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形态和结构性差异

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形态和结构性差异

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形态和结构性差异

丁守海2010-09-20

摘要：关于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关系，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表明：（1）一致性波动的传统观点并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需要从几个维度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正。（2）相对于非生产型工人、大企业、公共部门，生产型工人、中小企业、私人部门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更加吻合。（3）经济周期的不同冲击源会对就业产生不同后果，即便同一冲击源，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也会产生迥异的结果。

关键

词：

就业周期，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结构性差异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就业形势急转直下。最近随世界经济的复苏，一些国家的就业市场出现了回暖迹象。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3月份，美国非农部门的就业岗位增加了16.2万个，出现了3年来的最大增幅。不过欧洲的就业形势并没有这么乐观。以法国为例，尽管2010年第1季度经济实现了0.3%的平稳增长，但就业形势并未好转，失业率仍在10%的高位运行。“就业是民生之本”，面对初露端倪的经济复苏，

就业到底会不会稳步复苏呢？这是时下各国政府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理论角度，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进展来为上述问题提供参考。近年来，国外学者对经济周期与就业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摆脱传统理论的信条，正视二者非一致波动的可能，特别是滞后波动与非对称波动的可能。二是强调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在不同劳动群体、不同企业、不同部门间的差异。三是比较不同的经济周期诱发因素对就业的影响，除技术冲击、需求冲击等传统的冲击源外，开始考虑劳动力市场行为变量的影响。

一、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基本波动形态

传统理论认为劳动需求是引致性需求，就业周期衍生于经济周期，在无摩擦的传导过程中，就业波动与产出波动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种假说与现实并不相符，对传统理论的补充和修正也逐步展开。

（一）对一致性波动传统观点的两点补充

传统理论认为，劳动投入源于生产需要，产出波动必然通过要素需求的变化影响到就业。至于从产出到就业的传导过程，人们并没有细究，不管是新古典主义理论还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都将其视作一个瞬间完成的黑箱，因此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完全一致。这种观点根深蒂固，也是一直以来人们预测就业的主要依据。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发现这种逻辑过于简单，与现实不尽吻合。比如，在美国2001年经济步入复苏通道后，就业并没有立即步入复苏通道，在复苏后的半年时间内，失业率不降反升（Lee&Mowry，2008）。基于这些反思，人们对一致性波动的传统观点进行了补充，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尽管从总体上看，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是大致对应的，但二者不一定严格同步。由于劳动要素具有准固定性的特征（Oi，1962），从产出波动到就业的传导会经历一定的时滞。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比如劳动管制政策、内部人协议，一个被逐渐认可的观点是，就业周期要滞后于经济周期。

对于这种滞后性，Pries（2004）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解释。他发现萧条周期下的失业工人并没有被弃置于劳动力蓄水池中，相反，他们能很快实现再就业，但这

种再就业很不稳定，容易再失业。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职业搜寻一匹配质量对时间的依赖性。他将工作状态分为三种：失业、不明就里的尝试型就业、彼此了解的稳定型就业。衰退周期下工人因害怕失业导致生活水准降低而匆忙接受那些不明就里的工作，由于匹配质量不高，容易导致再就业后的再失业（recurring job loss）。这种失业一再就业一再失业的动态过程是我们理解就业周期滞后性的一把钥匙，它等于延缓了本应出现在萧条周初期的失业。实际上，对照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骑驴找马”（on- the-job- search）的策略型就业者确实大有人在。Kon-stantinos （2009）认为，这种就业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失业，无益于失业率的降低，反而会加剧就业的波动性，因此在萧条周期下政府不应为消灭失业而鼓动盲目就业，相反，应通过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为失业者提供更充裕的时间来完成搜寻一匹配过程，提高再就业的稳定性。

第二点补充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及各种因素的变化，产出波动对就业波动的传导能力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不要指望在每一轮周期中就业波动与经济波动的数量关系总是一成不变的（Helfand et a1.，2007）。就以美国为例，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大致相同的产出波动幅度所

引起的就业波动幅度似乎是不断减少的。在1981-1982年的衰退周期中季度就业损失率为3%，到1990-1991年的衰退周期，就业损失率减为1.69%，2001年进一步降为1.24%。而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截止2008年底的季度就业损失率只有0.74%（Lee & Mowry，2008）。这些表象似乎迎合了近年来甚嚣尘上的就业弹性下降的观点。

（二）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波动

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波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波动对就业影响的非对称性。一般认为，萧条周期下的产出下降能对就业产生力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冲击，而繁荣周期下的产出增长对就业的影响要缓和的多。Blanchard 8L Summers（1986）在观察欧洲失业问题后，甚至将产出下降的影响定义为永久的冲击，它所引发的失业率短暂上升能演变为难以消除的自然失业率的一部分，即便在经济恢复后，产出上升也很难将失业率拉回到萧条周期前的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就业回滞现象。不少学者利用单位根检验证明了就业回滞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它并不存在，分歧比较大。不管回滞现象本身是否存在，它所假设的产出波动对就业的非对称影响

图式得到了很多研究的验证。比如Burgess（1992）利用非线性自回归模型考察英国就业市场的波动情况后发现就业复苏速度确实要慢于就业下滑速度。

Campbell&Fisher（2000）指出，任何一个时点的就业波动都包括岗位创造（job creation）和毁灭（destruction）两个过程，前者与企业开张或扩张有关，后者与企业倒闭或收缩有关。结合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数据，他们发现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对于岗位创造来说，岗位毁灭的波动性要更大一些，即繁荣周期对应于呆滞的岗位创造，萧条周期对应于活跃的岗位毁灭，二者结合使繁荣周期下的就业增长速度要远小于萧条周期下的就业下降速度。这一假说与标准的实际商业周期模型发生了冲突，后者认为岗位创造和岗位毁灭的波动性应该是一样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冲突，主要是由于RBC理论没有考虑到雇佣调整成本的影响，而在Campbell&Fisher（2000）的模型中，这种影响居于核心地位。在繁荣周期，企业面临要不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决策，而创造一个新的岗位的边际成本要比工资本身高很多，因为它不仅包括创造这个岗位所付出的直接成本，还包括将来可能面临的解雇成本，所以岗位创造会比较保守。与此相反，萧条时期企业取消最后一个岗位

的边际成本要小得多，所以反应会更灵敏一些。这种雇佣调整成本的假说在早期一些文献中已经得到了验证。比如，Hamermesh（1989）发现很多企业为规避雇佣调整成本，总是力图保持雇佣规模不变。

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非对称波动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产出波动对就业数量（失业率或工时）和就业价格（工资）的影响差异上。按传统理论的假设，工时和工资都应该是逆周期的，但一项针对美国就业市场的研究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工时确实是逆周期的，但工资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逆周期性（Chris-tian，2004）。人们将这归结为风险分担型劳动合同的作用。通常人们认为，在签订劳动合同时，雇主是唯一的风险承担者，雇员是纯粹的风险规避者。但实际上，很多劳动合同都是风险共担型的。比如当经济衰退时，雇主不会轻易解聘雇员或降薪，替雇员承担了风险，但需求的下降需要每个雇员通过减少工时来保住工作机会。相反，当经济繁荣时，劳动力需求旺盛，雇员不会轻易跳槽或提出加薪的要求，替雇主分担了风险，但需求的增加需要每个雇员增加工时。类似于内部人秘密握手协议，它改变了经济波动对工时和工资两个变量的作用路径。

