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权力到权力知识

从知识权力到权力知识

【作 者】张之沧

【作者简介】张之沧，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知识原本自然纯洁，仅是人类求知欲和好奇心的结果，只是此后人类发现其有利可图，才逐渐渗透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形成知识权力。然而自从知识与权力结合后，知识就逐渐发生异化：一是通过权力的支配、控制和利用，使知识从属权力，形成工具知识。二是通过权力垄断、支配人力、物力、财力和相关的学术机构与教育资源优先发展与权力相关的知识，形成权力知识。三是利用权力弄虚作假、霸占别人研究成果，制造假知识、伪科学，导致知识异化、学术腐败，形成知识或科学技术的虚假繁荣。

【摘 要 题】争鸣

【关 键 词】知识权力/权力知识/知识工具/知识异化/学术腐败

【正 文】

自古以来，人们都非常看重知识。知识是渗透于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统治力量。只是在18世纪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之后，才更加强化了知识，尤其是科学技术知识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密关系，由此突显了知识性权力和权力性知识。权力知识的演变迄今至少已经异化出三方面含义：一是通过权力支配、控制和利用知识，使知识从属权力，成为权力的工具。二是利用权力支配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相关的学术机构和教育资源优先发展某些学科，从中获取权力者所需要的知识，使知识中渗透着权力。三是利用权力弄虚作假、巧取豪夺、卖官买文、沽名钓誉、霸占别人的研究成果，制造假知识、假文凭、伪科学、伪意识，导致学术腐败，使知识日益远离其真善美的性质。

一、知识权力

知识就其原初性而言，仅是人类在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通过求知欲和好奇心的促动，经由思维作用所获得的结果，因此它往往具有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直接性、纯洁性、正当性、审美性和独立自存性等特征。特别是18世纪之前的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不仅被波普尔称作客观知识，也都具有黑格尔式的纯粹概念和绝对理念的性质。在许多科学家眼里，科学完全可以和艺术与游戏相媲美。他们最初从事科学研究、科学发现也从未想到要以此升官发财或者其它的功利性质。正因为如此，及至20世纪诺贝尔奖得主弗莱明在论述科学的本性时依然指出：他不是在做研究时，而是在做游戏时发现了青霉素；正是做游戏的人做出了最初的发现，而更按部就班的科学家发展了这些发现。[1] (P157)事实上，不仅早期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目的远离功利，比

如伽利略、牛顿等都是通过把探索自然奥秘看作一种最快乐的游戏和最甜美的满足，而步入科学殿堂的；就是在19世纪科学变成人的谋生职业后，科学的游戏性质依然在发挥作用。首先，科学家选择科学多是出自猎奇心和求知欲。比如爱因斯坦献身科学就是由于被自然界向人类所显示的数学体系的简洁性和优美性强烈吸引。彭加勒也承认科学家研究自然，是因为喜欢它，因为它美；认为科学家之所以投身于长期而艰巨的劳动，也许为此缘故甚于为人类未来的福利。[2] (P366-367)其次，科学像艺术一样能够深深唤起人的激情。比如伽利略编织的力学宇宙不仅能激起人们无限赞美的情感，且能使人们对理性产生热烈的追求与坚定的信念。所以不仅科学活动体现着人对美的钟爱，其结果也体现着美的本质。

虽然知识带有朴实无华的美学性质和洁白无瑕的真理特征，经常融科学真理和娱乐于一体，然而一旦射出真理和正义的光芒，就会产生两种结果或下场：一是很快会沦为荒谬与邪恶攻击、亵渎的对象，甚至受到各种保守或腐朽势力的迫害。诸如苏格拉底、塞尔维特、布鲁诺等人都曾经为追求真理和科学而被处以极刑。权力者害怕知识和真理就像害怕瘟疫一样。二是会很快被人类积极地采纳和利用，并迅速渗透到人类社会的诸多领域，形成知识权力；与此同时，知识也使得自身通过各种社会实践获得迅速和全面的发展，演变为今天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知识海洋。知识之所以会变成权力的肯定对象，成为权力运用的工具，甚至知识分子也沦为权力的雇佣和奴隶，是因为当权者看到知识中蕴含着无穷的能量，看到知识中内在地包含着实用性和有利可图。所以，至少是自18世纪的工业革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之后，科学知识就通过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而同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结果，使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远远超过其它意识形态和文化样式，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一切领域几乎都被科学知识垄断；甚至人事关系也要用一套科学方式、科学方法去处理。由此，科学知识连同科学家一起，登上了国家的权力位置。在这里，知识就是权力，就像知识就是金钱一样。这种知识权力在旧中国表现为读书做官，在现代中国表现为干部知识化或官僚学位化；而在国外则主要表现为国家统治者利用科学家来参与国事、治理国家。尽管在牛顿时代，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只被英国皇家政权赐予一个铸币大臣的职务，但这却标志着科学从此进入一个替代宗教在国家权力中的神圣地位的新纪元。

