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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1

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国外的主流看法是，知识分子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是国外通称“中产阶级”的主体。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是国内通称“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和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将长期存在，最终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消失而消失。

1)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四大劳动者之一：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专业技术劳动者。如：教师、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

2)知识分子是古代读书人，或古代“士”的现代延续。古代读书人的抱负是要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帝）分忧，为民请愿，并且皇帝也确实会礼遇和尊重他们。从这个角度，现代中国社会已无知识分子。

3)现代社会仍然有喜欢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或以知识分子为敬语的习惯，一般指学历较高、读书较多的人。

4)知识分子的别名是臭老九，反映在元、文革及以后时期知识分子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低下。

5)党外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指在同时代社会劳动者中具有较高程度文化专业知识，并以创造、积累、传播文化专业知识为专门职业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社会分工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不普及而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个社会脑力劳动者阶层。

知识分子条目补充

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作用一个社会阶层，它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说颇为不同。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策的对象，其中的党外人士还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除了一般理论上的界说外，还有特定的操作性界定。

理清“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以从三个不同层面入手：第一，“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第二，典型的知识分子具有那些基本特征？第三，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实际上包括那些人？

一、“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

不少中国学者认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西文的译语。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叶启政教授对此有比较详尽的讨论。按照叶启政的看法，“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欧洲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就现行较常用的英文来说，一个是intelligentsia, 另一个是intellectual。这两个词分属东欧和西欧，含有不同的历史意义。intelligentsia来自俄国，1860年由作家波波里金（Boborykin）提出，专指19世纪30到40年代把德国哲学引进俄国的一小圈人物。当时的沙皇俄国相当落后，留学生带回西欧社会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满当时俄国的状况，或者满怀乌托邦的理想高谈阔论并模仿西欧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或者着手实际的社会改革，他们当中后来产生出不同的思想群体，如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康德主义等。另有学者认为，intelligentsia 这个词源于波兰，1844年即由李贝尔特（Karol Libelt）使用。当时的波兰有一个文化上同质性很高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价值体系都独具特色。这个阶层是拥有土地的城市贵族，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有别，为了维持其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设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在此体系中，学生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突出培养强烈的领导意识与社会责任。由此环境培养出来的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学历并以此为荣。后来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为波兰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继承，他们勇于批判社会，以国家大事为己任。当波兰被列强分割时，这批人成为救国和反抗统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从intelligentsia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来看，知识分子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这个阶层及其传统特性在十月革命后已经逐步瓦解消失。苏联时代以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先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不再指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特殊阶层。西欧“知识分子”一词的来源与东欧不同。Intellectual来自法国，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弗斯（Dreyfus）案件。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弗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几个字来形容它。此后，只要一提intellectuel s，人们就理解为主张或同情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他们对时政和时局多所指陈訾议，是政治上激进色彩很浓的人。因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 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这种传统渊源于法国大革命后一批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反抗当时社会既有的标准及措施，谈论、鼓吹实证哲学，具有相当浓厚的革命气息。这些人大都不在学术界，而是长年逗留在咖啡馆中高谈阔论，带有波西米亚圣徒（Messianic Bohe 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就此传统来看，intellectual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而注重个人心态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由于这两个词的历史含义有所不同，因而在现代英语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则专指“知识阶层”。

在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降，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余英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来自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而这个“道”是中国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学派——儒、墨、道——尽管各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却并无例外。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脱离中古宗教的“俗世”（Secular）人物。他们尽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们批评社会则不必根据宗教信仰或神学理论。相反地，他们的凭藉往往只是个人的“理性”或“知识良心”。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托在基督教。这是上帝所启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会僧侣与神学家——和世俗政治权威并立的精神权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识分子不肯自承源于这个宗教传统，因为他们已不复遵守“凯撒之事归之凯撒，上帝之事归之上帝”的原则，他们要管的正是凯撒的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直接承三代的传统而起。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统治阶级既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意”的“士”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史上最先出现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贵族社会中的一个固定阶层，孔子以后，士的处境开始变化。孔子首先便对“士”重新加以界说。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同上“宪问”）这种新的“士”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原型。上古的“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这个传统到了孔子手中却并没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转入了“人道”的领域。孔子以后，百家竞起，虽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为最后归宿。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受到他们所承继的文化传统的规定：就要管凯撒的事这一点来说，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但是就代表“道”而言，则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侣和神学家。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严复，梁启超，张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今天我们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

二、典型的知识分子具有那些基本特征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知识分子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就是说，知识分子是社会分工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产物。由此而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就是“脑力劳动者”。

当代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Parsons）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揭示了知识分子产生的文化根源。按帕森斯的看法，知识分子的产生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文字的出现，一是“哲学的突破”。所谓哲学的突破是指人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宇宙世界有了一个概念化的掌握，即意识到人之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人不只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他除了生物性的需求之外，还有心理性的需求，即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同宇宙世界接触的追求。一言以蔽之，他有一种了解“为什么”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出现了文化事务专家即某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思索解答这些问题。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起源几乎都是教士、先知、哲学家的原因。因此，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们所从事的是有关价值、观念、符号等文化性的活动，为社会建立一个文化性的意义系统。在社会发展的早期，文字是极少数人能够掌握的象征符号，因此具有“神圣的”性质。在一个文字被社会大众崇拜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才能成为一个阶层，一个身份集团。从这个角度看，知识分子应当是“文化事务专家”，而不仅仅是一般的“脑力劳动者”，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中关心并从事创造、阐发、传播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人。

知识分子的功能既然在解释外在世界，自然总是倾向怀疑与批判，他的想法和看法与社会现状总有距离。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圆满的，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现状不满足，总是批判他身处其中的社会，总是企图按照理性和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会。这也许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由于这个形象，他们被浪漫地认同为社会的良心。马克思和恩格斯可算是典型代表，他们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以至最终灭亡的客观规律，号召无产阶级充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敲响旧制度的丧钟。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尊奉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但是他们并非来自无产阶级，其真正的社会成分是知识分子。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又是社会的自我批判力量及大众的代言人。

