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编的结构设计

第18卷第3期2005年7月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Phil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18　No.3

Jul.,2005论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编的结构设计①

彭诚信1,戴孟勇2

(1.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2.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100088)

[摘　要]对于如何确定民法总则的结构主线,有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以及民事权利等立法模式可供选择。从权利关系的逻辑结构和发展顺序、民法总则的体系性和概括性以及权利理念的弘扬等方面考虑,应选择权利作为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编的结构主线。

[关键词]民法典;民法总则;结构设计

[中图分类号]D9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3194(2005)0320283206

民法典乃理性化的产物,讲究一定的逻辑性和体系性。由此决定,民法典的结构设计,不得随意为之,而应当首先确定一个贯穿其中的结构主线,然后围绕着这根主线来安排具体的章节顺序。只有如此,才能使民法典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衔接紧凑,逻辑严密,体系性强,便于适用。例如,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虽然有些内容受到法国民法典的影响,但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系统编排法,由作为法律主体的人出发,以人和人的生命历程作为系统编排的标准,描写出一部所谓法律主体的传记。[1](P5,P30)同理,民法典总则编的制定也应首先确定一个贯穿其中的结构主线,以便使总则的具体内容能够围绕着这根主线而合乎逻辑地展开。从德国民法典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之所以在民法典中设立总则编,乃是受到学说发展的决定性影响。[2](P6-17)如果学者们没有在理论上建立起一个系统的民法总则,那么就难以想象立法者会在民法典中确立总则编。有鉴于此,在讨论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编的结构设计之前,有必要先考察学者们提出的编制民法总则的各种方法。只有在对各种学说主张进行批评借鉴的基础上,才能够对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编的结构设计提出有价值的立法建议。

一、以法律关系为主线的编排法

所谓法律关系,广义言之,是指由法律所规范的社会生活关系;狭义言之,是指法律藉给予某人权利,强加某人法律义务或屈从而规范的社会生活关系。[1](P87)在我国,学者多称其为民事法律关系。就法律关系的组成要素而言,三要素说认为包括主体、内容和客体;[3](P34)四要素说认为包括主体、客体、法律事实和保障;[1](P95)五要素说则认为包括主体、客体、内容、变动以及原因。[4](P49-56)以法律关系为主线的编排法主张按照法律关系的组成要素来编制民法总则的结构体系。有学者认为,民事法律关系是整个民法逻辑体系展开与构建的基础,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应当围绕法律关系的内涵而展开。据此,民法总则应当根据法律关系的要素确立主体、行为、客体制度,然后在分则中确立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5](P66,P174-175)在对相关立法的理论解读上,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民法通则》就是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第一章是适用于全部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第二章“公民(自然人)”和第三章

①[收稿日期]2005-03-05

[作者简介]彭诚信(1973-),男,山东嘉祥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财产法、民法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CFX009)

“法人”规定的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第五章“民事权利”和第六章“民事责任”规定的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与第七章“诉讼时效”涉及到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6](P237-238)也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德国式民法典总则基本上都采用了“主体———客体———行为”三位一体的结构模式,这种模式的理论逻辑乃是以法律关系的理念为基础,将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权利义务———规定于各分则之中,而在总则中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以及法律行为。[7]从具体的立法上来看,在葡萄牙民法典中,作为总则卷核心部分的第二编,就明确以“法律关系”为标题,并按照法律关系的四个组成要素划分为“人”、“物”、“法律事实”、“权利之行使及保护”四个分编。有学者认为,尽管法律关系并非法典或法律学说用作安排民事内容的唯一蓝本,但因这一概念既清晰又严谨,的确能适当透视法律所规范的社会现实,故以其来处理系统编排的问题还是合适的。[1](P4-5)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也有学者主张,未来民法典应以法律关系的要素来构建总则,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民事权利的结构为分则提供借鉴。[8]

在理论上,以法律关系作为编排民法总则的结构主线,的确能够揭示民法的调整对象,涵括总则中的主体、客体、法律行为等制度,并能对民法典的其他各编起到统领作用,因而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路。不过,我国学者大多将法律关系的内容———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作为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之一,而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具体类型及内容又十分复杂,显然难以为民法总则所包容。再者,法律关系本身乃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既不能凸显民法总则乃至整个民法典的价值取向,也无法从中提炼出民法典的核心理念,因而难以对人们的行为和观念起到良好的指引作用。因此,以法律关系作为编排民法总则的结构主线,未免使民法总则显得过于平庸。在葡萄牙,有些人以反人道主义为由,批评把法律关系这个概念作为民法的基础,认为把法律关系视为民法的基本概念,便把人淹没在法律关系主体这个既形式化又抽象的概念中。[1](P5)这种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以法律行为为主线的编排法①

像民法总则一样,法律行为制度也是德国潘得克吞学派的理论创造。从立法上看,法律行为制度最早与民法总则一道出现在德国民法典之中。后来,继受德国模式的日本、葡萄牙、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等的民法典,也都在总则中专设一章规定法律行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法国、瑞士和意大利等国的民法典中,不但没有设置总则编,而且也缺乏关于法律行为的一般性规定。由此看来,民法典总则编的设置与否,似乎跟是否接受抽象的法律行为理论有密切联系。梅迪库斯曾经指出,德国民法典设置总则编的优点,主要反映在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方面。将这些规定提取概括,可以取得唯理化效应,由此立法者就无需为每一项法律行为都重新规定其生效的要件。[9](P30)梅迪库斯在所著的《德国民法总论》一书中,就大胆地突破了德国民法典总则编确立的“人———物———法律行为”的逻辑顺序,将“法律行为”放在第三编,而将“权利主体”(人)和“权利客体”(物)分别安排在第四编和第五编讲述。[9]这种安排或许可以看作是一个隐喻,暗示着作者以法律行为为主线来解读和建构民法总则的良苦用心。

与梅迪库斯所持的暧昧态度不同,我国有学者则旗帜鲜明地指出,德国民法总则乃是以法律行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人和物分别是法律行为的主体和客体;如果没有法律行为,总则是无法建立起来的。该学者还认为,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的民法典总则编中关于期间、期日以及时效的规定,都可以看成是对法律行为的技术性规定:期间、期日限定的是法律行为的时间;时效限制的是法律行为的结果。至于德国民法典总则编所独有的关于“提供担保”的规定,则被解释为保障法律行为履行的技术性规范。②可见,依照这种观点,德国模式的民法典总则编无疑是以法律行为作为其结构主线的。我国也有学者主张,中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在总则中突出和强化民事活动的地位,使总则的内容围绕民事活动这个中心予以设计和展开。[10]这一主张显然是把民事活动作为组建民法总则的结构主线。鉴于民事活动与法律行为两个概念十分相近,而且法律行为的概念更为成熟和规范,故本文仅就以法律行为作为民法总则结构主线的观点进行评论。

必须承认,选择法律行为充当民法总则的结构主线,以其为核心来编排总则的内容,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法律行为与民法总则之间的历史联系,又能够提炼出私法自治的理念并加以弘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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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有学者指出,我国民法学界目前在“法律行为”的概念之下所谈论的,实际上是德国法中的“法律交易”(Rechtsgesch ft)的内容。参见

米健:《论“民事法律行为”命名的谬误》,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10月10日。不过,这并不影响本文有关法律行为的讨论。

参见谢鸿飞:《法律行为的民法构造:民法科学和立法技术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136、144页。

