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中庸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探析

孔子中庸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探析

崔日韦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中庸是孔子思想范畴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贯穿于孔子思想体系的始终。中庸精神赋予了孔子的仁、礼等思想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透过中庸精神,孔子天人贯通的圣人气象得以呈现。孔子的中庸精神在两千余载后仍值得我们细细体味并付诸实践。

关键词:孔子;中庸;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080(2007)03-0043-02

一、中庸的内涵

“中庸”一词始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虽然“中庸”一词在《论语》二十篇、一万一千言中仅出现了一次,盖孔子思“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故罕言中庸,但中庸之道却彰显于《论语》的字里行间。窃以为中庸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执两用中。“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孔子称赞舜能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而用中庸之道去引导人们,这也是舜能够成圣的原因。“大知”的圣贤待人处事能不偏不倚,不枉不纵,无过不及,而取其中。“不及”固然是不好的,但是“过”亦不足取。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过”和“不及”都偏离了中道,故两者都不可取。为了恪守中道,就要反对两个极端,而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论语》中诠显中庸思想的语言比比皆是,又如子夏为宰于莒父而问政于孔子,“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处理事情怠慢拖拉不行,过于求快亦是很有害的,要成就大事就要执守“中庸之道”,不快不慢,恰到好处,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再如:“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和“文”是为两个极端,朴实超过文采就显得粗野,文采超过朴实就显得虚浮,文采和朴实搭配恰当,这才是“中庸之道”。

2.和而不同。《国语·郑语》记载,周幽王时期的大夫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大夫晏婴发挥了史伯的观点,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孔子发展完善了史伯以来关于“和”与“同”的思想,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的思想。“和”是指不同事物、不同见解的和谐与统一,君子以道义为原则,能虚心听取别人的忠言,热心纠正他人的错误意见,重公尚义,从而求得相互和谐一致。“同”是指无原则的认同,小人以私利当头,因此不能与他人的思想观点交融,也就不能达到和谐相处的境界。

3.权变时中。“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中庸之道虽然是天下之达道与真理,但它也并非一成不变,君子能够对中庸之理时时省察,应时制宜,做到随时而异,适中不偏,言行处处符合中道。“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孔子认为,现实生活中符合中庸之道十全十美之人是很少的,那就要结交狂放激进和洁身自好的人,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可供我们学习借鉴。现实生活中的孔子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说:“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公冶长》)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并赞扬甯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身处乱世就要清静自守,保全自身免遭刑戮,如《周易·系辞下》所言“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然后才能厚积薄发,在有道之邦将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施展出来。孟子认为孔子达到了“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之境界,故称赞他为“圣之时者”。

二、中庸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其时,周朝式微,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季氏旅于泰山”(《论语·八佾》)等事情时有发生,使孔子不由地发出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的感慨。孔子满怀着浓郁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终日乾乾,孜孜不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不馁精神积极入世。是故北宋五子之一张横渠由衷称赞道:“仲尼犹天,九五飞龙在天’,其致一也。”(《正蒙·大易篇》)为恢复周礼,孔子开创出“仁”学体系,作为“礼”的理论基础,使内在之“仁”与外在之“礼”、内圣与外王渐次合一。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仁”,“仁”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爱人”,一个人的爱人之心要从小开始培养,年少时在家里就要对自己的父母兄弟行以“孝悌”,长大后进入社会就要对他人行以“忠恕之道”。“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仁”的另外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要“修己”:“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回》)“为仁”就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君子应该通过“修己”,将自身的德性修养外化为富国醇民的功业,渐次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孔子认为,要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理想状态,其必由之路正是“中庸”之道。此即是说,要正确和谐地把握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存在着一个如何把握“度”的问题,怎样才能最好、最快地实现预定目标,孔子以“中庸”之道解决了这个难题。“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在这里,“中庸”是一个最高的、终极的道德评判者。作为最高道德准则的仁,存在着一个仁得合适与否的程度问题,“中庸”精神为其最佳答案,凡合乎中庸原则的就是正当的、合适的,否则就是不正当的、不合适的。其次,“中庸”对仁、义、礼都有制约作用。天、人和宇宙万物之间的最高和谐,亦即天人贯通合一,是“中庸”思想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现实生活中的孔子也是谨奉“中庸之道”的,“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此即圣人所呈现的恢宏中和而不著痕迹之气象,亦是中庸思想在孔子伟大人格上的生动体现。

