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文学上海_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陈惠芬
内容提要 近十年来描写上海的作品,构成了“文学上海”的文化现象。有关的描写以“纪实”与“虚构”的方式,将“既有”的城市经验与个人“传奇”结合起来,提供了人们想象上海的“依据”,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人们的想象。有关作品的“历史感”并没还原出一个“实存”的上海,而对“上海神话”的迷恋则阻隔了对于未来真正丰富有力的想象。 20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未来上海的城市记忆中,想必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年代。在这一时刻里,上海不仅以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再度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而且孜孜以求着自我身份的建构。上海的城市身份建构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成了一个迫切而显要的问题,不仅是因为上海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一个现代都市,至今不过百多年的历史,所积累的经验不足,而且在于,其时的上海,正处于一个“空前绝后”的转型时期。“空前”在于,长期的封闭造成了城市在物质和“气质”上的匮乏,都市的经验和灵氛几近于湮没;“绝后”乃是,从“大上海沉没”到重新进行结构性调整,虽然向“国际化大都市”攀升的目标已定,而其间的“缺口”与引发的“震荡”却不谓不大,“兴奋”的同时,迷茫和焦灼也不请自来,正在为之努力和付出代价的未来是怎样的?上海这张昔日的旧船票还能否赶上时代的新航班?都是未知的“后事”,认同的问题因此凸现出来。按照心理学的说法,“认同”就是解决“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问
题,是对自我“生存的方向性和连续性”①
的
清晰的主观意识,是必需的自我和社会心理
统一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是怎样实现或寻求这种“统一”的呢?
班纳迪克?安德森说,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有赖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催生。在一个有效的时空范围内,虽然人们未曾谋面,但某种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却仍可以通过传播媒介———特别是想象性的如“小说”与“报纸”这样的“文艺”方式构建出来②。哈贝马斯也曾认为,18世纪英国民众讨论甚至参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事务的公共领域得到空前的发展,而文学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一时期被看作是早期现代英格兰文化的形成时期,其时,全社会正“忙于全面的构建———从民族国家……到文学市场和商品文化,到
交通要道和现代主体”③
。某种意义而言,这也为认识“文学上海”提供了一个角度。
(一)
90年代描写上海的文学大都不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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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写起,而是“时光倒流”式的追念
。
对某一段消失的历史中繁华景象的追寻占据大部分篇幅:
这个长故事要从旧上海开始说起。
繁华如星河灿烂的上海,迷沉如鸦片香
的上海,被太平洋战争的滚滚烈焰逼进
着的上海,对酒当歌、醉生梦死的上
海。那个乱世中的上海,到了现在人的
心中,已经包含了许多意义,抱着英雄
梦,想象自己一生的人,在那里面看到
了壮怀激烈的革命;生活化的人,在里
面看到了盛宣怀华丽的大客厅和阳光灿
烂的大浴室;向往西方的人,在里面看
到了美国丝袜,法国香水,外国学堂,
俄国芭蕾舞;就是街头小混混,也在里
面找到了黄金荣桂子飘香的中国式大园
子……
一个新音乐制作人,曾在淮海路街口摇着他那一头长发说“上海的三十年
代好啊,那时候,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
人,想要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去
做。
……
我们的这个长故事,就是开始在如今是如此时髦的年代里。
这是陈丹燕《张可女士》④一文的开头,她意图通过这样的表述显示人物所具的历史感,以及作品本身对当今“如此时髦的年代”的疏离。而《上海的风花雪月》从“上海法国城”一路追溯到“1931’S咖啡馆”、外滩的三轮车、张爱玲的公寓,几乎“囊括”和“复活”了如今正变得时髦的年代的一切“有意味”的“内容”。事实上,在有关老上海的怀旧中,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等“三部曲”并非始作俑者,1996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即已出版了素素的《前世今生》,这本小书某种程度上开了以文学的方式重写“上海繁华”的先河,而《上海
的风花雪月》却是最具“时代”效应的。出版方曾将它的畅销归结为“幽雅的外表,略带感伤、怀旧的内容和轻松流畅的笔调”,而对于陈丹燕来说,或许并非仅是出于“时髦”,而确有某种“生命感”的投入。她曾多次说到“断裂”和“匮乏”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在最近出版的《木已成舟》中,她这样表达:“在我成长的时代,中国的门和窗全都被关死”,“有时候我想,就是因为我这样长大,才会……如此热衷吧”,说的是如何把漫长岁月中接触到的有关欧洲的碎片,“一点一点修补成了精神的故乡”⑤,移来说明她对昔日上海的热情也同样是合适的。作为城市的“外来户”⑥,陈丹燕对上海曾有着双重的匮乏感,一是她“荒凉”的青春岁月也正是上海处于封闭的年代,二是因为“外来”的“革命家庭”,虽然作为城市的“征服者”,却不能不感到和既定“社区”的隔膜。杨东平曾比较“大军入城”的不同,进入北京的军队干部或其他新移民大都以“大院”为聚集地,而上海的南下干部则分散在传统的居民社区里⑦。南下上海的干部分散地进入的社区,大都是有着昔日繁华感痕迹的“优雅”社区。在这样的区域里,“本土”与“外来”、不同阶层、文化乃至阶级间的“较量”往往表现得复杂而暧昧。“外来”的“革命者”无疑有着政治乃至物质上的优势,而“既定的社区”似乎也秉持有一份“与身俱来”的“优越”。“悠久”的历史、“繁华”的底蕴,虽并不形成与外来的“对抗”,却足以构成“距离”,给初来乍到者以“文化之根悬浮”的压抑感。
然而,陈丹燕对于“匮乏”的反应并非只具个人成长史的意义,毋宁说她的敏感和渴望,将群体、一代人的遭际与当下的社会心理“突出”地呈示出来了,唯其如此,其作品才畅销一时,类似的描写也才风行一时。昔日上海作为“繁华”的代名词,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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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状况引起了一些
研究者的注意和批评,认为历史上的上海其实是一个多面体,将目光只是定格于二三十年代以及繁华的大马路、老洋房、咖啡馆,不免将上海片面化了。而在我看来,值得注意的,或许主要的还不在于,在这样的“注目”中,上海的历史是否被简化或片面的处理了,而是它刻意制造出的那种“历史感”和其中的“寄寓”。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忆”,“文学上海”中的有关描写却大都采取了“纪实”的手法,且越来越“较真”。如果说素素的《前世今生》对晚清妓女、上海女学生、女明星以及摩登太太们时尚生活的“纪实”还不过是“纸上得来”,来自某些老上海历史/轶闻、掌故的“散文化”,而到了《上海的风花雪月》等作品中,则衍化成了某种“现场”的“寻访”。恰如一些推介文字所言:“陈丹燕以一个探寻者和怀旧者的姿态徜徉于上海的百年历史中,寻访散落在街巷中的历史遗迹”,“在张爱玲、张学良、颜文梁等历史名人住过的老房子里,遥想他们的人生往事,慨叹于无尽的世事沧桑
……”⑧
;陈丹燕自己也说:“这本书写得比较辛苦,从1993年开始,到1998年的春节后结束,总也有四年之久,为了这本书的写作,请教了多少人,采访了多少人……已不
太能够一一回想起来。”⑨
在晚近出版的程乃珊的《上海探戈》里,作者更是凭借着“老上海后裔”的身份,信心十足地挖掘和“复活”着一个被历史的烟尘掩埋的“如假包换”的“真上海”。作者在“前言”中这样交待:“为了令这本书更具魅力,我四下寻觅有关老上海的生活旧相片。历经‘文革’,我家的私人相片本几尽毁灭,好在香港的亲友家尚存一些旧照片,另外,承蒙我的忘年交、美藉华裔二战退伍军人吉米钟慷慨借出许多他珍贵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前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将军的儿媳余墨卿女士也借出她珍藏的‘文革’中劫后余生的照片
……”⑩
。而现居香港的某上海作家的《豪门旧梦》则被冠以了“一个上海老克拉的回忆” λ?。“亲临现场”的采访,“前朝人物”老照片的佐证,“上海老克拉”身份的出示,无非都是为了“历史感”的营造,以示其“真”和“栩栩如生”。
然而,按照詹明信对怀旧电影的分析,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重要症候,怀旧就其本质而言,是作为“对于我们失去的历史性,以及我们生活过正在经验的历史的可
能性,积极营造出来的一个征状”
λω,简言之,也就是历史感匮乏的表现。那么,有关上海繁华的描写,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的“真实”再现呢?说起来,相关的描写似都有着某些可追寻的遗迹,有名有姓的人物,音容宛在的照片和富有象征的纪念物……以至存活于今的证人,然而,证人和纪念物的存在同时也提示着它所纪念的人和物/事的消失。唯其“斯人”已逝,追忆才成为可能。事实上,相关的描写在努力营造出一种历史的“真实感”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裂解着这一历史的“在场”:
真正经历了十里洋场的上海老人,住在老公寓里,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牙医
生,下午三点在瘸了一条腿的小圆桌上慢慢喝一杯奶茶、吃用茶泡软的沙利文小圆饼干的老人,却笑了一下说:“70年代的人,用什么来怀旧呢?他们又知道什么?”八十岁了的永安公司郭家小姐,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在30年代开着自己的美国汽车的上海名媛,在她桌布老化发硬了的小圆桌前,摇着一头如雪的白发,说:“那个时代早就结束了,
不会再来了。”
λξ甚至昔日的三轮车夫也认为,“从前”已不可再现。站在外滩的东风饭店前,重操“旧业”为人踏车兜风的老人对车上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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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说:“从前这里是最高级的地方呢,上海最有钞票的人去开销的地方,出出进进的全都是头面人物啊。”当车上的人说:“那,你现在高兴了,想去就去”,老人却说:“有什么好高兴的,进去的是那个地方,可不一样了啊。从前是什么气派……” λψ这里有着对于旧上海繁华的近乎神话般的迷恋,即便是在一个昔日的受压迫者的头脑里;而正是这种“迷恋”,宣告了“再现”的虚幻。
那么,明知历史的“不可复现”,却努力“纪实”出一种历史的“在场”感,其中有着怎样的认同的危机和吊诡呢?