且,总则中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基本上能够统领物权、债权、亲属、继承等民法典的传统内容。不过,法律行为制度尽管相当重要,却不意味着一定要以其作为设计民法总则的结构主线。就德国模式的民法总则所规定的基本内容来看,虽然人和物可以分别作为法律行为的主体和客体而纳入法律行为的框架之中,但是将期间、期日乃至时效制度都看成法律行为的技术性规定,则过于勉强。原因在于,总则有关期间和期日的规定并不仅仅适用于法律行为,还适用于事实行为、诉讼行为乃至公法上的行为等等,显然不宜纳入法律行为的体系之中。就消灭时效的客体来说,德国民法既包括基于法律行为产生的请求权,也包括非基于法律行为产生的请求权,例如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等等。日本民法典中消灭时效的客体还包括非所有权的财产权。可见,消灭时效制度也远非法律行为的概念所能容纳。至于德国民法典总则编第七章关于“提供担保”的规定,与其看作是保障法律行为履行的技术性规范,还不如解释为保障权利实现的实质性规定更为妥当。可见,如果以法律行为作为民法总则的结构主线,将不能有效地涵括期间、期日、时效等传统上属于总则的内容,从而难以起到贯穿总则的核心作用。

三、以权利为主线的编排法

我国法理学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权利乃法哲学的基石范畴,现代法的本位则是权利本位。[11](P334—366)这一结论尤其适用于民法。在民法学界,学者通常认为,权利是民法的核心概念,民法最基本的职能就在于对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民法体系的建构以权利为基本的逻辑起点,民法就是一部权利法。[5](P22-23,P66)尽管学者们对权利乃民法的核心概念这一点并无争议,但是就具体的立法而言,是否存在着以权利作为结构主线来编制民法总则的做法呢?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民法典颁布后不久,胡长清先生就指出,民法典系以权利为立法的中心观念,而总则乃是各种私权共同适用的通则,系以私权为全编组织之中心。具体表现在:第一章“法例”是关于各种私权通则的通则;第二章“人”是关于私权主体的通则;第三章“物”是关于私权客体的通则;第四章“法律行为”是关于私权变动的通则;此外,时、时效与权利行使之限制,不但对于民法全部均有其适用,且无一不与私权的变动或行使有密切关系。[12](P45)郑玉波先生也认为,现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乃属权利本位之法,法典的总则编系以权利为中心而构成:除第一章“法例”为法律全部适用之通则外,第二章“人”乃权利之主体问题;第三章“物”乃权利之客体问题;第四章“法律行为”、第五章“期日及期间”、第六章“消灭时效”,三者同为权利之变动问题;第七章“权利之行使”则为权利行使及保护之问题。[13](P50-51)在我国大陆,梁慧星先生指出,现行《民法通则》系以权利为中心编制而成:第一章第一条揭明了保障合法民事权益的立法目的;第二章规定权利主体;第四章规定权利之取得;第五章分别规定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第六章规定对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4](P38)此外,对于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总则编,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其内容乃是以民事权利为核心和基础,沿着“民事权利的主体———民事权利的客体———民事权利的产生、行使和实现”一系列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14]学者们的这些观点虽然是针对不同的立法来说的,但在坚持民法总则系以权利为主线编制而成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

不过,在推崇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的学者看来,以权利作为民法总则的结构主线,而将法律行为仅仅作为引起权利变动的原因之一,不免降低了法律行为的地位和理论意义,使法律行为淹没于总则之中,进而影响私法自治理念的弘扬。

四、以权利和法律行为为并列主线的编排法

根据王泽鉴先生的看法,我国台湾民法典的总则编乃是建立在两个基本核心概念之上的,一为权利,一为法律行为。基于权利而组成权利体系,有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行使等问题,而法律行为乃是权利得丧变更的法律事实。[15](P25)从其所著《民法总则》一书的主要体系安排来看,似乎是兼采了权利和法律行为两个线索。[15]那么,能否以权利和法律行为两条并列的主线来设计民法总则的结构呢?从弘扬权利本位和意思自治理念、凸显法律行为与民法总则之间的历史联系来说,这种选择似乎具有“鱼和熊掌兼得”的意味。不过,从逻辑关系上说,法律行为与权利这两个概念之间并非平行并列的关系。法律行为仅仅是引起权利变动的原因之一,而非全部。因此,虽然法律行为能够毫无障碍地纳入权利的逻辑体系之中,但是权利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却无法为法律行为所包容。如果将两者不分主次地作为民法总则的结构主线,在逻辑上显然不合适。再者,同时采用两根主线来设计民法总则的结构,难免使总则被割裂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从而破坏总则的完整性。

五、以重要性为主线的编排法

在我国有关民法典体系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立法各主题的排列顺序显示了各主题的重要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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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应当按照重要性标准来安排人与物在民法典中的顺序,将人法安排在物法之前。[16](P155-156)也有学者认为,在编排民法典分则各编的顺序时,应当根据重要性的标准,将物权、债权排列在前,接着是亲属编,最后则是继承编。[17](P46)以此而论,能否将重要性标准作为编排民法总则的结构主线呢?

应当说,遵照重要性标准来安排人或者事物的先后顺序,既符合一般的社会观念,也可以表明排列者的价值取向,因而有可取之处。不过,重要性乃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标准,主要受当事者的主观判断所左右,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民法总则所应规定的各种制度而言,除主体制度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性之外,在其他制度之间似乎很难清楚地区分出主次轻重来。即便将重要性标准转化为适用范围大小的标准,也很难在物、法律行为、期间及期日等制度之间分出高下。非但如此,如果按照重要性标准,期间和期日制度倒是应该排列在非常靠前的位置,因为人的生命就是在时间中延续的,没有时间,即无所谓人类。可见,由于在总则所包含的各种制度之间无法准确地区分其重要性程度,因此显然不能以重要性标准作为编制民法总则的结构主线。