三、中庸思想的现代意义

“中庸”之道的实质就是要追求人际关系的最高和谐,“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是人际关系的最为理想状态,即是在承认双方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彼此皆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使双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从而谋求双赢局面的实现。放眼寰球,虽然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旋律,但是局部冲突与战争依然此起彼伏。有的国家为一己之私发动不义之战,有的国家民族内部因为信仰差异而互相杀戮不已,致使难民成群,苍生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文精神与理性价值在不觉之辈的妄举下遭到摧残和泯灭,而中庸之道恰是最好的解救之策。中国哲学的精髓就在于天人相贯互通,人与大宇宙一体无隔,是故中庸之道不仅可以用于处理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还可以应用于人与自然之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人类对自然不加节制地一味索取,已开始自食恶果,并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骤然而至,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已经受到威胁,这就再次彰显出浸润着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切的中庸精神之弥足珍贵之处。

参考文献:

[1]颜炳罡.四书通解[M].济南:学苑出版社,1999.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An Analysis of Confucius’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Its Modern Value

Cui Wei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Doctrine of the Mean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oncept in Confucius’thought category .Such thought as

Goodness and Li of Confucius can fetch boundless life and vigor from it. Through The Doctrine of Mean, Confucius’

character charm as a great man takes appearance. Doctrine of the Mean is still valuable afte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which are worthy to be comprehended and practiced by us.

Key words:Confucius; Doctrine of the Mean; modern value

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执两用中”与“尽善尽美” ——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云南大学韩扬文 众所周知，“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观点之一。《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将“中庸”作为至高的道德，因此后代的儒家还专门写了《中庸》，来阐发这种至德。《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西汉时被收入《礼记》，后来朱熹又将这篇文章抽取出来，独立为《四书》之一。可见，对于历代儒家以及儒学研究者而言，“中庸”都是一个重要的范畴。 “中庸”，郑玄训为“中用”，大概的意思是折中、用中，无过，也无不及。这种思想反对极端主义，认为凡事做得不到位或者过了头都有危险之虞。《中庸》进一步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说为政要善于把握对立的两端，在两端之间找出一个可用的正确之点。（中者，正也。也有正确、适宜的意思。）这种“执两用中”的说法，更明确地提出了“用中”的前提——“执两”。“执两”是指要“把握两端”，也就是说，在“用中”之前，对于该事物的正反两极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掌握它们。这样，才可以找到其中的正确之点。否则，这个“中”就是抽象的，先验的，是不可把握的。 在“执两”之前，还有一个隐藏的前提之前提，就是对事物要有反思，如果没有反思，就去盲目实践，必定无法找到正确之点。《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儒家的这种勤于反省的精神是他们得出一切结论的根源，是他们能够审察时弊、提出治国之术的前提。那么，“执两用中”之所依靠的也就是这种内省的精神。 当然，“中庸”也好，“执两用中”也好，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一个“中”字，儒家试图以这种方法来寻求事物的正确、平衡之点。这个“中点”不是指数学中线段的“中点”，不是绝对居中的，而是可变动的，否则，“中庸”就有形而上学之嫌。但是，这种方法论说起来似乎简单清楚，但在理解上却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 这些可能的问题包括：“执两用中”的“中”的活动范围究竟是什么？虽然我们已经说，“中”不一定在两端的正中间，但是它是在两端之间的某处呢，还是也可以在两端？如果可以包括两端，那么是仅仅在某一端呢，还是既可以在这一端，又可以在那一端？如果它既可以在这里，又可以在那里，那么这个“中”的存在又依靠什么来进行判断呢？还有，是只有儒家持这种中庸观念，还是其他哲学流派也有这种思想呢？如果另外的哲学流派也有中庸的思想，那么他们所指的“中”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如果不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另外，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待中庸思想呢？ 让我们分三种情况来讨论儒家的“执两用中”。第一种，正确之点不在两极而在中间某处的；第二种，正确之点在两极而可变动的；第三种，正确之点在两极且不可变动的。 第一种情况大致符合人们对于“执两用中”的一般理解，这种情况相对后两者最容易被接受。因为按照生活经验我们知道，生活并不总是太好，也不总是太坏，因此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则，在绝对P和绝对非P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行事方法，这是符合日常逻辑的。 如“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没有简单地说一切从简，而是赞同为政者存心要严肃庄重（存心不简），但行政要从简的方式；不同意存心简陋，行政也简陋的方式。可见，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所找到的正确之点是在两极中的某处，这就是“执两用中”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