对于“在场”的希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感“匮乏”的必然反应。如同一个弗洛依德意义上的“游戏”,对于“永失的母爱”———母体(子宫)曾有的温暖和安全感的永远的失去,需要以一种象征的方法“找回”,才能获得心灵的安宁,所以“所有的故事都讲述一个俄狄浦斯情结:重回母亲子宫”。而按照拉康的说法:“故事起源于匮乏,故事中必定有某种事物丧失或者不在,这样叙述才能展开;如果每件事物都原封不动,那就没有故事可讲。这种丧失是令人痛苦的,但是它也令人激动。欲望是被我们无法完全占有的事物刺激起来的,这是故事给人满足的原因之一。” λζ上海曾经的匮乏似也需要一种繁华的“重现”与“在场”来“弥补”;而正是在这里,显出了时代和相关描写的一个深深的悖论:一方面,匮乏和“断裂”被认为是上海历史上的一个明显的“诅咒” λ{,由于“断裂”,上海的繁华、现代性被打断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昔日的繁华是一个有着不可言说的神秘的超时空存在,是不能被任何力量摧毁的,一旦需要,就能重新找回。这一悖论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的认同困难:究竟何种才是“真确”的“史实”呢?
“在场”也是消费主义的要求。鲍德里
亚认为,“消费的定义,不在我们所消化的食物,所穿的衣服,也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影像和讯息的享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记号的操控活动” λ|。记号的操控有赖于感性/“在场”的中介,事实上,在怀旧向消费时尚的发展中,历史的“在场”感始终是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老上海怀旧酒吧里摆满了各种旧日的物件,虽然其中的钟表已经停走,电话亦不能使用,一切只是“摆设”而已,而对意义的“表达”却不可或缺。“文学上海”中,“在场”感也是市场操控的重要手段,“纪实”则是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上述“上海老克拉”的一篇由“听来的故事”写成的作品,被某报以“纪实作品”的名义赫然刊登在“大众阅读”版上 λ},似“稍能”说明“纪实”与“消费”的关系。作者在“题记”中写道:“这则故事是我听来的,讲述的人说内容完全真实,是他的亲身经历。他讲述时已无法确切地说清楚事情是发生在哪一年,只说是‘八一三’事变之前的几年里,那便该是30年代的初期,那时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有趣的是,这篇讲述一群已然失去了尊贵的白俄贵族,如何在异国他乡的上海以“化装舞会”的方式“重现”昔日繁华的作品,在证实着“东方巴黎”的魅力和无奇不有的同时,无意中却成了历史感“匮乏”的象喻:没有比“化装舞会”更恰切地“表征”出“历史感”的匮乏了。
对“在场”或“历史感”的追求并非真是为了“时光倒流”地回到过去。“怀旧要求‘现在是有某种缺陷感的感觉’”,它同时是在一个线性的时间概念的环境中,“现在被看作是某一个过去的产物,是一个将要获得的未来”,因而它常常发生在“社会被看作是一个从正在定义的某处向将要被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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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处移动的社会环境这样一种文化环境
中” λ～。如前所说,90年代初中期的上海正处于一个转型的时期,曾经的匮乏,“跳空”造成的“震荡”加剧了人们对于未来的迷茫。换言之,在这样的时刻里产生的有关的描述便既不会是为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或呈现一个“完整”的上海,但也不是真要回到那已然逝去的往昔,而是藉此在一个“空茫”的时刻里,以“曾经”的昔日对已被“定义”却尚难“触摸”的未来进行想象,如张爱玲所说:“为了要证实自己的存在,不得不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望将来
要更明晰亲切”
μυ。是“重振”中的上海将昔日的“好时光”投射到关于自己未来发展的想象中,以“满足”那“虚空”,希望尚不可知的“未来”至少与“曾经的繁华”有某种“一脉相承”的联系。有意思的是,在这一寄寓中,人们却似乎越来越“丧失”了未来。如果历史的“在场”相当程度上不过是“焦虑症”和消费主义的产物,本身已是水中月、镜中花,那么以此折射的“未来”,岂不更为虚幻,成了柏拉图所谓的“镜子的镜子”?
显然,《上海的风花雪月》等以“纪实”的方式制造出的“历史感”,并没能还原出一个“实存”的“老上海”,也未能为未来找到坚实的基础,却在不意中显露了自身和时代的困窘。
(二)
“纪实”的方式和“意向”某种程度上也是《长恨歌》这样的虚构小说取向。《长恨歌》讲述上海滩一个名叫王琦瑶的女性一生的命运,而故事的“起源”则是来自一个
实有的“案例”
μ?。王安忆曾将“纪实与虚构”归结为她“创造世界”的方法“之一种” μω,而在她的创作辞典里,“纪实”与其说是与“虚构”相对的另一极,则毋宁说是虚构得以实现的途径之一:“我在虚构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奇妙的逆反心理,越是抽象的
虚构,我越是要求有具体的景观作基础”
μξ。
这一倾向在《长恨歌》中得到了有力的表现。抽象、虚构的上海弄堂由于王琦瑶“一生”的故事而变得可感可触了。王琦瑶的个人生活虽然始终没有进入历史的主流,而她的故事却呈现在真切的历史纪年之中。“编年史”中少有时代风云的描述,毋宁说是一部琐屑的日常史。虽然《长恨歌》主要讲述的年代———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并非是一个波澜不兴的年代,上海和全国一样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王安忆也并非没有意识到时代的震荡,在对“空心人”康明逊的描述中,她曾这样写道:“他虽然年轻,却是在时代的衔接口度过,深知这城市的内情。许多人的历史是在一夜之间
中断,然后碎个七零八落”
μψ。然而,对于“日常”的兴趣却依然超出了对“时代风云”的关注。与日常世界的细腻描写相比,政权的更易,“文革”的发生和结束,那些重大的历史转折、急风暴雨式的社会变迁,都只是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于作品中。在写于一个时代终结处的《叔叔的故事》里,王安忆曾经直接拷问了包括“叔叔”在内的有关历史的重大关节,而在《长恨歌》中却有意无意地“避重就轻”。
在《长恨歌》获奖后的一些受访中,王安忆曾这样表达她对历史的看法:“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
日子”
μζ。和《叔叔的故事》相比,对于历史,王安忆显然有了不同的心得,在她看来,历史与其说是“演变”的结果,不如说是“坚韧”的日常生活的累积,尤其是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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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激烈的时代里,那种执着于每一个日子的“抉择”,更有可能构成历史的“底子”。这一观念的形成细究起来似可追溯到王安忆成长中的某个“瞬间”:“我永远难忘……有一日我走过后弄,从厨房的后窗里,看见阿大母亲(一个布尔乔亚女性———作者注)的情景。她正在红卫兵的监视下淘米。这已经使我很惊讶了,他们竟然还正常地进行一日三餐。更叫人意外的,是她安详的态度。她一边淘米一边回答着红卫兵们的提问,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并且,她的衣着整齐,干净,依然美丽……” μ{,这一经验给予王安忆的印象想必深刻,以至几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而同时,却也未尝不是一种“建构”或“认同”的努力。
8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曾经出现了“重振海派雄风”的口号和讨论,这一切,固然如有人当时即已指出的:“为什么是在80年代,为什么又独独在上海本地,才有这种‘海派’文化的哄谈。这其实在原初本不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交织着这个城市里这一代人的理想、愿望,以及看来不甚健康的愤懑、孤独、自惭自怜和自尊” μ|。长期的计划体制,曾使上海徒具虚名其实一片琐屑和庸常,“大上海沉没”了。而匮乏时代的遗留却如“亡灵”般纠缠着人们,从物质到精神。每一个体都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创造,那么上海将如何开始新的创造呢?《长恨歌》正是产生于这一背影下,其独出机杼的描写是对这一氛围的回应,也是对它的反拨。
王安忆曾经坦言,《长恨歌》的目标是写出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 μ}。而如果“大上海”已然“沉没”,那么将能如何获得城市的“气氛”、“思想和精神”呢?当《长恨歌》以王琦瑶这个小女子几十年的日常生活为作品的主要构成时,事实上便隐含了这
样的企图:为上海曾经的一切———“落寞”也好、“琐屑”也罢———在“感伤”之外找寻出“意义”。显然,对于曾遭“压抑”的上海来说,没有比一个社会边缘的女性更有象征意义了。在关于欧阳端丽———一个资产阶级的少奶奶如何在“文革”的岁月里成长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流逝》中,王安忆曾赋予主人公这样的“人生感悟”:一切“要真是这样一无痕迹、一无所得地过去,则是一桩极不合算的事。难道这十年的苦,就这么白白地吃了?总该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吧?”某种程度这也是《长恨歌》写作的“动机”之一。面对普遍的失落感和困惑,王安忆意图通过对建国后的上海历史的重新审视,为困窘的上海从“沉没”中“打捞”出某些可供现实和未来“承继”的东西。显然,在她看来,上海在落寞和困顿中仍然有声有色地延续着的日常世界便是这样一些“东西”。且不说那种勉力而为的精神、对生活品质的坚守,完全可以“交付”给一个新的时代,“别的地方的历史都是循序渐进的,上海城市的历史却好像三级跳那么过来的,所以必须牢牢地抓住做人的最实处,才不至恍惚若梦”,只有“格外地将这日月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 μ～;就那些看似琐屑的日常世界本身,又何尝不布满了城市的“气氛、精神和思想”?