关于科学家参与国家政权的重大社会举动，最早

在法国表现尤为突出。这不仅表现在法国的拿破仑时代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被委以重任，就是在其后法国历代国家政权中，以及像美国、德国和俄国这样一些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也都有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参与国政。至于今天，由于科学技术已经上升为第一生产力，所谓的科学治国、科学拯救人类的呼声和趋势已经威震全球，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在必须优先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国策的基础上，都不能也不应该忽视科学家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现在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中，行政官员大多都拥有相当高的学历和学位；评价一个政府内阁组成人员的素质常常要看其成员中拥有博士学位者的比例，而且基本上做到了由有专业职称和学位的政府官员领导相应的政府机构和部门的工作。不仅如此，在许多发达的国家还建立了由各类科学家和决策人员组成的智囊团或科学顾问班子，为各级政府和行政机构提供各种各样的决策和计划。这样，科学就随着科学主体愈来愈多地参与国家政权机构，而日益拥有更多的权力性质。

知识权力的结果，不仅表现为在学校里，学生必须学习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而不能被魔术、传说和占星术所取代；而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科学技术知识都拥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无上权威，形成了一种独霸天下的局面；使得今天的人们接受科学知识就像曾经接受红衣主教的教义一样无可置疑。甚至勇敢和革命的思想家们也躬身于科学的判决。比如克鲁泡特金曾设想摧毁所有现存制度，但是却没有触及科学。易卜生曾激烈地扯下当代人性状况的假面具，却依然保留着科学作为真理的标准。[3] (P302)

那么在知识权力中，知识和权力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呢？显而易见，就其统一性而言，是知识的真理性和实用性决定了自身的权力性。如果一种知识不包含真理性和实用性，它就不是知识，也就不会在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中被人类使用，使其具有权威性，形成知识性权力。另一方面，知识毕竟又不等同于权力，知识是因人的使用才变成权力。两者虽然可以相互作用，但本质上却是各自独立的。知识是独立于权力的运作而获得知识论的地位。权力虽然可以影响所认识到的事实，但是被认识的事实本身以及对认识而言的事实本身却不受权力影响。权力可以影响人们相信什么，但至于哪些信念是真的，以及这些信念之所以成为知识的辩护根据何在，这些都与权力的观点完全无关。同样，在这种关系中，无论权力是支持还是反对知识，是利用还是废弃知识，它仍然不失为权力，而这恰恰体现了它的存在和本质。换句话说，就权力成其

为权力，知识成其为知识的本质而言，权力与知识原则上都不受对方的影响。[4] (P12)只是权力通过知识可以得到加强或削弱，知识通过权力可以得到传播或抑制。任何知识都内在地拥有自己的生命和规律，其效用和成功决不会因为人们对这种成功的理论解释的改变而受到阻碍。因此，成功的理论也无需精确地表象世界，而只需提高人类适应自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p#分页标题#e#

这样一来，技术能力就代表了科学知识的本质，而与科学理论本身的逼真度无关。科学的技巧能力的发展、交流和保持，也不必理论表象为中介。有用性是科学知识的本质属性。权力可以使用或不使用某种知识，但不可以改变知识的内在价值和作用。是金子总是发光的，不论它沦落到谁的手里。权力可以把知识作为商品随意支配，却不能改变该商品本身的性质。因此知识或权力知识是资本主义阶段最典型的知识形式。从17世纪以来的知识就是力量到20世纪以来的知识经济和知识金钱，都说明知识自有其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的功用和性质。这种性质不会因为受到权力的支配和控制而有所改变。