论孔子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意义.doc

论孔子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意义- 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

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知识讲解

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 意义

孔子教育思想中的道德教育对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一、立志有恒 孔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应该以个人现在物质生活为满足，还应有将来精神上的更高要求，这就是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的理想和尽自己的义务。他在教育学生如何对待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立足于现在而面向将来，确定志向，树立人生的目的和理想，作为个人努力方向。 认为“立志”是重要的起点，但要坚持和实现其志向，并不是容易的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少年有志，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才立，可见立志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关键。确立志向后，又经过长期不懈地学习、修养，使之思想、感情和行为，达到道德的高度自觉与"不逾矩"的境界，表明了道德教育的终身性、长期性和阶段性。孔子教育学生“志于仁”。“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他要求学生以“仁”指导日常的道德行为，坚持道德信仰而不动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篇）要求君子在吃一顿饭的瞬间也不要离开仁德，在匆忙紧迫的情况下也不要离开仁德，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也不要离开仁德。他要求学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对仁德和理想要笃信，要好学，要坚守，并用生命去捍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即要求君子仁人，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要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他认为志向和理想甚至比个人生命都还重要。 孔子在教育学生对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追求更高精神生活，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而在物质享受方面，则不宜要求太高太多，物质享受方面要求多了，相反地会妨碍精神境界的提高。 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练，志向方能坚守。孔子在教育学生对待志向的确立与坚守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重视持之以恒与百折不挠的意志锻炼。这也可以说是立志过程的最后与最高的阶段。 今天,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但是在学生中越来越多的出现盲目攀比爱慕虚荣的现象，许多学生已经把立志忘掉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更需要成长在改革开放富

孔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影响及启示

孔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影响及启示 Company number：【WTUT-WT88Y-W8BBGB-BWYTT-19998】

孔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影响及启示 [内容摘要]：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克已内省、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也对现代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代的教育改革中，有不少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孔子的教育思想为基础的。目前国际上针对特殊教育所提出的全纳教育、个别化教育等教育理念，都可以在孔子的思想中找到影子。可见孔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影响之大。 [关键字]：孔子教育思想现代教育影响及启示 孔子不仅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理论政治家，还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曾经被评为世界最着名的文化名人之一。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学生，积累的丰富教学经验，形成的博大精深，独具风采的教育思想，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宝贵遗产 ,虽历经两千多年历史的冲刷和淘洗仍然拥有其勃勃的生命力。可以说，中国文化发展所有的本质和精髓，都可以在孔子这里寻找到根源。他的教育思想，对我们现今的教育实践（特别是素质教育）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对现代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现在就让我们了解孔子一些主要的教育思想，顺便谈谈孔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影响及启示。(孔子的教育思想很多，这里主要讲的是现代教育中比较提倡的，得到实践，并产生重要影响的。) 一、孔子的教育思想： (一)、站在教育者的角度： 1、有教无类:即让平民子弟也能接受教育,促进社会发展

孔子中庸思想内在逻辑

孔子中庸思想内在逻辑 一、尚中：中庸的逻辑起点 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2]（先进）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 ，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 又如：“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子路）“中行”，即中道之人。孔子认为，得不到合乎中道之人和他交往，不得已而求其次，也一定要交到激进的人或狷介的人。因为激进的人一意向前，狷介的人也不肯做坏事。可见，孔子选才或交友的理想标准也是“中”，不得已才求其次。 “中”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雍也）“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A，犹犬羊之A。’”棘子成，卫国大夫。“A”即皮革。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 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2]（泰伯）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4]（P105）“好勇而不安分”就是孔子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有类于孔子所谓的“直而无礼”[2]（泰伯）。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根源却是一个：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雍也）。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惋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 事实上，孔子本人也正是以“中”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其曰：“吾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2]（子罕）“两端”，或谓指“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5](p26)或谓指“事情的两个方面”。[6](p160)总之“叩其两端”是孔子在认识事物、获取知识、解疑释惑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方法，其核心即为“用其中”。就道德修养和行为修养的层面说，孔子“用其中”的具体体现则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毋意”，不悬空揣测。“毋必”，不绝对肯定。“毋固”，不拘泥固执。“毋我”，不唯我独是。“子绝四”，则是指孔子没有“意”、“必”、“固”、“ 我”四种毛病。[4](p87- 88)在这里，“四毋”的核心仍是“中”。这种思维观念、行为原则，或许可以谓之“允执其中”。这说明，对于传统文化持“因、损、益”态度的理性主义大师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是持完全赞成的态度的。 二、时中：中庸的内在本质 如果说“尚中”是传统观念，为孔子所继承，并成为其“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那么“时中”则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是其“中庸”思想的逻辑展开。 与“中”一样，“时”也是一种起源甚古的观念。早在尧帝时，就曾“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7]（尧典）。孔子一向重视“时”，其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学而）强调“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不但治国，就连说话，孔子也是“时然后言”[2]（宪问），并主张“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8]（二三子）。不但说话，就连看到飞鸟，孔子也不免“时哉时哉”之叹：“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2]（乡党）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务时。”[8]（二三子） 孔子的贡献在于，将“时”与“中”联系起来，形成了“时中”的观念：“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4]（中庸章句）“时中”，即“随时以处中”，用《论语》所记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2]（微子）这段话，记载了孔子对那个时代公认的几位贤人的评论和比较。透过这种评论和比较，孔子说明了自己与