六、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编

应当选取的结构主线

综合考量学者们提出的编排民法总则的各种线索,笔者认为,我国未来民法典的总则编,应当选取权利作为结构主线,按照“权利主体(人)———权利客体(物)———权利内容(各种具体的权利)———权利变动的意定原因(法律行为)———权利变动的法定原因(时效)———权利的行使”这一逻辑顺序,来编排总则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将有关立法目的、调整对象和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作为“一般规定”放在总则第一章,并以“期间和期日”的技术性规定作为总则的最后一章。之所以如此设计,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这种安排符合权利关系的逻辑结构和发展顺序,使民法总则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体系性。具体表现在:第一,从权利关系的逻辑结构来看,任何权利都涉及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由于人是民法的中心,是权利关系展开的逻辑起点,所以权利主体应当先于权利客体而规定。相应地,权利客体宜放在紧挨着权利主体之后的位置,以表明主体与客体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讨论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梁慧星先生最初起草的民法典大纲(草案)曾将权利客体置于权利主体之前;[18](807-809)后来,由其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议稿则放弃了这一顺序,改而将权利主体放在权利客体之前。这种转变或许是考虑到了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之间的逻辑先后关系。第二,权利内容虽然是权利的重要构成要素,但从立法上来看,德国、日本等国的民法典并未在总则中对此加以规定。其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类型的权利往往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作用,将人身权、物权、债权等等具体的民事权利分别放在民法典的分则各编中,既能够使这些权利得以充分地展开,同时也体现了权利的统率作用,在效果上要比将它们规定在总则中为佳。不过,我国也有学者主张,为便于公民和企业了解自己究竟拥有哪些权利,继承《民法通则》设专章规定民事权利的立法经验,未来民法典应在总则编中对民事权利体系作列举性规定。[19]在2002年12月23日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给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为民法草案)中,显然是采纳了这种意见,以第六章整整一章的篇幅对一些重要的民事权利作了简单列举。这种安排既符合权利关系的逻辑结构,也与学者们在民法总则教科书中总要对权利类型作简要介绍的流行做法相一致,因而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路。惟其缺陷在于,在总则中对具体的民事权利进行列举式的规定,难免产生挂一漏万的弊端,而且容易封闭权利体系的发展空间。为减少这些弊端,笔者有两个建议:一是总则中对权利内容的规定应当采取“具体列举+抽象概括”的方式,以免有所遗漏;二是应一并设置若干开放性的条款,以便为新型权利的出现保留适宜的发展空间。当然,按照权利关系的逻辑结构,有关权利内容的规定宜放在“权利客体”一章之后。第三,现实中的权利关系并非静止不变,往往要随着不同法律事实的出现而发生变动。法律事实一般可分为法律上的行为和自然事实两大类。[20](P301-302)虽然法律上的行为和自然事实都各自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但前者之中以法律行为最为重要,后者之中则以时效为其代表。所以,在选取法律行为作为法律上的行为之典型的同时,一并选取时效作为自然事实的代表,将两者各设一章规定在总则中,就既揭示了引起权利变动的两种主要原因,也能够使意定原因和法定原因这两种引起权利变动的方式相对应。鉴于法律行为体现了私法自治的民法理念,并且是导致权利变动的最重要、最常见的原因,故在编排顺序上应将其放在时效制度之前加以规定。第四,在时效制度之后,设置“权利的行使”一章,就自助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等制度加以规定,既符合权利关系的发展顺序,也使得民法总则中的权利体系显得更加完整。德国、葡萄牙以及我国台湾民法典,均在总则中设有“权利的行使”一章,可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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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民法总则中“一般规定”所包含的内容通常既适用于权利关系,也适用于全部民法领域。“期间和期日”一章虽然主要是就时间的计算方法所作的技术性规定,但时间的计算方法不仅会影响到权利的变动,还适用于包括私法和公法在内的全部法律领域。因此,将“一般规定”与“期间和期日”分别作为民法总则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既不会破坏权利关系的逻辑发展结构,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民法总则体现出首尾呼应之美。

其次,将权利作为设计和编排民法总则的结构主线,不但可以有效地组织起民法总则的体系,而且还能对物权、债权、亲属、继承等民法典的传统各分编起到统率作用,因为这些分编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各种具体的权利关系而展开的。对于我国即将制定的民法典来说,即使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或者将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之中作为一编,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它们统合在权利的逻辑体系之中,而不用担心会破坏民法总则和整个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此外,即便把侵权法也独立成编,由于侵权法属于权利的保障性规定,因此亦可将其轻松纳入权利的逻辑发展体系。非但如此,通过将侵权法放在民法典其他各编之后,还可使权利这根主线在整个民法典中贯彻得更为彻底。这都是采用法律关系或者法律行为充当民法总则的结构主线所无法做到的。当然,如果把权利作为贯穿民法总则和整个民法典的结构主线的话,就没有必要仅仅因为条文过多就将债法总则与合同法分割为两编,以免为追求条文数量的匀称而破坏了民法典的整体结构。

最后,以权利作为民法总则的结构主线,能够提炼出“权利”这一贯穿民法总则和全部民法典的核心理念,表明民法乃权利之法的属性,有利于弘扬权利本位的社会观念,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更方便地认识和了解权利,增强人们的权利意识。这也是采用法律关系或者法律行为充当民法总则的结构主线所难以达到的效果。

七、简评我国民法草案总则编的结构设计

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共有九章内容:第一章“基本原则”;第二章“公民(自然人)”;第三章“法人”;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第五章“民事权利”;第六章“民事责任”;第七章“诉讼时效”;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第九章“附则”。该法虽然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民事基本法的地位,但从其结构和内容来看,实则与德国模式的民法典中的总则编大体相当。在制定《民法通则》之初,立法者就曾准备将其制定成一部《民法总则》。[21](P112)正因《民法通则》具有民法总则的性质,所以在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的民法草案中,其总则编的结构设计基本上是以《民法通则》为蓝本改制而成。这部民法草案的总则编也有九章内容:第一章“一般规定”;第二章“自然人”;第三章“法人”;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第五章“代理”;第六章“民事权利”;第七章“民事责任”;第八章“时效”;第九章“期间”。稍作比较便可发现,民法草案总则编基本上继受了《民法通则》的结构体系,仅有三处明显的差别:一是删除了《民法通则》第八章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规定;二是将“代理”从《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中独立出来,单设一章;三是将“期间”制度从《民法通则》第九章“附则”中拿出来并取代该章。总体上看,民法草案总则编对《民法通则》的继承之处大大超过其创新之处。

那么,这部民法草案总则编选取了什么样的结构主线呢?草案的起草者未作说明。不过,如果站在权利的视角来解读民法草案总则编的规定则不难发现:总则编第二章“自然人”和第三章“法人”规定的是权利主体;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第五章“代理”是关于法律上的行为的规定,属于引起权利变动的意定方式;第六章“民事权利”规定的是权利的内容;第七章“民事责任”是对权利的保障性规定;第八章“时效”则是对法律事实中的自然事实的规定,是引起权利变动的法定原因。可见,除了第一章“一般规定”和第九章“期间”之外,草案总则编的主要内容实际上采纳了以权利为结构主线的编排法。然而,与笔者在前文提出的以权利作为结构主线而设计的民法总则体系相比较之后可以发现,草案总则编对权利这一结构主线贯彻得并不彻底,因而存在诸多不合逻辑之处,有待于在将来正式立法时予以纠正:其一,缺少关于权利客体的规定,使得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被割断,草案总则编关于权利主体的规定因此显得孤零零的。有鉴于此,应当在总则中增加规定“权利客体”一章内容,对“物”、“智力成果”等等具体的权利客体加以规定。[7](P57-58)其二,“民事权利”一章的位置不宜放在“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之后,而应放在“民事法律行为”一章之前。因为就权利关系发展的逻辑顺序来说,只有先就权利的内容做出规定,然后才能谈到权利变动的问题。其三,关于民事法律行为与代理,草案总则将其作为并列的两章加以规定,在逻辑上并不合适。所谓代理,是指代理人于代理权限内,以本人的名义,向第三人为意思表示或从第三人处受领意思表示,而直接对于本人发生效力的行为。[12](P295)可见,代理不过是由他人代本人从事法律行为而已。从逻辑关系来看,代理乃是法律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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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位概念,其立法位置应当比法律行为低一个层次才对。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的民法典总则编均将代理作为一节,规定在“法律行为”一章中,就是基于这种逻辑关系的考虑。民法草案将“代理”作为独立的一章放在“民事法律行为”之后加以规定,人为地拔高了代理制度的法律地位,破坏了法律行为与代理之间的上下位关系,在逻辑上难谓妥当。因此,应当借鉴德国、日本等的做法,将“代理”从章的层次降低到节的层次,纳入“法律行为”一章中,作为其中的一节。其四,时效作为引起权利变动的法定原因,与民事法律行为同属于法律事实,两者之间既具有对应关系,也存在着逻辑上的内在联系,因而不宜在“民事法律行为”和“时效”两章之间加入有关民事权利乃至民事责任的规定,以免人为地割裂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从与人们生活的密切程度上考虑,“民事法律行为”一章宜置于“时效”之前,而“时效”一章则应紧挨着“民事法律行为”之后加以规定。其四,“民事责任”应否纳入民法总则,我国学界尚存在争议。抛开此点不论,“民事责任”作为保障权利实现的措施,与德国民法典总则编第七章“提供担保”所扮演的角色类似。就其在权利体系中的逻辑位置而言,应处于权利体系的末尾才合适,而不宜放在时效制度之前。当然,如果将草案中的“民事责任”一章改为“权利的行使”,并将其规定在“时效”一章之后,则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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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顾昂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M].北京: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1989.