总的来看，人们对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认识是多元的，主流的观点是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也有非一致的一面，特别是就业波动的滞后性与非对称性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个问题上，Milas（2000）的研究或许算是一个折中说明。他以希腊为例利用VECM模型分析发现，产出与就业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在长期内，就业波动与产出波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另一方面，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很小，说明在短期内就业波动与产出波动的关联系数并不大，就业波动呈现出一定的独立性。

二、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关系的结构性差异

就业市场是由不同劳动群体、不同企业、不同部门组成，由于在禀赋特征、决策机制、要素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即使面临同样的产出波动，各单元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相应地，两个周期的波动形态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不同劳动者群体间的差异

Liu& Lee（2005）通过对美国1964-2000年的制造业

就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生产型工人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基本一致，但非生产型工人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就没有那么明显。这主要是由于两类工人在准固定性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由于诸多原因，劳动要素并不象传统理论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可变要素，而是具有一定的准固定性，而在不同类型的工人之间，这种准固定性也会存在差异。对于生产型工人来说，由于劳动投入与产出直接相关，雇佣量更容易调整，准固定性比较低。而对于非生产型工人来说，劳动投入与产出的数量关系并不明显，准固定性比较强。由于与资本之间存在相当的互补关系，即便在生产淡季，非生产型工人也不能完全按产出来线性递减，而必须保持一定的底限。所以，当面临同样的产出波动时，生产型工人的就业波动要比非生产型工人更剧烈。

Okun（1981）则从解雇成本差异的角度对上述现象作出了解释。在他看来，生产型工人的解雇成本要比非牛产型工人低，所以雇主在调整生产型工人的雇佣规模时顾虑较少，而在调整非生产型工人的雇佣规模时则要谨慎得多。纵览改革后中国经历的几次经济周期，农民工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而城镇劳动力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一致性要弱很多。按Okun

（1981）的逻辑，我们可以从二元就业制度下农民工和城镇劳动力解雇成本的差异来对上述现象做出解释。

移民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组成部分，当面临经济波动时，移民和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波动可能会呈现不同的特征。Christian（2010）以欧洲最大的移民接受国英国和德国为例考察了这个问题。将移民和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波动分解为长期趋势和周期性因素后发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移民就业的影响要强于本地劳动力，移民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基本～致，而后者则不然。但在工资波动方面，两类劳动力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差异。类似地，Lorenzo et al.（2010）以英国50岁以上劳动力为例考察了经济周期对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就业影响，结果发现男性劳动力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吻合性要大于女性劳动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般认为，低素质劳动力特别是那些较早放弃教育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的就业更易受产出波动的影响，其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吻合度要大于高素质劳动力。经济衰退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影响不仅在于当时使其面临更大的失业压力，更重要地，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

还会给他们带来追加惩罚，在扣除生产率差异的影响后，他们在就业机会和工资等方面都将面临一定的歧视。这种歧视被称作疤痕效应（scarring effect），它源自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常把就业履历作为判断劳动者生产率情况的替代变量，显然，失业经历是一个不利的信号（Raaum Roed，2006）。从这个角度讲，衰退周期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冲击不仅力度大，而且持续时间长，甚至波及终身。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Imbens&Lynch（2006）指出，如果一个地区的就业状况本来就很糟糕，那么失业履历作为低生产率指示器的信号功能就会减弱，相应地，疤痕效应以及低素质劳动力就业的受冲击时间也会缩短。

由于萧条周期下低素质劳动力更容易被挤出就业大军，高素质劳动力的比例上升，而两类劳动力的工资存在较大差距，这会引起工资统计的异化。Myck et al. （2007）以波兰就业市场为例考察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大凡萧条周期，政府的工资统计数据反而是上升的。比如，在1998 - 2002年衰退中，就业率从87.3%猛降为79.7%，而官方公布的平均工资却逆势上扬了23%。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就业向高素质、高工资劳动力的集中拉升了平均工资。这种与劳动生产率无关的因素

至少能解释工资上涨的1／4，它助推了工资数据的“虚假繁荣”。这种现象在中国也频频上演，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资数据被戏称为“被增长”。如果结合萧条周期下劳动力构成的变化，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现象，这也对未来的工资统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不同企业间的差异

Tasci&Stepanczuk（2006）发现，相对于中小企业，大企业的雇佣决策比较谨慎，产出波动所诱发的岗位创造或岗位毁灭速度比较慢，因此中小企业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吻合度要强于大企业。在美国1990年第2季度-2005年第3季度的经济周期中，人数超过1000的企业所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数只占全部新增岗位的18%，削减的就业岗位也只占全部就业岗位损失量的17.4%。Helfand et al.（2007）发现，在经济周期中两类企业在就业调整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如前所述，经济繁荣时期的就业扩张可以通过新企业的开张或生产扩张来实现；而经济衰退时期的就业萎缩也可以通过企业倒闭或生产收缩来实现。在繁荣周期大企业主要是通过生产扩张的方式来实现就业扩张，而在萧条周期它们主要是通过生产收缩的方式实现就业萎缩。小企业正好相反，繁荣周期

主要通过新企业开张的方式来实现就业扩张，而衰退周期主要通过企业倒闭的方式来实现就业萎缩。

除规模变量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对企业分类，比如，基于产权结构将企业分为劳动合作型企业（劳动管理型企业）与资本主导型企业。由于治理结构不同，产出波动对企业雇佣决策乃至就业的影响也会不同。Burdin&Andres（2009）以乌拉圭企业为例进行了比较，他发现，劳动合作型企业对产出波动的反应比较温和，而资本主导型企业比较强烈。究其原因，就在于劳动合作型企业是一种风险共担型企业，劳动供给过剩或不足的风险更容易在内部消化掉，不必象资本主导型企业那样借助外部市场来解决。一些针对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就业市场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它能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的就业损失没有民营企业那么惨重。

（三）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差异

很多研究发现，私人部门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高度吻合，而公共部门就业与经济周期的吻合度并不高，甚至反其道而行之（Quadrini，2007）。在萧条周期，由

于公共服务需求扩张，公共部门的雇佣规模大规模扩张，但到恢复阶段，公共服务需求的下降并不会带来公共部门的压缩。类似于回滞现象，人们将这种只能扩编不能缩编的现象称为棘轮效应。一般认为，导致棘轮效应的主要原因是公共部门的就业机制取决于政府意愿而非市场的内生力量。棘轮效应不仅表现为公共就业规模的向下刚性，还表现为其工资的向下刚性。在私人部门遍地哀鸿的萧条周期，棘轮效应容易强化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就业优势，在“向公共部门看齐”的想法支配下，私人部门集体谈判变得更难妥协，本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舒缓的失业压力最后只能诉诸数量调整的方式。从这个角度讲，公共部门的棘轮效应是加剧私人部门就业波动的放大器（Bellante&Porter，1998）。