孔子仁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仁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摘要：孔子仁学思想以道德个人主义为支点，倡导一种以生命契合为主要特征的人际伦理，追求一种以社会和谐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社会政治秩序;孔子的仁人君子教育在政治领域引发了一场由血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仕的制度革命;在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制度创新和文化重建的历史任务，从孔子仁学思想中汲取智慧，仍然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不二选择。 《论语》言“仁”者五十有八章，“仁”字凡百有六见。据考证，孔子之前，已经有人偶尔使用过“人二”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爱，但只是孔子才赋予“仁”以全新的文化内涵。《论语》文本中“仁”的含义大致可以分成为以下几层: (l)“仁”首先是一种足以使人诚服的人格魅力。孔子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这种“仁为己任”，对自己所选定的人生目标坚定不移，倾 其毕生而追求之的精神;这种面对生与死的抉择，无求“生以害仁”，只求“杀身成仁”的豪迈气概，不是着实让人心醉神迷吗?因此，“仁”便是一种足以让人为之诚服的崇高，所以《论语》是一种将合换心的征服，因而是一种人格美的展示，是一种爱的艺术的实践。 孔子认为:统治的哲学虽然可以说是征服的哲学，但是好的统治者绝不应该用武力去强迫人民接受他的统治，而应该以爱为武器，用自己的人格之美去征服民心，让人民心悦诚服地追随自己。因此我们说，孔子之“仁”首先是一种人格的力量，一种高尚品德对他人和社会的感化和征服作用。 (2)“仁”倡导一种道德个人主义。孔子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雍也》)。这里孔子将“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确立为基本的道德原则，这种道德原则介乎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之间，强调一种在移情式理解基础之上的人际互爱。孔子又强调“为仁由己”，指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这是一种由道德自律达于心灵自由的义务伦理。在孔子那里，个人不是向外寻求相对他人(物)的自由，而是向内寻求相对于自己的自主，即人格的独立和道德的自主。人只有实现在道德上的自主，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自己的理由，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把孔子的道德主张称为“道德个人主义”。由孔子仁学所开出的道德自律，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自律是存在着根本差异的，因为西方的道德自律是一种上帝绝对命令的内化，而仁学的道德自律完全由自己的本心开出，所以仁学对人们道德觉悟的要求似乎更高。(3)“仁”是孔子匡时济世之良方。孔子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同时还是那种具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精神，勇于靠自己的亲身奋斗去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实践家。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他需要培养一批不但能够理解并拥护他的政治主张，而且愿终生为之奋斗的“志士仁人”。为此，他“有教无类”，以教为业，以“六艺”授人，且整理国故，“删正六经”，开了中国教育与学术民间化的先河。孔子所要培养的，是那些能够按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去改造社会，匡扶正义，营造社会仁爱精神的济世之才。孔子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仁人君子”，即他要把他的弟子们培养成那种具有“仁者爱人”、“泛爱众”的人格情操，同时又具有为实现“天下归仁”而奋斗的“志士”，这些被称之为“君子”的志士们“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无终食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4)“仁”是一种人生修为之方法。孔子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微子》);仁人君子者“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也”(《里仁》)。要求君子须以诚信待人，以恭敬律己。同时还必须摆脱物欲的束缚，故“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里仁》);于是“饭疏食饮水，曲胧