On the Structure Arrangem en t of the Future C i v il Code i n Ch i n a

PENG Cheng2xin,DA IMeng2yong

(School of law,J ilin U 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Abstract:Considering how t o fix the basic structure ideas of the General Rules of Civil La w,there are s ome legis2 lati on models including Legal Relati onshi p,Legal Act,and Civil R ights f or making choices.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rights should be the basic structure idea f or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future Civil Code in China,which is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 ons of the l ogical structure and the devel opment order of rights relati onshi p,the syste m and gener2 alizati on of the General Rules of Civil La w,and the s p read of right ideas.Accordingly,the article offers s ome sug2 gesti ons for rectifying s ome i m perfecti on of the arrange ment of General Rules of the current draft of Civil Code. Key words:Civil Code;General Rules of Civil La w;structure arrange ment

[责任编辑、校对:赵守江] 882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8卷

《民法典》第一编《总则》应知应会要点梳理

《民法典》第一编应知应会梳理 （第一篇总则，共十章共204条） 一、总则编八大亮点 在《民法典》的编纂步骤上，采取的是先总则编、后分编的两步走模式。《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通过实施，本次《民法典》总则编部分未有较大改动，仅根据法典编纂体系化要求对个别条款作了文字修改。总则编亮点即《民法总则》的亮点： 1.胎儿享有继承权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第十六条） 2.八周岁孩子可以“打酱油”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十九条） 3.失能老人须监护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

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二十二条） 4.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为特别法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第一百零一条） 5.个人信息和网络虚拟财产受保护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第一百一十一条） 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二十七条） 6.见义勇为非重大过失不承担民事责任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第一百八十三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八十四条） 7.诉讼时效延长至三年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八十八条）

(下)范式民法典体系之解析和中国民法典体系的建构

(下)范式民法典体系之解析和中国民法典体系的建构

范式民法典体系之解析和中国民法典体系的建构(下) 徐涤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四、未来中国民法典之体系的设计 (一)关于设编的原则 按照科学的逻辑体系的要求，未来民法典的体系应以总则——分则作为构造模式，而且这种划分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是多层次的。 (二)关于总则 诚如学者所言，一个逻辑严密和完整的总则，是私法称得上科学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典应该成为一个完全科学的概念体系，或者一定要包含一个总则。不过，如果说民法典的总则并非是必要的，那么把关于法律适用和权利行使中最为一般的原则汇编起来(例如瑞士民法典第l条至第9条的规定)，对于私法制度的伦理性整合来说，则肯定是不可或缺的。[67]有鉴于此，德国民法典以后的许多立法实践，例如像瑞士、荷兰、意大利民法典这样被公认为优秀而独立性很强的民法典，都只是就最为一般的法律规则设定序编，却没有设定总则。而日

本和旧中国在其民法典中设定总则，或许是急于模仿德国法所致。 [6]因此，在中国未来的民法典中，笔者建议设立序编，其内容应该包括：民法的渊源;民法的解释适用;基本原则;权利的行使、期日和期间等等。 (三)关于人法 人法应从总则中独立出来，就自然人和法人各自设立分编。建议将自然人的人格权和法人的人格权规定在相应的章节中。因为，虽然从法律关系和权利的性质来看，人格权法作为和亲属法、财产法并行的部分，本来也应独立设编，但考虑到其条文的畸少，所以放在人法中规定。这样做会导致形式上的不周全，但其好处是：可以使人法不至于沦为纯粹的主体法，丰富人法的人文信息。 (四)关于亲属法 以德国民法典为榜样的私法典，把家庭权利视为“和个人的财产权及合同权利相平行的权利”，而将家庭法作为私法的一个独立部分。这种做法虽然和19世纪强调个人经济自由和私的家庭生活的资产阶级思想相符，但也一直受到一些法学家的尖锐批评。然而，批评不是从家庭法能否人法分离这一角度出发的，他们只是认为，家庭是一个社会或有机的统一体，一个人可以从中获得作为家庭之个人的以及和财产法相关的人身权利和义务。这种反个人主

民法典合同编

合同编目次第一分编通则 第一章一般规定 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三章合同的效力 第四章合同的履行 第五章合同的保全 第六章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七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八章违约责任 第二分编典型合同 第九章买卖合同 第十章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第十一章赠与合同 第十二章借款合同 第十三章保证合同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保证责任 第十四章租赁合同 第十五章融资租赁合同 第十六章保理合同

第十七章承揽合同 第十八章建设工程合同 第十九章运输合同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客运合同 第三节货运合同 第四节多式联运合同 第二十章技术合同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技术开发合同 第三节技术转让合同和技术许可合同第四节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 第二十一章保管合同 第二十二章仓储合同 第二十三章委托合同 第二十四章物业服务合同第二十五章行纪合同 第二十六章中介合同 第二十七章合伙合同 第三分编准合同 第二十八章无因管理 第二十九章不当得利

（注:暂按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条文顺序编排） ∨ 第一分编通则 第一章一般规定 第二百五十四条本编调整因合同产生的民事关系。 第二百五十五条本编所称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编或者其他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第二百五十六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百五十七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依照总则编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以及诚信原则等予以解释。 第二百五十八条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编通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适用本编典型合同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

中国民法典的十大亮点 新看点

中国民法典的十大亮点 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高票通过了民法典。民法典以原有9部法律为基础编纂而成，在体系、制度和规则方面，新修、新增较多，如下十大亮点尤为醒目： 第一，体系化。体系化也就是法典化，就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和价值序列将数量庞大的法律条文和规则有秩序地排列组合为一部法律。我国民法典的体系首先是总分结构，即提取公因式的潘德克顿体系；其次是按照基础性权利或法律关系与救济性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区分安排分编结构，即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与侵权责任，前者具有基础性，后者是救济性的民事侵权责任；最后是基础性的权利或法律关系，采取了先财产（物权、合同）后人身（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的排位顺序；再往细了说，支配权（物权、人格权）在先，请求权（合同、婚姻家庭）在后。总之，前述四层次的排列顺序是有讲究、有逻辑的，这就是体系化。当然，这个体系也有缺憾，比如：债权本与物权并列，但在形式上消失了；人格权是最重要的权利，却排位靠后，留下了“先物后人”的诟病。

第二，社会化。社会化也就是公法化。民法本是私法，是私人之间的法，调整私人关系，奉行私法自治，排斥公权干预和家长主义。但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风险社会，甚至一个危险社会，比如现在还未结束的疫情。成人无法工作，儿童无人照料，学生不能上学，偶尔在小区楼下溜达，还可能有烟灰缸落下而找不到那个丢下烟灰缸的家伙，想出去走走，环境又是如此的恶化！无奈之下，立法者只好将公权请进私法，干预民事生活。比如：总则监护制度中有国家监护、社会监护以及临时监护措施；物权编增加了物业管理人协助政府的义务；合同编继续容忍了行政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人格权编要求国家机关采取预防性骚扰的措施；婚姻家庭编则以法律的名义强制冷静或激动的离婚男女暂停和离程序；侵权责任编针对高空抛物要求有关机关及时出手，查明真凶，等等。所有这些公法因素都反映了民事社会的自治乏力及其对国家治理的需求。这是中国人的气质还是民法典的宿命，值得反思。 第三，人格权独立成编。人格权独立成编是中国民法典的最大亮点，也是中国部分民法学者最引以为

