面是不可能的；它也不是单纯的强调国家观念下的纪律，它该是象麻将的规则一样亲和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共同遵守且能自觉维护，并能在脑海里长久的扎下根的东西。简单的说我们的教育不是要塑造一种学院式的人文精神，而是要打造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公民社会。

关于与教育相应的社会现实状况问题，我这里不再多说,在这里结合钱老师的这本书里的有关内容再简单的说一下。钱老师在文中多次引用了蔡元培先生的“五育”教育，即，军国民主义教育，智力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并结合鲁迅的“立人”思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联系到当前的教育，钱老师认为，目前的教育处于被拦腰斩断的状态，主要弄的是上半截的实用的东西，而美育的教育被歪曲而世界观的教育从蔡元培提出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它一直遭到怀疑和否定。

而在“往哪里去？！”一文中，钱老师结合中学教育中的核心东西——高考试卷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钱老师站在他的高度，对构成试卷的基础与作文部分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一针见血的指出了目前高考试卷反映的问题实际上因为在“教育的原点”上出了问题。导致的结果是，“培养的人才，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的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与职员，他们能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但一无思想，二无个人创造力、想象力，不过是能干的奴隶与有用的工具——是国家与商业机器上的双重齿轮与螺丝钉。”它体现了“现代教育的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有能力有效率的专门科技人才，但同时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奴隶化的陷阱与危险。但现实情况大家都看到了，由这些“齿轮与螺丝钉”组成的行政部门和商业机构的确是一无思想，二无创造力和想象力，但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基本职能“循规蹈矩、标准化、规范化”不仅根本没达到，反而还处在一个令人担心的境地；他们不仅不“能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反而成了迟滞社会前行的阻力；他们不仅没变成钱老师所认为的“能干的奴隶与有用的工具”，反而在现实生活中成了专横的大爷与无用的摆设。

钱老师谈得很深刻,但他很显然过分相信了主要作为一种道德载体的教育在现实中的作用.我们

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指导人们行为的不是某种想当然的理念，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的种种实际需求。假如我们把社会大致分成这样几个阶段：集权时代以权力为中心伴随以小农式的人际温情的社会，法治时代以秩序为中心社会成员大多被迫服从于冰冷的秩序而丧失了人之个性的社会，理想时代既有完善的社会秩序做保障又能充分发挥人的个性与创造力的社会。有什么样的阶段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换句话说，一个人尤其是普通人所接受的教育不管是怎样，只要他生活在一个他必须生活的社会里最终他多半会变成与这个社会基本状况相适应的人。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好的解释我们的教育方向与教育出来的人在实际运用中所出现的完全脱节的问题。

我们回到钱老师所讲的教育思想，从教育的进程讲，很显然是一种理想时代的东西；而我们的社会状况呢，却基本处在由集权时代向法治时代过渡的阶段，我们的教育方针，“培养循规蹈矩的标准化的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与职员，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能干的奴隶与有用的工具——是国家与商业机器上的双重齿轮与螺丝钉”，如果以理想时代对人的素质与发展的要求来看，它是极大的束缚了人的个性与创造力；但从现阶段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来看，却又是完全必要的。今天几乎已成众矢之的被许多文化人批驳得体无完肤的现行教育似乎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与争议和指责相伴，人们不知道，现行教育中无论是教育导向、教育方针以及实践过程许多具体的操作方法看来似乎极其混乱有些甚至明显的自相矛盾，却是与这个社会特定的过渡阶段的现实状况暗相吻合的，有许多甚至直接就是与现实妥协的产物。

当钱老师们为现行教育背离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而忧心忡忡时，而现行教育的制定者们却在为现行教育最基本的法治精神公民意识在社会实践中被集权时代的巨大惯性拖扯得面目全非，几乎丧失了它的全部功能而忧心忡忡。这个民族在旧的阴影下徘徊的时间太久了，我们的人民包括象我们这些搞文字的人，不管我们嘴上说些什么，支配着我们绝大多数人内心的仍然是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在利益支配下的传统的权力意识。对我们这个有着13亿人口和浓厚的民族主义传统的民族而言，是不可能象香港和台湾地区那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某种外力来不知不觉的完成人的思想意识的改造的，只能借助于经济方面的改革来逐步实现，通过经济层面的先行来促成人们在政治思想意识方面的慢慢转化。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尽管其方向已深入人心且不可逆转，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注定会遭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

阻击而举步维坚

就与争议和指责相伴，人们不知道，现行教育中无论是教育导向、教育方针以及实践过程许多具体的操作方法看来似乎极其混乱有些甚至明显的自相矛盾，却是与这个社会特定的过渡阶段的现实状况暗相吻合的，有许多甚至直接就是与现实妥协的产物。

当钱老师们为现行教育背离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而忧心忡忡时，而现行教育的制定者们却在为现行教育最基本的法治精神公民意识在社会实践中被集权时代的巨大惯性拖扯得面目全非，几乎丧失了它的全部功能而忧心忡忡。这个民族在旧的阴影下徘徊的时间太久了，我们的人民包括象我们这些搞文字的人，不管我们嘴上说些什么，支配着我们绝大多数人内心的仍然是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在利益支配下的传统的权力意识。对我们这个有着13亿人口和浓厚的民族主义传统的民族而言，是不可能象香港和台湾地区那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某种外力来不知不觉的完成人的思想意识的改造的，只能借助于经济方面的改革来逐步实现，通过经济层面的先行来促成人们在政治思想意识方面的慢慢转化。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尽管其方向已深入人心且不可逆转，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注定会遭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击而举步维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