由于知识分子总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因此，他与政治权威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知识分子要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以保持他特殊的批判者的身份；另一方面政治权威也不喜欢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权威受到怀疑和批判。就这点说，知识分子又具有同政治权威疏离的倾向。

因为知识分子仅仅掌握知识而不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并不占有独立的地位，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某些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甚至也不同任何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毛泽东曾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毛，认为他们附在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革掉了后两张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结果只能附在无产阶级身上。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 eim）则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飘游、无所依附（free-floating）。从这里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不与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而是一个社会中相对自由飘游的集团。

大体说来，在现代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由飘游”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对于第三个特征，以色列的康菲诺（Michael Confino）综合各家的意见，归结为以下的五点：①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②这个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③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④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解答；⑤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

康菲诺综合出来的五点，大体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相符，特别在责任感和关心世事方面。从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都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责任感。谈到关心世事，更有到明末东林党顾宪成的一副对联的下句为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关心”的传统精神仍然跃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之中。邓拓在《燕山夜话》中便写过一篇“事事关心”的杂文。他在一首名为“歌唱太湖”的诗中更写道：“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延绵不绝的明证。

代表“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无论在西方社会或中国社会都是存在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传统在西方是一个现代的现象。一般地说，其形成不早于十七、十八世纪。西欧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philosopher）大概可代表西方知识分子的原型；俄国的intellegentsia的远源也只能上溯到18世纪。与西方相对照，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可算是源远流长，至少要从春秋战国时代算起，足足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中断过。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一群为数不多、基本上是处理文字的人，即通常所说的“读书人”或“士”，他们在儒学的熏陶下具有一套传统。根据钱穆的意见，早期的“士”由习礼而至批评当时贵族的一切非礼，孔子是典型的代表。诸子百家可说是第一次最明显地表现出“士”在思想上对社会对贵族的不满。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的“士”在制度

化的晋升渠道引诱与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高压下，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在这种情况下，“士”的特性在于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以内发式的个人道德成就为基础，讲求个人修养，以成就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进而推演到政治设施，而不以成就知识为主题。因此，中国古代的“士”在精神追求上始终忘不了政治，即使是老子和庄子，著书讲学也对政治抱有很大的兴趣。

大致上讲，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有二点基本差异：第一，中国的“士”不象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追求知识，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注重伦理道德，追求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王者师”，以儒学教化天下。第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资本主义的产物，他们以“市民社会”为其生存环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民间立足，从事自由职业，独立谋生，在这种环境中相对自由漂游，与现存占支配地位的体制及统治阶级没有多少内在的必然联系；中国古代的“士”则制度性地依附于、服务于现存体制，他们既是现存体制的产物又造就并维护了现存体制，并且只有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或者后备军才有存在的价值，“学而优则仕”正是这种依附性的典型表征。尽管中国的“士”也讲求“弘毅”，讲求“以天下为己任”，但只是当处于顺境时，才表现出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一旦处于逆境，则转向老庄，退隐田园，即所谓“儒道互补”。

三、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实际上指的是哪些人

根据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典型的的知识分子可包含哲学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等等。在这里，知识分子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者，而是指脑力劳动者中关心人类文化价值、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那部分人，大体上相当于“思想家”。如果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竭其一生，不辞辛劳的发明了原子弹，为人类文化添加了重要的内容，但是他却没有在发明过程中，探究原子弹可能带来的后果，那么，这样的科学家是创造者，但不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分工，人们的社会功能日益细化，使得人与社会的关系趋向以单纯的职业关系为核心，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职业的专业化。我们有的是学有专长的专家，他们可以为社会大众带来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更丰盛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可能是浅薄的，对生命的了解可能是单纯的；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在专业上，往往忽视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内容。因此，一个科学家或学者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关注事关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大问题（如战争、贫穷、可持续发展等）；一个小说家或电影导演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写作、导演的东西不纯为感官娱乐而或明或暗地触及到较为广泛深入的社会问题。与此相关，知识分子有一个被认为是基本界说的特殊涵义，即知识分子是一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通常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这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把知识分子解释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照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知识分子”条目，知识分子是“由脑力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工程师、技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的代表、医生、律师、艺术工作

者、教师、科学工作者和大部分职员都属于这一社会阶层。”在具体操作中，我国长期以来是把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划定为知识分子。在有关知识分子的实际工作中，各部门使用的概念不一样，组织部称“科技干部”，人事部称“人才”。各部门对概念的界定也往往根据自己的工作范围确定，例如统战部就把自己知识分子工作的对象界定为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

有一点需要明确，并非凡是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脑力劳动人都是知识分子。例如，在我国，国家公务员就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国家公务员即通常所说的党政干部。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干部知识化、专业化，这支队伍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现在已经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其中硕士、博士也不在少数。如果仅从他们的教育背景和掌握的专业知识水平来看，无疑同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差别，而且许多人原来就是知识分子。但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以创造、阐发、传播或者运用知识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公务员虽然在工作中也要运用各种专业知识，但他们主要是管理社会，同知识分子在工作的内容和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另一方面，我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作为政策对象而被界定的特殊社会阶层。就此而论，国家公务员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本身自然不能成为政策的对象。目前，我国在干部组织人事管理中，已经将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因此，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凡是党政机关纳入公务员序列或参照公务员来管理的干部，无论其具有多高的学历，也无论其在工作中涉及多少专业知识，都不在知识分子范围之内。

在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看做一种底下的标志，国家大搞“知识分子下乡”运动，他们，也叫“知青”。