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徐国栋)

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 徐国栋 嘉宾：董安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支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 梅夏英（武汉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 主持人：程啸（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 尹飞（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 尹：大家好，今天是本学年“民商法前沿”系列论坛的第十讲，“民商法前沿”系列论坛是由我们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的，旨在活跃我院民商法学的学术气氛，推动民商法理论研究的深入。每次演讲的内容都将安排专人整理，在征得演讲人同意之后在“中国民商法网”（https://www.sodocs.net/doc/8110351825.html,）上发布。 今天的讲座我邀请程啸博士和我共同主持。 大家知道，我国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已经正式提上日程，对民法典的体系问题，学者之间有较大分歧。去年的这个时间，梁慧星教授应邀参加本论坛时提出了民法典起草的三条思路。今年年初，王利明老师也在本论坛就民法典的体系问题发表了演讲。而徐国栋教授则对民法典的体系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新人文主义民法典的看法，从而以本论坛为舞台形成了我国民法典起草的大论争。今天我们十分荣幸的邀请到了论争的另一方——厦门大学的徐国栋老师给我们演讲，题目是《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 同时今天还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董安生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杨支柱老师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梅夏英老师作为嘉宾出席今天的论坛。 程：今天晚上的程序安排是先请徐老师给我们做演讲，然后由董安生老师、杨支柱老师和梅夏英老师进行评议，接着由徐老师做一个回应，最后留出一段时间给大家自由交流提问。下面我们请徐老师做精彩演讲。 徐国栋老师：非常感谢民商法中心的领导、专家邀请我来做这个学术报告，因为这里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地方，在这里听的人不足200人，但是过几天可能天下的网民就会来看，所以这个讲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能够让我在这里讲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也让我感到人大一种宽大的胸怀，因为在治学方面，坦率的讲，我的一些观点和人大的一个学派是有一些不一致的，但是人大学派并不因为这一点而排斥我，所以能够让我在这里发表我的一些可能与各位老师不一致的观点，这是有度量的，所以我表示非常的感谢。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这个题目的源起也来自这里的讲座。梁慧星教授在《中外法学》2001年第l期发表了“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一文，是梁老师在今年年初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讲学，详细介绍了“松散式”、“理想式”和“现实式”三种起草中国民法典的思路，我的一些想法很荣幸地被当作“理想主义思路”的设计方案得到介绍，这对宣传我的观点起了重大作用，我十分感谢。其中有些意见和我的不同，所以我就有感而发，在今年4月山东大学邀请我讲学，我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在这里我把这篇文章给大家介绍一些，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尽情的批评。 一、是三种思路还是两种思路？

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的体系

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的体系 中国民法典的体系 时间：2001年2月23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贤进楼501会议室 主讲人：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并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法经济法法学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员，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团成员、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我国物权法、证据法起草人。） 主持人：新学期伊始，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民商法系列论坛又和大家见面了。论坛将继续邀请法学名师和法律实务部门人员到此就法学中的前沿问题和大家进行研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国民法典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王利明教授，讲座题目是中国民法典的体系。本论坛第六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梁慧星教授作了"制定民法典的三条思路"的讲座，梁慧星教授对松散式，理想主义式，现实主义式的三条立法思路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就未来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安排发表了个人的见解。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万人瞩目。就同一个问题，两位民法典的主要起草人见仁见智，相信会给大家带来有益的启

发和思考。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王利明：大家好！ 我现在和大家一起研讨中国民法典的体系问题。民法典的体系对民法典的制定至关重要。 这涉及我国民法典采取何种形式的编纂体例。如果采取汇编式编纂体例，把现行的民事法律、法规汇编到一起，组成民法典，民法典的体系问题显得并不重要。有一个学者提出民法典采取松散式的编纂体例，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法律汇编，即民事法律规范大全，民法典体系不足以道。实际起草工作中，我们并没采取汇编式法典编纂体例。但这并不意味着抛开当前的民事法律，另起炉灶的制定一部体系完整，条文严谨的民法典。这是因为重新制定一部民法典是一件工作量极大的事。同时自我国民法通则颁布以来，大量配套的民事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形成了民法的基本框架。司法实践证明基本上这些法律是行之有效的。从立法技术实用性来讲，一步到位的民法典制定体例是对立法资源的浪费，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我国应采取的是汇编与制定相结合的编纂模式。首先把现行民事法律、法规中重要的内容归入民法典，然后按科学的法典体系对其进行修改、补充、完善，最终形成体系完整的民法典。在这一过程中，第一步是法律汇编，第二步是制定法律。因此，在

《民法典总则编》学科知识竞赛

《民法典总则编》学科知识竞赛 您的姓名： [填空题]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民法典》自（）起施行。 [单选题] * A、2020年5月28日 B、2020年10月1日 C、2021年1月1日(正确答案) D、2021年6月1日 2.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 [单选题] * A、第一部(正确答案) B、第二部 C、第三部 D、第四部 3. 《民法典》是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当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规定执行。 [单选题] * A、民法典 B、先颁布法律 C、后颁布法律 D、其他法律(正确答案) 4. 《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单选题] *

A、法定代理人(正确答案) B、委托代理人 C、代表人 D、指定代理人 5.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下落不明满（）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为失踪人。 [单选题] * A、半年 B、一年 C、二年(正确答案) D、三年 6. 《民法典》规定，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单选题] * A、地役权 B、所有权(正确答案) C、知识产权 D、债权 7. 《民法典》规定，为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的,应当依法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并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向受试者或者受试者的监护人告知试验目的、用途和可能产生的风险等详细情况,并经其（）。 [单选题] * A、事前同意 B、事后追认 C、口头同意 D、书面同意(正确答案)

公序良俗原则及其司法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及其司法适用 发布日期：2011-05-10 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摘要】公序良俗作为现代民法一项重要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在民法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学地界定公序良俗的概念,是本文论述的基点，也可以有效地防止其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严重的负面效果。但要对其进行深入的解读,不能期望一个完美的概念界定,而应该变换视角,从该原则与道德、现行法秩序的区分来界定公序良俗的基本要素。为进一步认识公序良俗原则，应该明确公序良俗原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适用范围。由于公序良俗原则在我国民法理论中与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有很大的混同性，笔者将该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公序良俗原则在我国民法中不仅仅具有其他基本原则共有的功能，更有自身独有的功能。这也为本文界定了论域。公序良俗是私法上控制私人自治、检视法律行为效力的阀门之一。当一个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况时，禁止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然而,由于该原则自身的因素和我国司法环境的原因也就决定了它潜藏着以维护伦理道德之名侵害私人自治的致命危险性,立法上所保障的个人自由可能在司法的层面被公权力销蚀而化为乌有。故, 公序良俗原则易被我国司法滥用，而一旦被滥用将产生严重的危害后果。为防止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滥用，必然要求明确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标准，进而实现其判断标准的客观化、具体化。为此，笔者从哲学、主体、地域角度全面地介绍了公序良俗原则判断标准的各种因素理论。那么，在实体法上怎么将这些判断标准应用于对公序良俗的判断来避免该原则被滥用呢？对此，我国学术界力主案件类型化理论来实现这一目标。笔者在明晰公序良俗原则案件类型化理论之后，明确提出：该方法由于自身的缺陷和我国司法环境的特殊性因素，案件类型化理论并不能担当此大任。既然实体法无法防止该原则被滥用，笔者考虑到公序良俗原则的高技术含量，将这一问题转化为程序问题加以解决。在程序法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程序上防止借助公序良俗原则向一般条款逃避。对于公序良俗的认定的主体而言，难道一定要由法官来担任吗？对此，笔者认为法官并不能担当此大任，公序良俗的认定应由民众来完成，而人民的陪审团制度为此提供了制度的保障。在此理论基础上，笔者主张，在我国民事诉讼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建立以陪审团制度为基础上公序良俗案件诉讼制度，从而在程序上确保该原则的功能和作用的实现。 第一章公序良俗基本原则之再解读 《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破坏 国家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对于这一规定我国大部分学者（梁慧星、王利明 等）都将这一条解释为实质上是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4]，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如 申卫星、李开国）同时又将该条解释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也有一部分学者主张 仅仅将该条解释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5]。那么，究竟何谓公序良俗原则，其又有什 么功能和作用，在我国制定未来民法典时又如何防止这种解释的混乱呢？ 第一节公序良俗原则的含义