然而,《长恨歌》终究未能将“日常”进行到底。对于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城市气质的支撑,上海几十年计划体制下的琐屑日常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而达到对城市的认同,王安忆似乎并没有太肯定的信心和把握 νυ,她因而不能不求助于“传奇”的出场。“说起来也是,这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和变故,虽说都是上不了历史书的,只能是街谈巷议,可缺了它,有些事就不好解释”,“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海历史的传奇性的意思” ν?。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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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便是这样一个具有“传奇性”的人物。作
为一个昔日的上海小姐,她的出场不仅使城市生活的“细节”和“氛围”得以组织和开展:午后的派对、咖啡的幽香,闺阁和流言,厨房“美学”与“恋爱风波”,都因了她的“出场”而得以浮现;而且还“自然”地引起了人们对于“昔日”的联想。王琦瑶虽然已是明日黄花,但她曾有的“辉煌”在那一时代已足够引起人们的“想象”,她传奇的一生一方面使“老克腊”们的怀旧变得有“依附”了,一方面也使作品变得“雅俗共赏”了。日常的琐屑终究要以昔日的繁华为“底本”而“化平淡为神奇”。正是在这里,《长恨歌》某种程度上与《上海的风花雪月》等“殊途同归”了。
其实,比起“上海小姐”的经历和身份,王琦瑶更大的传奇性是在她搬入平安里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本已为历史所抛弃、再也不能整合到新的秩序里去的社会边缘的女性,在那逼仄的、充满了油烟气的空间里,却出演了一幕幕比秩序中人更为“丰富”的人生戏剧。不仅泛起种种“恋爱风波”,非婚而生子,而且自得其所、逍遥自在,外部的世界似乎从来也没有真正能够对她有所非难。当老友程先生,一个与世无争地在城市的某一高处过着隐士般生活的昔日的摄影师也成了“文革”中第一批跳楼者时,她的生存世界依然完好无损。1949年、1957年、1966年这些当代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年头她都一一安然度过,直至在80年代的“梅开二度”。王琦瑶的传奇人生似让人看到了“张爱玲后”的人物,某种程度填补、演绎了葛薇龙、白流苏们的“遗事”;而张爱玲在昔日的巨变中却这样说道:在未来的时日里,只有蹦蹦花旦这样的女子才能夷然地生存下去。显然,王琦瑶不是蹦蹦花旦。
孟悦在谈到张爱玲的传奇故事时曾说:“究竟是安稳的普通社会,‘长子偕老’的日常生活对于动荡的中国历史就像一段传奇呢,还是‘现代’及现代历史对于中国日常
生活是个传奇?”
νω面对王琦瑶与政治的“两不相干”,“政治”对她这个小女子的一无所‘为’,我们或许也当问:究竟频仍不断的政治运动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只是个偶然发生的“传奇”;还是王琦瑶式的“安然无恙”更像“传奇”?这里或许隐含着王安忆某种反讽式的对于历史的读解。而这样的设问之为必要,缘于在一个转折时期,如何“拯救”我们曾经的“生活”却不遮蔽历史乃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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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意义上,艺术是现实潜隐心理紧张的文化表征。“文学上海”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社会的心理需要,唤起了某种“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在那个“空前绝后”的时刻里,恰是“文学上海”以“纪实”与“虚构”的方式,将城市“既有”的经验:从繁华往昔到日常上海与“流失”的个人“传奇”、包括性别身份等结合一起而提供了人们“想象上海”的“基础”或“依据”,以及同在“上海的屋檐下”和“一条历史长河中”的“认同感”,如果说长期的封闭和压抑曾使城市的经验几近于“无”,那么不可否认,“文学上海”的相关描写在相当程度上唤起了人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和感受。有关研究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老上海题材的出版物不断在商业上获得成功,这一“战绩”对包括老上海酒吧在内的怀旧时尚起到了“示范”和推波助澜
的作用
νξ。另一个或许不过是“巧合”的例子是,2000年底,《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而几乎就在《长恨歌》获奖的同时,上海出现了一个名为“新天地”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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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文学评论 2003年第3期
市新空间。这片原先陈旧的石库门里弄住宅在经过一系列的“整旧如旧”的改建后,成了上海最具特色的都市文化空间,其清水砖墙的石库门建筑也成了地域性知识的“表征” νψ。然而,空间的意义并非只是“构造”的结果,很多时候也是“赋予”的,“环境标志系统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对于不熟悉当地文化的外来者常常是无法辨识的”,人们“对于一个聚集地的感知……这种感觉中的元素能够和其相关的时间和空间的精神感受相联接,并进而去理解其非空间的观念和价值”,“这样的感知过程完全仰赖于个人对城市的情感” νζ。或许我们不必说事实上也难以确定新天地的改建是否从《长恨歌》获得了“灵感”,但可以肯定的是:当《长恨歌》讲述了王琦瑶的“平安里”故事以后,人们在面对新天地里的石库门里弄建筑时,对其曾经的“沧桑”变得更能“感知”和“想象”了,正如“在印象派们画过巴黎之后,巴黎变得更容易被理解”,“狄更斯和伦敦的建城者同样帮助我们认识了伦敦” ν{。
但如果说“文学上海”提供了社会转变之际人们想象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那么,它也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人们的“想象”。汉德森的话富有启示,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年代,而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讲述故事的年代”的氛围,到处弥漫着的对匮乏的“深恶痛绝”和急于为今日的前行找寻到“基础”的需要,使昔日上海无形中成了“神话”之一种。如前所述,这一神话倾向于将昔日上海看作是一个具有无尽繁华和神秘性的存在 ν|。如此的想象不仅存在于对“风花雪月”的追溯上,也发生在“超越”了“时尚”的写作中 ν}。写有《汽车城》的殷慧芬是富于现实感和表现力的作家,然而一个类似《旧上海的故事》中有关“冒险家乐园”的情节或细节:一个技艺高超的旧上海小铜匠,某日被请去开一个保险箱,保险
箱里“成捆成捆”的美元和黄金首饰“哗啦啦地滑落下来”,他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大发洋财,却几番出现在她的有关作品中 ν～。她描写上海女性的《吉庆里》,作为“新市民小说”的一种,则演绎了另一种“上海传奇”:没有住过上海石库门弄堂房子的,算不上标准的上海女性。程乃珊的《上海探戈》称得上是最近一部具有生动“史料”的作品,作者对上海工商阶层和城市生活的熟悉,使得它的叙述如数家珍,别具魅力,读来时有所得。然而,当我们听作者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工商业主,物质上还相当优裕,“只要不乱说乱动,很可以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 ου———言辞之中不无自得时,则不能不吃惊于她的“单纯天真”了。当作者的注意力为“神秘”和“传奇”所吸引,历史的创痛就难以触及,历史与现实间真正富有张力的纠葛也就难以展开。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上海的描写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停顿”,除了对“繁华”往昔的再三发掘外,真正具有现实敏感的描写却难以见到,究其原因,和这种迷恋不无关系。
问题也存在于王安忆的相关理解中。近期王安忆关于现实世界与小说创作的见解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其实王安忆对“格式化”的敏感与批评,在全球化急遽发展的今天并非没有依据。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当城市的天际线被不断改变时,某种新的“模式”也在被建构出来。虽然这种“建构”表面看并不具有革命年代的“强制性”,但其自由多元的背后,事实上另有着消费主义的普遍逻辑。然而,对“格式化”的警惕和批判却使王安忆无意中将上海弄堂中“曾有”的态势———那种“埋头于一日一日的生计,从容不迫地三餐一宿” ο?当作了生活唯一的“常态”。王安忆认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常态已经变异” οω了,“景物都是缭乱的”,而在“浮泛的声色下,其实有着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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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基本不变的秩序”
οξ,她因此赞赏平实、细致并富有人情味的描写,赞赏与“不变”的秩序一脉相承的日常生活的作品。事实上,生活固然有其“基本不变”的一面,而变则是更为基本和主要的,在一个“转变”的时代里,便是那“三餐一日”也已经是变化巨大了;“变”才是它的“基本不变”。如果说格式化是现代人的“命定”,那它同时为文学的创造和“解构”提供了机遇抑或挑战。
对此,王安忆则似还处于意识的“悲壮的抵
抗” οψ阶段,而尚未进入到创作的状态中去。
“文学上海”引发的问题其实远为复杂,比如,为“神话”所迷恋的仅是上海一地吗?什么时候起“繁华上海”也成了更为广泛的人们追溯的对象?然而,存在一个“共同”的上海吗?像上海这样一个历史复杂、阶层多样、移民历史悠久的城市,可能形成“统一”的城市认同吗?撇除种种对于“繁华”的“共同记忆”,不同阶层乃至性别的个人或群体在城市与自我身份的认同上将发掘出怎样的经验和记忆?这些经验给予城市的认同将是一种“离散”还是新的集聚?即便是昔日繁华,似乎已经讲得很多,然而脱离了中国以至世界的背景,就上海而上海,能够作出清朗的解说吗?这一切似乎超出文学的范畴,然而,文学所具有的“叙述、想象、凝聚和召唤”的功能,却使我们对它不囿于已有的写作疆界仍寄寓了希望。
①爱理里克逊(美国心理学家):《认同———青年与危机)序言,转引自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第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②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壑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
1999年版。
③转引自黄梅《十八世纪的英国女性小说家》,《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19日。
④见《上海的风花雪月》,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⑤见《木已成舟》序言,作家出版社2002年6月版。
⑥陈丹燕曾说:“我住在上海。但我们家是一个典型的上海的移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只有朋友,没有亲戚。所以我一直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上海本地人,我对上海的了解比本地人了解的要少。上海的家庭之间的来往是非常平淡和客气的方式,不像北方,像我这种家庭的孩子是不能完全进入上海本地人的生活方式的”。《以旅游者角度接近上海本质》,《城市画报》2001年12月26日。
⑦见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04页。
⑧见《上海的风花雪月》封底。⑨《上海的风花雪月?跋》。