这些研究对中国很有启发意义。近年来，中国的公务员集团利益不断强化，公务员岗位的稳定性、高工资、高福利已经对私人部门形成了强烈的排挤效应。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公务员工资不降反增，助推了“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的畸形现象，而私人部门已沦为鸡肋，就业承受着市场风浪与公共部门的双重荡涤，大起大落。可以说，要稳定私人部门就业就必须对公务员就业机制进行改革，使其重新回到能够反应经济周期波动形态的轨道上

三、经济周期诱发因素的就业后果比较

人们可以从不同维度对经济周期的诱发因素进行分类，比如，按影响范围将冲击源分为全局性冲击源和局部性冲击源；按作用途径将冲击源分为技术冲击、需求冲击，甚至是行为变量的冲击。由于传导机理不同，它们对就业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即便是同一诱发因素，在不同环境下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一）全局性冲击和局部性冲击的影响比较

诱发经济周期的冲击源既有全局性冲击源（common shocks）也有局部性冲击源（idiosyncraticshocks）。前者对国民经济各个单元均匀发力，如利率波动；后者只对局部单元发力，比如，地区冲击信号或产业冲击信号。那么，就业波动究竟是受全局性冲击源的支配还是局部性冲击源的支配呢？最近一项针对美国就业市场的研究表明，美国就业在总体上受局部性冲击源特别是产业冲击源的支配，它能解释就业波动的69%，而全局性冲击源只能解释31%（Malysheva&Sarte，2009）。

Hsu（2008）认为，要比较全局性冲击源和局部性冲击源的影响首先要科学地识别两类冲击源，避·免两类冲击源的交织。他利用SVAR模型的正交分解矩阵从混合冲击信号中提取纯冲击信号。与Malysheva&Sarte（2009）类似，他发现，支配台湾就业波动的主要是局部性冲击源，而不是全局性冲击源。按他的估算，一般行业的就业波动有84%是由产业内冲击造成的。这方面的最典型例子是上个世纪末台湾低端制造业的就业下滑并不是由于宏观因素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低端制造业自身鉴于成本压力向中国大陆、越南等地转移造成的。

这些观点与早期的一些文献产生了冲突。在早期的一些文献中，人们更注重全局性冲击源的影响。比如，Altonji&Ham （1990）发现加拿大就业波动的绝大部分可以从全局性冲击得到解释，其中，来自美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冲击信号可以解释2/3，加拿大自身经济增长的内部冲击信号可以解释1／4，而包括地区冲击信号和产业冲击信号在内的局部性冲击源只能解释就业波动的1/10。

缓解上述冲突的折中方案有两个：一是在不同单元（如不同地区和产业），两类冲击源的比较结果存在差

异。以美国为例，建筑业、耐用品生产部门的就业波动主要受全局性冲击信号的支配，它们对宏观经济波动敏感，但对产业自身的波动比较迟钝。而交通、采矿、教育、卫生、信息等产业的就业波动主要取决于产业内的局部冲击，它们对全局性冲击信号的反应比较迟钝（Malysheva&Sarte，2009）。从地区来看，在西南地区，局部性冲击信号特别是地区冲击信号是主导就业波动的主要因素，它能解释就业变化的60%；而在东南地区，全局性冲击信号占主导地位，它能解释就业变化的90% （Rissman，1999）。

第二种方案是随着时间窗的拉长，局部冲击信号会转化为全局性冲击信号，两类冲击的界限变得模糊，差异趋于消失。不管是产业冲击源还是区域冲击源，一旦发力，就能通过某种传导机制传递到其他部门或地区。这样，最初的局部性冲击信号很可能会演变为全局性冲击信号。就地区间的传导而言，劳动力的地区转移是主要的传导媒介（Clark，1998）；就产业间传导而言，中间投入品及产业关联性是主要的传导媒介（Kim，2006）。这些传导会带来两个后果：（1）在左右就业波动的诸多因素中，即便一开始占主导地位的是局部性冲击源，随着时间推移它也会变弱，而全局性冲击源的作

用会逐渐变强（Hsu，2008）。（2）不同部门或地区的就业终究会呈现联合波动（comovment）的特征。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不同地区间同一产业的联合波动性要强于同一地区内不同产业。这似乎说明，地区间的传导力量要强于产业间的传导力量（Carlino&Robert，2004）。

（二）技术冲击与劳动者行为变量的影响比较

实际商业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冲击是诱发经济周期的主要因素，但诱发经济周期的绝不止这一个因素，需求波动就是一个典型。近年来人们还发现，劳动者行为变量的变化也会诱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就业波动，比如工资预期提高下的离职率陡增。如果说技术冲击代表了一种劳动需求的变化信号，那么劳动者行为变量的变化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劳动供给的冲击信号。将两类冲击信号结合起来考察并进行比较，可以使分析变得更为完整。Shimer（2005）就以离职率冲击为例比较了劳动者行为变量与技术冲击信号对就业的影响。首先看技术冲击，正的技术冲击信号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提高工人的失业成本并降低企业提供岗位空缺的成本，由于岗位空缺的相对成本降低了，失业一岗位空缺的组合点将沿着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向岗位空缺增

加、失业减少的方向移动。经验研究证明，在由技术冲击所诱发的经济波动中，岗位空缺／失业的比率确实是顺周期变化的，也就是说，技术冲击是有利于减少失业的。但Shimer（2005）也指出，不要指望这种变化会有多大，因为随着空缺岗位的增多和失业的减少，工人的工资预期会提高，这反过来刺激岗位空缺的成本并遏制企业提供岗位空缺的积极性。至于离职率冲击，他认为，一个正的离职率冲击信号会导致岗位空缺的增加。由于离职行为不会触及岗位空缺与失业的相对成本，岗位空缺／失业的比例也不会变化，均衡的岗位空缺一失业的组合点将脱离贝弗里奇曲线向外移动。这说明正的离职率冲击会通过结构性失业的方式刺激失业规模。

上述文献是从离职行为的角度来比较劳动者行为变量与技术冲击的影响，这里就遇到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劳动者行为变量有很多，最起码，与离职行为相对应的还有求职行为，而在这些变量中究竟哪一类居于核心地位呢？只有找出能对就业产生核心影响的关键变量并用它来代表劳动者行为变量，与技术冲击的比较分析才有意义。显然上述文献暗含了离职行为是关键变量的假设，而这一点并不能得到确认，因为西方学者对劳动者行为变量中究竟哪一类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一直存在激烈的