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子教育思想中的道德教育对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一、立志有恒 孔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应该以个人现在物质生活为满足，还应有将来精神上的更高要求，这就是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的理想和尽自己的义务。他在教育学生如何对待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立足于现在而面向将来，确定志向,树立人生的目的和理想,作为个人努力方向。 认为“立志”是重要的起点,但要坚持和实现其志向,并不是容易的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少年有志,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才立，可见立志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关键。确立志向后，又经过长期不懈地学习、修养，使之思想、感情和行为，达到道德的高度自觉与"不逾矩＂的境界,表明了道德教育的终身性、长期性和阶段性。孔子教育学生“志于仁”。“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他要求学生以“仁”指导日常的道德行为,坚持道德信仰而不动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篇)要求君子在吃一顿饭的瞬间也不要离开仁德，在匆忙紧迫的情况下也不要离开仁德,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也不要离开仁德。他要求学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对仁德和理想要笃信，要好学,要坚守，并用生命去捍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即要求君子仁人,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要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他认为志向和理想甚至比个人生命都还重要。 孔子在教育学生对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追求更高精神生活,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而在物质享受方面,则不宜要求太高太多，物质享受方面要求多了，相反地会妨碍精神境界的提高。 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练，志向方能坚守。孔子在教育学生对待志向的确立与坚守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重视持之以恒与百折不挠的意志锻炼。这也可以说是立志过程的最后与最高的阶段。 今天,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但是在学生中越来越多的出现盲目攀比爱慕虚荣的现象，许多学生已经把立志忘掉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更需要成长在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学生们学习,必须要学生立志、坚守,百折不挠的进行意志锻炼,关注自己的思想道德境界。学生应象松柏一样经得起严寒,“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学生应当把自己的意志锻炼得坚贞不移,“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总之,志向的确立和坚守,决定于个人信仰和主观努力，是精神性的、内在的,不是依靠外力强制可以改变的。我们今天不能以孔子的志向为志向，但是他这种强调立志的思想，他主张道德教育要解决确立志向的经验，却值得我们吸取。 二、克已内省 在人与人交往的关系中，有一个如何对待自己和如何对待别人的问题，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孔子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主张重在严格要求自己，约束和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道德规范，他把这称之为“克已”。 孔子所说的“道”,指的是道使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具有某种客观的性质和内容；孔子所说的“德”，指的是内心的情感和信念，属于主观方面的东西。孔子在处理客观的“道”与主观的“德”的关系时,重视积极开展主观的思想分析活动，强调自觉地进行思想监督，便遵循客观的“道”成为内在的自觉要求，而不受外来强加的限制,他把这种主观的思想活动，称之为内省。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是复礼的基本条件,不能克制自己,也就不能使自己的言论行为符合客观的“道”;只有克制自己,才能使自己的言行回复到“礼”的道德规范上来。“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所谓“求诸已”，也就是遇事反躬自问，严格要求自己,随时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礼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对自身厚责，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对别人薄责，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增加矛盾，且会缓和和消除矛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制自己包括同情之心待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自己不想得到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自己不要痛苦和麻烦,也不要把这种痛苦和麻烦加到别人身上。“攻其恶，无攻人之恶”,即对自身的缺点错误要勇于批评,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宽容谅解；能自我批评,承担责任，与别人的关系也就容易相处。 孔子主张把克己、求诸已的原则,贯彻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他说：“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思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不患人之已知，患其不能也”,“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所有这些,都着重在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当自己没有能够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时,要多检查自己的道德精神和学问水平，而不要责怪别人；如果自己的道德精神、学问能力的条件不够,就应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己,创造必须的条件，进而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境界。 内省是靠自觉性来监督的,不自觉就难于真正进行内在的自我反省。孔子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别人好的道德品质，虚心学习，向他看齐;见别人不好的品德表现，就要联系自己，反省检查,引以为戒。“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是说要开展主观的思想分析，见