知识分子的品格特征：正直、务实、宽容、谦逊、聪慧、睿智;富于同情心，知恩图报;富于责任感，忠于事业;富于爱心，会接受别人的爱，也会爱别人;充满感情色彩，能以性情之心去对待周围的一切;不乏理性色彩，能以达观的心态待人处世;有自知之明，能以谦和的态度看待自己的成绩。知识分子的迂腐与顽固有时候也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同时知识分子往往循规蹈矩，没有胆略，不具侵略性，甚至过于民主，不愿意影响别人也固执地不被人影响，自己没有纪律性也不想用纪律约束别人。这些鲜明的特征是知识分子没有成功的原因，如果能克服这些弱点，也许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会更大。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命题是一个政治命题。实际上，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是从不同的角度讲的。

何为“知识分子”

美国学者布鲁斯·罗宾斯在他的《知识分子的根基》一文中说：“…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便被广泛使用，并具有政治和职业两层色彩。”[2]这“两层色彩”就是我们理解知识分子的两条基本路径。本文以上也说，知识分子概念具有双重性，所谓双重，就是指职业和职业之外。因此，谈论知识分子，既不能忽视职业，更不能离开职业以外，否则，都将造成知识分子概念上的偏差。

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职业，这从这个词在法国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如此。左拉是一个小说家，是一个以卖文为生的人，因此，他的职业就是写小说。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的概念不同于俄国的“知识阶层”，贵族不是职业，是身份，它不需要以职业谋生，而是靠世袭吃饭。仅从职业一维，中国知识分子承袭的是法国传统而非俄国。比如，胡适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受聘于北大，拿的是教授薪水，吃的是教书饭，从职业上讲，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了。

职业之所谓，乃谋生之方式。以谋生论知识分子，似乎缺乏“左拉”式的亮点。但，不必小看这一点，至少，知识分子则必须从这一点谈起。因为，正是出于谋生，知识分子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群而存在。只要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仕”和现代读书人的多种选择稍作比较，职业化知识分子的独立意义也就浮现出来。在现代知识分子职业分流以前，“士”作为古代知识分子与皇权体制没有分流，只有合流，他们统统被整合到皇权体制的网络中。当年唐太宗看到应举士子在考场上鱼贯出入，情不自禁地说“天下之士入吾彀矣”。“入彀”说白了就是知识分子为体制所收编、豢养和御用。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除了应试及第，卖身体制，实在也没有其他的社会空间可供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与体制是依附性的“毛皮”关系，并没有错。50年代以后，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统统下乡，并风趣地说：不下乡就不“开饭”。这一细节很“生动”地表明了50年代后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又回到了现代以前。

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分化，尽管首先是一种谋生方式，但意义却在于它启动了知识分子对于体制的脱离，或者说它为知识分子摆脱体制而独立提供了某种可能。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不同，就在于现代以来的社会空间大于体制空间，而传统社会则是体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完全重合。当体制空间缩小自己的权力范围，从而腾出一个不受权力制约和干涉的社会空间时（用形象的说法就叫“小政府，大社会”），知识分子就可以在体制空间外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当然，它也可以自由地选择进入体制。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才可能具有曼海姆所谓“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的特点。就像当年左拉们向体制挑战时是完全独立于它一样，20年代末，胡适、罗隆基在上海批判国民党，也是外在于当时的党权体制（胡时为私立性质的中国公学校长，罗则是私立光华大学教授）。那时他们是自由的，说他们自由，首先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不吃国民党的饭，因而也不（直接）受其牵制。知识分子没有职业上的独立则不足以言其他，正是在职业生成的意义上，笔者才倾向于把胡适等视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而把康、梁还原为中国古代的士，尽管是末代之士。

“五四”时期，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的大都是处于文盲状态的社会大众，对比之下，它的文化面貌是很清楚的。可是，随着时代发展和大学教育的普及，社

会大众一旦摆脱无文化状况，情况就变得微妙起来。今天，像《现代汉语词典》用“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来解释知识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问题了。假如今天有一个大学生，读完了商学院，又在银行的电脑前谋得一份文职，他同时满足了上述两个条件，但你能说他是知识分子？90年代，一位当时影响很大的作家（王朔）在谈论知识分子时，说：“知识分子的概念不应该只局限于过去的内涵上。这个社会必将出现新型的知识分子。”什么是这位作家的新型的知识分子呢？他没有直说，却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许多从商的人都受到高等教育，也有研究生毕业的，硕士博士的。”言下之义，这样的人就是新型的知识分子。可是，这种新型却不通。读过大学的人去做生意，从职业上讲，应该是商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哪怕他是硕士或博士。按照以上逻辑，在一个知识有所普及的社会，我们面临的尴尬可能是，不是“谁是知识分子”，而是“谁不是知识分子”。

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即“以知识为业（包括文化）”。所谓以知识为业，主要不是指一个人拥有知识和运用知识，而是指一个人以教授知识、传播知识、研究知识、生产知识乃至创造知识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因此，以上例举的银行职员所以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没有（专业）知识，而是因为他只是将他所掌握的知识纯粹向实用方向发展，他之运用知识，仅仅是对知识的消费。如果以研究知识、传播知识、教授知识为职业衡量，那么，知识分子的职业取向，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种形态：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或工程技术研究的泛属“科技型知识分子”，在各种新闻传播媒体中就业的则为“传媒型知识分子”，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并长期据守学院和研究院的又叫做“人文型知识分子”。比较难以称谓的可能是作为“精神生产者”的作家、艺术家了，是不是可以权宜性地称为“文人型知识分子”？

从职业谈知识分子，仅仅是问题的一半，而且，是并非重要的那一半。知识分子所以为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指它职业以外。依然从这个词的诞生说起，左拉及其盟友被称为“知识分子”，肯定不是因为他们是作家和教授，而是因为，作为作家和教授的他们承担了另外的角色。这一角色，并非人人认同，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在它诞生的那个时代其实是贬义的，并为另一拨知识人所拒绝。比如，当时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这样批评左拉：“这位小说家干扰军事审判，在我看来，比一个宪兵队队长打断一个句法学或是诗韵学方面的提问更为愚蠢和放肆……这份请愿书正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知识分子?这个词最近被杜撰出来，目的是抬举那些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打发日子的人，这个事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荒唐可笑的怪病之一。”[3]可见，“知识分子”一词在这位同样是“以知识为业”的人眼中却甚不以为然，它甚至是扰乱秩序的一个词。