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理论

2.1 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理论 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的理论包括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的起因、作用机理与机制、作用周期性、作用形式、影响范围、治理措施等多个方面。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2.1.1外生论 外生论强调经济体系外因素的变化导致经济系统要素发生相应变化，经济体制外生因素，如天体运行、气候变化、政治选举等的周期性，导致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质。 外生论包括三种理论学说。一是由英国的经济学家W·S 杰文斯主张的太阳黑子周期理论。他经过观察与研究发现农业生产的周期与太阳黑子的周期很吻合，从而认为太阳黑子的周期影响地球气候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农业生产和经济周期。作为最早的经济周期理论，它对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有比较大的影响，也因此有的学者把外生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认为是“太阳黑子”因素型经济波动1。 二是诺德豪斯（Nordhaus 1975）主张的政治周期说。他建立了政府行为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的机会主义模型。模型假设行为人包括政治党派和投票人两类人，他们的目标不一样。政治党派力图使再次当选的预期值最大化，它利用短期内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作为其制定政策的基础，其政策的制定属于典型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全部投票人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希望通过投票使其效用最大化，其效用函数取决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假设投票人不知道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菲利普斯关系，投票人只根据其达到预期与否来评估执政党的政治能力，即治理失业与通货膨胀的能力2。这种特殊的经济周期形成机制被很多党派与组织所利用，因此为理性的选民所不齿。同时这个理论也受到理性预期学派的攻击，因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学者认为所有公开的或者精确预期的政策干预都会失败，政府不会这样来影响经济，即使它打算这样做（Michael P·Niemira 1994）。 1. Michael P·Niemira , Philip A·Klein著，邱东等译，《金融与经济周期预测》，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P52； 2胡永刚，《当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03，P244；

钢结构桥梁

17 钢结构桥梁 17.1 一般规定 17.1.1 本章适用于在厂内以焊接方法制造，在工地以高强螺栓栓接或整跨安装钢桥施工。铆接钢桥的铆接工艺和全焊钢桥在工地的焊接工艺另按有关规定执行。 17.1.2 钢桥应按设计施工图制造，并应符合本规程的有关规定。如设计对制造有超出本规程的要求时，应通过协商确定。 17.1.3 设计施工图及设计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7.1.3.1 钢桥主要受力杆件的受力计算书及杆件截面的选定表； 17.1.3.2 钢桥全部杆件的设计详图、材料明细表、螺栓表； 17.1.3.3 设计、施工及安装说明； 17.1.3.4 安装构件、附属构件的设计图。 17.1.4 钢桥施工图由工厂绘制，并对设计图进行下列各项检查： 17.1.4.1 结构的外形尺寸、构造和运输条件； 17.1.4.2 杆件和零部件的标准化程度及工厂现有设备和技术条件的适应情况； 17.1.4.3 螺栓排列、焊缝布置和质量标准的合理性； 17.1.4.4 所选用的钢材品种、规格与供应的可能性； 17.1.4.5 制造数量和质量要求、发送顺序和方法。 17.1.5 钢桥施工图应包括下列各项内容： 17.1.5.1 按杆件编号绘制的施工图； 17.1.5.2 厂内试装简图； 17.1.5.3 发送杆件表； 17.1.5.4 工地拼装简图。 17.1.6 钢桥制造使用的钢材、焊接材料、涂装材料和紧固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17.1.7 进厂的原材料除应有生产厂家的出厂质量证明书外，还应按合同要求和有关现行国家标准进行检查和验收，并做好检查记录。 17.1.8 钢桥制造和检验所使用的量具、仪器、仪表等应定期由二级以上计量机构检定合格方可使用。特大桥工地用尺与工厂用尺应互相校对。 17.1.9 工地拼装设计应保证产品质量和操作方便，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7.1.9.1 钻孔样板、胎型应有足够的刚度，样板厚度不小于12mm。固定式钻孔样板(立体样板)应考虑温度变化的影响。钻孔样板制造及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钻孔套样板制造允许偏差 (1) 钻孔套内径应比钻头直径大0.1-0.2mm,特殊情况应按设计要求而定；钻孔套硬度应比钻头硬度大2－3度(洛氏)； (2) 两相邻钻孔套中心距允许偏差±0.25mm； (3) 极边钻孔套及任何对角钻孔套中心距允许偏差±0.35mm； (4) 两块孔群布置相同的样板重叠时比钻孔套内径小0.35mm的试孔器应能自由通过所有各孔。 187

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1)(DOC)

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 一、经济增长 1、经济增长的定义：在较长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 2、经济增长的阶段性：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第一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农业活动为主，产业结构单一； 第二阶段（起飞前阶段）：手工业和商业逐渐兴起，经济企业家阶层形成、金融制度开始建立）； 第三阶段（起飞阶段）：农业经济商品化；劳动力和资本流动加速，资本大量向工业集中；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带动其它产业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第四阶段（成熟阶段）：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集中，劳动力高学历、高技能化，工业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 第五阶段（高额消费阶段）：消费结构显著变化，耐用消费品需求大增、企业竞争

异常激烈、垄断倾向日趋明显，社会化生产能力超过市场需求的增长，需要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来诱导需求增长，政府调节和干预并存； 第六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科教文卫和旅游业成为推动经济新的主导部门。 3、正确认识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1）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 （2）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 一致性：高效益，必然带来高速度，比例也一般是协调的； 不一致：高速度，如果比例失调，可能是低效益、不可持续的增长； 4、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1）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投资量（资源充裕程度，中东地区和俄罗斯）、劳动量（劳动力数量和质量，日本）、生产率（投入产出效率，德国）； （2）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形成（投资及投资的外部效应）、技术进步；

浅析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的经济性

浅析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的经济性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加快，建筑行业飞速发展，而每项工程的费用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一个项目的成功，既要满足其建筑功能要求，保证项目的安全性．也要具有经济性。本文主要对建筑结构设计经济性问题和影响建筑结构设计经济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建筑结构设计经济性 Abstract: with the speeding up of the our country's economic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industry rapid development, and every project's costs become our focus of concern. A successful projects, and should not only meet the building function requirements,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project. Also want with economy. This paper mainly the structure design and structure of the building economy influence the economical efficiency of design factors were analyzed. Keywords: building structural design economy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前言

建筑活动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建筑发展构成了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动因，但在发展过程中对社会资源的消耗，又使之成为当代能源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建筑发展的可持续性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在建筑设计阶段，提升对经济性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对于促成建筑发展、步入高效、集约化轨道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建筑的结构设计的经济与否直接关系项目投资量的大小，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结构方案的选型、结构设计的参数和设计制图的精确度等。 一、对当前建筑结构设计中经济性问题的分析 我国正处于一个建筑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对建筑发展及其内涵进行重新思考的时期。目前，在建筑创作中所存在的对经济性重视不够、认识片面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归纳、分析。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不重视建筑方案的经济性研究 设计构思中，人们习惯于仅对一般的建筑功能、形式表现等进行思考；对设计方案的评价，也常常只关注其形式表现力、空间舒适度、技术先进性等方面，缺少对建筑经济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经济条件的客观分析，使得实际工程中超出经济条件而违反概、预、结算梯级制约关系的实例屡见不鲜。 （2）忽视建筑使用中的消费成本