孔子的中庸之道

《孔子的中庸之道》 一、中庸的起源 “中庸”的看法起源于上古的时代。我们看《尚书》的《周书》里面，周武王向殷代的遗臣箕子请教国事，箕子提出九条大法，“洪范九畴”，其中就有所谓的“中道”的思想。“皇极”它是讲正直为主要，有刚有柔，相互调剂的中正的思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洪范》）讲这样一个中平的、中正的中庸之道，正直的政治哲学。所谓的“极”，它就是一个大房子中间的一个大梁，房屋中间的最高、最中、最重、最正的东西，它引申为一个中正平直的一个标准。春秋末期，孔老夫子对“中庸”的思想大大地加以推进。 乡下上梁的时候要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梁就是房屋的最正、最中、最重、最大、最主要的物件，它也是一个标准，老百姓家都非常看重这一点。你如果坐在直升飞机上看北京的古城，你看从天坛到紫禁城到皇陵，它是在一条中轴线上，古城是一个中庸、平和的、是对称的，这是一个建筑美学，是城市规划的美学，实际上很多有名的城市都是这样。大家可能也看到一些考古资料，辽阳的辽河流域，有一个古代四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的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祭祀上天，他有一个遗存，他有祭坛，相当于北京的天坛。可见我们这个民族，它的审美，它对世界、宇宙的看法，它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对称、非常中正。有一条主轴，有对称性的这样一个结构，这可能是最稳定的结构，也是最美的一个结构。这就是所谓的中庸。 二、孔子对中庸的解释 孔子主张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是一个“其至矣乎”，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修养的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但也是可及的。中庸的第二意思，它是一个方法。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和方法，处理各种事务的一个方法，或者叫方法学。中庸的“中”就是中正的“中”。 中庸的“庸”字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平凡，很平常； 第二个意思：庸者不易也，庸是一个原则，不要轻易变化的一个原则；

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指导意义

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指导意义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一生中教育成就最为显著。他在长期从事教育和教学的活动中，积累和总结了大量的经验，为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从以下两方面来探讨一下他的教育思想： 一、受教育者 （一）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有权受教育．因而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当官的资格。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了其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培养“贤才”和官吏，以实现其政治思想。在教育的对象问题上，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有教无类”的本义是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的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还欲居“九夷”施教，就说明了后一点。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而平民教育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实质。

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论。“性相近”说明了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习相远”又说明了实施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人皆可以通过教育成才成德的”的认识，孔子才作出了“有教无类”的决断。 “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培养目标（学而优则仕） 在培养目标上，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很显然，孔子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具有丰富的知识，具备外在的气质，内外统一，从而达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如何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呢？孔子认为可以这样去做：“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本人不但身体健壮，而且多才多艺，喜歌乐舞，自身也是一个十分注重全面发展的人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可见，教道

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儒家思想，经过后人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发展，延续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的信仰；是早期的礼制的规范和规则；是历史长河中每个人心中对自己以及家庭和国家信仰的图腾。显而易见，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时对当今的教育思想仍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个字，“仁”。“仁”是一种价值观，它既是家庭的关系，又是社会的政治关系。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则可以看做是，教育学生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出身自一个贵族家庭，因此他的生活他的教育思想是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息息相关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的这段话集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做官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那他就可以去学习礼乐等治国安邦的知识；学习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他就可以去做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在此之前，只有王公贵族的胄子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的百姓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有教无类”是孔子对当时教育体制招生对象的革命，从此，无论贫贱，无论职业，无论阶级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孔子提出儒学的初期，因为那个兵荒马乱纷争的年代，与孔子仁政的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并没有得到诸侯的认可。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呼声下，华丽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三纲五常”等等思想深得统治者们的欢心，儒学思想此时正好为统治阶级对于加强集权统治和君主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认可从思想根源上抓住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并为其后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也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拥有了国家观念以及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的信念，这比西欧最早的民族国家早了十多个世纪。这是这种强烈的民族统一观念，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中国人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然而历史在不断前进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的口号已经成了封建王朝的断壁残垣下的尘埃。我们走进了大学的伊甸园，在这里似渴地汲取着不同的思想，分门别类的科技知识。我们以为孔子和茫茫历史长河中那些知名人物一样，只成为了教科书中的几颗字眼，或者是偶尔矗立在某处风霜雨雪中的一尊雕像，再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当然不是，孔子曰，学而不厌，孔子曰，温故知新，孔子曰，诲人不倦，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提倡出来的教育思想告诉我们如何去学习，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孔子教育我们，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重师长，为人谦虚谨慎、讲究诚信，胸怀博爱之心，对仁者特别亲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做到以上为人的基本要求时，再去学习知识。孔子首先强调：做人与读书，做人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行而无学文，但不可学文而无行。在行有余力的基础上，再去学习知