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麻昌华 覃有土)

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 麻昌华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 覃有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上传时间:2007-12-19 关键词: 民法典/体系结构/民法本位 内容提要: 体系结构的设计是民法法典化的首要问题,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源于现实生活之中。现有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基本可分为两种:一是法国民法典的“人——物”对应结构；二是德国民法典的“总——分”对应结构,这两种结构均有法典目的缺失的缺陷。我国民法典的结构设计应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中心、以责任为手段的思想,以此设计的民法典实行三编制:第一编人法,第二编权利法,第三编侵权行为法。这一结构既具有民法文化的支持,也能使我国民法典结构具有一定的原创性。 民法典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一国的民事法律体系化的过程。在没有民法典的国家中,并不意味着没有民事立法。民法典就是现实中的实在法以一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外壳。要将这些杂乱存在的实在法组合在一起,就得为其提供一个体系框架,使每一民法材料都能在这个体系框架中各得其所,和谐共存,这就是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有了以一定结构构成的体系,各种民法材料的加工才有一个归属。因此,体系结构的设计是民法典制定的基础。 法典编纂的历史告诉我们,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在已有民法典的国家中,只是体系的验证和修改,在没有民法典的国家中,就要进行体系的设计了。 一、对现有民法典体系结构的考察 在21世纪初寻找未来民法典体系结构时,比起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要幸运得多了。作为现代民法典开山之作的《法国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可供选择的参考模式除了一堆杂乱无章的罗马法文献外,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不成文的习惯法了。这时立法者只要能找到一种能将罗马法中的私法成分有序排列的体系结构,就可以作为民法典结构了。其寻找的对象只能是从罗马法本身蕴涵的结构去着手。但今天不同,今天的世界,已有几十部现存的民法典,每一部民法典都有一个体系结构可参考。这就省却了体系结构构造前的概念提炼工作,而只需从已有的民法典中抽出体系结构来比较,进行一定的选取、剪贴和修正,就可得出我们所需要的结构。只是由于可供参考的模式很多,给选择参考的工作增加难度,弄不好会觉得无所适涤的。正如欧洲民法典的统一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需要收藏、安排、评估和综合的丰富和多样的材料[1]一样,在设计我国民法典体系结构时,可供选择的参考模式就太多了。好在伴随着现代民法典200多年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民法典理论,已将现有民法典体系进行了分类。只要从法典类别上分析,就可减少逐一考察的繁琐了。 整个的民法典世界被基本分成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其它国家的民法典都可归入这两种模式之中,或是它们的模仿,或是它们的变种。 1。法国民法典结构[2] 《法国民法典》采取的是一个二分法的结构,实行三编制,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基本结构表现在法典的编之上: 第一编人 第二编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

民法典七大编及其诠释

(一)总则编 《民法典》第一编“总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统领民法典各分编。第一编基本保持现行民法总则的结构和内容不变，根据法典编纂体系化要求对个别条款作了文字修改，并将“附则”部分移到民法典草案的最后。第一编共10章、204条，主要内容有： 1.基本规定; 2.民事主体; 3.民事权利; 4.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5.民事责任、诉讼时效和期间计算。 (二)物权编 物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重要财产权。物权法律制度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是最重要的民事基本制度之一。《民法典》第二编“物权”在现行物权法的基础上，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结合现实需要，进一步完善了物权法律制度。第二编共5个分编、20章、258条，主要内容有：1.通则;2.关于所有权;3.用益物权;4.担保物权;5.占有。 (三)合同编 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合同法。《民法典》第三编“合同”在现行合同法的基础上，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坚持维护契约、平等交换、公平竞争，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完善合同制度。第三编共3个分编、29章、526条，主要内容有：1.通则;2.典型合同;3.准合同。 (四)人格权编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特定的人格利益享有的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的权利。《民法典》第四编“人格权”在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从民事法律规范的角度规定自然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内容、边界和保护方式，不涉及公民政治、社会等方面权利。第四编共6章、51条，主要内容有：1.一般规定;2.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3.姓名权和名称权;4.肖像权;5.名誉权和荣誉权;6.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五)婚姻家庭编 婚姻家庭制度是规范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民法典》第五编“婚姻家庭”以现行婚姻法、收养法为基础，在坚持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基

也论民法典的体系

也论民法典的体系 摘要：当前关于我国民法典编纂体系的学说、主张，有再予斟酌的余地。我国民法典编纂体系应在以下四项原则的指导下安排：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原则；体系性、逻辑性的原则；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构架的原则以及民事权利性质类型两分型的原则。基于此，我国未来民法典的编纂体系应是：总则法、人格权法、身份权法、继承权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债权总则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共九编。 关键词：民法典，体系，原则 关于民法典的编纂体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争、吵”后，现已趋近“心平、气和”，但此局面之形成绝非是不同意见达成妥协的结局。笔者认为：关于我国未来民法典编纂体系的问题，有继续探讨和争论的必要。这样的探讨和争论应直至民法典的颁布才可以告一段落，但并非到此终止。学界应有这样的态度和热情。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科学的态度，只要有不足和必要，就需要研究和争论。 一、民法学界关于民法典编纂体例的几种主张 目前民法学界关于我国民法典体系的学说、主张，可以分为两大流派或曰三大主张。 一大流派是主张汇编式或曰松散式的编纂体例。这一由民法起草工作小组成员费宗袆所提出并得到江平教授和魏耀荣先生赞同，但却没有得到大多数民法学者的赞同的民法典编纂体例。这一体例的本质是不再坚持大陆法系法典所固有的逻辑性和体系性。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已经有了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继承法、婚姻法，正在起草物权法，把它们汇编在一起，也就成了中国民法典，无须按照严格的逻辑关系，也无须要求完整的体系，各部分相对独立，相互之间构成松散式的、邦联式的关系。20XX年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的民法典草案，就是典型的汇编式民法典。这一草案包括：总则、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九编，其中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和继承法，是原封不动地将现行法编入，是彻底的松散式和汇编式的民法典。对这一法典体例，多数学者表达了坚决反对的声音：首先，这一编纂体例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实际，首当是中国民事立法的历史和民事司法的现状两个方面：从中国民事立法的历史来看，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在列强入侵，国难当头的历史关头，自觉地抛弃固有的中华法系，学习