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

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 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20 世纪70 年代早期，主要得益于卢卡斯（Lucas,1972, 1975）的学术贡献。与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和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不同，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理性预期是产生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在于行为人的预期错误。预期错误可能是由外部的不能合理预见的随机冲击引起的，如货币供给冲击、战争和粮食危机等，其中货币供给冲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冲击源，即货币增长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非预期的通货膨胀，进而引发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在政策建议方面，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完全否定了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主张利用固定规则代替相机决策。 一卢卡斯的主要观点 卢卡斯最早在《预期和货币中性》（1972）一文中提出货币周期模型，之后又在《经济周期均衡模型》（1975）一文中扩展和补充了由货币因素引发经济波动的产生、传导和消失过程。Lucas 认为，在一个众多相互分离的竞争市场内，假设生产者并没有觉察到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量，对于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如果生产者认为价格上涨是局部性的，则必须调整产出；如果生产者认为价格上涨是全局性的，则必须保持产出。生产者被迫面临如何在知道单个商品价格变化的基础上对总价格水平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判 断的问题，这就是不完全信息假设的体现。一种可能的识别情形是将其视作两种情况共同作用的结果，组合的比例取决于过去的价格波动的均值和方差。若以往的价格比较稳定，则当前的价格变化会更多地视作局部性的；若以往的价格起伏较大，则当前的价格变化会更多地视作全局性的，这就是市场上价格信号的提取过程。然而，在不完全信息情形下，总会有一部分生产者不能准确预测到价格是全局性上涨，而采取调整产出的行动。所以一般价格水平的提高对总量经济的影响，本质上与相对价格的提高对单个生产者的影响一样，都能引起产出、就业和投资等宏观变量同方向的运动。但这只是暂时的，人们一旦发现价格上涨是由总需求变化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就会调整各自预期。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生产者很容易纠正预测中的系统性偏差，这个过程不需要

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09-07-21 遏制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目标。单单控制通货膨胀并不过分困难，困难的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又不遏制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其他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在理性上，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和币值的稳定，扩大就业，应当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的。一般而言，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作为对经济增长的扰动因素，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相统一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或过慢增长给社会再生产带来的种种严重弊端，全面持续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但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物价稳定是有一定的矛盾的。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为：失业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即经济增长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经济增长率下降，则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即高经济增长率一般伴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会大量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而推动物价大幅度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如果降低速度过快，虽然价格可能趋于稳定，但同样会带来问题；一方面会减少供给，另一方面许多企业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部分职工生活失去保障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再一方面，物价上升，特别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会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为物价大幅度上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都有很大的危害，国家会采取紧缩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紧缩速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甚至出现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虽然由于经济运行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超前或滞后的关系，或者在一段时间内相关关系不显著，但这一规律仍然起作用。 分析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并找到一条既抑制通货膨胀，又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扩大就业的途径，对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基础，难以为继。从2003年到2006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依次为10.0%、10.1%、10.4%、10.7%。200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延续了2003年以来两位数加速增长的势头，经济繁荣期不断延长。但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是投资增长型经济，经济增长仍主要靠投资来支撑，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占较大比重。2007年上半年，我国GDP总值106768亿元，同比增长11.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4168亿元，同比增长25.9%。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此外，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由于得到政府财力支持相对较少而建设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起点，没有适当规模的投资，经济就不可能发展。但是我国的问题常常出现在投资需求过旺，规模过大上。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可以引起基础产品特别是投资品价格的上涨，并最终传导到其他产品的价格上。加之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瓶颈产业的推波助澜，短缺现象严重，促使价格进一步上涨。而一旦控制投资增速过度，又极易引起明显的经济增长幅度下滑，失业人数增长，市场价格总水平下降等经济萧条现象。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同时进入“高增长期”和“高成本期”。高增长需要不断的更高的投入，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速度型的，即以高投入、高消耗换来较高的产出，经济增长越来越受

第四章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第四章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一、导言：有关经济波动的一些事实 理解造成总量波动的来源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核心目标。本章主要介绍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来源和性质的主要理论。通过对美国经季节性调整后的真实GDP 分析得出：第一个事实是，经济波动没有表现出任何规律性的或周期性形式（由于产出的变动不规则，因而现代宏观经济学一般都不试图将波动解释为由不同时间长度组成的确定性周期，想识别出有的基钦周期（3年）、朱格拉周期（10年）、库兹涅茨周期（20年）及康德拉耶夫周期（50年）的努力通常被认为是徒劳的。普遍的观点是，不同类型和大小的扰动，以随机的时间间隔来影响经济，这些扰动继而传递给整个经济。在这一点上，主要宏观经济学派的差别在于他们对扰动和传递机制的假设不同；第二个事实是，产出各个组成部分的波动程度不一（存货投资平均只占GDP中一个极小的比例，它在衰退时的波动却几乎占GDP下降的一半）；第三个事实，涉及产出变动的不对称性：产出在较长的时间内稍高于其通常路径，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远低于其通常路径。第四个事实是，二战前后的产出波动的特征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剔除对二战前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传统估计存在重大的偏差）；最后，失业率的变动一般小于产出变动。 二、波动理论 瓦尔拉斯模型，即一个没有任何外部性、不对称信息、市场缺失、或其他不完善性的竞争性模型来理解总量波动。拉姆齐模型是瓦尔拉斯总量经济基本模型。本章是对拉姆齐模型的一个扩展，纳入总量波动：1、存在一个扰动来源，如果没有冲击，该模型将收敛于一条平衡增长路径，然后平衡增长。强调对经济中的技术冲击，即生产函数在各个时期的变动，以及政府购买冲击，这两种冲击代表真实扰动：技术冲击改变既定数量的投入品所产生的产出，而政府购买冲击改变既定生产水平条件下私人经济可利用的商品量。——RBC模型。2、考虑就业的变动。通过使家庭效用不仅取决于家庭消费，而且取决于家庭工作量，从而

股票市场的周期性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

股票市场的周期性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 一、引言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我国股市结构、制度不断进行调整。 从根本上讲，股票市场的运作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是相当一致的。经济周期决定股票市场的价格区间，而股票市场价格总体方向性变化反映了经济周期的更替。宏观经济的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四个阶段不断轮换，这种周期性变化直接导致了股票市场的牛熊市周期性转换；与此同时，股票市场的运行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宏观经济，股票市场的周期性变化也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股票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二、理论基础 1.股票定价理论。 传统的股票价格理论以单只股票或股票整体市场的价格为对象，研究股票购买能够获得的红利、利息和资本利得等。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将统计学运用于证券投资，产生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套利定价模型等数理统计模型。 (1)资本资产定价(CAPM)模型。用Ri表示股票(组合)i的预期收益率，Rm为市场组合的预期收益率，Rf为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βi表示股票(组合)i收益率变动对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动的敏感度，εi为随机干扰项。CAPM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Ri=Rf+βi(Rm-Rf)+εi 在股票定价中，那些只影响该只股票的方差而不影响该股票与股票市场组合的协方差的因素在定价中不起作用，对定价唯一起作用的是该股票的β系数，也即非系统性在股票的定价中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系统性风险，这是CAPM的核心思想。 (2)套利定价理论试图以多个变量去解释资产的预期报酬率。套利定价理论认为经济体系中，有些风险都是无法经由多元化投资加以分散，例如通货膨胀或国民所得的变动等系统性风险。套利定价理论以收益率形成过程的多因子模型为基础，认为证券收益率与一组因子线性相关，这组因子代表证券收益率的一些基本因素。事实上，当收益率通过单一因子(市场组合)形成时，将会发现套利定价理论形成了一种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相同的关系。因此，套利定价理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广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方法，来理解市场中的风险与收益率间的均衡关系。套利定价理论与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学的理论基础。 2.经济周期理论