这种反感是一重要提示，因为这种反感并非缘于职业；反过来，仅仅就职业而职业已不足言知识分子。根据左拉个案，知识分子在职业这一必要条件外，还须对社会事务有所担当，尽管有人反对这种担当。假如左拉始终埋首书斋，是不必称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的称呼是指他对“德雷福斯事件”的介入。这种介入不但与职业无关，而且不计个人利害。正是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概念方才呈现它应有的亮点。不妨听听余英时先生的看法：“在现代社会中，一个知识分子必须靠他的知识技能而生活，因此他同时必须是一个知识从业员。相反地，一个知识从业员（无论他是教授、编辑、律师或其他知识专业）却不必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他的兴趣始终不出乎职业范围以外的话。”[4]那么，什么叫“职业范围以外”？针

对20世纪末世界性的知识分子“学院化”和“专业化”倾向，美国学者萨义德“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5]显然，在社会中出任“公共角色”，在萨义德看来，就是“职业范围以外”，具言之，除了专业或职业，“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同上）。请注意萨氏话语中的“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这就是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如果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层面上的表现，不妨就是谋生意义上的“知识从业员”。

也许，需要修改一下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了，或者说，仅仅就职业谈论知识分子，还不如称其为“知识者”。当然，“知识者”只是余英时先生“知识从业员”的便当说法。它与“知识分子”的不同在于，知识者外延大于知识分子，后者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更多还是“可能存在”的部分。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出于知识者个人的自我选择。可见，这两个词是有区别的：一是“者”，一是“分子”。“者”者，“人”也，人人都可以成为知识者，这可能并不困难。难的是那个“分子”。试想，人人都可以成为“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左拉吗？人人都愿意像左拉一样把社会事务视为个

人责任吗？须知，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付出的代价不小，他被法庭宣判有罪，只好离乡背井，逃亡英伦；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因此，正是在职业以外的层面上，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说：“…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并非是对于一个业已存在的种类的描述，而是…一种广泛开放式的邀请?”。[6]

如果说“知识者”和“知识分子”，前者的重心是在“知识”上，它可以和职业形成一种对应，亦即不同的专业知识可以获得不同的知识职业，由此形成知识人的不同的职业分流；那么，“知识分子”的重心则显然不在“知识”而在“分子”，作为一个功能型概念，“分子”已使我们不能用职业眼光去看，而要超越职业。那么，超越职业的又是什么呢？能否给它一个对应词？这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他说：“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7]这个任务，与职业无关，更高于职业。就像左拉介入“德雷福斯事件”，非但不是出于职业需要，甚至反过来形成了妨碍；但在左拉心中，他未必没有一种来自上帝般的神圣感召。由于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家，缺乏宗教背景的我们不必把“职业”中超越世俗的层面视为“神召”，因此，它不妨是一种“志业”。“职业”与“志业”彼此因应，前者如果是为谋生，后者则更多是为了信念。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双重性：职业与志业。虽然，本文并不企图给知识分子下一个严格定义，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但，如果我们试图解释何为知识分子，则不妨从这两个维度分别展开。这里，“志业”之维显然更重要，它是知识分子所以为知识分子的关键所在。这个“志”，不是别的，也正是上述俄国“知识阶层”和法国“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风范：对公共领域的深切关怀和对政治事务的批判介入。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一部中国的近代史是中国人民屈辱的血泪史，也是中华民族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史，在苦难的日子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救国之路，最后中国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经过实践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应是一种自发性选择，它不是几个伟人、几起事件所能左右的，从根本上说他都在遵循着经济原则，寻求最优结果。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在于“目标美好、道路清晰、策略清楚”，具备这些特点的学说对于苦闷的中国人来说，向其靠拢实在是很正常的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近代史的序幕也开始缓缓拉开。农民和地主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级，它们几乎同时做出了行动。然而落后的生产状况和落后的阶级状况容易导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动。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级的表现先是太平天国起义，而后是19世纪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的农民大起义。当然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他们反抗侵略、打击封建统治仍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同于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是资本家，而只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经济取向的革命者，其政党也不过是有些松散的同志联盟。革命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接着清政府统治便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顺利程度甚至远超出了革命者的期望。这种现象可以说明人们对于腐朽统治的反抗情绪压抑良久，一触即发。但是革命的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风暴过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仍旧是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砍倒了一棵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合抱的大树，它们的根仍深埋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虽然少了参天大树的遮蔽，但是新生命依然难以尽情成长。“实业救国”“政党内阁”是民初的两大政治思潮，但是两者却都难以完全付诸现实，更别说产生什么良好的效果。原先人们以为革命一旦胜利那么各项如关乎民族、民权甚至民生问题的工作都能顺利进行可大家发现事实上周围仍是一片黑暗，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出路。事实证明无论是旧式的农民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都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无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中国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思考新的救国思想，新的革命需要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更需要有先进的且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的指导，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社会主义”一种似乎更为科学的政治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彷徨的不断探索着的中国人当然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验。马克思主义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回顾历史是为了说明近代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着，选择怎样的道路不是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能决定的，它是不能脱离客观形势的全局、矛盾的焦点和当时把历史推向前进的关键所在的。我最后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不断经受挫折后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起源的背景，是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时代，马克思目睹了资本在牟取利润时的不择手段、对劳动者的残酷的剥削和压榨。马克思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初期黑暗一面，到处都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血腥，看到的是底层劳动者的苦难。马克思在剖析了资本主义之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性