权力和知识虽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或在某些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中，只具有一种外在关系，但是毕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两者一直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就务必导致双方在某些层面上各自发生些许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之一，就是知识越来越拥有权力，权力越来越依靠知识。人们不仅日益把各种管理学科看作权力，也日益把知识的形式看作权力形式；把各种微型技术和实践方式看作是与权力操作紧密相关的监视、评断和审度形式；拒绝再单纯地把知识看成是单纯之物；远离那种玄虚的领地，以一种对权力和知识的相互关系所进行的分析去取代。当然不是所有知识都有权力，也不是所有权力形式(例如赤裸的武力)都要借助知识。[5] (P52-54)但是，权力愈来愈知识化、信息化、科学化、人文化和人性化，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二、权力知识

权力不仅会从外部对知识发生作用，产生影响，各种权力形式、权力关系、权力机制也会渗透到人的各类认识活动中，统辖认识主体，支配教育资源，占有研究成果，诸多知识就是源自这些权力实践、权力作用，而不是与之对立。一切知识都是在人类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在某种社会制度下产生的。而且是有何种社会制度与权力形式就会产生何种知识形态和文化样式。比如古希腊之所以被公认为是人类科学的摇篮，主要原因就是它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了最早的民主政治体制。由于这种制度既推动了经济

繁荣，又给人以更多自由的时间和空间，以致它为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

中世纪之所以是科学的黑暗世纪，根本原因就是国家权力和宗教神学沆瀣一气，结果压制、障碍和打击了科学，高抬了语法、修辞、逻辑和辩论术，并给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披上神圣的光圈，将其推到全部知识的最高峰。只是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推动了经济发展，引发了政治变革，促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此时觉醒了的先进阶级才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砸碎宗教神学的枷锁，揭露教会的虚伪和狡诈，夺回凡人所应该拥有的权力，回到人类本来的家园，向大自然索取自由、理性和有用的知识，并将人类认识推到极致，最终产生近代科学。此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也主要归功于政治权力，而且是哪里有完备的社会制度和发达的经济，哪里就有科学技术的繁荣兴盛。因为只有这种国家才可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保证，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付于科学家以优厚的待遇、崇高的荣誉、充分的自由、足够的权利，吸引全世界科学家共同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进步。

社会制度和国家权力对于知识的作用当然有好坏两个方面。所谓好的权力知识主要指在权力肯定、推动和参与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知识。此时，权力的运作模式通常都是创制性的，知识通常都产生于这种权力的操作和应用，而不只是受抑制或必须征得权力的许可。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民主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全人类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原因当然是从科学技术应用中获得高额利润的资产阶级能够从人力、财力、组织机构以及对内对外的各种政策等方面，为优先发展科学技术提供有利条件。特别是自资本主义确立以来，正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几个国家组建了最古老的传授科学技术的大学，成立了历史最悠久的科学研究会和科学研究院，建立了许多最著名的科学实验室。进入20世纪后，在组织和管理形式上，许多发达国家都设立了对科学实行总领导的中央国家机构，诸如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国家科学院、各部属科学管理局或专门的科学部。二次大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对科学的宏观管理进一步加强。比如美国于战后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等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负责制定科学发展的长期和短期规划，制定推动科学技术繁荣昌盛的具体方针、政策、措施和方法，为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研究基金，使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正常的、系统的、有组织、有

计划的运行轨道。科学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并被制度化，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获得长足进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然国家权力与科学的结合也有不都是积极的和有利的。当国家政权掌握在反动阶级手中时，固然在一定时期内，基于其维护统治和实现政治野心的需要，也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但由于他们多是出自反动目的，仅把科学当作为反动政权服务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越是与国家政权结合得紧密，它对人类的危害和产生的消极作用就越大。比如由法西斯主义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既是国家政权利用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也说明在法西斯政权下，由于科学技术已经不再被科学家当作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然要求所乐意干的事，而是被当作一种负担和强迫性劳动，就像在希特勒枪口下的科学家们几乎都是被迫在为其发明制造各种战争武器，这就不仅使二战后德国科学一落千丈，也障碍了整个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但也正是这正反两方面进一步证明权力已经以各种形式渗透知识。

在这里，不仅知识就是权力，权力也是知识。与权力的实践性相对应，知识只是体现在我们的研究活动中或使用过程中，而不是指谓表象性理论中那种完全抽象化的东西。所以，知识、科学及其真理性，只能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和权力支配中得以理解，而不能在与世界的静态相符中得以证实。换句话说，传统的权力形式对科学的影响只有在贯穿于科学实践的微观权力的关系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这样一来，权力与知识或真理的关系就变成一种内在关系。开启科学实践领域的权力关系同时也是一种解蔽关系和真理关系。因为人类只有通过实践介入世界，才能够发现世界。世界不是处在科学理论和观察彼岸的不可触摸的东西，而是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中呈现出来的东西。人类在许多场合都不是以主体表象对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的，而是作为行动者来把握、领悟我们借以发现自身的可能性。从表象转向操作，从所知转向能知，只是也不否认科学有助于揭示周围世界这一种常识性观点。[4] (P24)