⑩见《上海探戈》,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λ?《豪门旧梦》,树芬著,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 λω詹明信:《电影:对于现在的怀旧》,吴美真译,《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354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λξ《1931’S 咖啡馆》,见《上海的风花雪月》。 λψ《外滩的三轮车》,同上。
λζ转引自黎慧《欲望、代码、升华》,《上海文论》
1992年第2期。
λ{爱理里克逊的重要心理学概念。诅咒,原文“Curse ”,指个人生活史中经历的促进心理危机的最具冲击性的事件,转引自《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
λ|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台湾时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2页。 λ}《文学报》2002年11月8日周末版。
λ～马尔科姆?蔡斯、克里斯托弗?萧:《怀旧的不同层面》,转引自《上海酒吧》第13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μυ张爱玲《流言?自己的文章》。
μ?王安忆曾这样谈到《长恨歌》的“诞生”:“大概十多年前,我看了一个小报,上有个新闻,是个案例。我也看得很马虎,一眼而过。它让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它说的是一个上海小姐最后被一个城市社会青年杀掉了……。” μω μξ《纪实与虚构?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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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文学评论 2003年第3期
μψ《长恨歌》第184页,作家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μζ《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2000年10月26日。
μ{王安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52页。
μ|李天纲文,《上海文化艺术报》1989年10月20日。
μ}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1995年第10期。
μ～ ν?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学》1995年第6期。
νυ她曾感叹于“城市无故事”,见《城市无故事》,《寻找上海》第147页,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νω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批评空间的开创》第352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νξ参见《怀旧的政治:老上海酒吧、精英叙事与知识分子话语》,见《上海酒吧》。
νψ参见《新天地成了上海一景》,《环球时报》2002年4月11日。
νζ ν{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第93页,第105页。
ν|这一神话的形成和其时海外的有关研究显然不无
关系。李欧梵在《上海,作为香港的它者》中便认为:“在我看来,香港大众文化景观的‘老上海风尚’不光折射着香港的怀旧或困扰于自身的身份,倒更是因为上海昔日的繁华象征着某种真正的神秘,它不能被历史和革命的官方大叙事所阐释。”
ν}2000年,《上海文学》开设名为“城市地图”的专栏。编辑者在集辑成册时称,比起“DDS咖啡馆和霞飞路”的时尚描写,“这部书更真,更有上海独特的体味和呼吸”。下文说到的有关作品即是刊登在“城市地图”中。
ν～见《虹口轶事》,《上海文学》2000年10月。而在《汽车城》中,“黄澄澄的金条”则是藏在福特车的后盖箱里。
ου《上海滩上老克拉》,见《上海探戈》。
ο?见《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文汇报》2002年7月20日。
οω见《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4月5日。
οξ《我看96-97上海作家小说》,《我读我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
οψ“悲壮的抵抗”,王安忆某次讲演语。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董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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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以《红高粱家族》为例
最新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都是近期写作 1 李白对庞德和他的作品的影响 2 从中美家庭差异看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 3 小说《飘》中瑞德巴特勒的人物性格分析 4 浅析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以汤亭亭的《女勇士》为例 5 从英汉颜色词的内涵看其翻译 6 基本数字词在中西文化中的差异与翻译 7 伊莉莎白和凯瑟琳不同性格及命运的分析 8 广告英语标题翻译的修辞特点 9 文档所公布均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原创Q 799 75 79 38 10 论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文化意识培养 11 英语语音学习中的母语负迁移现象研究 12 论中美广告中所反映的文化价值观差异 13 从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元素看美国对中国意识观念的转变 14 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15 《女勇士》中美国华裔身份危机的探寻 16 The Analysis of Dick’s Deterioration in Tender Is the Night 17 苔丝悲剧的原因 18 英语国家姓氏文化研究 19 论《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基督式人物塑造 20 How to Make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Class Activities Actively 21 浅析翻译中的文化缺省及其补偿策略 22 Superstition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Festivals 23 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语音差异研究 24 论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 25 浅析海尔看中国名牌战略实施现状及关键因素 26 论新闻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27 交际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现状探究 28 探究哈利波特的英雄成长之路 29 国际贸易中的支付方式及其风险回避 30 基于语料库的中英色彩词文化差异研究 31 新课程标准下初中英语课堂中师生互动的构建 32 加工层次理论指导下的商务英语词汇学习 33 山寨文化的反思——发展与创新 34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olf Images Between Wolf Totem and The Call of the Wild 35 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研究蔑视女性的词汇表达法 36 试析《推销员之死》中威利?洛曼的美国梦 37 A Comparison of the English Color Terms 38 《呼啸山庄》和《暮色》系列的对比研究：《呼啸山庄》再次热销引发的思考 39 英语非作格动词语义特征和句法属性研究 40 浅析田纳西?威廉斯剧作《欲望号街车》的同性恋倾向 41 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中委婉语的翻译策略研究 42 试论达尔文主义对《远离尘嚣》创作的影响
《祝福》中“我”的文化身份意识浅析
《祝福》中“我”的文化身份意识浅析 近年我国文化研究领域中，“身份”概念就人来说是 人在组成社会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 [1] “文化身份”即某一文化主体在文学和文化创作中所体现岀来的该文化的本质特征。这一文化主体对该文化身份的认同就是文化身份意识。 具体到文学创作中的文化主体而言，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会动态地进行自我身份的建构。 本文尝试从文学作品层而入手，分析现代启蒙文化语境中鲁迅小说《祝福》中“我”这一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意识。 一、导语 《祝福》以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隅一一鲁镇为背景 展开创作，小说以鲁四老爷为首的各色鲁镇人围绕着一个中心点一一返乡的现代知识分子“我”揭开了各自的而纱。就作品的结构设计来看，《祝福》中的“我”是鲁迅精心设置的一个情绪结构对彖，它增添了作品的审美效果，使之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岀。进一步推敲，作品中的“我”具有两种文化意义：作家创作时一种不完全的自我化身、社会特定文化语境的凝结。作为生活在20世纪初中国铁屋子里的一名觉醒的现代知识分子，无论“我”间接还是直接地接触到祥林嫂，都抹杀不掉“我”对她命运的反思和对自我灵魂的拷问。这是鲁迅自我解剖式的批判，更是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文化身份的自觉探寻，因为“身份是人们生存的一种意义方案”, “如果我们要对身份问题有足够的省察，对从事这种省察的 主体的警觉，即知识者的自我批判就是不可缺少的"[2],所以，与祥林嫂灵魂的“对话”中，“我”把自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启
蒙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身份诉求一一文明批判意识与悲凉孤独意识全 而展现了岀来，体现出作家及社会启蒙文化对普通下层劳动妇女这 一素材的独特价值判断，如此一来既增添了祥林嫂生动的形象意 义，又加深了《祝福》深刻的文化内涵。 二、文明批判意识 《祝福》是受双重文化影响的鲁迅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浸 染下的中国社会现象时的观感。投射到作品中，“我”是一位离开 故乡鲁镇，去探求新人生的“新党”知识分子。当“我” 带着新思 想返身去体验浸染在传统文化中的鲁镇的人与事时，自然因为带着 启蒙时代对社会的忧患意识而引发出更深的感悟。 而对鲁四老爷，“我”从骨子里充满批判与鄙视。在鲁镇，作为“新党”、“异类”的“我”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外来者，“讲理学”的鲁四老爷则是固守传统的权势者。“我”和他之间仅靠血缘 和记忆联系在一起，有着源自知识系统和社会权利的最根本的冲 突，这是旧时代矛盾冲突的焦点之所在! 见而后鲁四老爷大骂“新党”的发泄和书房的讽刺性陈设让 “我”看到了一个礼教恪守者所谓的尊严、稳重与世故。 这种认识判定在祥林嫂的遭遇中得到确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一一封建礼教这一核心话语的创造者和最强烈的维护者，鲁四老爷时刻以“秩序中心话语”作为处事哲学。具体来讲，他主要以寡妇禁忌、家长制和祭祀礼制为标准来衡量祥林嫂的是与非。两次守寡来鲁家做工的祥林嫂多次使鲁四老爷皱眉头，因为她是寡妇，尤其第二次守寡简直伤风败俗，此其一。其二，祥林嫂的婆婆到鲁镇抢人，鲁四老爷尽管认为此事“可恶”，有悖于上下尊卑，但仍以中庸平和的态度淡然处之，是因为这符合封建家长制。其三，再度守寡的祥林嫂被拒绝染指祭祀的准备活动，并不是她没有先前麻利，而是因为其“不干净”，不符合祭祀礼制。进而，祥林嫂死于“祝福”时节被冠以“谬种”唾骂之，同样源于这不合时宜、大煞风景。在一个普通下层劳动
历史性景观作为城市记忆与身份建构的途径