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题目可悲的知识分子——鲁迅小说人物简析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学习中心永嘉学习中心姓名朱宁斌学号D20708809015 指导教师黄健 2011 年10 月23 日

通过剖析鲁迅小说中的三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人格,即封建社会末期旧知识分子泯灭本我的悲剧人格;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分裂自我的悲剧人格;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理想的幻灭。以此洞见鲁迅小说深刻的历史感悟和社会思索。来了解当时的知识分子内心的活动，来分析他们的遭遇不仅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也是当时的社会所逼迫。同时联系当时鲁迅当时的心理，试图分析鲁迅的心里路程。关键词：知识分子，鲁迅，封建思想，五四时期，悲剧

一、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类型 (4) （一）受封建思想毒害、却偏偏维护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 (4) （二）具有革命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5) （三）消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 (5) 二、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5) （一）《肥皂》中的四铭 (5) （二）《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 (6) （三）《孔乙己》中的孔乙己 (6) （四）《孤独者》中的魏连殳 (7) （五）《药》中的夏瑜 (7) （六）《伤逝》中的子君与涓生 (7) （七）《狂人日记》中的狂人 (8) 三、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表现特征 (8) （一）孤独感 (8) （二）牺牲精神 (9) （三）悲剧性 (10)

鲁迅小说中出现了许多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之下，有着不同的个性特点。事实上“鲁迅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是一篇一境界的,没有当时同类题材作品常见的雷同现象——他已经更为系统和深刻地展开了我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时期的社会意识结构及其发展历程,遂使小说的现实主义富有深邃的历史感。”（1）正是基于对知识分子悲剧人格的塑造,鲁迅把他们内心的扭曲和裂变,把他们与时代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冲突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出来。读鲁迅的小说,我们常常会苦涩地感到,理想和现实如同两条互不相干的平行线,永远无法交汇。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一方面,是一个历史如此悠久的文化传统面临着最艰难的蜕旧变新,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尚未诞生就暴露出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一方面‘历史的必然要求’已急剧地敲打着古老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产生这一要求的历史条件与实现这一要求的历史条件却严重脱节。同时,意识到这一要求的先觉者则总在痛苦地孤寂地寻找实现这一要求的物质力量；一方面,历史目标的明确和迫切常常激起最巨大的热情和不顾一切的投入,另一方面历史障碍的模糊(‘无物之阵’) 和顽强又常常使得这一热情和投入毫无效果……”（2）。故此，我认为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我们更应该了解鲁迅笔下的三种知识分子。一、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类型鲁迅在30 年代谈及自己的著作时,曾经说过:“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正是基于这种“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和理性精神,鲁迅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题材之一:知识分子题材。在他的小说中，主要出现了以下三种知识分子形像，他们各自不同，却有着同样的悲剧色彩。（一）受封建思想毒害、却偏偏维护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主要是封建社会末期的旧知识分子,他们深受封建文化的毒害,以统治集团的意志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既践踏了自我人格,也丧失了生存价值,却仍不自知。“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封建社会钳制知识分子的最有力的工具便是科举制,所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统治者以科举考试为手段巩固中央集权,而知识分子们便在这独木桥上年复一年地葬送着自己的生命与灵魂,除了科举,他们的心灵已容不下其他。在这种科举意识的强烈浸淫与毒害下,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知识分子便在无形中消解了本我的存在,成为了封建统治者的人格依附形象,他们的心灵受到了严重损伤却不自知,的确可悲可叹。（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72页（2）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5页（3）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80页

工程材料的耐蚀性

第一章金属材料的耐蚀性 1 耐蚀材料：金属材料：铁碳合金的耐腐蚀性，耐腐蚀低合金钢，耐热钢与高温合金，不锈钢，铝和铝合金，镍和镍合金，其他有色金属及合金。非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的腐蚀，合成树脂，常用塑料，橡胶，耐腐蚀无机非金属材料，炭、石墨材料，复合材料。 2 纯金属耐蚀的原因由于自身热力学稳定性而耐腐蚀；由于钝化而耐蚀；由于形成有保护作用的产物膜而耐蚀。 3 合金化提高耐蚀性加入适当的合金化元素，可以进一步提高材料的热力学稳定性；加入适当的合金化元素，提高材料的钝化能力；加入适当的合金化元素，形成表面保护膜的能力。 4 腐蚀的热力学条件：，去极化剂0还原反应的平衡点位大于金属M 氧化反应的平衡点位。 5 两类常见的去极化剂：氢离子，氧 6 金属腐蚀决定因素：热力学+动力学；热力学-反应倾向，动力学--反应速度 7 金属钝化条件：氧化性或含氧介质；金属非钝化条件：在非氧化性介质中或还原性介质；钝化膜的破坏： F-、Cl-、Br-等卤素离子。 8 工业性污染大气腐蚀性最强，其次是城市及沿海地区的大气，内地农村地区的大气腐蚀性最低。 9 耐蚀材料选用原则： 1强还原性或非氧化性环境：由于材料不易钝化或钝化膜不稳定，因此不宜使用可钝化材料，应选择依靠自身热力学稳定的耐腐蚀材料 2 氧化性很强的环境：应该选择钛与钛合金、锆合金等； 3 氯离子环境：不宜使用钝化金属； 4 允许的腐蚀速率：使用不同类型的材料和构件，耐蚀性要求相对较低的通用材料一般可允许有较高的腐蚀速率； 5 对受力结构或重要构件：特别要防止发生应力腐蚀破裂，选材时要避免可能导致应力腐蚀的材料—介质组合。 6 利用已有经验第六章铝和铝合金 1 合金元素对其耐蚀性的影响：电位正移元素：Mn 、Cu 和Si ；电位负移元素： Zn 和Mg ；牺牲阳极保护设计：加入Zn 、Al ，形成电位低的Al-Zn-Mg 第二相，作为阳极牺牲保护基体Al 相。 2 晶间腐蚀（1）腐蚀表现形势：腐蚀由表面开始，沿晶粒边界向材料内部发展；（2）两类情况 ① 晶间相电极电位比基体负：如Al-Mg 合金，其晶间相Mg5Al8电极电位比合金基体要低；② 晶间相电极电位比基体正：如Al-Cu 合金，其晶间相CuAl2电极电位比合金基体要正。第二章铁碳合金的耐蚀性 1 铁碳合金的结构类型：石墨最高为+0.37V ；铁素体最低为-0.44V ；渗碳体介于两者之间铁碳合金腐蚀的原因：由于组织的非均一性，铁碳合金与电解质溶液接触时，表面必然形成较大的电位差形成微电池结构，其中渗碳体和石墨作为阳极，而铁素体作为阴极，从而/0e e E E ->