中庸思想及其对中庸感悟

中庸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率性之谓道”,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治儒家之道，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的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 中庸之道就是忠恕之道 《中庸》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合于“中庸之道”。 《中庸》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须好“三达德”，实行“五达道”，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所谓“五达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处理这五方面关系的准则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五达道”的实行,要靠“三达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达德”,达到中庸的境界，就要靠“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努力进行主观心性的养成，以达到“至诚”的境界。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程序，并强调“择善而固执之”的勤奋不懈精神。它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必有的过程。它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为学程序与顽强的学习精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中庸 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 这一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其主题思想、理论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原则、检验标准、知行方法、重要途径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反映在《中庸》的三十三章之中。简述如下。1．主题思想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这一主题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庸》第一章。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天命之谓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善良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原则去进行修治。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远，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自我教育贯穿于人一生之中，人们一刻也离不开自我教育。要将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过程，就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精神。这种精神就叫做慎独。也就是说，在自己一人独处的情况下，别人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听不见自己的言语，自己也能谨慎地进行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监督。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揭示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出了自我教育目标的重大意义。“致中心，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歌颂达到自我教育的理想目标后的无量功德，也就是具备至仁、至善、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中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致中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 宋朝临江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时也对中庸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庸之德至矣，而其义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义；以戒惧谨独，明执中之道；以中和，明体用之一贯；

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1、教育对象“有教无类”。除在当时打破“学在官府”局面而使文化下移，促进士阶层兴起外，今天的义务教育也与之不无联系。 2、教育作用于社会和培养人。今天于此尚有偏差，圣人先见何等高明！ 3、教育目的培养“士”。辩证地看“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既有重大意义也有引起偏差理解的副作用。 4、教育内容“文、行、忠、信”。“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既重德育又不薄智育。加工整理补充修订“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紧扣“文、行、忠、信”施教。其于礼仪之邦的深刻影响举世公认。作为当今教育工作者不能不认真领会。辩证地看待，孔子的教育思想确有自相矛盾之处，如鄙视生产劳动等实际知识，又囿于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贫乏，忽视思辨知识和能力培养，缺乏充分的哲学思辨气息。这也可以说与死板教条教学有一定的源流关系。 5、道德教育四原则： （1）立志有恒当代教育应于此认真反思，实施“挫折教育”。中日夏令营中的“较量”发人深省。养尊处优，好逸恶劳，玩物丧志，“不知好歹”的状况令人忧虑。 （2）克己内省当代教育，包括教师在内，很缺乏此种精神，为人师表意识淡漠；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盲目自负，以己之长比人之短，以人之过掩饰自己之过。当然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孔子思想带来的消极一面；要培养学生胆大心细，发展个性，有主见又能理解别人。（3）改过迁善要敢于认错勇于改过，切忌文过饰非。怎样看待教师自身的不足，最好的方法就是勇于正视，努力学习，敢于自责。 （4）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对于教育工作者尤其不可忽视，教师言不由衷学生还不会理解，其负面效应特强。 6、教与学主张八原理： （1）勤于学习，广于见闻当代教育，既应教导学生，更应要求教师自己，即“群体观”，摆正教师群体中个人位置，取长补短才大有裨益。 （2）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师生都应学而时习，培养温故知新，用教改新名词谓之“反刍”和“迁移”，要防死记硬背，纸上谈兵，要注重培养的是牢固掌握知识，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3）学思并重，以学为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4）学以致用，言行相符当今教育也存在学用分离的问题，比如语文教师写不好文章，说不好话（结巴、不畅、不规范、口头禅），学生识读、书写水平低，会背条条不会应用等等。 （5）虚心求学，奋发不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师成为教书匠，往往就是缺乏奋发不息的求学精神，故作玄妙，装得神秘，实际又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使自身渐渐老化、僵化、退化。 （6）启发思维，举一反三当今教改强调的就是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自学；语文单元教学重在举一反三，实现纵横迁移。 （7）因材施教，从实际出发备课要备学校、备教师、备学生、备教材。照本宣科，满堂灌实际是惰性的表现。学生观“天生其人必有才”。 （8）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要认真领会“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为人师表须有强烈的角色意识，当然另一方面也应培养学生“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独立人格意识。

孔子的思想及其意义

孔子的思想及其意义 孔子，名丘，字仲尼。排行老二，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曾任鲁国司寇，后周游列国。晚年又收徒讲学，弟子相传有三千人。其学说以仁为核心，而“仁”的执行又要以“礼”为规范。政治上提出“正名”的主张，提倡德治和教化。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首创私人讲学的风气。自汉以后，经过不断补充和改造，他的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影响极大。著作有《论语》。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