民法总则新规定

一、诉讼时效期间由两年延长为三年 重要性：★★★★★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本条将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间由两年延长为三年。有关期间的修改，在实务中最需要注意的是法律的溯及力问题。关于溯及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有可能会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在解释未公布前，可以作为参考的是1999年施行的《合同法》对此前《技术合同法》（已被《合同法》废止）中关于技术合同争议的诉讼时效作出延长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所确立的溯及力原则。《技术合同法》规定，技术合同争议的诉讼时效期限为一年。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技术合同争议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就此确立的原则是，技术合同争议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在合同法实施之前，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至合同法施行之日超过一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尚未超过一年的，其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两年。参考该解释，本次《民法总则》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由两年延长为三年，有可能确立的溯及力规则为：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实施之前，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至《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超过两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尚未超过两年的，其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虽然《民法总则》已经公布，但施行日期为今年的10月1日，在此之前，仍以两年标准为确定诉讼时效，切勿因此延误主张权利而导致诉讼时效经过。 二、重大误解撤销权行使期间缩短为三个月 重要性：★★★★★ 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民法典》总则编之“诉讼时效”相关案例裁判规则汇编

《民法典》总则编之“诉讼时效”相关案例裁判规则汇编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债务人获得诉讼时效抗辩权。《民法典》颁布涉及多个与诉讼时效相关问题的调整。本期北大法宝汇编整理6例与“诉讼时效”相关的案例裁判规则，以供参考。 一、指导性案例 1.缴纳专项维修资金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 【关键词】业主共有权；专项维修资金；法定义务；诉讼时效 【裁判规则】 专项维修资金是专门用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缴纳专项维修资金是业主为维护建筑物的长期安全使用而应承担的一项法定义务。业主拒绝缴纳专项维修资金，并以诉讼时效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案例索引】指导案例65号：上海市虹口区久乐大厦小区业主大会诉上海环亚实业总公司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规则日期】2011.09.21 【法宝引证码】CLI.C.8539373 二、公报案例 1.抵押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未行使抵押权致使抵押权消灭的，抵押人有权主张解除抵押权登记 【关键词】诉讼时效；抵押权消灭；抵押权登记 【裁判规则】

诉讼时效以请求权人怠于行使权利持续至法定期间的状态为规制对象，目的在于让罹于时效的请求权人承受不利益，以起到促其及时行使权利之作用。抵押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未行使抵押权将导致抵押权消灭，而非胜诉权的丧失。抵押权消灭后，抵押人要求解除抵押权登记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二百零二条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案例索引】王军诉李睿抵押合同纠纷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7年第7期（总第249期）

民法典征求意见稿修改建议

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 民法是法律体系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民事法律规定从无到，逐步完善，民法体系已基本形成。鉴于民法的重要性，中共中央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编纂民法典”的要求，制订一部统一的民法典，是国家的需要，是法治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启动的民法典编纂工作，我会高度关心。2015年4月20日，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组织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公布以来，我会组织进行学习，部分专业会员形成一些些意见，现寄给你们。 由于水平有限，难免谬误，但野人奏曝，其心可嘉，或许真能为国家民法典的编纂提供微薄之力。 此致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修改建议》 中国民主建国会顺庆区基层委员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 修改建议 四川锐思邦律师事务所刘洹岑 一、修改原则 (一)语言简洁，无歧义，明白即可。 能少说绝不多说。例如：征求意见稿第八十条第一款最后一句“并办理登记手续”，完全可以改成“并办理登记”。“手续”，通常情况下是口头用语，去掉“手续”不影响含义。 (二)要直说，说明白，不要绕。 如：征求意见稿第六十二条“非依本法或者其他法律的规定，不得设立法人”，完全可以改“设立法人，必须有法律规定”。前者有可能受《台湾民法典》的影响，而后者更符合大陆的语言习惯。 类似情况还有，如第一百一十八条。 (三)用语精准，字斟句酌，字字珠玑。 (四)只要不引起歧义，语句越短越好，越简单越好。 (五)用语规范。 (六)前后一致。 如第三十五条专门解释了“利害关系人”，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中却用了“利害关系人”所解释的内容，完全可以一致。 (七)民法典的编纂，应当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不要落入陈窠。 例如，征求意见稿中所有的“法律行为”均可改成“民事行为”。

民法典的时代意义(下)

民法典的时代意义（下） 四、民法典的几种选择对法典从社会、文化角度做过深刻比较研究的Csaba Varga﹐曾经提出非常细致的功能类型[1]﹐就民法典而言﹐本文仅从以下几个观点来分类﹐作为评估大陆民法典草案的基础。 1、体系观点 近代民法典从其整编民事规范的单位数来分﹐从最早的法国、奥地利民法受罗马法中盖尤斯「法学阶梯」的影响采三编制﹐对拉丁美洲多国有深刻影响[2].到了一八***年的西班牙民法改采四编制﹐影响到后来的阿根廷民法也是如此[3].一九○○年开始施行的德国民法首创五编制﹐直接影响的是希腊、日本、中国（国民政府时期）和葡萄牙﹐也都采五编制。晚出几年的瑞士民法则可说是五编制的变型﹐即把债法独立出来﹐而余下四编架构相当近似﹐只是不设总则﹐而以人法替代﹐且把亲属、继承置于物权之前而已。意大利旧民法（1865）原来主要借鉴拿破仑法典﹐现行民法（1942）则显然受到德国潘德克吞学派的影响﹐但又刻意与德国民法区隔﹐首创不同以往的六编架构。而另一个在社会主义民法具有典范地位的一九***年苏联民法典则采的是八编制。一九九二年竣工的荷兰民法典﹐其前身（1938）深受法国民法影响﹐以债编为例﹐据说六三三个条文中至少有五六一个条文直接从法国民法抄过来。后来也「德」化日深﹐新民法典共分八编（如果第七编之一不另计的话）﹐仍在讨论中而未订的还有两编。更新的是苏联民法分成三部分共六编﹐第三部分才在二○○二年三月

开始施行[4].各种体例可说琳琅满目﹐极尽民法体系的想象﹐此处限于篇幅﹐不细说其差异。然而隐隐然似乎可以看出由简而繁的趋势﹐反映了民事关系的日益复杂。 梁慧星教授谈到大陆民法典立法的三条思路[5]﹐其中所谓「松散式、邦联式」思路﹐也是从体系观点出发﹐以与注重逻辑性、体系性的法典相对﹐这样的分类非要建立于一种比较广义的法典定义不可﹐因为本文前节讨论的小结﹐仍然以系统性编纂的法典为宜﹐此处就不把英美法系中同样可见的某些法典纳入讨论[6].就狭义的法典来观察﹐一个也许比较有意义的分类﹐是从有无「总则」编切入﹐也就是在分为不同单元之后﹐能不能找出共同的﹐或德国人所称的「括号前」（vor die Klammer）的原则性规范﹐不仅在立法技术上因避免重复而较为经济﹐更重要的﹐是让适用者可以如算算术般从一般演绎到特别（deductio more geometrico）﹐乃至藉此标示出足以统摄整部民法典的精神﹐从而属于比较「紧密」的法典﹐反之﹐则显示其法典对所规范领域的整合﹐有意或无意的﹐仍相当「松散」。就此而言﹐首创总则编的德国民法典确实代表民法体系化发展的一个新里程碑﹐因为它不仅以总则编统领其他四编﹐而且各编都按通则／分则的方式编纂﹐且不论通则还是分则一律依权利义务关系的发生、存续、消灭的三部曲编列﹐可谓体系井然﹐配合普通／特别的规范﹐更创设了各种精确的概念﹐形成上下位分明、如同金字塔般的概念体系。德国民法之后出现的民法典﹐很多都采这种紧密的体例﹐如日本、中国、希腊、韩国、波兰、苏联、葡萄牙等。德国民法之前﹐深受罗马