历史性景观作为城市记忆与身份建构的途径 历史性景观作为城市记忆与身份建构的途径 摘要：针对当前城市景观身份特点弱化和缺失的现象，探讨和分析历史性景观与城市身份特点建构的关系，以及历史性景观的方法途径在推动城市的身份认同、提高地方景观质量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指出历史性景观应作为城市记忆与身份建构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历史性景观、城市记忆、身份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城市的发展演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些历史性场所的存在便是城市记忆的印证。历史性景观是建构城市身份特点的重要因素和手段。在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对于城市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城市景观变化显著且日益加速，景观趋同现象严重，地方特点弱化甚至消失。历史性景观不仅关系到城市景观的多样性和身份特点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地方景观的质量和当地居民生活的品质。 一、历史性景观的界定 论及“历史性景观”（Historic Landscape），得借助“景观”（Landscape）、“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的概念来加以理解和界定。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景观都曾与“风景”、“景色”、“园林”这类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随着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迈进，景观的内涵、所指和实践方法手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是作为通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途径。2000年《欧洲景观公约》对“景观”的定义是：某一被所感知的区域，其性格是自然的和/或人的因素的作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其运用范围是全部领土地域和适用于自然的、农村的、城市的和城市周边地区，涉及到被认为是突出的景观以及平常的或者衰退的景观。2008年的《关于执行欧洲景观公约的指导方针》指出：这一在世纪之交的景观新定义
译者对原著文化身份的认同与重构——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译者对原著文化身份的认同与重构——以《红楼梦》英译本 为例-汉语言文学 译者对原著文化身份的认同与重构——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宋华 摘要：“文化身份”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各种特性、特征的集合。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身份。当不同民族的文化相遇时，一方会力图“塑造”另一方的文化，于是译者成为了文化传播的向导和文化身份特征的决定者。从《红楼梦》英译本中，我们发现译者一方面不得不认同异族文化；另一方面，他的民族记忆却时时与其新的文化体验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交融：这正是译者对原著的文化身份既认同又建构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文化身份认同与重构译者《红楼梦》英译本 一、引言 “文化身份”是个抽象概念，是各种特性、特征的集合。每个民族的成员之间因语言认同而感到亲切。一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形象，如：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人物等等，这些形象构成民族的精神世界，赋予了群体成员同样的文化身份。正是由于各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不同，语言各异，精神世界、外在表现形式、生活方式迥异，所以各民族必有不同的文化身份。[1]当不同民族的文化相遇时，一方会竭力“塑造”另一方的文化，译者在这个过程中举足轻重。 按照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文学被看作是“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复合体。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作为读者去理解作者及其作品，又要作为阐释者和传达者，通过语言转换，让原作脱胎换骨，在另一种语
言里获得新生。[2]这就意味着译者对其行为的文化导向负有责任，成为了文化传播的向导、文化身份特征的决定者。译者本人的文化身份及价值取向，决定了他对源语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他一方面不得不认同异域民族的文化，同时，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之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交融。这就是译者对原著的文化身份既认同又建构的过程。《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迄今有两种影响较大的英译本：一是杨宪益夫妇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二是霍克斯和闵福德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研究发现，由于译者的民族性、民族情感和文化背景不同，译者必然受到不同的审美心理和文化取向的影响和制约。这种特殊的主客体对应方式，导致了译者对原著文化身份认同与重构的一系列形态，使得原作在新的解读和诠释中获得了特殊的文化审美价值和意义。 二、译者对原著文化身份的认同 作为文化传播的向导，译者首先发现了与本土艺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艺术内容和形式﹑文化观念和审美诉求。译者面向的是本土的各种文化群体，怀着更为开放的姿态和视野，为了拓展本民族的审美视野，丰富本民族的审美趣味，获得新的灵感和艺术启迪，译者会有意识地接受更多的异质文化信息，吸纳有益的多元文化的营养。这时，译者不强求译作必须符合本土主流的利益和价值观，而力求保持源语的真实风貌，较为客观地展现出异域的文化身份。这种翻译，虽然对本国本土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身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却会带来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念。在《红楼梦》英译本中，就能找到这种文化认同的痕迹。（一）保持原汁原味 （1）……点缀着“岁寒三友”“玉堂富贵”等鲜花草。（第五十三回）
上海的文化
海纳百川：上海的文化 一、古代上海文化特点： 上海在开埠前，虽也有一些文化设施，如书院，出过一些文化名人，如徐光启，产生过一些有文化意义的工艺品，如顾绣，但就整个城市而言，并无明显的文化个性。 由于上海大部分县直接从松江、昆山分出，且一直苏松太并称，同时江苏、上海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更与吴地渊源较深。 吴文化与越文化并无明确区分，历史上两地虽常有分合，但整个江南、浙北、浙东地区的交往非常频繁，语言基本一致，风俗大致相同，耕作方式、物产品种也大同小异，互为补充。春秋时吴越成敌国，但在古九州中同属扬州。秦汉时同属会稽郡，直到明清两代建南京和南直隶，江浙始分治独立，上海处于吴越文化圈的东缘。 上海当时的3000-4000平方公里不设一县，可见其被称为“海隅蛮荒”不是虚言。 上海是在明清两代才最后追赶上江浙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元人马端临（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文献通考》、《大学集注》、《多识录》）对此地性格作过判断：“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 宋以后，上海人终于找到三种基本产业：煮盐，植棉，海运，这三大支柱产业使上海社会文化在江南地区标出特色。 顾绣是上海地区工艺品中的瑰丽奇葩。顾绣因源于明代松江府顾名世家而得名。 嘉靖年间官宦顾名世嗜好绣品，晚年在现南市露香园路筑一园林，命婢妾制作绣品观赏、赠友。可考的名手有缪氏、顾兰玉等。以韩希孟（顾名世的孙媳）最具代表性。现北京故宫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均藏有其作品。韩希孟的精湛技艺确立了"顾绣"的卓越地位，她的写真手法对后世仿真绣的发展具有启迪作用，苏绣也受她的影响很大。 二、近代上海文化特点与海派文化 上海近代文化的独特性，集中表现为“海派文化”。上海文化并不等同于海派文化，但无疑是上海文化的重要方面。 对海派一词如何理解，学术界见仁见智，其义有广狭之分，狭义的海派，指京剧、绘画、文学等具体艺术品种中的上海流派，其源起于晚清绘画中的“海上画派”和京剧中的海派，后来内涵扩展、延伸，成为一种文化类型和文化风格，乃至包括审美情趣、生活方式，所涉人事亦不复限于上海一地。 “海派”较早见于同光年间，时人对一批寓居上海，卖字画的画师画匠名之曰“海上画派”，简称“海派”。当之赵之谦、任伯年、虚谷等人的画笔自成一家，更有吴友如等人画洋楼、画美女，绘风俗图，与传统的山水人物花卉毫不相干。 代表人物：任伯年（1840—1896）清末画家。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以字行，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市萧山区）人。 任伯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在“四任”之中成就最为突出，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他重视继承传统，融汇诸家之长，吸
阿来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阿来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摘要】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是阿来等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鲜明特色。毫无疑问，这是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生命意识的觉醒。阿来的小说创作既坚持不懈地把艺术触角深入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在茫茫的历史迷雾中寻找民族文化的踪迹；又在不断地寻找中为民族文化的当代转换和重构探寻着超越之路。 【关键词】阿来小说文化身份认同超越 阿来，当代著名的藏族作家，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尘埃落定》，1988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引起了评论界对阿来文学创作更多的关注。阿来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其小说创作成果，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阿来也成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的评论，往往绕不开对“民族文学”这一范畴的解读和阐释。那么什么事民族文学那？“从广义上来说，作为生命个体的创作，所有的文学，都是民族文学，都是由具有独特文化身份的生命个体创作的。每一个作家，都是以一定的文化身份进行创作的，也必然地要进行他所选择的文化表达，也就是说，任何一部作品，在作家进行创作的时候，就自然的获得了某种文化意义，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换句话说，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民族文学的创作，任何作品，都是民族文学的作品。”[1]但在中国以汉族为绝对主体、各民族共存的多民族背景下，民族文学又有了特别的意义，一般指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文学，即少数民族文学，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界定，一是作家是少数民族，二是作品具有民族特色或者反映了民族生活。阿来的小说创作具有以上鲜明的特点。他从本民族的深厚文化积淀中汲取养分，通过文学话语，来建构自我作为藏民族个体的文化观。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并没有陷入“民粹主义”偏执的狭隘视角。在对汉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比较中，使作者对自我的民族身份和本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是阿来等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鲜明特色。毫无疑问，这是民