为此，库恩和费耶阿本德都认为：科学认识、科学决定从根本上说是一项政治宣传工作。在这项工作中，声望、权力和雄辩在理论的相互竞争中起着决定作用。从权力和科学知识之间的紧密关系上讲，波普尔的所谓的有关不断猜想和反驳的科学发展模式对于现实的科学来说既不充分也欠公允。因为科学更多地是政治的奴隶，掺杂着许多社会要素的作用；一种更丰富、更精制的科学发展模式，必定包含着大量的

非科学和非理性因素。劳丹也充分肯定权力对科学知识的制约作用，指出：对于一个科学共同体来说，某个问题会由于一些无理性或非理性的原因而变得十分重要。由于国家科学基金会支助科学家去解决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就由此变得极其重要，比如对于癌症的研究，因为存在道德、社会和财政压力，就会把这些问题提升到超越其认知地位的高度。[6] (P32)因此，我们最好不要把权力与知识对立起来，或者认为它可以与知识分离开来。知识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新的限制形式，而权力的行使本身就能产生出知识。[4] (P224)至少自19世纪以来，各国政府和准政府就不仅为科学提供资金、行政管理和政策上的支持，还积极调动各方面的科学资源以征服自己的目标，并禁止或规范某些研究实践及其扩散。#p#分页标题#e#

所以，一切科学知识都预设了一个由实践、用具、社会角色和目的构成的塑造或场景，后者既维系了解释之可能性的可理解性，也维系了呈现于其中的各种事物的可理解性。权力恰恰是这种场景或塑造的特征。与权力相关的是处于场景中的解释对场景本身的重构方式，对行动者及其可能行动的重构方式或限制方式。当我们说实践包含权力关系、产生权力效果或运用权力时，我们的意思是，实践以某种重要的方式塑造并限制了处于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人的可能行动领域。[4] (P225)科学知识的发展实质上都是植根于各类社会现象的建构和操纵。正是在这些过程中，发展出新技能，揭示了新的真理及其可能性，并通过技术能力、工具设备及其所揭示的现象的系统化拓展，使得世界逐渐变成一个被构造的世界。

在这个构造过程中，人类既是认知主体，又是被认识对象；既是强有力的行动者，又是权力规训的目标；自身既受到限制和操纵，又是操纵的服务对象；而且操纵所实现的恰恰是人类自身的价值。科学知识作为人类实践的所有物，反映了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中的选择和判断。特别是在人类利用科学知识所提供的强大的操纵能力进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时，总是既体现了自然科学中的权力/知识形式十分有助于把我们的世界重构为可能的行动领域，同时又对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所以，现代科学实践，就其获得知识成就的关键性的方式而言是政治性的。通过它对各种可作因果分析、可测算的微观世界的建构和理论思考，不仅大大地扩展了我们的科学能力，而且从根本上转换了我们的政治境况。这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些能力的运用是政治性的。科学的实验活动与理论活动本身就是权力运作的方式。[4] (P264)

也正是针对知识所拥有的这种权力性质，实用主义者认为，在权力知识面前，人们不要再过多地谈论真理。因为真理，按照传统的观点，往往要通过研究共同体对相关实践或科学实验所获得的结果的最终共识而得到理解。然而现实中，要想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的共识，往往遥不可及。这里，不只存在认识主体自身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也存在认识对象和认识过程的历史性、实践性和变化性。除此之外，任何研究都有可能在心理或政治压抑的情况下无限地延续下去，而这种压抑在每个阶段都可能会扭曲研究结论，例如产生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的理论学说。由此，实用主义者提出一种新的评价科学知识的标准，这就是：一切科学知识都是人类用来应付环境和改造环境的工具；其中的所有的概念、学说和系统，不管它们是怎样精致，怎样坚实都必须视为假设，它们都是工具。与其它一切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所造成结果中显现出来的效果。[7] (P73)