优秀青年事迹材料(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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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事迹材料目录第一篇：优秀青年事迹材料第二篇：年度优秀青年事迹材料范本第三篇：优秀青年事迹材料第四篇：国企优秀青年事迹材料第五篇：优秀青年事迹材料最新版正文第一篇：优秀青年事迹材料优秀青年先进事迹材料 ————————————--——--水利局工程股艾合买提.克比尔艾合买提.克比尔，男，1980年2月出生，维吾尔族，，中共预备党员，XX年12月参加工作，XX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学历。现在新和县水利局工程股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艾合买提.克比尔同志政治立场坚定，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部党组新时期的治水思路，践行“求真、务实、献身”的水利行业精神。在工作中，该同志能够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务实，得到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一、政治坚定，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人在工作中，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全面认真系统地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十七大》以来的一些列文件精神，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工作和生活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立场坚定，不断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第2 页共2 页

法宗教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始终站在反分裂斗争的最前沿。始终把农田水利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论白天、黑夜，节假日，能够做到随叫随到，为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而努力，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敬，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杰出代表。二、努力钻研业务知识，积极投身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艾合买提.克比尔同志参加工作7年以来，在水利工程岗位上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学习、积极进取，服从领导安排，按时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始终以党性为后盾，以政治责任感为动力，以“党性最强、作风最正、工作出色”为具体要求，从思想上、作风上加强自身建设，各尽职守、亲勤工作，出色的完成党赋予党务工作者的光荣任务，为党务工作和党的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和优异成绩。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是一项造福于广大农牧民的事业，政策性强，渉及面广，同时，工程股人少，担着全县各乡（镇），农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任务，任务十分艰巨。在这种情况下，他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坚持挑起了难度大，要求高的水利工程的质量监督、竣工结算、勘测设计、施工指导工作，立志献身水利工程的亚森哈斯木十分清楚，要想真正胜任此项工作，必须练就过硬的本领。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关于水利工程有关的规范和要求不断增强了他的理论知识，通过学习，他从一个缺乏经验的知识分子，提升到了一名精通水利工程工作的业务骨干。三、开拓业务领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真正服务于广大农牧民群众，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温暖，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水利工程和

(完整版)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南冰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中的，《呐喊》、《彷徨》作为鲁迅这位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所创作的经典之作，正是以独特而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社会，体验生活，反映生活，展示了病态的旧中国和旧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代表着一个社会民族的精神面貌。而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群体？在鲁迅的笔下这个群体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也被他的笔剥得体无完肤。鲁迅对知识分子问题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且倾注十分的热情。在他笔的下，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被描绘的淋漓尽致。一、苦闷彷徨、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五四”新文化陈营发生分化，昔日的战士“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的时候，鲁迅密切地注视知识分子的动向，剖析他们的思想特点，为我们写出了《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等人物形象。他们是从辛亥革命以前至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知识分子，是作者曾经寄予希望，曾经在他们身上探索和寻找革命力量的人物。吕纬甫年轻时曾和“我”同去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和别人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时竟至于“打起来”，可见他早年的激进。但当“我”在酒楼上与他重逢时，他却一再宣扬自己的“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奉母亲之命回乡来迁小弟的坟，明明已经找不到骨殖，却将原葬处的土胡乱捡些装进新棺材，煞有介事地迁走；受母亲之托，给原邻居顺姑送两朵剪绒花，可姑娘已死，他就将花随意送人，却打算向母亲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他甚至甘愿给富家子弟教《孟子》和《女儿经》……吕纬甫的这种种“随随便便”，表明在他思想中已完全解除了自己民主主义的武装，反抗和摇撼封建社会的念头，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未来的前途觉得浑沌一片，茫无头绪。当吕纬甫变革社会的志向由于受到各种困境的重重围困，他感受到了理想的幻灭，理想幻灭后的生存何以为继？传统文化体系在知识分子处于这一种思想困惑和精神真空时在知识分子自觉与不自觉间重新抬头，重新收拾为新思想所洗涤所占据的地位，终成为了吕纬甫行为的指南，他完全丧失了探索勇气，也放弃了对于真理追求的精神。然而他对于自己沉溺在这种消沉和灰暗的精神世界中间，