充分挖掘城市文化资源
充分挖掘城市文化资源优势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关于XX高邮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调查和思考内容提要：本文就XX高邮如何立足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资源优势，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快“现代工商名城、东方邮都名城、历史文化名城和滨湖旅游名城”的区域性中等城市建设步伐，以发掘、彰显邮文化、运河文化等文化遗产特质，突出加快发展旅游产业，着力探索出一条符合高邮市情的产业转型升级之路进行了调查和思考。文章对高邮城市的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思路进行了概述并对旅游产品的设计开发提出了具体建议。加快推进独具高邮特色的运河风景、邮都风情、珠湖风光，建议重点要突出四个方面：一是利用现有本土文化，查找缺失，规划旅游产品；二是围绕城市规划建设，挖掘文化，提升旅游产品；三是借助周边城市资源，寻找合作，拓展旅游产品；四是传承历史文化资源，搜寻特色，创新旅游产品。 关键词：文化资源高邮旅游开发 Mining thoroughly advantages of city cultural resource, Advancing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vestigation and thinking regarding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Gaoyou,Jiangsu Content summary: This article makes investigation and thinking about exploring a way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onsistent with Gaoyou situation, by how Gaoyou bases on the resource advantages of first batch of provin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 编辑 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一些学者则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认为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今一切文化遗产。经过再三研究、反复探讨，多数与会专家学者认同“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 目录 1地域文化 2特点 方言文化 饮食文化 民间信仰 民间建筑 环境不同 移民影响 区划影响 民族分布 3发展途径 4研究意义 5社会发展 6形成 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
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是文化形成的地理背景，范围可大可小。地域文化中的“文化”，可以是单要素的，也可以是多要素的。 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地域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例如：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 地域文化是指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的烙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具有独特性。 2特点 方言文化 地域文化 中国的方言数不清楚，尤其是南方（因为多山区交通闭塞不便利，所以方言较多）方言能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部分意思只有方言才能表达清楚 中国的文字虽然是统一的，但是方言一直是不统一的。 方言成为媒介交流的在文字外的补充。 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众多不同的方言。 中国人所谓的“同乡”有大同乡与小同乡之分，小同乡通常一定是同一方言的。在政治活动中，往往会走到一起，利益往往比较容易一致。 汉高祖刘邦的例子——老乡被重用（方言比较方便）——之后每个朝代都差不多宋太祖——丞相不能用南人，南人说方言北方人听不懂 李莲英祖籍绍兴，却不会说绍兴话 翁同和祖籍江苏常熟，却也不会说那里话 这两个人都是在北方长大的，所以不会有语言问题，而且已经隶属于北方的文化 饮食文化
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指标体系研究
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指标 体系研究 Standardization of sany group #QS8QHH-HHGX8Q8-GNHHJ8-HHMHGN#
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指标体系研究 作者：上海艺术研究所《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来源：添加日期：10年08月27日 一、研究背景 21世纪是世界城市大竞争的时代，这意味着国际化大都市之间的竞争程度更为激烈，竞争范围更为广泛。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与之间、城市之间的竞争内容，已经从经济综合竞争力层面逐步扩大到文化竞争力的层面。当国际化大都市的“硬实力”——经济综合竞争力具备了相当的条件时，“软实力”——文化竞争力则成为竞争的重要“筹码”。这表明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程度，已经从单一指标转向多重指标。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实际，在城市的经济力、政治力要素指数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最具竞争意义、发展潜力、时效性的要素，往往是城市拥有的文化实力。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文化既是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的精神投影，也是经济、政治发展的物质表现，是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中最难以把握却又必须把握的要素，在未来的城市竞争力要素中将会占很大比重，城市之间新型竞争将基于文化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双重博弈。本世纪成功的城市将是文化的城市，有文化竞争力的城市。① 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底蕴的深厚和文化发展体制的现代化。许多发达国家在经历工业文化的长期发展之后，已经认识到城市文化的复兴对于城市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近年西欧展开城市复兴运动，其中文化旗舰项目成为城市复兴的重要战略，这项重要的发展战略计划包括对一些传统产业已经衰落的城市进行复兴。因为在产业衰落的同时，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均遭到破坏。城市复兴计划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在物质空间、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等方面，对城市进行全面改善，使城市的经济活力重生，恢复已失效的社会功能，改善生态平衡与环境质量，并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举办盛大庆典活动、文化旅游、体育赛事等文化措施，使这些城市综合提升其文化、经济和城市形象。这一举措将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采取经济手段激活城市发展力的同时，国际组织及各国文化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的文化政策，以实现文化的长期与稳定的发展。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会议制定的《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指出，“发展最终可以用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
五大地域文化
五大地域文化 一、齐鲁文化：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全称，也就是现在山东省地域内的文化。现代的山东省，先秦时代，是齐国和鲁国两个国家的地域，汉代以后统一为山东。齐鲁文化是我国最繁荣的文化，春秋时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系统，而东临海滨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的土著文化（东夷文化），两种古老的文化存在差异。相对地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尚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汉代以后实现了文化融合。 二、巴蜀文化：巴蜀文化是指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腹心地区大致与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同。它西部毗连西藏和云南、贵州；西北部与青海相接，北部与陕西、甘肃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巴蜀文化以农耕文化、茶文化、蜀汉文化、戏剧文化、雕版文化等为主要内容。雕版，古书上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记载；茶，《神农本草》这本书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解之”，四川的盖碗茶小有名气。 三、荆楚文化：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主要是今湖北、湖南一带地域，又特别是湖北。荆楚文化有八大特点：一是炎帝的神农文化；二楚国的历史文化，如青铜铸造、丝织刺锈，还有哲学、辞赋（楚辞）、音乐、舞蹈等；三是秦汉文化，如赤壁赋、隆中对等；四是清江巴土文化，如土家人的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独居一格；五是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名山古寺文化的资源。如武当山是道教名山。六是长江三峡文化，长江的巫峡、瞿塘峡、西陵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七是江城武汉文化。武汉是中国中部唯一的副省级城市，华中地区最大的大都市和中心城市，长江中下游特大城市，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河(汉水)横贯市区，将武汉一分为三，形成武昌、汉口、汉阳。八是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近代的“二·七”大罢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活动都发生在这里。 四、吴越文化：吴越文化的地域空间主要是上海、浙江、江苏，及福建与江西的小部分，也称长江三角文化，无论经济、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等都在全国领先、典范有：吴语（是以苏州话、上海话、宁波话为典型口音）、世界文化遗产昆曲、中国第二大剧种越剧、世界遗产苏州园林、梁祝传说、白蛇传说、师爷文化（以绍兴为代表）等。吴越文化的特质：一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二是聪慧机敏，灵动睿智；三是经世致用，务实求真；四是敢为人先，超越自我。 五、岭南文化：从地域上说，岭南文化大体上是广东文化、广西文化、海南文化三大板块，主要以广东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为主，这是岭南文化的主体，是祖国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岭南文化以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汇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从粤语、粤剧、广东音乐、广东曲艺、岭南书法、岭南画派、岭南诗歌、岭南建筑、岭南盆景、岭南工艺、岭南饮食文化等，都反映出岭南人的开放观念、兼容观念和改革观念。