三、知识异化

权力知识的异化不仅使知识日益丧失审美性和真理性，而且由于日益向权力转化，最终导致秀才不知书或学者无学问。今天许多人读书不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仅仅是为了获取某种学历、学位，将知识变成招牌和荣誉，以便招摇撞骗。这些人看重的不是学术水平而是学术头衔，以及由此可获得的各种好处。这些人往往是名不副实，属于莎士比亚激烈抨击的闪闪发光的骗子。他们为了沽名钓誉，捞取利益，不仅利用各种手段和权力来禁止或阻碍人们对真知识的获取或扭曲人们已经获得的科学知识，压制正确的理念，制造虚假、荒谬的和毫无根据的意识强加于一般人，而且千方百计地利用权力攫取、占有、剽窃或购买他人的知识，骗取虚假学位。尤其是一些权力部门经常利用政治形式，宣传舆论，或声望、权力、年龄和论辩，甚至死亡、严刑拷打、坐牢或其他惩罚性威胁和手段，以改变人们的理念、观点和行动，强迫人们去相信纯粹由权力制作或编造出来的知识。他们通过抑制人们的欲望、鼓励虚假和无知，以及使用一大堆托词来展现自以为是的一些毫无真理性、实用性、纯属主观臆造的、空洞无聊的观念或话语。他们利用政治影响、职业发展、财政限制、法律禁止、意识形态扭曲等措施和途径，违背知识自身的发展规律，将科学和文化引入歧途。而在所有引发畸形知识的手段中，最卑鄙的做法就是，直接利用权力赤裸裸地占有他人知识。包括利用物质金钱、官职地位、荣誉头衔等直接换取别人的论文、著作。这些当权者的全部

知识或学位都是他人代其所为。他们不写一字，可以著作等身；不上一节课，可以顺利获得博士学位；没有当过一天老师，可以荣得教授的职称。

正是这些人将真知识变成假知识、知者变成无知者。由于一切知识都具有话语实践的性质，这也就给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特别是拥有政治和资金话语权的人提供了制造虚假知识或意识形态的借口和机会。这些人完全否定知识的实证性、经验性、真理性，否定构成知识的客观论据、知识来源和认知主体的发明创造，使得原先的那种带有外在关系的权力知识彻底发生异化；使权力知识演变为一种毫无具体内容的纯粹知识形式，使知识完全变成权力的一种附庸、一种伪科学、伪观念、伪意识。许多权力者头上的学者头衔只是一种虚幻的光环。这时的权力知识不仅不再代表知识，而且经常作为一种压制工具参与权力的总体形式更为系统地拒绝接受现实，禁止一切知识的形成和进步。知识或科学在这里完全被制度化、官僚化、商品化和金钱化。结果，谁有权力和金钱，谁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拥有学位和知识。由此，知识不仅变成培养专制和独裁的温床，变成摧毁民主的武器，也完全失去其固有的道德属性和美学性质。这种权力知识不仅远离知识的真理性，也由于其虚假性远离实用主义主张的知识的有用性和实践性。在实用主义看来，检验知识真理性的标准主要在其运用的有效性，而在权力知识中，权力本身就是知识的标志。任何权力者都不可能从不具备任何真知识和科学真理的虚假的学术头衔中，对知识的成就起建设作用。因此在这类假学者性的当权者中，权力本质上只是压制性的，具有恶的性质；它可以运用惩罚和奖励来禁止、监督、约束和胁迫人们。另外，由于权力害怕真理，所以权力必须制造荒谬，以压制真理。当然，权力可以用来反对那些倡导危险的人，鼓励那些思想上与当权者的利益或偏好紧密地保持一致的人，但是它却无法制造出新观点或新知识，[4] (P16)只能制造虚假和无知。

知识异化的再一个方面就是将知识和科学变成奴役人类自身的力量。即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8] (P4)一旦科学同机器一起构成资本家的权力时，科学除了对资