子世家》。 孔子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重大的影响。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仁"、"礼"为中心内容的规范和治术,突出道德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孔子所表达的政治理想是美好的,但提出的规范和治术均不切合实际,无实用价值.其要害在于孔子对人的行为规律缺乏基本的认识,其政治学说遂成为无的之矢.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以保护人为基点，首先关注人的生命与生存。“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十分同情百姓，反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季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法家以待狗马禽兽之心态引导民众的物质欲望为君所用，孔子则敬民如神，“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强调“教之”。

更需注意的是，在关心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强调人的尊严，关注人格的培育，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由上可见，仅仅打破等级封闭，还不能作为政治上进步与落后的最后标准，还要看怎样打破，是在人的价值的肯定与提高中打破，还是以退化与落后为代价打破。孔子的思想属于前者，所以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层次更高一畴。孔子对旧等级不仅仅是削弱，更有新的建设主张。他主张在传统君臣父子框架之外，另设精神境界等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里，“君子”、“小人”是不同等级，但这等级却与血缘、官品无关。“君子”者不必是贵族、高官，“小人”者未必是贫寒无势的百姓，一切以道德修养水平为准。孔子精神等级的设立，冲击了旧的等级框架，

11、论《中庸》的夫妇之道

论《中庸》的夫妇之道 苏明 人道之本，始于夫妇；夫妇之隅，乃家庭之基，乃见人类之源和人伦之始。常言道，家道立则人道全，人道全则国家兴，国家兴则天下治，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家和万事兴”。是故，自古以来，人们对夫妇和谐相处、构建和谐家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儒家把夫妇关系列为三纲之一，对夫妇之道予以高度的重视，认为夫妇之道不仅是人伦之始，而且与天地同德，具有某种神圣的特征。为此《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天地人为一体，这也是中国古文明最为伟大之处，所以在夫妇之道方面，赋予了天理、天道的责任与义务。 一、夫妇之道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最直接的体现 道是中国古代本体论的一个哲学范畴，其定义是对“形而下”有形之器物相状描述抽象概况之后而形成的“形而上”的理性概念。是宇宙的本源和规律。“道”的内涵由阴阳构成，阴阳既是宇宙的本源，又是宇宙的规律，故而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命题。中国古代哲学观把阴阳看成道，是因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存在着阴与阳既相互吸引又排斥，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盾又和谐的关系。也就是说，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均受阴阳规律的制约，所以阴阳又是古代哲学的内核。“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是从“道以阴阳”生成论角度对道本源演绎出来的一套概念体系的描述。当这个概念体系的描述以阴阳这对“形而上”理性思维对象转化为“形而下者”象征对应万事万物情状的时候，阴与阳的基本元素便具有规律性的变化而形成了宇宙创生的大原则和大规范，并且贯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之中，成为广大无边、无所不包的“恒道”和“大道”。这个“大道”统贯天、地、人三者，构成三才之道，即天道、地道和人道。天体运动变化和规律为天道，地上万物生长变化规律为地道，人类社会活动的规则和伦常为人道，天、地、人三者在具体内容所指向虽有区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周易》对此有所诠释：“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阴与阳、柔与刚、仁与义三者都是对立统一体，从气的角度叫阴阳，从属性的角度叫刚柔，从德性叫仁义。其实，仁与义、柔与刚乃是受阴阳形成的，均受阴阳规律的约束，阴阳作为从万事万物的普遍对象概括出来的二基本元素，其本身就涵盖了表示事物属性、功能、品德的抽象意义和表达事物本质规律的道理。就天而言，日为阳、月为阴，就地而言，山为阳、水为阴，就人而言，男为阳、女为阴。由此看来，与社会现象的人类同样赋予了阴阳二基本元素的实质含义。夫妇是顺应人欲之道的自然选择的男女关系的缔结，是自然秩序的结果，人类的这种“有自然法而产生的男与女的结合”，我们把它叫做婚姻。夫妇关系的形成，即是“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这两句话都有一个“愿”字，“愿”是愿望、憧憬、含有喜悦之情。《周易》有一卦叫“咸卦”，给我们描述了男女感应的动态过程，该卦上艮下泽，大象为山上有泽，山在下承载泽，泽在上滋润山，上下感应，阴阳交合，表达了一种和平融洽的动态关系。从属性取象而言，艮为少男，兑为少女，少男谦恭有礼追求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