文化特性与城市建筑——以杭州为例
文化特性与城市建筑——杭州案例研究 现代城市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更是文化、城市形象等软实力的竞争。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三千多年的城市建设史，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因为飞速的经济发展和快速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面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多数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失去了可识别的身份，众多城市的历史街区和古老建筑在现代化进程的滚滚潮流中轰然倒地。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城市营造者的眼中沦丧。而城市居民内心深处的欲望和危机感与日俱增，缺乏地域文化的城市也使得居民缺乏城市认同感。如何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保持和发扬建筑的文化特性，是值得城市居民和城市营造者深思的。 一、当代中国建筑文化的缺失 1.1传统建筑文化的缺失 任何建筑都和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紧密相关。中国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精神的体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物我一体的自然观以及阴阳有序的环境观一直作为基本的建筑理念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建筑的发展，使中国建筑表现出强烈的人文意识和理性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代建筑中理应得到继承与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西方文化思想的强势冲击，加上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精神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没有正确的应对策略，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一种截然相反的文化冲击下变为了弱势。中国当下建筑，大都沿袭西方建筑的模式，摩天大楼、欧陆风情随处可见，一些标志性建筑以其新颖和现代的造型刺激着人们的眼球，然而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内涵却缺失了。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浩瀚如海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我国城市建筑的文化遗产资源也极为丰富，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生命历程，它不但是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城市文明的现实载体。如何保存城市的历史面貌，延续城市的历史生命，对当下城市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现有的城市建设中，这方面的工作却做得不够。当年梁思成谈北京城的规划与建筑时，曾感叹“伟大的北京城墙”被人们所忽视，他说，北京城墙的产生、变动，“充满了历史意义，是一个历史现象辩证的发展的卓越标本”，“至于它的朴实雄厚的壁垒，宏丽的城门楼、箭楼、角楼也正是北京体形环境中不可分离的艺术构成部分”。北京城墙的消失，令人惋惜，而今天，比北京城墙更大的历史遗迹毁坏现象却在普遍发生。如作为我国的七大古都之一，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杭州，在近几年旧城改造和西湖沿线改造工程的启动中，不少散落在西子湖畔、街市中间的名人故居在人们的视线中被损毁，乃至消失。而在北京，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扩大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成片的灰砖灰瓦胡同和四合院被拆毁和迁址，得以幸免的也被一幢幢高大的建筑物所淹没。据统计，近年来随着北京旧城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上海的石库门、云南丽江古城，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今天的中国，许多城市建设，都毫不顾及这个城市与历史的联系，一个全新的城市建设，常常就意味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脉的切断，意味着这个城市历史内涵的消失。而这一点，与欧洲的许多城市建设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对历史文脉的延续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 2.2地域文化特征的缺失 地域文化常常反映一个城市最真实的面貌。中国传统的城市建筑大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北京位于平原地区，是几代封建王朝的都城，古代建筑师在建筑设计中，充分利用自然的河湖水面、人工堆筑的山丘，并把它与宫殿、庭院、城楼、塔楼建筑结合起来，形成错落有致、有皇家气派的建筑群落和空间，同时又不失自然的美丽和地域风情。又如古代苏州、杭州等城市的建设，也是在充分考虑吴越文化特色和江南秀山美水的地域特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今天，这种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城市建设却日见稀少。如浙江绍兴原是一个规模并不大、河网纵横、保存得也相当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与苏州分庭抗礼，分别是越文化与吴文化的代表，而如今大拆大改，建大高楼、广场、草地等，使绍兴失去了原有的地域特色和
中国地域文化一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 葛剑雄教授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所以人们常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比如南方人习惯吃细粮，北方人喜欢吃粗粮,傣族人习惯住吊脚楼，福建沿海信奉妈祖等等。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地域文化呢？了解地域文化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 葛剑雄教授认为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或者说叫一个空间范围它的特点的文化类型。它的特点，要求它跟周围、跟其它地方有不同的。你不能说咱们现在穿西服，那人家也穿西服，这就都一样了，比如北京以前住四合院，那么其它地方，你到了上海没有四合院，他住石库门，这就是不同。 所以它应该是能够体现一个地方它的特点。其实这种现象，我们老祖宗早就注意到了。在司马迁他写的《史记》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一般谚语说，叫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一百里的范围之内，可能风是一样的，出了一百里，这个风就不同了，如果你出了一千里，俗也不同了。什么叫风呢？用现在话讲风就是流行，你有什么流行的东西，它不会传得非常远的，也不会过一百里地，在过去这个流行就流行不出去了。但是俗就不同，俗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风俗风俗，其实这个风和俗是两个含义，那个俗的我的理解就是习惯。就是风流行，它流行一段时间以后，有的就慢慢慢慢形成习惯了，那就保存下来了，有的流行流行一阵子就变了，新的流行又来了，新的风又来了。所以一个地方流行什么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它的地方的文化或者地域文化。等它慢慢慢慢成为俗了，成为人，一批人的习惯，它就逐渐逐渐保存下来了。地域文化构成的范围很广，但是往往有几种因素是最重要的。比如方言、饮食、民间信仰、民居等。全文：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所以人们常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比如南方人习惯吃细粮，北方人喜欢吃粗粮，傣族人习惯住吊脚楼，福建沿海信奉妈祖等等。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地域文化呢？了解地域文化，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今天我要将的是关于地域文化。其实说穿了很简单，一个地方有它的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型，这就是地域文化。比方说咱们北京，可能就说北京文化，你到天津，人家就说是天津文化。所以所谓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或者说叫一个空间范围，它的特点的文化类型。所谓它的特点，就要求它跟周围，跟其他地方有不同的。你不能说咱们现在穿西服，那人家也穿西服，这就都一样了。比如北京以前住四合院，那么其它地方，你到了上海没有四合院，他住石库门，这就是不同。所以它应该是能够体现一个地方它的特点。其实这种现象我们老祖宗早就注意到了。 在司马迁他写的《史记》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一般谚语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他那个时候离开我们两千多年，他讲的谚语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是老话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一百里的范围之内，可能风是一样的，出了一百里，这个风就不同了。如果你出了一千里，俗也不同了。什么叫风呢？用现在话讲风就是流行，你有什么流行的东西，它不
城市空间及其文化寓意