产阶级有吸引力外，对于其他一切受资本奴役的人来说，则失去了往日的全部魅力。这时的科学对于科学家来说，几乎像劳动对于工人一样，已经变成外在的东西。因此这时期的科学家在其科学活动中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其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意志和兴趣受压抑。就像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己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是不取决于他个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的一样。[9] (P94)这种异化既使科学知识失去原有的美学性，失去真善美的统一性，也曲解了社会需要，替换了真正人类的目的。为此，一些人将科学定义为唯物主义的，反人类的力量，是一个失控的、自己创造反而毁灭自己的恶魔。[10] (P4)代表性事件就是20世纪60年代，科学悲观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对科学的认识价值和实战意义的全面否定。他们责备科学使人失去理智而退化为没有特殊本质的机器，把人类生存的环境变成一个没有森林、动物、饮水和新鲜空气的大废墟；谴责科学用炸弹威胁人的生命，蓄意破坏人类文明；嘲笑科学不能成就大事，只是巨大的金钱浪费；认定科学技术是当今世界发生的一切腐败堕落、灾难和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一种不可控制的可怕怪物，总有一天要消灭人类，因而对未来充满悲观绝望；坚决反对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材料工程，主张限制或推翻科学技术。#p#分页标题#e#

与之相应，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也坚决抹煞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神话之间的界限；公开主张人类通常所谓的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必然性和客观性都是科学家主观虚设的。所谓的科学规律本质上都类似于人类社会中由社会及其统治者所强加的有关引导和仲裁的法典。因此我们虽然可以用语言编织一个丰富多彩的织锦，来描绘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编织而成的肖像，但其结果一定是将自身描绘成完全无知所编织的图像为真的条件。[11] (P21)为此，他们否定科学研究对象的实在性，认为那些追求协同性而非客观性的实用论者，从不关心社会实践与外在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只把真理看作是那种适合我们去相信的东西。因此他们不需要去论述被称作符合的信念与客观之间的关系，也不需要论述那种确保人类能进入该关系的认识能力。[12] (P9)真理归根到底只是人的信念和价值观。哲学、科学和艺术都只是一种文化样式或谈话的声音，它们并不表达客观世界。

在此基础上，大卫格里芬指出：在后现代化阶段，必须克服科学自身

的缺陷及其异化造成的危害。这就是：现代科学与真理不具有等价性质。科学也不是单纯的理性和经验的事业。人类的歪曲、权术和其它非理性因素同样在科学团体中起作用。因此后现代科学的目标，不是旨在发现科学真理，而是追求科学的实用性、解释的有效性，以及理论的经验适合度，反对将技术用于军备竞赛。为了防止工业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人类必须迅速改造生产形式。金融财政要更多地投向文化教育，促进食品生产工业，为发展中国家解决人口和饥饿问题，而不应该投入危害人类健康和安全的烟酒工业和军火生产。在未来社会大变革中，资本财团要把人性的改善和社会进化放在首位，消除盘根错节的经济市侩主义和利己主义；消灭异化劳动，使科学不再成为资本的雇佣，因而也不再是人们之外的非本质存在，而是使人获得解放、欢乐和满足的手段，再也不是奴役和压抑生命的枷锁。这时，科学才会恢复其美学性质，结束人对货币权力的服从，使社会全体成员的劳动变成体力和智力的游戏。[13] (P40)

再就是权力知识导致学术腐败。这一点只要结合中国的学术界现状，就可以得到很充分的说明。尽管新中国历尽艰辛，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然而还是不得不遗憾地说，50多年来，原创性科学理论凤毛麟角，国际一流科学大家出之甚少。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学术腐败的不断升温，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利用权力霸占、垄断、挪用学术经费，行贿受贿捞取各种学术荣誉、学术地位的学术事件屡屡发生，从博士到教授、博导、院士、校长都有人染指其中。究其原因，除了沉闷幽闭的文化氛围、心浮气躁的学术环境、薄弱无根的科技基础、缺漏不全的法规体制，以及相对保守的国民性和民族性等诸多因素外；关键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背景中，没有追求真理和捍卫正义的概念，没有确立科学的献身精神，没有认识知识的真善美本质，将知识和权力与金钱完全等同起来，全部知识论中都渗透着官本位和物质至上主义。

在利欲熏心的权力欲望和金钱欲望的作用下，这些腐败者们完全陷入知识、真理和信念的病态，认为权力不仅可以改变人们的一切知识和信念，而且能够改变世界本身。因此在他们看来，不是科学知识是救世主，而是权力高于一切。对于权力和知识的这种直接关系，一些实用主义者、新经验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当然都有充分认识。比如哈贝马斯就很好地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他说：通过反思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内涵，知识论与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异常明显。在这里，不仅

是权力知识在本体论上走向反实在论，而且那些建构性权力还重新塑造了世界及其表现形式，从而使知识和知识分子一起成为了权力者的奴隶，使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丧失了主体性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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