钢桥与钢混桥的比较

钢桥与钢筋混凝土桥的比较 1.经济性：看单项造价，全钢结构相当于混凝土结构的2倍左右，钢筋混 凝土则为混凝土的1．5倍。但桥梁的成本最终算的是综合成本。有专家研究过，同跨径钢桥与混凝土桥比，粗略计算初期投入高10%，但经过精确计算，随着跨径的增加，钢桥比混凝土桥的投入还可以降低，最低可降低到6%。从全寿命的成本看，钢桥一般使用寿命更长。如果使用过程中，没有过分的损坏、过分的超限超载破坏，钢桥一般使用寿命，可以达到100年，而混凝土桥梁一般在50年。所以，从全寿命周期的成本看，钢桥的经济性更好。 2.力学性能：钢桥强度高，重量轻，跨越能力强；韧性、延性好，可提高 抗震性能。钢筋混凝土桥强度较低，重量重，跨越能力较弱；韧性、延性都不如钢桥，抗震性能较差。 3.环保性：如果按照全寿命周期看，每平方米面积的桥梁，混凝土结构的 能耗是214万千焦，碳排放平均为。而钢结构的能耗是196万千焦，碳排放平均为，低于混凝土。钢桥施工时大大减少了砂、石、灰的用量，所用的材料主要是绿色，100%回收或降解的材料，在桥梁拆除时，大部分材料可以再用或降解，不会造成垃圾。混凝土的构造物，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废料回收很困难，是建筑垃圾。 4.安装与运输：钢结构构件在工厂制作，减少现场工作量，缩短施工工期， 符合产业化要求。钢结构制造的单元化及自重轻的特点便于构件的运输和安装 5.施工：钢桥施工工期短。钢结构可在工厂提前加工，施工现场占地面积

小，具有更快的架设速度和更低的施工成本。而混凝土桥以现场施工为主，工期也较长。混凝土结构施工工序复杂，周期较长，且受季节和气候的影响较大。 6.抗震性能：由于钢材具有良好的塑性和韧性，在地震作用下通过结构的 变形能大幅耗散能量，从而提高了钢结构桥梁的抗震性能。在多震、高烈度地震区，抗震性能更好的钢桥优势更加明显。 7.耐火、耐腐蚀性：钢筋混凝土桥的耐火、耐腐蚀性均优于钢桥。

经济增长与就业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 通过表 2.1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对比关系，自1978 年以来我国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是相对较弱的，虽然经济的发展保持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但是就业增长的变化在30 年间并未与高速的经济增长保持一致。主要表现在：1.在1978-1989 年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平均达到了9.6%，平均就业增长为2.96%，从各年的数据来看，经济增长和就业基本保持了大致的波动幅度，尤其是1984 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了15.2%是该时期的最高值，同时，就业增长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3.79%，说明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经济发展的就业拉动效应是明显的。 2.在1990-1999 年期间，经济增长依然强劲达到平均9.7%，然而在九十年代的平均就业率下降为 1.09%，在这个时期，经济的增长呈现的是先急速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趋势，而就业的增加十分有限几乎保持水平的趋势。例如在1992 至1995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率均超过10%，然而同时期的就业增长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就业增长率仅仅维持在1%左右，说明在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开始变得微弱。 3.2000 年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十年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6%，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增加，从十年间的数据可以看出，就业的增长徘徊在0.5%左右，始终没有突破或超越改革开放之初的就业增速。可见，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加，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通过以上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呈现不一致的趋势，经济的发展带来就业效应有限，最近十年间的促进效应在逐渐减弱。尤其在我国就业人口持续增长的今天，虽然经济的总量增长一直保持良好的态势，然而带动的就业增长率及其微小，因而未能更好的促进就业总量的相应增长。 2.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进 产业结构是就业的载体，产业结构和就业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反映在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变动上来。从我国三次产业产值和实际的就业情况来看，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是很明显的，就业结构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出现相应变动。根据表 2.2 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 总体上，从产值构成的变动趋势来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构成由1978 年的28.2：47.9：23.9 演变到2010 年10.1：46.8：43.1，第一产业的产值构成明显下降，三十年间下降了18.1 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比重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增加了19.2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则是在波动中的微调，在整个产值结构的变动中并不明显。从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来看，与产业结构的变动相对应，我国的就业结构的变化主要出现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相互转换：三十年来，第一产业的就业构成下降了33.8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则增加了21.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增加弥补了其间的差额。通过将就业构成与产值构成的变化相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就业结构的转化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化。以2006 年为例，当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结构只有11.1%，但它所承担了近乎全部就业的一半，第二产业产值结构重高达47.9%，而它只容纳了略强于1/4 的就业量。在目前的状况下，只有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大致接近，并且，第三产业扩张就业的能力一直是不断增强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既是产业结构转化过程，也是就业结构的转化过程。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各个产业的构成比重与相应的就业结构都会由第一产业占绝对比重，向第二产业转化，并最终形成以第三产业为支撑的增长格局。因此，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生产资源产业间配置的转化过程，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和从业人员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将占居绝对优势。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就业结构转变严重滞后的原因之一在于产业

经济周期理论

CH 10 经济周期理论 一、对经济周期理论的回顾 1．太阳黑子理论：杰文斯（英）

2．雨量说：亨利·穆尔（美国） 3．政治周期说：卡莱斯基（波）政治力量的对比、竞选周期等 4．创新理论：熊彼特（奥） 1939年美籍奥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一书中提出。 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创新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和分析，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即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熊彼特提出了经济周期运动的理论。 熊彼特认为分析经济周期可分为“纯模式”或“二阶段模式”分析和“四阶段模式”分析两个步骤，前者是排除了外来因素干扰的纯理论分析，后者的分析以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为基础。 在“纯模式”中，熊彼特假定：在“创新”之前经济处于静态均衡，企业的支出等于收入，没有利息和利润。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的重组，企业家为获得超额利润（新产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之间的价值差额）而努力创新，当创新浪潮出现时，社会上对银行信用和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扩大，从而引起经济高涨。当创新扩展时，竞争使商品价格趋于下跌，盈利机会减少，银行信用收缩，于是