城市空间及其文化寓意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电影是现代艺术的产物,城市是电影得以成立的基础和土壤,电影以其最特别的方式记录着城市的成长变化。香港有着浓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但同时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后,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它是同时具有东西方文化特色的城市。 城市空间在电影中并非是简单的对于地理空间的呈现,而是更深层次的对于某个地区的文化建构的指涉。同样地,银河映像的电影则是对于香港城市空间的抒写。 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发展时期,进入到九十年代中期,香港电影逐渐衰落,很多电影公司转而做电视或广告。199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杜琪峰、韦家辉等人在这一年创立了银河映像公司,拍摄了一系列不同于之前港片类型的电影,早期的银河映像出品了很多黑色电影,积淀了良好的口碑和票房。 进入到新世纪,很多香港导演或北上去大陆拍片,或进军好莱坞,而银河映在保持年均一部电影的频率的同时坚持做具有香港本土性的电影,而所谓的“银河精神,,亦就是“香港精神”。由于银河映像坚持本土香港创作,故它出品的电影和香港的社会现象、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银河映像之于香港犹若小津安二郎之于东京,侯孝贤之于台北,伍迪艾伦之于纽约。本文的第一章对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重难点做了详细的论述;第二章通过对银河映像出品的电影做一个顺序的梳理,按其不同时期的风格做大致的分期,分别是早期成立时的黑色电影时期、加入中国星后的爱情喜剧创作和承袭黑色风格电影创作的时期及后来呈现出来的后黑色电影时期；第三章就电影中出现的香港城市空间符号进行重点分析及研究,分别有写字楼、巴士、茶
餐厅和街道；第四章对不同时期出品的电影呈现出来的香港城市空间做梳理和分析；最后一章意在对银河映像电影中城市空间体现出的文化寓意的表达,随着香港电影中的“香港精神”的渐渐缺失,香港电影的本土性和主体性表达是银河映像关注之处,银河映像植根于香港本土创作,以电影的形式建立身份认同,体现了香港的本土性和主体性。
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
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 作者：张英进发布时间：2004-8-25 13:20:40 一电影与「知识考古学」 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的成功，使中国电影研究自80年代中期开始就成为在西方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领域。与此相反，1949年以前的电影却罕有问津者。本书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将学者的注意力转移到1910-40年之间的中国电影。对民国时期城市文化语境下的早期中国电影进行持续的研究，将大大地扩阔中国电影研究的历史视角。除此之外，本书的第二个目标是将电影建构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文化力量，并将电影研究与正在发展的上海文化史研究联系起来。本书将论证，电影文化作为特定社会政治语境下的文化现象，是一个能为现代中国知识考古学提供丰富资源的据点。 我在这里引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识考古学」的概念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1。首先，民国时期的大众电影文化还没在中国研究领域得到深入探索，大量文献研究还有待于电影与历史学者去做。其次，由于大批原创电影流失，早期中国电影的探索就像考古学一样旨在挖掘人文遗迹。它必然根据那些繁杂的资料来源，像广告、影迷杂志、电影说明书、海报、影评、传记等，来描述这些文化现象在早期历史文本中的构造和功能。第三，由于文献不能被彻底描述，这些被考古研究所披露的信息有待进一步提炼甚至修改。而新文献的出现将对那些文化遗迹的制作、管理、发行、流通、运作的种种假设提出新的挑战。有鉴于此，本书在方法论上与知识考古学相连接，系统地研究那些丰富的文化遗迹和文献，而这些文献往往是被现代中国的标准化的社会政治历史书籍所埋葬和草率处理掉。 本文将简述本书所集论文，并把它们分为三大主题：机构与革新、再现与实践、建构与争辩。最后，我将通过对某些文献来源的概述，指出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题目。 二电影与城市文化：机构与革新 本书的第一部分，「电影罗曼史：茶馆、影院、观众」，侧重于1910-30年间城市电影观众所感兴趣的家庭罗曼史。张真的〈茶馆、影戏、《劳工之爱情》〉，讨论1922年的由郑正秋所写的这部尚存的最早电影短片。该文叙述了20年代传统中国戏剧的巨大影响渐渐被电影手段和情节处理所取代的过程。在重构茶馆文化气氛的同时，张真指出电影从戏剧的外在性（滑稽戏的表演）到情节的内在性（心理动机）的转变留下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在当时需要以阶级和性别的观念来解释。 从机构的历史来看，中国电影工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不只是张真所说的茶馆文化，还包括文明戏。郑正秋早期的影戏中就体现了文明戏的模式。二十世纪初，文明戏本身的改变很大，由清末与政治息息相关的创作转化为家庭伦理剧。郑正秋的文明戏传统，尤其是它对城市文化和流行趣味的重新重视，被后来的电影投资者和制片人所采用。因此，它也可以说是20年代上海电影观众和电影工业定型的重要因素。
上海地域文化特征的形成机制
地域文化与发展期末作业 ——上海地域文化特征地形成机制 上海地域文化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文化地精华,吸纳消化一些外国地主要是西方地文化因素,创立了新地富有自己独特个性地海派文化,其特点是: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海派文化地基本特征是具有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和多元性： . 开放性 海派文化,海纳百川,熔铸中西,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还表现在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不排斥时尚. . 创造性 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地活力.当年地海派京剧开创了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地《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是在建筑文化方面地创新. . 扬弃性 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在租界里,以及主动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地形势之下,有些饥不择食,来者不拒,这是可以理解地.我们及时地提出这时特别需要清醒地辨别,有选择地有区别地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 多元性 海派文化和其它事物一样,是复杂地共同体,不应该要求它纯之又纯,单一就不成其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以致先进与落后,甚至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也有可能混杂其间,特别需要清醒地区别对待.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地上海海派文化，体现在上海文化地方方面面： . 上海地建筑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造就了中西并存、中外合璧、艺术交融、风格独特地“世界建筑博览会”； . 上海地舞台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形成了本乡本土地“申曲”（沪剧）与国剧京戏、越剧、淮剧等地方戏，以及来自域外地话剧、芭蕾舞等百花争妍地“大联袂”； . 上海地音乐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由乡土气息浓烈地“紫竹调”、“梅花三弄”，吹来了喜气洋洋地“广东音乐”、喧腾激越地“欢庆锣鼓”、回肠荡气地“二泉映月”，以及来自欧美地交响乐、铜管乐、管弦乐；上海地书画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不但传承、光大了传统中国书画地风骨，出现了被称为“海派”地“海上画派”，而且使发源于古希腊地雕塑艺术和来自文艺复兴发祥地佛罗伦萨地油画艺术在这里留下了“神秘地微笑”； . 上海地饮食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不但荟萃了展示域内川、粤、京、鲁、江浙、淮扬等地特色菜系、传统名点和茶酒文化地馆堂楼肆，而且汇聚起散发着欧美情调、各国风味地西餐馆、咖啡厅；上海地民俗文化，正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不仅保存并革新着传统节庆、吉凶礼俗、民间艺技、武术健身、收藏集古等彰显中华特色地文化，而且吸纳并发展着随欧风而来地交际礼仪、歌舞娱乐、体育竞技、服饰饮食、婚丧嫁娶等异域风情…… 上海地域文化如何形成：
文化身份认同指的是从精神方面来讲
文化身份认同指的是从精神方面来讲,一个种群对自身文化的回归或在不同的环境中对该环境文化的一种心理确认。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主调,有色人种的文化处于附属的地位,两种文化在相互排斥和不平等中相互融合,黑人文化在寻找自身定位时茫然困惑,同时随着黑人的地位的提高及奥巴马的当选,寻根追源已成为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黑人文化身份认同困境 一、困惑与困境 美国黑人文化的根源来自于非洲,非洲文化因素在美国并非是原来意义上的非洲文化,它借助美国黑人的创造精神和适应能力,在新的环境下经过种种变化,成为美国黑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白人文化为主流社会的主要旋律的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是人类天生的统治者。《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主张废奴的杰斐逊也是个种族主义者,他主张解放后,将其迁移到不致造成血统混杂的地方去,希望在非洲建立一个国家,将美国国内所在的黑人全部转移到该地。这种主见完全把黑人塑造成不开化和愚昧的状态。在黑人民权运动胜利后,黑人对自身的文化完全处于一种丢失与困惑的状态,他们的文化定位是什么——那被时间和空间已经疏远的非洲文化对他们还有无意义,在探寻自己文化根源的时候,出现彷徨与困惑,他们认为:只有接受了白人的文化,他们才能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才能改善自己的不平等待遇,也才能改变‘他们与生俱有的黑人性。’ 由于历史一代一代为种族主义所渲染,黑人文化的弱势地位加强,黑人在不知不觉中将白人的审美标准内化。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便展示了由白人强势文化冲击下黑人心灵文化迷失的悲剧,表现了黑人女性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造成的自我身份迷失和对主流文化的盲目追求。
整个19世纪黑人对非洲文化是感到困惑的,一方面,有部分黑人希望靠重建非洲故土来建设民族性,另一方面,有少部分黑人希望摒弃非洲传统文化,将黑人文化看成是低劣的,认为应该向白人学习。黑人权利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出现了盲从,他们摒弃了黑人在美国的传统文化,他们盲目的追求自己的文化优秀的一面,对于那种被殖民的文化给予拒绝,黑人在彷徨中寻找自己的文化领地,也迷失了自己的文化本位。 二、复归与融合 随着黑人政治力量的觉醒,文化相对主义的深入,许多黑人开始正视自己的文化,美国社会对黑人的包容文化因素有所扩大,这有利于黑人文化身份的认同。20世纪初,许多黑人团体明确了自己的非洲文化。 马库斯加维是一位具有牙买加黑人血统的美国人,他提倡黑人的民族主义,哪里有黑人自己的政府?哪里有黑人自己的国王?哪里有黑人的总统、国家、大使、陆军及其重要人物?我找不到他们,我宣布‘我将帮你们建造这一切。’世界黑人进步协会,其机关报《黑人世界》周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黑人报纸。领导人加维宣传黑人祖先的光荣历史,提出“回到非洲去”的纲领。他认识到在西半球文明化的过程中,黑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希望通过使美国黑人加入协会来激发黑人的自豪感,但是纲领缺少可以行动的可能,在经济危机后,黑人没有基本的生存保证,何来精神追求。黑人普遍赞成杜波依斯的观点,他是一位出身于黑人家庭的学者,著有《黑人的重建》、《世界与非洲》等书,他是泛非运动的创始人,他以精辟的言论说明了黑人和非洲文化对美国和世界的贡献,认为有色人种应和白人共同承担义务,同那些为民主而战的白人同胞和盟国肩并肩得紧紧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