中国民法典学建议稿

中国民法典学建议稿 对于如何构建中国民法典的体系问题，民法学界存在广泛而热烈的争论。我们认为，中国民法典的体系应当由民法总则、人格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权总则、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的一般规定、侵权行为法构成。下面拟就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逐一加以论述。 “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是对王利明教授组织起草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的深入说明和精辟诠释，共有五本，涵盖建议稿的八编全部内容，包括总则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物权编、债法总则编、合同编以及侵权行为法编。 本套书的亮点在于： 体系新颖完整：依条文内容将建议稿细分为编、章、节，每一条文之下均附有立法理由以及参考立法例，整体结构和体例都较为完整和全面。 内容权威翔实：条文为资深民法学者所起草，荟萃诸多专家的深邃见解和研究精华。立法理由部分详尽展现条文的个中内涵，阐述相关民法原理，分析理论争鸣，总结条文起草的渊源和动机。参考立法例部分集合境内外相关立法例，为对比国内外立法以及理解条文内容提供可贵资料。 本套书集权威见解、前沿理论、翔实资料、完整体系于一体，对关注研究民事立法的广大-法学界人士具有重大的

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在采取法典形式时，将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民法规则或者法律条文以某种逻辑加以安排，从而形成的体系。简言之，就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经启动的情况下，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应当如何构建民法典的体系。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其追求的是高度的体系性与严密的逻辑性。可以说民法典的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对于如何构建中国民法典的体系问题，民法学界存在广泛而热烈的争论。我们认为，中国民法典的体系应当由民法总则、人格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权总则、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的一般规定、侵权行为法构成。下面拟就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逐一加以论述。 “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是对王利明教授组织起草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的深入说明和精辟诠释，共有五本，涵盖建议稿的八编全部内容，包括总则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物权编、债法总则编、合同编以及侵权行为法编。 本套书的亮点在于： 体系新颖完整：依条文内容将建议稿细分为编、章、节，

协定法法条释义第三百七十七条.doc

合同法法条释义第三百七十七条- 法条原文 第三百七十七条保管期间届满或者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将原物及其孳息归还寄存人。 法条文义解释 本条是关于保管人返还保管物及其孳息的规定。 保管人在履行返还保管义务时，应注意三点：（1）保管人返还保管物的时间是保管期间届满，或者是寄存人在保管期间内提前领取保管物时，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保管期间的，保管人可以随时请求寄存人领保管物。（2）保管人返还保管物的地点，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约定，则按约定执行。如果没有约定，保管物为不动产的，保管人应在不动产所在地返还；为动产的，返还地点应为保管地，保管人有返还保管物的义务，但没有送交保管物的义务，当事人有约定的除外。（3）保管人返还的物品应当为原物，包括种类物和特定物；原物生有孳息的，保管人还应当返还保管期间的原物孳息。对于保管人返还保管物的义务，法国民法典规定，受寄人应返还受寄的原物，货币寄存，不论其价额涨

落，应返还原货币；如寄存物产生孳息，应返还孳息；受寄人对于受寄的金钱不付任何利息，但如延迟返还，则从延迟返还之日起应付利息。我国台湾民法典规定，受寄人返还寄托物时，应将该物之孳息，一并返还。 保管期间届满保管人返还保管物，或者应寄存人的要求随时返还保管物，是保管人的一项基本义务。但是保管人还应当将保管物的孳息一并返还寄存人。孳息是指原物产生的物。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天然孳息是原物根据自然规律产生的物，如幼畜。法定孳息是原物根据法律规定带来的物，如存款利息、股利、租金等。根据物权的一般原则，除法律或合同另有约定外，孳息归原物所有人所有。在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并不享有保管物的所有权，所有权仍归寄存人享有。因此保管人除返还保管物外，如果保管物有孳息的，还应一并返还孳息。例如甲为乙保管一头母牛，如果在保管期间母牛产出小牛的，保管人甲应当将母牛及其幼畜一并返还寄存人乙。当然如果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例如甲乙约定，小牛作为保管的报酬归甲所有，这样保管人甲就不在承担返还孳息的义务。 白硕

论民法典总则的功能及体系

论民法典总则的功能及体系 [摘要]我国的民法（草案）总则编至少存在六处缺失。在对各国民法典总则进行比较法研究之后，我国的民法典总则编应当在坚持德国式民法总则的基础上，顺应社会发展对其有所突破，构建一个“主体—客体—行为—责任”四位一体的结构模式。 [关键词]民法典总则功能体系 一、民法典总则的意义厘定 “总则”是一个与“分则”相对应的概念，“总则”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其在价值上和逻辑上相对于“分则”的优位和超越。遍观世界各国的民法典，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学说汇纂”式编纂体例还是“法学阶梯”式编纂体例，一般都有一个特殊的编章。这个所谓特殊的编章在各国的民法典中有着不统一的称谓，如瑞士民法典称“引言”，法国民法典和意大利民法典称“序编”，阿尔及利亚民法典称“一般规定”，而德国民法典称“总则”。从宽泛意义上来说，我们将这种独立于各“分则”在形式上位于民法典首编的特殊编章统一称为民法典的“总则”。这种宽泛意义上的总则同时具备两个特征：第一，在位置上位于民法典各分则之前；第二，它不是有关民事权利的具体规则，而是关于民法一般性规则的法律条文。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学说汇纂》式还是《法学阶梯》式，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法典的首编皆符合这两个特征，而得成为宽泛意义上的民法典“总则”。 而中国学者一般在论及民法典“总则”的时候，常常是在另一层意义上来使用“总则”这个概念。这里的“总则”不同于宽泛意义上的“总则”，而是对“学说汇纂”式民法编纂体例前置编章的特指。在这个意义上，“总则”这个概念仅仅用来指代以《德国民法典》编纂体例为蓝本的民法典的前置编章。它不但满足宽泛意义上的民法典“总则”的要件，而且，在实质上，它代表着与以《法国民法典》为编纂范本的《法学阶梯》式编纂体例相对的另外一种不同的法典编纂理念。 以《法国民法典》的代表的《法学阶梯》式民法编纂体例，虽然一般来说有独立于其后各分则的“序编”，且其序编所规制的内容也是反映民法一般规范的条文，但是，这些条文一般都是关于民法典法的适用及其效力的规则，与其说是民法典的一般规则，不如说是关于法治的一般规则，其内容与后

中国民法典的基本理念

中国民法典的基本理念 民法典的基本理念是民法典制定及其法律规定运用的最高原理，是对民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理性认知和建构，是民法典制定中必须解决的基础性课题。在拟订民法典草案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确立中国民法典的五个基本理念。 人权主义 所谓人权主义，是指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将私权利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人权主义是21 世纪的人文主义。人权主义的民法典，实际上就是私权神圣的民法典，它是民法权利法性质的必然要求，即民法典全面确认民事主体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权利，确保民事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剥夺。具体而言，民法典首先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民事权利体系，坚持除物权、知识产权实行权利法定主义外，其他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严格实行任

意主义，摒弃权利必为法律明文确认的僵化观念；其次，对不同主体的民事权利给予同等的保护，确认私力救济制度，完善公力救济制度，实行彻底的全部赔偿规则；再次，明确规定类推适用在民法上的价值及其司法适用；最后，确认法院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而拒绝审判。 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即私法自治，是指民法范畴内，民事主体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预。换言之，民事主体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断，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己负责，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种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在因彼此间的权益发生纠纷时可以选择纠 纷的解决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实质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方式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识，自主地