锡酸镁膜层自愈性和超疏水性研究-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７３１(２０１５)１４-１４１２３-０４锡酸镁膜层自愈性和超疏水性研究? 杨娜,谭翠,席中仙,李青 (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在AZ９１D镁合金表面利用化学转换膜法制备出锡酸镁膜层,该膜层在３．５％(质量分数)NaCl溶液中通过溶解-再沉积的过程进行自我修复三其中,进行自我修饰４h后的膜层经硬脂酸修饰后,达到了超疏水状态三模拟海水测试评估了最终的超疏水膜层的耐蚀能力三利用XRD分析了膜层的成分,SEM二动电位极化方法跟踪膜层在３．５％(质量分数)NaCl溶液中自愈过程中表面形貌和耐蚀能力的变化三重新阐释了锡酸镁膜层在３．５％(质量分数)NaCl溶液中的自愈机理三关键词:自愈;超疏水;锡酸镁;模拟酸雨中图分类号: TB３３２文献标识码:A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１００１-９７３１．２０１５．１４．０２４１引言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快速发展,各种金属工程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１]三镁合金因密度低二比强度二比刚度高二电磁屏蔽能力强二减震性能好二铸造性能二切削加工性能优良等一系列优点被誉为２１世纪绿色环保工程材料之一[１-３]三但是,由于镁合金的低耐蚀能力限制了镁合金的应用范围[３-５]三化学转化膜[５]二阳极氧化二化学镀[６]二电镀[７]等方法被用来提高镁合金的耐蚀能力,但由于镁合金活性太高,化学镀二电镀工艺难以在镁合金表面实施三此外,阳极氧化膜层,其表面极度粗糙空隙大二不规则二分布不均匀,对基体的保护作用微弱[８]三从而使得铬酸盐转化膜[９]二稀土转化膜层[３]二高锰酸钾转化膜层[５]二锡酸盐转化膜层[５,１０]等化学转化膜层受到人们的青睐三其中总铬酸盐转化膜层含有有毒二致癌的六价铬;高锰酸钾溶液的稳定性差,不宜长期放置三锡酸盐膜层因环保二低成本二易操作等优点逐渐脱颖而出,成为研究者研究的热点[１１]三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者对锡酸盐化学转化膜层的溶液的组成二反应条件二前处理手段作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膜层形成机理的研究[４,１１-１２]三Liu Xiaolan等电化学噪声的方法研究了膜层形成的各个阶段的物理化学变化,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４]三近年来, Abdel Salam Hamd y和D．P．Butt研究发现,锡酸盐膜层在模拟海水溶液中具有自愈性,可以通过生成腐蚀产物,弥补先前膜层存在的缺陷[３,１３-１４]三但是,腐蚀产物破坏了膜层表面的完整性和均一性,也不利于对锡酸盐膜层进行后续处理三更有研究表明,潮湿环境中的水分子会在基体表面凝结,形成１层溶有CO２等物质的电解质膜层,从而加速基体的腐蚀三锡酸盐膜层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并储存在膜层的缝隙中造成基体的慢性腐蚀,不利于基体的保护三要想更好地保护基体,仅有１层锡酸盐膜层是不够的,要防止水分进入锡酸盐膜层造成的慢性腐蚀三近些年来,受荷叶效应的启发,掀起了一股研究超疏水表面的热潮[１５]三这是一种接触角＞１５０?,滚动角＜１０?的特殊表面,具有防水二自清洁二抗结冰和抗腐蚀的特殊功能三能够有效阻断电解质薄膜在样品表面上形成,进一步提高锡酸盐膜层耐蚀能力及环境适应性三本文基于前人对锡酸盐转化膜层的研究,在AZ９１D镁合金表面制备了１层具有自愈能力的锡酸镁膜层,提出了溶解-再沉积的自愈机理三自愈过后的锡酸镁膜层经硬脂酸修饰,获得了耐腐蚀的超疏水性能,接触角为１５７．８?滚动角为３?三采用SEM手段研究膜层自愈机理,动电位极化测试研究了自愈时间对膜层性能的影响以及超疏水膜层在３．５％(质量分数) NaCl溶液和模拟酸雨中的耐蚀能力三这种方法成本低二易操作二无污染,制备的膜层具有很好的环境适应性三２实验２．１前处理及锡酸盐膜层的制备实验采用４０mm?２０mm AZ９１D镁合金(M g-９．０２Al-０．４９Zn(质量分数,％))作为基体材料三前处理程序为机械抛光(１５０~１５００＃SiC砂纸依次抛光打磨)?丙酮超声５min,碱洗(NaO H１２．５g/L＋Na２CO３２２．５g/L＋C１２H２５NSO４０．５g/L,７０?,８min)?酸洗(１５mL/L H３PO４,５mL/L HNO３,５０mL/L CH３CH２O H和０．５g/L Mn(H２PO４)２)?去离子水清洗三将前处理过的镁合金置入反应液(５０g/L Na２SnO３,１０g/L NaO H,１０g/L NaAc,p H 值＝１３．６)中,９０?反应１h,去离子水清洗,９５?烘干１h获得锡酸镁转化膜层三３２１４１杨娜等:锡酸镁膜层自愈性和超疏水性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１０３１２０) 收到初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２３收到修改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１２通讯作者:李青,E-mail:li q in g swu＠１６３．com 作者简介:杨娜(１９８８－),女,山东人,在读硕士,师承李青教授,从事金属材料腐蚀与防护研究三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by 杨景超（ 2012210813） 2012/12/8 近代的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矛盾，社会矛盾尖锐，人民渴望获得安宁。在苦难的日子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救国之路，不断的探索，从一次次的挫败中发现问题，吸取经验，最后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解救中国的指导思想。首先，从主干上大体的分析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良方的原因就不难知道，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际格局深刻变化，这为中国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背景。此外，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三座大山给广大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这也促使有志之士寻找救国之法。而细化来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良方，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 19世纪西方列强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再加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极大的冲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主阶级兴起了以“自强，求福”的洋务运动，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清政府统治发起维新运动和平救国。但是由于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是由清政府兴起代表着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具有封建性，对西方列强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以及管理的上的腐朽，注定要失败。而维新运动从根本上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仍抱有幻想，又脱离人民群众，所以也只是昙花一现。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方式是不能达到彻底救国救民的目的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的朝庭变为了洋人的朝庭。而由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所成立的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同盟会，虽然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了封建君主专治制度，但是由于他们的软弱性，只是推