经济周期理论 学派观点总结 经济波动

第1 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 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主要得益于卢卡斯（Lucas,1972, 1975）的学术贡献。与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和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不同，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理性预期是产生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在于行为人的预期错误。预期错误可能是由外部的不能合理预见的随机冲击引起的，如货币供给冲击、战争和粮食危机等，其中货币供给冲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冲击源，即货币增长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非预期的通货膨胀，进而引发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在政策建议方面，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完全否定了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主张利用固定规则代替相机决策。 一卢卡斯的主要观点 卢卡斯最早在《预期和货币中性》（1972）一文中提出货币周期模型，之后又在《经济周期均衡模型》（1975）一文中扩展和补充了由货币因素引发经济波动的产生、传导和消失过程。Lucas 认为，在一个众多相互分离的竞争市场内，假设生产者并没有觉察到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量，对于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如果生产者认为价格上涨是局部性的，则必须调整产出；如果生产者认为价格上涨是全局性的，则必须保持产出。生产者被迫面临如何在知道单个商品价格变化的基础上对总价格水平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的问题，这就是不完全信息假设的体现。一种可能的识别情形是将其视作两种情况共同作用的结果，组合的比例取决于过去的价格波动的均值和方差。若以往的价格比较稳定，则当前的价格变化会更多地视作局部性的；若以往的价格起伏较大，则当前的价格变化会更多地视作全局性的，这就是市场上价格信号的提取过程。然而，在不完全信息情形下，总会有一部分生产者不能准确预测到价格是全局性上涨，而采取调整产出的行动。所以一般价格水平的提高对总量经济的影响，本质上与相对价格的提高对单个生产者的影响一样，都能引起产出、就业和投资等宏观变量同方向的运动。但这只是暂时的，人们一旦发现价格上涨是由总需求变化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就会

钢结构桥梁施工及质量检测要点

钢结构桥梁施工及质量检测要点 摘要: 众所周知，钢结构工程因其跨度大，利用空间大，施工速度快，经济且实用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跨度较大的建筑物上。它对设计以及施工的质量要求都非常高，钢结构设计时要严格控制误差，尤其是累计误差。而为了保证设计目标得以实现，施工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在这里我想简单的谈谈关于钢结构桥梁施工的施工工艺，施工质量以及是施工控制。 关键词： 钢结构桥梁、参数控制、质量验收、损坏原因。 前言：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的机动车的保有量也不断上升以及城市交通的大规模建设，我国钢结构桥梁建设仍然存在着数量不足，布局不均衡，管理力度不够，景观效果欠佳等问题。在钢结构桥梁领域，日本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下图是东京的彩虹桥，无论是满足交通功能还是美化城市环境，都可以作为东京的一张城市名片。所以，作为设计人员，我们也应该在设计上有所突破，施工单位严格控制质量关，为人民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交通环境。 一、钢结构施工特点的分析 钢结构施工时间短，用于施工的钢结构构件可以是工厂化生产，现场安装。我们都知道，现代社会都是以人为本的年代，无论是建筑还是桥梁方面的施工，安全控制是施工控制的主要内容。由于钢结构工程结构性能好，自重轻，施工速度快，大量的钢结构工业厂房，住宅小区,高层建筑，桥梁相继出现，由于钢结构在建筑领域的广泛应用，施工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工程结构的安全，如何控制施工质量已经引起业内人士的重视，因此，桥梁建筑对钢结构施工质量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全焊接钢结构施工质量控制，我们认为制作阶段的监理工作非常重要，要充分重视，像土建工程监理一样，要做好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对各工序，各分项工程都要检查，并且要及时而认真，严格而到位，因为钢结构的产品出现一点误差就有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要避免那种放松工厂制作过程监理，仅靠钢构件完成后进场验收的错误工作方式。对制作单位距离桥梁的施工现场比较远时候更加要注意。否侧将造成钢构件因为不符合要求返工而耽误工期，加之桥面现场的作业条件一般比工厂要恶劣许多，施工周期比在工厂内拉的更长，所以把所有能在工厂加工的工作都在工厂完成，到现场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的关系

经济增长中的就业变动问题研究 -以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 田小宝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 张一名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战略发展研究室副主任 李永捷四川省成都市就业局局长 经济增长与一国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工业化早期，各国都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粗放型增长期，体现“要素积累—集约管理—知识创新”的演变路径；产业结构经历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变化过程。从中国的实际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世界上是一个奇迹，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年均8%-9%的高速度增长，但是近年来，就业增长的速度却趋于缓慢。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切实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才能促进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其最终目的是提高就业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本论文以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为例，分析成都市在经济总量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其就业数量、就业结构与就业质量变化的情况。从中得到的结论是：成都市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为充分就业的实现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就业政策的实施为充分就业提供了制度环境；城乡统筹比较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也为成都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长期可靠的保障。 一、经济总量的提高与就业数量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源动力，更是促进就业增长、吸纳劳动力的根本。有关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问题，迄今为止，以增长促进就业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奥肯法则”，即失业率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反向变动。该法则被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经历所证实，并被我国长期奉为追求GDP高增长的主要依据。然而目前尴尬的是，中国的高增长并未带来应有的高就业。这种情况并非传统理论能解释，理论来源于各国发展实践，而中国面临的人口、区域关系、体制转型、经济结构的复杂性是举世无双的，因此成都市的就业情况也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成都市经济增长与就业存在不一致的现象，“七五”时期GDP 年均增长率为7.4%，同时期就业总量年均增长率为 2.64%，而同时期就业弹性系数为0.36;“八五”时期GDP年均增长率为16.04%, 同时期就业总量年均增长率为 1.33%,同时期就业弹性系数为0.08; “九五”时期GDP年均增长率为10.82%，同时期就业总量年均增长率为-1.03%, 同时期就业弹性系-0.09；“十五”时期GDP年均增长率为13.26%，同时期就业总量年均增长率为 2.24%，同时期就业弹性系数为0.17，可见经济增长与就业并不总是存在同向的因果关系，这其中固然有体制转轨的原因，但也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 对成都市经济增长数量和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成都市的有效就业和经济增长在短期可能表现为非一致性，但就长期而言，经济增长和有效就业表现出协同变化的一致趋势。据相关数据显示，成都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从业人员也在不断增加（见图1）。因此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图1：

深究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pdf

经济周期这个曾经被视为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存在的经济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和宏观经济调控中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经济波动的规律，对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况 经济周期是国民经济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不断交替的运动，具体包括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用以反映国民经济在动态的增长中运行的起伏状态。它通常分为古典型周期和增长型周期两类。古典型周期是指经济总量水平的周期波动，也就是产量绝对值指标的波动；而增长型周期是指依经济增长率上升或下降而定义的经济周期波动，表现为增长态势下速度的加快与放慢。 经济周期按时间长度可分为四种类型：（1）短周期，即基钦周期，平均长度约40个月（3－5年）。（2）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平均长度8－10年。（3）中长周期，即库兹涅茨周期，平均长度15－25年。（4）长周期，即康德拉耶夫周期，平均长度50年左右。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6年，第二阶段从1977年到2000年。下面对改革前后这两个阶段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状态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从波动的深度看，改革前五个周期波动以古典型为主，波谷平均值为－6.4％，总的呈现为古典型；改革后四个周期的深度平均为6.2％，波动转变为增长型。谷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抗衰退力。 第二，从波动的高度看，改革前各周期以高峰型为主，波峰平均值达16.9％，总的呈现为高峰型（波峰年份经济增长率大于或等于15％即为高峰型）；改革后波峰平均值为13.2％，总的呈现为中峰型（10％－15％）。峰位的下降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扩张的盲目性。 第三，从波动的幅度看，改革前各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3.4％，为强幅型；改革后平均振幅是6.95％为中幅型。波峰的显著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增强。 第四，从波动的平均位势看，改革前波位平均为5.8％，属中位型；改革后平均波位是9.3％，属高位型。波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第五，从波动的扩张长度看，改革前各周期的扩张长度平均为2.2年，改革后为2.5年，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扩张期有了更强的持续性。 根据以上定量分析与比较，可把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征概括为：谷位深、峰位高、振幅大、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即“大起大落”；而改革后则可概括为：谷位上升、峰位下降、振幅减小、平均位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即在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改革前后的变化可以总概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这就充分表明，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在改革后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周期的解释多种多样，它们从不同方面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做出了说明。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中存在引起波动的内在力量；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波动不过是随机的和未预期到大冲击的结果；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波动主要归结为错误导向的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新凯恩斯主义者把波动看作来源于经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原因，不过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内在特征扩大了一些这样的干扰，并使其作用持续存在。 应该说，经济周期的形成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地强调起源动力而忽略系统影响，强调冲击因素而忽略传导机制，是无助于正确理解经济周期波动的。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区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从内在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两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内在传导机制是指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特性所导致的对冲击的反应。这是一种内部缓冲机制或自我调节机制，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内生性”。一般来看，经济周期波动是大工业生产与大规模投资相互推动机制和供求约束机制这两种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过程。大工业的巨大扩张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它与大规模投资紧密相连。一方面，它既为大规模投资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建立与发展又反映了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又是引起大工业生产急剧扩张的重要动因。因此，大工业生产和大规模投资两者的相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首要原因。同时，经济周期波动还与大工业的扩张力所遇阻力密切相关，这种阻力是由供求平衡状况形成的，或来自市场需求约束方面，或来自资源供给约束方面。因此，供求平衡约束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另一个物质性的原因。 外在冲击机制，是指系统外的冲击通过系统内部传导而发生的经济活动，对来源于外生变量的自发性变化，可以是随机的或是周期的。外在冲击主要包括：货币供给性冲击；以投资和消费、财政和货币需求性的实际需求冲击；由于农业重大自然灾害或石油供应等而导致的实际供给冲击；体制变动冲击；国际政治和经济冲击等。 外在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初始原因，内在传导则是系统内部对冲击的自我响应和调整。几乎所有的外在冲击都要通过内在机制而最终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因此，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原因来自于经济体系内所特有的推动力和抑制力。内在传导机制决定着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决定着经济周期的基本形态，而外在冲击只是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分析 一、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特征 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因此深入地认识它们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其中:ut是当期失业率,ut-1是上期失业率,是实际增长率,是潜在增长率。 它也可以表示为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与产出缺口(即实际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的关系,如式(2): 其中y是实际产出,y*是潜在产出。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如何呢?由于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我们对中国1979-2007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实证分析结果 ut-ut-1 =0.0045×gt - 0.1428 (0.161)(-0.510) r2=0.0013(-0.0486);s.e=0.3997;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回归模型系数下面括号内的值是该系数的t统计量。 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城镇失业率之间都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因此,从中国的统计数据来看,现有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关系的论断与中国的实际很不一致。 我们认为中国的失业数据的确可能存在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断定真实的失业数据能满足奥肯法则。另外,该方法在潜在产出水平的估计上值得商榷,因为潜在产出的估计需要假定一个自然失业率,但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是什么,是多少都不好解决。如果假定它为城镇的非加速通货膨胀时的失业率,那么在既定的城镇失业率下,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而使产出增加,是潜在产出的增加,还是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如果通过估算农村的隐性失业率而得出一个总的失业率,那么自1979年以来,该失业率基本处于单边下降的过程,那如何知道什么时候实际失业率偏离了自然失业率呢?所以我们认为用该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并不合理。 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与现有理论的不一致,不是现有理论本身的逻辑有问题,而可能是现有理论假设前提在中国不适应。因此,要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必须将现有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 二、形成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原因 如前所述,虽然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但就业却并未与之相应增长,而是出现了就业率下降的局势,虽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体制转轨就是带来大批农村和城市失业队伍的重要原因之一。原有体制下我国农村的过剩的劳动力在户籍制度的掩护下一直没有显现出来,呈隐性失业状态,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户籍制度的淡出,农业富余劳动力开始显现,而城市过去在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下也掩盖了失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富余人员分离出来成为了现实的失业人口,农村和市场的两支失业队伍加在一起就大大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 此外,造成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内生性的,如: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就业率的相对下降。一方面,有些传统产业已不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逐渐走向衰落,从而出现失业增加的局面;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向基础产业和基础

结构设计的经济性措施

结构设计的经济性措施1 建筑体型 2 结构计算 2.1 整体计算指标控制 2.2 重力荷载 2.2.1 重力荷载的计算要点 2.2.1 重力荷载标准值控制范围 2.3 基本自振周期 3 结构材料 3.1 钢筋 3.2 混凝土 4 结构构件设计 4.1 楼板设计 4.2 梁设计 4.3 墙柱设计 4.4 基础及地下室设计 5 高层住宅经济性指标参考

1 建筑体型 多层建筑一般是竖向重力荷载起主导作用，而对于高层建筑，如何抵抗水平荷载则是首要问题。建筑物的体型对抗风、抗震的影响非常大，好的体型决定了建筑物抗风、抗震的上限，合理的计算和构造只是去接近这个上限。在建筑方案阶段，结构工程师的重要工作就是要说服建筑师采用较为规整的体型。 抗震设计时，平面不利于抗震的体型有凹凸过大、细腰和角部重叠形、楼板开大洞等；立面不利于抗震的体型有头重脚轻、h形立面等。 抗风设计时，要控制建筑物体型的光滑程度。圆形、椭圆形是最佳体型，方形切角，整个平面没有直角或锐角也是比较好的体型。建筑外表面要尽量避免装饰性的突起，尽量光滑。 2 结构计算 2.1 整体计算指标控制 结构整体计算需要控制的指标有：位移比、周期比、刚度比、层间受剪承载力比、剪重比、刚重比、层间位移角、轴压比等。结构计算要让所有参数满足规范要求，但为了经济性又不能远远超过标准值，整个建模计算过程需要结构设计人员不停的尝试、不停的纠错，在整体指标“通过计算”和“经济合理”之间找到契合点。 2.2 重力荷载计算 重力荷载一般由4部分组成：①结构自重；②楼、底面粉刷、吊顶自重，屋面找坡、防水、保温层等自重；③填充墙及门窗自重；④使用活荷载。结构设计时候应建立两个清楚的概念： （1）轻。尽量采用轻质、高强的建筑材料，减轻自重； （2）准。重力荷载的计算牵一发动全身，它的准确计算，关系到建筑物的实际安全度的准确控制，也关系到结构设计的经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