关于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

鲁迅的小说中所描绘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分为：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以及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可悲性与鲁迅先生的某些思想和心路历程。我要讲的，主要是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因为在这些人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世界的某种认识。鲁迅先生一生善于骂人，却极少称赞人。而这些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正是为先生所称赞的为数不多的人。首先，还是略微谈一下其他的两种知识分子形象： 1.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由于从秦初到清末，封建阶级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封建思想又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所以在鲁迅的小说里有一大部分是描写和封建思想有关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我们可分为两小类：1.封建思想的受害者（孔乙己《孔乙己》、陈士成《白光》等）。2.封建思想的维护者（四铭《肥皂》，高尔础《高老夫子》等）。对于受害者，作者对他们的描写除了批判与同情之外，主要是为了向世人揭示封建思想的“吃人”本质，用以惊醒那些仍然麻木的具有封建思想的下层文人。而对于维护者，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而对于他们的刻画，鲁迅始终是抱着“启蒙教育”的思想和改良人生的目的，因此其小说的题材“多采至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效的注意”而反讽则是鲁迅小说的重中之重，只有多揭露一些与封建有关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可叹之处时，才能够真正的惊醒世人，达到疗救世人的目的。 2.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从清末到民国中后期，大资产者和封建买办及帝国主义共同统治着中国，而鲁迅本人就生活在那样的年代。因此在鲁迅的小说里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有很多的一部分是描写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而在这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又无非是写了大致的三种类型：即革命者（夏瑜《药》）、投机者（假洋鬼子《阿Q正传》）、消沉者（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N先生《头发的故事》、方玄绰《端午节》、文学青年《幸福的家庭》、涓生和子君《伤逝》）。其中我最推荐的是《孤独者》，这本书中描写的沦落过程和沦落前后社会对于魏连殳的态度的改变颇有深意。而对于喜欢言情小说的同学们，我建议阅读《伤逝》一书，这书要是放到现在，起码是女频霸票俩月的内涵暧昧流神作。接下来切入正题，即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在表现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时，主要写出了几种类型，即已经觉醒的狂人（《狂人日记》）、疯子（《长明灯》）和正在觉醒“我”（《一件小事》）。而在这几种类型，不论是哪一种，作者都赋予了极其深刻的意蕴。鲁迅先生在描写这一类知识分子形象的时候，多是注重了心理描写以及主人公心理的变化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先生自己也在经历着一次心灵上的觉醒的过程。同样的，作为读者的我们，在读到这些描写的时候，也不免会和主人公一起觉醒。而在这个觉醒的过程中，我们会再次感受到那个年代和那个社会制度之下的人群的生活。在感受了那个时代之后，我们便可以理解那个时代的很多思想，而那时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1.已经觉醒的“狂人”。《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鲁迅先生根据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和看过的外国作品构思而成的。这是个非常怪的人，在他身上同时具有“疯”与“不疯”这两面。如果说他是个疯子，可是他却能够从嘴里喊出“救救孩子”的伟大呼声，并且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如果说他“不疯”可是他又确实是一个非正常人，一个患了“迫害狂”的精神病人。不过我并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会计1003金洁12 近代的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矛盾，社会矛盾尖锐，人民渴望获得安宁。在苦难的日子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救国之路，最后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解救中国的指导思想。那么，中国知识分子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又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呢？让我们从以下慢慢分析。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际格局深刻变化，这为中国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背景。此外，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受到外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三座大山给广大中国人民带来极大地灾难，这也促使有志之士寻找救国的方式。农民和地主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级，它们几乎同时做出了行动。然而落后的生产状况和落后的阶级状况容易导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动。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级的表现先是太平天国起义，而后是19世纪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的农民大起义。当然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他们反抗侵略、打击封建统治仍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同于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是资本家，而只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经济取向的革命者，其政党也不过是有些松散的同志联盟。革命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接着清政府统治便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顺利程度甚至远超出了革命者的期望。这种现象可以说明人们对于腐朽统治的反抗情绪压抑良久，一触即发。经过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探索，这些事实证明无论是旧式的农民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都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无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思考新的救国思想。

论知识分子问题

论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这几年，特别是近两年，从事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的同志很勤劳，很辛苦。虽然生活供应差，工作条件受到限制，甚至精神上也有些不愉快，但在科学工作、戏剧创作方面仍然取得了显著成绩，值得庆贺。我特别要向你们致敬。今天能有机会和全国高级的优秀的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戏剧写作者聚在一起谈一谈，对我个人来说是很高兴的事。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谈一个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问题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谈起来会更亲切些。一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这个问题在党内部分干部中常常有不同的解释，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些疑惑。现在尽我的能力作个初步解释，不能担保今天讲的都是成熟的，如讲得不恰当就改正。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在奴隶社会为奴隶主服务，在封建社会为地主阶级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服务。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时，知识分子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很少;只有剥削阶级才有条件求得知识，求得更高的知识。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常常容易接受并传播剥削阶级的旧观点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但总是唯心主义占上风。在旧社会，也会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能预见到真理，敢于反抗当时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和压迫，为新兴的进步的阶级说话，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敢于反抗当时的统治阶级，

投入到新的阶级队伍中来，为新的阶级说话。他们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投降了进步的阶级。欧洲文艺复兴〔70〕时期，中国从鸦片战争〔141〕到辛亥革命〔73〕，都有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传播新的思想、新的学说。这些知识分子同样也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遭受反动知识分子的歧视和压迫。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在统治地位，知识分子才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现在还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党派消灭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消灭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以上讲的是一般情况，是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说的。资本主义后期产生了殖民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广大地区的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数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民族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豢养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就连受外国欺压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或先或后地站到了反帝爱国的立场上。所以毛主席再三地说，我们要团结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来反对帝国主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具体地说，是指工人、农民、进步的知识分子、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进步的民主人士(有一些还是封建阶级出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属于这种特定范围的社会阶层。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中国什么时候有知识分子,讲起来很远，远在奴隶社会就有。这是属于郭老〔265〕、范文澜〔266〕等历史学家们研究的问题。我只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